电车难题三思之第一思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3-12 02:52:26

约十年前，笔者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中文题目叫作《公正，该如何是好》？
这个视频，是美国哈佛大学一堂关于政治哲学的公开课。课程比较长，总共有十二集，每集大概有四十五分钟。课程虽然长，但并不枯燥，也不晦涩，每堂课都是在活泼有趣的气氛中进行，沿着从古到今哲学大师们的思路，结合许多具体的例子，深入浅出地阐释以公正为前提的道德标准、正义、民主、权利、自由、平等、政治等各种理念。
这些理念都是现代中国人既热门又迷茫既有兴趣又厌恶的话题。
问题是：这个课程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出一个如何真正公正的结论。正如主持这个课程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 Sandel）说：“人类历史上这么多的哲学家一直在探讨而仍然没有结论的问题，不可能在这个课程之后得到解决”。
这是必然的。
十年后的今天，公正问题依然未解决。明天，再之后的无数个明天，可能都解决不了。
为什么人类解决不了公正的问题？
因为，要实现公正，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公正”？
为什么要公正？
很简单。因为，不公正，会“害人”，或者“害己”。
这就有可能产生这么个推论：如果大家都同意害人害己是“可以”的，我们就不需要公正。
反推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公正，害人害己就是“不可以”的。
继续追问：为什么不可以害人害己？
其实，可不可以害人害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良心”。
良心，另外有一个高大上的叫法：道德。
因此，要解决公正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何为道德及如何才是有道德的问题。
这里同样可以产生这么个推论：谁解决了何为道德及谁是真正有道德，谁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公正的问题。
何为道德？如何才是有道德？历史上，东西方各有不同的、精彩的、深奥的“理论上”的诠释，笔者水平有限，就不在这里画蛇添足、班门弄斧了。
这“理论上”三个字加上双引号，是想告诉大家：如何说，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精辟绝伦，做不到，就等于白说。
因此，笔者试图“绕过”理论，用具体的事例，“感性地诠释”：谁“做到了”有道德。
《公正，该如何是好》的课程里有个例子：一名火车司机，正驾驶着一列火车高速前行。突然发现前方有五名工人正在路轨上全神贯注地干活，他们可能带着防噪音的耳塞，没有听见火车奔驰的轰鸣声。与此同时，很不幸地，司机发现火车的刹车系统居然在这个时候完全失灵了，也就是说，他将无可避免地撞上那五个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司机看见在火车与那五人之间的路轨上，原来还有一条分岔路轨，正当司机打算控制火车驶向分岔路轨，以挽救那五人时，却发现那条分岔路轨上也有一个人正在干活！
是按原来的路线前行还是转向？
无论东西方，相信绝大部分“理性”的读者，心中都会有相同的答案：转向！牺牲一人挽救五人的生命。
这种选择，形象概括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对道德公正的哲学思维：取决于后果中的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主义，也叫做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下的选择，简单明了，太容易了。
但笔者发现，这其中有个奥妙，是公开课没有意识到，因此根本不会讨论的：
功利，其实有不同的“内涵”。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许多西方国家在短暂的抵抗之后很快就弃械投降，“躺平”了。因为，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个人主义具有神圣性。换言之：“我”就相当于上述公开课里路轨上的“五人”，所有那些公众利益，以及那些感染病毒甚至因病毒死亡的“他者”，反而不过是另外一条路轨上的“一人”。如此功利内涵之下的“牺牲一人”，政府的、我的良心都“完全过得去”。其“效用最大化”在于：尽管社会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政府及个人的“道德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即不需要付什么道德责任，没有人需要辞职，当然更没有人会被“枪毙”）。
而当其时的中国，坚持大规模封城并取得防疫成功，同样也具有功利性，但这里功利的内涵，完全是另一回事：集体、国家的利益、“他者”的健康相当于“五人”，“我”的个人权益是“一人”。这种功利主义后果中的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付出的成本减到最低，但政府、个人则共同“牺牲”了巨大的道德成本。
