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07:41

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载《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

今人论著，论到商人，动辄冠之以“商帮”，或某某商帮，研究各个具体商帮的论著也层见叠出，然而“商帮”之名何时开始出现，“商帮”之名何由而来，似乎不证自明，从未见人论述过。探讨“商帮”，先明其意，再究其来；既而论述各地商帮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内容及其特点。今略作考述讨论如次。

一、商帮溯源

中国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司马迁在他的千古绝唱《史记》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大商人范蠡、计然、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寡妇清等人，并为他们专门立传，称为《货殖列传》。然而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从司马迁所记的大商人，直到元代的著名海商朱清、张碹辈，类皆如此；或者是特殊族群，如元代的色目商人。宋元时期也只有某地商人某某，地域后必有人名，专指某商人。直到元代，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可谓有商而无帮。
明代中后期，不少商帮已广为人知，很有名气了。成化年间(1465～1487)，刑部主事苏州人周碹说，洞庭西山人到外地经商的很多，不到楚南，即到冀北，踪迹天下，常常数十年不归省①。正德(1505～1521)时，大学士李东阳说，洞庭人“散而商于四方，踪迹所至，殆遍天下”②。天启(1621～1627)时，小说家冯梦龙编辑的《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载：“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嘉靖(1522～1566)时古文大家昆山人归有光说：“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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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瑄：《秦公祚墓碣铭》，同治《洞庭秦氏宗谱》卷首上。
②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三二《南隐楼记》。

琴踮屦，大多是新安商。”万历《歙志》卷三形容当时徽商的活跃程度称，“九州四海，尽皆歙客”。万历(1573～1620)时在浙江龙游县，有谚语称“遍地龙游”①，形容龙游商人之多。王士性说，云南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②，说明江西商人在那里极为众多。当时社会上已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③。南默默无名到江湖上有个口号，地方上形成谚语，要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到明后期，不少地域商帮已经初步形成了。
何谓商帮?商帮开始出现在明后期，但对其定义解释是在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农商类·客帮》称：“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这种帮，个别地方如厦门也称“郊”，在归绥称“社”。所谓“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八》解释说：“六书故帮裨贴也。省作帮，商家同行同省谓之帮，盖取友助之义。”如此，则“帮”意指团结成体互相帮助，商帮就是商人集团。

1988年，各地学者在芜湖讨论撰写《中国十大商帮》，商定“商帮”的定义为：“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④

商帮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追溯历史，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纲有纲首、纲纪，负责指挥、管理贸易中的相关事务。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是地域商人在经商地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由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都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福建的其他行业，也是“纲”、“帮”不分，纲即帮，视为当然。“商帮”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后，并没有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末，文献记载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其实并不常见，而通常只称“帮”或某某帮。
在清代中后期，中文文献将地域商人群体称为“帮”或“客帮”者就较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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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龙游县志》卷五《风俗》。
②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③《今古奇闻》卷三。
④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前言》第2页，黄山书社，1993年。

然而首先直接将地域商人集团称为“商帮”的似乎是日本人。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在成书于1907年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中，不仅列举了汉口按行业而分的著名的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州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行，还有“汉口在住各商帮取引高比较表”，明确提到“商帮”，表中列举了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河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江南及宁波帮、山东及北清商、潮帮广帮及香港帮、汉帮、湖北帮。在并对“帮”作了解释，称所谓帮是同乡的商人相结合而成的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在汉口，有名的商帮是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江西福建帮等。这些商帮唯一的商业机关是所谓会馆及公所①。1907年出版的由东亚同文书院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也提到“商帮”，在介绍汉口的外地商人时称“在汉口的商帮”②。在解释会馆公所时则称：“会馆、公所者，为商帮所设立，即为该商帮之机关也。夫所谓帮者，由同业联络而成，举董事数人，立定规则，以执行其商务。如上海宁波商人必人宁波帮，湖南商人必入湖南帮是也。又如汉口茶业六帮公所，为广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凡在汉口之茶商，殆合为一帮云。”③惟该书解释“帮”仅称由同业组成，而由其所举例子来看，实应包括同地域商人。因此，晚清时人的所谓商帮，是指同地域或同行业商人的联合体。
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宣统二年，天津的福建、广州、潮州三帮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称“商帮”，如谓“商帮等从不见买客一面”、“一若以商帮为远客”、“商帮素推其殷实”等等④。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称为商帮的最早记载。成书于民国四年的《汉口小志》称：“行之外，又有所谓帮者，皆同乡商人相结合而成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在汉口，著名者为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各有会馆公所。”⑤《汉口小志》所谓“商帮”，显然沿用的是日本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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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京神田合资会社富山房发行，1907年，第289页。
②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日文本，1907年，第115页。
③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1—92页。
④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1113页。
⑤民国《汉口小志·商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四)。

“商帮”之称虽晚，但在经济活动时，地域商人对于商人具体的“帮”的追溯却是相当早的。道光五年，在上海的山东商人称，上海的山东茔义田是顺治年内由“关东、山东两帮”商人合建的①。宣统二年，在苏州的福建上杭人称，“康熙五十七年，吾乡上杭六串纸帮”，集资创建了汀州会馆②。同治十年苏州烟商称，苏州烟号于“乾隆年间”建立了“公和烟帮码头”③。江苏太仓刘河镇的金端表于道光十四年称，康熙开海后，刘河镇的豆石商人有山东登(州)帮、胶(州)帮，安徽徽帮，浙江海宁帮等④。嘉庆二十五年，四川巴县县城南帮夫头声明，“自乾隆三十六年间，在朝天门码头背运客货，因金川回兵，仲主给牌设立西、南两帮夫头，承办各文武大宪差役，各背运上下各帮货物，迄今数十载无紊”⑤。

