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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名懋，是西周成康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卫国第二代国君，卫康叔元子，“八师”统帅。传世文献和金文均记载有其事迹。文献中又称其为康伯、王孙牟、康伯髡，金文中称其为伯懋父、康伯。他生前曾统帅“殷八师”又称“成周八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葬于卫国公墓地，即今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地。
一、文献中的康伯懋
文献中不见康伯懋、白懋父，只见康伯髦、王孙牟、康伯髡，相关文献如下：
1．《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隐曰：“《世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按《左传》所称王孙牟父是也。牟、髡声相近，故不同耳。”
2．《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
3．《史记·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康王。”
4．《尚书全解》：“卫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传》谓王孙牟，继其父为司寇，犹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也。”
5．晋杜预撰《春秋释例》卷九：“王孙牟，康伯髦。”他在《世族谱》里直书为“王孙髦”。
6．梁玉绳《史记质疑》卷八：“《索隐》云： ‘《世本》康伯名髡，即王孙牟。’考杜预《世族谱》是王孙髦，牟、髦声相近，‘髡’字讹。”
这里髦、旄、牟音相近，可以通假，为同声假借字；髦、髡形相似，发生了讹误，髡可能由髦讹变而来；至于王孙之称，可能因他是康叔封之予，文王孙之故。
综上述文献记载，康伯，名髦。盖因同声假借、形近讹误、其为王孙的身份，所以又有王孙牟、康伯髡等多种称谓。是卫康叔封之子，卫国第二代国君，曾为周大夫或司寇，是康王之世重臣。康伯髦与太公望之子丁公吕伋、唐叔之子晋侯燮父、周公之子禽父、楚王熊绎四大国国君并称，足见其身份、地位、权势与他们相当。
但《逸周书·作雒解》记载：“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宅于东。”孙诒让认为此中旄父也是康伯髦，他在《邶墉卫考》中云：“中（仲）旄父古书别无所见，孔（晁）亦无释，今以声类求之，乃知其即康叔之子康伯也。……旄与髦为同声假借字，中旄父亦即王孙牟也。”
据史书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康叔为少弟，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故康叔长成王不多，“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宅于东。”发生在周公摄政、平定“三监”叛乱时，此时康伯髦即使出生，肯定也在幼年，不可能与其父分守“殷”和“东”。况且，康伯髦既称康伯，又称中旄，这样伯、仲不分，哪有集伯仲于一身的道理！因此，唐兰先生认为中旄父和康伯髦不是一人，是完全正确的。
二、金文中的康博懋
除上述之外，康伯懋的事迹又见诸金文。康伯懋在金文中称康伯或白懋父，相关铜器有如下12件：
1．召尊(《集成》11.6004)、召卣（《集成》10.5416）二器同铭：“唯九月在炎垖，甲午，白懋父易召白马，每黄、发微，用采不□。召多追于炎不□（肆）白懋父□（友），召万年永光，用作团宫旅彝。”
2．康伯簋盖(《集成》7. 3721)，盖藏广东省博物馆，器盖同铭：“康白作登□□万年宝用。”还有一簋（《集成》9.3720）与此盖同铭，归新加坡某私人收藏。
3．康伯壶盖：“康白乍□（郁）壶”。
4．小臣宅簋(《集成》8. 4239)：“惟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白懋父。白易小臣宅画干、戈九、易金车、马两。扬公、白休，用乍乙公尊彝，子孙永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
5．吕行壶：“唯三月，白懋父北征，唯还，吕行□（捷）．俘贝，用乍宝尊彝。”
6．小臣来□簋(《集成》8. 4239)，二器，形制、大小、铭文全同：“□，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一月，遣自□□，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在牧□，白懋父承王令，锡□征，自五□贝。小臣□蔑暦暨锡贝，用乍宝尊彝。”
7．师旂鼎(《集成》5.280 9)：“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在□。白父迺罚得显古三百锵，今弗克厥罚。懋父令曰：‘宜播。□！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播其又纳于师旂。’弘以告中史书，师旂对厥予□尊彝。”
8．御正卫簋(《集成》7. 4044)：“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用作父戊宝尊彝。”
9．白懋父簋：“白懋父”三字墨书。
