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宦者传》中，有传之北宋宦者共44人，①其中事关西夏者即有24人，活跃于军事、外交诸层面，几乎经历北宋与西夏关系史之所有重大事件。惜乎天水一朝之宦者，较于汉、唐、明三朝，学界论之者甚少；而治宋夏关系史之学者亦鲜有留意于此者。在宋夏关系史中，宦官群体究竟发挥了何种程度之作用，他们是否表现出了一定形式的群体特征呢？本文将做一初步之探讨，范围仅限于北宋一朝。
宋夏关系，乃是北宋一朝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尤其在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缓和，西夏不仅成为北宋最为实际的外患，亦逐渐成为北宋开拓进取的首要目标，宋夏关系，更见重要。而北宋之宦官，几乎参预了自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即耶元982年李继捧内附以后，宋夏关系中多数重大事件。
太平兴国七年，李氏叔侄不和，“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继捧之从父也，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入朝。辛丑，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②
《西夏书事》卷三更明确记载：“克文表至，太宗遣中使持诏命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召继捧来京。继捧有难色，克文与诏使并促之，不得已率家属入朝，见于崇德殿。”
宋太宗所遣中使姓名无考，但自此时起，宦官已参预宋夏关系则已无疑问。李继捧入朝后，李克文等亦携家属相继入朝。惟继棒族弟李继迁奔地斤泽，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继迁因“戎人拒命”，③率兵攻夏州，拉开了北宋与西夏长达144年的战争之序幕。而宦官亦频繁出现于历史记载当中，在宋夏关系中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西夏书事》卷三记载：
“太平兴国八年春三月，继迁入贡，内侍秦翰赍敕招之，不听。”
秦翰是宋太宗时有名的宦官，史载：李继迁之未宾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帐中，无疑间，尝白太宗言：“臣一内官不足惜，愿手刺此贼，死无所恨。”太宗深嘉其忠。④
宦官不仅担任使节，更有领兵作战者。
九年，命（窦神宝）与尹宪屯夏州，时岌伽罗腻等十四族久叛，神宝率兵大破之，焚其庐帐，斩千余级，虏获甚众。⑤
自此之后，凡宋夏和战，处处皆可见宦官之身影。
端拱元年，宋廷以赵保忠（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讨李继迁，“同经略其事”者是内侍张继能。淳化二年，继捧叛，“命李继隆率师问罪，（秦）翰监护其军。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缓其阴计。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仪副使。”淳化五年，李继迁献马谢罪，则是因宦官张崇贵。李继迁复叛，至道二年，围攻灵州，守城之将有宦官窦神宝。同年，宋五路出兵攻继迁，宦官李神祐率众至乌白池而还。至道三年继迁请和，宋使为宦者张崇贵。其后咸平四年，继迁陷清远军，围攻灵州。其时在庆州逗留不救者，亦有内侍张继能。
其后李继迁因伤身亡，子德明嗣位，宋夏关系缓和。但秦翰、张崇贵等宦官之角色反更见举足轻重，史称：“崇贵移书谕朝廷恩信，德明请俟释服禀命。诏书慰抚，以向敏中为缘边安抚使。自是边防事宜，经制小大，皆崇贵专主之。”
至宋天圣九年，德明死，元昊继位。宦官张惟吉“为赵元昊官告使，还，言元昊骄僭，势必叛，请预饬边备。”三川口之役，“刘平、石元孙被执，（卢）守勤抚膺涕泣不敢出”；而临阵脱逃，直接导致三川口之败的黄德和，亦是宦官。⑥其后宋廷深自反省，有以兵败归咎于宦官监军者，吕夷简用策迫宦官自请罢诸监军宦官，⑦于是内侍活动稍得抑制。此时西夏已成心腹大患，宋廷遣韩琦、范仲淹等名臣巡边，经略西事，似张崇贵一般“边防事宜皆专主之”的宦官终仁宗、英宗二朝，皆未再出现。⑧
