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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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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5 22: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1 (第一章至第3章1)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3-04-15 2:26 已读 46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第1章 序

在将近40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委托访问北京,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联系。中国在亚洲历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多年来美国与其一直没有高层接触。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个和平前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是苏联的盟国,但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

此后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我很幸运,能够同时以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的身份探寻这两条思路。

本书部分依据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人更为实用的、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我并非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读者亦然。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

自从我首次访华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美关系成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了惊人的连贯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无论是在政府任职期间还是离开政府之后,我一直保存着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这是我写作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如果不仰赖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协助,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斯凯勒·斯考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8年前,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把他这位得意门生推荐给我,我与斯凯勒就此相识。开始这个项目时,我让他请两个月假,暂时放下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答应了,并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直到一年后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件事。斯凯勒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帮助我翻译了中文文献,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语句的含义,还不知疲倦地帮我编辑和校对。我从未遇到过如此优秀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在我10年来的所有活动中,斯特凡妮·荣格–莫特都与我并肩工作,实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赛中被称为全能选手的人,既做研究,又从事编辑工作,还是我与出版商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她帮助协调录入工作,并在交稿期限临近时毫无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贡献更显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埃文斯30年前编辑了《白宫岁月》,这次又不负重托,审阅了本书的全部书稿,就全书的文字和结构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

特里莎·阿曼泰亚和乔迪·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录入文稿,牺牲了许多夜晚和周末,在最后时限之前完成了任务。他们的激情、高效和慧眼至关重要。

前驻华大使、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芮效俭,打开中国大门时的同事、后来的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我的遗嘱保管人迪克·菲茨阅读过部分章节,并做出了睿智的评论。乔恩·范登·霍伊维尔对书中几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与企鹅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安·戈多夫随叫随到,眼光独到,从不添乱,让人乐于与之相处。布鲁斯·吉福德、诺伊琳·卢卡斯和托里·克洛斯熟练地指导了本书的编辑加工。弗雷德·蔡斯最后对书稿进行了细致高效的文字校对,以交付排版。劳拉·斯蒂克尼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她年轻得简直可以做我的孙女,但丝毫不畏惧我这个作者。她毫无保留地对我的政治观点发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页边空白处她一贯锐利,偶尔甚至是尖刻的评论。她孜孜不倦,感觉敏锐,给我帮了大忙。

对所有这些人,我深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经解密一段时间了。我尤其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允许我使用俄罗斯和中国文件解密档案的大量章节。卡特图书馆慷慨地让我使用卡特总统时期美中领导人的许多谈话记录,里根图书馆也从他们的档案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讳言,本书的瑕疵都应归咎于我本人。

半个世纪以来,我的妻子南希为写作时孤独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这样)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阅读了多数章节,并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建议。

谨将《论中国》献给安妮特与奥斯卡·德拉伦塔。在他们位于蓬塔卡纳的家中,我开始撰写本书,并在那里收笔。他们的热情好客是我们友谊的体现,这份友谊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乐与内涵。

亨利·A·基辛格

2011年1月于纽约

第2章 前言

1962年10月,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距首都2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互相对峙。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追溯历史,借鉴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国古典传统。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那“半次仗”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毛泽东认为,由于蒙古和中国当时同属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是“半次”中印战争。)帖木儿大获全胜,然而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1]

毛泽东召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着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突然袭击,给予印度的阵地致命打击,然后旋即撤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中国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皇帝高踞一个涵盖宇内的政治等级体制的顶峰(而且得到大多数邻国的认可),其他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都是他的诸侯。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中外枭雄竞相逐鹿中国,一俟统一或征服它后,即从中国的首都号令天下,对中国乃宇内之中心这一前提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其他国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征命名,而中国称自己为中国——“中土王国”或“中央之国”。[2]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使可能有过于简单化之虞。

第3章 中国的独特性(1)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出现时,当时的中华文明陷入混乱。各路诸侯相互攻伐,鱼肉百姓。统治者大权旁落,无力维持社会秩序。这位英雄招募军队,平定天下,被百姓拥戴为帝。[1]

黄帝于是作为中华始祖流传于世。然而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尽管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大同理念曾盛行于黄金时代,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政治乱世已不复存在。

19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和旅行家凯吕斯·古伯察在思考中国起源这一悖论时评论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穷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早期的生活状况邈无痕迹,此乃中国的一大特点。研究一国历史时,我们习惯于先确定一个清楚的起点,然后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历史传统及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变过程,从其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直至衰亡(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文献验证了这一观点。[2]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国有书写文字时,古埃及正处于鼎盛时期。希腊辉煌的城邦尚未兴起。罗马帝国的建立还是1000年以后的事。而今天有十多亿人仍在使用直接从商代延续下来的书写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饱含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例如关于战争策略和宫廷权谋的警句格言。

同时,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上沿袭黄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一统中国(有时是开拓疆土)。《三国演义》是一部写于14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数百年来深受中国人喜爱(包括毛泽东,据说他年轻时沉迷于此书)。该书卷首的一段话脍炙人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随着分封的诸侯从自治渐渐走向独立,周朝逐渐解体,陷入了长达250年的动乱,史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当于西方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其间,欧洲诸国根据均势理论互相争夺霸权。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

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地方豪强混战不止。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4],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至1000万,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各方打得同样惨烈。

古代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文化势力圈覆盖整个亚洲大陆,远非欧洲国家可比。中国语言与文化以及皇帝的敕谕行及所有疆土,从北部绵延至西伯利亚的草原和森林,到南部的热带雨林和层层梯田的水乡;东部港湾密布、运河交织、渔村点点,西部有戈壁荒漠及终年冰雪的喜马拉雅山。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一统”。

中国的强盛时期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正如毛泽东日后所说,中国当时知道有一个印度,但历史上印度往往分裂为诸多王国。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然而几乎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两国之间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地处中国人所称的“西洋”,距离中国更为遥远。正如1793年中国皇帝对一位英国使者所说,既然是西洋,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

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5]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元朝蒙古人曾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及其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均因天气恶劣——日本人所谓的神风——无功而返[6]。尽管远征日本是可行的,然而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作过尝试。没有一位中国当政者提出过中国应控制日本列岛的理由。

但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统率技术上最先进的“宝船”舰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见绌。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确切目的依然存在争论。郑和是探险时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宫,历史上很难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航海期间,郑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厚赠遇到的君主,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访华,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7],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1433年,郑和的航海活动突然结束,当时正值中国北部边患再起。新皇帝下令解散舰队,销毁郑和的航海记录,此后中国人再没有下过西洋。虽然中国的商人继续沿着郑和昔日航行过的海路往来穿梭,但中国的航海能力却日益衰微,以至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面临海盗侵扰时,明朝的统治者竟想强迫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10英里。中国的航海史就这样成了一片生了锈的合页。就在西方对航海兴趣日浓之时,有能力称雄海上的中国却自愿放弃了航海事业。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年,一位英国翻译家写道:

一个聪慧的欧洲人,如果习惯于思考一些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即便不掌握什么数据,也可对一个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但若以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则大谬不然。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8]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9]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林肯,告之中国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10]发此函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西方列强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位中国皇帝似乎认为,这些灾难与其他蛮夷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臆想。汉族人代代向外扩展疆界,从最初起源的黄河流域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11]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湖泊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12]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13]

中国的活力和繁华令近代初期接触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瞠目。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杜赫德在173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去过中国的西方人的惊愕:

各省地方特产丰饶,加之假河道及运河运载货物之便利,帝国的国内贸易总是一派繁荣……中国内地贸易量之大,即使把全欧洲的贸易加在一起,也难与之相比。各省犹如诸多邦国,彼此互通有无。[14]

30年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写道:

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王国。中华帝国不亚于一个统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欧洲。[15]

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作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这种观点并非尽是妄语。

儒家学说

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够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中国就是一例。中国统一的方式以及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有时极其残酷,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的叛乱和暴虐的皇帝。1 000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当强调禅定和内心平和的佛教开始出现在印度文化中时,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知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世的“一神教”。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人。当时政治动荡,诸侯混战,随后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统治中国的周朝日益衰微,无力管辖争夺权力的各方诸侯,任凭贪婪和暴力肆虐。大一统的天下再度陷入混乱。

孔子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在自己国家游走四方,希冀能受到当时互相争斗的某个诸侯的重用。然而孔子又和马基雅维利不同,他更注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玩弄权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施仁政,重礼教,行孝悌。或许他未能向潜在的雇主提出一条称强称霸的捷径,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目标,未能找到一位诸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继续一步步滑向政权的崩溃和战乱。[16]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4_15 2:35:4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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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4-17 17:02:08 | 显示全部楼层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2 (第4章至第5章3)


