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桑田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14:46

论桑田

韩
昇

载《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一

国有土地制度曾经是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而均田制度作为魏晋隋唐国有土地制度史上最后也最为完备的制度，更是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出现许多专著和论文，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1957年，韩国磐出版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是早期比较全面研究均田制的代表作。1958年，贺昌群出版了《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1964年又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对均田制作了深入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些学者撰写过研究北魏隋唐均田制度的专著，例如1984年整理出版的陈守实遗稿《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就是一例。这几部著作堪称土地国有制说的代表之作。

“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研究重新开始，土地制度的研究一度成为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均田制研究自然也成为热点问题，发表论文数百篇。1984年出版的两部关于均田制的专著，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韩国磐修订出版的《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吸收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更加注重分析均田制实行的具体形态。一是我们合作翻译的日本学者堀敏一的专著《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学界对均田制研究的各家之说，代表了日本史学界研究均田制的水平，给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带来很大的刺激，让中国学者接触到许多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后，均田制研究热烈展开，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先后出版，可见当时研究盛况之一斑。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土地所有制性质的争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一起沉寂下来，经济史的研究也不复以往盛况，均田制在近十年来少见涉及，反映出学术关心的重大转移。冷静反思，以往的研究虽然热闹，但也存在几个重大的缺陷。首先是理论的教条僵化，把均田制研究和土地制度性质乃至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紧密相连，实际上仍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延续，目的在于论证社会变革的合法性。这影响了均田制研究的学术性，使得学者过于关注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争论，而对于均田制的实施形态乃至均田制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作用等方面，发掘不够。其次，对于北魏隋唐历朝均田制规定缺乏细致的法制史的考察与整理。最后，局限于有限的史料，却作大量表象的阐述和推测，甚至不乏人云亦云的重复之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大量制作论文，倒不如沉静下来，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重新解读和考订文献记载，同时努力去发现新的史料。所以，在均田制研究冷却的另一方面，敦煌、吐鲁番土地赋役文书的研究依然热烈。
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史料十分有限的古代史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1979年，池田温考订出版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概说·录文》(东京大学出版会)给予均田制研究的重要促进，令人记忆犹新。1999年，戴建国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令的论文，公布了天一阁新发现的北宋《天圣令》附录的唐令，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激起了新一波唐令研究的热潮。其中，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2期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以及《文史》2000年第4辑和2001年第1辑连载的《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对于均田制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引起很大的反响。山崎觉士《从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的复原再论唐代永业田》①，对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田令的复原提出完整的方案，通过分析永业田在法令上和实际还授中的差异，认为官人和庶人永业田有着重要的区别，庶人永业田基本上成为死后还授的对象，而与口分田的区别不甚明确。均田制实施过程中的土地还授是一个很早就提出来并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②，因为这是关涉均田制性质与具体存在形态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大津透、野尻忠、稻田奈津子拼接复原了一批唐代退田、欠田和给田文书③，颇有意义。文书的拼缀复原，以及从法制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唐朝制度，一直是日本学者长期进行的研究，特别是池田温先生领导的研究班子坚持不懈，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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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崎觉士《唐開元二十五年田令の復原から唐代永業田の再検討へ——明抄本天聖令をもとに》，《洛北史学》第5号，2003年6月。

②参阅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4期。
③大津透、野尻忠、稻田奈津子《大谷文書唐代田制関係文書群の復原研究》，《东洋史苑》第60、61合刊号，2003年；野尻忠、稻田奈津子《大谷文害唐代田制関係文害群の復原研究——积文褊》，《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纪要》第7号，2003年。

唐代关于永业田的规定，能否像山崎先生复原方案那样截然分出官人永业田和庶人永业田的不同规定，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因为本文主要讨论北魏均田制的问题，故俟将来探讨。然而，山崎先生文中提出了另外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认为国家给予农民永业田的目的在于创立新户，构成国家对人民的统治。而且，把官人同庶人区分开来，可以起到建构身份关系的作用。这个问题实质上触及均田制实施的目的，至关重要。近年来，有些日本学者对于均田制的研究，注意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均田制度的实质意义。例如，佐川英治《北魏均田制的目的及其展开》①，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认为北魏占领淮北之后，鲜卑军事力量就显得不足，因此，开始向汉族征兵，由此产生确保兵员的需要，随后实行了均田制。这些观点且不去讨论，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那就是我们对于各个时期均田制实施的社会环境及其目的，尚需进一步深入思考，而且，还应该避免用后世的情况去推论前代。均田制从北魏到唐朝中叶实行，表面上看是一个连续的制度，其实，各个朝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大不相同的，试图用一个模式去理解和描绘均田制，将产生很大的偏差。
我曾经注意到北魏均田制下桑田的特殊性，并试图作些解释②，主要是想通过桑田来理解北魏均田制的实质。近年来，受到新发现的唐代田令研究的激励，使我又重新考虑若干问题，正值《复旦史学集刊》创刊之际，特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臆见，希望能有更多学者参加讨论，进一步深化均田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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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佐川英治《北魏均田制の目的と展開——奴婢给田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2001年1期。
②韩昇《桑田考释》，《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15:08