接下来的2021年、2022年，新冠疫情已是燎原之势，人类社会被迫地进入了“新常态”。但此时的中国政府，依然坚持着“动态清零”。
“据说”，中国政府这种我行我素的“独裁”行为，已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在这种民愤的“大环境”里，中国政府的政策孰是孰非，笔者“不敢”多言。但当中引起的所谓的“民愤”，让笔者想起了《公正，该如何是好》里的另一个例子：
情形类似，刹车系统失灵的火车正朝着五个工人冲去，但没有分岔路轨，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火车必然会撞上五个工人。公开课在这里来了个“设定”：在五人与火车之间路轨的上方有一座桥，“你”正站在桥上，目睹下面即将发生的惨剧。公开课在这里再多一个“设定”：此时恰巧你旁边站着一个大胖子……
你知道，假如你把胖子往桥下一推……
火车将被停住，五个工人将被挽救（公开课没有考虑这种行为下火车会不会出轨哈）。
你推还是不推？
相信绝大部分理智的读者的选择都是：不！
……
为什么？
同样为了挽救五人，牺牲一人，为什么两种选择下人们的态度不同？
第二个例子里大部分人会选择否定，让我们简明地理解了康德的道德推理原则：无差别理性的道德基本原则，也叫做绝对主义。意思就是：如果你主动推胖子下去，你就是“道德败坏”；你不推，尽管那五个人可能都会死去，但“与你无关”，你是“轻轻松松”地就可以道德高尚了……
哦！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两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引起了那么大的“民愤”，因为它竟然充当了把胖子推下去的“侩子手”！
为什么中国政府甘愿充当侩子手？道德败坏？！
笔者不禁想起东方佛学里的“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笔者发现，在这里的语境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居然与“道德败坏”等价。
思考到此，何为道德？笔者依然没有弄懂，亦不想弄懂。
笔者只是“感性”地知道：西方的道德，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绝对主义的道德，都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取的，换言之就是廉价的。也就怪不得，西方国土里，漫山遍野都盛放着道德之罂粟花。
但是，廉价的西方道德，“到目前为止”，都解决不了公正的问题。
而中国的道德，太昂贵了，太沉重了，要获取，需要巨大的代价，结果就是，在中国能真正被称为道德高尚的人，少之又少。
昂贵、沉重的东方道德，能否解决公正的问题？那些毕生寻求道德真谛，追求公平正义的“七贤”们、毕达哥拉斯们、德谟克里特们、苏格拉底们、柏拉图们、斯宾诺莎们、休谟们、康德们、黑格尔们，那些高高在上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卫士们，谁能回答？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3-12 02:59:26

注：《电车难题》是关于道德伦理方面“两难悖论”的思考。笔者将发三篇连载讨论，但内容并不局限于“两难悖论”，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作不同的发散思维。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3-16 13:11:56

电车难题三思之第二思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第一部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可以叫作：“论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当“基础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物理学被“锁死”，人类文明（严格而言应该是人类的物质文明）的进程就会被遏止。
根据上述论题，我们也可以作以下联想：
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除了规模、烈度和强度不同外，“斗争”的本质，从来不曾改变。更有甚者，我们还“推己及人”，认为这亦是宇宙的“常态”：《三体》中的“降临派”，认为人类已完全没有希望，因此情愿让三体人来毁灭人类。然而，三体人锁死地球科技（与现实里某大国处处卡别人脖子的行为异曲同工），甚至是把地球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的手段及行为，与“完全没有希望”的地球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第二部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更把“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斗争作为一种“常识性”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脑髓，深入到我们的基因里。