第4章 中国的独特性(2)


然而,由孔子弟子记载下的孔子教诲却流传于世。待到杀戮结束、中国再次统一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儒家思想被奉为官方哲学,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和其后的经史典籍构成了儒家经典,有点象是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混合体。熟谙儒家经典成了入朝做官——通过科举选拔出士大夫官吏,他们肩负维护庞大帝国和谐之责——的首要条件。


身处乱世,孔子提出的对策是施行正义的和谐社会之“道”。孔子称,远古的黄金时代曾实现过这种正义与和谐。在信仰上,人类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挽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合理秩序。信仰的目的不是启示或解脱,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遗忘的克己美德。[17]在一个儒家学说主导的社会里,好学是一个人显达的关键。因此孔子教诲道: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8]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激励人们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孔子与一神论宗教的先知不同,他绝口不谈人类如何获得个人救赎。孔子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获得国家的救赎。孔子思想着眼于现世,肯定的是一种社会守则,而不是来世的救赎。


皇帝位于中国等级秩序之巅,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没有可比性。皇帝集社会秩序的宗教信条和世俗说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统治者,又代表了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就其政治作用而言,皇帝被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君主,凌驾于世界政治层级之上。这反映了中国等级森严的儒家社会结构。中国的礼仪坚持以叩首的方式承认皇帝的主宰地位,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皇帝扮演的第二个抽象角色是他作为“天子”的地位,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皇帝的这一角色暗示,他本人负有道德上的义务。皇帝施仁政,主仪典,严刑律,系天下万物“和谐”于一身。一旦皇帝荒淫无道,天朝即陷入混乱。哪怕是自然灾害,也有可能意味着天下失和。当政的朝廷会为此丧失赖以治天下的“天命”,叛乱蜂起,直至改朝换代,重新恢复天下大同。[19]


国际关系观念:公正还是平等?


恰如中国没有宏大的天主教堂一样,中国也没有诸如布伦海姆宫这样的贵族宫殿,从未产生过政治上有权有势的贵族,诸如修建了布伦海姆宫的马尔伯勒公爵。欧洲进入近代社会时,政治乱象纷呈,既有独立的王公贵族,又有自治的城邦;既有与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罗马天主教廷,又有渴望建立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的新教徒。中国则不然,步入近代社会时,此前1000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帝国官僚体制,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其统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


因此,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与在西方生根的制度大相径庭。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制度解体,产生了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罗马天主教也分裂成为形形色色的教派。均势外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结果。没有一国足够强大,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国,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具有足够的权威,从而能畅行天下。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成为国际法和外交的基础。


中国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大如中国的社会。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了天命。对中国皇帝而言,天命不一定意味着与邻国人民敌对——不敌对最好。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中国的目标是让诸如朝鲜的藩属承认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换取通商权利等好处。至于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远方夷人,如欧洲人,中国虽以礼相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他们几乎没有兴趣让外夷皈依中国文化。1372年,明朝开国皇帝表达了这一观点:“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20]


中国的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毗邻诸国只要向中国朝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这样做的都属未开化之列。归顺皇帝,施行帝国礼仪乃其文化内核。[21]帝国强盛时,中国文化圈随之延伸,天下一统为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实体。


在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使者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文明教化”。皇帝也从不与其他国家元首会晤,皇帝接见他们则体现了对“远涉来客推恩加礼”。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中国朝廷向外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使。


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反映了一种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通过礼部处理与进贡国(如朝鲜、泰国和越南)的关系,暗喻与进贡国的外交不过是天下大同这一更大的抽象使命的一个方面。至于北面和西面未曾汉化的游牧部落,中国通过理藩院与之打交道。理藩院是一个类似署理海外殖民地的机构,专事赐赠属国国王封号,以免起边祸。[22]


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后,1861年,迫于19世纪西方入侵的压力,中国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负责处理对外事务。它被视为一个临时的应急性机构,待眼下危机消除后即行解散。这一新机构故意设在原铁钱局公所旧址——一处不起眼的老宅。用清朝重要政治家恭亲王的话说,设在此处是为了“暗寓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23]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欧洲国与国之间那种政治与外交观念,然而这些观念只是在国家分裂时期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思想存在于中国。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规律,中国终将从分裂回归天下一统,新的朝代将再次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位。


作为一个帝国,中国答应给予邻国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并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中国的漫长边界频频变更,历史上居住在边界上的“劣等”人实际上无论装备上还是机动性上多胜过中国人。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半游牧部落,满族人、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外加后来日益对外扩张的沙俄帝国。这些部落的骑兵轻而易举即可沿着漫长的边界对中国的农耕内地发动袭击,而中国为了报复出动的远征军则面临地形险恶、供应线漫长等重重困难。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当地人名义上归属于中国,但历来尚武好斗,且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其中越南人最有韧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中国人高人一等,并声称能打败中国人。


中国无力征服四周所有的邻国,其人口主要由固守乡土的农民组成。统治阶层的精英不是靠作战英勇封官,而是靠熟谙儒家经典和精通书墨升官,例如精于书法和诗歌。四邻部族每一个都对中国构成极大威胁,倘若它们联合起来,中国将难以应付。历史学家赖德懋(拉铁摩尔)写道:“夷蛮入侵因而构成了对中国的永久威胁……任何一个无后顾之忧,又可绕过其他蛮夷的夷国,尽可放心大胆地入侵中国。”[24]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后来反倒害了自己,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


在西方人的脑海里,长城是中国的主要象征,而长城也恰是中国根本弱点的体现,它在抵御外敌方面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中国的政治家靠的是运用丰富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诱使中国潜在的外国敌手与它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最理想的目标不是征服(虽然中国偶尔也对外大举用兵,而且是先发制人),而是遏制入侵,避免夷人结盟。


以允许通商为诱饵,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中国笼络邻国人民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试探中国的实力。其目的不是为了降服蛮夷,而是“羁縻”。对不肯归顺的蛮夷,中国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必要时“以夷伐夷”。[25]明朝的一位官员对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构成对中国潜在威胁的部族有如下描述:


蛮夷之间不合则弱,弱则易驭治。倘若分而居之,众夷彼此互不往来,对朝廷尤恭。至于夷酋,吾可厚此薄彼,任其自残。此乃一政治方略:“蛮夷互斗,有利中华。”[26]


这种体系的目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即防止他人在中国边疆结成同盟。治夷方针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以致19世纪大批欧洲“蛮夷”抵达中国沿海地带时,中国官员讲述眼前威胁所用的语言与前朝官员如出一辙:要“以夷制夷”,直到他们受到安抚。初次遭受英国人袭击时,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战略,引入其他欧洲国家,令其彼此争斗,而后加以利用。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中国朝廷采用的手段非常实际,或贿赂蛮夷,或利用汉族人口优势“稀释”蛮夷;战败时,中国则俯首称臣,作为汉化蛮夷的先声,例如元朝和清朝之初。中国朝廷常常采用变相的绥靖手法,但给它蒙上了一层面纱,表现为复杂的礼仪形式。中国的统治阶层于是可以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秉持中国仁厚至尊的姿态。为此,汉朝的一位大臣建议用“五饵”之策对付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铁骑匈奴部落。他写道: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27]


中国强盛时,其外交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帝国权力的合理性;衰微时,外交则用来掩盖其弱点,帮助中国利用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同后起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东汉(公元25~220年)的一位学者何休写道:“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返也。”[28]中国的治疆目标是离间驯服周边国家,而不是直接占领。


中国人讲求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29]


第5章 中国的独特性(3)


中国人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


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如果中国注定只能有相对安宁,它同样暗含相对的不安宁——为此需要对中国的十几个邻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们的历史和追求的目标与中国迥异。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棋盘上横竖各19条线,对弈开始时棋盘上空无一子。对弈双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与子没有差别。两位棋手轮流在棋盘任何一点上落子,占据有利地形,同时设法包围吃掉对方的子。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一方常常仅占有微弱的优势。对于一个外行人,从棋盘上并不总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30]


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即把对方的王或后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绝大多数的国际象棋比赛靠消耗对方实力或偶尔靠一着妙手取胜。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希望取胜。


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下国际象棋,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摆在棋盘上。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同样,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


代表这一传统的最著名人物是孙武(尊称“孙子”),《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有趣的是,没人确知他到底是谁。从古至今,学者对《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世及该书的写作年代争执不下。该书记载了一个叫孙武之人的言行。根据他弟子的记载,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军事家,游走列国。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后来的西方学者,都怀疑是否真有一位孙武,或即使确有其人,《孙子兵法》是否确实出自他的手笔。[31]


