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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 （作者：姜广辉） 《易经》自汉以后被视为“六经”之首，虽称难读，但由于两千年间易学家的不懈努力，已经基本可通，其中深旨奥义亦足启迪人生，嘉惠世人。然自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经学传承由此断裂，此后学人号称以史学代经学，将前代经师所作之经典诠释一切推倒，重起炉灶，欲以训诂学之小识小慧重解经典。而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①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传统易学分为两大派：即汉儒的象数派和宋儒的义理派。汉儒象数派根据卦象来解释卦、爻辞，由于本卦的卦象比较单一，往往不足以解释卦、爻辞的意思，象数学家便发明旁通、飞伏等方法，由一卦变出其他卦，再用新变出之卦的卦象来解释本卦的卦、爻辞。此类方法就是后人所批评的“象外之象”。其方法不仅繁复，而且甚不合理。因为你所解释的是本卦，却用其他卦的卦象来注解，不足以令人信服。当然也有少数卦的卦、爻辞只需用本卦卦象就可以解释得很好，而不须借用其他卦的卦象来解释。但这样的例子比较少，因而汉儒象数派对《易经》的大部份解释，显得牵强附会。 宋儒义理派对于《易经》的解释，强?{以卦名作为一卦的中心思想，将一卦看作一个整体，他们一般不反对用卦象解释卦、爻辞，但反对汉儒那种“象外求象”的方法。他们解《易》更看重爻位、正应等关系。以为自然、社会中有等级、相应等关系，《易经》作为对自然、社会的反映和?模拟，也有同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正是通过《易经》的爻位、正应等方式来体现的。由卦、爻辞与这些爻位、正应等关系相结合，来表达和阐释种种人间的道理，是义理派易学的基本思路。 入清以后，学界出现一种反宋学思潮，起初只批判宋学中的理学思想，到了清中期以后，学者又开始反对宋儒以义理解经的方法。戴震倡导“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解经方法，为学人所推崇。但当时在易学上有成就的学者并未采用此方法来解释《易经》，如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的《虞氏易礼》等采用的是汉儒象数易学的方法。而真正采取“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方法来解释《易经》的，或由现代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开其端。然高亨治学之时，早已不是干嘉时代，而是一个批判传统、以颠覆传统经学为能事的时代。 高亨治《易》，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有人说他“开创了我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非其实也。如将高亨归为易学某一派，不妨称之为“现代易学训诂派”。此派人物非止高亨一人，而高亨实为此派之宗主。 《周易古经今注》一书既不像汉儒那样以卦象来解释卦、爻辞，也不像宋儒那样用爻位、正应等关系来解释卦、爻辞，这就大大增加了卦、爻辞的解释难度。因而高亨采用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来改字解经。改字解经，一向为解经之大忌。采用这种方法，似乎某卦叫什么卦名并不重要；卦爻辞与卦名之间没有了意义的联系；爻辞与爻位之间也变得毫无关系，似乎某一爻辞写在任何爻位上都可以；这就使得爻辞与爻辞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看不到爻辞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时甚至使得单条卦、爻辞的文句也变得毫不连贯，只是不同占筮记录的拼凑而已。因此，由高亨笔下注出的《易经》，不惟毫无义理之可言，简直就是一堆占卜迷信的垃圾。 近数十年来，向学之士绳绳不绝，有求学《易经》者，欲远离江湖术士之易学，而求学术界传统之易学，苦无门径，而多藉现代学者注《易》之书，然而现代学者系统注《易》之书本来少之又少，高亨素享盛名，其《周易古经今注》遂成学者学《易》入门书的上上之选。