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梁启超的革命话语

千江有水 · 发表于 2008-9-30 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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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
　　　　??——章太炎
　　梁启超认为他是一支力量，而不是空洞的象征。
　　　　??——约瑟夫·列文森

　　　　??一、引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仓皇逃亡日本，曾与其外务省官员谈论中国局势，有言：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乃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幡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必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
　　这段文字出自丁文江等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前还有一段狄平子的记载，虽然某些学者认为“有所夸大变形”，却“大体近真”[1]：
　　任公（梁启超）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2]
　　以上两段论述为后人经久引用，以说明梁启超思想历程之崎岖：他在未掌握国家权力以前，一度主张暴力革命；跟随康有为取悦于光绪皇帝以后，便开始讲求渐进改革。这在政治智慧上似乎无可非议。此一时彼一时，造势不如借势，夺权不如从权，只要目标坚定不移，便不失为优秀的政治家与立法者。但后人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戊戌变法前后时段，梁启超等人所言的“革命”，与我们今天使用的“革命”，是否为同等的涵义？正如中国古代的“汤武革命”，与近代以来从西方舶来的Revolution，能否一丝不差的相互格义？[3]不解决此一疑难，便不足以感触到近代史之脉搏的细微跳动。对梁氏本人而言，问题依然成立，否则他就不必在1902年化名“中国之新民”写作《释革》[4]，专门解释“革命”一词的古今中西之义，以及它在“跨语际实践”当中的语义变幻。

　　　　??二、梁启超的惶惑心态：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这篇三千字的短论，曾被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教授形容为“极尽繁琐”。依我看，繁琐未必，作者的思路却有些缠绕不清。之所以如此，正在于梁启超立志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靠人力实现的任务：当时人纷纷以“革命”翻译Revolution的时候，他要扭转时势，以“变革”取而代之——以“改革”翻译Reform，估计梁启超与他的论敌皆不会有什么疑问。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冲撞之初，翻译并无立竿见影的事理，一个西文词语，同时可能产生十数种中文译法，最终哪一种获胜，或者永难定案（如海德格尔著作的一些关键词），是一个相当复杂、乃至超越合理性之界限的改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是语言的跨国际行旅，而且牵涉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社会权力之间的激烈博弈。Revolution即是生动的一例（相关考证可参见陈建华先生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刘小枫先生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此处只围绕梁启超的论述而展开）。
　　或许可以问：既然Revolution已经有“革命”这个译名，梁启超为什么还要再创设一个“变革”呢？如此则势必发生与Reform（“改革”）的语义重合。这需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争斗说起。[5]简而言之，戊戌变法的惨败并没有给康有为带来深重的刺激，他仍然“太有成见”，执迷于保皇旗帜之下的渐进改革而不休；但梁启超正好相反：“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6]去日本不及一年，他的政治路径便大为改观，从“保皇”转而“言革”，成为康门弟子当中的激进分子之代表，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眉来眼去，接触洽谈合作事宜。按民国史家冯自由先生《革命逸史》所记，康、梁刚到日本的时候，革命派已然在那里扎下一定的根基，孙中山、陈少白以“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寻思与他们合作，可康有为自恃风头正健，且怀揣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以帝师自居，不乐意待见此等乱党，梁启超的表现则颇为积极：
　　己亥（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云：“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为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其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
　　这一段记载堪称神妙，将孙中山、梁启超的面目和心理描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两人的简短对答，真真是妙处难与外人道。明眼人一看便知，孙中山的“尊师”，实则是要架空康有为的权力，尊一个空头名号罢了。更好玩的是，“梁悦服”，居然默认了孙氏的做法——以他的大智慧，怎会窥不破孙的良苦用心？可为什么不反对呢？——条件即为“梁副之”，做二把手。由此还可以推论，梁启超在保皇一派内部的地位，恐怕已经沦落到“二把手”以下，不然不至与孙中山做此项“卖师”之可耻交易。或者说，梁启超认清了世界大势，改良与革命之势力此消彼长，迫使他选择“顺之者昌”。但工于心计的康有为何尝是傻瓜呢？梁启超那些伎俩，在他老人家面前还是稚嫩了点，于是有接下来的一幕：
　　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临行约中山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7]
      首先，梁启超办事不密，“起草联合章程”这等大事，怎可委托康有为的死党、对革命思潮持守偏见的顽固派徐勤来操作？他理应早已知晓，与革命派联手合作，康门弟子颇有些作梗之士，从他此前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即可见一斑：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8] 　　　　??