但自神宗继位后，局势又为之一变。神宗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然熙丰之世，神宗最为倚重之将领，莫过于宦官李宪。于是宦官又再次对宋夏关系有了举足轻重之影响。王韶开熙河，宦官李宪、王中正辈皆预其事；元丰五路伐夏，李宪、王中、梁从吉、李祥辈或节制方面，或有力战之勋；永乐之败，宦官李舜举战死殉国；宋夏争夺兰州，主其事者仍是李宪。宰执王珪迎劳李舜举，至言：“朝廷以边事属押班（李舜举）及李留后（李宪），无西顾之忧矣。”此虽谀辞，亦足以觑一时之大概。
至神宗死，幼主即位，元佑诸君子柄政，追论元丰之败绩，李宪、王中正等皆得罪贬窜，西鄙事复决于士大夫。其后哲宗虽亲政，章惇、曾布辈柄政，所倚赖者亦是章楶、种谊等名将，宦官李祥辈奔走而已。哲宗亲政，虽亦曾信用宦官刘惟简、梁从政，然熙丰屡败于夏人，其祸非浅，士大夫多有归咎于貂珰者，有所惩也。
直至徽宗时蔡京为相，复谋划西北，以童贯为监军，宦官才再一次主导宋夏关系。其后童贯竟因此而柄北宋军政，此时已非止宋夏之事，天下之事，亦多决其手。而北宋遂因此而亡。
宦官于宋夏关系，可谓终其始终者。
北宋之宦官在宋夏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体现于在时间的维度上，他们自始自终活跃于宋夏关系的舞台，参预了多数的重大事件；亦体现于他们在宋夏关系中发挥作用之深度与广度二维之上。
北宋宦官活跃于宋夏关系之各个方面。
（一）出使党项。《宋史·宦者传》中事关西夏者24人，出使过西夏的宦官便有六人。⑨他们大部分是做为西夏统治者的“官告使”或者“加恩使”出使。六人中共有五人担任过这样的使节。
“大中祥符初，改（阎承翰）西京左藏库使，充夏州赵德明加恩官告使。”
“（韩守英）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勾当皇城司，为赵德明官告使。”
“为赵德明加恩使，德明与（蓝）继宗射，继宗每发必中，德明遗以所乘名马。”
前面提到张惟吉出使西夏，是为元昊官告使。而张崇贵出使，史载：“及是，保吉复修贡，诏以定难节度授之，命崇贵持诏命、衣带、器币以赐。”“（景德三年）又持旌节诰命授德明。”实际上也是李继迁、赵德明的官告使。
除此之外，亦有因劝降而出使者。前面提及太平兴国八年秦翰出使，即是为劝降李继迁。
也有为缓和双边关系者，“既而继迁贡橐驼、名马待罪，遣（张）崇贵往赐器币、茶药、衣物。”
宦官担任外交使节，往来宋夏，如秦翰、蓝继宗等甚至深得西夏统治者的信任，秦翰出入李继迁帐中，一度有机会加以行刺。而其前往西夏，除了使命本身外，也兼负刺探敌人虚实之使命。“勾当皇城司”是宋朝之探事机构，韩守英为“勾当皇城司”而出使西夏，已不能不引人联想。而张惟吉出使归国，便上言元昊必叛，“请预饬边备”，更足以说明其事。
（二）担任军事职务。24人中，有17人明确记载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担任过军事职务。而他们的职务范围，更涉及到军事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节制方面者，太宗朝之李神祐五路进兵讨李继迁时为灵、环排阵都监，实为一路军之统帅；历太宗、真宗二朝之秦翰，先后为“灵、环、庆州、清远军四路都监”、“邠宁、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泾、原、仪、渭钤辖”，大中祥符年间，秦翰请求随从宋真宗东封，真宗“手诏谕以西垂委任之异”，名为监军，实有方面之寄；前文提及的张崇贵，专制边事，时驻延州，“每德明有所论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边有二路，其文移至环庆者，皆付延州议焉。”神宗时之李宪，“计议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五路伐夏，又独领熙、秦一路，终神宗之世，节制方面十余年；王中正“总兵河东，兼领四路”；⑩至徽宗时之童贯更不待言，史称“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
有亲冒矢石、领兵作战者。秦翰“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窦神宝、张继能，几为一时名将；石全彬、张惟吉、卢守勤、李舜举、梁从吉、李祥、张若水辈，皆有战功名世，李舜举更是在永乐之役中战死。
又有监军者。北宋宦官领兵，多以监军之名。如《宋史·童贯传》言：“合兵十万，命王厚专阃寄，而贯用李宪故事监其军。”可见非止童贯领兵是为监军，连李宪领军，亦是以监军之名。又《宋史·石全彬传》言：“元昊叛，全彬监鄜州兵救延州”，可见全彬领兵，亦为监军。而同时钤辖、都监、巡检等官，又有监军之性质。是此24人中，明言监军者不过5人（未包括李宪），但实有监军之责者，却远不止于此。此外亦有未入传之宦官监军者，除前文提到的黄德和外，《宋史·张崇贵传》还记载：“供奉官曹信时监边军”。