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行业和地域“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问即已有了。《广东碑刻集》所收乾隆二十四年《阖邑建造叙福公所碑》称，广东崖州陵水县叙福公所，“曾分创于陵水各帮”⑥。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帮的记载，但未称某某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乾隆三十八年《修建徽郡会馆捐款人姓名及建馆公议合同碑》载，苏州的徽商修建会馆，其中有“涝油帮”、“蜜枣帮”、“皮纸帮”⑦。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中的行业帮的记录。
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就较为常见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嘉庆元年《重修江西会馆记》，捐款者中除了某地某行众商外，还有“烟箱帮众商”、“管城帮众商”⑧。这是较早的行业和地域帮的记载。嘉庆年间湖南长沙的香店，同行为“帮”，到该地贸易而未入帮者，要捐资相助⑨。这是较早的行业帮的记载。道光七年碑文称，上海的粮食商人有“西帮商人”、“胶帮商人”、“登帮商人”、“文莱帮商人”、“诸城帮商人”⑩。这是行业中的地域帮。道光十年，苏州的三山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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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②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8页。
③《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8页。

④金端表辑：《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⑤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干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⑥谭棣华等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6页。
⑦《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77页。

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0—366页。
⑨《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香店条规》，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9页。
⑩《上海县西帮商行集议规条碑》，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重修，捐款者中有洋帮、干果帮、丝帮、花帮和紫竹帮①。这是地域中的行业帮。道光二十三年《乍浦备志》载，浙江嘉兴乍浦镇上的木商，有“宁德福安帮”、“夏冬两帮”、“夏秋两帮”等②。宁德、福安是福建省福宁府的两个县，两县商人将福建木材销往江南。道光二十九年，上海的绍兴商帮成立浙绍公所，按照该帮商人的说法，其目的“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③。这是商人自视其组织会馆即是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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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商帮形成的时代背景

民国初年人认为，商帮是地域观念浓厚的产物，盖因为“从前省界之见未除，各自分其圈限，布为自卫之策，于是有各省之帮数及各业行分之区别”④。

商帮为何会在明中后期产生的呢?

总起来说，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如蚕桑、棉花、茶叶、丝绸、棉织、陶瓷、玉石、刻书印书、造船、酿酒等生产；商品流通的扩大，明中期以前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奢侈品或区域调剂式的流通，而其后则主要以人们日常需要的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大宗商品为主；商运线路的延伸和范围的扩大，隆庆时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列出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尤其是南北水运通道大运河的商运量大为增加；白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的增加；商品市场的繁盛，明代万历时临海人王士性就在他的《广志绎》中称，“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鮝，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这种“马头”，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都会之地，专业商品市场。归有光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⑤王世贞对洞庭东山商人翁参以义行贾的行为赞叹道：“呜乎!处士豪迈绝伦若此，所至无不蒙其泽，岂区区章句腐儒所能测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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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5～358页。

②道光《乍浦备志》卷三、卷六。

③《浙绍公所肇兴中秋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10页。

④民国《夏口县志》卷一二《商务志·商团组织》。又，商帮在俄国，是以长老为首的公社形式的组织，是商人行会的前身。

⑤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⑥王世贞：《春山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乾隆《翁氏宗谱》卷一一《墓志铭》。

徽商自我标榜：“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①徽商子弟兵部侍郎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宏儒。”②嘉靖时休宁商人许文篆之兄说：“干茧老囊中，活埋无限英雄，岂必腰青纡紫，乃称丈夫乎!”③婺源商人李大圻弃儒从贾时说：“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④

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地域商后面没有了具体人名，如仅称徽商或新安商、江右商、粤商、闽商之类，某某商的称呼，成了地域商人集团的代名词。

这些商帮的出现，既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也与商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特殊条件以及风俗人情、社会意识有关。商帮来自不同区域，代表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和背景，因而不能孤立地研究，须置于大脉络中来看。总体而言，形成地域性商帮的地区，普遍人多田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条件低下，农业生产人不敷出。万历《歙志·风土》说当地人之所以不能不外出经商，是因为“时也，势也，亦情也”。明末徽州人金声说，当地“能以生业著于地者，什不获一……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⑤。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经济形势，使得不少地区的人不得不外出经营谋生。

各地对经商的态度、对商人的认识在促成商帮形成过程中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称“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⑥，当地“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以俗业贾，日筹子母”，感觉上和行为上是“以贾代耕”。徽州甚至有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⑦。人称“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徽州人自称，“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⑧。甚至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洞庭人呢?清初当地人吴一蜚说明代即“以商贾为本计，而以读书为末务”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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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氏统宗谱》卷一一六《弘号南山行状》。

②汪道昆：《太甬集》卷五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③陈继儒：《陈眉公先生集》卷三六《石涧许公元配程孺人墓志铭》。

④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

⑤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徐按台》。

⑥艾纳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

⑦[万历]《歙志·货殖》。

⑧汪道昆：《太函集》卷一八《蒲江黄公七十序》。

⑨吴一蜚：《南村公墓志铭》，乾隆《洞庭吴氏家谱》。

近代歙人许承尧说：“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①山西人呢?清代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②《四库全书》的总裁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即从人学贸易。”③光绪时山西太谷人刘大鹏说，“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贾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④又说：“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⑤陕西人呢?隆庆、万历时人郭正域说：“秦俗以商贩为业，即士类不讳持筹。”⑥