人类的精神文明，几千年来从未真正提升过。
————是否人类文明中的精神文明，已经被“锁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这句话作为其宪章的首句，并用多种语言把其镌刻在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
人的思想史，集大成者就是哲学史。
那么，不妨换一个问法：是否我们的“基础哲学的基础”被锁死了？
什么是“基础哲学的基础”？
斗争的表面契因是利益。如何公平地争，是哲学史上一直得不到解决的“电车难题”（注：这篇文章是之前已发表的《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防疫带来的思考》一文的姐妹篇。什么是“电车难题”？不了解的读者请自行上网搜索）。
电车难题无解，是因为电车难题里面两个深层次的领域都被锁死了（比《三体》的高能粒子加速器被锁死还多了一个哈）。被谁锁死？笔者不认为是什么外星人的杰作，“大概率”是被人类自己锁死的，就是俗语所说的“自己挖了个坑再自己往里跳”。
一个领域是：“争”的对象是什么？对这个对象的“本体”的研究，叫“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有着这么一种基本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者框架。这个基础，亦称为“阿基米德点”（也可简称为“质点”，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阿基米德点”这个信念，就是人类为自己挖的“坑”。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阿基米德点是什么，而执行这个“任务”，则是“跳进坑里了”（注：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已经揭示了，不存在这么一个“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者框架”，即“跳进坑里的哲学家发现：这个坑越挖就越大越深永不见底”。现代不少哲学家亦提出了各种“自由的、分延的、不给自己指定任何绝对起点的、本体碎片化的”反基础主义理论。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反基础主义理论只是为反而反，结果是带来了“家园失落的乡愁”，令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或及时行乐思潮泛滥成灾）。
另一个领域是：需要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发现基础（阿基米德点、质点）的正当性。这就是电车难题本身所探讨的领域：道德伦理。道德伦理，以价值观衡量。
两个领域的集成，构成集合论里的一个概念：交集。
交集的（扩展）定义是：由所有既属于集合A且属于集合B且属于集合…n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叫做A、B、…n的交集。
这个定义有两个“弦外之音”。
一个是：所有既属于集合A且属于集合B且属于集合…n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之外”的元素的集合（补集），一定不属于这个交集。这意味着一种“排他性”，即交集是“斗争”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里，紧接着“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后面的那句“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其实大有问题：这个“屏障”的本质依然是具有排他性的交集。“筑起屏障”意味着悖论：“为了不再战争必须继续战争”。
另一个是：元素一定是带“值”的。不存在没有值的元素。“价值观”则是这个值在政治上的道德语境术语，也就是说：“值”是具有道德属性的。
电车难题最终想强调的是：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但是，既然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则“有没有道德”这个命题，是一个真值为假的，无中生有的，自欺欺人的假命题。即具有道德属性的值，是“假”的（在你死我活的真实战场上，这个假命题的真面目就彻底被暴露，双方厮杀的士兵，如果存着“对方该不该死”的疑问，那被杀的往往是自己）！
但为什么，我们依然对这个假命题乐此不疲？还那么煞有介事地讨论？因为，无论是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总之是“肯定、必须有人死”（也可以理解为必然有人的利益受损）：电车难题本身就是我们为自己设置的“死局”（笔者发现西方哲学特别热衷于设置此类死局的“思想实验”），而真实的情形中，这个死局更可能是双方的：实际上没有人会站在铁道上“等死”。你操纵着火车冲向我时，我同样在操纵着火车冲向你。再把这个死局泛化到我们日常生活里每天的谋划里，特别是以个人利益为重的现代社会里，利益相互损害就成为了“日常”。那么，当我们相互损害、各自操纵着火车冲向对方时，无中生有但相当“有用”的道德，自然就成为我们“良心”上的挡箭牌或者是枪杆子。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年前就洞察了这种虚假的道德价值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我们赋予事物以价值观，就相当于跳进坑里的人，还自个儿在坑顶加了个沉重的盖子，坑里的人，就再也出不去了，也就：彻底锁死了自己。