《孙子兵法》为文言文,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该书问世已两千余年,然而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20世纪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出神入化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法则。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先后对法国及美国运用了孙子的迂回和心理战原理。(孙子在西方还获得了另一个头衔——近代商业管理大师)。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即使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也暗示一旦开战,政治家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子则合二为一。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孙子对战争的理解和论述既没有欧洲一些战争论著中的激情,也不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孙子兵法》冷静的特点反映在卷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2]


由于战争后果严重,慎重乃第一要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33]


政治家在什么事情上应该谨慎行事呢?孙子认为,胜利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发动战争时设定的目标。上策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气,或是调动敌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以断其退路。战争复杂残酷,因而知己至关重要。战略于是演变为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34]


最理想的情况是指挥官拥有绝对优势,从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战。其次是深思熟虑,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做了充分准备后,给敌人致命一击。孙子告诫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35]


由于“伐谋”和“伐交”涉及心理因素和对事物的认识,孙子非常重视用计和使用假情报。他告诫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36]


对一位信奉孙子思想的部队指挥官来说,通过迷惑敌人或用计间接取胜,比倚仗优势兵力取胜更人道(且不说更经济)。《孙子兵法》告诫指挥官,要诱使敌人跟着自己走,或是将其逼入绝境,迫使其全军或举国投降。


也许孙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军事或战略的较量中,一切因素互为影响:气候、地形、外交、情报、供应和后勤、力量对比、历史观,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气等无形因素。无论哪个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军事形势和相对优势的微小变化——没有孤立的事件。


因此,一位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这一形势与它形成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局面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现象都是暂时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战略家必须洞悉变化的走向,为己所用。孙子用“势”这个词表达这一特征,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概念。[37]在军事上,“势”指战略发展趋势和演变的形势中蕴含的“潜能”,即“各种因素之特定组合及其发展趋势中蕴含的巨大能量”[38]。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指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


孙子认为,善用势的战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顺势而下,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条最快、最容易的路线。一位成功的指挥官会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战,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他仔细观察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加以引导。他研究敌人的备战状况及士气,积蓄己方力量,利用敌人心理上的弱点,直至出现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有利战机。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调兵遣将,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顺势而下”。仔细寻找战机以及精心准备,为他奠定了优势地位。[39]《孙子兵法》论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领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也是当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打仗的战法(不过越南民主共和国把心理战的胜利也转化为实际的领土征服)。


通常,中国的政治家把战略形势看作全局的一部分:善恶、远近、强弱、过去与未来皆互相关联。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势。[40]


当然,“以计取胜”虽是理想结果,却不易实现。从古至今,中国不乏残酷的战事,多在本国,偶尔也在国外。一旦爆发战争,例如秦统一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以及20世纪的那场内战,生灵涂炭,惨烈程度不亚于欧洲的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战事源于中国内部体系的崩溃,换言之,体现为一国内部的一种调整。对中国而言,国内稳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国入侵同等重要。


中国古代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


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他的历史哲学时,谈到中国人习惯于把东边浩瀚的太平洋视为寸草不生的荒漠。他指出,中国人极少漂洋过海,而是固守其辽阔的陆地板块。陆地把人束缚在“数不清的依附关系上”,而海洋却促使人“跳出狭隘思维和行动的禁锢”:“亚洲国家宏大的政治结构缺乏挣脱陆地束缚、走向海洋的能力,尽管它们自己濒临大海,比如中国。在它们眼里,海洋意味着极限,意味着陆地的终结。它们从未用积极的眼光审视过海洋。”西方人则漂洋过海,把贸易触角伸向全世界,到处传播其价值观。黑格尔认为,在此意义上,困于陆地的中国——其实中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航海大国——“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失之交臂”。[41]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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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4-17 17:17:36 | 显示全部楼层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3 (第6章至第7章2)





第6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1)


18世纪结束时,中华帝国达到极盛。1644年,女真部落起兵东北,横扫中国后建立清朝,其后中国发展成为军事强国。清朝挟满蒙两族的军事实力,辅以汉族的文化和发达的官僚机构,开始向北部和西部扩张领土,在蒙古、西藏和今天的新疆腹地建立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称雄亚洲,可与地球上的任何帝国抗衡。[1]


然而,清朝的鼎盛点也是它的命运转折点。中国的富庶和辽阔疆土吸引了西方帝国及其贸易公司的目光,而它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秩序的疆界和观念。有史以来,中国首次遭遇不再寻求取代中国朝廷,并称自己承天启命的“蛮夷”。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观,从而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进行自由贸易而不是朝贡,向中国京城派驻外交使团),且首次采用一种不再让中国称其他国家的国君为“夷”,不再要求他国效忠中国皇帝的外交制度。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集团浑然不知,这些外国社会发明了新的产业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先于中国。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方法以及资本积累,西方的生产力飞速发展。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强踏入传统的中国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自称君临欧亚荒诞不经。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国际交往标准强加给中国,必要时不惜一战。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一个世纪后,即便是在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


自17世纪起,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东南沿海一带的欧洲商人日益增多。在中国人眼里,这些欧洲人与帝国边疆地带的夷人无甚区别,也许只有一点除外,即欧洲人尤其缺乏教化。中国官方称这些“西洋蛮夷”为“贡使”或“夷商”,偶尔允许外国人前往北京。倘若他们获准觐见皇帝,则需行叩头礼,即三跪九叩的大礼。


外国使者入境中国的口岸和前往北京的路线均受到严格限制。与中国的通商是季节性的,仅限于广州一地,且管制甚严。每年冬天,外国商人必须启程回国。他们不得进入中国内地,种种规章制度专为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定。教授外国人中文,或向他们出售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均属犯法。与外国商人的交往只能通过当地的特许行商。[2]


自由贸易、外国使馆、主权平等(欧洲人此时在几乎世界各地已享受的起码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均闻所未闻。中国只默许对俄国区别对待。俄国迅猛东扩,沙皇的领地已经与清朝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的疆土接壤,构成了对中国莫大的威胁。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设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日后,该团实际上成了一个变相的使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此类外国传教士团。


在清廷的眼里,中国与西欧诸国商人的有限往来反映了朝廷的怀柔。中国人认为,允许外国人与中国通商——尤其是西洋蛮夷嗜好的茶叶、丝绸、漆器和药材——彰显了天子的仁厚。欧洲与中国隔山阻海,绝无依照朝鲜和越南的例子汉化的可能。


最初,欧洲人同意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扮演朝贡者,欧洲人被称为“蛮夷”,他们从事的贸易被称为“进贡”。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国力愈强,信念愈坚,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持续下去。


马嘎尔尼使团


英国人(中国的一些史籍称其为“红毛蛮夷”)尤其反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作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商业大国和航海大国,英国对中国在其世界秩序中分配给它的位置极为气恼。英国人指出,中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海军形同虚设。英国商人对广州的特许中国行商变本加厉的“勒索”极为不满。但中国规定,一切与西方的贸易必须经过这些行商,而英国商人希望能打入东南沿海以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市场。


英国人试图改变现状的首次重大尝试,是1793~1794年派遣马嘎尔尼勋爵使华。这是欧洲为改变当时中西方交往方式所做的一次最著名、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的努力,目标是取得通商贸易和外交的利益。但这次访问最终一无所获。


马嘎尔尼使团值得深究。马嘎尔尼的日记讲述了中国人对自己地位的看法,以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外交看法的巨大差异。马嘎尔尼是一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有多年的国际交往经验,而且对“东方”外交有深入的了解。马嘎尔尼有深厚的文化造诣,曾作为特使出使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宫廷,历时3年。其间,他与俄国谈判达成了一项友好通商条约。返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俄国历史文化的书,获得好评,其后又被东印度公司委任为马德拉斯邦的总督。在同辈人里,由马嘎尔尼出马开辟与另一个文明世界的外交往来,当之无愧。


对当时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马嘎尔尼使华的目标都会显得极为有限——尤其是同英国新近征服的中国庞大的邻国印度相比。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把给马嘎尔尼的训令概括为:“设法与一国人民,或许是地球上最杰出的一国人民,建立自由往来的关系。”使华的首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设使馆,争取中国开放沿海更多的通商口岸。关于后一点,邓达斯指示马嘎尔尼要对禁止英国商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在奉行儒家学说的中国找不到类似概念)的“令人沮丧”和“武断的”广州通商规则予以注意。邓达斯强调,马嘎尔尼应申明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但他的这一保证注定会被接待国视为一种侮辱,因为它暗示英国有领土野心。[3]


