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孔子传》在线阅读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2:02

本帖最后由三人行于 2013-12-10 23:44 编辑

0db036df81f233769c976ca73a5f0eebd704506c2463-P5qG2k_fw580.jpg

钱穆，字
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
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 -------------------------------------------------------------
序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巳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
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糅。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
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囯历史文北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巳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 —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巳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
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例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巳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儒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
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泰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

   本书为求能获囯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1925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1935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1963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责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
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窺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幵始撰写于1973年之9月，稿毕于74年之2 月。3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4月补此序。
1974年4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2:21

再版序
　　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敝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囯乃一史学民族，两千五百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作传，岜能尽弃不顾，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
　　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笔。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
春
　　余此书虽仅短短十章，而所附疑辨巳达二十五条之多，虽如《史记，孔子世家》，亦有疑辨处。此非敢妄

自尊大，轻薄古人。但遇多说相异处，终期其归于一是。所取愈简，而所择愈艰。此如《易传》非孔子作，其议始自宋代之政阳修。欧阳修自谓上距孔子巳千年，某始发此辨，世人疑之。然更历千年，焉知不再有如某其人者出。则更历千年，当得如某者三人。三人为众，而至是某说可谓已得众人之公论。则居今又何患一世之共非之。但欧阳所疑，不久而迭有信者。迄今千年，欧阳所疑殆巳成为定论。余亦采欧说入传中，定《易传》非孔子作。此乃是孔子死后千余年来始兴之一项大问题大理论，余为孔子作传，岂能弃置不列？又此有关学术思想之深义，岂能仅供通俗而弃置不论？
　　书稿既定，送孔孟学会，不谓学会内部别有审议会，审查余稿，谓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嘱改写。然余之抱此疑，巳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但因其中有关《易经》哲理一项，尚待随时改修，遂迟未付印。对日抗战国难时，余居四川成都北郊之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不谓为蠹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全巳蚀尽，补写为艰。吴江有沈生，曾传抄余书。余胜利还乡，匆促中未访其人，而又南下至广州香港。今不知此稿尚留人间否。
　　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遂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则距今亦逾十三年之久矣。今原出版处改变经营计划，不再出版学术专著，故取回再版付印。略为补述其成书之缘起如上。至孟子传，则并未续写，此亦生平一憾事矣。余生平有已成书而未付印
者，如上述之《易学三书》。又有巳成书，而其稿为出版处在抗日胜利还都时坠落长江中，别无抄本，如《清儒学案》。今因此稿再版，不禁心中联想及《。而《清儒学案》一稿，则尤为余所惋惜不巳者。兹亦无可详陈矣。
1987年4月钱穆补序时年九十有三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6:35

第一章孔子的先世

　

　　一、弗父何

　　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遂从王室转成为诸侯。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炀公。兄终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在家庭间又增悲剧，因此弗父何让不受。其弟鲋祀立，是为厉公。弗父何仍为卿。孔子先世遂由诸侯家又转为公卿之家。直到孔子时，鲁国孟僖子尚说孔子乃圣人之后，因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

　　二、正考父

　　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但正考父不自满假，每一受命，益增其恭。又自奉甚俭。尝为鼎铭，曰：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这真是一有修养的人。

　　三、孔父嘉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因获赐族之典，其后代以其先人之字为氏，乃曰孔氏。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

　　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

　　四、孔防叔

　　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为东防，在今费县东北。

　　孔氏本为宋贵卿。或说孔父被杀，孔氏即失卿位，其子即奔鲁。或说孔父死后，孔氏卿位尚存，至防叔始奔鲁。恐当以后说为是。孔氏奔鲁后，卿位始失。但亦不即为受地而耕之平民。在当时，贵族平民之间尚有新兴之士族，或是贵族后裔之疏远者，或是贵族之破落者，与夫平民中之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此等士族，各国皆有，而鲁为盛。孔防叔在鲁，其身份亦为一士。其为大夫亦只受禄，不得与封地世袭者相比。至是，孔子先世遂又由贵族公卿家转为士族之家。

　　五、叔梁纥

　　孔防叔之孙曰叔梁纥，因为鲁郰邑大夫，亦称郰叔纥。郰字亦作鄹、作陬，又作邹，乃邑名，非国名，与邹国之邹异。

　　叔梁纥武力绝伦，在当时以勇称。

　　《左传》襄公十年：

　　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

　　逼阳城门有两重，一晨夕开阖之门。又别为一门，高悬在上。逼阳人开其晨夕开阖之门，诱攻者进入城，乃放悬门而下之，阻绝进者使不得出，未进入者不得入。叔梁纥多力，抉举其悬门，使不坠及于地，使在内者得复出。

　　叔梁纥为孔子父。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7:06

第二章孔子之生及其父母之卒

　

　　一、孔子之母

　　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无子。有一妾，生男曰孟皮，病足，为废人。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姬姓，与孔氏家同在郰邑尼丘山麓，相距近，素相知。颜氏季女名征在，许配叔梁纥，生孔子。

　　疑辨一

　　《史记》称叔梁纥舆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征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又前人疑孔子出妻，实乃叔梁纥妻施氏因无子被出。孟皮乃妾出，颜氏女为续妻，孔子当正式为后。语详江永《乡党图考》。

　　二、孔子生平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

　　疑辨二

　　关于孔子生平之辨，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生年考》，亦定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郰邑，因叔梁纥为郰大夫，遂终居之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

　　三、孔子父母卒年

　　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

　　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

　　《檀弓》云：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孔子父叔梁纥葬于防，其时孔子年幼，纵或携之送葬，宜乎不知葬处。又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孔氏乃士族，家微，更应如此。故孔子当仅知父墓在防，而不知其确切所在。及母卒，孔子欲依礼合葬其父母，乃先浅葬其母于鲁城外五父之衢。而葬事谨慎周到，见者认为是正式之葬，乃不知其是临时浅葬。故曰盖殡也，非葬也。邹曼父《史记》作挽父，挽是丧车执绋者，盖其人亲预孔子父之丧事，故知其葬地，其母以告孔子。此事距孔子母死又几何时则不详。时孔子尚在十七岁以前，而其临事之慎密已如此。

　　疑辨三

　　此事亦多疑辨，然主要在疑孔子不当不知其父葬处，此乃以后代社会情况推想古代。今不从。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7:21

第三章孔子之早年期

　

　　一、孔子之幼年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共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

　　二、孔子十五志学

　　孔子自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此指《论语》篇目次第，下同）

　　孔子幼年期之教育情况，其详不可知。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六）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孔子又曰：

　　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八）

　　可见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分谷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此乃孔子所传之儒学。自此以后，儒成一学派，为百家讲学之开先，乃不复是一职业矣。孔子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殆已于此方面知所趋向，并不专指自己对儒者诸艺肯用功学习言。

　　《檀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三、孔子初仕

　　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

　　《孟子》：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委吏乃主管仓库委积之事，乘田乃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当时贵族家庭即任用儒士来任此等职务。

　　孔子自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九）

　　为委吏必料量升斗，会计出纳。为乘田必晨夕饲养，出放返系。此等皆鄙事。孔子以早年地位卑贱，故多习此等事。

　　《家语》：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

　　幵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幵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以一士参预其役，例可得赐。而适逢孔鲤之生。不必谓孔子在二十岁前已出仕，故能获国君之赐。以情事推之，孔子始仕尚在后。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三）

　　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三）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股，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像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孔子又自曰：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二）

　　知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三十而立者，孔子至于三十，乃确乎卓然有立，独*立不倚，强立不反。自知其所学之有成，而不随众为俯仰。此一进程，正可于子入太庙之一节记载中觇其梗概。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7:37

第四章孔子之中年期

　

　　一、孔子授徒设教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

　　孔子自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七）

　　当时人从师求学礼乐射御书数诸艺，以求仕进获谷禄者已多。从师必有贽见礼，求学亦必有学费。束脩乃一束干肉，乃童子见师之礼，为礼中之最薄者。自此以上，弟子求学各视其家之有无，对师致送敬仪，如近代之有学费，厚薄不等，而为师者即可借此为生。故孔子自开始授徒设教后，即不复出仕。而在其日常生活中，比较有更多之自由。论其职业性，又比较有独*立之地位。

　　《左传》昭公二十年：

　　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

　　是年，孔子年三十一。琴张乃孔子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知孔子三十岁后即授徒设教。

　　《左传》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此时贵族阶级既多奢僭违礼，同时又多不悦学，不知礼。孟僖子相鲁君过郑至楚，在种种礼节上多不能应付，归而深自悔憾。其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年三十五，授徒设教已有声誉，故孟僖子亦闻而知之。临死，乃遗命其二子往从学礼。说为南宫敬叔，何忌为孟懿子，两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或是一母双生。其父之卒，两人皆年仅十三，未必即前往孔子所从学。至二人在何年往从孔子，今已不可考。其时孔子所讲之礼，多主裁抑当时贵族之奢僭非礼，然当时贵族乃并不以孔子为忤，并群致敬意。至如孟僖子之命子从学，则尤为少见。此层亦为论孔子时代者所当注意。

　　二、孔子适齐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

　　褅是大祭，万是舞名。业此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其时季孙氏骄纵无礼，心目中已更无君上，而昭公亦不能复忍。君臣起衅，昭公遂奔齐。

　　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

　　佾是舞列。八佾者，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此章所斥，或即鲁昭公二十五年事。孰不可忍者，谓逐君弑君在季氏皆可忍为之也。或说：季氏如此无君，犹可忍而不治，则将为何等事，乃始不可忍而治之乎？是孔子已推知季氏有逆谋，鲁国将乱，其发为此言，固不仅为季氏之僭越而已。较之子入太庙一章所载语气意态大不相同，见道愈明，出辞愈厉。此亦可见孔子三十而立后之气象。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平子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