交集，就相当于《三体》里的智子，遏止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升华，更在人类社会里兴风作浪，带来腥风血雨。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3-24 02:34:20

电车难题三思之第三思
成语“盲人摸象”，说的是“片面性”，对此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没什么深奥。不过，笔者发现，这个成语还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探讨。
首先，这个成语里面，暗含着两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1，在“摸象”的场景里，必须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2，这些盲人，必须是绝对不会说谎的“老实人”！
这两条信息，其实是两个前提。“盲人摸象”需要满足了这两个前提，盲人们才能够如实地描述所看到的：“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杆；其触脚者，言象如木白；其触背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摘自百度引用的《大般涅槃经》）”
————此时讨论盲人摸象的片面性，才叫作“有意义”。
如果是“一言堂”，即我凭绝对权威说了算，我说大象像绳子，“大象像绳子”就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理面前，就不存在片面性的问题；
如果盲人们“不老实”，明明摸到大象像绳子却故意说“如芦菔根”，整个场景也就乱套了，亦叫作“复杂化”，在复杂的场景（社会）里，盲人们的描述是否有片面性就根本没有意义：“不老实的盲人摸象”的世界里，能成为哲学皇冠上的明珠的，一定是“厚黑学”；说谎者的世界里，任何高深的哲学理论都不堪一击，因此也难怪现在有人认为：哲学已走到尽头，已经没落；说谎者的世界里，有关道德伦理的电车难题首先要问的是：道德伦理值多少钱？如果认为道德伦理一钱不值，那就不存在什么“两难悖论”；如果认为道德伦理价值连城，那个“两难”反而会成为不幸之源，也就是俗语说的：“你有难了”；如果仅仅是我认为的道德伦理才是道德伦理，例如如果铁道上将会被撞的是我的家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身边的陌生人推下去阻挡飞奔的电车。
因此，为了“有意义地”讨论片面性，接下来，我们“只能假设”上述两个前提：“言论自由、老实人”————都得到满足，我们终于可以认真地讨论盲人摸象里的片面性。
————说“只能假设”，是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两个前提能否真正成立？笔者并不乐观。
满足前提的盲人们摸象之后，“言象如什么什么”里面的那个“言”字，其实大有讲究（噢！不好意思，笔者似乎也有“茴字有多少种写法”的臭毛病）：
言者，说也。对于描述某事物的“说辞”，有两种不同的“思维之境（模式）”：
第一种，是肯定性思维之境，笔者称其为“语境”，意思是描述的语气、语义都是肯定的，同时描述者思维上也是“主观”认同的。
肯定语境的描述里，当描述的对象与描述者过往所认识的某个“符征及符旨（例如长条状的绳子）”吻合，描述者就得出大象“如绳”的判断，也就是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当描述者找不到任何“符征符旨”与描述对象吻合，描述者就只能“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长条状’，强为之名曰‘绳’”。
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无论是“先验综合判断”，还是“强为之名”的判断，描述者对自己的判断都是肯定、认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盲人描述者来说，他一定是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即，没有一个盲人会承认自己的判断带有片面性。