英国政府以平等的口吻致函中国朝廷。英国统治集团成员可能觉得,这样做给予了一个非西方国家不寻常的尊严,而中国却将其视为桀骜不驯、傲慢无礼之举。邓达斯指令马嘎尔尼,“一有机会”,马上向中国朝廷强调指出,国王乔治三世认为马嘎尔尼一行出使的是“世界上文化最灿烂、最古老,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以求考察其闻名的政府机构,促进该朝廷与英国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并从中受益”。邓达斯指示马嘎尔尼遵守“该朝廷的一切礼仪,但不得损害英国君王的荣誉,或是有损于他本人的尊严,以致危及谈判的成功”。邓达斯强调说,马嘎尔尼“不应让细枝末节阻碍访华成功可能会带来的重大利益”。[4]


为了取得更大成果,马嘎尔尼使华携带了大量显示英国科学和产业实力的产品。马嘎尔尼的随行人员包括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位钟表匠、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师,以及计划每天晚上演奏的“5位德国乐师”(他们的演奏属于这次访问比较成功的一项)。马嘎尔尼献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显示与英国通商会给中国带来莫大好处的产品,其中有四轮马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清朝官员赞许地注意到,其效仿了中国的艺术风格),还有出自雷诺兹之手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马嘎尔尼甚至还带来了一个放了气的热气球,打算让使团的成员乘坐它在北京做一次示范飞行。


马嘎尔尼使团的所有具体目标全部落空,因为双方的观点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马嘎尔尼本想显示工业化的好处,可中国皇帝却把他的礼物视为贡品。英国特使本来期待接待他的中国官员认识到,中国还没有技术文明的进步,从而需要同英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开放通商关系,改变自己。中国却认为英国人傲慢无知,谋求天子给予特殊礼遇。中国依旧奉行重农方针,不断增长的人口使粮食生产更为紧迫。中国的士大夫官吏对工业化的要素——蒸汽机、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及公共教育等一无所知。


马嘎尔尼一行乘船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前往北京东北方向的热河夏季行宫,船上满载丰富的礼物和美味佳肴。然而船上插有一面旗,上面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马嘎尔尼依照邓达斯的指令,决定对此“不做任何表示,待条件许可时再提出该问题”。[5]使团临近北京时,负责接待马嘎尔尼一行的中国大臣开始与英国人谈判,双方观点的巨大分歧随之凸显。争执点在于马嘎尔尼是对皇帝叩头,还是依照他坚持的立场,按英国习惯单膝下跪。


马嘎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首先就“不同国家流行的不同服饰”发表了一番评论。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服饰更合理,因为身着中国服饰的人更容易行叩头大礼。他们说,无论何人觐见皇帝,都需要行三跪九叩礼。英国使者见皇帝前只是去掉扣在膝盖上的累赘金属扣和吊袜带不是更方便些吗?马嘎尔尼反驳道,如果他对皇帝行他对本国君王所行的礼,皇帝很可能会予以理解。[6]


对“叩头问题的讨论”时断时续地又持续了几周。中国官员提出,马嘎尔尼要么叩头,要么空手而归。马嘎尔尼一再抗争,最终双方同意,马嘎尔尼可以按欧洲礼节单膝下跪。这是马嘎尔尼获胜的唯一一次。(至少就他实际所为而言是这样。中国的官方记载称,马嘎尔尼见到皇帝后对其威严不胜惶恐,自行下跪叩头。)[7]


所有这一切均是围绕着繁缛的中国礼仪发生的,而这些礼仪都在委婉地拒绝他提出的要求。一举一动,都牵扯到礼仪,且每种礼仪都反映了天意,不可更改,马嘎尔尼简直无法与对方开始谈判。同时,他满怀尊敬而又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高效率,揣测着“与我们相关的一切事情,我们吐露的每一个字,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呈送给上面”。[8]


马嘎尔尼吃惊地发现,欧洲的技术奇迹并没有给接待他的中国官员留下什么印象。他和随行人员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农炮时,“陪同我们的人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称这些玩意儿中国不稀罕”。[9]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望远镜、四轮马车和热气球,中国人一概嗤之以鼻。


一个半月后,特使仍在等待皇帝召见。在此期间,酒宴舞乐不断,双方继续讨论马嘎尔尼一行如蒙皇帝召见应遵守的适当礼仪。一天凌晨4点,马嘎尔尼被召到一个“华丽的大帐篷”里,等候召见。时隔不久,皇帝乘龙辇前呼后拥地来到帐篷前。中国人仪典之宏大令马嘎尔尼惊叹不已:“仪式自始至终庄严肃穆,好似庆祝某种神秘的宗教。”[10]皇帝赐给马嘎尔尼及其随行礼物后,“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我们”,随后礼节性地“亲手给我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我们随即在皇帝面前一饮而尽”。[11](皇帝亲自斟酒属当年汉朝对待蛮夷的五饵计策之一。[12])


次日,马嘎尔尼一行参加了皇帝的生日庆典,皇帝看戏时终于召马嘎尔尼到身边。马嘎尔尼以为,现在可以谈他此次出访的使命了。没想到皇帝又赐给他礼物,一箱珠宝。据马嘎尔尼记载,还有“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希望我把这些礼物作为友谊的象征带给英国国王。他告诉我,这个珠宝盒乃皇室珍藏之物,距今已有800年”。[13]


体现圣上仁厚的礼物赐给马嘎尔尼后,中国官员建议,鉴于寒冬临近,他该动身回国了。马嘎尔尼抗议说,双方尚未就他奉命前来商谈的问题“展开谈判”,“他的使命不过刚刚开始”。马嘎尔尼强调说,乔治国王希望能允许他作为英国的使节常驻中国京师。


1793年10月3日一早,一位中国官员唤醒马嘎尔尼,让他穿戴好官服后赶至紫禁城,等待皇帝对他的请求做出答复。等了几个小时后,他被人领上殿,来到一把外表为丝制的坐榻前。椅子上没有坐着皇帝,而是放了一封皇帝致乔治国王的信。中国官员对信下跪叩头,马嘎尔尼只对信行了单膝下跪礼。最后皇帝的上谕以隆重的仪式送到了马嘎尔尼的房间,这封信便成了英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


敕谕首先表彰了乔治国王向中国派遣贡使显示的“恭顺”: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


随后皇帝拒绝了马嘎尔尼提出的所有实质性的要求,包括允许马嘎尔尼作为一名外交官居住于京城: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他)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敕谕随后称,让中国派一名使节常驻伦敦则更为荒谬: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


皇帝认为,乔治国王派马嘎尔尼使华也许是为了观习教化,然而这同样不可行。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至于马嘎尔尼提到的英中通商的诸多好处,天朝已经降恩于英国人,允许他们“多年在广州自由经商”,任何其他要求“断无道理”。至于中国与英国通商的好处,马嘎尔尼的意思完全被误解了:


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14]


有鉴于此,两国现有的贸易绝无可能扩大。英国没有中国所需的物品,中国也已依天朝定制给予了英国人所有能给予的物品。


第7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2)


既然继续留京难有作为,马嘎尔尼决定取道广州回国。整理行装期间,马嘎尔尼注意到,皇帝一口回绝了英方所有提议后,中国官员对他的照顾更殷勤了。马嘎尔尼不禁揣测,皇帝是否改变了主意,并向中方打听。然而,中国已经给足了他外交礼遇。既然蛮夷使者听不懂弦外之音,天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敕谕:皇帝向乔治国王保证,他知道“尔岛国远在重洋,与世隔绝”,而中国首都“乃寰内四海之中心……凡我藩属国臣民,在京城开业经商之事,未曾有也”。敕谕结尾处皇帝告诫说:


朕已详述实情与尔,尔等亦应体恤朕意,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得享太平之福。[15]


对西方列强的贪婪显然一无所知的皇帝是在玩火,但他本人并不知晓。马嘎尔尼离开中国时对中国的印象是一个不祥之兆:


两艘英国军舰足以对付帝国全部的海军力量……无须个把月,即可摧毁沿海的所有航运,令靠捕鱼为生的沿海省份居民陷入饥荒。[16]


当年中国的对外交往方式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盛气凌人,我们都不应忘记,过去几百年里,这一方式曾行之有效地组织和维持了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在马嘎尔尼生活的年代,中国与外国通商的好处远非那么明显。鉴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是英国的7倍,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帝国认为,英国有求于中国,而非中国有求于英国。[17]


