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民国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9-28 12: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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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

孤寂大法官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学家。1946至1948年，代表中国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斐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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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著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璈，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璈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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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

宁跳珠江 不批孔子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

　　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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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

清淡文人

　　缪钺（1904—1995），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诗词、书法亦堪称大家。

　　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缪钺的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

　　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缪钺的《诗词散论》。曹聚仁评价，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

　　久居海外，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诗词名家叶嘉莹曾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从那时始，缪钺和叶嘉莹合著了《灵溪词说》。这是又一部于词学研究和鉴赏领域，不可不读的书。

　　缪钺的儿子缪征明回忆父亲：他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背诵古人的诗词，或者自己作诗填词。“他的声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像唱歌一样。可能那种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享受吧。”

　　缪征明是四川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他记忆中，从没见过父亲暴怒，也没见过父亲欣喜若狂。“大概只有在逗小孩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

　　缪征明说，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是听到抗战胜利。“当时他就在屋里走来走去，欣然四顾，嘴里不停念叨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而父亲这辈子最烦闷的时候，是在抗战中，当时他为了国事、为了学校欠薪，经常在屋里踱步。“他也只是叹气，就这样，‘唉……唉……’的。”

　　缪钺生性清淡。文人的习惯中，他于酒没什么兴趣；喜欢喝茶，而且非常讲究。秋天，他喜欢吃螃蟹。虽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几十年，但螃蟹是不会做成麻辣味的，而是最简单的清蒸。

　　在缪征明家中，两面墙上分别挂着父亲的两幅字，临王羲之“兰亭序”和“尺椟”。有研究者认为，缪钺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缪先生当千余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

　　缪钺为人也颇具魏晋风度。红学家周汝昌上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四川大学，出版了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于是送一本至缪钺处。不久，时值大年初二，他要进城，在汽车站遇见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过年过节的话一概不及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很‘贪’地一下子读完了，甚至耽误了吃饭和入睡。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将诗逐句地高声诵给周汝昌听。

　　当时，在站台候车的人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怪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周汝昌回忆：“先生当时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缪钺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妙语。抗战期间，他任教于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数学家苏步青是同事。苏步青喜好诗词，常来缪家谈论。缪钺会指着他告诉儿子：“苏伯伯是大数学家，他‘数不清’还当数学家！”

　　缪钺的孙子缪元朗从小和爷爷长大，他说：“爷爷从来喜欢安静。”一次，儿时的元朗在家中跑来跑去，踩得地板嘎吱作响。缪钺也不呵斥，而是把他叫进书房，抱起放在自己身旁的藤椅上，说：“咱们比赛闭上眼睛打坐好不好？”

　　缪元朗笑着回忆：“于是我就上当了，闭着眼睛一心要比过爷爷。坐了半天，睁开眼睛，发现他早在那儿写他的东西了。”

　　关于文史大家，总是会有很多记忆力超群的故事，比如陈寅恪。缪钺也不例外。上世纪70年代，他患严重的白内障，双眼一度完全失去视力，但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当时，缪先生坐在讲桌前，全凭记忆引经据典。他的一位学生则站在他身后，在黑板上书写。

　　1989年，缪钺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曾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溪妙谛一代宗师。”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缪先生最精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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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

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道：“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象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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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国那些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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