加之学《易》者又多有“先入为主”的心理习性。所以，此书贻误来学，其过非小。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早年曾在清华国学院读书，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长于训诂考据，一生著述甚多。《周易古经今注》写成于1940年，即高亨四十一岁之时。1960年代加以重订。高亨治《周易》，将《易经》与《易传》分开，改变前人“以传解经”的旧习，诚为卓见。但他完全忽视前人解《易》成就，自出胸臆，仅从自己的文字训诂知识出发，通解《易经》，而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今不恤冒犯前辈之嫌，特对其书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于卦名的轻忽 高亨易学方法的最大失误，首在轻忽《易经》之卦名。他认为，《易经》之初，仅有六十四卦卦形作为区别，而无卦名之称。后人依据卦爻辞(高亨称之为“筮辞”)而追题卦名。他说： 《周易》六十四卦，卦各有名，先有卦名乎？先有筮辞乎？吾不敢确言也。但古人著书，率不名篇，篇名大都为后人所追题，如《书》与《诗》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犹《诗》、《书》之篇名，疑筮辞在先，卦名在后，其初仅有六十四卦形以为别，而无六十四卦名以为称，依筮辞而题卦名，亦后人之所为也。② 《易经》之初，是先有卦名，还是先有卦爻辞？以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文献)而言，我们都无法证明。高亨的观点完全建立在一种推论的基础之上。如依高亨的意见，“其初仅有六十四卦形以为别”，而无卦名作称谓，一人与另一人交流，必指一卦形给另一人看，方可沟通意见。若六十四卦为占筮之用，当筮得某一卦时，也不能向人说筮得某某卦，以其无卦名可供称述也。显然，高亨的意见是说不通的。 若言“依筮辞而题卦名，亦后人之所为”，如《蒙》卦卦、爻辞多言“蒙”字，其卦题名为“蒙”，自然允当。但同样的情况，《干》卦多言“龙”，且“用九”言“群龙无首”，显指六阳爻而言，其卦何以不题名为“龙”而题名为“干”？《姤》卦爻辞三言“包”字，仅一言“姤”字，其卦何以不题名为“包”而题名为“姤”？《渐》卦六爻均出现“鸿渐”字，何以不名其卦其为“鸿”或“鸿渐”，而名其卦为“渐”？《噬嗑》卦多言“噬”字，并无“嗑”字，若依前例，题一“噬”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嗑”字？《大壮》卦多言“壮”字，并无“大”字，若依前例，题一“壮”字即可，又何必增一“大”字？而《坤》、《小畜》、《泰》、《大有》、《中孚》等卦中并无卦名之字，何以独选其字以名卦？等等。像这些问题作者自己也认为是不能由“依筮辞而题卦名”的理论作出解释的，但高亨还是勉强立说，标新立异。 高亨又提出，《易经》之卦名，并无意义，他说： 《周易》卦名，疑为后人追题，原无意义。《十翼》释卦名，亦多与筮辞不合。如《遯》卦筮辞之“遯”皆为“豚”，而《序卦》、《杂卦》并训卦名之“遯”为“退”。《蹇》卦筮辞之“蹇”皆为“謇”，而《彖》、《序卦》、《杂卦》并训为“难”。《夬》卦筮辞之夬为赽，而《彖》、《序卦》、《杂卦》并训卦名之“夬”为“决”。此皆大违经旨。其例甚多，兹不历举。本书不释卦名，但释筮辞中与卦名相同之字而已。③ 高亨所举之例，并不能证明他的观点，而恰成反证。 先看《遯》卦，《周易》原典《遯》卦卦、爻辞皆写作“遯”，《经典释文》称“字又作遯，又作遁，同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郑云‘逃去之名’。《序卦》云：遯者退也。”《序卦》、《杂卦》解“遯”为“退”，本合训诂。高亨以己意将原典之“遯”改作“豚”，反说《遯》卦筮辞之“遯”皆为“豚”，外人读之，以为其有所本，实则逞臆乱说也。至于说到“经旨”，按传统的理解，《遯》卦全卦是讲隐遯退避，当遯之时，晦迹潜光，以远小人。因此，将“遯”理解为“退避”，并不“大违经旨”，而是正合“经旨”。因为《周易》教人，并不一味强?{进取，在特定的政治境遇下，有时隐退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高亨将本卦所有的“遯”字皆释为“豚”，即小猪，全卦皆围绕此“小猪”说事，不知圣人设此卦有何教诫意义？此高亨一味迷信训诂之卑陋也。 再看《夬》卦，《周易》原典《夬》卦爻辞皆写作“夬”，《经典释文》称：“古快反。