　　是年，孔子年三十五。其适齐，据《史记》，乃昭公被逐后避乱而去。或说在昭公被逐前见几先作，今不可定。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七）

　　《史记　孔子世家》：

　　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韶相传是舜乐。一说舜后有遂国，为齐所灭，故齐得有韶。或说陈敬仲奔齐，陈亦舜后，敬仲携韶乐而往，故齐有之。《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盖谓孔子闻韶乐而学之，凡三月。在孔子三月学韶之期，心一于是，更不他及，遂并肉味而不知。孔子爱好音乐心情之深挚与其向学之沉潜有如此。若谓孔子一闻韶音，乃至三月不知肉味，则若其心有滞，亦不见孔子遇事好学之殷。故知《论语》此章文简，必加《史记》释之为允。

　　孔子自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时之学，即在此诸艺。惟孔子由艺见道，道德心情与艺术心情兼荣并茂，两者合一，遂与当时一般儒士之为学大不同。孔子曾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其学琴师襄之年不可考，但孔子于音乐有深嗜，有素养，故能在齐闻韶而移情学之如是。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其学韶三月，亦必有师。其与齐太师语乐，齐太师或即其学韶之师耶？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十二）

　　孔子乃鲁国一士，流寓来齐，而齐景公特予延见，并问以为政之道。此见当时孔子已名闻诸侯，而当时贵族阶层虽已陷崩溃之前期，然犹多能礼贤下士，虚怀问道，亦见在当时吾先民历史文化积累之深厚。时齐景公失政，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告以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道，为父当尽父道，为子当尽子道。语气若平和，但为君父者不尽君父之道，如何使臣子尽臣子之道？孔子之言，乃告景公当先尽己道也。景公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一）

　　温良恭俭让五字，描绘出孔子盛德之气象，光辉照人，易得敬信，时君自愿以政情就而问之。但若真欲用孔子，则同时相背之恶势力必群起沮之。故孔子之道亦遂终身不行，其情势已于在齐之期见其端。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日：“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十八）

　　此章齐景公两语，先后异时。先见孔子而悦之，私下告人，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欲以卿礼相待也。后志不决，意转衰怠，乃曰：“吾老矣，不能用。”时景公年在五十外，自称老，其无奋发上进之气可知。故孔子闻之而行。

　　《孟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疑辨四

　　孔子适齐，事迹可考信者惟此。尚有礼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又景公将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沮之诸说，前人竞致疑辨。其他不可信之说尚多，今俱不列。

　　三、孔子反鲁

　　《檀弓》：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

　　吴季札适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事见《左传》。嬴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止一年。或说孔子留齐七年，或说孔子曾三至齐，皆不可信。吴季札当时贤人，孔子往观其葬子之礼，亦所谓无不学而何常师之一例。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二）

　　孔子以六艺教，此本当时进仕之阶。孔子既施教有名，故时人皆期孔子出仕。但在孔子之意，出仕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亦皆所以行道。家事亦犹国事，果使出仕为政而不获行道，则转不如居家孝友犹得行道之为愈。其答或人之问，见其言缓意峻。此章或在适齐前，或在自齐返鲁后，不可定。

　　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有志学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又言四十而不惑，即是于此道不复有所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处进退，声名愈闻，则交涉愈广，情况愈复杂，而关系亦愈大，在孔子则是见道愈明，而守道愈笃，故不汲汲于求出仕也。

　　孔子又曰：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七）

　　此章当在孔子年近五十时。皇侃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此无确据，但亦近似。孔子教学相长，其设教之期即其进学之期。孔子亦自知誉望日高，鲁乱日迫，形势所趋，终不能长日闭门不一出仕。乃自望于五十前犹能于学养上更有进，他日出任大事，庶可无过。此指出仕行道言，非谓四十不惑以后，居家设教，犹不免有大过也。

　　疑辨五

　　此章亦字或作易，遂有孔子五十学易之说，此事前人疑辨亦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门传经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自齐返鲁，下至其出仕，尚历十三四年。若以三十后始授徒设教计之，前后共近二十年。此为孔子第一期之教育生涯。其前期弟子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日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唱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十一）

　　此章可见当时孔门师弟子讲学欢情之一斑。子路少孔子九岁。曾晳、曾参父，或较子路略年幼。故记者序其名次后于子路。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公西华最年轻，少孔子三十二岁。此章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孔门讲学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长治军，冉有长理财，公西华长外交礼节，三人所学各有专长，可备世用。孔子闻三子之言，其乐可知。然孔子则寄慨于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于进取，而或不遇见用之时，乃特赏于曾晰之放情事外，能从容自得乐趣于日常之间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七）

　　此章可见孔子当时生事甚困，然终不改其乐道之心。如曾点寄心事外，乃必有待于暮春之与春服，冠者之与童子，浴沂之与风雩，须遇可乐之境与可乐之事以为乐。而孔子则乐无不在，较之曾点为远矣。自后惟颜渊为庶几。可见孔子当时与点一叹，乃为别有心情，别有感慨，特为子路、冉有、公西华言之，使之宽其胸怀，勿汲汲必以用世为务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五）

　　道在我，虽饭疏饮水亦可乐。道不行，其事可伤可叹，亦非浴沂风雩之可解。当时凡来学于孔子之门者，皆有意于用世，然未必皆有志于行道。孔子与点之叹，为诸弟子之汲汲有意用世而叹也。此章乘桴之叹，则为道不行而叹。道不行于斯世，乃欲乘桴浮海，此所以为孔子，若曾点则迹近庄老矣。然乘桴浮海亦待取竹木之材以为桴，而此等材料亦复无所取之，此可想孔子所叹之深矣。子路虽汲汲用世，然孔子若决心浮海，子路必勇于相从。当时孔子师弟子之心胸意气，亦可于此参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

　　居夷之想，亦犹浮海之想也。皆为道不行，而寄一时之深慨。此皆孔子抱道自信之深，伤时之殷，忧世之切而有此，非漫尔兴叹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五）

　　颜渊，颜无繇之子，少孔子三十岁，亦少子路二十一岁。在孔子前期教育中及门较晚。孔子于前期弟子中，若惟子路、颜渊最所喜爱。某日者，遇其同侍，因使各言尔志。后来《论语》记者以他日颜渊成就尤胜子路，故本章序颜渊于子路之上。就当时论，颜渊尚不满二十岁，而子路则其父执也。子路率尔先对，愿能以财物与朋友相共，而无私己之意。颜渊则能自财物进至于德业。已有善，不自夸伐。有劳于人，不自感由我施之。尽其在我，而泯于人我之迹。此与子路实为同一心胸、同一志愿，而所学则见其弥进矣。至孔子，则不仅愿其在己心中只此人我一体之仁。即在与己相处之他人，亦愿其同在此仁道中，同达于化境，不复感于彼与我之有隔。在我则老者养之以安，而老者亦安我之养。朋友交之以信，而朋友亦信我之交。幼者怀之以恩，而幼者亦怀我之恩。其实孔子此种心胸志愿，亦仍与子路、颜渊相同，只见其所学之益进而已。若使孔子此志此道能获在政治上施展，则诚有如子贡所言：“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十九）孔子抱斯道于己，岂有不期其大行于世。上引诸章，殆皆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其生活之清淡及其师弟子间讲学心情之真挚而活泼，事隔逾两千年，皆可跃然如见。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48:54

第五章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一、孔子出仕之前缘

　　《史记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益轻季氏。

　　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十七）

　　《孟子》书亦记此事曰：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

　　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暴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此数语乃道出了孔子当时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十六）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十六）

　　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应在定公之八年，时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二）

　　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

　　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二、孔子为中都宰至为司空、司寇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

　　疑辨七

　　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诛少正卯辨》。

　　三、孔子相夹谷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旧、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

　　疑辨八

　　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谷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　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谷梁》与《史记》是也。若因《谷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

　　四、孔子堕三都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故叔孙氏首堕郈，亦以其时郈无宰，故堕之易。叔孙辄乃叔孙氏之庶子，无宠。阳虎之乱，即谋以辄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随公山不狃同叛。其时叔孙一家亦复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各竞其私，离散争夺，与季孙氏家同有不可终日之势。依孔子、子路之献议，庶可振奋人心，重趋团结。惟孟孙氏一家较不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受父遗命，往学礼于孔子，然懿子袭父位，主一家之政，其亲受教诲之日宜不多。殆是见道未明，信道未笃。虽不欲违孔子堕都之议，然前阳虎之乱，图杀孟懿子，而阳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歛处父警觉有谋，懿子得免，阳虎亦终败。故懿子极信重处父。处父所言亦若有理。自当时形势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国疆土日辟，国与国间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国。堕都即不啻自毁国防，故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抑且三家自鲁桓公以来，历世绵长。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懿子既不欲公开违命，亦两可于处父之言，乃一任处父自守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议至是受了大顿挫。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六）

　　时费宰公山不狃已奔齐，季氏惩于其家臣之凶恶，乃择孔子弟子中知名者为之。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已届强仕之年，在孔门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谓允得其选。然闵子坚决辞谢。今不知此事约在何时，当已在围成弗克之后。鲁国政情又趋复杂，闵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愿一出也。《论语》记孔子与人语及其门弟子，或对其门弟子之问答，皆斥其名。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独闵子云子骞，终《论语》一书不见损名，其贤由此可知。惜其详不传。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十一）

　　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闵子为费宰之前后，然总是略相同时事，相距必不远。当时季氏选任一费宰，必招之孔子之门，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岁，与颜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仅二十四。孔子欲其继续为学，不欲其早年出仕，说如此将要害了他。子路虽随口强辨，然亦终不果使。孔子当时虽为鲁司寇，献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随，依然继续其二十年来所造成的一个学术团体精神，据此亦可想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六）

