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论中国1 (第一章至第3章1)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3-04-15 2:26 已读 46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第1章 序
在将近40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委托访问北京,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联系。中国在亚洲历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多年来美国与其一直没有高层接触。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个和平前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是苏联的盟国,但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
此后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我很幸运,能够同时以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的身份探寻这两条思路。
本书部分依据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读者亦然。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
自从我首次访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贯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政府任职期间还是离开政府之后,我一直保存着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这是我写作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如果不仰赖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协助,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斯凯勒·斯考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8年前,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把他这位得意门生推荐给我,我与斯凯勒就此相识。开始这个项目时,我让他请两个月假,暂时放下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答应了,并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直到一年后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件事。斯凯勒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帮助我翻译了中文文献,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语句的含义,还不知疲倦地帮我编辑和校对。我从未遇到过如此优秀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在我10年来的所有活动中,斯特凡妮·荣格–莫特都与我并肩工作,实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赛中被称为全能选手的人,既做研究,又从事编辑工作,还是我与出版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她帮助协调录入工作,并在交稿期限临近时毫无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贡献更显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埃文斯30年前编辑了《白宫岁月》,这次又不负重托,审阅了本书的全部书稿,就全书的文字和结构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
特里莎·阿曼泰亚和乔迪·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录入文稿,牺牲了许多夜晚和周末,在最后时限之前完成了任务。他们的激情、高效和慧眼至关重要。
前驻华大使、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芮效俭,打开中国大门时的同事、后来的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我的遗嘱保管人迪克·菲茨阅读过部分章节,并做出了睿智的评论。乔恩·范登·霍伊维尔对书中几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与企鹅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安·戈多夫随叫随到,眼光独到,从不添乱,让人乐于与之相处。布鲁斯·吉福德、诺伊琳·卢卡斯和托里·克洛斯熟练地指导了本书的编辑加工。弗雷德·蔡斯最后对书稿进行了细致高效的文字校对,以交付排版。劳拉·斯蒂克尼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她年轻得简直可以做我的孙女,但丝毫不畏惧我这个作者。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政治观点发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页边空白处她一贯锐利,偶尔甚至是尖刻的评论。她孜孜不倦,感觉敏锐,给我帮了大忙。
对所有这些人,我深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经解密一段时间了。我尤其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允许我使用俄罗斯和中国文件解密档案的大量章节。卡特图书馆慷慨地让我使用卡特总统时期美中领导人的许多谈话记录,里根图书馆也从他们的档案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讳言,本书的瑕疵都应归咎于我本人。
半个世纪以来,我的妻子南希为写作时孤独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这样)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阅读了多数章节,并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建议。
谨将《论中国》献给安妮特与奥斯卡·德拉伦塔。在他们位于蓬塔卡纳的家中,我开始撰写本书,并在那里收笔。他们的热情好客是我们友谊的体现,这份友谊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与内涵。
亨利·A·基辛格
2011年1月于纽约
第2章 前言
1962年10月,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距首都2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互相对峙。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追溯历史,借鉴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国古典传统。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那“半次仗”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毛泽东认为,由于蒙古和中国当时同属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是“半次”中印战争。)帖木儿大获全胜,然而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1]
毛泽东召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着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突然袭击,给予印度的阵地致命打击,然后旋即撤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中国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皇帝高踞一个涵盖宇内的政治等级体制的顶峰(而且得到大多数邻国的认可),其他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都是他的诸侯。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中外枭雄竞相逐鹿中国,一俟统一或征服它后,即从中国的首都号令天下,对中国乃宇内之中心这一前提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其他国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征命名,而中国称自己为中国——“中土王国”或“中央之国”。[2]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使可能有过于简单化之虞。
第3章 中国的独特性(1)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出现时,当时的中华文明陷入混乱。各路诸侯相互攻伐,鱼肉百姓。统治者大权旁落,无力维持社会秩序。这位英雄招募军队,平定天下,被百姓拥戴为帝。[1]
黄帝于是作为中华始祖流传于世。然而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尽管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大同理念曾盛行于黄金时代,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政治乱世已不复存在。
19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和旅行家凯吕斯·古伯察在思考中国起源这一悖论时评论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穷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早期的生活状况邈无痕迹,此乃中国的一大特点。研究一国历史时,我们习惯于先确定一个清楚的起点,然后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历史传统及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变过程,从其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直至衰亡(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文献验证了这一观点。[2]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国有书写文字时,古埃及正处于鼎盛时期。希腊辉煌的城邦尚未兴起。罗马帝国的建立还是1000年以后的事。而今天有十多亿人仍在使用直接从商代延续下来的书写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饱含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例如关于战争策略和宫廷权谋的警句格言。