决也。”《彖》、《序卦》、《杂卦》并训卦名之“夬”为“决”，本合训诂。高亨以己意妄改原典“夬”字为“趹”或“赽”，反说《夬》卦筮辞之夬皆为“赽”，实则逞臆改经。无本之言，不足为训。按传统的解释，《夬》卦之经旨有二：一是教人在不同的境遇下都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二是在君子决去小人的斗争中，要克己从义，不要依违不决。高亨将本卦所有的“夬”字皆释为“趹”或“赽”，认为是行疾之貌，犹今语之“快”，不仅此卦名无甚意义，整个《夬》卦亦无任何教诫意义之可言，则圣人何以系此卦爻辞，岂不是太无聊吗！ 再看《蹇》卦。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蹇借为謇。《一切经音义》十引本卦名作‘謇’。又六二云‘王臣蹇蹇，非躬之故’。《楚辞·离骚》王注、《后汉书·杨震传》李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文选·辨亡论》李注并引‘蹇蹇’作‘謇謇’。此本卦‘蹇’字古本有均作‘謇’字者之证。”今按：《楚辞·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王逸注：“謇謇，忠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文选注》卷五十三《辨亡论上》：“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李善注“謇”字曰：“《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裴松之注中引“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怒而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也。岂非所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欤？”这些材料确实可以说明，当时或有《周易》文本将“王臣蹇蹇”写作“王臣謇謇”，并且将“謇謇”解释为“忠贞”或“忠言”的。然而宋初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已经指出，《周易·蹇卦》“蹇”为正字，“謇”为俗字。他说：“‘王臣蹇蹇’。俗作‘謇’，非。” 《后汉书》卷八十四《杨震传》谓：“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李贤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但同书卷七十三《朱晖传》谓：“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郄无退思之念。”李贤注：“《易，蹇卦》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山上有水，蹇难之象也。六二爻上应于五，五为君位，二宜为臣也。居险难之时，履当其位，不以五在难，私身远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謇与蹇通。”李贤依据卦象对《蹇》卦卦义及对六二爻辞作了精准的解释。同书卷七十五《袁安传》谓：“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李贤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业也。”这足以证明李贤所看到的《周易》文本《蹇》卦就写作“蹇”，偶引“王臣謇蹇”，只是以为“謇”、“蹇”可通而已。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周易》文本，其中《蹇》卦的“蹇”字从“足”而非从“言”，这一新的考古文献足证高亨妄改经*文之非。 高亨还说： 总之，六十四卦卦名，当皆为后人所追题。大多数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义，仅有若干卦名可以体现其卦筮辞之要旨而已。吾人研究《周易》，不必深究其卦名。而《易·十翼》之作者不明乎此，往往讲论卦名，轻下定义，以致陷于纰缪。④ 这里高亨封堵了研究《周易》卦名的途径。其实，《周易》卦名皆与卦象有关，但高亨完全不讲象数，自然不能发现卦象与卦名之间的联系，正如他在《述例》第四条中所说：“象数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晚周人已常言之。