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简介

好蛋 · 发表于 2015-2-14 22: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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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简介
转自：中国文史

　　一部四库，众山皆小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百科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并以唐玄宗于两都(长安及洛阳)分建四库贮藏四部典籍而定名。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1773年) 二月开始后，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781年) 十二月第一部修成（即为后世之文渊阁本），到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1787年) 六月，先后完成七部，历时十五年，以后校对错误缺漏，补充一批书籍入内，乾隆五十八年 (公元1793年) 编篆工作全部告竣。
《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世国宝”。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由皇帝“御批监制”，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统领，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包括总裁于敏中(1714-1779)、总纂官纪昀（纪晓岚，1724-1805）等。四库馆另有抄胥三千八百多人。他们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另外又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在《四库全书》中精中选精，编纂而成的一部古典文献丛书《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世人称之为“四库中的四库”、“精华中的精华”。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1711-1799)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 “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亦称“北四阁”），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亦称“南三阁”）。南三阁《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阁阅览。

《四库全书》庋置各阁不久，清王朝就步入到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至今的两百年间《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各阁《四库全书》因此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苍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台|湾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作为完整的一部丛书，它清晰统一的体例，规模的宏大，收罗的全面，资料的丰富，都是其它图书难以比拟的。几乎收罗了从上古至乾隆时代所有的典籍资料，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个全面而且细致的了解。因此，从收罗文献之历史跨度来说，《四库全书》是所有丛书中最长的，因而就单部的丛书来说，它的历史意义也最为深远。
　　在保存图书方面，《四库全书》亦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至《四库全书》而得以全面地涵盖整理。尤其是相当多已经散佚的图书，因它而有了书名存目，这对全面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和保持历史原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四库全书》辑录并保存了大量散佚民间的《永乐大典》中的图书，且收入时仍保持其原貌，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永乐大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问世增强了当时各民族成员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度，强化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当时各民族成员的思想整合力。
　　《四库全书》汇集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宝库。
　　《四库全书》最大的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而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谈《四库全书》
　　乾隆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既有康熙、雍正以来日趋强盛的国力所提供的安定社会环境和富庶物质条件做基础，又有明清之际，尤其是康熙中叶以降全面整理、总结古代学术的风气为学术渊源。同时，迄于乾隆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也是论究《四库全书》的编纂缘起及其曆史评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下，拟就后者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向各位请教。
清修《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馆，迄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内廷四阁庋藏诸本缮竣，曆时已逾十年。倘若再加上江南三阁藏本的续缮，以及内外七分图书的撤改、複校，则已绵延至仁宗即位。其间，一方面是空前规模的图书编纂所显示的文化盛景，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大量典籍横遭禁毁、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的文化浩劫。两者不和谐地共存于同一个曆史时代，这里边确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高宗初政与文字狱的加剧
清高宗承其父严刻为政之后，即位伊始，便高倡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颁谕诸重臣，下令“厘正文体，毋得避忌”。他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抒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1]之后，他屡下谕旨，以广开言路，推行“宽大之政”相号召。高宗初政，显然一派宽松气象。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六年九月，就在他信誓旦旦，声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的同时，即责成湖广总督孙家淦：“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2]焚毁谢济世书未及两年，乾隆八年二月，清廷以时务策考选御史，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议及“内满而外汉”，被高宗以“怀私妄奏，依溺职例革职”[3]。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由于地方官竟相逢迎，扰民累民甚重，于是民间流传假托大吏孙嘉淦名的奏稿，以指斥高宗失德。当年八月，奏稿案发，高宗下令穷究。结果，蔓延七八省，牵连各级官吏几至千人，直到十八年三月，先后将一应涉案人惩治，始告平息。同年十一月，江西金谿生员刘震宇上《治平新策》，清高宗以文中多“悖逆”之语，遂滥施淫威，下令将刘氏处死，“其书板查明销毁”[4]。从此，文字冤狱恶性蔓延，日趋加剧，终于演成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诗案。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内阁学士提督陕西、广西学政，后调取回京，罢官还乡。中藻喜诗文，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十七年前后，《诗抄》为他人密报，送呈内廷。高宗以其中多悖逆讪谤语，遂指派专人秘密调查。曆时数年，罪名罗织渐成，二十年三月，清廷下令逮捕胡中藻，押京质讯。同时，将胡氏诗集四本交王大臣逐条严讯奏闻。据清高宗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馀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婿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至于胡氏罪名“鸱张狺吠”，高宗所指主要是：“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在曆数胡氏罪名之后，清高宗指出：“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乃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5]
同年四月，高宗滥施淫威，下令将胡中藻处斩。牵连所及，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淮入祀。其侄鄂昌，则以与胡中藻曾有唱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亦因之一度革职。
二、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的颁诏求书，之所以雷厉风行，不可敷衍，如果结合此时文字冤狱趋于加剧的背景来考察，“稽古右文”云云，无非冠冕堂皇之语。隐藏在其后的寓禁于征之本意，则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