二

北魏是来自草原的拓跋族建立的国家，进入中原之后，其社会迅速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畜牧经济转向分土定居的农耕经济，因而受到汉族传统制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北魏孝文帝时期，国家根据向农业经济转变的形势，创立了均田制度。
均田制原则上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分为露田和桑田(麻田)两大类：露田是国有土地，分给合乎法令规定的适龄男女耕种，成年受田，老死还田，国家拥有所有权，农民获得使用权；而桑田则规定用于种植桑、枣、榆树，土地归农民所有。和露田相比，桑田显得十分醒目，它具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指定土地的特殊用途；二是土地的所有权。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两点。

关于土地的用途。桑田规定此类土地必须用于种植桑、枣、榆树，主要用于种桑，故名为桑田。以土地用途来命名，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尚属首见，明显受到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农业思想的影响。

蚕桑在古代农业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①，皇后亲蚕和天子籍田同为劝农大典，自周以降，历代都曾隆重举行过这样的仪式，无一例外。有趣的是《诗·定之方中》有“降观与桑”、“说于桑田”两句，君王亲临视察，并于桑田劝农，足见自古以来对桑田和五谷生产的督课，同为劝农的两个方面。

汉族农业社会重视蚕桑的传统，同时也强烈地影响了周边的各少数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少数民族不同于后来的辽、金、元等，他们很早就与汉族杂居，汉化很深。因此，在他们入居中原时，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汉民族重农思想，迅速地由游牧向农业社会过渡，就连以残暴出名的石虎，在巡行长乐、卫国时，也宣布“有田筹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②。前秦苻坚“亲耕籍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③，更是典型的例子。像这类的事例很多，如慕容魔和冯跋在辽东种桑等等，不胜枚举。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来往交错于中原，使汉族农业社会的传统，不仅直接地影响各少数民族，而且还通过少数民族之间间接的传播而扩大影响。北魏国家社会的转型，是伴随着领土的扩张而逐步发展的，在拓跋族逐渐进入中原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汉族社会传统而完成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从太祖拓跋珪、太宗拓跋嗣的劝课农桑到恭宗拓跋晃的京畿课农，我们可以看到其社会转型的进程，而由此产生的均田制，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汉化的总结。
拓跋族进入中原之后，就十分重视蚕桑的生产。拓跋珪离散部落为编户时，规定“劝课农桑，量较收入，以为殿最”④，而且，在进据中山之后，迁百工伎巧于平城，所以在北魏杂户中，有许多丝织工匠，诸如绫罗户、细茧户、罗谷户等，太宗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诏书说：“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⑤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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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见《礼记正义》卷48、卷15。
②《晋书》卷106《石季虎载记》上。
③《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④《魏书》卷110《食货志》。
⑤《魏书》卷3《太宗纪》。

元宏时代，又再度强调“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①。经过一再奖励种桑育蚕，北魏种桑的地区比前代有所增广。北齐太府寺中尚方下有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丝染署下有京坊、河东、信都之局丞。北齐官制多承魏旧，而且，从北魏时代太行山以东蚕桑业的发达情况来看，这些政府织染机构，当系继承北魏。北魏政府还经常以丝帛颁赐臣下。由此看来，北魏的蚕桑丝织业已经超过前代并有了新的发展。

北魏对农桑的劝课，不仅限于一般的奖励政策上，而且还通过国家法令确立为固定的制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均田令法中关于桑田的规定。太和九年(485年)均田令对桑田作了如下规定：

1．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2．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3．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4．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显然，桑田是和露田对应的田地，第一个区别就在于能不能种树，对此，法令中的第四点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关于露田的规定中也指明“不栽树者谓之露田”②，这两条是相互呼应的。《魏书》点校者以为：“魏收修史时似无必要对露田加以说明，疑是《通典》所加，《册府》此条实据《通典》。”然而，唐朝制度法令上既没有“露田”，也没有“桑田”的名目，而以种树与否来区别露田与桑田是北魏首创的，故北魏法令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对分类原则作出说明。这种区别自北魏以后没有变化，故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引用北魏均田令时，同样有“不栽树者谓之露田”的注文。而且，马端临还评论道：“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据此，可以判断种树与否是露田和桑田区分的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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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7上《高袒纪》。
②《北宋版通典》(日本，汲古书院，1980年)卷1在北魏均田令的“露田”下有此注文，《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8年)卷495亦同。