毋庸置疑,清廷对自己接待这一夷人使团时显示出的圆滑自鸣得意。此后20年,英国再没有派使来华。然而暂停使华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外交手腕的高明,而是令欧洲国家大伤元气的拿破仑战争。1816年,拿破仑刚被撵下台不久,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一个英国使团即出现在中国沿海。这一次,双方就礼仪的争执演变成了英国特使与中国官员之间肢体上的推搡。中国人坚持要阿美士德称皇帝“天下共主”。因阿美士德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中国人立即打发他回家,并责令英国的这位前枢密院顾问官“恭习教化”。与此同时,英国亦无须再派使节“以证明尔国实乃吾藩属”。[18]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又向中国派了一个使团,试图彻底打开局面。巴麦尊不是一个熟悉清朝礼仪的人,他派遣了一位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尔使华,而且对他发出了自相矛盾的指令,既要他“遵守中国的法度及习俗”,同时又要他向清廷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设使馆,开放更多的沿海口岸并允许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19]


内皮尔抵达广州后,与当地总督互不相让,对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函,理由是与官阶如此低的人打交道有失自己的尊严。此时,当地政府已经给内皮尔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律劳卑,意思是“辛劳卑微之人”。内皮尔雇用了广州的一位通译,在广州城四处张贴挑衅性的告示。老天爷最终帮中国人解决了蛮夷制造的这个令他们头痛的难题。内皮尔和他的通译双双染上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撒手人寰。然而内皮尔死之前,特别注意到了香港。他看出,这一人口稀少的岛屿是一个天然良港。


中国人尽可因为再次迫使桀骜不驯的蛮夷让步沾沾自喜,但这是英国人最后一次忍气吞声地被拒绝,此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一年比一年严苛。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概括了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后英国国内的反应:“如果中国继续关闭大门,那就只好用大炮把它轰开。”[20]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施展的一切外交手腕和断然拒绝不过是推迟了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冲突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有史以来在社会、思想和道德上最难承受的深重苦难。


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鸦片战争


崛起的西方工业大国显然不甘长久地接受一个称它们为“朝贡蛮夷”,或将通商限于广州一地并严加限制的外交机制。中国方面,虽然愿意对逐“利”(“利”在儒家思想中有不仁义的含义)的西方商人稍作让步,但听说西方来使称中国或许不过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国,或中国今后必须每天与居住京城的蛮夷使节打交道,他们惊恐不已。


在现代人的眼里,西方来使最初提出的要求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谈不上蛮横无理。自由贸易,正常外交往来以及设立驻外使馆等目标不会触动现代人的敏感神经,而且是惯常的外交方式。然而中英两国最终爆发冲突的导因,却是西方侵扰中国的一个更为可耻的因素: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中国输出鸦片。


19世纪中叶,英国国内不限制鸦片,而中国禁止鸦片——虽然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英属印度当时是世界罂粟的种植中心,英美商人勾结中国走私贩子大肆走私鸦片,鸦片成了打入中国市场的极少数产品之一。英国闻名世界的制成品在中国被视为要么奇技异巧,要么质量低劣。西方开明舆论对鸦片贸易感到尴尬,然而商人却不肯放弃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


清廷讨论过对鸦片解禁但控制其销售,然而最终还是决定禁烟,彻底取缔鸦片贸易。1839年,朝廷派遣一位练达的官员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迫使西方商人遵守中国政府的禁烟令。身为儒家士大夫,林则徐以处理棘手的蛮夷问题的手法处理禁烟问题:喻之以害,晓之以理。他抵达广州后,要求西方商馆交出所有鸦片销毁,西方人不予理睬。林则徐于是将所有外国人,包括同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封锁在工厂内不准出入,宣布只有他们交出违禁鸦片,方可放行。


随后林则徐致函维多利亚女王,在中国礼仪许可的范围内,以尊敬的口吻表彰女王的前任英王向中国进贡时表现出的“恭顺”。林则徐此函的要旨是吁请女王躬亲销毁英属印度领土上的鸦片一事:


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买、叭哒默、嘛尔洼数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者,重治其罪。[21]


虽然林则徐的言辞中显露出中国的妄自尊大,但他的请求合情合理:


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


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22]


林则徐高估了中国的力量,对外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威胁切断中国产品的对外输出。他以为西方蛮夷没有中国的产品难以存活:“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外国报复不足虑:“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23]


林则徐的这封书函,维多利亚女王似乎从未收到。与此同时,英国舆论大肆渲染林则徐围困英国在广州的商馆一事,声称这是对英国不可接受的公开侮辱。鼓吹“对华贸易”的游说集团吁请议会对华宣战。巴麦尊致函北京,提出“满足英国要求,补偿中国当局对居住于广州的英国国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大不列颠国王的侮辱”,永久性割让“一个乃至数个面积足够大,且位置适中的中国沿海岛屿”,作为英国贸易集散地。[24]


巴麦尊在其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乃是“违禁物品”。然而他却玩弄法律条文为鸦片贸易辩护,称根据西方法律条文,中国的禁烟令因腐败官员的暗自纵容而失效。巴麦尊的狡辩不可能令人信服,但他决心挑起事端,绝不因此却步。鉴于问题的“急迫性和严重性”,加之英中两国之间路途遥遥,英国政府令一支舰队立即“封锁中国主要口岸”,扣押“遇到的所有中国船只”,攫取“几块对英国有油水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25]鸦片战争爆发了。


最初中国人认为,英国入侵纯属空口恫吓。一名官员上奏皇帝称,中国和英国相隔遥远,英国人势必难有作为:“英夷乃一渺小可憎之族,惟恃其船坚炮利耳。然远道而来,必无新鲜食品接济。兵卒既无粮草,一败即士气顿挫,惶然不知所措。”[26]英国人为了炫耀武力,封锁了珠江口并占领了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即使到了这时,林则徐仍然激愤地致函维多利亚女王。


尔等海外蛮夷气焰日张,竟敢辱慢我大清帝国。不从速“洗心革面”,改弦易辙,更待何时?尔等若能俯仰天朝,诚心归顺,或可洗清旧日罪孽。[27]


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认识,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英国兵舰迅速绕过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封锁了中国的主要口岸。接待过马嘎尔尼的中国官员不屑一顾的大炮显示了残酷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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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4-18 18:26:25 | 显示全部楼层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4 (第8章至第9章)

第8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3)

直隶(涵盖京城及周边数省的行政区域)总督琦善奉旨同一支驶到天津的英国舰队交涉时,意识到中国防御的薄弱。他看出,中国人无力对付英国兵舰上的火炮:“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琦善看到,中国的大炮都是明朝遗留下来的,且“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28]琦善得出结论,广州城无法抵御英国的海军力量,于是改为安抚英夷。他向英国人保证,中英在广州的纠纷纯系误会造成,并不代表圣上的“大公至正之意”,中国官员将“秉公查办”。但此前英国舰队“须返回南方”,在那里等候中国钦差大臣。琦善的这一手居然奏效了,英国舰队驶回南方口岸,受到威胁的中国北方城市得以幸免于战火。[29]

因为退兵有功,琦善又被派到广州取代林则徐,再次办理对夷事务。皇帝似乎并不了解英国巨大的技术优势,训令琦善与英国代表谈判时拖延时日,等待中国调兵遣将。皇上朱批:待谈判久拖不决,夷人疲顿之时,汝等可突然袭之,将其降服。[30]林则徐因招致蛮夷用兵遭到废黜,被流放到遥远的中国西部边陲。被放逐的林则徐一路思考西方武器的优势并拟写了密折,建议中国发展自己的先进武器。[31]

琦善到广州上任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英国人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他们当初南下是为了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绝不会因为中国人的拖延战术而缓兵。英军炮轰了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后,琦善与他的英国谈判对手义律谈判签署了《穿鼻草约》,给予英国在香港的特殊权利,赔偿英国600万美元,并许诺今后中英两国官员平等交往(对英人免用通常用于蛮夷的礼仪)。

这一交易遭到中英两国政府的拒绝,双方政府都认为草约条文是对自己的侮辱。中国皇帝因琦善越职擅权,对蛮夷让步过多,将琦善锁拿归案,处以极刑(后改判流放)。代表英方谈判的义律下场没有琦善这么惨,但巴麦尊严词训斥他所得太少,并抱怨说:“谈判自始至终,你似乎都把我给你的训令视为废纸。”香港“是一座贫瘠岛屿,岛上人烟稀少”。义律对华过于迁就,既没有争得更有价值的领土,又没有提出更苛刻的条件。[32]

巴麦尊任命了一位新特使璞鼎查,并训令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允许在大不列颠与中国的交往中,中国人的无理方式凌驾于人类其他地方的合理方式”。[33]璞鼎查抵达中国后,挟英军优势,封锁了更多的港口并切断了大运河及长江下游的航运。英军兵临古都南京,准备攻城,中国人这才开始求和。