　　此两事并不同在一时，乃由弟子合记为一章。孔子为鲁司寇，其弟子相随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见此三人。子华，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岁。若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是年应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年应二十四。皆甚年少。子华长于外交礼仪，适以有事，孔子试使之于齐。冉有长理财，孔子使之掌经济出纳。子华之使齐乃暂职。冉有掌经济，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虽年少，孔子因材试用，以资历练。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为费宰，此当独当一面，故孔子说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岁，较冉有、子华年长，然亦不到三十岁。孔子使为家宰。是孔子为鲁司寇已引用了门下许多弟子。子路最年长，荐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诸人则皆在身边录用。而如闵子赛、冉伯牛、仲弓、颜渊，皆孔门杰出人物，孔子并不汲汲使用。闵子骞拒为费宰，孔子亦默许之。孔子盖欲留此辈作将来之大用。是孔子一面从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责任可以随时离去，教育事业则终身以之。至于俸禄一节，孔子或与多，或与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请益，或自我请辞，亦皆不苟。师弟子之间既严且和，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十四）

　　宪即原思，以贫见称，亦能高洁自守。孔子使为宰，与禄厚，原宪辞，若以为耻。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当出身任事，食禄非可耻。若邦无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禄，始可耻。此见孔门师弟子无一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见。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三）

　　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是时三家擅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当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自削其私权益。孔子辞若和缓，但鲁之君臣俱受责备。孔子之主张堕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十三）

　　定公只漫引人言为问，故孔子亦引人言为答。观定公两问，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业之君。当时用孔子者亦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预闻鲁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则其难亦可知。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0 23:57:07

第六章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十四）

　　公伯寮鲁人，亦孔子弟子，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子路以堕三都进言于季孙，及孟氏守成弗堕，季叔两家渐萌内悔之意，公伯寮遂乘机谮子路，季孙惑其言，则至是而季氏于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子服景伯乃孟孙之族，出于公愤，欲言于季孙以置公伯寮于罪，而孔子止之。盖堕三都之主张不能贯彻施行，自定公季孙以下皆有责，此乃一时之群业，时运使然，孔子则谓之为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不知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终于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是亦由于知天命。盖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吾躬，则有其必当为。外之当知天命之在斯世，内之当知天命之在吾躬。至于公伯寮之进谗，此仅小小末节，固非孔子所欲计较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十八）

　　《孟子》曰：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史记　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上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然季桓子对孔子之不信任，其主要关键还是在孟氏之守成弗堕，又经公伯寮之谗谮，季氏不免心生摇惑。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夫政治姿态转变之表现。此是借因，非主因。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若季桓子决心不变，则堕成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正因季桓子自己变心，故再不理会围成事，而姑借女乐之来作逃避姿态。孔子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由于不送大夫祭肉，乃始行，此应在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是已四年。其为大司寇已三年。

　　疑辨九

　　《史记　孔子世家》又曰：孔子行，宿乎屯。师已送日：“夫子则非罪。”孔子日：“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此节又见《家语》。孔子之歌，与《论语》公伯寮其如命何之语大不相似。岂公伯寮不如群婢，天之大命，由群婢所掌握乎？孔子去鲁在外十四年，亦岂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之谓乎？尤其于孔子堕三都之主张不得贯彻一大关键反忽略了，使人转移目光到齐人所归女乐上，大失历史真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不特指女乐事，始为得之。

　　二、孔子适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三）

　　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此章正为初入卫时之辞。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十四）

　　孔子初至卫，当是赁廛而居。闲日击磐，有一担草器的隐者过其门外，听磬声而知孔子之心事。言人莫己知，斯独善其己即可。孔子叹其果于忘世。是孔子初在卫，虽未汲汲求出仕，然亦未尝忘世可知。又孔子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击磬，其亦学之于襄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磐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及其老，乃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此即其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融凝合一所到达之最高境界也。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九）

　　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尚少颜渊一岁。孔子去鲁适卫，子贡年二十四。子贡乃卫人，殆是孔子适卫后始从游。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斯问。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孔子抱道如怀玉，非不欲沽，只待善贾。善贾犹言良贾，能识玉，时人谁能识孔子？孔子亦仅待有意市玉者而已。

　　三、孔子过匡过蒲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三）

　　仪，卫邑名，在卫西南境。又卫有夷仪，在卫西北境。丧者，失位去国之义，应指孔子失鲁司寇去国适卫事。然自鲁适卫，应自卫东境入，无缘过卫西南或西北之邑。孔子居卫十月而过蒲过匡，匡蒲皆在晋卫边境，与夷仪为近。或孔子此行曾路过夷仪，仪封人即夷仪之封人也。其时既失位于鲁，又不安于卫，仆仆道途，故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之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路而警众也。是亦孔子适卫未遽仕之一证。惟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则不可详考。又若认此仪邑在卫西南，则当俟孔子去卫过宋时始过此。是亦时当失位，语气并无不合。今亦不能详定，姑附于此。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春秋时，地名匡者非一。卫之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孔子以十三年春去鲁适衙，居十月，正值其时。

　　《史记　孔子世家》又云：

　　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

　　又曰：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核其时地，过匡过蒲，乃鲁定公十四年春同时之事。畏乃私斗之称。《论语》之畏于匡，即是《史记》之斗于蒲，只是一事两传。若谓孔子貌似阳虎，则一语解释即得，何致拘之五日。若果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孔子不加解释，而遽有天丧斯文之叹，情事语气似乎不类。且颜渊随孔子同行，拘则俱拘，免则俱免，何以又有独自一人落后之事。盖孔子畏于匡，即是过蒲。适遭公叔戌之叛，欲止孔子，孔子与其门弟子经与蒲人斗而得离去。颜渊则在斗乱中失群在后也。后人因有阳虎侵暴于匡之事，遂讹传孔子以状类阳虎被拘，史迁不能辨而两从之。

　　疑辨十

　　后人复有疑匡围乃与孔子往宋遭司马魋之难为同一事，无据臆测，今不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十七）

　　《左传》定公十三年：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冬十一月，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是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其年冬，而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若为叛，其心犹近义。其时孔子适去卫，在匡蒲途中。中牟在彰德汤阴县西，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或疑中牟叛在赵简子卒后，赵襄子伐之，其时孔子已卒。可见佛肸始终不附赵氏，然不得谓其以中牟叛只指此年，亦犹公山不狃之叛，不专指堕三都之年也。今不从。

　　疑辨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孔子欲赴佛肸之召，事见《论语》，宜可信。至其欲见赵简子，《论语》未载。春秋定公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捘其手及腕。是赵简子于卫为雠，孔子何以居卫而突欲往见。且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窦鸣犊舜华当作鸣犊窦犨，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只因孔子过匡蒲，实曾到过晋卫边境大河之南岸，又曾偶然动念欲赴佛肸之召，后人遂误传为孔子欲见赵简子。其事无他可信可据处，今不取。

　　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四、孔子反卫出仕

　　《孟子》曰：

　　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颜雠由，卫大夫。孔子殆以十月去卫重返始主其家。又经几何时而始见卫灵公，今皆不能详考。

　　疑辨十二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过蒲反卫，主蘧伯玉家，若其事不可信，则其主颜雠由家又在何时，不可详考。又谓孔子屡去卫屡返，屡有新主，恐皆不可信。又谓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浊邹即雠由。谓是子路妻兄，亦恐由弥子为子路僚壻而误，不可信。

　　《左传》定公十五年：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是年子贡年二十六，应是子贡自往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可证孔子亦以是年返鲁。

　　《孟子》曰：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

　　《史记　孔子世家》：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既谓之际可之仕，当必受职任事。所受何职，今亦不可考。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孔子在卫，随行弟子亦多，非受禄养，亦不能作久客。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六）

　　《史记　孔子世家》：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南子宋女，旧通于宋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南子隔在絺帷中，孔子稽首，南子在帷中答拜。故孔子说，吾本不欲见，但见了，彼亦能以礼相答。此事引起了多方面的怀疑。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三）

　　子路之不悦于孔子，盖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孙贾、卫大夫，亦疑之。奥者，室中深隐之处，灶则在明处。此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曾称许王孙贾能治军旅，其人应非一小人，乃亦疑孔子欲借南子求仕进而加规劝。然因南子必欲一见孔子，既仕其国，亦无必不见其君夫人之礼。鲁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于房再拜，可见君夫人可见外臣，古人本无此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亦尚时其亡而往拜，今南子明言求见，孔子亦何辞以拒。然孔子于卫灵公已知无可行事，仅不得已而姑留。今见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内则遭子路之不悦，外则有王孙贾之讽谏。孔子之答两人，若出一辞。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其告王孙贾，亦只谓自己平常行事一本天意，更无可祷，则又何所用媚也。

　　疑辨十三

　　子见南子一条，前人辨论纷纭。窃谓如上释，事无可疑。或又疑孔子见南子应在卫出公时，转辗曲解，应不如在卫灵公时为允。《史记　世家》又云：“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此事则断不可信。灵公尚知敬孔子，南子亦震于孔子之名而必求一见，岂有屈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之事。且孔子既以此去卫，岂有复适卫再见灵公之理。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亦岂专为此而发。此皆无他证而断不可信者。盖后人因有子见南子之事而添造此说，史迁不察，妄加称引耳。

