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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论战] 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四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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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5 14:03: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唐因隋制,正一品四夫人的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旧唐书》中关于唐太宗的四妃记载如下: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杨妃生吴王恪、蜀王愔,阴妃生庶人佑,燕妃生越王贞、江王嚣,韦妃生纪王慎,杨妃生赵王福,杨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蒋王恽,后宫生楚王宽、代王简。除此之外,唐太宗的四妃再无更为详尽的记载了。不过除了史书,我们还可以通过昭陵现今已发掘的墓葬以及出土的墓志铭,以辅助对唐太宗四妃以及她们的儿女的了解。

先看韦贵妃,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韦氏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并不是首嫁,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

隋末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属,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史书不可能不记载,陈后主的张贵妃执掌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貴妃孫氏……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者。”

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唐德宗的韦贤妃,史书中只说了她受到皇帝的敬重,并未提及她能管理后宫,但她的墓志就贴金成了“长秋虚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听於妃”。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至于韦贵妃的三个儿女,其中长女定襄县主是韦贵妃与前夫李珉的女儿,墓志上称其是因为“椒庭藉宠”得封定襄县主的,然而这个“县主”却是好巧不巧的封在贞观四年突厥归降后,正好来了一批王孙贵族需要安抚和亲,于是李氏便被嫁给了阿史那忠。结果阿史那忠的墓志中是明明白白地写道:“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可见人家很清楚定襄所谓的“宗室女”,不过是镀金而已。

还有人因此认定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认定襄为继女,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一样,封的不是县主而是公主。

而且算来定襄县主出嫁的时候至少18岁了——其父李珉死于大业九年,所以定襄就算是遗腹子,最迟大业九年也出生了,贞观四年的时候最少18岁。凭借其母韦贵妃的“椒庭藉宠”,居然还能拖成大龄剩女,嫁的还是当时贵族婚配末等的胡人,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唐太宗对定襄这个“继女”究竟是怎样一个“相当的疼爱”的法子。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如果真的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贵妃的次女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的第十二女。

临川公主的人生完全可以说是慢半拍,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多则三百户,少则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避暑九成宫,身在长安的临川曾上表请安,唐太宗看了后颇为赞赏,并为其取字“孟姜”,还“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十五年。“寻”是不久的意思,但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五年,整整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唐太宗对这个女儿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又为何会事隔十几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要给她一个封号?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15年正月20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18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15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15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5日受到册封的,14日便匆匆出嫁了;比如18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17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17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16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贵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同样是庶出,而且生母身份更加卑微,但这些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

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在《旧唐书》中鲜有提及,《新唐书》中也不过寥寥数语,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虽然他的儿子周道务是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在皇宫中长大,但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是因为“功臣子”的身份,而不是因为周孝范个人的原因。再加上贞观年间比周孝范功劳更大的功臣大有人在,所以可知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中,不过是各位功臣之子都有的待遇罢了。

同时,周孝范的墓志上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好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直到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2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墓志上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这些经营逢迎之道。

韦贵妃的独子纪王李慎可以说是唐太宗诸子中比较有才干的一个,而且与某些空有溢美之词的皇子不同,李慎的才干可是有实打实的史料做证明的。因为在封地上干出了一番政绩,唐高宗曾特意表扬过他,当地的百姓也为这位父母官立碑纪念。

然而李慎虽然有才华,却并不得唐太宗的偏爱。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慎贞观11年去封地的时候尚不足9岁,是唐太宗诸子中之藩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就在李慎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与他差不多同龄的哥哥晋王李治不仅没去自己的封地,还得到了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比李慎大了近10岁的魏王李泰,也同样没去自己的封地上任,而是一直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所以韦氏纵然身为贵妃,但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能算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究竟得宠与否,从她的三个子女所得到的待遇便可见一斑了。