这里有五种称谓：康白、白懋父、懋父、白。康是国族名，卫国徙封卫地前曾封于康：白同伯，是爵称或伯、仲、叔、季之伯，这里二意兼有；懋为其名，父为美称：康白、白懋父、懋父实为康伯懋一人的省称或不同称谓。
上述诸器的时代，郭沫若、陈梦家等先生全部定为成王时期，唐兰、李学勤等先生具定为昭王时期，我们认为它们具是康王时器。
召尊、召卣，均通体光素无纹，铭文又完全相同，应为同时同人作器。铭中的“在炎□，”或与令簋的“伐楚伯在炎”有关，似为同时之器。令簋铭中的“王姜”被认为是康王后妃，从而被定为康王时器。那么召尊、召卣也应为康王时期。陈梦家先生认为令簋铭中三见有“丁公”可能是姜姓齐侯吕伋，《史记·齐世家》即称之为丁公。由此可知，吕伋是伐楚战争的主帅之一。召尊、召卣铭文所记可能也是这次伐楚战役，康伯懋也是主帅之一。如此与《史记·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候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可相印证。但伐楚之事不可能发生在“俱事成王”时，应在此后的康王时代，因为楚子熊绎不被周王与其它四国一视同仁对待，发生叛乱情理之中，遭到征伐罪有应得。所以将召尊、召卣定为康昭时器比较合适。
小臣□簋，形特奇异，有盖，口下饰两周弦纹，双附耳高出器口，柱状三足较高，在圈足外侧接于其下腹，同铭者共两器两盖。师旂鼎，腹浅而扁，异于它器，口下饰一周垂喙分尾长鸟纹。御正卫簋口沿下一周回首躯体卷尾夔纹，圈足一周弦纹，两耳上端有尖耳兽头，下有钩形垂珥。王世民等先生定三器为康王前后，可从。
小臣宅簋、吕行壶，两器铭均记载白懋父赏赐属下之事，与上述诸器中的白懋父应同为康伯懋一人，时代也应相当，同为西周康王时期。
康伯簋盖，于一九五七年五月由上海文管会调拨给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簋盖作圆形，通高8.5、盖高5、直径23,8厘米。盖的正顶有个高3.5厘米的空心圆纽，直径为10.3厘米，纽与盖接触处有两个相对的镂孔（1.3厘米），当是为穿绳便于悬挂之用。盖面以单弦分晕，共三晕。从顶到边，一晕为3.5厘米，素而无花纹。此盖纹饰、形制与命簋盖极似，命簋为西周召王器“铭中“康伯”为康伯懋之省，联系以上诸器，此簋盖为康昭时期。
康伯壶盖、白懋父簋，均出土于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葬，也应为西周早期器。与白懋父簋同出一墓的还有“王妊簋”，王妊被认为是康王后妃，所以白懋父当为康王时人。
总之，这l0件与康伯懋相关的器物都属西周康昭时期，说明康伯懋活动在西周早期，此与文献记载的康伯髦事康王的时间大体是一致的。懋、髦音同通假，故康伯懋与康伯髦应为一人。所以郭沫若、唐兰、刘起舒、马承源、蔡运章诸先生认为文献和金文中的康伯、王孙牟、康伯髡、康伯髦、伯懋父实指同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文献中的称谓为后人的追记，又经历代转抄，加之假借、通假，多有讹误可以理解。青铜器铭文为当时人所铸刻，其称谓是真实可靠的，正得益于此，使我们得知康伯本名懋。杨宽先生说：“伯懋父是卫康叔之子康伯髦，亦称王孙牟，‘懋’‘髦’、‘牟’音同通用。当在康王时。
有人为金文中的白懋父与文献中的康伯髡或王孙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召王大臣祭公谋父。证据主要有三，其一认为与白懋父有关的铜器都为昭穆二世之器，与文献记载的祭公谋父生活在昭穆二世一致：二白懋父的身份地位与祭公谋父为昭穆重臣相称；三在字音上，懋和谋古音相近，二字双声，均属明目；懋在幽部，谋在之部，之、幽同类旁转。祭公谋父确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历史人物，穆王时的名臣，其代表作为《祭公之顾命》，“呜呼，天子！我不则寅哉寅哉！汝无以戾反罪疾，丧时二王大功。汝无以嬖臣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时中乂万国”，这就是著名的祭公谋父“德论”。周穆王征伐犬戎，祭公谋父曾以“先王之训”进谏，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穆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穆王好游巡， 《穆天子传》记载祭公谋父曾随行。今本《竹书纪年》载“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所以李学勤先生对上述观点给予否定，认为祭公谋父是穆王时的名臣，并指出厚□方鼎、□鼎等器铭中的溓（彗）公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祭公谋父。随昭王南征葬身汉水的祭公，可能是祭公谋父的父亲。因此，即使把与白懋父有关铜器的时代下拉至昭王之世，白懋父也与祭公谋父无涉，况文献记载祭公谋父曾从穆王西征，但金文记载白懋父曾北征、东征、南征，就是没有西征的记载。所以金文中的白懋父与文献中的祭公谋父不是同一个人。
上述青铜器铭文证明，康王时，康伯懋以卫国国君兼“殷八师”统帅的双重身份东征、北伐、南讨，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又作为周王朝司寇主持过官员之间的讼事等政务。召尊、召卣铭记载康伯懋在炎□赏召白马；小臣宅簋铭记载同公在丰，命令“宅事伯懋父，伯懋父易小臣宅画甲、戈九、易进车、马两”：御正卫簋铭又载“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康伯懋这样经常在炎□、丰、王（王城）等地赏赐属下马匹、车辆、武器等，说明他的权力很大。吕行壶所载康伯懋北伐和师旂鼎所载伯懋父统率师旂等人“征于方”，可能是一事。该方为地名，当即《诗·小雅·六月》所说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方，当在今甘肃泾阳附近，曾为伯懋父北征所及，说明康伯懋曾活动于宗周和成周二京。师旂鼎铭文记载师旂部属“不王征于方”，派人将此事告于康伯懋，康伯懋段其是非，定其处置，此与文献记载“继其父为司寇”的身份是相合的。这些青铜器铭文中的小臣□、小臣宅、吕行、师旂、召、御正卫具为其部下，因有军功受到康伯懋的赏赐而作器纪念、颂功。