第二个区别在于桑田的土地性质，法令第四条明确规定为“世业”，“身终不还”，则应属于私有性质的土地。至于法令第一条中所谓“没则还田”，明显与第四条矛盾，《魏书》点校者指出：“《册府》(卷四九五)《通典》卷一无‘没则还田’四字。疑亦《通典》所删，《册府》据《通典》。”其实，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故其所摘引的北魏均田令文中已删去“没则还田”四字。然而，如果和均田法令规定“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以及“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授之法”等规定作比较，为什么桑田和麻田在受田数额上难分多寡，却在土地性质上有如此大的区别呢?也就是说，同样作为农副业用地，为什么会出现桑田为私有地而麻田为国有地的现象呢?即使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也有失公平。看来，北魏对于土地性质的规定似乎遇到困难，或者举棋不定?此问题且待后面探讨。
桑田种树，体现了北魏政府对蚕桑事业的重视，落实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均田令第二条对种桑数量的明确规定。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以往的朝代也曾出台一些劝课农桑的政策，例如，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的诏令“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①，诏中专门提到种树，但是未见到课种树木品种和数量的规定。在华北地区，地方官吏具体规定农民家庭副业并进行指导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②。东汉陈留仇览“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③。这些规定，我们有理由将它看作是地方官吏劝农的具体措施。并且，这些具体做法，还对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发生影响，北燕冯跋在辽东“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拓二十根”④，即是明证。北燕在公元430年亡于北魏，这时正是太武帝拓跋焘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中原的时候，拓跋族本身也在战争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上述汉族社会行之有效的劝农措施，势必为北魏所借鉴和吸收。均田令中关于课种桑树的规定，只是进一步把这些措施从国家法令的高度加以肯定，并予以综合发展，在全国推广，并非都是新创。北魏的均田制度，是在继承中原汉族中农的传统基础上，糅合各种行之有效的劝农措施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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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5《景帝纪》。
②《汉书》卷89《循吏·龚遂传》。
③《后汉书》卷106《仇览传》。
④《晋书》卷125《冯跋载记》。

北魏均田令规定桑田必须“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如果和冯跋在辽东课百姓人种桑树100棵相比，北魏课中的数量并不算多。问题是50棵桑要种在20亩地里，从农艺的角度有否可能。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唐长孺《北魏均田制的几个问题》①认为是50棵桑树种在20亩桑田上，而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②则认为每亩桑田种桑树50棵。日本宫崎市定先生也以为20亩地种50多棵树，过于稀疏，故推测北魏均田令脱落“每亩”二字③。李伯重先生根据《齐民要术》，从农业发展水平和园艺技术的角度，判定北魏每亩地只能种桑树2.4棵，或者枣树(或者榆树)2.7棵④。按照李伯重先生的计算，20亩桑田要种下法令规定的50棵桑树、5棵枣树和3棵榆树已经需要压低种植间距才挤得下，所以，他的结论实际上支持了前一种说法。但是，唐长孺先生认为20亩地远不止种五六十棵树，只是桑田另作它用，故仅种50棵桑，与李伯重先生的见解还是不同的。
这里先来探讨李伯重先生的说法。《齐民要术》记载桑树种后二年，已经成树后，重新移栽，“率十步一树，行欲小犄角，不用正相当”⑤。李伯重先生据此得出每亩种桑数。然而，北魏均田令种桑规定是明确针对“初受田者”的。同样根据《齐民要术》，新栽桑树苗的种法为：“明年正月，移而栽之，率五尺一根。”唐朝亩制为5尺1步，240方步为1亩⑥。据此，1亩可以种桑240棵。唐朝韩鄂所撰农书《四时纂要》卷一记载：“移桑……熟耕地五、六遍，五步一株。”由此可知，种植桑树的间距并不固定，因此，每亩可种植的棵数相去不少。这种变化，并不能从农业生产的技术上得到解释，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桑树的品种。
上面说的都是“树桑”的种植。其实，桑树的品种不限于此，有高大的“树桑”(荆桑)，也有低矮的“地桑”(鲁桑、女桑)，可以确证这两种很早都已出现了，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就画有高大的桑树，也画有与人齐高的桑树⑦。鲁桑是北方的品种，《诗经·廊凤·七月》唱道：“猗彼女桑。”《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开篇就引用《尔雅》称：
女桑、桋桑，注曰：“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也。”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为弓及车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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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②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0页。

③宫崎市定《晋武帝の户调式に就て》，《东亚经济研究》第19卷第4号，1935年11月。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7卷，岩波书店，1992年，第15～16页。

④《略论均田令中的“桑田二十亩”与“课种桑五十根”》，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310～313页。

⑤《齐民要术》卷5《种桑、柘第四十五》。

⑥关于唐朝度量和制度，有诸多研究，较近的综合性研究，有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唐朝亩制见该书第235页。
⑦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2期。

所以，桑树的种植并不是由树桑向地桑的发展，从而出现唐宋之间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在宋代以前，地桑就已经大量种植。《齐民要术》所引《汜胜之书》记载，“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说的是地桑。地桑的优点，很早就被发现了，《齐民要术》说：
谚曰：“鲁桑百，丰锦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

