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方法论 (1)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3-05-07 2:57 已读 49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 (1)
作者:徐冰
我探讨方法论的动机是推动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00年前后,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提出和倡导的概念,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
费孝通曾在早期(1930至1940年代)参与领导社会学中国化讨论,几十年后,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又以自己的威望推动由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等再次掀起的、跨学科的、海内外华人共同参与的中国化、本土化讨论。中国化、本土化和文化自觉,这几个概念的意思有不同的偏重,但是它们的相似多过差异。杨国枢曾指出,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探索者是同一批人,这两个概念是连续的,也是常常可以互换的。同样,文化自觉与本土化这两个概念是连续的,也是常常可以互换的。比较而言,本土化针对在社会科学中西方和中国(等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偏重鼓励中国(等弱势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在自己所在文化脉络中提出概念、把握经验;文化自觉则针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偏重寻找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之道。但是,文化自觉也强调对自己居身其中的文化之理解的重要性。对此,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认识自己的文化。他曾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个短语来概括文化自觉的过程,“各美其美”,即认识自己的文化,是这个过程的开始。后来,他又试图把“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这两个短语之间的差异涉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但是,无论在这后一个问题上持何观点,在首先要理解自己的文化这一点上,费孝通是确信无疑的。为此,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里,在朋友、学生的帮找下,写出“试图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1)这一重要文章,具体讨论怎样在中国文化中汲取资源,形成文化自觉的社会学理论,并以此为国际社会学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因此,可以说,文化自觉延续了本土化的基本思想。
虽然曾经中断、几度沉浮,中国化、本土化与文化自觉,这几个概念所指涉的学术努力方向一致、内容连续,形成一个连贯的学术脉络。我认为文化自觉可以概括这一脉络的理论旨趣,因为它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把中国化和本土化所关心的“文化”的问题更鲜明地突出出来。而且,“自觉”这个汉语词汇具有深刻的心灵与主体性意涵,“文化自觉”的词组直指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深层理论关怀:阐释文化与心灵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化、本土化与)文化自觉之学术脉络的讨论已有很多,我不拟详细回顾。这里只强调以下相互联系的三点,以说明这种努力的必要性和方法论对它的重要性。
首先,文化自觉关乎心理学和社会学能否发挥蕴含在它们古典根源中的潜力。因为有关乎文化的古典根源,这两门科学自诞生时就在人与社会的科学中占有特殊位置。心理学一度被比作人之科学(sciences of man)中的物理学(2),社会学则在有自己独特视角的同时具有整合社会科学的意图。而当其文化根源被忽视之后,它们就可能沦为解决琐碎问题的工具。这两门科学在中国的现状就具有这个特征。因此,文化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这两门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的枝节问题。
其次,从文化自觉在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学曲折历程中的反复出现可以看出这个努力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经沉浮,而每当这两门科学在中国大陆或者海外得以持续发展二十几年之后,文化就成为它们的突出问题,而且最后这个问题又回溯这两门科学引入中国之初的思想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化自觉的必然性。
最后,在这两门科学中文化一度隐去以及文化自觉的艰难,理论上的关键在方法论。这一点在前两点中已经涉及,本书也意在加深对它的理解。这里只联系前面两点把它突出出来。
这个引子将就这三点两个方面加以拓展,以说明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一
只要分别说出心理学和社会学几位奠基人的大名,便可大致想象这两门学科可能具有的力量。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合称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冯特、弗洛伊德和詹姆斯分称心理学、深度心理学和美国心理学之父。他们的影响渗透到现代人与社会之科学的各个领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更是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称为对20世纪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三个犹太人。何以这两门学科的奠基人具有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关注人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并且把握特殊历史处境的特征以在这个问题上增加深刻的认识。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争论不休。但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不能回避它。汉语中的“心”是阐释人的内在性质的关键词,相应地,西方语言中的“mind”(常译为心灵)是探讨人的主体性和本体论的关键词。也有人认为英语中的heart更接近汉语中的“心”,近来这个词也常出现在强调情感是人类存在基本状态的研究文献之中。在西方语言之内乃至中西语言之间对这些词的比较可以加深对人的内在性质的理解,但是这种比较承认一个前提,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心、mind或者heart是理解人的内在性质的关键。而心理学正抓住了这个关键。