后人推衍，益为迷离……本书悉摈而弗录，可云无一语及于象数也。”⑤后世《周易》象数学的确有许多牵强附会的东西，但这不等于《周易》原无象数方面的内容，高亨于象数“悉摈而弗录”的治学态度，导致他对《周易》卦象缺乏起码的研究和理解，以致得出“大多数卦名，不能代表卦象之意义”的草率结论。 高亨在《述例》第五条中说：“《周易》某卦为何系某种卦辞，某爻为何系某种爻辞，某卦之为休为咎，其故安在，某爻之为休为咎，其故安在，均难得正确之理解。《十翼》所言，似有义例，而不融通。后儒之解，穿凿附会，名滋人惑。本书于此略而弗论，但释其筮辞而已。”⑥这是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一书的要害所在，因为你不知道“《周易》某卦为何系某种卦辞，某爻为何系某种爻辞”，那《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岂不是可以乱系吗？若《干》卦的卦辞可以系于《坤》卦，初爻的爻辞可以系于上爻，那六十四卦的形式就成了随人摆放东西的“寄存处”了。“《十翼》所言，似有义例，而不融通”。《易傅》所讲的爻位说、相应说等义例，正是解《易》者所当重视者，至于某些卦不符合其例，即不能完全“融通”，也应研究其不能“融通”之故。义例乃解经之指路明灯，不知义例，只靠训诂解经，不免南辕北辙。此如学外语而不知语法，虽字词皆识，而不明句意。实则一卦之卦名，正是一卦之要旨，得此要旨，“《周易》某卦为何系某种卦辞，某爻为何系某种爻辞”即可迎刃而解。先秦《易传》(《十翼》)中如《彖传》、《大象传》、《序卦》、《杂卦》皆释卦名之意义，虽所释互有参差，但都认为卦名自有其意义，至宋儒时，则更明确地指出卦名乃一卦之本质，如郭雍说：“自一卦论之，原始要终，上下不遗，为一卦之质也。卦名之义，名其质而已。如《干》之为‘干’也，原始要终，知《干》之质为健，故名其卦曰‘干’，至于潜、见、飞、跃，则非质也。六爻之义，刚、柔、动、静、吉、凶、悔、吝之不同，各从其时与物之异而已，是则潜、见、飞、跃之谓也。此卦爻之义不能一也。”⑦高亨不讲一卦之主旨，只讲训诂之末流，是舍大方而趋小道也。在这一点上，晚年的李镜池倒是颇有所悟，他说：“由于易文简古，不易解释，故对卦名和卦、爻辞的联系有许多没有看出来，最近写《周易通义》一书，纔明白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联。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⑧ 二、对于卦、爻辞的怪诞解释 经学本是一门讲究传承、积累的学问，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就是说，学者对于前人的解经成就，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加以继承，在此基础上再图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然而，“五四”以后的学界认为经学是传统文化中“一团最浓最重的迷雾”⑨，必要摧陷而廓清之。因而此后出现的解经著作，完全摒弃固有的经学传统，另辟蹊径，往往以所谓的民俗学、训诂学知识重解经典，而所提出之观念，虽有时不乏新颖之见，但其大多数见解不免光怪陆离、离题万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下举数例。 (一)解“亢龙”为“沆泽之龙” 《干》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亢”之义为极高、盈满，《周易》多有戒人骄盈之意。所以《小象传》说：“盈不可久。”谓上九在最上盈满之位，盈则难久，所谓“物极必变”。不惟《干》卦如此，各卦上爻皆含此义，故易家称上爻为“亢悔之地”。以是，历史上易学诸家于“亢”字皆读本字。而高亨以为“亢”疑借为“沆”，意谓大泽。他对“沆泽”作了冗长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亢龙者，为池泽之龙也。池泽水浅而幅员或小，草多而泥淖或深。龙处其中，为境所困之象也。人为境所困，是为有悔，故曰‘亢龙有悔’。”⑩按爻位之说，由初爻至上爻，本是步步升高，《干》卦九五爻辞已说“飞龙在天”，不应天位之上更有“沆泽”！高亨不明爻位之说，也不信爻位之说，故有此种解释。 (二)解“直方”为“持方舟” 《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无不利。”