明确道出地桑适合用来养蚕织锦。地桑栽培，早在汉代就已经普及了①。如果种桑仅仅是为了养蚕织帛，解决自家人的衣服，那么应该选择地桑类品种，有几亩地就够了。《孟子·梁惠王上》早就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毫无疑问，20亩桑田远不止可以种均田令规定的五六十棵树。

实际上，讨论这个问题时，疏忽了另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那就是20亩桑田的存在状态，其形状、土地性质，以及是20亩一片或是分成几片，都极大地影响了种植的数量。就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桑田一般分成多片。在数学计算上，用一连串不确定的数据去求证一个确定的值，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争论并不是一个农艺的问题，还应该回到文献记载上去探讨。

唐代均田令的规定，给此问题提供了参考。《通典·田制下》摘录“开元二十五年令”称：
诸永业田……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此记载似乎给每亩种桑50棵说予重要的支持。然而，考诸《唐律疏议·户媚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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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2期。

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①

并无“每亩”记载，而且，也没有“三年种毕”的规定。据此，则桑枣树应种植在“户内永业田”上，这与北齐至隋的均田令是一致的。北齐均田令规定：“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②《北宋版通典·田制下》更清楚载明：“其田中种桑五十根……”隋朝桑田课种如北齐法令。农民每户拥有桑田数量是不一定的，立法的重点在于必须种植桑枣等树木，因此，以农户桑田整体为对象立法是合理的。

唐朝田令的发现和发表，可以同迄今所知的各书田令记载相对照，通过比较研究，可知《唐律疏议》的记载与新发现唐朝田令最接近，据此判定《唐律疏议》所引唐田令为令文的抄录，而不似《通典》或两《唐书》等为令文的要约，故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唐律疏议》以他书记载改动《唐律疏议》底本是错误的。

根据新发现的唐朝田令记载，其中关于桑田植树的记载为：
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内有孤老残疾及女户无男丁者，不在此根(限)。其桑枣滋茂，仍不得非理斫伐。③

唐朝课种树木规定比北魏详备，为每年课种，以户为对象，按户等为差。这些办法为宋朝所继承④。而其前代隋及北齐也是以户为对象课种的⑤，依此上溯，北魏应该也是按户内桑田为对象来课种的。我们不能根据不太准确的《通典》所引唐田令中的“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推论北魏情况，相反，应该根据《唐律疏议》及新发现的唐令，怀疑“每亩”二字或为衍文，或为“每户”或“每年”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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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249页作“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并出校注称：“‘每亩’原脱，据《通典》二、《册府元龟》四九五引《田令》补。”可知《唐律疏议》原文无“每亩”二字，而点校者根据他书妄增。

②《隋书》卷24《食货志》。
③宋家钰著，徐建新译《明抄本北宋天聖‘田令’とそれに附された唐開元‘田令’の再较錄》，日本《骏台史学》第115号，2002年3月。宋家钰和徐建新先生在戴建国先生之后，再度造访天一阁，抄录北宋《天圣令》所附唐开元田令，并与戴建国先生所录略作了校对，稍有差异，兹依宋家钰先生录文。
④参阅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2期。
⑤北齐关于桑田课种的规定，前面已作了介绍。隋朝的规定见于《隋书·食货志》所载：“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尊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

据此，我们重新来看北魏桑田“课莳余，种桑五十树”的规定，它清楚写明“课莳余”种桑树，显然是以户内桑田为对象所作的规定。宫崎市定先生前引论文认为“课莳”之后接“余”字不脱，故“莳余”二字为衍文。然而，在北魏同一条文中就出现“依法课莳榆枣”和“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的用法，故“课莳余”文词并无不妥。如前所述，20亩桑田不止可以种五六十棵树，故“课莳余”的意思十分清楚，那就是桑田不止用来种树，也用来课莳其他农作物。至于农作物与树木的比例，如新发现唐田令所示，唐朝用贫富户等调节，北魏农村实际上也应该有变通的办法。
由此看出北魏法令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根据法令，桑田就是种桑的田地，而在实际上，桑田首先用来保证农业生产，同时对农户课以种树的义务。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桑田并不一定是种桑的田地。那么，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15:30

三

北魏均田令规定：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据此可以算出桑土之乡一夫一妇标准的受田数应该是120亩，其中20亩为桑田。然而，这往往只是法令规定或者理想状态的数字，与现实相去甚远。史籍中屡屡见到豪强兼并，农民土地不足的记载，而关于均田制实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史料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瓜州效谷郡计帐》①，其中保存户受田统计部分的有7户，除了一户足额受田之外，其余6户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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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据此可知农民实际受田大概在法令规定的一半左右。受田不足是普遍的，这件文书集计部分残存记载称：“都合应受田户叁拾叁，户六足。”据此可知欠田农户高达82％，而这还是田地相对宽裕的宽乡情况，至于狭乡就要再低得多。

唐代均田文保存较多，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统计和分析。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分别统计敦煌和吐鲁番受田状况清楚的农户，得出的结果与西魏的情况符合，宽乡敦煌的45户，平均每丁受田近35亩，而狭乡吐鲁番，每户才10亩上下。