英语中心理学(psychology)的词源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赛琪(Psyche)公主。她原是一位人间公主,但是她的美貌连女神阿芙洛狄忒(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都要嫉妒三分。女神让儿子厄洛斯(Eros,就是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去对赛琪施法,令其爱上一个魔鬼。但是厄洛斯对赛琪一见钟情。经过一番曲折,赛琪与厄洛斯结成伉俪,并由凡人变为长着一双蝴蝶般翅膀的神灵。后来,英语中首位字母小写的psyche(或者psych)指心灵(mind)、灵魂(soul)与自我(self)。从其词源可以看出,自诞生时起心理学就以理解心灵为主旨。但是因为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缘故,20世纪的主流心理学一度把心灵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而被主流心理学所排斥的心理分析则坚持以psyche为对象。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坚持以psyche为对象,同时以厄洛斯(eros)为核心概念。在这些词汇的运用上可以看出他向心灵深处探索的决心。现代汉语中“心理”一词是从日语转来的,它有时等同于心理学,有时指心理学的对象。因为主流心理学对心灵的排斥,“心理”一词一度与心灵拉开距离,以至于高觉敷在翻译“psychoanalysis”的时候把它译为“精神分析”而不是“心理分析”。在心理学内外,当代理论家们对主流心理学的弊端进行了反思,心灵重新成为心理学的对象,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被视为这门学科的古典根源。而当心灵重又成为学术舞台灯光的聚焦点时,它身后的文化故事便又如影随形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向心灵深处探索的心理学是文化心理学。
自笛卡儿以降,在西方(近)现代学术体中,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或者心理哲学(psychological philosophy)称为第一哲学,而社会学则以批评笛卡儿封闭于个人之内的心灵观而闻名。马克思、涂尔干先后指出,人的主体性不在个人之内,而以社会为先决条件。这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开辟了一个“社会学转化”的线索。但是,社会学并未放弃心灵问题,而是在社会的空间或者意义脉络中阐释心灵。《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堪称涂尔干成熟著作的代表,而在这本书导论中他指出,心态(mentalities)是集体与社会的实在,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心态是由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传递的,后者包括神话、图腾、仪式、现代概念与范畴等等,是广义的语言与符号。社会学要透过语言、符号把握心态之实在。(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脍炙人口的名著,它原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首篇文章。韦伯在这本文集的“总导论”中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探讨的是宗教观念对“心灵之经济框架”(economic frame of mind),即经济形式之精神气质(ethos)的影响。(4)在社会与文化(韦伯、涂尔干视宗教为文化的根基)脉络中阐释心灵是社会学成为一门深刻的科学的重要原因。阐释心灵的社会学也是文化社会学。
无论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是因现代西方人经验方式之变化而渐渐兴起的科学。韦伯将这个变化称为世界观的除魅(disenchantment),就是人们不再是一个上帝统摄一切,包括社会生活的之整体的世界图像中经验自身的存在。笛卡尔的心灵图像,是西方近代“下学上达”的本体论转折起点。有此转折,才有后来心理学的诞生。但是,比较而言,心理学并不像社会学那般强调历史的变化。社会学明确地以现代性为基本问题,modern这个词的原意即指与以前有所不同。这一不同体现在哪里?社会学试做整体(holistic)的回答。在此整体回答之中,展现心灵变化的社会空间是社会学想象的特殊贡献。社会结构的概念就是在这个空间想象中形成的,它试图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科学所指涉的领域纳入自己的广义范围之内,因此社会学自始就有重新整合人之科学的旨趣。因为这个整合的旨趣,社会学在人之科学中有特殊地位。社会科学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概念,而在这个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社会学具有特殊的贡献。从古典的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当代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福柯(Michel Foucault)、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学理论家同时是关注跨学科问题的社会理论家。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空间的转化想象乃出于对心灵之具体历史形态,即心态之转化的关心,因此社会图像自始包含心灵图像。或者,社会学认为心灵结构乃社会结构的内部基础。因为对心态的关心,与心灵密不可分的文化是社会学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一度因方法论取向而遮掩,但是它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被再次揭示出来。如当代社会理论家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内在的心灵转变过程,文化所塑造的自我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5)
概言之,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魅力与潜力孕育在它们的古典根源之中:在现代化的历史处境中理解人的心灵及其转变,而这样的探究必然是文化的探究。
二