同时,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有时是开拓疆土)。《三国演义》是一部写于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数百年来深受中国人喜爱(包括毛泽东,据说他年轻时沉迷于此书)。该书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随着分封的诸侯从自治渐渐走向独立,周朝逐渐解体,陷入了长达250年的动乱,史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当于西方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其间,欧洲诸国根据均势理论互相争夺霸权。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
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地方豪强混战不止。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4],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至1000万,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各方打得同样惨烈。
古代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文化势力圈覆盖整个亚洲大陆,远非欧洲国家可比。中国语言与文化以及皇帝的敕谕行及所有疆土,从北部绵延至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到南部的热带雨林和层层梯田的水乡;东部港湾密布、运河交织、渔村点点,西部有戈壁荒漠及终年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一统”。
中国的强盛时期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正如毛泽东日后所说,中国当时知道有一个印度,但历史上印度往往分裂为诸多王国。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然而几乎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两国之间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地处中国人所称的“西洋”,距离中国更为遥远。正如1793年中国皇帝对一位英国使者所说,既然是西洋,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
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5]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均因天气恶劣——日本人所谓的神风——无功而返[6]。尽管远征日本是可行的,然而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作过尝试。没有一位中国当政者提出过中国应控制日本列岛的理由。
但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统率技术上最先进的“宝船”舰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见绌。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确切目的依然存在争论。郑和是探险时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宫,历史上很难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航海期间,郑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厚赠遇到的君主,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访华,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7],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1433年,郑和的航海活动突然结束,当时正值中国北部边患再起。新皇帝下令解散舰队,销毁郑和的航海记录,此后中国人再没有下过西洋。虽然中国的商人继续沿着郑和昔日航行过的海路往来穿梭,但中国的航海能力却日益衰微,以至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面临海盗侵扰时,明朝的统治者竟想强迫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10英里。中国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了锈的合页。就在西方对航海兴趣日浓之时,有能力称雄海上的中国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事业。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年,一位英国翻译家写道:
一个聪慧的欧洲人,如果习惯于思考一些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即便不掌握什么数据,也可对一个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但若以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则大谬不然。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8]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9]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林肯,告之中国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10]发此函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西方列强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位中国皇帝似乎认为,这些灾难与其他蛮夷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11]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湖泊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12]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13]
中国的活力和繁华令近代初期接触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瞠目。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杜赫德在173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去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惊愕:
各省地方特产丰饶,加之假河道及运河运载货物之便利,帝国的国内贸易总是一派繁荣……中国内地贸易量之大,即使把全欧洲的贸易加在一起,也难与之相比。各省犹如诸多邦国,彼此互通有无。[14]
30年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写道:
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王国。中华帝国不亚于一个统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欧洲。[15]
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作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这种观点并非尽是妄语。
儒家学说
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够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中国就是一例。中国统一的方式以及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有时极其残酷,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的叛乱和暴虐的皇帝。1 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当强调禅定和内心平和的佛教开始出现在印度文化中时,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知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世的“一神教”。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人。当时政治动荡,诸侯混战,随后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统治中国的周朝日益衰微,无力管辖争夺权力的各方诸侯,任凭贪婪和暴力肆虐。大一统的天下再度陷入混乱。
孔子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在自己国家游走四方,希冀能受到当时互相争斗的某个诸侯的重用。然而孔子又和马基雅维利不同,他更注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玩弄权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施仁政,重礼教,行孝悌。或许他未能向潜在的雇主提出一条称强称霸的捷径,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目标,未能找到一位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继续一步步滑向政权的崩溃和战乱。[16]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4_15 2:35:45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