这些地方经商风气最盛，商帮最为有名，正与当地人视商业重于他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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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商帮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商品

各支地域商帮因其形成条件、从商环境、经营方式、崇尚理念的不同，其经营的商品或从事的行业也各有特色。徽商虽然号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⑦，但其侧重点在盐、茶、木、典四业，而且各县商人经营各有重点。盐是徽商的龙头行业，也是国家垄断的利润丰厚的行业，其税收是最大的商税，到清末基本与田赋相等。徽州的两淮盐商实力最雄。明代“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⑧；清代总商，是盐业富商的代表。大盐商主要来自歙县。歙县人自豪地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而且各姓世代相袭，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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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页。

②《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

⑧《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

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78页。

⑥郭正域：《大司马总督陕西三边魏确庵学曾墓志铭》。

⑦[万历]《歙志·货殖》。

⑧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皆是也”①。清代徽州茶商几乎垄断了京师茶叶市场，近代上海的茶商也以徽商最有实力。如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光墉)就是个大丝茶商。茶商主要来自歙县、绩溪、祁门。木商主要是婺源人。江南各地的木材商，直到清中期，基本上就是徽商。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岸，集中了徽州木商从长江上中游以至云贵深山老林的木材。南京的徽州灯是一大景观，就是由木商点缀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徽州木商王天俊等贩运木材，据控告，逃税部分就多达16万根，其实力可以想见。典当业在明代几乎由徽商垄断。人们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成了典当铺掌柜的代名词。清代歙县许氏，一家开有典当铺40余所，“江浙间多有之”，典中从业者“几及二千”②。北京城中仅徽商汪箕一人就开了几十家当铺。徽州谜语：“两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凌漾初的《拍案惊奇》中就有卫姓徽州朝奉在南京三年中将陈秀才家产盘剥精光的故事。徽典主要由休宁人开设，许承尧所谓，“典商大多休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业专易精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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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承尧：《歙事闲谭》。

②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七《唐模许氏》，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569～570页。

③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4页。

晋商以粮食、皮毛、丝绸、棉布、盐、茶，后以钱庄、典当、账局，尤其是票号闻名天下。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2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有4659家。大约长江以北，典当是晋商天下。晋人也以放“印子钱”出名。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几条山西商放债的例子，没有一个不是残忍的。晋商的“四扣”、“三扣”债在乾隆后期逼死了几个刚赴任的欠债官员。山西人在清后期最大的商业手笔是票号的创设及其势力。嘉庆、道光年间天津来自平遥的日升昌颜料铺改为专业的日升昌汇兑票号，票号从此产生。经理是雷履泰。日升昌号内后院前檐双柱上至今仍挂有这样一副对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汇兑庄，是专门从事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西方人称为“山西银行”。道光六年(1826)副经理毛鸿翙另立门户，将蔚泰厚改为票号，后发展为有名的蔚氏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蔚丰厚五联号。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已发展到33家，分号400余处，广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并且远伸到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等地，在各地的金融势力中最为突出。大体上一个分号一年汇兑业务50至120万两银两，存放款业务30余万两。清末，山西票号的358个分号一年中汇款多达8亿多两银子。票号营利主要通过四个途径。一是通过存放款获得余息，二是通过汇兑获得汇费，三是通过折算各种银两的不同成色而获得平色余利，四是多算汇兑实际时间“吃空期”。

陕西商人通常与山西商人连称山陕商人，主要经营棉布、丝绸、皮毛、染料、茶叶与自贡盐业。清中期在四川地区最活跃的基本上是陕商。湖南的茶也主要是由陕商贩运到北方边地的。

清代福建、广东商人以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出名，也经营棉布、丝绸、蔗糖、果木、洋货等。在广州的行商，因其主要从事对外贸易，也颇有名气。广东商人在清后期的上海，买办势力也很有影响。

江苏洞庭商人先以米粮、丝绸、棉布为主要商品，后以从事买办著称。东山席氏家族连其女婿前后出过14个买办，形成有名的买办世家，至今洞庭东山还有幽雅秀丽的席家花园。江苏籍的海商主要从事沿海贸易和北洋的沙船运输。兴起于明中期的居容商人主要是开设店铺。专门介绍坐贾经验的《生意世事初阶》一书，就是由句容人王秉元纂集的。

浙江宁波商人以成衣、银楼、沙船、轮运、钱庄、买办业、民信业为主要行业。在清后期的上海，宁波买办势力后来居上，超过广东买办。买办英文“eomprador”上海人译成“康摆渡”。虞洽卿等大买办就是宁波人。宁波钱庄通过上海钱业总公所建立了以庄票为中心的汇划制度和以二七宝银为实货的九八规元虚银本位制。近代上海的九家钱庄资本集团，宁波人就占了五家，即镇海方家、李家、叶家，慈溪董家，鄞县秦家。南京的李顺昌就是奉化人李来义开设的。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包氏和董氏都是宁波人。宁波民信业则在大清邮局产生前，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民间通信业务。宁波商人又与绍兴商人联合，合称宁绍商人。衢州府的龙游商人以从事书籍、珠宝业居多。湖州商人、杭州商人以贩卖丝绸、书籍为主。金华商人贩卖火腿。温州、台州商人以经营海产、木材为主。