中国有着深厚的心理与社会思想,粗略地说“内圣”和“外王”就分别指这两个方面,而中国古人已经围绕它们思想了几千年。但是中国没有产生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科学,中国的这两门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开始引入这两门科学是在上个世纪之交,这也是它们在西方独立、成型的关键时期。仅从学科设置上看,好像它们在中国的起点并未比西方落后多少。但是,即使以现代化的历史为土壤,这两门学科在西方的独立也已经过几百年的思想准备,更勿论它们还有更遥远的文化根源,如赛琪的故事了。如果牵涉它们的文化传承或者转化,中国人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引入和理解它们的深层意涵了。尽管如此,当时中国一流的学者、一流的教育家还是对它们怀着极大的期待。在那个西方人反思现代性的时候,中国人正因为挨打而被迫开始现代化。而它们被中国知识分子当作救国图存的学问。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中严复是介绍西学的第一人。他引用王国维的话说,自明末起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它们只被中国人当作一般技术,直到严复引入功利主义和进化论,才真正触动了中国思想。(6)而社会学是严复最青睐的学科之一。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开始介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论,并把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gy译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社会学以阐释现代性为主旨,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严复所开出的药方也是社会学的。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任第一任校长。在冠名京师大学堂时该校就有社会学课程设置,严复出任校长后北京大学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两个学门中都设有社会学课程。
然而,严复所介绍的社会学受到王国维等人文学者的批评。(7)这些学者指出,中西学术都有堂奥之处,那里涉及对人心之精微的理解。而严复并未入此堂奥查其精微,就在中西学术之间进行粗略的比较。斯宾塞的社会学有功利主义的心理学假设,但是它比较狭窄,即使在西方也受到涂尔干和韦伯等的批评。中国有着悠久的心学传统,其中有深刻的反功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文学者对严复的批评就不足为奇了。今天看来,严复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而他所遇到的批评则说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能脱离一种能够进入人心之精微的心理学。
在20世纪的头几年,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大学有心理学课程。王国维从英文版重译的丹麦霍夫丁(Harald Hoffding)的《心理学概论》于1907年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曾聆听冯特的课,他出任北大校长(1916年)后很快促成陈大齐在该校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7年)。曾因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而被称为心理学之父的冯特指出,实验心理学针对的是生理—心理边界的问题,它只能涉及心灵的外围。因此他后期花更大气力建立一种以语言、神话与风俗为素材的民族心理学(Volker-psychologie)。霍夫丁也认为实验心理学只能研究浅层心理想象,研究深层心理现象需要心理—历史的方法。而最早引入中国大学的是实验心理学,它还远不能参与严复和人文学者之间关于人心之精微的论辩。
北京大学在1916年开设社会学班,1917年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最高学府关于这两门科学最早的独立设置。此前,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已于1913年建立社会学系,而中国最早的心理学系则在稍迟的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建立。在经过二十几年的学科建设后,心理学家潘菽于1939年在《读书月刊》上发表“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一文,吴文藻又于1943年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8)带着中国化的问题,费孝通组织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学生在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研究室(后因迁移到呈贡“魁星阁”而被称为“魁阁”)进行讨论。由于抗日战争、政治动荡等原因,这次讨论很快就中止了。但是它的成果非凡,《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皇权与绅权》、《金翼》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堪称经典的作品证明了中国化理念的价值。在费孝通组织的“魁阁”探讨中,中国化理念得以和许烺光等学友交流。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和日后确立许烺光在美国心理人类学代表地位的“心理社会平衡”(PSH)之间的相通之处,是早期中国化与美国当代人类学发展趋势相吻合的一个例证。可以说,早期中国化理念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和为这些中国现代科学赢得国际的尊重功不可没。
从1952年起的几年内,直到1978年,因为政治缘故大陆高校中的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尽被取消。在这段时间里,海外特别是台湾成为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地区。从1960年代起,台湾加大教育投资,分批派出学生、学者出国(主要是去美国)学习、进修,以加快这两个学科力量的培养。经过二十几年的积累,到1970年代后期,那些从台湾赴美进修的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学成回来(他们中的一些先回到香港)。而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一回来就再次提出中国化的问题。1930到1940年代的中国化起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而较少涉及方法论问题。(9)费孝通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实质理论。但是,海外学者再次掀起的中国化则发轫于方法论。
在这次讨论期间,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等编写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10)在21位编写者中,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分别占了12位和6位。可见这两个学科在台湾社会科学中的基础作用。该书“序言”指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台湾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水平提高很快,在大学本科阶段的程度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但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却比较落后,这与方法论方面知识的欠缺有关。方法论(methodology)是更基本的问题,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则是更具体的问题。后者应以前者为理论基础。社会科学不容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局部地从西方“借用”与“移植”方法,而需要方法论的准备。而方法论涉及文化差异的问题。顺着这个思路,杨国枢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分别在香港和台湾联系和召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等各科学者,再次发起中国化讨论。
