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辨正（杀无赦）

三十一、《旅獒》问题
《疏证》（第七十五）：古人字多假借，某当读为某，其类弗可悉数。第以四子书证之。有以形相近而读者，素隐之为索隐；有以声相近而读者，既禀之为饩禀；有以形声俱相近而读者，亲民之为新民；有形既不同、声亦各异，徒以其义当读作某者，命也之命，郑氏以为慢，程子以为怠，是也。安国壁中《书》原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从讲习，知旅獒不得读以本字，故注《书序》，马云作豪，酋豪也；郑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盖从篇中文与义定之也。伪作此篇者，止见《书序》有“旅獒”字，遂当以《左传》公嗾夫獒焉。《尔雅》，狗四尺为獒之獒。若似马、郑为不识字也者。窃惟马、郑两大儒，其理明义精之学，或不如后代，而博物洽闻，迥非后代所能仿佛。岂并“獒”字亦不识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旅”是国名，下“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孔《传》所谓因獒而陈道义是也。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传》竟解作国名，亦可谓字并不识矣。
又按，旅者，陈也。因獒而陈道义。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当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训戒王。二十八篇之《书》，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类。皆篇成以后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书，故不觉无意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书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为之辞耳。余曰：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云作《吕刑》以诘四方。何独古文直骂题出论至此？而人犹未悟，则惟《三国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见亮，正使刳心着地，与数斤肉相似。

关于“獒”字的解释，早就由《尚书正义》解决了：郑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遒豪来献见於周。”良由不见古文，妄为此说。

由前面对三家本的分析可知，孔颖达的解释是正确的。阎氏把这个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纯属无事生非。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证明郑玄之误：《书序》“西旅献獒“，“獒”是被献的物品。郑玄注“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遒豪来献见於周。”中的“酋獒”既是人，又是被献的物品。试问“人”可以随便献出去吗？况且这个“人”还是“强大有政者”呢。

阎氏下文中举出了这样一条证据：或曰：“惟克商”以下，书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为之辞耳。余曰：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云作《吕刑》以诘四方。何独古文直骂题出论至此？

按照阎氏的逻辑，《礼记》诸篇中只有《曲礼上》中出现了“《曲礼》”，难道《曲礼上》是“伪古文”？《逸周书》诸篇中只有《大匡解》和《芮良夫解》出现了“作《大匡》”“作《芮良夫》，难道此二篇又是“伪古文”？要是这种逻辑能够成立，不知要有多少古书被判为“伪书”。

三十二、《武成》日月书法
《疏证》（第五十三）：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以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载。考《召诰》篇先书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顾命》篇先书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止书日而必于后结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详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师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复继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见冠以二月，岂今文书法耶？或曰：《洛诰》亦尝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辞，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若史家记事，垂远必系日于月，有一定之体耶。

粗看上去，阎氏此条论证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造成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是“阙文”了呢？如果是，那么阎氏此条论证也就不攻自破了！

阎氏下文又提出一条证据：又按《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数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盖连望日而数，非离本日，此今文书法也。孔安国不达兹例，谓望为十五日，果尔何得曰“越六日”？此与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误同。益验古文与《传》出一手。

按：“四”字可写作“亖”，与“三”相近，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武成》文章中的错误所导致的，错误不等于伪造。