　　“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是微言，“不便畅谈”才是大义。我以为，流亡日本初期，恐怕是梁启超一生最为尴尬的一段回忆。他与康有为的终极决裂，自那时便已埋下了恶因。他企望叛离康有为盛大的羽翼与阴影而独树一帜，可以此信为最初的证据——作于“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稍后数日：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即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9]
　　下款签名者有梁启超、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陈侣笙、黄为之、唐才常等十三人，被保皇派戏称为“十三太保”，算是梁启超的一个小共通体，亦是他背弃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的根本。遗憾的是，这个党内之党的力量，尚不足以支撑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向康有为叫板。当徐勤告密，康有为斥其为“违命”、“专谬”，致信迫令反躬自省，并即刻赶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事务，重压之下的梁启超无可奈何，惟有服从老师的意旨。
　　在檀香山活动的梁启超仍然不老实，他对当地的华侨说，他之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孰不想此一句话——以及他的做法：使大部分兴中会会员加入新创建的保皇会，且藉此吸纳八、九万元的巨额捐款——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这出自梁启超的本心，他于1900年1月11日写信给孙中山，诉说他的难处：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10]
　　可惜，梁启超始终未能找到“调停之善法”[11]。那一段时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12]。他既承认：“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13]同时却告语徐勤：“……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而张朋园先生对“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经典分析堪称定论：“名为保皇，那是因为他无法正面与康南海绝裂，不得不以保皇之名敷衍他；实则革命，倒真正是他的内心所思所欲。我们读他在壬寅年（即1902年）前后的许多信件，便可以了解当时的他，实是想革命，决无欺骗中山先生之意。”[14]
　　而张灏先生对此的评论，正可以印证且诠释开篇所述的那一幕。他将梁启超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两难，归因于维新派政治观内里的痼疾：
　　梁（启超）与孙中山联合的企图一直有各种解释——将它作为一时的冲动，作为政治机会主义，甚至看成一种马基雅维里的权术。但从梁1898年流亡前形成的政治观中存在的固有的矛盾心理，可找到一个更合乎逻辑的解释。这种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改良运动本身的思想方式。正如前面指出的，20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思想基础。表面看来，康有为的改良思想似乎处于主导地位，但事实上这种改良思想隐藏着不同的政治观——从渐进主义直到谭嗣同世界观中包含的政治激进主义。这些政治观必然导致对改良和革命的一种矛盾心理，这不仅反映在梁的政治观中，而且在梁的一些改良派朋友的政治观中也有所反映。因此，争论这一时期梁是赞成改良还是赞成革命毫无意义。鉴于他政治观中固有的矛盾心理和他极其敏感和易变的思想，以及他本人经常承认的生性喜变，所以他上述的每一行为都很好地代表了他思想的某一真实方面。[15]
　　——当然，我们不能认同张灏先生所言的辨析梁启超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犹疑心理“毫无意义”，很可能，其意义就在于这种“犹疑”，这种畸变时代之于世人的惶惑投影。重述这一段历史，即是要看到，写作《释革》的梁启超，正处于偏狭的精神夹缝之间：一面是师恩，一面是真理；一面是保皇，一面是革命。进而，还波及梁氏的革命观，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思想时态：一面相信不通过暴力，则不能改造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弱肉强食的国际命运，不能跟随浩荡的世界潮流而衮衮前行；一面恐惧于革命的惨烈，担心法国大革命式的“杀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之民粹暴乱难以推动国势的进步，恰可能落得适得其反的灾祸。如此进退两难，《释革》可否探询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容许我再做一段插述，以便我们更清晰地透视彼时梁启超的焦灼心态。作为“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陈建华语），梁氏所创的那些“新名词”流传广博，按黄遵宪的来信：“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可以说，即便是批判梁氏的革命派中人，亦深受他的“笔端常带感情”新文体的鼓与呼。在剧烈的论辩当中，他们时常将梁启超独特的话语体系拆散打碎，检取有利于他们之立场的砖石，重新组装以后，反过来与梁氏及其派系争夺政治资源（改良与革命之争，不仅是单纯的理念或政统的争夺，更是对海外华侨社会之财力与人力的争夺）。革命思潮的蒸蒸日上，既令梁启超欢欣鼓舞，更多的却是焦虑不安：尽管他从温和的改良转向同情与支持革命，但碍于种种难处，他本身并不隶属革命派的阵营，因此无法抢占革命话语的正统地位，而只好眼睁睁地注视那些曾受他启蒙的后学频频制造革命的神话。至1902年，“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一向“反革命”的徐勤致函康有为的话或许偏于激切，但亦可鉴当日的激进气氛。这愈加催化了梁启超重整旗鼓的心思。用“变革”替换“革命”，正是争夺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必需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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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革命”的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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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第一步的工作，即是证伪他所批驳的一方。他先说明Revolution的原义：“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随即指出，日本人译之曰“革命”，并不恰当。因为与中国古义不符：
　　“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lution之意也。
　　这里的不符，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革命”之古义，仅是一个政治术语，而西方的Revolution，却普及“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不独政治为然。梁启超随即举证： ?