1987年,杨国枢等把中国化的旗号改为本土化,他所领导的本土心理学也成为这场跨学科讨论中的主要力量。杨国枢解释说,易名的原因是在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上。从特殊性上讲,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台湾、香港和大陆在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已使三地华人的生活各有特点。为尊重三地的独特性,本土化的旗号比较妥帖。从普遍性上讲,不仅三地华人,而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本土心理学。各个层级的本土心理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形成一个金字塔,塔尖是人类或者全球心理学。他还用本土化指涉能够突出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基本方法论。它可以称为一种取向(orientation),其中可以包含各种具体典范或者方法,包括实证主义(positivism)、诠释学(hermeneutics)、现象学(phenomenology)等等。在本土化的基本取向之中,可以多元典范并存。(11)
仅在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化、本土化研究就取得突出的成就。他们发掘的一些主题不仅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而且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至今只有少数华人学者的论文被《美国社会学期刊》录用,而香港社会心理学家何友辉、台湾社会心理学者黄光国的“面子”与“人情”研究就位列其中。(12)
海外的中国化、本土化很快和大陆汇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心理学和社会学重建之初,潘菽和费孝通就又萌生中国化的冲动。潘菽和高觉敷一起组织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费孝通则推动海内外各地华人学者联合进行中国化探索。费孝通鼓励乔建等首先于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海内外华人学者共同参加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系列研讨会,这些系列研讨会名为“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13)在费孝通2005年去世之前,在从1983年到2003年的二十年间,这些系列研讨会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等校相继举办了八届。参会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每次参会者约三四十人,其中不乏当代华人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
在本土化讨论从海外到大陆的拓展中,杨国枢等功不可没。从1992到1997年的六个暑期中,杨国枢率领杨中芳、黄光国、叶启政等台湾、香港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家义务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做讲员,与来自大陆各地一百几十人次的学生和青年学者进行研讨,同时推动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开展。在这个研讨班前后杨中芳都曾在大陆办过规模较小的社会心理学研讨班,叶启政则在1990年代初到北大讲授文化取向的社会学理论。曾受这些海外学者培养大陆学生、学者,后来成为大陆心理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重要力量。
从1994年到1996年的几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暨《中国书评》的推动下大陆学者展开“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但是那时没有在“本土化”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讨论者认为,在大陆社会科学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规范化”才是当务之急。(14)但是到了2000年初,本土化已经成为大陆社会学中一些中青年骨干学者的共识。在2006年《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一次讨论中一些中青年学者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在“规范化”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学者们也逐步认识到中国经验本身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模仿和移植的“规范化”或者未经理论准备的田野调查所能理解的。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许多经验研究不是自说白话、闭门造车,就是拿着数据或材料匆匆忙忙去与国际“接轨”。长此以往,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摆脱这样的尴尬,就需要理解或建构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源头活水。所谓中国的社会学思想传统,是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铺展在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脉络中去思考的传统。而这个思想传统本身就是以“本土化”的方式开始的。它始于严复以古汉语阐释西方社会学理论,继以刘师培、章太炎等借西方社会学理论重新阐释国学。在这些思想准备之后,吴文藻、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学派或燕京学派以及瞿同祖、李安宅、潘光旦的中国历史社会学群体在1940年代进行了具体的社会学本土化研究。(15)
在大陆心理学和社会学重建二十几年之后,本土化得到一些中青年骨干学者的认同。而且,这些学者把这种探索与社会学的根源联系起来,这就又回到严复当年的问题之中。在中国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的二十几年后,老辈学者提出中国化的问题。这两门学科在海外地区发展二十几年后,那里再次掀起中国化、本土化讨论。这两门学科在中国历经坎坷,但是每当它们稳定发展一段时间,文化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而且这个问题最后回到这两门学科的源头上。这个曲折过程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化、本土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