杨贵妃,赵王李福生母,墓葬不明,只能据《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上记载的“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推断出这位杨贵妃的封号。但在整个贞观年间,韦贵妃的封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所以杨氏的贵妃徽号当为死后追赠。不过杨贵妃生前就是正一品的妃位,而且应当早在贞观元年就和韦贵妃、阴妃、燕贤妃等人一起被封为四妃,更有可能便是淑妃这一徽号,这样才能在死后被追赠为贵妃。毕竟杨贵妃既不像充容徐惠那样是主动殉葬而死,又不像皇甫德仪那样唯一的儿子被冤杀,所以不会被随意越级追封为四妃,更不会是贵妃。

贞观13年,杨贵妃唯一的儿子李福受封为赵王,随即便被唐太宗过继给了隐太子李建成,所以从礼法上来说,李福不再是唐太宗之子,而是隐太子李建成之子。咸亨元年李福逝世后,唐高宗追赠其为司空与并州都督,并陪葬昭陵。又因为李福无嗣,唐中宗将蒋王李恽的孙子李思顺封为了嗣赵王。


阴嫔,据推测其封号原本应为淑妃或德妃,因其子谋反而被降为了嫔。

阴妃的生父阴世师因效忠隋朝而被李渊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等人由于年幼而免于一死,阴氏则按律被没入掖庭为婢。也许是因为阴世师与李渊有着相当的仇怨,而阴氏又成了李世民的妃嫔,所以许多人喜欢臆想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有着一段隔着国仇家恨的虐恋深情。然而就史实而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毕竟后宫中作为罪籍没入的女子不在少数,上官婉儿即因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掖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而且若是对阴氏这个所谓的仇人之女心存芥蒂的话,李渊就不会在武德八年将阴氏之子李祐册封为宜阳郡王,一向与李世民有嫌隙的李建成等人也会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他。所以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所谓的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不过纯属后人的YY罢了。更不用说阴氏在史书中只得一句“阴妃生庶人祐”后,便再无只言片语的记载,甚至单就其子李祐谋反一事来看,阴氏在李世民心中能有几分分量也是可以掂量得很清楚。

说到阴妃的独子李祐,生性就喜欢和一群小人厮混,还经常狩猎无度,又受到舅舅阴弘智(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 )的挑拨,私下招募壮士意欲谋反。但他治下的青州、淄州等地的士兵并不听他的命令,结果李祐反被这些士兵抓住,他的党羽包括阴弘智等人全部被杀,本人被送回京城赐死,后来又追废为了庶人,齐国国除。阴妃也因此遭到连坐,虽然具体的惩罚并没有记载,但最好的结果也是从四妃降为了嫔位,最差的结果更是直接赐死后追封为嫔进行安葬。

而同样是谋反,李祐的结局是被诛后追废为庶人,生母连坐遭降;而太子李承乾虽被废为了庶人,却保全了一条性命。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可以看出阴氏与李祐是否真的深得李世民的宠爱,若阴氏真的与李世民有过一段所谓的超越国仇家恨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李祐绝不会落得个身死的下场。毕竟阴氏只有李祐这么一个儿子,处死了他就相当于毁掉了阴氏下半辈子的依靠,李世民若对其有情,再怎么对李祐处以重罚也好过将其处死。而阴氏一夜之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即使还能留得一条性命,也是从此生不如死。


燕德妃,根据其墓志记载,于武德四年选入秦王府,贞观元年拜册贤妃,贞观十八年迁封德妃。考虑到贞观十七年李祐谋反,生母阴氏遭到连坐,四妃之位有所空缺,燕氏应该是因此晋的位。同样的,这位燕氏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才进的宫,“武德四年礼聘入秦王后庭”这一句说得很清楚,不过是唐高祖李渊为自己的儿子选的小妾。