耆英办外交:抚夷

璞鼎查又遇到了一位新的中国谈判对手——耆英。他是仍在做着自大梦的清廷先后派出的第三位官员,来办理这桩几无可能办成的夷务。耆英对付英夷的办法也是中国战败后惯用的战略:硬顶或外交交涉均失效时,再曲意奉迎,以求耗垮蛮夷。在英国兵舰阴影的威胁下,耆英认为,朝廷大臣应再次采用历代中国统治集团屡试不爽的方法:通过拖延、推诿和适当施与小恩小惠,一可抚平蛮夷,二又为中国最终战胜外夷袭击争取了时间。

耆英竭力与“夷目”璞鼎查结交私谊,赠予璞鼎查厚礼,称其为挚友——“因地密特”(耆英特别把“挚友”的英文词intimate音译出来)。为了显示两人的深厚友谊,耆英甚至提议互赠夫人的肖像。更有甚者,他还表示想收养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始终住在英国,但改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34]

在一份奇特的奏折中,耆英解释了洋人与天朝打交道时,对中国人的殷勤好客感到茫然。耆英讲述了他试图安抚英夷的办法:“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味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低,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35]

耆英盛情款待璞鼎查及其家眷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战略目的,中国人的热忱其实是精明算计的结果,诚信被当作一种武器;至于中国人是否真心实意并不重要。耆英继而说:

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36]

西方绝对优势兵力与清朝的心理较量的结果是,耆英与璞鼎查谈判缔结了两项条约:《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国在这两项条约中做出的让步超过了《穿鼻草约》。这是两个屈辱的条约,但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英国人本可以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条约规定中国赔偿600万美元,割让香港,开放沿海5个“条约口岸”,准许西方人在此居住并与中国人通商。以朝廷控制与夷商的贸易,仅限特许商人在广州一地经商为特点的“公行制度”从此名存实亡。除广州外,宁波、上海、厦门和福州又被增设为条约口岸。英国人获准向各条约口岸派驻领事,并可绕过北京的朝廷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交涉。

英国人还获得了对在中国条约口岸居住的本国臣民行使管辖权的权利。从具体实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外国鸦片商今后只服从本国的法律和规章,而不必受中国管辖。当时,这一“治外法权”原则在条约各项条款中属于争议较小的一条,然而日后却被视为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侵犯。由于当时中国对欧洲的主权概念茫然无知,治外法权在中国成了帝国式微的象征,而不是西方人违反了一条中国法律准则的象征。由此造成的皇权衰微在中国境内引发了一连串的起义。

19世纪的一位英国翻译家托马斯·梅多斯评论说:中国人最初大多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的长期后果,仅把朝廷做出的让步看作融合并最终降服蛮夷的一贯策略。他推论道:“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刚打完的这场战争不过是一个蛮夷部落的一次闹事而已。这些蛮夷依仗船坚,袭击占领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甚至还控制了大运河沿岸的一处要地,迫使皇上做出一些让步。”[37]

然而西方列强不是那么容易安抚的,中国的妥协让步只会招致西方提出更多的要求。中国最初以为两项条约只是暂时做出的让步,没想到由此开了一个头,导致清廷渐渐丧失了大部分对本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中国与英国缔约后,美国总统泰勒马上遣使来华,以求美国得到类似的好处。这是日后“门户开放”政策的先声。法国也与中国谈判缔结了一项内容大致相同的条约。上述各国都在条约里加上一条“最惠国”条款,规定中国今后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好处,也必须给予该签署国。

上述条约是中国在外国武力胁迫的阴影下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批,因此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当时,争执最激烈的一点是条约中规定的“地位平等”条款。此前,中国一直坚持淀积在其民族特征中以朝贡制度为代表的中国至尊地位。如今,它遇到了一个不惜使用武力将本国从中国的“进贡国”名单上除名,并证明自己与天朝主权平等的外国强权。

两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争端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钱和通商许可安抚贪婪的夷人。然而蛮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一旦建立,将会撼动中国的整个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会丧失天命。巴麦尊在给英国谈判者的公文中,把中国赔偿的数额看作一种象征意义,但严斥他们默认了对英国不敬的中国公文,字里行间仍透出“中国乃是上国”,或影射获胜的英国依然是吁恳皇帝天恩的进贡者的意思。[38]最终,巴麦尊的意见占了上风,《南京条约》里面加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英两国官员今后“往来,必当平行照会”。中国的记载(至少是外国人能看到的记载)不再称英国人“恳请”中国当局,或“不胜惶恐遵命”。[39]

天朝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对策。起初,中国采用了传统的治夷手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也曾被打败过,中国的统治者采用的是上一章讲过的五饵之策。在他们眼里,入侵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渴望分享中华文化,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因此,中国可以用耆英提出的手段逐渐将其驯化,最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然而入侵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这种愿望,也不满足于追求有限目标。它们自认为是更先进的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掠夺中国,攫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归化中国文化。因此,它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取决于自己的财力和胃口。靠结交私谊不可能扭转乾坤,因为入侵者不是中国的邻国,而是远隔重洋的异邦。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对耆英式对策的隐晦婉转风格浑然不觉。

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

第9章 由盛转衰(1)

随着19世纪的推进,中国人传统的自我形象备受冲击。鸦片战争前,外交和国际贸易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承认它上国地位的形式。自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与此同时,它遇到三大外来挑战,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颠覆一个王朝。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其表现形式均为中国所鲜见。

欧洲的西方列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它们对中国的威胁倒不是攻城略地,而主要限于在中国沿海地区掠取经济利益,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和自由传教的权利。矛盾的是,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威胁,而欧洲人认为这根本算不上是征服。列强们还不想取代现有的清朝政府,而是要迫使中国接受一个本质上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格格不入的全新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的北面和西面,军事上强大、奉行扩张主义的俄国对中国辽阔的内地垂涎三尺。短期内中国尚可用白银换取俄国的合作,然而俄国根本不承认本国领土与接壤的中国领土之间的疆界。俄国和昔日的征服者不同,它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俄国侵蚀的领土,中华帝国永远也拿不回来了。

然而无论西方列强还是俄国,均无意取代清廷,代行天命。它们最终认识到,清廷覆亡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而日本的意识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延续无关它的利益,因而日本不仅图谋侵占中国的大片国土,还想取代北京成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

今日的中国人把随后接踵而来的侵略和压迫看作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直到中国再次统一到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屈辱历史才告结束。中国人的这段苦难艰危岁月同时又是一个佐证,显示了中国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足以战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或许会被压垮的重重劫难。

外国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胁迫中国接受屈辱的条件。与此同时,天朝始终坚持它的中央政府地位,继续行使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管辖。中国人对入侵者的看法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视其为一种讨厌的麻烦,然而,这种麻烦却打断了亘古不变的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京城的朝廷之所以尚能泰然处之,是因为外国人的侵略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边远地带,而且入侵者来华是为了通商,因此中国辽阔的内地太平无事符合侵略者的利益。北京政府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回旋空间。侵略者对中国的一切勒索必须通过与朝廷谈判,因而,中国可以挑动入侵者互相争斗。

处于逆境的中国政治家巧用策略,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从均势的角度看,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客观事实,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家存活下来。然而,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中国的政治家在一个痛苦而且往往是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下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

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写成的奏折中雄辩地阐述了西方诸国、俄国和崛起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中国亟须“自强”并加强本国技术能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建议疑虑重重,不少人把引进外文书籍和西方技术视为对中国国粹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结果中国虽然身处帝国扩张的时代,却没有在全国创办近代军工业,因而未能从中受益,而只是零零星星地吸收了外国的部分金融和政治创新成果。

为了度过这场风暴,中国依赖的不是技术或军事实力,而是极具中国传统的两个资源:其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和文化自信。中国制定了巧妙的战略方针,挑动在华蛮夷互相争斗。负责办理洋务的官员分别在各城市以利相诱,有意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参与分赃,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任何一国独霸中国。最终中国官员严守一条:不折不扣地遵守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洋人的国际法原则,倒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条约和原则有道理,而是这样做有助于约束洋人的野心。面对俄日两强争夺中国的东北,自己又几乎无力将其驱逐,中国的外交官挑动俄日争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国对中国主权侵犯的危害,避免了被占中国领土永远落入他手。

中国清朝政府在军事上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却又妄自尊大。鉴于与列强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国经过一番抗争得以维持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胜利之后并没有庆典,因为这是一次没完没了、历时几十年的抗争,其间经历多次反复,内部的反对派百般阻挠,有时甚至致改革派于死地。中国人民为这一抗争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忍辱负重和坚韧不拔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他们维护了中国是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大陆国家的理想。中国人民靠着坚忍和自信,通过艰难抗争为日后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魏源的蓝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