就在胡中藻诗狱的罗织过程中，清廷下令查抄胡氏住宅，高宗对胡氏藏有明末野史已引起警觉。他曾就此颁谕军机大臣：“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豫变纪略》二本、《複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6]无独有偶，两年之后，清廷查处河南告讦案，不惟生员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事败露，而且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还招供藏有《豫变纪略》等明末野史。结果，段、彭二氏皆因之而被处死。清高宗就此再颁诏谕，声称：“在定鼎之初，野史所记，好事之徒荒诞不经之谈，无足深怪。乃迄今食毛践土，百有馀年，海内搢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此实天地鬼神所不容，未有不终于败露者，如段昌绪、彭家屏之败露，岂由搜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7]从此，散在民间的明末野史及相关诗文，遂成为清廷所注意的重要隐患。
自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起，迄于三十二年五月，张照诗文案、阎大镛《俣俣集》案、沉德潜《国朝诗别裁》案、蔡显《闲闲录》案等文字狱接踵发生。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在处死蔡显之后，清高宗颁谕军机大臣：“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咨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未签各处，如称戴明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则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8]
之后，齐周华诗文案、李绂诗文案迭起。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毁钱谦益遗著《初学集》、《有学集》，终于揭开了禁毁图书逆流的序幕。据清高宗称：“《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于是高宗大动干戈，命令各地督抚：“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穀者，并著广为出示，明切晓谕，定限二年之内，俾令尽行缴出，毋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该督抚等，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9]
在其后的两年限期中，清廷严饬江苏、广东地方当局查禁钱谦益著述，下令撤毁钱谦益为他人经史著述所撰“悖谬”序文，派员审查钦天监藏书，销毁占验书十八种，甚至议複朝鲜国王，将陈建《皇明通纪》、朱璘《明纪辑略》在该国禁毁。正是以查禁图书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颁发了求书上谕。由于各地督抚对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深有揣度，因而为不致招惹是非，遂对求书上谕迟迟未作反应。同年十月，虽经高宗严词斥责，各地反应依然如故。《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高宗最终撕下伪装，将禁*书真意和盘托出。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内外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馀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10]至此，清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遂告昭然于天下。
三、《四库全书》的曆史评价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一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影响久远的大事。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乾隆间学术发展的曆史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四库全书》的曆史价值，集中地表现为对我国曆代典籍的成功整理和总结。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典籍。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降，对现存典籍进行清理和编目，成为曆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唐宋间，又将其发展为大型类书的汇编。这样一来，即使是迭经水火，天灾人祸，若干有价值的文献，亦可藉而幸存。明初，《永乐大典》辑成，宋元秘籍，多录其中，类书编纂，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唐宋以来诸类书，虽于保存典籍功不可没，但为体例所限，每每内容割裂，首尾不具，难存古籍旧观。于是完整地将曆代典籍加以整理和总结，汇编为一部大型丛书，日渐成为发展古代学术文化应予解决的课题。入清以后，随著社会经济的恢複发展，终于在乾隆间把这个课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
《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类聚，部次群籍，把曆代文献井然汇聚于一堂。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将著录、存目诸书撮举大要，评论得失，兼及作者生平爵里介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既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臣的著述，也为清中叶以后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由于曆史的局限，《四库全书》于佛、道两家典籍，意存轩轾，摒除殆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总结，从而使之成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个较好的认识对象。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风气之开，虽清初诸儒已然发端，考据、校勘、辨伪、辑佚，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胡渭，到惠栋、卢文弨、顾广圻，一脉相承，代有传人。但确立规模，蔚成风气，则无疑应自《四库全书》编纂始。《四库全书》开馆后，将一时学术界俊杰网罗其中，辑佚书于《永乐大典》，理群籍于中秘内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啻治学风尚的一种无声的典型示范，其移风易俗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正如乾嘉史家章学诚在回忆周永年、邵晋涵二人当年的学行时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引者）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恰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乎移风俗矣。”[11]邵晋涵故世，其生前友好洪亮吉为之撰《邵学士家传》，于《四库全书》编纂，尤其是邵晋涵、戴震诸人学行予一时学术风尚的影响，亦有详尽阐述。他说：“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馀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姓名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12]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契机，考据学空前发皇，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二者极不协调地共存于同一时代，却是不可抗拒的曆史现实。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图书编纂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另一方面，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这样，在取得编篡《四库全书》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其结果，不仅使宋元以来的大量典籍毁于一旦，而且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功过参半”，以此四字来评判它，或许是大致不差的。
注释：[1] 《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丁亥。[3] 《清高宗实录》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壬辰。[4] 《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癸亥。[5]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6]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丁未。[7]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8] 《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丁酉。[9] 《清高宗实录》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10]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11]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卯。[12]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13]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

《四库全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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