三十三、仲康日食问题（上）
《疏证》（第八十一）：余向谓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变，遂以瞽奏鼓等礼当之。而不顾其不合正阳之义，说具第一卷。今余既通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终甲戌，以《授时》《时宪》二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岁，距元至元辛巳积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
○八，冬至四十
○日七九九二，闰余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转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经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
○五七（入日食限），经朔二十八日五五
○二
○九，入缩历一百
○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缩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转二十五日一九四七
○九，迟差二度九
○
○三，加差四刻八四
○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岁距积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
○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
○七
○八，闰余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转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经朔二十
○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经朔二十三日三
○六九三八，入盈历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
○九六，盈差
○度四六四六，入转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迟差
○度九
○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
○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则仲康始即位之岁，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东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与经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历法疏密，验在交食，虽千百世以上，规程不爽，无不可以筹策穷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误附于“肇位四海”之后。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史记》《汉书》、荀悦《汉纪》皆云：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昭垂史册者，六百四十五年。后魏高允始谓崔浩曰：此史谬也。案星传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天文欲为变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众皆叹服。又后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马光编《通鉴》，始削去不载。盖史家之必核实如此。况今历学大明，敻绝前代，不难尽刊已成之案。而魏晋间《书》乃出一妄男子，多凭虚安处之。论以历法，则不合于天文；以典礼，则不合于夏制。屡折之于理，既如彼其乖。兹参之以数，复如此其谬。曾谓天下万世，人两目尽夹，而无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冲有言：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予实有此慨叹耳。

关于“仲康日食“，拙作《“仲康日食”证伪》有详细论述，兹引于下：
1、《胤征》的记载可以证明有仲康日食吗？


   《胤征》原文：“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


一般翻译：这个羲和颠倒他的行为，沉醉在酒中，背离职位，搞乱了日月星辰的运行历程，远远放弃他所司的事。九月的朔日，日月不会合于房，出现日食。乐官进鼓而击，啬夫奔驰取币以礼敬神明，众人跑着供役。羲和主管其官却不知道这件事，对天象昏迷无知，因此触犯了先王的诛罚。先王的《政典》说：“历法出现先于天时的事，杀无赦，出现后于天时的事，杀无赦。


但也可以这么译：这个羲和颠倒他的行为，沉醉在酒中，背离职位，搞乱了历法。九月的朔日，早晨时分，没有去敬授民时。到了乐官击鼓，啬夫奔驰，众人奔跑，都去准备某件事的时候，羲和占据官位却不知道，醉得连天上的太阳都看不见了，因此触犯了先王的诛罚。《政典》说：“在所规定的行动时间之前行动的人，杀无赦；在所规定的行动时间之后行动的人，杀无赦。”


    从表面上看，无论哪种译法都能说得通。故这篇不构成仲康日食的有效证据。
2、《左传》的记载可以证明有仲康日食吗？

《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一段记载，常被当作仲康日食存在的依据。兹录于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但在我看来，这段记载根本不能当作仲康日食存在的依据。因为首先，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六月并非甲戌朔，该月也没有发生过日食。另外，《春秋》记日食36次，只提到朔日，没有一次提到日食形成的位置。这不是由于史官的漏记，而是当时的天文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测算日躔的方法。这一测算方法是战国时魏国的石申创造的。石申是用昏旦中星测定当时的太阳位置。具体说来，就是先在初昏测定南中宿度，再向西推算90度，假定为日在点；黎明前，再一次测定南中的宿度，然后向东推算90度，做为日在点。然后将两个日在点加以比较，以它们中间的一点做为太阳的具体方位，就基本上是准确的。此方法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和《淮南子》的“时则篇”。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推测日在的方位了。所以，从战国晚期开始，对每次日食的记载，都注有日在的宿次。由此说明，此段对“辰不集于房”的解释只能出自战国晚期或汉人之笔，不能出现在战国以前。所以，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就要打折扣。

即使忽略这种可能，那么可不可以以此来当作仲康日食存在的依据？不能！因为古人引书，大都断章取义处。这段记载中对“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解释，不排除断章取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左传》的记载或然性过高，不能当作仲康日食存在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所谓“仲康日食”是自《左传》以来的附会，它根本不存在。
所以，阎氏此条也是伪证。