还有护送粮草者。如窦神福曾“与田绍武部送灵州刍粮”，后又“与杨允恭议造小车三千，运粮至环州”；李神祐“护粮运抵朔方”；张继能“与白承睿护刍粟入灵武”。
有参预营建军事工程者。秦翰因“西鄙无藩篱之蔽”，遂“规度要害，凿巨堑，计工三十万，役卒数年而成，不烦于民。” “郑文宝议城威州、清远军，（张）继能护其役。” “沈括城永乐，遣（李）舜举计议。”
有督造、改良军器者。鼎鼎大名的“神臂弓”，便是宦官张若水在熙宁初所督造，为北宋中后期军中之利器。
（三）奉命巡察边事。宦官同时也是皇帝的耳目，他们也经常被派往边境，担任临时性的差遣，了解情况，以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仅《宋史·宦者传》中，明确记载奉旨巡察边事的宦官就达10人次。而其原因与目的，也是五花八门。
有检阅边境战备者。如秦翰“淳化中，使河东，阅视堡栅兵骑。” 张惟吉“按视鄜延、环庆两路器甲，并访攻守利害。”皆属此类。
有了解敌我情势，以助决策者。如至道三年，秦翰“出使灵武”，其时灵武尚在宋军控制中，秦翰的真实目的乃是“图上山川形势”，以助真宗决策。⑾又“雍熙中，温仲舒谕酋豪使献其地，徒众渭北。言者以为生事，请罢仲舒。太宗遣（蓝）继宗往按视，还奏二砦据要害，产良木，不可弃。” 神宗将复熙河，命王中正先往“规度”，皆属此类。
有犒军者。元丰五路伐夏后，奉命“抚犒士卒”者，便是宦官刘惟简。
有为安抚“羌戎”者。如大中祥符间，“夏州属户有扰境上者，即日遣（秦）翰往脽上按视，遍巡边部。”“淳化四年，命（张崇贵）乘传之延州招羌戎之内附者，发库钱犒给，以金币赐酋领。”
（四）执行边境经济政策。北宋宦官曾经广泛参预宋朝的经济活动，对此学者早有论及。⑿而以经济手段打击或安抚西夏，则素为北宋政府重要的外交策略。宦宦参预执行宋朝在宋夏边境之经济政策，大体有两类。一类如张崇贵任制置沿边青白盐事，是为针对西夏而采取的经济封锁；另一类则以宦官李继和为代表，《宋史·李继和传》记载：“沙苑阙马，诏秦州置场以券市之，（李）继和领职不数月，得马千数，而人不扰。”主要以市马为目的边境贸易，是宋朝军马的重要来源。
（五）参预决策。北宋宦官除了在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发挥作用外，甚至还参预决策，直接主动地影响宋廷的对夏政策。其大者如雍熙中，宋廷欲招募西北“边部愿攻契丹者”，为窦神宝谏止；张崇贵请求设置缘边安抚使（未采纳）；张惟吉出使西夏后，请“预饬边备”，后又反对夏竦、韩琦深入之策，主张“持重伺变”；元丰五年李宪建议再举取灵武，得李舜举面奏极力反对，神宗“始信之”，遂罢其役；⒀童贯倡议进筑横山等等。其小者诸如阎承翰使还，“请于浦洛河置馆，以待夏台进奉使”（未采纳）；元丰五路伐夏后劳师，刘惟简请求“均予之”以防不测。宦官们可谓深刻地影响着宋朝的西夏政策。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外，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与地区，宦官甚至还曾经权知州事，主持司法。如窦神宝在慕容德丰未就任延州知州前，曾经“权州事”。宋真宗时，“内属户杀汉口者止罚孳畜”，张继能以常法处置，使“西人畏而不敢犯”，由此亦可知宦官亦曾握边区司法之权。
《宋史·宦者传》较为集中地保存了北宋宦官的资料，考察其中涉及宋夏关系的24名宦官的事迹后，我们可以发现入传的宦官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群体特征。
（一）军事色彩浓厚。凡此24名入传宦官，以及散见于其余史料的宦官，其身份之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为最直观之特征。如前所叙，24名入传宦官，其中有17名明确记载担当过军事职务，而其余7名宦官的职务，或者与军事相关，或者在其他时间也担任过军事职务。如阎承翰，虽史载其涉及宋夏关系之职务只是赵德明加恩官告使，但据《宋史·阎承翰传》记载，宋真宗曾对宰相说：“承翰虽无武勇，然涖事勤恪。”遂使之担任“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钤辖”。至于其余如蓝继宗、刘惟简、李继和等六人，或涉及西夏之职务本即与军事有关，或曾经担任过军事职务，或二者皆有，竟无一人之身份未具有军事色彩。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追溯历史，可以找到一部分解释。