总之，自均田制施行以来，农户受田严重不足。如果进一步统计口分田(露田)和永业田(桑田)的比例，情况就更有意思。狭乡吐鲁番农户田地极少，几乎都是永业田(桑田)，而宽乡敦煌的情况也有相同的倾向，兹引录韩国磐先生的统计表格于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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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使在宽乡，农民拥有的土地也基本上为永业田(桑田)。这些情况与隋朝大致相同，隋文帝曾经派遣使者到各地“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②。那么，在农民实际拥有的土地以永业田为主，口分田(露田)普遍欠缺的情况下，手上的土地种粮尚且不足，如何能够种足20亩桑田呢?
实际上，从农艺学的角度来看，粮田里也不宜多种树。西汉班固早就指出：“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③我们试就北魏桑田课种的桑、枣、榆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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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
②《隋书》卷24《食货志》。
③《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王祯农书·百谷谱集》引《齐民要术》曰：“旱涝之地，不任耕稼者，历落种枣则任矣，枣性燥故也。”其注说：“枣兴坚疆，不宜苗稼。”至于榆树，《齐民要术》卷5记载：“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种者宜于园地北畔。……又种榆树，其余地畔种者，致摧损谷，既非丛林，率多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种之。其田土薄地，不宜五谷者唯宜榆。”可见枣和榆，既不适合种于农田，更不可和五谷杂种，无怪乎《四时纂要》将它们归于园篱作物①。

再说种植桑树，《齐民要术》卷5引《汜胜之书》说：“荒田久不耕者尤善。”从土地利用率的角度说，用农田种桑是最不经济的。《齐民要术》在说种桑时特地指明要采用小犄角种法，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反映出对土地合理利用的重视。所以，受田普遍不足的农民不可能用最不经济的方法种桑。

以上所论足证均田制下的农民，不可能将20亩桑田专门用于种桑。那么，国家课种的桑、枣、榆树究竟种于何处呢?关于枣和榆树，前面已经作了分析，故不再论。这里专门谈一谈桑树。

1．种在屋宅、村落周围。《孟子·尽心上》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这段话，在《孟子》中反复出现，而且班固也说过“环庐种桑”②，足证园宅种桑是普遍的现象，因为这既可利用空闲土地，又方便农妇养蚕。在现实中，利用屋宅地种桑的情况，不乏其例，《三国志·蜀先主传》记载刘备家“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即可为证。正因为桑榆种在屋宅、村落周围，所以成了古人观测太阳位置以确定时间的最方便的参照物，故有“日西种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原注：言其光在桑榆上也)”的说法③。房前屋后种桑是最常见的，后世亦然。《农桑辑要·义桑》引金代《务本新书》：“假有一村，两家相合，低筑围墙，四面各一百步。……墙内空地，计一万步，每步一桑，计一万株。”《农政全书》卷32引《韩氏直说》曰：“地桑须于近井园内栽之。”清代张履祥《补农书·运田地法》引《沈氏农书》说：“屋前后种百余株(桑)，备用可也。”可见屋宅地种桑是我国沿袭几千年的传统。
2．种在田边地头，以为藩界。《宋书·周郎传》载：“荫巷缘藩，必树桑柘”，可知桑柘早就用作界树。唐建中四年(783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时建议“择其上谀，树桑环之”④，则种桑为界明矣。自古以来，田界的标识物就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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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时纂要校释》卷64《种园篱》。
②《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③《太平御览》卷3所引《淮南子》。
④《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

秦《法律问答》规定：“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其注说：“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①秦代“封高四尺，大称其高”，也就是92厘米见方的石头或木头②。封在两汉的形状如何，未得其详。但在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见到植桑为界的事例。《南齐书·韩系伯传》载：“襄阳土俗，邻居种桑树于界上为志。系伯以桑枝荫，妨他地，迁界上开数尺，邻畔复侵之，系伯辄更改种。久致，邻人惭愧，还所侵地。”用桑树来代替近一米见方的石头——封，显然对土地的利用要合理的多。其实，用桑作隅界，在我国早就存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若理解为两国为一棵桑树而引发战争未免太简单，其实质意义是对疆界的侵犯。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种桑为界的渊源。

3．种植河川道旁、山坡丘陵等不宜种粮食的空闲土地。这种情况不仅在农村可见，且是常识。故此不赘。

由此看来，在均田制度下，作为和播种五谷的露田(粮田)相区别的、专门用于种植树木的桑田，虽然见于法令规定，却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实际上，露田和桑田的用途应该是一致的。从西州高昌出土文书的实例来看，所有的永业田都得还受，更可见露田与桑田不是按其所种植的作物来区分的。

那么，均田令中课种桑树的条文是不是一纸空文呢?