按传统的解释，《坤》卦六二爻辞用来赞美大地之道至善至美的德行。大地之道，被概括为三个字：“直，方，大。”直，可通于天；方，有法可循，大，无所不载。“不习无不利”，谓自然而然，莫之为而为，无往而不利。高亨断句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释“直”为“持”，为操，释“方”为“并舟”，“直方”为“操方舟”。“方舟以渡，不易倾覆，虽甚不习于操舟之术，亦不致有陨越之虞”。(11) (三)解“包蒙”为“庖人蒙” 《蒙》卦九二爻辞：“包蒙吉，?{妇吉，子克家。”按传统的解释，《蒙》卦九二之爻为治“蒙”之主，面对初爻、三爻、四爻、五爻众多阴爻，伦类不齐，而皆能包容之。故曰“包蒙”。九二以刚接柔，故曰“纳妇”。此卦二至五爻互体有震，震为长子，故曰“子克家”。高亨以?“包蒙吉”之“吉”为衍文。谓“庖人蒙则厨事废，为子娶妇，则中馈有主，子亦有室，故曰包蒙，?{妇吉，子克家”。(12) (四)解“见金”为“见奁金” 《蒙》卦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按传统的解释，六三阴爻为蒙昧的“失位”女性，看见有钱的男人，不能自持，而失身于他。这样的女人还是不娶为好。在政治上，比喻不以正道进取，趋炎附势，无操守之可言，引用这种人，对家、对国都没有好处。而高亨将此句断为“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他解释说，筮遇此爻，不可娶女。娶女则但见奁金，而女之夫将有丧身之祸，无所利。高亨所谓之“奁金”，指女方所带来的嫁妆资产，为什么夫婿见到这些“奁金”，就会有“丧身之祸”呢？殊无道理。 (五)解“干父之蛊”为匡正其父淫邪之妾 《蛊》卦初六爻辞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按传统的解释，“干”为“矫正”、“革治”之义。“蛊”，物有蠹弊之谓。除蠹补弊，谓之“干蛊”。亡父曰“考”。先父所定制度历久而弊端丛生，子承家道，对蠹弊加于“矫正”、“革治”，可使先父无咎遇之责。高亨释“蛊”为女惑男。谓“干父之蛊”，为子匡正其父淫邪之妾。《蛊》卦九二爻辞中又有“干母之蛊，不可贞”的话，高亨则谓子不可干涉其生母闺房之事。就是说，其父淫邪之妾可以匡正之，而自己的生母若有淫邪之行则不能匡正之。这如何又能说“有子，考无咎”呢？(13) (六)解《咸》卦之“咸”为以大斧斩物 《咸》卦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按传统的解释，此卦为男女相感之卦。咸，感也。其各爻爻辞中有“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之语，谓男女爱悦相感，由浅而至深。高亨以为，咸从戊从口。戊为大斧，口为物，以戊斩物为咸。故《咸》卦六“咸”字皆作“斩伤”义。但《咸》九五爻辞：“咸其脢，无悔。”脢是背脊肉，为什么被斩背脊肉而无悔？上六爻辞：“咸其辅颊舌。”高亨改“舌”为“吉”，为什么被斩面颊而吉？(14) (七)解“明夷”作“鸣雉” 《易经》中有《明夷》卦，按传统的说法，此卦坤上离下，离为明，坤为地，明入地下，是谓“明夷”，此卦六五爻辞说：“箕子之明夷，利贞。”是说箕子自晦其明以事商纣王，而内守贞正之道。高亨把“明夷”解释成“鸣雉”，一种善于鸣叫的野鸡，说箕子上山捕获了一只“鸣雉”。这种解释不免太过离谱。(15) 三、对于两个重要字的解释 《周易》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占筮之书，故而当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时，并未被置于焚禁之列。职是之故，《周易》的传承在历史上从未中断。虽然后世儒者因学派不同，所传之文本及章句或有异同，但在总体上各家《易经》文本有极大的趋同性，而对其中一些关键词的理解和解释，也并未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于《易经》中出现较多的“亨”字，除在个别语境下作“享祀”解外，在绝大多数的语境下作“亨通”之义解。至高亨则提出《易经》中的所有“亨”字，皆作“享祀”之义解。《易经》中的“孚”字在传统的易学中皆作“诚信”之义解，而高亨则将大部份之“孚”字或作“俘虏”之义解，或作浮(罚)之义解。由于“亨”、“孚”在《易经》出现的次数颇多，所以影响了对整部《易经》的解释。兹略述如下： (一)关于“亨”字的解释 《易经》中“亨”字甚多，传统经学多以“亨通”解之。