江西商人以粮食、瓷器、药材、麻、竹木、纸张、书籍、蓝靛等为骨干行业。

山东商人主要从事华北与江南、东北之间的粮食、梨枣、棉花、茧绸等商品的经营。

河南帮商人，基本上同守于药材、煤炭、棉花、茶栈业等。

各地域商帮与其经营的商品相对应，活跃在不同的地域。大体而言，徽商、洞庭商主要活跃在江南、长江和运河沿线；宁波商活跃在各地通商口岸、长江沿岸及沿海地区；山西商人虽然全国多其踪迹，但以华北地区、北’方边地为重点；陕西商人以四川、北方边地为重点；福建商人以江南、日本、东南亚等地为主；广东商人以江南、广西、东南亚为重点；江西商人以湖广、云贵地区为主；山东商人活跃在运河沿岸和清代的东北地区；河南商人以江淮地区为主。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08:56

四、商帮组织——会馆(公所)

商人会馆并不是清末以来人们长期认为的那样，是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组织(日本人将“guild”称为ギルド即“基儿特”)，而是地域性商人集团。这种地域性商人集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地域范围大小不拘，因经营地域远近、人数多少、势力大小、行业特色而定，域中有帮，业中有帮，帮中有帮。地域范围大者有数省的，如汉口包容上下两江的江南帮(江南会馆)、营口的三江公所，日本横滨的三江帮(三江公所)、山东聊城的山陕帮；一般以一省、一府或一府以上为地域范围，如广东帮、福建帮、江西帮、山东帮之类，或徽州帮、宁波帮、福州帮、漳州帮、济宁帮、胶东帮之．类；也有不少以县为范围，如歙县帮、休宁帮、旌德帮、泾县帮、句容帮等；最小的如太湖中的洞庭商帮，只有几个乡的范围，形成于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

“帮”有时只是某个特定地域的泛称，如近代北京的票号，除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他票号属南帮，南帮中又分为安徽人、云南人；有时又只是区别行业经营地域的泛称，如近代福州的木材经营，按木材销路，分为南帮和北帮。即使同一地域帮或行业帮，内部又按行业或地域分为不同的行业帮或地域帮。乾隆(1736～1795)时，苏州的徽州商帮又有涝油帮、蜜枣帮、皮纸帮等。同治(1862～1874)时，苏州的酱业有徽、苏、宁、绍四帮。同为山西票号，分为平遥、祁、太谷三大帮。清代汉口的木材业，湖南帮势力最强，内部又分为五府十八帮。在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著名的有徽州(新安)、山西、陕西、山东、江西(江右)、福建、广东、宁波、龙游、洞庭、宁国商帮等。所谓“十大商帮”是凑其整数而言，历史上并无“十大”之说。各支地域商帮为了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和对外的竞争力，都建有会馆，作为联络乡谊的聚会场所。客籍人士要在异乡立足，建立在地域乡邦基础上的扩大了的宗族姻亲势力是最可凭藉和依赖的力量。而集结、联合、扩大这种力量，惟有通过叙乡谊、祀神祗的形式，以同宗同亲，同乡同风，共同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和感召。会馆这一建筑物本身就是乡情亲情的表征。岁时令节，同乡之人，无论关系亲疏，熟识与否，营业异同，语同音，食同风，拜乡土神，演地方戏，亲不亲，故乡情。雍雍熙熙乐陶陶的气氛是会感染每一个人的，思亲之情，乡愁之苦，于此也可得到慰藉。平时的互通信息，互相照应，或相周恤，互相支持，更会使异乡孤客随时随地感受到乡党的可亲可敬。会馆成为联络广大客籍人士强有力的纽带，同籍人士在客居地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

会馆也是崇祀神祗的公共建筑，不同的地域商帮都崇奉固定的神祗。福建、广东这些航海商帮以及其他沿海商帮都崇奉蹈海救难、屡著灵验、护佑航海的化身天妃(天后)。在各地，天妃宫往往就是这些商帮的会馆所在地。徽州商帮、宁国商帮、山陕商帮、江浙商帮、山东东齐商帮等崇奉忠义侠胆、正义伟力的象征关羽(关公、关帝)，山陕会馆基本就是关帝庙。山东济宁商帮、江淮商帮崇奉宋末殉节、庇佑河运的生员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各地的大王庙往往由这些商帮所建。江西商帮崇奉晋代旌阳令主许逊为许真君。这些神化了的忠义、力量的化身，经过历代渲染和敕封，都成了护佑一定地域或某些行业的功德神，已经超出了乡土神的范围。奉祀这些神祗，既祈求保佑平安吉利，又借以树立各地商帮特有的形象。祀奉主神的同时，各地商帮也配祀、配享一个或数个乡土神或乡先贤。徽州、宁国商帮在盛泽镇的徽宁会馆，正殿中供关羽，东供忠烈王，西供东平王，殿东行宫供奉朱文正公朱熹。苏州的潮州会馆，始建时仅有天后阁，后增建观音阁，观音阁中建有昌黎祠，奉祀曾经做过潮州刺史的唐代大文豪韩愈。苏州的两广会馆，奉祀曾经在苏州做过官的乡贤，明代为应天巡抚广东人海瑞，清代为江苏巡抚广西人陈宏谋。苏州的嘉应会馆供奉关帝以外，旁祀四尊，内楼供奉南华六祖。上海的潮惠会馆前堂祀天妃，后堂祀关帝，左右祀财星、双忠。可以说，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可作为崇祀对象，反映了各地商帮的企求是多方面的，相当宽泛和复杂的。会馆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要使异地异业的众多同籍之人对会馆长久保持向心力，光凭联乡谊与祀神祗是远远不够的。会馆大多公开声明将力行善举也即社会救济放在重要位置。加入会馆的商人，共同集资为会馆积累资金，或按经营规模负担会馆的主要开支。会馆对同籍人士的生养死葬予以资助，失业者救济，年老不能经营者资助返乡路费，或者因病延医供应汤药。有的会馆还为同籍或同业诵经超度，祭祀设忏。因此，就其实施的社会救济而言，会馆又是力行善举的社会组织。客籍商帮为了在经营地站稳脚跟，自然也十分注重同乡同业的内部团结，讲求经营之道，谋求增加对外竞争的实力。说到底，会馆是权量物候，商议商务的组织。联谊祀神也好，力行善举也好，对商人来说，多半都是为商业活动打基础，为恢扩经营服务，而且这些活动本身就可视为商人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商业发展着眼，会馆又是客籍人士广为联络，加强团结，自我保护，自谋发展，增强实力，开拓商务的乡邦团体。明中期起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商帮，就是在会馆的旗帜下不断发展壮大的。会馆既是地域商人在客籍地联络大小商人自我管理、谋求发展的社会组织，也就成为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管理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