中国既要对付拥有先进技术的欧洲列强的侵略,又要对付野心勃勃的俄国和日本。它小心翼翼地绕过激流险滩,其间文化凝聚力和一批出色的外交家起了重要的作用。鉴于帝国朝廷麻木迟钝,能做到这一点尤其不容易。19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集团里只有极少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不再处于至尊地位,中国必须去了解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列强集团主导的体系。

魏源(1794~1857)即其中之一。他是一位中级官员,与做过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是挚友。林则徐禁烟招致英国干预,最终被清政府革职流放。魏源忠于清朝,但对朝廷的安于现状深为忧虑。他根据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撰写了第一本研究外国地理的书。撰写此书的目的是鼓励中国把眼光放长远,而不是只限于四邻的进贡国。

1842年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实质上是一本研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的专著,他建议采用欧洲的均势外交经验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魏源认识到中国相对于外国列强国力虚弱——他同时代的人通常不承认这一前提——提出了有可能增加中国回旋空间的办法。他建议采取一项多重战略:

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1]

魏源的这番话显示了中国外交的分析能力。面对强敌及其贪得无厌的要求,中国的外交家认识到,他们守定的虽是屈辱的条约,却可限制洋人无休止的勒索。

与此同时,魏源根据欧洲的制衡原理,研究了有可能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国家。他援引汉唐及清初对付侵略成性的蛮夷的先例,对世界各国作了调查,研究了“英夷所惮之仇国”。在魏源的笔下,“以夷攻夷”的口号似乎可以自我实现。他举出西方的“俄国、佛兰西(法兰西)、弥利坚(美利坚)”以及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北部)”,认为皆是潜在的英夷仇国。魏源设想了一个分别从俄国和廓尔喀攻击英国最遥远、防守最薄弱的印度帝国的战略。魏源分析中所含的又一利器是利用法兰西和美利坚与英国的交恶,怂恿两国从海上袭击英国。

这是一个极其新颖的对策。唯一的障碍是,中国政府浑然不知如何实施这一对策。它对自己潜在的盟国一知半解,也不曾向这些国家的首都派驻过使节。魏源认识到中国的局限性,他称,在一个全球政治的时代,“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知夷情夷形人也”。[2]

魏源继而说,鉴于北京未能阻止英国的步步紧逼,因此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地位。于是他提出了又一个崭新的想法:邀请其他蛮夷来华。英夷和其他蛮夷出于贪婪必会互相争斗,从而中国可在列强如何瓜分自己的问题上成为平衡各方利益的一方。魏源说:

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3]

换言之,中国宜主动向所有贪婪之国做出让步,而不是让英国先从中国勒索得手后,主动与其他国家分赃,从而为本国捞取好处。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中国给予任何一个列强的特权应当自动给予所有列强。[4]

时间不偏袒任何一方。魏源提出的巧妙对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用“夷人之长技”武装自己。魏源告诫说,中国应邀请法国和美国的“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魏源将这一新战略概括为“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5]

天朝最初对实现技术近代化的要求不屑一顾,然而却采纳了守定鸦片战争条约条款的战略,以限制西方国家提出新的要求。一位重臣后来写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因此,中国官员应该“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6]

大权旁落:内乱外患

毋庸赘言,与中国缔约的西方列强无意受羁绊。耆英与璞鼎查的谈判结束之后,两国的预期出现了新的鸿沟。对中国的朝廷来说,这些条约是对蛮夷做出的暂时让步,依需要予以遵守,但绝不会主动提议扩大其范围。而西方列强认为,这些条约不过是逐渐把中国引入西方政治和经济交往准则的一个长期过程的开端。然而西方列强眼中的这一启蒙过程被一些中国人视为思想侵略。

因此,对外国要求扩大条约范围,增补在中国任何一地可自由通商的内容并向京城派驻外交代表的要求,中国人拒绝接受。北京虽然对西方各国知之甚少,但朝廷认识到,一旦洋人的军事优势、在华活动不受约束,再加上西方诸国在北京设馆,必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就会失去它历史上特有的道德权威,沦为又一个被列强鱼肉的弱国。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外交和经济特权的一场看似不重要的争端演变成了一场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国内一次大动荡的背景下。负责夷务的中国官员不动声色的自信——近代史上一个始终未改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这一剧变。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已讲述过清朝满族统治集团与汉族官僚阶层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平民百姓之间别扭的妥协关系。他指出:“中国各省起义迭起,年复一年,几无间断。”[7]

由于清朝的天命受到质疑,国内造反的人声势渐大,从宗教和伦理方面对清廷提出挑战,从而为一场残酷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帝国西部边疆爆发了回民叛乱,宣布成立了一个短命的政权。清朝耗费巨资,清军死伤无数,最终才将其镇压下去。在中国腹地,一场称为捻军的起义得到百姓的广泛支持。自1851年起,捻军坚持了近20年之久。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尽管受到严格限制,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鸦片战争后,大批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是一位有魅力的中国神秘主义者,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有通灵之术。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新朝——“太平天国”,依照其领袖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义所做的怪异的诠释进行统治。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占了南京以及华南华中的大片地区,以新朝的名义发号施令。虽然西方的史书极少提及,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却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数千万人死于这场战祸。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据估计太平天国以及回民和捻军起义期间,中国的人口从1850年的4.1亿降至1873年的3.5亿。[8]

19世纪50年代,正当清政府因内乱焦头烂额之时,《南京条约》以及法国和美国与中国签署的条约届满,需要重新谈判。以上3个条约国坚持要求允许其外交官常驻中国首都,明确说明他们不是贡使,而是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人百般拖延,尤其是鉴于前几任参与谈判的官员的下场,没有哪个清朝官员愿意在常驻外交使团的问题上做让步。

1856年,中国强行搜查了一艘在英国注册的中国船只“亚罗”号,据说还亵渎了船上的英国国旗。这一事件成了重开战端的借口。和1840年的战火一样,这次战争的交战理由并不那么光彩(日后发现,该船的注册严格上讲已过期)。然而双方都清楚,战端事关各自的重大利益。由于中国的防御能力依然薄弱,英军攻占了广州和华北地区的大沽口炮台,迫近北京。

随后开始的谈判中,双方观点分歧巨大。英国以传教士般的姿态咄咄逼人,把自己的谈判立场说成是终于能把中国迅速带入近代世界的善举。伦敦的谈判副代表李泰国概括了当时流行的西方人观点:“你们肯定会看到,外交代表权对中英两国都有好处。这剂药可能不大好吃,但疗效会甚佳。”[9]

清政府远不像英国人那么积极。经过朝廷与参与谈判的中国官员之间痛苦的频繁公文往来,加之英国人再次威胁进军北京,中国才接受了条约中的条款。[10]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4_18 1:15:41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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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4-20 02:48:16 | 显示全部楼层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5 (第10章)





第10章 由盛转衰(2)


于1858年缔结的《天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60多年来伦敦一直争取而未果的条款——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利。该条约还允许外国人在长江沿岸自由往来,增开与西方通商的“条约口岸”,保护中国基督教教民以及西方人在华传教的自由(鉴于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尤其难以接受这一条)。法国和美国分别依照本国与中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同中国缔结了内容相似的条约。


签署条约的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在一个显然自己并不受欢迎的首都开设使馆。1859年5月,英国新任使节普鲁斯抵达中国,与中国政府互换允许他在北京居住的条约文本。他发现通往北京的主要河道被锁链和铁桩封锁后,命令一队英国海军陆战队清除障碍。然而中国军队从刚刚加固后的大沽口炮台开炮射击,令英国人猝不及防。随后的交火造成519名英军死亡,456人受伤。[11]


这是中国与近代西方军队交战以来的首次胜利,至少短时间内打破了中国军队无能的形象。然而中国只是暂时阻挡了英国公使进京。巴麦尊派遣额尔金勋爵率领一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下令占领首都,“让皇帝恢复理智”。作为对“大沽败退”的报复,同时象征性地显示西方武力,额尔金下令焚烧皇帝的夏宫,无数艺术珍品毁于一旦。一个半世纪后,中国人对此依然难以释怀。


过去70年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关系准则的抵制现在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危机。外交拖延的手法已经用尽,动武又遇到比自己更强大的武力。蛮夷提出的主权平等概念曾被北京政府嗤之以鼻,如今却越来越呈现为一种不祥的军事优势。外国军队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强行将西方对政治平等和公使特权的解释付诸实现。