历史的演进，具有极大的惯性。虽然宋朝的建国者努力想要革除晚唐以来的弊政，并且做出了相当的改革，但即便宋人亦早已意识到“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之事实⒁，晚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制度，依然被沿袭下来。自唐代以宦官监军，到典兵，沿至五代，人皆习以为常。宋太祖时虽信任边将，较少以宦官监军，但以宦官监军、典兵之弊，却并未完全革除。开宝二年征太原，李神祐便已率卫兵“斩贼甚众”，其后他又参预平南汉之役，督军镇压周琼叛乱；至于曹彬平南唐之役，李神祐、王继恩辈，皆在军中。至太宗时，每以阵图钳制边将，宦官监军或典兵者更盛。加上宋朝制度，“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方得“预选充押班”，⒂则边功更为宦者进身之途。是以此24人身份皆具军事色彩，实有因袭前弊及制度上之原因。非止此24人，凡《宋史·宦者传》提及之宦官，泰半以上，皆有军功。
除此历史之因循外，宋夏关系之特殊性，亦是原因。自李继迁攻夏州起，至北宋灭亡144年间，宋夏之间不能谓无和平之时。然此所谓之“和平”，却不过是“战略妥协”或“绥靖”之别名，此144年间，双方关系之实质，要么是西夏为建国、称帝、掠夺而战，要么是宋朝为靖边、恢复而战。相比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之长期缓和，西夏于北宋，是最为实际的外患，亦是进取之首要目标。即使赵德明为生存而进行战略性妥协之时，双方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依然不绝，双方从未有过较长时期互信的基础。是以《宋史·宦者传》中，涉及宋夏关系之宦官身份军事色彩尤为浓厚，实亦不足为怪。
（二）“准士大夫倾向”。这里所谓的“准士大夫倾向”，是指这24名入传宦官之价值观与客观事迹，有部分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化”的倾向。换言之，如若我们暂时忽略其“宦官”之特殊身份，则其所作所为，与一般之宋朝士大夫，已很难看出分别。
所谓“谨礼法以维君子，明威罚以御小人”，⒃重视礼法，将自己纳入礼法体系中，并且自觉的维护礼法体系，是宦官“士大夫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的方面：
谦退。至道中，以宦宦刘承规“同签书提点枢密、宣徽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刘承规随即上表恳辞。大中祥符年间，刘承规“以疾求致仕”不成，又“以廉使月禀归于有司”。除刘承规外，秦翰曾经表让皇城使、入内都知；张崇贵曾“上言久去乡里，愿得告归葬父母”；张继能以衰老求解职；蓝继宗累章上表求致仕，又固请罢都知，史称“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卉、弄游鱼为乐尔。'”；而《宋史·张惟吉传》也记载：“凡内侍领内东门，次迁勾当御药院，而惟吉纔进官，众以为薄，惟吉欣然就职。” 如此行为，实已颇类士大夫，不仅在北宋以外的宦官群体中极为罕见，较之北宋某些士大夫恋栈贪权，甚至要谏官弹劾方肯致仕，这些宦官反倒更象士大夫。
是以不必细论其谦退之举是出于真心还是做作，要之这些宦官已然接受“谦退”是一种美德并身体力行之则已无疑问。
除此之外，宦官并出现以礼法要求君主的现象。
《宋史·李舜举传》记载：
英宗立，奏事京师。会帝不豫，内谒者止之宫门，舜举曰：“天子新即位，使者从边方来，不得一见而去，何以慰远人！”谒者以闻，亟召对，帝意良悦。
无独有偶，《宋史·刘惟简传》亦有类似的记载：
英宗初立，惟简自河北来朝，请对寝门，内谒者难之，独引见皇太后。惟简立福宁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帏中，望见呼问曰：“诸路如汝者几人，何以独来？”对曰：“陛下新即位，臣来自边塞，未瞻天表，不敢辄还，不知其他。”帝叹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识其姓名屏间。
英宗所谓“所守”者，正是礼法。不仅对于君主，甚至对士大夫，宦官亦有维护礼法之要求。
《宋史·张惟吉传》记载：
张贵妃薨，将治丧皇仪殿，诸宦官皆以为可，独惟吉曰：“此事干典礼，须翌日问宰相。”既而宰相不能执议，惟吉深以为非。
当宰相都无法维护礼法之时，身为一个宦官的张惟吉，竟“深以为非”。
又前文曾引到《宋史·李舜举传》之记载：