燕妃武德四年成为李世民的小妾,但直到七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儿子李贞,而且在生下次子李嚣后就再没生育过一个孩子。李嚣早夭,而李贞可以说是唐太宗比较有才干的皇子之一,但唐太宗并没有因此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偏爱之处,既没有到了年纪不让他之藩,也没有因为李贞才华出众而给予特别的关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燕氏的母亲与武则天的母亲为堂姐妹,所以武则天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后,燕氏为了讨好武则天,坚持抱病为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奔丧,结果不幸死在了半路上,武后为此不得不好好封赏了一番。而李贞在武则天时的待遇也很一般,不过是和一群皇叔兄弟一起受到的加封,而且李贞作为唐太宗的第八子只加封为太子太傅,反而比第十子李慎的太子太师级别要低。

而武则天在唐高宗驾崩五年后开始对付李唐宗室时,第一个下手的就是这位表姐的儿子。武则天杀了越王李贞和他的长子李冲后,又下令“传首东都,枭于阙下”,李贞的另外三个儿子要么是“坐与父兄连谋伏诛”,要么是“减死流岭南,寻卒”,无一幸免于难。唐玄宗登基后,也只将李贞的嫡曾孙李温封了个沈国公,李温的儿孙更是爵位降为了郡公,继承嗣越王封号的却是夔国公李琳(许王李素节之子)这样几乎毫不相干的远房旁支。结果李琳也是个不争气的,刚过继为嗣越王,就病死了,越国干脆国除——不知道燕太妃在天之灵,会对她花了半生精力小心翼翼奉承讨好的表妹做何感想。


郑贤妃,虽然名列四妃之位,但因为无子,只见载于《唐会要》的昭陵陪葬名单中:“昭陵陪葬名氏……贤妃郑氏。”因其墓葬不明,所以对于这位贤妃也无法有更多的了解。不过燕氏自贞观元年至十七年一直都是身处贤妃之位,所以这位郑氏应该是十八年燕氏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


杨妃,吴王李恪蜀王李愔生母,《旧唐书》仅有一句“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才干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14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9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也就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热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热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按例没入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朝中大臣和皇子做姬妾;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很有可能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八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宠爱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杨妃的次子李愔,虽然贞观10年就之藩了,但是直到贞观13年,李愔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一同之藩的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徐惠,相对于其他嫔妃在太宗一朝最多只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徐惠能够凭借其出众的文采在《旧唐书》中留下更多的事迹,可见徐惠的才华即便是与同时代的文人士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而徐惠也因为自幼才华出众,同左棻、宋氏姐妹一般名声远扬,甚至为皇帝所知,于是被诏进了后宫中。

根据史书的记载,徐惠进宫后因“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由正五品的才人晋升为正三品的婕妤,最后位列正二品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可见文学造诣极高的徐惠还是很得唐太宗赏识的。其父徐孝德也因为女儿的才华横溢,由从六品下的作监丞被擢为了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

就史书中所记录的事迹而言,徐惠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颇得唐太宗的欣赏,《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更是直谏朝政——这也是继晋武帝的左贵嫔献诔赋颂、宋孝武帝时韩兰英献《中兴赋》、陈后主的沈皇后“数上书谏争”后,有唐以来的后宫第一人,但如果说徐惠对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影响很大,那就言过其实了。毕竟徐惠的这篇上疏虽然甚得唐太宗的赞赏,并因此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但无论是上疏中所谏止的征辽之举,还是营造玉华宫之事,唐太宗都没有因为徐惠的进谏而在政策上做出任何的调整或改变。

唐太宗逝世后徐惠作为无子无女的嫔妃,被按例送进崇圣宫清修,后又一心殉葬,临终前留下了一生中最为谦卑的愿望:“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陛下待我十分优厚,如果能够早一点死去,在祭祀所用的狗马之前侍奉于陛下的陵庙,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唐高宗对徐惠此举十分赞赏,下诏追赠其为贤妃,并陪葬于昭陵石室。徐氏一族也因此飞黄腾达起来,其父徐孝德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级提拔,一下子便由从五品上的水部郎中被唐高宗擢为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连越6级,卒于任上时,唐高宗还“优敕令官造灵举,别加赙物,具给傅乘,资送还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齐聃也被任命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徐惠的妹妹徐氏也因为“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遂被唐高宗召进宫中册为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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