　　又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子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与王孙贾同仕卫灵公朝，孔子称其善治宗庙。窃疑此条应在孔子居卫时，亦有感于见南子之事而发。宋朝即南子所淫。此条一则谓卫灵公虽内有南子之淫乱，而犹幸外朝多贤。所以特举祝鮀为说者，因祝鮀之佞，可以取悦于鬼神。灵公之得免，亦可谓鬼神佑之也。二则孔子在当时既已名震诸侯，意外招来南子之强见，复增多方之疑嫉，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故惟求不获罪于天以期免于今之世也。孔子平常又喜言佞，而此章特举祝鮀，又言美色而特举宋朝，故知必有感而发。今以此章参之，则其答子路王孙贾两人之意亦跃然自见。

　　五、孔子去卫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

　　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

　　孔子以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过蒲，仍返卫，应在定公之十四年。遂主颜雠由家。雠由虽不列为七十子之徒，然亦颇问学受业。孔子或由雠由之介而获见于卫灵公，其事应在鲁定公之十五年。《左传》：“定公十三年春，卫与齐伐晋。”卫灵公与齐景公同次于垂葭。其时孔子方适卫，两人尚未相见。定公十四年春，与齐侯卫侯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侯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孔子乃在是后始见卫灵公而仕其朝。南子亟欲见孔子，子路、王孙贾皆不为然，亦因孔子见南子适在会洮之后，适在蒯聩出奔之后，而其时孔子于卫灵公亦尚属初见，故人疑孔子欲借南子进身。本以上情节推之，则孔子见卫灵公而仕卫，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之冬。其时距孔子自匡蒲返卫亦不出一年前后也。翌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秋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盖是时晋定公失政，赵氏为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齐景公意欲与晋争霸，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时灵公年未达五十，精力尚旺，连年仆仆在外，至是乃欲伐晋救范氏。国内则宠后弄权，太子出奔。而灵公乃以是时问兵陈之事于孔子。孔子乃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是欲灵公息其向外扬武之念，反就家庭邦国讲求礼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乃一语不合，礼貌骤减。孔子见几而作，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后。则孔子仕卫，最多不到两年。其前后在卫，亦不出四年之久。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疑乃指其仕卫时期言。

　　疑辨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去卫，两次适陈，两次未出境而反。又谓孔子于适卫后又曾反鲁。一若孔子在此四年期间，行踪飘忽，往返不定，而实皆无证可信。兹俱不取。盖当误于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说，今不一一详辨。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十四）

　　孔子事后尚评卫灵公无道。孟子亦曰：“于卫灵公，际可之仕。”则孔子在卫，盖始终不抱得君行道之想。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十五）

　　史鱼、蘧伯玉两人，屡见于晚周诸子之称引，盖卫之贤人也。此两人皆当长孔子三十以上。然孔子至卫，两人当尚在，故孔子特称引及之。惟此两人当不为灵公所信用，故前引一章，孔子只举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及此两人。《史记　孔子世家》谓孔子曾主蘧伯玉家，不知信否。《吕氏春秋　召类》篇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觌，曰：“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简子按兵不动。此则断不足信。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十三）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六）

　　孔子曾至齐卫两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以政事相问。不似在卫，越两年，而始见其君。又历一年，而问以兵陈之事。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在卫淹迟达四载。孔子以前，晋韩宣子至鲁，曰：“周礼尽在鲁矣。”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鲁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六、孔子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卫过曹，去曹适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七）

　　《孟子》：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　宋世家》：

　　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

　　会合《语》《孟》《史记》三书观之，孔子特过宋境，未入宋之国都。《庄子　天运》篇亦谓孔子伐树于宋。殆司马魋恶孔子，闻其习礼大树下，遂使人拔其树。示意不欲孔子久淹于宋，其弟子亦欲孔子速离宋境，孔子乃有桓魋其如予何之叹。谓司马魋将要杀孔子，乃甚言之辞。若必欲杀之，则其事甚易。孔子有弟子相随，虽微服亦未可免桓魋之耳目。谓微服者，指对习礼大树下而言。孔子亦自有戒心，不复衣冠习礼道涂间，遂谓之微服也。后人又疑司马魋派杀之人已至树下，而孔子犹不速去，则派杀者岂得只拔其树，不杀其人。亦有误过宋过匡为一事者，更不足信。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同谓孔子过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是年为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此亦甚言之辞。盖孔子至是始决心退职，非谓明日即行离卫国也。即《史记》谓明日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行，亦同为甚言之辞。灵公问陈，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秋冬间。翌年，鲁哀公二年夏，灵公卒。孔子辞去卫禄，当在灵公卒前。而其事在鲁哀公元年冬抑二年春，则难详说。至于孔子之离去卫国，其在灵公卒前或卒后，亦复无可详定。今若定孔子以鲁哀公二年去卫，三年过宋境适陈，应无大不合。此属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事，古书*记载，容多阔略，并有疏失。因见其小漏洞，竞致疑辨，认为必无其事，此既失之。然必刻划而求，锱铢而较，认为其必如是而不如彼，此亦过当。论其大体，略其小节，庶乎可耳。

　　七、孔子至陈

　　《孟子》：

　　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

　　司城，宋官名，殆陈亦同有此官。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去卫过宋，一路皆在厄中，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矣。

　　《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日：“其桓僖乎？”

　　此或出后人附会。然可证鲁哀三年夏，孔子正在陈。

　　疑辨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凡两至陈。《史记　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孔子世家》在七年。又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陈，此为鲁哀公之六年。今考孔子以鲁哀三年过宋至陈，至是仍可在陈，其两至陈之说则不可信。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十五）

　　《孟子》：

　　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史记　陈世家》：

　　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

　　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

　　疑辨十六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

　　疑辨十七

　　《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

　　八、孔子至蔡

　　《史记　孔子世家》：

　　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十三）

　　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

　　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

　　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

　　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

　　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

　　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

　　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九、孔子自蔡反陈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

　　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

　　《孟子》：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

　　十、孔子自陈反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

　　《孟子》：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

　　疑辨十八

　　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

　　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

　　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

　　十一、孔子自卫反鲁

　　《左传》哀公七年：

　　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

　　又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

　　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

　　又哀公十一年春：

　　齐伐鲁，季孙谓其宰冉求曰云云。

　　是鲁哀公十一年，冉求亦已反鲁为季氏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

　　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疑辨十九

　　《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

　　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疑辨二十

　　《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2:36

第七章孔子晚年居鲁

　

　　一、有关预闻政事部分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弗听。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鲁人尊孔子以国老，初反国门，即以行政大事相询。然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孙之于孔子，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鲁成公元年，备齐难，作丘甲，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此时鲁数与齐战，故欲于丘赋外别计其田增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十六）

　　此事不知在何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此证是年子路尚仕鲁。盖冉有先孔子归，仕季氏。访田赋时，子路尚未仕。子路随孔子归后始仕季氏，其职位用事当在冉有下，故书冉有在子路之上也。《春秋》与《左氏传》皆不见季孙伐颛臾事，殆以闻孔子言而止。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

　　子贡、冉有早仕于鲁，子路之仕稍在后。季康子贤此三人而问之，但亦终未能升此三人于朝，使为大夫而从政。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十一）

　　子然，季氏子弟，以其家得臣子路冉有二人，骄矜而问，故孔子折抑之。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三）

　　此季氏即康子。古礼，惟诸侯始得祭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季氏旅泰山，是其僭。冉有不能止，孔子非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日：“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

　　其时，鲁虽不用孔子，犹以大夫待之。故孔子亦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也。冉子仕于季氏，每退朝，仍亦以弟子礼来孔子家，故孔子问以今日退朝何晏。又谓若有国家公事，我必与闻之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十一）

　　《孟子》：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之归老于鲁，后辈弟子从学者愈众，如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等皆是。孔子谓小子鸣鼓攻之，当指此辈言。鲁政专于季氏，冉有见用，竟不能有所纠正，故孔子深非之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六）

　　冉有在孔门，与季路同列为政事之选。孔子告季康子，“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孔子又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一）是在孔门，冉有常得与子路并称。今季氏既重用冉子，孔子极望冉子能挽季氏于大道，而冉子自诿力不足。然果能说孔子之道，不能改季氏之德，则惟有恝然去之。今既不能恝然去，而又尽其力以助之。此孔子所以称其画，又称其退也。见道在前，画然自止，逡巡而退，非无其力，乃无一番坚刚进取之志气耳。冉有既不符孔子所望，于是孔子晚年之在鲁，在政事上所有之抱负遂亦无可舒展。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二）

　　《中庸》：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其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不在上位。若能举直者错之于枉者之上，则民自服。其告樊迟亦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十二）旋乾转坤，实只在一举错之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亦此意。总之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十二）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二）

　　孔子设教，不仅注意个人修行，其对家庭社会国家种种法则制度秩序，所以使人群相处相安之道，莫不注意。自孔子之教言，群己即在一道中。为人之道即是为政之道，行己之道即是处群之道。不仅是双方兼顾，实则是二者合一。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孔子答季康子问政诸条，语若平直，而寓义探远。若不明斯义，不能修己，徒求治人，不知立德，徒求使民。人道不彰，将使政事惟在于争权位，逞术数，恣意气。覆辙相寻，而斯民日苦。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然既有所问，孔子不能默尔不答。凡孔子所答，则皆属人生第一义。其答楚叶公，其答鲁季康子，一则非诸夏，一则乃权臣，然果能如孔子语，亦可使一世同进于安乐康泰之境。此则圣人之道之所以为大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弑轼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十四）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咨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　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此章孔子答颜渊问政，与答其他诸弟子问如子路、仲弓、子夏诸人者皆不同。孔子详述为政要端贵能斟酌历史演进，损益前代，折衷一是。其主要在礼乐上求能文质兼尽。不啻使政事即如一番道义教育，陶冶人生，务使止于至善，而于经济物质方面亦所不忽。惟均不涉及抽象话，只是在具体事实上逐一扼要举例。至其间种种所以然之故，今既时异世易，无可详论。惟行夏时一项，则为后世遵用不辍。今即就孔子之所告，足证颜渊有此器量才识，故孔子特详告之，又以用之则行许之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六）