从地域商帮的实际活动来看，同一商帮的各地会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同一地方的不同商帮的各个会馆之间殊少联系。说明一地的各支商帮之间只有竞争，而无联合。相反，通过会馆，各支地域商帮精心构织起一张张经营活动的网络，将商业触角伸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09:29

五、各支地域商帮的特色

各支地域商帮除了如上所说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商品各有侧重点外，其他方面也各有特色。

清代道光时的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描写汉口的地域商帮的特点为：“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①虽然说的是徽商、当地商和山西商帮的生活习俗特征的区别，但也说明各地商帮是有不同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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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第163首，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第80页。

明代万历时人福建谢肇涮曾将全国各地之人作过比较性描述，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薤，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①

清后期，日人小山松寿称，南方支那人种阔达敏捷，坚忍傈悍，当事不踌躇，其富于决断所谓“能切思”，所以商人为天下魁首。宜哉，若广东、宁波商人之在东洋不论，即全世界也雄飞，常能制商机，处缓急。如遇意外事，直接讲求挽回经济损失之策，承担适当的损失，实是此等商人之所共长。随着向内地以至北清，柔弱之风渐薄，而不免迟钝之讥。即处事缓慢，殆有另一人种之感②。

《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称，广东商贾性格活泼刚毅，在支那人民中所罕见，嗜尚华靡，精美衣服器物，交际奔走，兢为宴游豪侈，于勤俭耐劳逊于山西商贾甚多，虽豪胆避难，处事敏速，出人意表，运转巨资，不失时机。而且在支那人民中，通畅海外事情，以至在对外国贸易上几乎垄断其利，至其资本，与山西商不相伯仲，运转数百万资财者不少③。

《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称，宁波港是支那古代对外贸易港口，其人通商畅达，几与广东相伯仲。宁波商人的习俗，俭啬朴茂很像山西商，而气宇豁达、豪胆敢为，不如广东人果断，勤勉忍耐劣于山西商而胜于广东商，但团结联合之强固、渴望资本之富裕，足以与山西、广东商相抗衡。故宁波港的贸易由宁波商专握，他省商贾不得丝毫侵占。在上海市场，该帮商贾几乎占上海商贾的少半数，雄飞于各市场，观其在长江一带诸港，该商贾团结，排斥他省的商贾。又称，宁波商人举措活泼，思虑缜密，质朴不饰外观，敏于商机，他商所罕见。故宁波商雄飞支那各市场，飞扬跋扈，如在上海有力商人过半是宁波商贾，在其他各要市，组织所谓宁波帮，与山西帮、广东帮并衡不相上下，其势力实不可侮。其气质如与山西、广东商人相比，思虑缜密、质朴不饰外观类似山西商贾，而不如山西商人吝悭，商机敏捷类似广东商，豪胆果断不如广东人。其性格基本上善良纯诚，但阴险谲诡亦固不少④。

后来的东亚同文会在沿袭了《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的看法后又称，勤勉忍耐这一点上劣于山西商，团结心的强固，渴望资本的富裕，可不差于山西、广东商，故此地的商业全由当地的商家垄断，外来商贾并无立足之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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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②小山松寿：《南清贸易》，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版，第7页。

③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第30页。

④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纂：《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第30、282页。

⑤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支那开港场志》第1卷《中部支那》，1922年，第1044页。

总起来看：广东商帮果于冒险，豪胆避难，活泼刚毅，敏于商机，出人意表，运转巨资，不失时机，笃于乡谊，看重乡邦精神。广东买办互相扶持：徐润、郑观应和唐廷枢三人皆为近代中国著名买办，他们不仅同为香山同乡，而且互有关系，郑是唐的亲戚，也是徐的世交。诚如冯尔康指出，“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①。

山西商帮相对谨慎保守、朴实勤俭，但缜密细致，经营方式足可称道。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一致认为山西商人“朴实勤俭”，清中期北京至有“西子”之陋称。道光时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称，“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②，形象地描绘了山西商帮较为朴实土气的特征。山西商人十分重视培养与选拔人才，知人善用，任人所长；不惜重金，聘用人才；吐故纳新，有进有出；奖罚严明，决不姑息。物质利益，劳资兼顾。山西商人创造了一套处理劳资两方面物质利益关系的制度，即职工薪金制和职工顶人力股制，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了成功，也迎来了整个山西商人的兴盛。

宁波绍兴商人特别是宁波商人，生活俭约，颇具开拓精神(经营新式行业和充当买办)和团结精神(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冒险精神不如广东商人，而又稳扎稳打。宁波帮人数特别众，与此注重乡谊当大有关系，大小事业都来得，上自政治舞台的人物、金融家、实业家，下至为水手仆役的工人，效率都极强。