附记：此条写完后，读到黄怀信先生的《尚书注训》，他认为这只是一场“定朔错误”的闹剧，而不是日食。

三十四、仲康日食问题（下）
《疏证》（第八）：日食之变，为人君所当恐惧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为灾之尤重者，则在建巳之月焉。盖自冬至一阳生，至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虽名有四月、六月之别，皆谓之正月。正月者，正阳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礼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礼在周之六月，继即引《夏书》以证夏礼，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为夏之四月，可谓反复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礼之一大验乎？而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礼，夏家正未尝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历法而未知夏之典礼也。或又有曲为之说者，曰：夏质周文，故礼亦异。不知三代典礼有从异者，亦有从同者；有当革者，亦有当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礼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师旷所引《夏书》之文乎？考之《周礼》小宰之职，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之正岁即夏之正月，同为建寅，同徇以木铎。此非二代同礼之又一大验乎？噫，作古文者自谓博考经籍，采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采，百而或有时漏一，故多所留破绽，以来后人之指议。吾安得起斯人而面问之哉？
按巳月之为正月，不特见左氏，已见《诗•小雅》所谓“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当之，其繁霜曷足为灾异哉？正阳日食，为古所尤忌，亦不特见左氏，又见《诗•小雅》。集传苏氏所谓纯阳而食，阳弱之甚；十月纯阴而食，阴壮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人以为亦孔之丑是也。其说皆与左互相发，故并著之。独怪胡安国传《春秋》于庄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从左氏正阳之义，而反远引《胤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礼，若以凡日食即当然者，岂诚以左氏为浮夸，而以古文《尚书》为真合夏之典礼也耶？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鉴前编》曰：兵法莫整于《胤征》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也；莫仁于《胤征》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也；莫勇于《胤征》曰，“威克厥爱允济”也；此武之大经也。愚请得而证之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书》曰（《韩诗外传》作《周制》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是整乃见于《荀子》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此出《易•离卦》上九《爻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是仁乃见于易也。“威克厥爱允济”，此出《左传》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闻之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是勇乃见于《左传》也。凡晚出之古文所为精诣之语，皆无一字无来处。独惜后人读书少，遂谓其自作此语耳。譬之千金之裘，徒从其毛而观之，未有不爱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观之，然后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众腋以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异此哉？
又按左氏引《夏书》，虽云日食典礼，未知的在何王之世，故刘歆《三统历》不载，后造《大同历》者，始推之为仲康元年。唐傅仁均等又以为五年癸巳。疑皆因晚出书傅会为此。犹刘原父《七经小传》谓《诗》皆夏正，无周正，自郑笺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后造历者，于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果日食矣，疑出于傅会。卓哉特识！可尽扫一切。余谓此二事颇堪作对。

关于这个问题，我赞成李学勤先生的看法：《左传》中的“孟夏”不是指《夏书》的事件，而是指昭公十七年的事，这就解决了其中的矛盾。

三十五、商郊和牧野
《疏证》（第八十五）：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犹有扈氏之郊名甘云尔，非二地也。故誓师之辞曰于商郊，不必复言牧野。《诗•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伪作《武成》篇者，昧于此义，叙武王“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似武王于癸亥仅顿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师，誓已而战。一地也，分作两地用之，可乎？昔郑氏注《书序》“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贾公彦疏之曰：郑盖以目验知之。古大儒注一书，必具全力，不惮以其身之所经，目之所穷，以为经传之取信。曾谓当日史臣如尹佚辈，亲从征伐，一动一言，莫不纪述。乃独不察于地理如此哉。

注意：《武成》原文是“陈于”（陈设兵力），可阎氏后文偷偷改成了“顿兵”（驻扎军队）。“陈设兵力”之后一般直接进入战斗，“驻扎军队”之后往往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进入战斗。所以，商郊和牧野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天下无事。