　　《孟子》：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

　　是颜渊之穷窘屡空，生事艰困，盖亦在孔门其他诸弟子之上。宋儒周濂溪尝教程明道、伊川兄弟，令寻仲尼、颜渊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相传最高嘉言，而颜子之德行高卓，亦于此可想。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十一）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颜路，渊之父，少孔子六岁，最先受学于孔子。孔子既深爱颜渊，故颜路有此请。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

　　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年四十一卒，孔子年七十一，在鲁哀公之十四年。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十四）孔子于颜渊独寄以传道之望。亦盼身后，颜子或犹有出而行道之机会，故孔子于其先卒而发此叹。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十一）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十一）

　　其父其师均不能厚葬颜渊，其同门同学不忍坐视，终于厚葬之。孔子之叹，固是责其门人多此一举，然亦非谓诸门人必不该有此举。孔子固视颜渊犹子，诸门人平日于颜渊亦群致尊亲，岂不亦视之如兄弟，则焉能熟视其贫无以葬？但既出群力经营，其事亦自不宜过于从薄。此当时孔门师弟子一堂风义，虽在两千载之下，亦可想见如昨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六）

　　孔子称颜子之好学，乃称其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面才能事功上者不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六）

　　仁即人心之最高境界。孔子以此为教。颜子用功绵密，故能历时三月之久，而此心常在此境界中。其余诸弟子或日一达此境界，或月一达此境界。工夫不绵密，故遂时断时续，时得时失。是孔子之深爱颜渊，固仍在此内心工夫上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

　　观此章，知颜渊之善学。博我以文者，如孔子告颜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武之类是也。约我以礼者：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十二）

　　于大群中一己之私当克，其公之出于己者当由。视听言动皆由己，皆当约之以礼，使其己归之公而非私。颜子实践此工夫，其身心无时无刻不约束于礼之中而不复有私，故能绵密至于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易　系辞传》有曰：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此亦即同样道出颜子之心上工夫。惟颜子能在此心地工夫上日精日进，故能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然颜子所乐，尚有在博文一边者。庄周时称颜渊，亦为能欣赏颜渊之心地工夫，庄周实忽略了颜渊博文一边事。即以庄周语说之，庄周仅能欣赏颜渊之内圣，而不能欣赏及于颜渊之外王，是尚未能真欣赏。至于东汉人以黄宪拟颜子，谓“叔度汪汪如千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此特是一种虚空的局度气象，殆只以名利不人其心为能事，既不见约礼内圣之功，更不论博文外王之大矣。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九）

　　今若以颜子直拟孔子，不幸其短命而死，其学问境界当亦在孔子四十不惑上跻五十知天命之阶段，而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之叹。在颜子之瞻仰于孔子之为人与其为学者，正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果使颜子更高寿，年逾五十以上，其学日进，殆亦将有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欤”之境界，而惜乎其未达此境。然后人欲寻孔子之学，则正当以颜子为阶梯。

　　《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太子蒯瞆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入适伯姬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为卫大夫，遇乱出奔。劝子路，政不及己，可不践其难。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孔悝见劫，故往救之。孔子固不予辄之拒其父，然蒯瞆之返而争国，孔子亦不之许。子羔为辄远臣，并不预闻政事，孔子知其不反颜事蒯瞆，必能洁身而去，故曰柴也其来。子路为救孔悝，孔子知其不畏难避死，必将以身殉所事，故曰由也死矣也。

　　《檀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公羊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孔门前辈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渊年最幼，而同为孔子所深爱。大抵孔子在用世上，子路每为之羽翼。而在传道上，则颜渊实为其螟蛉。今两人俱先孔子亡故，此诚孔子晚年最值悲伤之事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十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六）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颜闵之次，孔子许其可南面。而荀卿常以孔子子弓并称，是亦孔门前辈弟子中之高第。其仕季氏，当亦在孔子老而反鲁之后。冉有、子路同仕季氏，或子路去卫而仲弓继之，今不可详考矣。孔子固未尝禁其门人之出仕于季氏，唯如冉有为之聚敛，乃遭斥责。然仲弓必是仕于季氏不久，故无表白可言。凡季氏之所用，如子路，如子贡，如仲弓，皆不能如冉有之信而久，而诸人间之高下亦即视此而判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十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五）

　　子贡仅少颜渊一岁，同为孔子前期学生中之秀杰，列言语科。孔子自卫反鲁，子贡常为鲁使吴齐。《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事，而子贡为尤多，然亦不得大用。孔子问其与回孰愈，又称吾与汝俱弗如，见孔子于两人皆所深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孔子晚年反鲁，其门墙之内英才重叠，其对教育上一番快乐愉悦之情，即从吾与女弗如一语中亦可想见。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颜子闻一知十相比，故孔子又告之以一贯之道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

　　文章指诗书礼乐文物制度，亦可谓之形而下。此即孔子博文之教也。性与天道，性指人之内心深处所潜藏，天道指天命之流行，孔子平日较少言之。孔子只教人以约礼，欲人于约礼中自窥见之。子贡之叹不可得闻，亦犹颜渊之叹末由也已。惟颜渊之意偏在孔子之为人，子贡之意偏在孔子之为学，而两人之高下亦即于此可见。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一）

　　古者商贾皆贵族官主，子贡则不受命于官而自为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子贡居首，谓其“废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颜渊箪瓢屡空，孔子深赏之。子贡货殖，为中国历史上私家经商之第一人，孔子亦不加斥责。正如颜渊陋巷不仕，孔子深赏之，而如子路、仲弓、子贡、冉有之出仕，孔子亦所不禁。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鳌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九）

　　此太宰当是吴太宰，即伯嚭。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十九）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十九）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十九）

　　陈子禽亦孔子弟子陈亢。此一问答当在孔子卒后。其时孔门诸弟子前辈如颜渊、子路以及闵子骞、仲弓诸人皆已先卒。后辈如游、夏、有、曾之徒，名德未显。子贡适居前后辈之间，其名誉事业早已著闻，而晚年进德亦必有过人者。故子禽意谓先师虽贤，亦未必胜子贡也。上引诸章，见子贡在当时昌明师道之功为伟。惟子贡仕宦日久，讲学日少，故不能如游、夏、有、曾之见于后人之称述，此亦见孔门诸弟子先后辈时代之不同。

　　子游、子夏列四科中之文学，为后辈弟子中之秀出者。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六）

　　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然又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皆以儒业仕宦，孔子并不之非，惟孔子又教以求食勿忘道耳。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十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

　　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

　　孔门后辈弟子，游、夏外，又有有子、曾子。

　　《左传》哀公八年：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

　　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

　　《孟子》：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

　　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

　　《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

　　疑辨二十二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

　　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

　　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

　　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

　　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

　　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

　　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

　　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七）

　　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

　　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

　　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

　　孔子又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

　　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

　　《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　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

　　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

　　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七）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

　　无历世不变之史，斯亦无历世不变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

　　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

　　知礼之本，斯知礼之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

　　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疑辨二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2:55

第八章孔子之卒

　

　　一、孔子之卒与葬

　　《左传》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是年，孔子年七十三。

　　疑辨二十五

　　《戴记　檀弓》篇：“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段。”今按《论语》载孔子言，皆谦逊无自圣意，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又预决其死于梦兆，亦与孔子平日不言怪力乱神不类，恐无此事。因后人多传述此歌，故仍附载于此。

　　《左传》哀公十六年：

　　孔丘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所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

　　鲁之君臣虽不能用孔子，而心亦知敬，故死犹诔之。然曰余一人，此乃天子自称之辞，子贡亦知纠其愆。此见孔子讲学精神不随孔子之没而俱亡。然孔子亦以此终不能见用于当世。

　　《檀弓》：

　　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父而无服。”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孟子》：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史记　孔子世家》：

　　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史记　儒林传》：

　　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观此，知孔子身后受世尊敬，实远超于此下百家之上而无可伦比，固不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后始然也。

　　二、孔子之后世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傅，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

　　自伯鱼下迄安国共十一代。孔子开私家讲学之先声，战国百家竟起。然至汉室，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仅有之一例。

　　三、孔门七十子儒学之流衍

　　《史记　儒林传》：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盖自孔子身后，儒者之际遇，儒学之流衍，皆非孔子生前可比，而战国百家言遂亦以之竞起，其精神气运则皆自孔子启之也。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3:07

附孔子年表

　

　　鲁襄公二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

　　鲁襄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岁。父叔梁纥卒。

　　鲁昭公七年　　孔子年十七岁。母颜征在卒在前。

　　鲁昭公九年　　孔子年十九岁。娶宋幵官氏。

　　鲁昭公十年　　孔子年二十岁。生子鲤，字伯鱼。

　　鲁昭公十七年　孔子年二十七岁。郯子来朝，孔子见之，学古官名。其为鲁之委吏乘田当在前。

　　鲁昭公二十年　孔子年三十岁。孔子初入鲁太庙当在前。琴张从游，当在此时，或稍前。孔子至是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

　　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岁。鲁孟厘子卒，遣命其二子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学礼。时二子年十三，其正式从学当在后。

　　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岁。鲁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于齐，孔子亦以是年适齐，在齐闻韶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鲁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年二十六岁。当以是年反鲁。

　　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年三十七岁。吴季札适齐反，其长子卒，葬嬴博间，孔子自鲁往观其葬礼。