郭印绪认为：宁波帮商人之所以能在开埠后的上海迅速崛起是由于他们顺应了经济格局转变的历史趋势。他们一方面不断开拓新兴行业，得以在这些行业中占捷足之利，另一方面又在继续发挥传统特色行业优势的同时，居安思危逐渐向与这些传统行业相关的新式行业转化，而不墨守成规，坐以待毙。宁波帮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和宁波帮商人本身的一些特点有关。首先，甬帮商人极富开拓创新精神。其次，宁波商帮多经营与外贸有关的行业。另外，极其注重金融业的发展也是甬帮的一大特色。再次，以血缘家族扩大至地域乡谊所形成的凝聚力是上海宁波帮崛起的保证。最后，不少宁波帮巨商大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衔，以谋求保护和发展。旅沪宁波帮的这些特点使其在开埠后的上海很快崛起，控制了华资金融、外贸等主要行业，逐步超过了广东商帮及徽州商帮，成为上海最强大的中国经济力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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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②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第162首，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第80页。

③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4页。

宁波商帮极为团结一致的特点，在上海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同治十三年，法租界修筑贯通公所的一条马路，公董局要求公所迁让义冢。宁波人自然不答应，发动在沪各界宁波人抵抗。三月十八日，法方派遣水兵登岸，杀死华人7人，法人也伤数人，酿成血案。上海市民群情激愤，法国上海总领事和清廷上海道不得不发布告示声明不筑马路。后来中法双方几经交涉，直到光绪四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公使谈判，中国赔偿银37000两，作为法、意等国人失房屋物件费，法国杀死华人7名，出抚恤银7千两。宁波商帮以血肉之躯维护了其产业。法国人虽然肇事制造了血案，获得了大笔赔偿银，但仍不满足，违背20年前与清廷订立的契据，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以公所的部分地方没有确定所有权为借口，议划义冢地以筑路。法兵后来甚至毁坏公所墙垣，大肆逞凶，杀戮华人17人，再次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甬人异常愤怒，同仇敌忾，公所董事严信厚、叶澄衷、朱璜、沈洪赉等号召南北市罢市罢工，凡轮船中的甬籍水手一律上岸，西人所雇的甬籍人夫一律辞退。两江总督特派按察使到上海查办，各国领事也出面斡旋，法人理屈，被迫让步。双方明定界址，建造围墙，永久遵守①。宁波商帮又一次以群体的力量和不折不挠的团结精神，维护了其公有财产。

绍兴人以外出经商为务。直到民国时，活跃在吴江盛泽镇上的绍兴人，是仅次于徽州人的外来移民势力，当地政府称其为“团结力极形坚固，而又极守行规”②。

洞庭商帮经营行业、活动地域都很集中，总体上趋向稳定，如明后期起经营棉布、丝绸、粮食。康熙时的《林屋民风》说当地人，“业于商者楚地为多，故下水之货以米为常物，山水商民惟向生意稳当者为之。上水则缎布帛，下水惟米而已，险道所不为也”③。洞庭帮又有“钻天洞庭”之称，上海俗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浪帮，还得忍一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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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县为四明公所冢地不筑马路告示碑》、《苏松太兵备道上海法总领事为四明公所血案结案碑》等，《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26～429页；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②《吴江县政》第1卷第1期，1934年7月。

③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四》。

④席德基：《东山席家与上海金融业》，《吴县文史资料》第9辑。

徽州商人、山西商人平时较为节俭。从总体上说，徽商也不脱商人通常的刻剥纤啬习性。咸丰三年，山西巡抚哈芬为劝捐，说“山西商民虽富，悭吝性成”①。但交结官府和官员时踵事增华，穷奢极欲，在所不惜。

徽商、晋商与官府的关系最为紧密。所谓“乌纱帽”就是说的这种情形。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称，“原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在明清两代，商人通过捐资，可以获得官位，或获得虚衔。在清代，可以捐官职，捐学位，捐虚衔，捐顶戴，捐缺分，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员以下，皆可报捐。徽商热衷于或擅长结交官府及官员。明弘治时户部郎中李梦阳说，淮扬盐商富比王侯，以其厚资，“以蓄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阴庇”②，说的就是徽商最喜交结豪贵，谋求庇护。正德时人李维桢更说，徽州高赀商人，“善行媚权势”③。万历时徽州人吴时行说：“海内挟<王率>而拥丰赀无逾新都。新都之富，人饶才谞而善心计，其知足以相倾，其豪足以相御，其气力足以设财役贫，其声势足以联枢籍要。”④不择手段交结各种有用势力，正是徽商较之其他商帮更为明显的特色。乾隆时，两淮盐业总商江春，有着一品布政使头衔，与乾隆皇帝是至交，任两淮总商40年，捐输报效银两多达千余万两，至有“以布衣交天子”的雅话留传下来。另有“五品天青褂，六味地黄丸”抑揄对联，说的也是商人捐得虚衔的故事。乾隆时徽商程晋芳，与两江总督尹继善关系融洽，程纳妾，尹之公子赋诗戏贺⑤。在盐业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曾与人合办“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漕运总督铁氏为这次耆绅雅集作序刻石，远近传为佳话⑥。贺长龄就曾指出：“两淮盐政、运司两衙门，每年商人均有例送规费，其数正复不赀，虽间有不受者，亦复寥寥。至遇有拨解之款，盐政、运司又因库贮空虚，不得不向商人挪借，以致总商有所挟持，故盐务一切陈奏，多有出自商人意指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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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哈芬折片，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53页。