似乎不是。如前所述，劝农课桑是历代极为重视的国家基本政策，把蚕桑与粮食生产二者，亦即耕织结合，一直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北魏拓跋族完成向农业社会的过渡之后，必须致力于振兴凋敝的中原农业生产。北魏均田法令中特地规定课种桑榆，就出于这个目的，其做法也是继承中国的传统。唐人贾公彦《周礼注疏》卷13《地官司徒·载师》注疏称：“以草木为地毛。民有五亩之宅，庐舍之外不树桑麻之毛者，罚以二十五家之税。”庐舍宅地不种桑麻草木是要受罚的。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政府通过课桑来保证国家税收中调的征收。通过课桑条令和征收户调赋予农民种桑的义务，政府并不需要派人查点农民是否种足50棵桑以及种在何处。就税收的角度而言，只要户调能如数上缴，政府劝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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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②《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1期。

第二，通过课种树木来安定农村。如果光从国家税收考虑，政府倒不必硬性规定农民必须种榆、枣等树木。所以，这个规定体现了政府对于安定农村的高度重视。桑榆作为副业，具有重要的作用。蚕桑丝织固不待言，榆枣已有不可低估的经济价值，下面抽取前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的一些记载为例。

柘树除了叶子养蚕外，树木还可以做成器物出售，其价值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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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种植榆树，光砍柴每年即可得钱30贯，制成器物，每年可得30万文，种植一顷榆树，每年可获千匹绢的收入。

敦煌吐鲁番文书也反映了西域植树的经济价值，例如《唐(开元九年?(7217)]于阗某寺支出簿)记载①：
Ⅰ-15
出钱五伯贰拾文，籴枣壹硕贰斗，斗别卌文
Ⅱ-18
柘留两颗，颗别一十五文
Ⅱ-21
出钱玖拾文，买柘留两颗，卅文……
Ⅲ-10
枣贰胜，十二文
Ⅳ-3～4
籴枣壹硕贰斗伍胜，胜别四文

本件文书还保存了粟价，如“籴粟伍硕，硕别一十五文”，则一棵柘可抵5石粟。由此可知桑榆枣树对于农户生计的重要性。如果遇到荒年，桑椹和枣子堪充食粮，益显重要。由此可见政府对于安定农村和农户，颇费心思。

对现实社会的考察，可以明了桑田和露田的区别，并不在于土地的用途上。然而，在均田法令上，却一再强调种树与否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法令与现实的脱节呢?

这里先来探讨一下种树的意义。北魏均田令特设专条，规定：“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如果纯粹是劝农课桑，那么，在需要还受的露田上种桑榆枣果，尚不至于严重到以违法论处，以至要“地入还分”。
那么，种树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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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于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说·录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348～350页。

中国自古就有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榆的习惯。桑榆都是多年生植物，不像五谷可以年年收割，所以农民自古就种桑榆以为世业，传之子孙，《诗经·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靡听匪文，靡依匪母(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即是明证。因此，“桑梓”、“桑井”就成了家乡、祖业的代称，北魏的情况亦然，李安世上疏中称田地易主为“桑榆改植”，足以为证①。也就是说，种桑榆枣树，成为表现土地性质的标志，故北魏均田令明白指出“诸桑田皆为世业”，因而要严格取缔在国有地的露田上种树，防止年深日久产权混淆不清，国有地被化为私有地。前已述及，传统上有种桑树等来标示地界的习惯，北魏其实沿袭了这一传统，故种树隐含了对不同性质的土地性质的区分。这一点，在北魏以后就明晰化了，北齐“河清三年令”规定：“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隋朝规定：“永业、露田，皆尊后齐之制。”②“永业”应为“世业”，因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改，唐朝均田法令同样规定农户拥有永业田20亩。也就是说，北魏以后，各朝都将桑田产权明晰化，从隐含对私有权的承认，发展为在法令上明确做出规定，把桑田径称为世业或永业田，从而消除了法令与现实的脱节。

由此看来，北魏似乎不愿意明确规定土地的私有权，虽然规定桑田为世业，却对其权利作诸多限制。

首先，限制其买卖，限定在“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的范围之内。

其次，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把桑田作为露田，例如“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无桑之乡”就是法令规定的“麻布之土”，因为不种桑，故给“麻田”，然而，麻田是要还受的，虽然规定男丁给10亩，但受田面比桑田宽，包括妇人5亩，甚至奴婢也可以按良人标准受田，故其实际受田面积不见得少。然而，桑田为世业，而麻田要还受，显然不公平。故北魏难以完全承认桑田为私有土地。

再次，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以把桑田收归国有，例如“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
由此可见，桑田虽然属于“世业”，但还不是完全私有的，这是北魏不愿意承认土地私有的反映。均田制的基本原则，就是国家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将全国的土地视为国有资产重新进行分配。因此，国家不能公开、完全承认土地的私有，用“桑田”这种隐然有私有含义的名称来界定农民实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这类土地买卖和拥有量的限制，树立国家对全国土地名义上完全拥有的原则，这就是立法原则和现实有所脱节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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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②《隋书》卷24《食货志》。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15:53