　　鲁定公五年　　孔子年四十七岁。鲁阳货执季桓子。阳货欲见孔子，当在此后。

　　鲁定公八年　　孔子年五十岁。鲁三家攻阳货，阳货奔阳关。是年，公山弗扰召孔子。

　　鲁定公九年　　孔子年五十一岁。鲁阳货奔齐。孔子始出仕，为鲁中都宰。

　　鲁定公十年　　孔子年五十二岁。由中都宰为司空，又为大司寇。相定公与齐会夹谷。

　　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岁。鲁听孔子主张堕三都。堕郈，堕费，又堕成，弗克。孔了堕三都之主张遂陷停顿。

　　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年五十五岁。去鲁适卫。卫人端木赐从游。

　　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岁。去卫过匡。晋佛肸来召，孔子欲往，不果，重反卫。

　　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年五十七岁。始见卫灵公，出仕卫，见卫灵公夫人南子。

　　鲁哀公元年　　孔子年五十八岁。卫灵公问陈，当在今年或明年，孔子遂辞卫仕。其去卫，当在明年。

　　鲁哀公二年　　孔子年五十九岁。卫灵公卒，孔子在其卒之前或后去卫。

　　鲁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岁。孔子由卫适曹又适宋，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孔子微服去，适陈。遂仕于陈。

　　鲁哀公六年　　孔子年六十三。吴伐陈，孔子去陈。绝粮于陈、蔡之间，遂适蔡，见楚叶公。又自叶反陈，自陈反卫。

　　鲁哀公七年　　孔子年六十四岁。再仕于卫，时为卫出公之四年。

　　鲁哀公十一年　孔子年六十八岁。鲁季康子召孔子，孔子反鲁。自其去鲁适卫，先后凡十四年而重反鲁。此下乃开始其晚年期的教育生活，有若、曾参、言偃、卜商、颛孙师诸人皆先后从学。

　　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年六十九岁。子孔鲤卒。

　　鲁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七十一岁。颜回卒。齐陈恒弑其君，孔子请讨之，鲁君臣不从。是年，鲁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春秋》始笔在何年，则不可考。

　　鲁哀公十五年　孔子年七十二岁。仲由死于卫。

　　鲁哀公十六年　（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年七十三岁，卒。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3:21

附录（一）读胡仔《孔子编年》

　

　　胡仔字元任，尝辑诗话，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其为孔子编年，乃奉其父舜陟汝明之命。舜陆序其书在绍兴八年，有曰：

　　孔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者，杂出于《春秋》三传、《礼记》、《家语》与夫司马迁《世家》，而又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足以证诸家之是非。予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为《编年》。

　　《四库提要》论其书则曰：

　　自周秦之间，谶纬杂书，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摭颇为审慎。惟不免时有牵合，尤失于穿凿。然由宋以后，纂集圣迹者，其书众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

　　余读其书，采摭颇广，而考订则疏。其所引皆不举其出处，厥为一大疏失。先秦古籍，其可信与不可信，往往相差甚远。睹其书名，即可逆揣其可信之程度。胡氏书既将所引书名全略去，又有所引异书而缀之同条之下，其为牵合穿凿尤甚。并仅有编次，不加考订，更见其疏。盖自《史记　孔子世家》以下撰写孔子传者，惟此为第一部。自朱子出而学术界考订之功遂日臻精密。胡氏书在朱子前，可见滥觞所自，固不得以后人著述体例相绳也。

　　又其书虽以《论语》为主，而编入《论语》诸章亦备见疏失。举其易见者：如《论语　八佾》篇子入太庙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孔子之始入鲁太庙，决当在此以前，并当在年少时，故或人讥之曰鄹人之子。若在孔子五十一岁之年，已在鲁为显仕，或人固不当以鄹人之子讥之。此则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矣。

　　又如《论语　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胡氏书编入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年六十九。今按本章当编次于孔子五十岁前初期讲学时，则情辞宛符。今编次于孔子晚年后期讲学之时，则显与《论语》本章原文不合。孔子之问四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知其时四子皆未获用于时。及孔子仕鲁，行乎季孙，子路已为季氏宰。及孔子晚年反鲁，冉有亦已为季氏宰，方大见任用。孔子何为在其后又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冉有之对，核之在鲁哀公十二年时两人之仕历与地位，遥为不称，此亦细诵《论语》原文而可知其非者。

　　又如《论语　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胡氏书编入鲁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可谓大背情实。此时孔子尚未出仕，子路、冉有方从学于孔子门下，无由先与季氏有缘。何为季氏将伐颛臾，而两人为之先容于孔子。且季路、冉有两人相差二十年，故四子言志，子路序列在冉有之前，而此章冉有转列子路前。又孔子独责冉有，曰：“求！无乃尔是过与？”下文亦冉有独答，可见此事应由冉有负责。若以移列孔子晚年归鲁，冉有为季氏宰，见信用事，而子路亦同时仕于季氏，则情事适切矣。

　　又如《论语　子张》篇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及叔孙武叔毁仲尼两章，胡氏书皆以编入鲁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时孔子始出仕，尚未显用，叔孙何为遽公然毁之于朝？抑且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五十一岁时为鲁司寇，子贡方年二十，今年尚仅十九岁，疑尚未从学于孔子。而叔孙之言曰：“子贡贤于仲尼”，可知此章当在孔子晚年，子贡见用于鲁，于外交上屡著绩效，声誉方隆，故叔孙疑其贤于孔子也。

　　以上皆引用《论语》原文，未经细考，而可显见其误者。亦有引用他书，不旁参之《论语》而误者。如季康子召冉求，胡氏书编入鲁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然《论语　述而》篇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章，是冉有乃从孔子自陈反卫，必无自陈反鲁之事。冉有之归鲁，当在反卫之后，不在季桓子甫卒之岁。据《论语》而《史记》之误自显。胡氏父子知诸家书*记孔子行事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而又不本《论语》以证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与于蜡宾，言偃在侧，胡氏书列此于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语》及《小戴记》之《礼运》篇。然考《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孔子五十三岁时子游年仅八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其时尚未从游。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游年亦仅十六，决不遽以文学称。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其从游应在孔子反鲁之后。《论语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章，下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则断非孔子当时之语。若记孔子当时语，则十哲应称名，不称字。即此可证四科十哲乃《论语》编者所附记。子游决不在相从陈蔡之列，更何从侍孔子为司寇时与于蜡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关何等重大，既不见于《论语》，则《礼运》篇亦属可疑，此不详论。

　　又如《左氏传》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长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胡氏书引以编入孔子二十二岁时。《论语　颜渊》篇颜渊问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明是孔子自己语，非称引前人语。孔子以仁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义，亦由孔子最先主张。仁礼并举，《论语》屡见，若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乃孔子称引前人语，孔子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发明之重要主张又何在？王应麟《困学纪闻》据《论语》疑《左传》是也。胡氏书引《左传》此条，则何以解《论语》？此乃有关考论孔子学术思想之最大要端，较之何事在何年之编排，其重要性超出远甚，而胡氏不能辨，则其书他处之不能获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领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举《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及司马迁《世家》，独不及《孟子》。《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去孔子为时不远，又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应尤在《左传》诸书之上。胡氏书殆因《孟子》书中语若无关于其逐事编年之具体需要，遂忽弃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两条发挥孔子进退出处行止之义，大可阐发。胡氏书有称引，无考订，无阐发，此为其书缺失所在。据《孟子》语，孔子在齐未仕，又其去也速，则断无久淹在齐达于七年之久之事。胡氏书编列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齐，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齐反鲁，前后共七年，其误显然。

　　孟子语最费研讨者，为“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一语。胡舜陟序谓：“孔子去鲁凡十三年，适卫者五，适陈、适蔡者再，适曹、适宋、适郑、适叶、适楚者一，而复自卫反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实为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一语所误。实则孟子语当通读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卫当逾四年，而受禄出仕则不足三年。其在陈亦逾三年，其受禄出仕亦当不足三年。及其再反卫亦滞留逾四年，其受禄而仕果亦不出三年与否，今已不可详定。岂其于卫孝公仅公养之仕，虽亦受禄，与灵公时际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语，独于其仕卫孝公不严格绳之乎！至于适叶、适楚乃属一事，而胡氏书亦分别编年，其误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书仅知称引，逐年编列，无考订，无阐发，牵合穿凿，一若全成定论，使读其书者全不见有问题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采摭虽勤，纵若审慎，果以后起之著述绳之，终为相差犹远也。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3:33

附录（二）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考证之学，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绩超迈前人。有关讨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亦日详日备。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一一兼考孔门诸弟子，以与孔子行事相阐发。其精密详备，并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然余读其书，亦多疑古太甚，驳辨太刻之类。其遍疑群书犹可，至于疑及《论语》，则考论孔子生平行事，乃无可奉一书以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见，斯其流弊乃甚大。兹篇摘举数例，以纠其失。非于崔氏争短长，乃为治考证之学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记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于备览。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无所表现，宜其不见于其他之经传。然《史记》若无所本，何为于防叔与叔梁纥之间特加此一世？《史记》之诬诚不少，然乃误于其所本，非无本而伪造也。全部《史记》中，不见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绳之，则《史记》将成为不可读。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无大关系，略而不论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记》，谓其所载未敢决其必不然，又未敢决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举此以为例。

　　又《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崔氏亦以入备览，此亦因其所载未见他书，故未敢决其必然。与前例之意同。则岂司马迁之为《史记》，果惯为伪造乎？苟有坚强反证，虽其事屡见，亦属可疑。如无反证，即属单文独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况其在古籍，乌得事事必求其同见他书？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说之口：

　　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此又较入备览者加深一层疑之。然若鲁邦确有尼丘，则因祷之说不便轻疑。又若孔子首确是圩顶，则因首之说亦不用轻疑。司马迁博采前说而两存之，其果两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无证而轻断。崔氏疑古太猛，将使读古书者以轻心掉之，而又轻于下断，病不在前人之书，特在治考证者之轻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书，材料之搜罗不厌琐碎，考辨之严格又纤屑不苟，其长处正可于短处推见，此则待读者之善于分别而观，勿悬一节以概之可也。