由于盲人摸象是处在众多盲人们“言论自由”的场景中，盲人与盲人之间“大家都确信自己对”的判断，就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如果两个盲人之间是“敌我关系”，互相就会确信对方的判断是错的，进而是“邪恶”的，必须“消灭”的，这就产生了“斗争性”。斗争中同样不存在什么“两难悖论”：铁道上无论有一人还是五人还是成千上万的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邪恶的”他们辗个粉身碎骨————现实里某个大国“假设”自己是老实人，用高科技战争把某个“邪恶”国家地区摧毁时，才不会有什么“两难”的困惑，因为他“千真万确地相信，并且利用话语权四处宣扬自己是非常老实的老实人”，因此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正义的”。二是，如果两个盲人之间是亲密朋友关系（注：这里的“亲密朋友”可以比喻为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也就“两难”了：不认同对方，大家就不是朋友；但认同对方，意味着我的判断是错的，也就意味着我的“信仰基础”崩塌了。
肯定语气语义的、内心也认同的判断对象，在集合论里称为“交集”。对交集的判断具有斗争性、两难性。这是因为：交集具有因果性、必然性。具有因果性、必然性的思维，往往是“强调客观，其实主观”。例如：因为我摸到的大象像绳子，所以，大象的形状是绳子。
第二种思维之境，笔者称为“意境”。意境中的描述，只具有陈述性而不含有任何肯定、认同的“元素”。陈述性的意境思维，往往是“承认主观，反而客观”。例如：我摸到的大象的形状与我过去所认识的绳子形状一样（真正理性的先验综合判断）。意境思维，弱化了因果性、必然性，对“其他盲人”的判断“持开放态度”。开放态度，具有或然性。或然性，在集合论里属于“并集”的属性。
并集，具有“无用之用”的性质。
以现代社会里的摄像头为例：摄像头摄下来的任何镜头，对摄像头本身毫无用处，但无论有用无用，摄像头都会“纯粹地”、忠实地、“事无巨细”地记录出现在它“眼里”的事物，这样的摄像头里的信息，就具有了“纯粹哲学”的无用属性。如果摄像头具有“智能”，例如它只喜欢看“美女”，又或者会主动把没用的信息隐蔽甚至删除，这样的摄像头，其信息就不纯粹了，不纯粹的信息，争议就多多，这样的摄像头，我们一定“信不过”。
摄像头本身无用的纯粹信息，是由摄像头里的感光材料“感光”出来的，这些感光出来的信息本身，同样具有无用的纯粹性，但这些信息，对我们却大大有用。而且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使用：交通局用车流的信息调节交通；警察在人流里寻找坏蛋，维护治安。
这里要留意的是，尽管是选择性地用，但我们都知道摄像头的信息依然具有“共存性”（或属于的并集具有包容性的功能性共存关系）：我观察车流时，镜头里同时还“客观存在”着人流信息，只是此时的人流信息对我“没有用”，但如果我想用（从观察车流转移目标为观察人流），我自自然然就可以用，并且，不同需求的人，都可以从同一个摄像头里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丝毫不会担心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使用者之间会“打架”。也就是说：并集没有斗争性，也没有两难性。其或然性的功能性共存，具有和谐的活力性。
如果，以满足言论自由及老实人两个前提为条件，并且盲人们能够以陈述的意境描述其摸到的大象，其陈述的内容，就如同感光后的信息，具有了纯粹哲学的无用性，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就不但不应该批判，更应该大力提倡。提倡这种片面性的意义，不是在于最终能否全面地了解认识事物（因为康德认为这个任务是理性自身所无法承载的），而是在于：各种片面性的信息皆能为我有需求时所用。这就是“无用之用”。
无用，即老子的无为。老子的“道”，不是某种东西，而是“纯粹无用”的无为。无为因为无用，反而能够让我们“共存”而为，这就是“无为而为”。
交集的斗争性与并集的活力性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根据是一个基本的数理逻辑定律：笛·摩根定律————集合的交集的补集等于这些集合各自补集的并集；集合的并集的补集等于这些集合各自补集的交集。
很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政府的所谓“智库”，并不会从并集的原理上思考政治，因为实在是“太无用”。因此人类历史，始终在斗争中不断重复。
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解释：中国与南海周遭一些国家存在领海争议，大家都各自认为某片领海是“我的”。这里的“我的领海”皆是交集，为了确定是谁的交集，交集之间就必须你死我活地“斗争”了。中国政府因此而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就是把各自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交集转化成对大家都“无用”的并集，反而就能够“功能性共存地共同开发”了。
或者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政府希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军队这种典型“有用”的交集模式？这是因为，交集与并集的转化必须要双方共同进行才有效。如果对方强化自己的交集，我却以并集应付之，就只能通过“割地赔款（或属于也意味着可有可无）”来“搁置争议”了。因此，中国的军队发展，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中国哲学] 电车难题三思之第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