康伯簋、伯懋父簋、康伯壶盖、康伯簋盖三器为康伯懋自作器，铭文较简略，反映出的史实较少。其中康伯簋、康伯簋盖同铭记载康伯懋为登作器，此“登��为何人？康���懋又���什么为他作器？尚待进一步研究。
上述诸器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白懋父簋和康白壶盖两器，白懋父簋出土于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M37，这是一座西周早期的中小型土坑竖穴墓，长3. 48、宽2.58、深4. 80米与之同出这尚有一王妊簋，铭“王妊乍簋”4字和牛首钮小圆罍，以及7件原始瓷器。康白壶盖出土于北窑墓地M701，这是一座西周早期的中型墓，墓口大于墓底，墓底长4.9、宽3.5、深5.2米。除康白壶盖外，尚出土一鼎足。这两座出土康伯懋自作器的墓葬，形制偏小，与康伯懋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同一人器物又分出两座墓中，故M37、M701均不可能是康伯懋的墓葬。联系康伯懋为成周八师统帅的身份，它们很可能是其属下的墓葬，这与我们推测的北窑西周墓地为成周八师阵亡将士的陵园是相合的。而白懋父簋用毛笔墨书，显系临时所为，是康伯懋为其阵亡的属将赠送的陪葬品。
另外，召尊、召卣传出洛阳，小臣□簋传出河南汲县。这两地一为东都、“成周八师”驻地，另一有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但据作器者为康伯懋属下、成周八师将领推测他们死后可能埋葬于洛阳成周八师驻地或丛葬康伯懋与辛村卫国贵族墓地。那么，这些器物可能都出土于这两个墓地。
三、康伯懋陵寝探寻
康伯懋既为“成周八师”统帅又是卫国国君，死后不葬于洛阳北窑的八师陵园，必埋在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且他又是卫国最有作为的国君，史书将他和熊绎、吕伋、燮父、禽父相提并论，金文记载有关其事迹的也多达十余器。所以他的墓葬一定是卫国墓地中形制规模最大者。查辛村卫国墓地时代相当、规模最大者为Ml，所以该墓有可能就是康伯懋的墓葬。
辛村卫国墓地确有不寻常之处，经过四次大规模发掘，已发现国君级大墓8座，均为带双墓道的中字型土坑竖穴墓。这在已发掘的西周墓葬中，规格是最高的，晋侯墓、燕侯墓、应侯墓、虢国国君墓等均望尘莫及。这与康叔封、康伯髦父子在西周王朝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在西周早期政治、军事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也与卫国所处殷商京畿故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卫国在众多封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此种情形在《康诰》、《酒诰》、《梓才》三篇中可见一斑。
根据发掘者对墓葬的分期结果，卫国墓地属于西周早期的大型墓有Ml、M6、M21、M2、M42共计5座，其中Ml和M6为一对夫妻异穴合葬墓。5座早期大墓中Ml形制最大，也是已发掘西周墓葬中形制最大者，墓口长10.6、宽9、深8.6米，南墓道长30.8、北墓道长15.5米，接墓室处上口宽6.8米，下口宽3.9米。此墓建造十分坚固，全部填土都是黄色夯土，并在墓室范围外增筑2.5×1.5米宽的夯土，此可看作是中国墓上封土的滥觞。填土中至少陪葬6辆车和众多车马器，且殉葬一人，这是该墓地唯一的一例殉人。该墓正东6米处为M6较Ml略小，两墓的墓室墓道，两两并列，但发掘者推测是Ml的附葬墓。该墓正西是一座大型车马坑（25号），南北长10、东西宽7.4、深仅2.2米，从其所处位置判断应是m的附葬坑。因盗掘过甚，所葬马匹车辆数量已不可知。
Ml被盗严重，所有礼乐器悉数遭劫，所出者仅各种小型饰件，为我们推论墓主是哪位卫侯造成困难，留下了诸多遗憾。但从该幕的巨大规模、殉人、附葬大型车马坑、随葬众多车辆、车马器和墓葬时代本身来看，墓主非康伯懋莫属。
综上所述，卫国第二代国君康伯是西周早期的显赫人物，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对其均有记载，他曾率领八师南征北战，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曾以周司寇的身份主持过官员之间的讼事等政务。死后归葬于其封国的国族墓地。康伯懋陵寝规模巨大、随葬众多车辆、马匹和车马器、附葬大型车马坑、殉入等，与其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正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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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8 00: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