　　《论语　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十五岁，后复在位二十余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霸，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齐之时，已离委吏乘田之职。开门授徒，从学者四方而至，不得谓之“班尚卑，望尚轻”。景公初见，问以为政之道，而知钦重，欲尊以高位，赐以厚禄，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继则或受谗间，或自生退转，持意不坚，此正崔氏所谓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辞，或自惭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仅知会诸侯，争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时君者。微子篇所载景公两证，绝不见有可疑之迹。若仅考景公年岁，则是据欧阳修之年龄而疑《醉翁亭记》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一语，更须商讨。余之《论语新解》本朱子意说此篇有云：“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处之义也。”又曰：“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师挚八乐官，皆赞扬而品列之。于接舆、沮溺、荷蓧丈人，皆，惓惓有接引之意。盖维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篇末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产于一母，祥和所锤，玮才蔚起，编者附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也。”则又乌见所谓篇残而简断者。崔氏又曰：“此篇记古人言行，不似出于孔氏门人之手。”是不了于本篇编撰之意而轻疑也。崔氏又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皆列存疑，子路之告荷蓧丈人有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即晨门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崔氏则曰：“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系未安。”此则失于考证，亦遂失于义理，其所失为大矣。崔氏并不能详举微子篇本非孔子遗书之明确证据，遂轻率武断齐景公待孔子章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为可疑。然即谓此四章可疑，以证微子篇之可疑，此乃循环自相为证，皆空证，非实证也。

　　《论语　阳货》篇：“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崔氏于此章备极疑辨之辞，此不详引而引其最要者，曰：

　　《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于人情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不亦先后矛盾矣乎？

　　今按：今《论语新解》辨其事有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灌阳关以叛，其时弗扰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弗扰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知。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若如余《新解》所释，孔子欲往，何足深疑？《论语》之文简质，正贵读者就当时情事善作分解，不贵于绝不可信处放言滥辨。且《史记》已移弗扰叛在定公九年，其事亦本之《左传》，《论语》此章，《史记》又载于定公之十三年，此正《史记》之疏。崔氏不深辨，而辞锋一向于《论语》之不可信，此诚崔氏疑古之太猛耳。

　　崔氏又曰：

　　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汉书　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汉书　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是鲁论中亦自互异。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于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类者。非后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

　　今按：崔氏此处辨《论语》，当分两端论之。一则谓古论、齐论、鲁论章句篇第有异，一则谓季氏以下五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此属两事，而崔文混言之，则非矣。余五十年前旧著《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其中颇多采崔氏之说。越后读书愈多，考辨愈谨，乃知读《论语》贵能逐章逐句细辨，有当会通孔子生平之学说行事而定，有当会通先秦诸书之离合异同而定。乃知《论语》中亦间有可疑，然断不能如崔氏之辨之汗漫而笼统。及四十年后著《新解》，乃与四十年前著《要略》，自谓稍稍获得有进步。乃能摆脱崔氏之牢笼，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务求斟酌会通以定于一是。故去年为《孔子传》，较之《要略》第二章孔子之事迹，取舍从违之间亦复多异。读者能加以比观，其中得失自显，今亦不烦于崔氏书多加驳辨。

　　《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章，崔氏据孔安国注辨其可疑，余之《孔子传》对此事已详加分析，此不再论。惟崔氏又因此章疑及《论语》之他章，其言曰：

　　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后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后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后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

　　此所牵涉甚远。即如微子篇末周有八士章，余之《新解》有说，已详上引，可不论。且此章并不在篇末，乃并此下两章而疑之。其一为《中庸》之为德也章，又一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崔氏不能就此两章一一辨其为断简续入，又不能一一辨其为有疵不醇，何得因子见南子章而牵连及之。又先进篇末之侍坐章，究竟其可疑处何在，其疵而不醇处又何在，乃亦因其在篇末而疑之。又因其与此章同用夫子字而并疑之。又牵连及于宪问篇南宫适问于孔子章，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章而并疑之，是亦过矣。窃谓此诸章当一一分别探究其可疑何在，其有疵而不醇者何在，不得专以用有夫子二字而一并生疑也。

　　《论语》阳货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岂能系而不食！’”崔氏又详辨之，其要曰：

　　佛肸之叛，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列女传》亦以为襄子。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左传》定公十三年，齐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鞍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

　　今按：据《左传》定公十三年秋，范氏中行氏与赵氏始启争端。是年冬，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时中牟尚为范氏邑。其邑宰佛肸，或欲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而未果。其召孔子，正可在定公之十四年。此与公山弗扰之召同一情形。惟《论语》文辞简质，谓二人之以费叛以中牟叛，乃指其存心，非指其实迹，本无可疑。读古书遇难解处，先当尽可能别求他解，诸解均不可通，乃作疑辨。《论语》此两处，惟当解作意欲以费叛中牟叛即得。而崔氏轻肄疑辨，则亦有故。崔氏又言之，曰：

　　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词，《春秋传》皆然。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于孔子之前则曰子，不曰夫子。称于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盖皆战国时人所伪撰，非门人弟子所记。

　　今按：此可谓孔门弟子已有面称孔子曰夫子者。亦可谓今传《论语》各章文字，有文体前后稍不同者。或可说《论语》中面称孔子曰夫子，其文体皆较晚。不得径以此疑诸章乃伪撰。诸章之为伪撰与否，当另有他证定之，不得即据有夫子两字为判。

　　崔氏又曰：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所作也。曾子于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后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有在者矣。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后齐奋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驳之异者，势也。

　　今按：此条语较少病。然仅当云《论语》非尽孔子门人所记，亦非一人一时所记，则为允矣。惟《论语》成书，经诸儒一番论定，其辑合之时间虽较晚，其所保存之文体，犹不失最先当时之真*相。则《论语》实为一谨严之书。崔氏之辨，固多有陷于轻率者，此则读崔氏书者所当审细分别也。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3:45

附录（三）读江永《乡党图考》

　

　　清儒考论孔子事迹，自崔述《洙泗考信录》之后，有江永《乡党图考》，其首卷亦备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自先世迄于其卒，略如崔氏之书。而文辞简质，立论谨慎，不如崔氏之博辨，而所失亦较少。如其叙公山不狃之召，曰：“不狃与阳货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为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言简情核，较崔氏所辨远胜。其叙佛肸事，据引《史记　世家》，曰：“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明其事在赵简子时。崔氏必谓其事在赵襄子时，虽据《左传》，然无以必见《史记》之为误。因欲必定《史记》之误，乃连带疑及《论语》。此亦不如江氏书之不失谨慎之意。又江氏书博采同时稍前他人之说不为人所注意者，其用心良宽良苦，然其间亦尚有得有失，姑拈两事为例。

　　其一，《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江氏说之曰：

　　此章为后世大疑。本非记者之失，由读者不得其句读文法而误。近世高邮孙邃人　　孙著《檀弓》论文，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连读为句。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两句为倒句。甚有理。盖古人埋棺于坎为殡，殡浅而葬深。孔子父墓，实浅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详，不惟孔子之家以为已葬，即道旁见之者亦皆以为已葬。至是母卒，欲从周人合葬之礼，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浅深为疑。如其殡而浅也，则可启而迁之。若其葬而深也，则疑于体魄已安，不可轻动。其慎也。盖谓夫子再三审慎，不敢轻启父墓也。后乃知其果为殡而非葬，由问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盖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殡之详，是以信其言，启殡而合葬于防。盖殡也，当在问于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属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读之，可为圣人释疑，有裨礼经者不浅。

　　江氏此条，颇受后人信从，朱彬《礼记训纂》亦采之。然核之《檀弓》之文理，参以当时之情事，江氏之说，两觉未允。果如其说，应云不知其父墓在五父之衢者为殡，乃明其所欲辨者之为殡与葬。今云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则所不知者似乃其墓地之何在。且殡与葬乃成墓以前事，墓则殡与葬以后事，故墓殡墓葬皆不得二字连用。且叔梁纥在当时亦一大夫，其卒，何为殡而不葬，迄于孔子母死，已及二十年之久，此仍无说可解。及孔子母卒，孔子欲其与父合葬，既不先知其父葬之深浅，与其可以迁动与否，则又何为为其母先卜兆于防。此亦无说可通。前人所疑，特疑孔子圣人，何以不知其父葬处。然《檀弓》又引孔子之言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既其墓不覆土为坟，自不易识别，此自无足深疑。读古书苟有疑，当尽可能先求种种之解释，不当径弃其所疑之本书，而别引他书以为说。如崔氏疑《论语》佛肸事，即据《左传》弃《论语》，不知为《论语》别作一解，则《论语》《左传》皆可通。江氏此条仍本《檀弓》本文，与崔氏取径不同，而强为他解，乃不知其较之旧解为更无当。可知考古辨伪之事非不当有，贵能本之于审慎之心情，衡之以宏通之识见，固非轻疑好辨之所能胜任也。

　　又一事云：

　　按年谱：哀公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谓其已甚，因谓孔子出妻。近世丰城甘驭麟绂著四书类典赋辨其无此事云。《檀弓》载门人问子思曰：“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于施氏而言，非谓伯鱼之于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无子，此正所谓无子当出者。《家语》后序所谓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说甚有理。施氏无子而出，乃求婚于颜氏，事当有之。其后施氏卒，夫子为之服期，盖少时事。门人之问明云：“子之先君子丧出母”，是谓夫子自丧出母，非谓令伯鱼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此语尤可见孔子虽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则孔子买为父后之子。在礼，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圣人以义处礼，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无子而出，实为可伤，故宁从其隆而为之服。设有他故被出，则当从其污，不为之服矣。所谓无所失道者也。若伯鱼之母死，当守父在为母期之礼，过期当除，故抑其过而止之，何得诬为丧出母也。甘氏说有功圣门，特表出之，并补其所未尽之说。