四

土地国有化，国家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来全面重组和控制社会，这恐怕是实行均田制的真正目的。因此，土地国有是均田制的最高原则。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反映出土地国有化的限度。国家要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大概力不从心，看看桑田和麻田区域的划分，颇有意思。

《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八年(484年)，也就是均田制实行前夕，北魏中央政府发布了新的户调规定，同时规定：

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
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根据这道诏令，可以知道桑土麻乡的区别是根据国家税收来确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此区域划分似乎不完全根据各地所产，特别是在州这一级，州以下大致是按照植物种植来细分的，而州这一级显然值得怀疑。前已述及，慕容氏和冯氏都在辽东大力课种桑树；西域种桑产丝也没有问题；南方的荆州自古产锦帛，更没有问题。如果在地图上把桑土麻乡标示出来，就清楚地显现桑田区域以洛阳为中心，西至雍州，东及青州，北至定州，南及豫、徐，而这片区域正是支撑北魏政权的基本区域，也是中国北方最为发达成熟的地区。而麻田则基本分布在非基本区域。唯有河东地区被排除在桑土之外，当另有原因。

由此看来，桑麻之乡的区别，尚有政治的考虑，均田制的实行也有区域之分。对于非基本区域，北魏强力推行国有化政策，力图完全将土地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对于基本区域则采取妥协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私有因素。这是有重要的政治意图的。显而易见，北魏均田制度不能光从经济生产和国家财政税收的角度去考虑，更需要从政治的高度作分析。

当然，探明北魏推行均田制的政治意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先从均田制的受益者和受损者的角度着手分析。《魏书·食货志》记载：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日：“……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初，百姓成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

显然，实行均田制首先是针对占有大量土地、拥有许多荫附人口的豪强。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者的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为官僚，一种为豪强。对于前一种，他们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所以国家给予充分的保护，北魏均田制专条规定：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

这还只是官僚经济特权的冰山一角，因为北魏法令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所以难窥全豹。然而，通过继承北魏的北齐、隋、唐均田令对官僚受田的保障，可以推测北魏的情况。而且，上面列举的仅限于地方官，位居其上的高官达贵、皇亲国戚，经济特权要大得多。而不能得到国家保障特权的就剩下各地的豪强了。这一点，从均田令规定中富室与小农受田的差距不大，也可以看出来。富室享有的限于奴婢、耕牛受田的照顾，仍然以亩为单位，同官僚以顷为单位的受田，不在一个等级上。如后面分析桑田为令农户保持原有土地所示，让富室多一些受田份额，主要是让他们能够保持既有的私有土地，而不是让他们进一步占有国有土地。实际上，与均田制紧密相关的三长制倡导者李冲就是针对强宗大姓而建议改革的，《魏书》卷53《李冲传》记载：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此处更写明是针对“宗主督护”。所以，当时廷议便激起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如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祜等，而这些人都出自大姓。但是，李冲得到文明太后的大力支持：
文明太后览而称善……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文明太后强力推行三长制，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与三长制配套的均田制，倡导者也是针对豪强大姓而来的，《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安世传》记载：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

显然，推行三长制的政治意图，在于变“宗主督护”为国家直接控制乡村的“三长制”。而均田制同样出于这个政治考虑，重在用分配土地来诱使宗主督护下的荫附人口独立为国家管理的自耕农。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定与否的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动乱年代，中国陷入数百年的分裂状态，空前绝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汉构建的社会基层组织全面瓦解，在动乱年代坞壁之类自立武装集团控制了基层社会，以后演变为垄断地方的强宗豪族①。另一方面，北魏拓跋族进入中原之后，自身也在适应农业社会的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从离散部落分土定居到实行宗主督护，使自身社会组织逐步变小，同时也与中原豪强垄断乡村的形势相适应。然而，北魏建立在这样一个胡汉豪强控制的乡村之上，国家权力必须通过豪强阶层才能贯彻于基层，不但使经济受到制约，国家权力也受到阻碍。这个时期的豪强是战乱不断的产物，完全不同于和平时代兼并土地的强宗大姓，具有很强的地方势力，成为政权不稳的深刻内在忧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阅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2期。

因此，削弱豪强，把他们编入国家机器之中，将他们荫占的人口争取出来，让他们失去聚众抗拒的能力，是北魏继实行宗主督护制之后国家政治最重要却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文明太后力挺三长制，着眼点就在于此，由此即可明了实行三长制、均田制真正的政治意义。

有人认为当时的社会并不存在宗主督护制，并试图集合一些事例说明当时北魏农村基本上是三五口组成的小家庭①。这种“量化”研究方法是有疑问的。今日能够直接反映北魏乡村家族形态的第一手史料几乎无存，史籍中的例子也不多，就算集中在一起也够不上一个乡，如何证明整个北方的情况。更何况关于强宗大族垄断乡村的记载比比皆是，如何能够一笔抹杀。