　　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 ?
　　第二、即以政治而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lution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lution者”——在梁启超看来，“王朝易姓”固然是“革命”的标准，却非Revolution的标准。十九世纪被历史学家命名为Revolution的时代，西方先后有“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之役，除法国主权屡次变更以外，其余欧洲诸国，“王统依然”。按中国的定义，这些未曾“易姓”的政变都不是“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说法，于此都无法成立。
　　而按西方的Revolution之义：“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对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梁启超痛切地追问：
　　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由以上两点可知：“革命”的古义过于狭窄，而其所指，且容易与Revolution发生语义的错位，乃至风马牛不相及。以“革命”译Revolution的恶果，“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义，则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名不正者言不顺，故而需要重新发掘“革”的义蕴，同时赋予Revolution以更确切的译名。
　　（在后文，梁启超还深入辨析了“革命”与Revolution的差距。他祭出一条道德化的评判标尺：前者是以暴易暴，后者是以仁易暴。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暴，什么是仁？谁来决定暴与仁的涵义？可惜梁氏尚未给出答案。后人习惯举此为证，其实这只是梁氏的激愤之语，却非《释革》的中心论点。诸如此类的道德判断，亦很容易落入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政治学的怪圈，从而掩蔽了梁氏的深沉用心与思想的闪光点。
　　再补充一点，梁启超认为，“革命”之译名将导致赞成革命的人们与一家一姓的清王朝互成敌对，可以理解为他的思想的摇摆不定，既倾向暴力夺权，又包藏保皇的念头，因为光绪皇帝对他及康有为有知遇之恩，令他不忍心背叛那个病弱而无权的畸零人（他曾与孙中山协商两派合作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奉光绪为新中国之总统）。还可以引申理解：革命不应该针对一家一姓，而应该开民智、鼓民权，人人争作“新民”，革命的光芒必须普照到民众的灵魂深处——以革命为手段，以新民为目标，从梁启超到老毛，确实颤动着一根隐蔽的精神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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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变革”的证实

　　在接下来的一节，梁启超先辨析Reform与Revolution的差别，然后提出自己独创的译名：
　　Reform主渐，Revolution主顿；Reform主部分，Revolution主全体；Reform为累进之比例，Revolution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orm。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蕰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lution。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按我们现在的通俗语法，“改革”与“变革”，大致是一个意思。我查阅了相关的字典和辞典，这两个词语都不是外来物（近义词中，“改良”一词系从日本舶来；“改造”也是，但源自古汉语，古今之义略有出入），所以即便回溯一百年，估计仍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如此，梁启超之苦心孤诣，以“变革”译Revolution，将“革命”的游艇拉回“变革”的船舶，则愈加富有意味。
　　这不难解释。如我们以上的分析，梁启超既认为以“革命”译Revolution不妥当，又不赞成中国古义的“革命”，自然要寻觅一个替代品。至于为什么选择“变革”，却不担心与“改革”相重合（或许，他追逐的效果，就是概念的混沌化）——正出于他的夹缝心理，他企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势不两立的冲突，而将两者凝聚到同一条战线。桑兵所论，可作为一家之言：
　　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16]
　　桑兵的言下之意，梁启超是认同“革命”的，而且是“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的法国大革命。孰不知梁氏说这段话，是一种批判的姿态：“信奉进化论的他（梁启超）承认，为了达到政体进步的目的，就像新陈代谢一样，需要对旧政体的破坏和新政体的建设，法国革命出现的惨状只是为了达到进化目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代价是否太高了？特别是对于处在对外困境中的中国来说这个代价是否太高了？这个疑问，始终在他脑海盘旋不去。”[17]——无论是对中国古义之“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梁启超都未表示过百分之百的支持。毋宁说，在《释革》一文，他反对的意思居多数（“岂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
　　桑兵引述了陈建华的观点作为佐证，但他们所论，却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在此，我将陈氏之言全盘录下：