②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拟处置盐法事宜状》。《四库全书》本。

③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六六《何中丞家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吴时行：《两洲集》卷四《光禄程公八十序》。《故宫珍本丛刊》影印崇祯月华阁刻本。

⑤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载：“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啭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端公笑曰：阿三该打。”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即尹继善。

⑥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

⑦贺长龄：《驳长芦盐价改用银桩疏》，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谓引自《清经世文编》卷四二，查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该卷无。

山西票号之创办人雷履泰就是擅长与官府打交道的人。据说他“久驻北京，为人诚实，擅长交际，恒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深得各显贵之信任。始为委办以事，继则信托以款，不数年而日升号之营业盈余达数十万”①。山西商人同样积极向朝廷或官府捐输效力。徐继迁说：“晋省前后捐输，己至五六次，数逾千万。”②据黄鉴晖研究，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咸丰五年的80年间，山西绅商4次共捐输830余万两③。山西商帮与清廷命运紧密相连，随着清廷覆亡而迅速衰败。常赞春就感叹道：“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国体骤易，时事日棘，山西商务遂难复其旧”④。常氏没有具体说明山西商帮为何民国肇兴就盛况难复，但因清廷灭亡而衰落之迹非常明显。

陕西商帮吃苦耐劳堪称第一，清末文献称：“陕帮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庸保杂操作，虽龊訾无行而居久途富。”⑤但耳目有欠灵敏，不懂得看清商机，虽有利也无勇断迈进气魄，在支那商人中最处下位，故至今出外到他省经营商业者极少。在当地经商者原来也多陕西人，但大商业又有利的贸易，都经外省人之手(日本人语)。

福建商人富于冒险。福州在外经商者，按经营地点分帮，为苏州帮、宁波帮和乍浦帮三大帮。同治年间湖广总督侯官人郭柏荫认为，三帮中，“而宁帮最为朴实，重信义，屏浮华，尤讲乡谊，逆旅中望衡对宇，操土音相慰问，式好若昆弟，行李之出于其途者，偶乏困，赒给必丰，无纤毫吝啬”⑥。

今人陈支平等论福建商帮的特点为，多阶层的商人组合；亦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内外勾结与山海兼顾；乡族势力与商人集团的结合；海上贸易与移居国外的相互促进⑦。

陈支平认为，福建龙岩商帮，善于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商业优势，具有团结协作的向心力。龙岩人的经商意识和地缘团结精神，可以说是他们向外开拓进取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⑧。江西商人习俗俭朴，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缺乏特权为依托的江西商人更难与徽商、晋商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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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期，1935年1月。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12页。

②徐继迁：《松龛先生全集》卷三《复阳曲县三绅士书》。

③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④常赞春：《常氏家乘·十三世立训公墓志铭》，1920年本，转引自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484页。

⑤《新疆图志》卷二《商务》。

⑥郭柏荫：《重修福建会馆碑记》，载《为争回宁波福建会馆敬告同乡书》，1928年，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⑦陈支平、胡刚：《福建商帮》，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290～318页。

⑧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8页。

山东商人勤朴为长。光绪后期，山东人自称：“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①清末《山东风土记》称：“山东风俗质朴，本不如南部之狡猾，然顾小利而无远谋，从事大商业者甚少。盖史公所谓龌龊俭啬者，至今犹未改也。”②

广东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热衷洋务，最多买办。

各地商人文化素质也有差异。总体而言，徽商最注重文化教育，最注意培养子弟，最热衷科考入仕，就是所谓“左儒右贾”、“贾而好儒”，也最喜欢凭借实力依靠关系与人涉讼公庭，不胜不已③，有着性好诉讼的特点，儒贾并重兼用。如海阳吴姓商人，经营江西，“诸子皆材，则以儒授长、季，以贾授仲。儒用蜚声，贾用负荷”④。三个儿子均可成材，该商并没有让他们都在儒或商上发展，而是让长子和三子业儒，二子业商，从一个家庭来说，儒贾兼业，互为奥援，互为挹助。江西人李鼎就对徽商的书卷气作出过高度评价，称其“即贾也，犹然有士风”⑤。徽商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张海鹏等认为，徽商“贾而好儒”。“在徽商中，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贾而好儒”促使其自身得以直接攀附封建政治势力，也进一步促使其与封建宗族势力粘合得更紧密。这在一定的时间里虽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同时却又加强了这个商帮的封建性⑥。徽商注重经商经验的总结，编写商业书。隆庆年问，徽商黄汴就编写了《天下水陆路程》一书。此书后来成为诸多商业书的母本，影响深远。万历年间，休宁人程大位出版了《直指算法统宗》，风靡全国，“海内握算持筹之士，莫不家藏一编，若业制举者之于四子书、五经义，翕然奉以为宗”⑦，而且一印再印。明清时期的商业书，多数是由徽商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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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海寰：《创建山东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5～196页。

②(清)佚名：《山东风土记》，《多土志抄稿本选编》(三)。

③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说徽商“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④吴时行：《两洲集》卷四《宾岩吴公六十序》。《故宫珍本丛刊》本。

⑤李鼎：《李长卿集》卷六《彰社征会记》。万历刻本。

⑥张海鹏等主编《徽商研究》第391～405页。

⑦程世绥：《重刻直指算法统宗序》，见程大位著，梅荣照、李兆华校释：《算法统宗校释》第5页。

六、商帮与社会各阶层关系——以商人与名士为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帮实力的不断加强，商人的实际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商人的自我意识日益浓厚，商人的自我感觉愈来愈好，与士子名流的关系也日渐紧密。徽商“良贾何负宏儒”的高亢宣言，为商人一吐心声。嘉庆、道光时期的乌程人沈垚针对当时现状，偏激地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①这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奉行的士民工商的四民等级序列，商人被人认为有不少是豪杰智略之士。