阎氏在这里不顾原文，随意改动，构成了“不察于地理如此哉”的诬陷借口。

三十六、大仆和大驭
《疏证》（第一百）：余向谓孔《传》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领六卿之说。今且有两职，实不相通，误合为一，既见经，复见《传》者。《周礼》“大驭”，中大夫掌驭玉路以祀；“戎仆”，亦中大夫掌驭戎车；“齐仆”，下大夫掌驭金路以宾；“道仆”，上士掌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仆”，上士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驭王车，而大驭为最尊。又有大仆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祭仆掌受命于王以视祭祀，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此等官以仆名，而无预于驭车之事。大仆虽有左驭前驱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职与大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与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则似太仆所掌，与《书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又云“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则官高职亲，与王同车，又似大驭，非大仆所可当。得毋误记《周礼》二官为一？安国蚤已自吐供招曰：太仆长，太御，中大夫。然其误亦有故，案《汉百官公卿表》，太仆，秦官。应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岂非经与传之所从出哉？凡余驳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无遁情。近儒谓扬子云生平昌黎亦被瞒过，程子犹为之讳，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胆镜雄为狐妖无遁处。快哉，斯喻也。

阎氏此条提出了两个证据：1、“晚出”《冏命》篇有“官高职亲，与王同车”，不似大仆之职，故伪。2、《孔传》之误是抄袭《汉百官公卿表》应劭注，故伪。

我们不妨看看《周礼•夏官•大仆》的原文：
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县丧首服之法于宫门，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燕饮，则相其法。王射，则赞弓矢。王□燕朝，则正位，掌摈相。王不□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

翻译：
大仆负责规正王[行礼时]的服装和所在的位置，对外发布有关国家大事的命令并转奏群臣执行王命的报告，掌管[转达]诸侯的奏事和上书。王上朝，就在前引导王就朝位而后退到己位。王[退朝]入路门时也这样做。  在大寝门外树路鼓，而掌管有关击鼓的每，以等待达穷者[引导冤民前来击鼓]或遽令[前来击鼓]，听到鼓声，就迅速迎接[在路鼓处当值的]御仆和御庶子，[听他们报告情况而转达王]。有祭祀、接待宾客或丧事，规正王所应穿的服装和应，在的位置，告教王应行的礼仪，协助王做杀牲、解割牲体和用匕捞取牲体放在俎上等事。王出入[宫门、国门]，就亲自在副车的左边驾驭副车而为王车做前导。凡征伐、田猎，协助王击鼓。解救日食、月食也协助王击鼓。有大丧，[王]始死，击鼓警众，鼓声传达到四方。把棺柩下入墓穴时也这样击鼓。悬挂丧服的首服的法式在宫门前，[使人们依此而服]。负责[奉王命]前往吊唁或慰劳三公、孤、卿。王行燕饮酒礼，就协助王行礼。王行大射礼，就协助王拿弓矢。王在燕朝处理政事，就引导王就朝位，并负责引导和协助王行礼。王[因故]不能上朝处理朝政，就通告三公和孤、卿。
从中可以看出，太仆能“出入王之大命”，怎么不是“官高职亲”？能“自左驭而前驱”，怎么不是“与王同车”？况且，《冏命》中根本无一字涉及到“与王同车”。

阎氏自己否定了“与王同车”（大仆虽有左驭前驱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职与大驭初不相涉也），可是这一点《冏命》中根本无一字涉及，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故阎氏对《冏命》提出的证据纯属捏造。

按《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这说明了在应劭注之前就有“太仆、太御”合一的现象。

石庆为太仆的时间，在前138年到前135年之间，此时距离巫蛊之祸（前92年）还有40多年，《孔传》提到“太仆长，太御，中大夫”根本不成问题。

阎氏最后说：“凡余驳正古文，皆抉摘其所以然，使无遁情。”从此条中，阎氏偷换概念的“所以然”，可见一斑。

三十七、《尚书》“功亏一篑”等问题
《疏证》（第七十六）：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显，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则反索然。试一指陈，诚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论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犹以《论语》出于《旅獒》可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犹”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学墙面”，犹以《论语》为出于《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而取譬意方见，今改而截其半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将成王为好作歇后之语，而令君陈猜测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书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出于《君陈》。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势又必出《君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将夫子为不能自吐一语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袭也，亦待之太薄矣。

第一条
《论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犹以《论语》出于《旅獒》可乎？

评：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第二条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犹”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学墙面”，犹以《论语》为出于《周官》可乎？