　　此时（1902年）的梁启超陷入尴尬。那种骑虎难下的复杂心理较充分地体现在《释革》一文里。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不仅不愿放弃，还提出“小说界革命”，办《新小说》杂志，通过通俗传媒直接向民众启蒙新知。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18]
　　这段话基本勾勒出梁启超的两难心态，同时指明了他的出发点，正如我的两个判断：梁氏一是要做调和论，二是要从革命派手中争夺诠释Revolution的话语权——关于前者，我还要做一点补遗。这可能是桑、陈两位先生未曾注意的，梁启超不赞成“革命”，亦不赞成“改革”：
　　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问狐狸，彼尸居余气者又何责焉？
　　《释革》一文的结尾，梁启超高呼：
　　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革命”充斥着暴力的血腥气，“改革”则进展缓慢，单纯的修补已经不能维系岌岌可危的将倾之大厦，因而，梁启超开出“变革”的药方，是为第三条道路，或者将前两者统合为一条康庄大道。
　　梁启超的论调确实只能用“吊诡”来形容。我将其定位于“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如果不做以上的阐述，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识别其中的奥妙，一般而言，在改革与革命的二元张力撕扯之下，其间必定是一片空白，一片寸草不生的真空地带。但即便通过对《释革》煞费苦心的评注，我依然没有信心说，这块荒芜的真空原来生长着美丽的花朵。我想，更好的说法，是将其譬喻为一面清冽的镜子，我们缓缓地放宽历史的视界，便可从中窥见那一段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芜杂面貌，以及梁启超的不懈努力，他的梦想与苦难，他在历史天平之中央身披枷锁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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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国学于 2008-12-24 22:39 编辑 ]

千江有水 · 发表于 2008-9-30 22:16:44

?五、后来事，谁人知？
　　但梁启超的“变革论”持续多久呢？这个人以“流质易变”著称，亦承认自己“太无成见”。[19]到1904年，梁氏写下另一篇论革命的重要文献《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20]，同是谈Revolution，但他已经不坚持使用“变革”的译名，而回归起点，随同俗流，仍以“革命”称之。难道他不再在意“革命”的古义与Revolution的原义无法对称？难道他忘记了《释革》中的左右权衡的苦衷？
　　很难回答。我们只能说，梁启超又玩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语言魔术。他沿用“革命”的译法，却别开生面地作出三层区分：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
　?梁启超的此一定义，使曾经为他所鄙弃的“革命”与Revolution安然接榫。尽管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作为译名与话语的“革命”已然定型，狭义的中国革命，从此被纳入广义的世界革命的话语体系。中国革命人的任务，就是重整革命的本土遗产与资源，打造新中国革命的火车头，以便与世界革命的宏大机车顺利接轨。为此，梁启超比较“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总结出中国革命七大“恶特色”： ?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而中国的革命家，如反抗秦朝苛法暴政，且看陈涉的口号：“苟富贵，毋相忘”；项羽的口号：“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口号：“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
　　四曰革命之地段，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中国之革命曰复杂革命。这是以所兴起的革命军为标准，梁启超认为，西方革命，一般只出现一支革命军：“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而中国则是群雄割据，动辄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西方革命的例证，“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而“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
　?经此七项比较，梁启超似已暗示出中国革命的出路，随后就是开展“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曰吾学习武备，吾运动会党，吾密输入器械……），从革命之话语转入革命之实践——“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蒋智由诗歌《卢骚》的后半段，正是对此最绝妙的写照。
　　然而做革命话语的知识考古，却不能如此简单的总结。梁启超放弃对中国古义之“革命”的批判了吗？广义的革命与《释革》中的“变革”有什么差异？以西方革命为标尺而改造中国革命的棱角，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先看陈建华这段评论：
　?他（梁启超）的“新历史”观构筑了广义、狭义的二元思维框架，为了证明广义革命的正确，将那个狭义革命推向极端，使革命的定义更模糊，也更有弹性，更有诱惑力，使之在现代中国坚不可拔。如果说“汤武革命”所谓“顺天应人”的说法还含有儒家的人文典律，那么梁启超如此追述中国数千年的革命史，则失去了这种典律，甚至给任何暴力行为都施以“革命”的点金术。出于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厌恶和恐惧，却反过来唤醒了黑暗的民族记忆，作了“革命”暴力的义务推销员。[21] ?