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当时的士商关系。名士笔下的商人传，动辄称某商“乐与士大夫游”，“乐与士人交”。这是站在文人、士人角度，羞羞答答，硬撑面子。站在商人角度，则是“士人乐与之游”了。清初湖州商人濮淙，不少士人“咸藉诗篇为结纳资”。古文大家、嘉靖时昆山人归有光就承认吴地的士大夫都喜欢与徽商往来。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士子名流，与商人觥筹交错，频繁往来，他们在收取一笔笔丰厚的润笔费的同时，更以商人为获得资助的对象。达官名士、文史大家如李东阳、归有光、何良俊、汪道昆、王世贞世懋兄弟、温纯、李维桢、焦兹、申时行、韩邦奇、茅坤、陈子龙、陈继儒、冯梦祯、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归庄、汪琬、徐乾学、钱大昕、刘大樾等，只要翻翻他们的文集，我们就可发现，他们都为商人或商人家属写过充斥了褒谀之辞的墓志铭或寿文。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州人汪道昆，出身于商贾世家，也是个文坛大手笔，在他的《太函集》中，就有几百篇商人及其家属的志铭寿文。他也曾因大商人潘汀州之请，抱病为另一个大商人阮弼作传。洞庭东山商人之子席启图编了部《畜德录》，大名鼎鼎的汪琬、陆陇其、王掞纷纷为其写序言。聂慎行更曾应邀与一帮文士赋诗为徽商胡某夺回戏子。洞庭东山商人葛符死，“四方之士或为位而哭于家，或斋沐而荐于寺，或千里束刍白马素车而至”②，众望所归的金陵俞仲茅、上海陈继儒、苏州钦叔阳为他撰写志碣行状，文章负重名近四十年的湖北京山人李维桢为其撰家传。金钱驱使着这些名士不顾身份甘为商人奔走效劳。袁秩、汪道昆、王世贞、董其昌、冯梦祯、李之芳、陈继儒、张溥、吴伟业、归庄以及万历年间曾做过吴县令的公安人袁宏道等，常以洞庭商人为居停主人，游览洞庭东西山胜景，兼旬连月，流连忘返。冯梦祯游洞庭东西山，住东山商人许怀耕家。洞庭东山商人翁彦陧父子筑了“亭榭水石之胜甲吴下”的集贤圃，董其昌、陈继儒等著名文人咏哦其问，陈宗之为记，范景文赋诗。每当春秋佳日，江南名士的舟舆争集其门。崇祯六年(1633)，复社的虎丘大会，“舟车填咽，巷陌为满”，这次盛大的文人聚会，活动经费出自于洞庭东山商人许德先的大力赞助。文章名望满天下的常熟钱谦益，崇祯末年曾帮古董书画商人歙县吴其贞考辨出几十幅元代书法作品的作者。著名诗人杭州人厉鹗三游镇江，由著名盐商马曰琯兄弟提供费用。号称“南朱”的一代诗宗秀水人朱彝尊著了部《经义考》，马曰琯在扬州刊刻。一代史学家鄞县人全祖望住在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得了恶疾，马曰琯出千金为他延请医师。翰林院编修仁和人杭世骏，应邀人住马曰琯家。常熟陈祖范，主讲扬州安定书院，与马曰琯唱和成集。举博学鸿词的吴兴人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曰琯为他料理丧事。万历年间，社会各界与徽商方元素的文字往还，至今还有926通保存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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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四部丛刊》本。

②葛一龙：《先府君行略》，民国《洞庭东山葛氏宗谱》。

明清之际商人与名士的热络关系，可由太仓王世贞与泾县詹景凤的有趣对话为典型。在南京瓦官寺，王世贞偶尔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詹景凤反唇相讥说：“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王世贞笑而不语。才名之大、官位之崇、资产之厚如太仓王世贞也难避其嫌，为人诟言。而商人蝇聚文人，则“家业盖以丕振”。文人名高，商人多金。名士以商人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人由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谀为雅士，生意越做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和。一文一商，相得益彰。可见商人与文士，原是互相攀结、互相利用、水乳交融而又各得其所的关系。

之所以如此，在商人看来，其一，名与利可以相通：“儒为名高，士为厚利”①，追求的目标虽然不一，实质是一致的。其二，义与利相通，黟商舒遵刚曾对人说，圣人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所谓“士商异术而同志”。其三，为贾为宦在事道上相通：习贾有利于为政，习儒也有利于为商。其四，士商求取功名，与实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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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万历刻本。

振家声”的目的相通。其五，贾儒相通表现为两种功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①。读书是晋身之阶，营商可为读书入仕打下经济基础，可以加大培养子弟的力度(以徽商为例)。所谓“良贾何负宏儒”。诚如前引清中期沈毒所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②。清人盛昱在论及两淮盐商与官府的关系时说：“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也而豢之，在京之缙绅，往来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其力之所能致此者，皆以贿，皆(此“皆”字疑为衍文——引者)取之国家之裸与民之膏血。”③说徽商所得“皆以贿取之国家之裸与民之膏血”未免过甚，但不择手段交结各种有用势力，则是徽商较之其他商帮更为明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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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采自唐力行的观点，见其《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205—20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③盛昱：《两淮盐法录要序》，杨仲羲编《意园文略》卷一。

[中国古代史] 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