评：我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第三条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而取譬意方见，今改而截其半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将成王为好作歇后之语，而令君陈猜测之乎？抑可乎？

评：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今文《尚书•盘庚上》的“予若观火”，也是未作说明的比喻，难道此篇又是“伪古文”

第四条
譬如“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书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出于《君陈》。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势又必出《君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将夫子为不能自吐一语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袭也，亦待之太薄矣。

评：“譬如平地”可能是孔子原创，也可能是借用自别的书，只不过该书已亡。
孔子之言论少说也得有300多条，阎氏只用了4条（占1.3％）就作出了“必古文之是袭也”的判断，纯属夸大其辞。

第五条
又按梅氏鷟亦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特攘诸《论语》，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轫”。“九仞”二字，余谓掘井可以九仞言，而为山不可以九仞言。观《荀子》一书，于山皆曰百仞，于渊、于谷亦曰百仞，惟墙曰数仞，木曰十仞。下字细密如此，岂似古文之呆且妄与？

评：荀子所述之山，乃是自然之山，所以可以说“百仞”，而《旅獒》中所述之山，乃是人造的假山，所以说“九仞”。要是真如阎氏所说，造个“百仞”（折合233米～300米）高的假山，别说在周朝，就算在现在恐怕也难以实现。

三十八、《胤征》“威克其爱，允济”
《疏证》（第一百二十一）：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其尤害义理者，为录于此。论“威克厥爱允济”四句曰：此袭《左传》，吴公子光曰，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任威灭爱之言，必是祖述桀纣之残虐而云者，且又出乱臣贼子口，其不可为训明甚。光所与处者，鋖诸之辈，所习谋者，弑逆之事，焉知《诗》《书》者耶？后世申商之法厥由以兴。今作伪者但以“吾闻之曰”为《书》辞，不知既载圣经，生心而害政，发政而害事，罪可胜诛乎？

三十九、文王受命，武王观兵
《疏证》（第二十六）：理学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谓先此诸儒欧阳永叔、刘原父、孙明复亦多有助。盖运数将开义理，渐欲复明于世也。此说是也。《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诗•大雅》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为受命之说，如是而已。无称王改元事也。自《周书》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高阝”，而改元之说兴；自太史公书以《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称王之说兴。由汉迄唐，容有辩其不称王，未有辩其不改元者。欧阳永叔《泰誓论》出，而文王之冤始白。《礼记•中庸》称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乐记》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无所为观兵。更举之事自伪《泰誓》三篇兴，以观兵为上篇，伐纣为中下二篇，以合于《书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别，太史公书悉详载之。由汉迄宋初，未有敢辩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则谓武王无观兵，而武王之冤始白。是即张子所谓此事间不容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试平心易气，取晚出《武成》篇读之：“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说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非即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之说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惧”，“以尔有众底天之罚”，非即归居二年，闻纣虐滋甚，更遍告诸侯，东伐纣之说乎？凡此《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皆历有明征，而世之儒者，必欲曲为文解。以九年为自专征，始观政为非观兵，若以此晚出诸篇为大有异于伪《泰誓》者。呜呼，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周文王有“称王”、“改元”之事，周武王有“观兵孟津”之事，见于《逸周书》、《吕氏春秋》、《史记》、《尚书大传》等许多史籍，这乃是历史事实。阎氏不承认众多史书的记载，而只凭宋儒的一些唯心思想和自己的主观臆断、强词夺理，怎能令人信服！

这是杀无赦先生写的《疏证》辩证，用词激烈，结论尤快。但好处是把尚书的热点问题、争议的问题罗列的差不多了，欢迎大家就其中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窗明几净

老夫之转得也很辛苦。更别说原创了。

　　但在古文典籍之中，《尚书》不是证不证伪的事，而是想说它“真”真的很难。｛人人看法｝

窗明几净

没有最假，只有更假，有多假余下的就多真。所有的经典，都只能将就着读、将就着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