　?此为定论。梁启超看似在一如既往地批判中国古典的革命话语，实则赋予了“革命”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正当性。比照《释革》一文的彻底否定，他在形式上前进了一步，实质上则后退了一步：原先打算革掉“革命”一词的命，如今转变为对“革命”的深化改革。“革命”的内涵得以扩充，而Revolution的内涵却日渐狭窄；“革命”走向现代化、世界化，而Revolution却开始古典化、中国化。最终，这两个起源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语词在某一光点顺畅地汇聚、合拢，所生成的话语，将二十世纪的中国搅和得天翻地覆。 ?
　　　　??六、革命话语在现代中国的生成

　　这以后便不再有以“革命”翻译Revolution是否妥当的纷争，只有中国是否应该革命、怎样革命的纷争；只有中国应该向哪一个西方国家学习革命经验的纷争：法国？英国？美国？还是俄国？《释革》写完之后，梁启超奉师命到美国游历考察了数月，这段旅程使他移情别恋于美国革命：“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此一感慨可以视为梁氏以“变革”译Revolution之用心的最绝妙的诠释。不知事过境迁，他是否还在坚持？
　　其实在1903年，梁启超就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以下十年，他都是“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之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者”[22]，他的作品所散发的明艳光辉，让其师康有为都不免黯然失色。其间自然不乏与革命派的针尖碰麦芒，但继《释革》、《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后，他关于革命话语的阐述，再次吸引我的注意力，却要等到1913年的《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23]。此文力陈“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统共总结出革命的“十宗罪”：生灵涂炭、秩序败坏、暴力接踵、人心不古等。他的批判对象是发动“二次革命”的老对头孙中山等革命派，倒非是宿怨未了，亦非向蒸蒸日上的袁世凯政府抛媚眼，按他自己的解释：“绝非为现政府辩护，现政府更不得借吾言以解嘲。盖现政府之成立，本与交代君主力征经营而得之者有异，一年以来，实有改良政治之余地，而政府曾不自勉，吾不能一毫为彼宽责备也。”——至此，不论理念抑或实践，他已经彻底割断与革命思想的血脉，走回改良论的覆辙。而他对革命话语的一点反省仍然值得后世重视：一个靠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其合法性应该如何建构？如何摆脱“革命复革命”的思想怪圈，避免一而再、再而三的革命暴力循环？梁氏一句幸灾乐祸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至多将问题延宕开去，而谈不上解决。我们在今天依然得直面这个难题。
　　等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梁启超的“变革论”，以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革命论”，都将被湮没得无影无踪。在我看来，直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一刻，中国的革命话语才算真正进入世界革命的运行轨道，Revolution的效力才得到酣畅淋漓的全方位彰显。此前的“革命”，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革命；而此后的“革命”，将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局限，受世界主义的阶级决定论所支配，从而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哪一个阶级足够先进，便享有革命的特权；哪一个阶级足够腐朽，便落得被革命的厄运。这被后人发扬光大为所谓的“阶级革命论”，构成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的主导力量。
　　我个人的看法，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话语还有一大鲜艳的特色，就是将古义之“革命”[24]狭隘化、粗暴化：革命不仅指朝局纲纪的变迁，更直接指向“杀头不要紧”的暴力论，最终庸俗化为对民众之肉身的摧残，与对灵魂的强制改造——前者如鲁迅的名言：“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命乃至完全等同于杀头。后者则是那一场旷日持久、创痛巨深的文化大革命，宣称让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去已然腐坏的灵魂的命。正如前述，梁启超名作《新民说》的忠实读者老毛发动文革，与“新民”有关系么[25]？我想起一连串的关键词：启蒙、知识分子、灵魂病、洗脑术……
　　1927年3月，老毛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言论，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的代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26]
　　两年后，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创建者与发扬者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百年后，再回首，能不让人感叹他的自勉之辞：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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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351-352页。梁启超有两段回忆录，可以作为进一步的佐证：“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士披里纯’（引者注：Inspiration，‘鼓舞’之意）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努力向外宣传，……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转引自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第一版，第79页。“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85页。　??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3] “汤武革命”出自《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而Revolution，按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既指法国大革命式的激烈的政治突变，亦指英国工业革命式的渐进的社会突变，他称之为“双元革命”——流布至中国，只余下前者一元。参见氏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页。此外，革命话语之于中国的曲折行旅，曾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汤武革命”的说法，在公元八世纪就传入日本，到十七世纪，曾遭遇日本儒学者的强烈批判，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一向是天皇制，日本人对于天皇乃太阳神“万世一系”的观念牢固不破，基于自然正义论与圣人政治论的“汤武革命”正与此一国情相冲突，所以有儒者指斥汤、武为“杀主之大罪人”。“至近世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提倡‘尊王攘夷’，他所使用的‘革命’意谓天皇领导下的变革，就根本转变了汉语的原义，不含政权的暴力更迭之意，而成为和‘改良’意义相近的语汇。由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词义的改造，至明治时代，日本人就顺顺当当地将英语的Revolution译成‘革命’。正因为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根据英国的政治模式，一般也称之为‘明治革命’。”参见陈建华评论李泽厚“要改良，不要革命”之说，收入《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72-73页。 ?