强宗大姓聚众而居，不但左右地方权力，甚至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固。《通典》卷3《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说：
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这是自五胡入据中原以来强宗大族长期雄踞乡村的写照。经过北魏三长制、均田制的政治改革，再加上北齐文宣帝强势政治的抑制，地方豪强势力才略有收敛，但是，一旦中央有风吹草动，他们又呼啸而起，兴风作浪。

豪强经营乡村，年深日久，盘根错节，国家要控制地方，首先就要制服他们。前引《魏书·李安世传》记载：
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敦劝农桑，禁断淫祀。……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捌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捌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杨际平《北魏太和前后若干史事考辨》，《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在李安世建议实行均田制以后不久，故他出掌地方，所谓“敦劝农桑”必是亲自推行均田制无疑。相州乃国家重地，豪强尚且如此强梁，连刺史都奈何不得，则各地大族势力对乡村的实际控制力，可想而知。均田制和三长制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争农民，削豪强，把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基层。

另一方面，面对普遍存在的大姓地方势力，国家要真正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再重新按人头分配，显然是不现实，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均田制的国有土地制是一个原则，宣示国家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相结合，重新分配乡村土地。在国有土地制度的框架下，国家分地区实行均田制，在北魏基本区域内，把私有土地作为桑田，纳入均田制内，虽然对其买卖和拥有量作某些限制，但基本承认其“世业”性质：“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这一点基本上保证了户内私有土地不受侵犯，其实是一个承认并维护现状的原则。

而且，在实际受田时，国家规定了“先贫后富”的原则，意义在于用国有土地的授受争取更多的农户自立。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土地还受情况来看，永业田基本受足且普遍超过口分田，这说明官府首先将农民实际拥有的土地作为“桑田”，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政府拥有土地的情况进行分配。国有土地首先用于保证户内桑田(永业田)的不足部分，然后作为露田(口分田)进行分配。

国有土地先要保证王公贵族和官僚拥有的地产，又要保证各种官方需要，能用于分配给农户的并不多，现实上无法按照法令规定向农民授足土地，故欠田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国有土地虽然不足以保障农民拥有足额的土地，却足以成为与豪强争夺并扶助自耕农的有力手段。就乡村土地还受的真实情况来看，均田只是在承认现有土地状况的基础上，用各地官府所拥有的国有土地，通过土地分配，调整农村土地拥有的状况，达到扶持农户自立、削弱豪强、强化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制的目的，国家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均贫富。

对于豪强政治势力较为薄弱的“麻布之土”，国家的顾忌相对要小些，故试图采取更加强硬的国有化政策，将麻田列入还受范围内。

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均田制度，就土地所有权来看，只能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在国有土地的原则下，包含私有土地。这种法令与现实的脱节，其实是国家政权与乡村豪强矛盾的反映，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是各种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

随着国家对乡村控制力的逐步加强，这种法令与现实的脱节会逐渐得到纠正。北魏以后，不分桑田、麻田而一律改称永业田，均承认其私有；北齐隋唐逐步限制并最终取消奴婢的受田、完善官僚的受田制度等，都反映出国家政策向着更加贴近现实方向的发展。
如果说均田制创建之初更多出于控制地方社会的政治考虑，那么，随着国家权力和豪强大姓势力的消长，地方完全纳入国家控制之下，这时，国家的重心就日益转向财政税收上来，通过完善均田制来增强租税征管，例如北魏以后取消耕牛的受田，限制奴婢受田人数，进而取消妇女给田，乃至隋朝“大索貌阅”，国家的基本方针就是进一步限制大户，致力于扩大一夫一妇为核心的家庭数量。国家税收是以户为单位的，故户数的增长就意味着税收面的扩大。从乡里的里正到各地的长官，人口户数的增长一直是考核其业绩的重要标准。
均田制最初是针对“宗主督护”为代表的地方豪强控制乡村的局面而提出来的，是国家在领土和政治统一之后，向深层次贯彻国家权力、控制地方等社会内部统一进程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国家政策，标志着社会的转型和国家进一步成熟。北魏以后，尤其是隋唐，均田制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的础石而进一步完善。同时，国有土地不足和非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得均田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面临新的改革。显然，对于均田制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

这种动态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以往的研究经常把均田制作为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环，置于曹魏屯田制、晋代占田课田制的延长线上，强调它们的共同性和继承性。其实，这三个制度分别针对不同的社会状况，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大不一样，尤其是北魏均田制，是在北方长期动乱造成社会基层的乡里组织瓦解、自立的乡村坞壁遍布各地的背景之下，结合北魏拓跋族从分土定居到宗主督护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而产生的，它首先着眼于重建乡村社会。因此，早期均田制不同于解决劳动力与土地分离或者限制大土地所有的膨胀的制度，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在北魏均田制中，桑田是各种社会利益与关系错综复杂的折射，是深入剖析均田制的重要线索。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古代史] 论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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