退诣中书，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闻者代珪惭焉。
“闻者”代王珪“惭愧”的，正是李舜举一介宦官，较之王珪这位士大夫，却更自觉地维护着礼法。
宦官的“准士大夫倾向”还表现在部分宦官具备了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感之上。如刘承规被称为“沈毅徇公”，“自寝疾惟以公家之务为念，遗奏求免赠赙诏葬”；秦翰“以方略自任”，曾经欲不计生死行刺李继迁，后为平赵保忠之叛，竟不惜矫诏，其“轻财好施”、“能得众心”，死后不仅“禁旅有泣下者”，连给他写碑文的杨亿都“以其不蓄财，表辞所贽物”，至仁宗朝孙沔上表，还不得不承认“秦翰等数人，履行端谨，节义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⒄。至于李舜举战死永乐，断衣襟书遗奏：“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其以国事为念，士大夫亦不过如此。
此外，宦官的“外朝化”，亦是其“准士大夫倾向”的重要表征。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向来有“中朝”与“外朝”之别，宦官本来应当是“中朝”的天然成员，亦即为皇室之“私属”。⒅但考察此历西事之24名入传宦官之事迹，却可以发现，这些宦官究竟属于“外朝”还是“中朝”，已然变得模糊。较为典型者如宦官李祥，根据《宋史·李祥传》，其“在熙河二十余年”，一生所经历之重要职务，几乎全是外任武职，其升迁皆是因为战功，除去他“宦官”之特殊身份之外，他与一个普通的武官几乎毫无区别。而宋人谓“繇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亦很难说李祥还是皇室的“私属”。
除了李祥这样极端的个案，其余的宦官，虽然“出则总边方之寄，归则守内庭之职”⒇，但当其差遣在外之时，同样要受有司节制，类似外朝之官。以李宪之贵，副赵卨为招讨副使，赵卨一言“节制号令宜归一”，而李宪便不得不罢职离去。
要之，我们不能据以上分析便武断这些参预宋夏关系之宦官已经与士大夫无二，不能据此便说他们已经不再是皇室的“私属”。恰恰相反，这些宦官身为皇室“私属”之证据同样很多；少数宦官之自觉，亦难以证明其全体皆有此“自觉”，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是窦神宝这样受到正面评价的宦官，依然会“畜货钜万”，而且士大夫阶层亦同时天然地排斥着宦官群体，二者的矛盾与斗争并未完全消除。但是我们亦必须承认，“准士大夫倾向”在这24名入传宦官身上，确然存在，北宋的宦官，开始逐渐表现得更象是士大夫，而非身为皇室私属的宦官。本文限于篇幅，未能深入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有一点必须在此特别指出，虽然传统史家将“童贯之祸”视之为北宋的“奄祸”，但若进一步考察童贯之事迹，则可发现，其除了具有“宦官”这一客观身份，并且借此取得进身之机会以外，其余所作所为实与一个普通的权臣并无二致。而北宋一朝宦官，与汉、唐、明三代之最大不同，正在于北宋有“阉人”而无“阉党”。北宋可能存在过“权阉”，却从未存在过一个“宦官利益集团”，这才是“宋朝无奄祸”之真实描叙。出现这种情形之原因颇为复杂，亦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但是这24名宦官表现出来的“准士大夫倾向”，或可以从某一个方面提供注解。
北宋宦官在涉及宋夏关系的广泛领域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这一部分历史的运转。但对于这种影响，既不必过于夸大，亦不必刻意贬低，参预宋夏关系之宦官，有若鱼龙，如窦神宝、秦翰辈建功立业者有之；似李宪、张继能辈褒贬不一者有之；象童贯、王中正辈误国害民者亦有之。草率的二元价值评判，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的。要之，本文的重点，只是揭露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应当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造成此现象之真正原因又是什么？此皆为本文所不及者，亦有待于学界更深一步的研究。 |
发表于 2009-10-18 10:4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