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李慎之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 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 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 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 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 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他 在东瀛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 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 “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 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儿三见,“自由” 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米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 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 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即主此说。其实光就 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 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著书表彰陈端生、柳如是,主 要的就是表彰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而号称“世家子弟” (李提摩太语)的陈寅恪晚年却还要专门“著书唯剩颂红妆”,十分同情陈端生反 抗“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 思想”;对柳如是,则甚至夸奖其“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这 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中国旧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 来的?
请看近代最著名的儒学名臣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 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巨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 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 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 曾国藩的做人标准与陈寅恪的做人标准相对比,反差真如黑夜和白天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从清末以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近二 十年来更是聚讼纷纭。实际上就是上面说的曾国藩那一段话。早在1927年的《王观 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 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 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试问: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有哪一个 人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在陈寅恪发表这一言论之前的十年左右,五 四先贤即已向传统文化展开全面进攻,反对所谓“名教纲常,君道臣节”。当时陈 寅恪还在外国留学,因此算不得是“五四人物”,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意见却更加言 简意赅。文字虽然不多,却更加完备,更加饱满。在今人会用“精神”或“精义” 的地方,他直接称之为“定义”。这是何等样的识力!
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已经近乎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 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
对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陈寅恪也是看得十分清楚。在《王观堂先生挽 词·序》中,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 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 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曾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 说,为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 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曾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 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 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 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应当说,陈寅恪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纲纪之说在感情上是有某种依恋的,而且对它的必将归于灭绝 也是感到惋惜的;但是对事势之所必至,他又是洞若观火的。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现象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 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为“文化遗民”的原因。 尤其是国人一般认为外患日亟、国运日蹙的同治光绪年间,陈寅恪还咏叹之为“犹 是开元全盛日”,最不易为人理解。其实,以义宁陈氏之清门雅望,他从小所接触 的那些人物的雍容揖让、文采风流确确实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美的精粹。我比陈 先生小三十三岁,德行才情不敢比拟陈先生于万一,然而想像当时的老辈仪型,流 风余韵,迄今不能不感到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低徊留连,不能自己,何况陈 先生是从小沉潜涵泳于其间的人物。不过,恐怕陈先生万万没有料到是,在大量中 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 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而置陈先生于死地。同样,陈氏一门忠义, 三世忧国,而陈先生一定也没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却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 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这到底仅仅是陈先生个人的不 幸呢?还是整个中国的悲剧呢?
根据蔡仲德先生对王国维生平事迹的评密论证,王国维的一生可以以辛亥为界, 分成前后期。他前期致力于哲学、美学、文学,有开辟创新之功,在中国历史上破 天荒地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 人种、宗教之见来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 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 )。他还说:“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而非 一时一地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 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 职》)
照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治学态度,说王国维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 完全恰当的。
但是,到了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 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 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著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 偶”。他以后还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这样,王 国维的言行除了对民*国而言,也许还可称为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外, 完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常名教的奴隶,成了十足的卫道士,哪里还有 自由、独*立之可言。
当然,王国维的这些行事都发生在陈寅恪尚在米国留学之时。王陈在清华同事 因为王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而不及一年,因此陈寅恪可能所知不详,但是大体上还 是应当有所了解的。事实上,陈寅恪除在王死后两年所作的纪念碑铭中说“先生以 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而外,在王死后不久就作的《挽王静安先生》、《王观 堂先生挽词》二诗中也已表示他是了解王“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意思的。因此,我 们可以推测陈寅恪一再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师早期三国维,“以 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之意,自我作古,替为奴性所 主宰的中国人立一个新的传统。
至于陈寅恪本人,据我的同学,陈寅恪晚年弟子刘适(现名石泉,为武汉大学 历史系教授)告诉我,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 斥,维新事业付之东流,是陈心中永远的伤痛,他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 情的。
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 沛必于是”。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 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 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 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 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 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
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决定了陈寅恪不可能北上。而 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学的岁月中,他虽然只能凭超常的记忆论证了一番《再生缘》与 陈端生、钱牧斋与柳如是,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与生理条件(目盲足膑),远远不能 尽展其才而为中国新史学开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论,特别是其品格为中 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
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定义”,也是陈寅恪下的。这就是 他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上)》中说的一段话:"故自晋至今, 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 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此虽通俗之说,然而只有陈寅恪这样的通才硕学, 一槌定音,然后世无异辞。不过以我之不敏,还想在“三教”之后加上“九流”二 字。这倒不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九流,而是指直到今天社会上还实际存在 的所谓“三教九流”或“下九流”而言。因为中国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 样,原始时代的巫术并未绝根,而且还不断有所发展,历史上有不少朝代,初起时 都以之为凭依。即使在儒、道、佛三家的正统中也未能从几千年的进化中完全汰洗 干净,而在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中则大量存在。至于民间的各种信仰以至 迷信、邪教更是大量流行,影响于历史的、当代的、甚至明天的中国社会生活者十 分重大。我在去年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讨论此事。自己虽无力进行研究, 而当代的青年学者已渐渐有人注意及此。征之以西人所谓一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大传 统与小传统两种传统之说,将来的创获必多。事实上陈寅恪关于天师道的研究已启 其嚆矢。
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 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his own line”。因此他 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学之外发议论。但是,幸好有他的好友吴宓的日记记下了他 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
吴宓1919年初到哈佛留学,即遇上陈寅恪,惊其“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 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令人可悲的是,吴宓八十年前所记的陈寅恪的 言论思想有许多到今日居然还切中时弊。
例如,据1919年11月11日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云:“中国之哲学美术远 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 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 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 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 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 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
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 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 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 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 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N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 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 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 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 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陈寅恪下面的一段话尤其富有针对性:“夫 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 ……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 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 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 著,可为比鉴也。”(据吴宓日记中所记)
这些问题都是八十年来实实在在存在的。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如陈寅恪者,并 世实罕有堪与比肩的人。我们固然需要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更需要陈寅恪 这样的思想家。
还有,号称中国国学正宗的儒学,自宋以后,与佛道混合,越来越倾向于谈“ 性”说“心”。到近几十年的所谓新儒家更侈谈心性,简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孔孟 之徒。然而,陈先生三十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即已 明确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 活之方面。”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稿》中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 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 袭,北魏政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二之 正统。”一语道破中国两千年儒法合流之思想正统。凡是研究中国政治史、法律史、 思想史的,这都是不可偏离的不二法门。
至于陈寅恪又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 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 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 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 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不但已为二 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 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陈寅恪逝世二十九年以来,即不断有学者为其当年不能远走海外而深致惋惜, 最近我去香港,即有人以此为言。但是我的看法不同。姑不论父母之邦为陈先生所 决不忍去,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不是还说过:“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 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 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 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注:本文为提交1999年11月2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之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之论文, 结果未能成行。故以此文付《炎黄春秋》。我之浅陋,何足以言知先生,不过略举 数端,以志敬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