　　[4]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9月第一版，1989年3月影印版，第一册，第九卷，第40-44页。下述引文出于此者，不再详注。 ?
　　[5] 如梁启超对保皇党的定位：“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6] 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33页。 ?
　　[7]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一版，第12-13页。可参考：初集，第48-50页。
　?[8]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3页。 ?
　　[9]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9页。
　　[10]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4页。
　　[11] 其实，梁启超找到了“善法”，即保皇与革命相妥协，只是孙中山不能同意罢了。梁曾致孙长信，其中说：“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单是“举（光绪）皇上为总统”，就打碎了革命派的底线。 ?
?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第四十三卷，第63页。 ?
　?[1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 ?
　?[14] 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6月第三版，第129页。迄今为止，这是中文世界研究梁启超思想的最优秀的著作。 ?
　　[15] 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第77-78页。　??
　　[16] 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374页。
　　[17] 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93页。
　　[18] 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49页。 ?
　　[19] 梁启超善变，世所共知。其实他在1899年10月便提早写下辩护辞，即“善变之豪杰”。我屡屡谈到梁氏的这一点性情，有必要将此短论引述如下：
　　“吉田松荫，初时主公武合体之论（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门也，即指大将军也，当时日本通行语），其后乃专主尊王讨幕（幕府者大将军也），非首鼠两端也。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苟无伤于平和，而可以保独立，则无宁勿伤也。既而深察其腐败之已极，虽欲已而无可已，乃决然冲破其罗网，摧坏其基础，以更造之。 ?
　　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加布儿（意大利之伟人，近人所译《泰西新史揽要》称为嘉富洱者），初时入秘密党，倡革命下狱，其后佐撒的尼亚王为大宰相，卒成大功，统一意国，非反复变节也。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既主权者无可与语，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图之；既而见撒王之可以为善，而乘时借势，可以行其所志，为同胞造无量之福，故不惜改弦以应之。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
　　《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
　　[20]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二册，第十五卷，第31-41页。下述引文出于此者，不再详注。 ?
　　[21] 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53页。?
　　[22] 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80页。
　　[23]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第四册，第三十卷，第51-57页。
　　[24] “革命”的古义与今义如何相互格义，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书有精妙绝伦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狂飙猛进，绝非偶然，儒家（主要指今文经家）的“革命”传统作为精神背景，为其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铺垫。老毛集儒、马二教于一身，既是心学成圣者，又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因而作为交汇点将革命话语推入圣人政治论的新境界。关于“革命”之古义的考证，参见该书第四、五、六三节，第33-75页。不过，窃以为此书结尾对圣人政治论的批判颇有些不符合前面的论证逻辑，望有识者明察。
　　[25] 老毛与“新民”的关系，实在耐人寻味。据他说，年轻的时候，将《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读得烂熟，可以背诵。他所创建的第一个共同体，名字就沿袭“新民”之名而为“新民学会”。据专家考证，迄今所能发现的毛氏最早的政论文字，正是对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的评论：“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难怪刘小枫先生说：“在圣人心态与圣人语态上，毛与梁是相通的。”——见《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第84-85页。 ?
　　[26] 老毛著：《老毛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第19页。
　　[27] 梁启超著：《自励二首》，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第四十五卷下，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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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9月号上期

[學習交流] 羽戈：梁启超的革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