　　江氏善言礼，此条辨叔梁纥出妻，孔子非有出妻之事，虽引据甚简，叉皆片言只辞，而加以会通，为之说明。破后代之讹说，发古人之真*相，考据疑辨之功，亦何可废。真积力久而用功深，自可犁然有当于人心，如江氏此条是也。

　　江氏之后，清儒考据之业日盛。然考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或据《论语》，或本《左传》，或辨《史记》，率皆逐句逐条疑之辨之，解之释之，求其综合终始而备为之说，如崔氏、江氏之书者则鲜。间亦有之，然皆不得与崔氏江氏书媲美。今亦不再缕陈。其逐条逐句作为疑辨解释者，虽亦精义络绎，美不胜收。然或则各持一偏，或则相与抵牾，今欲会通众说，归于条贯，汰非存是，勒为定论，以为孔子作一新传，其事亦甚不易。抑且汉宋门户之见愈演愈烈，义理考据一分不可复合，既为识趣所限，能考孔子之事，乃不能传孔子其人，此尤为病之大者。窃不自撰，最近作为《孔子传》一书，抑有其意，亦未必能尽副其意之所欲至。姑举胡氏、崔氏、江氏三人之书而略论之，非欲进退前人，乃庶使读吾书者，知其取舍从违之所在，知其轻重缓急之所生。知其荟粹群言，而未尝无孤见独出之明。知其自本己意，而未尝无博采兼综之劳。特以补我自序己书之所未尽。若谓吾书出而自宋以来一千年诸家述作考辨皆可搁置一旁，则断断非吾意之所存也。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3:59

附录（四）旧作《孔子传略》

　

　　孔子传略①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②。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女征在从父命为婚③，梁纥老而征在少，时人谓之野合④。祷于尼丘，得孔子，故孔子为鲁人。

　　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⑤，生而顶如反宇，中低而四旁高，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丘生三岁⑥而叔梁纥死，葬于鲁东之防山。其母未以告，故孔子疑其父墓处。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贫且贱。尝为委吏，料量平，会计当。尝为乘田，牛羊茁壮，畜蕃息。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以知礼名。鲁大夫孟厘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诫其二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嗣有宋而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孔子年三十四矣⑦，孟懿子、南宫敬叔往学礼焉⑧。弟子稍益进。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⑨。鲁昭公之二十五年，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时孔子年三十五，鲁乱，遂适齐，为高昭子家臣。闻韶乐，乐之，三月不知食味。齐人称之。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陈恒制齐，故孔子以此对。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欲以尼谿田封孔子，齐人或谗之⑩，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11。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僣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僣，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虎瞰孔子之亡而馈孔子豚。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孔子遂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我将仕矣。”○12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欲因阳虎共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为阳虎所素善者。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后阳虎败，奔齐，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时孔子年五十一。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公曰：“诺。”具左右司马。犁弥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为坛位，士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莱人旖鉏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13。

　　定公十二年，侯犯以郡叛，败奔齐○14。孔子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15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成宰公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16。

　　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如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姑徐乎！”○17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定公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曰：“我可以行矣。”是岁孔子年五十五，遂去鲁，行宿乎屯。而师己送之，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渴，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颜雠由。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18。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19

　　孔子居卫，过蒲○20，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其为人长贤有勇力，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日：“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21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日：“善！”然不伐蒲。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磐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22@

　　鲁哀公二年○23，夏，卫灵公卒，卫人立灵公孙辄，是为出公。六月，晋赵鞅内卫灵公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卫人拒之。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24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是年孔子去卫。佛肸○25为中牟宰，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叛，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孔子终不去晋，乃过曹，又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使人往，孔子已行，拔其树。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6过郑，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27。

　　鲁哀公三年，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28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29，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30。明年秋，齐景公卒。明年○31，吴伐陈，陈乱，孔子居陈三岁而去○32，行绝粮○33，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4楚救陈，昭王卒于城父。孔子自陈如负函，就叶公○35。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36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37，孔子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粱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日：“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使复往，则亡矣。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时子贡反仕于鲁，康子使子贡往，事得已。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夫君子为之必可名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矣。”卫孔文子○38将攻太叔，问策于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孔子将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自唐虞○39，曰：“夏礼吾能言之，　　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一文一质，周监二代，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0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41。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2，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而行。鱼馁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者，瞽者，虽童子必变。与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不语怪力乱神。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孔子视之，曰：“麟也。”孔子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胃然叹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莫子知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鲁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43。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用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其孰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后七日卒。时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年七十三。哀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44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45。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汉惠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

　　汉太史公司马迁赞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00:04:13

【注　解】

　

　　① 本篇全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略有删正，乃十余年前旧稿。近撰《孔子传》，详略不同，又细微处续有改定，当从近撰。

　　② 以上叙孔子先世，据索隐引《家语》增入。

　　③ 以上叔梁纥娶鲁施氏以下，据索隐引《家语》增入。

　　④ 索隐云：野合者，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正义云：男子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子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据此梁纥婚过六十四矣。

　　⑤ 《公羊传》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此从《史记》。

　　⑥ 据索隐引《家语》。

　　⑦ 按《史记》本文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又云：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误。今据《左传》改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卷一。

　　⑧ 此下有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见老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⑨ 此下有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见孔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⑩ 此处原文有晏婴曰一大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1 此下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两节，均删。

　　○12 本节据《论语》增入。

　　○13 本节参《左传》，删诛侏儒一节，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4 原文云定公十三年，误。侯犯之叛，据《左传》增。

　　○15 此数语据《公羊》注增。

　　○16 此下有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17 原文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此盖据《孟子》而误会其义，今酌易之。

　　○18 此下有或谮孔子于卫灵公，孔子适陈过匡一节，又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而过蒲一节，皆删。

　　○19 此下有灵公与夫人同车，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一节，删。又过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一节移后。又适郑，独*立郭东门一节删。又适陈一节移后，有集集于陈廷一节删。又还息陬乡作瞰操一节删。

　　○20 原文作孔子去陈过蒲，今正。

　　○21 孔子过蒲，不见于《论语》，史文必有本而误分为两过蒲，今姑参其年代地理并两事为一而存之。惟事当在初适卫时，《史记》叙在后，仍误。此姑仍之。下文有孔子将西见赵简子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2 此下有孔子学鼓琴师襄子一节删。

　　○23 原文孔子行在卫灵公卒前，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4 此节据《论语》增，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5 佛肸之事见论语必有本。惟孔子曰：“不曰坚乎，不曰白乎，”坚白兼举，似战国晚出人语。姑些志疑。

　　○26 《论语》亦云子畏于匡，或系孔子过蒲一事之讹，或系微服过宋之讹，二者必居一焉，今既著过蒲一事，又著过宋事，而没其畏匡焉，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7 原文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再适陈，今皆改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28 原文孔子在陈叹归欤凡两见，此存其一。

　　○29 原文此年孔子自陈迁于蔡，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0 此据《左传》增，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1 此处原文云孔子自蔡如叶，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2 原文孔子迁于蔡三岁，误，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3 原文作陈蔡用事大夫发徒役围孔子于野，遂绝粮，此不从，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4 此下原文有子贡色作一节，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一节，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一节，均删。

　　○35 原文有楚昭王欲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一节，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6 原文孔子自蔡如叶，又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聘孔子，分两事，今正。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7 长沮桀溺一节，荷蓧丈人一节，原文入之孔子去叶反蔡途中，误。此两事殆孔子自陈适楚时事，否则由楚反卫时事也，故系之于此。

　　○38 此据《左传》增。《论语》卫灵公问陈，两事相似，《史记》两存之，今删卫灵公问陈一节，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39 原文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今酌正。

　　○40 此下原文有古者诗三千余篇一节，今删。

　　○41 此下原文有孔子晚而喜易一节，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42 原文作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今酌正。

　　○43 原文有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语，今删。又按：孔子作《春秋》，疑应在获麟绝笔，非始作。语详余另作《孔子传》。

　　○44 原文有子贡曰君其不殁于鲁一节，删。

　　○45 原文云子思作《中庸》，今删，说详《先秦诸子系年》。

　　余撰《孔子传》前，本有旧稿《孔子传略》一篇。及门戴景贤创为广学社印书馆，索余稿，余遂以与之。并旧稿《论语新编》一篇合刊为一小册。窃谓如余此稿，始或稍合通俗普及之用，然万不宜以如此稿付孔孟学会刊行。学会所发布之刊物，宜稍具学术性，稍富研究性，岂宜以简单平浅者供人传习。今附刊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但又念今白话流行，即如此传略，多用《左传》《史记》原文，亦已不得谓是一通俗本。倘必求通俗，势非尽废文言，通体以白话抒写，庶或近之。然必以古本文言改写白话，其事当更难。如今世《论语》《左传》等书，皆有白话翻译本，惜余未曾见及。但中国古人则多作注释，即如佛教翻译印度原文，亦多另自作注。

　　今试以白话作注，亦较以白话直译原文远为合适。如《论语》一“仁”字，岂不可作为注语，详发其义？若必直作翻译，岂不难之又难。今人于此不辨，则对于古典文之宣传，岂不将如鲤鱼之登龙门。则亦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叹矣。余今又谨以附兹篇于本书之最后，以供读者之参考。孔子之教，博文约礼，非敢贪多，亦以备读者之善自约取之。
　

[社科其它] 钱穆：《孔子传》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