高亨提出，《易经》中所有“亨”字，皆作“享祀”解。据高亨统计，《易经》中有“元亨”字十一条，其中一条是《比》卦卦辞：“吉，原筮，元永贞无咎。”高亨以为“元”下当有“亨”字，故也算一条。按：此属增字解经，并无实据。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比》卦卦辞：“备筮(16)，元羕贞，亡咎。不宁方逨，后夫凶。”可证先秦古本《周易·比》卦卦辞“元”下并没有“亨”字。是《易经》中实有“元亨”字共十条。高亨解释，元亨，犹云大享，凡云“元亨”，皆记古人*大享之祭，或谓筮遇此卦可以举行大享之祭。另有“小亨”字两条，高亨解释，小亨，犹云小享，凡云“小亨”，乃记古人举行小享之祭，或谓可以举行小享之祭。其余单书一“亨”字者，共三十一条，其中三条系于爻辞中，二十八条系于卦辞中。高亨解释，以上三十一条，亨字皆即享字，乃即古人举行享祀，或谓可以举行享祀。 按照高亨的说法，《易经》六十四卦中已经有四十一卦(除去系于爻辞的三条)即三分之二的卦都被筮人判定可以举行享祀了。那么《易经》的整理者为什么要保留这样一些记录在《易经》中呢？高亨解说： 《周易》中言“亨”(或享)与“元亨”、“小亨”者甚多，以余观之，皆记当时享祀之事。盖古人尚迷信，敬鬼神，重祭祀。祭祀必筮(或卜)，得吉而后行之。祭祀之前，筮得某卦爻，既得吉矣；祭祀之后，事实果无不吉矣。筮人从而记录于当时所遇卦爻之下，即成为卦爻辞之文句。《周易》中之亨字(或享字)，其来历盖皆如此。(17) 古亨字，有亨、享、烹三义。高亨将《易经》中的“亨”字皆作“享祀”解，不免拘于一隅之见。《萃》卦“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卦辞两言“亨”字，高亨解释说：“古有王者，筮遇此卦，以举行享祀，而至于庙，故记之曰亨……更有古人举行享祀，筮遇此卦，故再记之曰亨。”(18)如果真像高亨所说的那样，《易经》各卦中的“亨”字是古人享祀得吉的记录，那无非表示后人当祭祀之时筮遇此卦，可以放心进行享祀活动。那在一卦中标示一次“亨”字已足，何必要标示两次呢？《易经》文辞本甚简古，此卦卦辞何以如此繁复？更何况将“亨”皆释为“享”，多有扞格不通之处。如《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前言“履虎尾，不咥人”，后接“古人举行享祀”，前后两句，意思毫无关系，有似痴人说梦！又如《同人》卦“同人于野，亨”。高亨先释“同人于野”为田猎之事，田猎必在其野地。又说：“亨即享字，古人举行享祀，曾筮遇此卦，故记之曰亨。”(19)既是田猎之事，怎么又无端扯进享祀！又如，《否》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凶。亨”；“六三，包羞”。高亨认为，初六之“亨”当接六二之“包承”，释为“享包脀”；六二之“亨”当接六三之“包羞”，释为“享包羞”。(20)《大过》卦辞：“栋桡，利有攸往，亨。”高亨认为，此“亨”字当在下文初六字之下，传写之误。(21)高亨为了将自己“亨”即“享祀”的意见说得圆通，不惜改经以就己说，凡此之类，乃为解经之大忌。 (二)关于“孚”字的解释 《易经》中“孚”字甚多，传统经学皆作“诚信”解。高亨认为，《易经》中仅《萃》卦六二爻辞“孚乃利用禴”、《升》卦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兑》卦九二爻辞“孚兑吉”、《中孚》卦卦辞“中孚，豚鱼吉”四处之“孚”为“信”之义。其余“孚”字，或作“俘”解，或作“浮”(“罚”)解。 今举其释“孚”为“俘”之例：《比》卦初六爻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按传统的解释，“比”的意思是亲近。水与地亲密无间，故名此卦为“比”。此卦六爻中，唯九五为阳爻，余皆为阴爻。众阴爻多求欲九五亲近。初六虽居位最下、最远，亦求与九五亲近。“有孚比之，无咎”，“孚”为诚信之意。亲比之道，原以诚信为本。“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缶”为朴素之器，不假文饰。“有孚盈缶”谓朴素之人，诚信充实于内，最终会使外人受到感动，而来找他，给他带来好运气。高亨认为，“孚”即“俘”字，第一句，“有俘”，谓军队虏得敌方之人员财物。是“有孚”(通俘)专指一事。第二句，将“比”释为辅佐，臣辅其君，无咎。此又指一事。第三句，“有孚盈缶”，谓虏得敌方器物满于盆中。第四句，“终来有它，吉”，高亨释“来”作“未”，谓终无意外之患，故吉。