就在这时,又一个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国家出现了。截至1860年,俄国人在北京派驻代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50年。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传教士团,是获准常驻北京的唯一欧洲国家。俄国跟在其他列强后面即可获得种种利益。它没有参加英国几次动用武力的行动,但却得到了条约给予其他列强的一切好处。然而,俄国的总体目标远不止于传教或在沿海一带通商。俄国从清朝的衰落中看到了肢解中华帝国,重新吞并其“外疆”的机会。它尤其垂涎于管辖薄弱、边界划分模糊的、广袤的满洲(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腹地)、蒙古(位于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当时是半自治的部落)和新疆(中国西部广阔的山脉和沙漠,当地居民主要是穆斯林)。为达此目的,俄国有计划地沿以上疆界逐步扩张,对当地王公封官授爵,贿赂收买,同时又用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示以威胁,诱逼他们效忠俄国。[12]


中国国难当头之际,俄国这个殖民大国现身了,它主动提议出面调停1860年的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变相威胁干预。俄国高超的外交——在他人眼里可能是欺诈外交——是以武力威胁做后盾的。年轻的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是沙皇派驻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绝顶聪明而且狡黠。他哄骗清廷相信,只有俄国才能让西方占领军从中国首都撤出。与此同时,他又让西方列强相信,唯有俄国才能让中国遵守条约。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先向进军北京的英法联军提供详细的地图和情报,随后又让占领军相信,冬季即将来临,进出京城的主要河道——白河——会结冰,他们会陷入充满仇恨的中国暴民的包围之中。[13]


作为对它出力相助的交换,俄国胁迫中国出让面积惊人的领土:沿太平洋的一大片土地,包括今天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的海参崴)的港口城市。[14]俄国弹指间就拿到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在日本海的一处立足点,外加曾被认为属于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缔结了一项条款,开放蒙古的库伦(今天的乌兰巴托)和位于中国边远西部的喀什城,允许俄国人在这两地通商并设置领事馆。中国的屈辱还不止于此。额尔金扩大了原香港殖民地,将毗邻的九龙一并划入英国。不过,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以夷治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应对衰落


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了2000多年。它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靠对近乎猖獗的外族入侵逆来顺受。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征服者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文化,要么逐渐淹没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而中国人的耐心遮掩了他们务实的特点。现在,决定命运的又一个时期即将降临。


1860年的冲突之后,皇帝和朝廷内的主战派逃离首都。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恭亲王扮演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的角色。


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后,于1861年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概述了眼前面临的可怕的战略选择:


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15]


这是战败者所处的典型的两难境地:一个国家能够一面貌似顺从征服者,一面维持自己的凝聚力吗?又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扭转不利的力量对比?恭亲王援引了一句古训:“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16]


鉴于没有绝佳对策,恭亲王实际上依据远交近攻的原则,在奏折里将面临的危险分出轻重缓急。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惯用的战略,100多年后再次为毛泽东所运用。恭亲王的奏折评估了几个入侵国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显示了他对地缘政治的非凡敏锐。虽然英国构成了眼下的实际威胁,然而就对中国国家完整的长期威胁而言,恭亲王在奏折中把英国置于末尾,而将俄国置于首位:


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7]


为了实现针对外国列强的长远目标,恭亲王提出设立一个新政府机构——一个外交部的雏形,以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分析外国报纸对中国境外的新闻报道。他很有把握地预测说,这只是应急之需,“一俟清剿结束,与诸国事务由繁转简后,随行裁撤”。[18]新成立的这一部门直到1890年才列入京畿及中央政府各部衙门名册中。其官员多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暂且借调过来,并且轮换频繁。尽管中国的一些城市已被外国军队占领,中国仍将外交政策视为权宜之计,而不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永久特征。[19]新部门的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含糊的名称可以解释为,中国根本没有与外国人搞什么外交,而是把他们作为中华大帝国的一部分署理其事务。[20]


落实恭亲王的外交政策之任落到了李鸿章的肩上,他是一位因带兵与太平天国作战而脱颖而出的重臣。李鸿章素有大志,举止儒雅,受辱不形于色,深谙中国文化传统,但又对中国的险恶处境有不同凡响之认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李鸿章成了中国对外的面孔。他本人也把自己看作外国列强和清廷之间的调解人。前者不断向中国勒索领土和经济权益,后者则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的政体在万邦之上。就其性质而言,李鸿章的政策断无可能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赞同。尤其在中国,人们对李鸿章的一生功过褒贬不一,尤其是呼吁采取强硬路线的一派。清廷中保守好战的一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时不时地就要与外国列强兵戎相见,令李鸿章处境艰难。但他的努力显示了晚清时期他在中国面临的种种严峻选择之间游走的出色能力。李鸿章显达于危难之秋,在19世纪中叶中国各地起义迭起时崭露头角,成为一位出色的将领和“夷务”专家。1862年,李鸿章被派往中国东部富饶的江苏省任巡抚。他发现,主要城镇均被太平军包围,全靠决心捍卫自己新的通商特权的西方军队才免于陷落。李鸿章依照恭亲王奏折里的箴言,同外国军队结为联盟,以消灭共同的敌人,由此奠定了办理夷务权威的地位。在中西联合作战的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建立了工作关系(二人最终关系闹僵,因为李鸿章下令处死了戈登曾许诺赦免的被捕太平军将领)。戈登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冒险家,日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军围困时身亡。1864年太平天国遭到镇压后,李鸿章加官晋爵,位高权重,在此后频繁的外交危机中成了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首席谈判代表。[21]


作为遭遇远比本国强大、文化迥异的国家围攻的一国代表,李鸿章有两个选择:努力弥合文化上的鸿沟,走军事强国之路,从而缓解因歧视异邦文化而招致的压力;或者靠炫耀其特色固守本国文化,靠自己坚定的信念赢得他国的尊重。


19世纪的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做出这一抉择得益于一个有利条件:日本与西方初次相遇时,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显示了社会凝聚力。而李鸿章却无法选择这条路,他自己的国家因一场起义山河破碎。为了镇压这场起义,他需要外国的帮助。再者,李鸿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儒家传统,无论这样做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李鸿章在中国境内东奔西走是中国动荡不安的黯淡写照。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年内——1869~1871年,李鸿章风尘仆仆,从法国代表抗议当地反基督教骚乱的大西南,赶至再次爆发一连串骚乱的北方,随后再次折回中越边境附近爆发少数民族起义的大西南,继而赶赴西北处理一次回民叛乱,随后返回北方因教徒被杀受到法国军舰威胁的天津,最后前往东南,处理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关于台湾岛的危机。[22]


在一个由西方制定的行为守则主导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别具一格。他身着宽松的士大夫朝服,戴显示官阶的“双眼花翎”或穿“黄马褂”。与他打交道的西方官员看到他的这身打扮茫然不解。李鸿章按照清制头顶剃光,脑后拖着一根长辫,头上戴一顶椭圆形官帽。他言辞简练,所说的汉语只有少数外国人能听懂。李鸿章举止安详,超凡脱俗。与他同时代的一个英国人对他既敬畏,又琢磨不透,把他比喻为一个外星来客。李鸿章的仪态举止似乎是想告诉他人,中国的艰辛和做出的种种让步不过是中华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暂时险阻。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一位士大夫重臣和指挥军队镇压太平天国的统帅,曾在1862年对他面授机宜,教他如何把内敛这一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一个外交手段: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23]


李鸿章和同时代任何一位大臣一样,笃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帝国传统特权的正义性。他与其他大臣的不同之处不是他对中国至尊地位的看法,而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他看到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在当时缺乏物质基础,或者说军事基础。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研究过西方的火器,设法了解外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因而认识到中国危险地落伍于世界其他国家。他在1872年呈给皇帝的一份阐述政策的奏折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挈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24]


李鸿章得出了一个和魏源的观点类似的结论,只是当时的变革问题远比魏源时期紧迫。李鸿章告诫说:


目前时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倘若依旧固守成规,不思变革,国家日衰矣。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25]


19世纪60年代,中国就政策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辩论。李鸿章与朝中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称为“自强”的方针。李鸿章在1863年的一份奏章中,首先作为一个前提(同时也是为了说得婉转一点,以减缓对朝廷的冲击)提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26]然而鉴于中国近年来连吃败仗,李鸿章告诫道,中土的士大夫阶层再也不能小觑外国的发明了,“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27]中国需要火器、蒸汽船和重型设备以及相关的生产知识和技术。


为了增强中国人阅读西洋书籍和设计蓝图以及与洋人专家交谈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学习外语(此前中国认为,所有夷人都渴望成为中国人,所以觉得学习外语毫无必要)。李鸿章提出,中国应在主要城市,包括多年来一直竭力阻止外国影响渗入的京城开设学校,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课程。李鸿章把这一项目说成是一种挑战: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能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益。[28]


恭亲王在1866年的一份奏章中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学发明成果:


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9]


中国需要对外部世界开放自己,向此前它视为藩属和蛮夷的国家和人民学习,首先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传统体制,其次是恢复其上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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