爻辞中两“孚”字既然皆作“俘”字解，却又岔开作两事说，那《易经》岂不是语无伦次吗？(22) 《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按传统解释，“盥”谓古代宗庙祭祀之始，盥手酌鬯郁于地以降神，其礼简略，人皆尽其至诚之心、恭肃之意。荐为献牲之礼，礼数繁缛，人易生倦怠。《论语》载孔子之言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孚”为诚信，“颙”为虔敬。“有孚颙若”形容行盥礼者之虔诚庄严。“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喻王者居上临民，当如宗庙祭祀行盥礼之时，尽其诚敬之心，以为天下观法。高亨将“孚”解释为“俘”。谓虏获敌方之人员。颙，大貌。谓其人之大。祭不荐牲，乃因有俘，可杀之以代牲。高亨解《易经》之“孚”(俘)多有此类血腥味者。(23) 《易经》中的“孚”字有时与“心”字直接联系，表“诚信”之意甚为明显，高亨于此则将“心”字改为“之”字。如《坎》卦卦辞，高亨释读如下：“习(疑衍)坎。有孚(俘)维心(之)。亨(享)。行有尚(赏)。”一个十字的卦辞，竟拟改五字之多！并说：《益》卦九五卦辞“有孚惠心”，“心”字亦“之”字之讹，可以互证。(24)亦彼之错改，来证此之错改，其方法亦令人惊愕！ 再举高亨释“孚”为“浮”(“罚”)之例：《泰》卦九三爻辞中有“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之语，按传统的解释，谓不恤一己之利害，尽诚信以辅君，其于食禄则有福益。高亨释“孚”为“浮”，再转为“罚”。谓筮遇此爻，勿忧其罚，乃在祭祀之时，受饮祭神余酒之罚也。(25)然既是“祭祀之时受饮祭神余酒”，怎么又会称“罚”呢？ 近年传统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大兴，其中尤为人们所热衷者，乃在《周易》。而港台新近又流行“八卦”一语，如“八卦新闻”之类，乃将“八卦”看作“乱说”之同义语，隐谓讲《周易》者多胡说乱道也。考今之易学，无非两类：一类为江湖易学，一类为学者易学。昔吾曾认为，胡说乱道者，江湖易学也。学者易学，非胡说乱道者，学《易》当学学者之《易》。今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岂非另一类之胡说乱道吗？经学久废，大道湮厄。吾批评高亨，非批评其一人，乃在批评此种诬经之学风，亦望学人重返经学之正途。此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注释： ①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周易古经今注》，第24页。 ③《周易古经今注》，第10～11页。 ④《周易古经今注》，第45页。 ⑤同上，第10页。 ⑥同上。 ⑦郭雍：《郭氏传家易说》卷八，四库全书本。 ⑧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91页。 ⑨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80页。 ⑩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64页。 (11)同上，第167页。 (12)同上，第174页。 (13)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15页。 (14)同上，第249～251页。 (15)同上，第263～267页。 (16)以上参见《周易古经今注》，第110～111页。 (17)《周易古经今注》，第48页。 (18)同上，第288页。 (19)同上，第200页。 (20)参见《周易古经今注》，第196～197页。 (21)参见《周易古经今注》，第239页。 (22)同上，第184页。 (23)同上，第219页。 (24)同上，第242、281页。 (25)同上，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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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4 11:09:32
发表于 2015-9-14 11:5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