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祥：我带着氢弹着陆

好蛋 · 发表于 2016-4-16 18:04:15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9-30 08:19 编辑

杨国祥：我带着氢弹着陆

　　有着“彝族之鹰”美誉的杨国祥

　　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强五飞机

　　1967年，我国成功地研制了第一颗氢弹。为了提高氢弹在实战中的作用，中央决定将空投第一颗氢弹的任务交给强击机航空兵第五师。1972年1月7日，第五师十四团团长杨国祥成功驾机投掷氢弹“狂飙一号”并创造了带着未投下的氢弹着陆这一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好多年过去了，杨国祥依然清晰地记得那辉煌而光荣的一刻。

　　1.受命：担任投掷氢弹试验主飞行员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中央决心自主研制出导弹、原子弹，指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管他什么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有。”
　　为了研制出“两弹”，无数科学研工作者在戈壁滩里奋斗了—生，数万指战员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沙漠。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然而要使氢弹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须能运载，能投掷。为成功投掷第一颗氢弹，我在新疆、甘肃等地的大沙漠里生活了7个多月，飞行了数百架次。
　　在我（杨国祥，下同）担任强五飞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的时候，二机部九院氢弹设计所的陈幼玲找到我，要我对投掷氢弹用什么运载工具提出意见。当时，我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投掷核武器主要采用导弹火箭发射和飞机运载投掷两种办法。用导弹发射易受敌人干扰，准确度差，价格昂贵。用飞机运载，常规是用轰炸机投掷核弹，但在当今先进的电子雷达时代，轰炸机目标大易被敌人发现，在飞行途中就易被击毁引爆。如果用我国现行装备的歼击机运载核武器，由于航程短，飞机强度不高，载重量不大，况且我国不能生产比较小型的氢弹，所以，这也不是办法。如果用我国设计生产的强五飞机作运载工具，倒是很有希望。我进一步表态说：“如果相信我，尽管我已40岁了，我还可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建设出把力。”
　　1970年4月中旬，有关方面打来电话指示，要我立即到江西320厂，有重要任务。我赶到江西后，空军工程部张开轶部长向我传达了中央、国务院批准关于用强五飞机投掷氢弹的决定，说：“我们要你来江西，是为了决定改装核武器的投弹设计方案。定了方案，才能改装。因这次试验是一个人驾机进行，任何差错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会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因此，空军和国防科工委共同推荐你来担任这项任务。”接受任务后，我没有休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先看了挂弹实施方案，又到飞机上实地查看，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两天的讨论比较，我发表了个人意见：我认为挂弹方式采用机身下部半埋式，即采用美国F-4战斗机投掷核弹用的挂钩形式。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挂钩还要作适当改进。这样，飞机不需要进行大的改装，工作量不大，可以保证在1970年10月前交给部队几架改进的强五飞机。我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并一致同意把改装的“强五”定名为“强五K飞机”。 1970年6月，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我为强五K飞机进行核试验的主飞行员，备飞行员也由我们师选派。

　　2.训练：历经上百次的投弹试验
　　系统的飞行投弹训练立即展开了。当时，上级对训练的要求是“准时、投准、安全”。训练开始，有的领导提出用轰炸机在高空投弹的方式进行试飞。试飞10多天，安全性倒很好，但强五K飞机没有轰炸机装备的投弹瞄准设备，弹投不准，时间也掌握不准。后来又改用俯冲投弹方法进行试验，投弹准确性倒是提高了，但空中俯冲投弹的方法，不符合实战要求而不能采用。在训练实践中，我一方面学习国外有关投弹的经验，另—方面总结自己多年作战、训练的飞行经验，决心一定要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通过严格训练来找到既准确，又安全并合乎实践要求的投弹方法。最后我大胆提出用强五K飞机以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方法试飞。这个方案一提出来，有的领导表示反对，说时间这么紧，任务这么重，用安全保险的方法完成试飞任务就行了，像这样把氢弹甩来甩去的，甩出问题怎么办？
　　由于投弹方法意见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方面通知我和备飞行员、宋占元师长等有关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决定投掷氢弹的方法问题。会议一开始，领导同志说：开一个小会，听一听部队同志对强五飞机参加核试验有关投弹方面的意见。当时，我简要地汇报了3个多月来用各种方法进行投弹的情况，其中主要讲了低空、高速、上仰的投弹方法，说明用这种方法投弹的理论根据。最后，空军领导肯定了低空、高速、上仰投弹的方法，指出用这样的方法试验有战略眼光。领导同志同时强调，这种方法过去飞得少，没有经验，要我们回去抓紧训练，保证飞行安全。
　　1970年l1月30日，我们转场到试验基地机场，只做了两天的准备工作，就按计划到试验场试飞投弹训练。试验场在罗布泊，距试验基地机场300多公里，需要飞行几十分钟。我每天驾驶飞机进行严格的试投氢弹训练，连续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相同模型氢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同的遥测氢弹。经过严格的投弹试验，我的投弹技术已达到执行任务的标淮，就等氢弹运到，进行投掷试验。

3.险情：带弹成功返回基地
　　1971年11月，有关方面命令我们飞行投掷小分队到试验基地集合。国防科委朱光亚(1924-2011)副主任和九院两位院长也到了基地。总指挥是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1912-1994)，试验场指挥是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1918-2014)，我们小分队只去了4架飞机，5个飞行员。1971年12月30日，我乘车到机场，走到隐蔽飞机的白色充气橡皮房子里，两次检查了已携带好氢弹的强击机，科技人员再次认真检查了飞机腹部的氢弹，一切都良好。九院的一位领导把打开氢弹保险的钥匙递给我，并说：“请你打开吧”，我没有接，轻轻地对领导说：“还是您亲自打开吧。”他点了一下头，马上蹲到飞机底部，打开了氢弹第一道保险。起飞检查完毕，我跨入飞机座舱，随着命令，飞机被推出橡皮房子，启动，将飞机滑向起飞线。

　　根据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飞机将在12时20分起飞，氢弹在下午1点整准时爆炸。起飞时间一到，宋占元(1929-1999)师长根据指挥部命令，立即下达了起飞命令。随即，一颗绿色信号弹划过长空。我一听到起飞命令，马上加大油门，把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增速、拉起、爬高……当飞机已飞临靶标上空时，我又打开了一个开关，解除了氢弹的第4道保险。飞机离靶标20公里，我校正了各种数据，打开了时统开关。这是一种高频无线电发射装置，起两个作用：一是基地可根据时统装置发出信号，计算零点起爆时间；再就是告诉地面，飞行员已下决心，马上要拉起投弹了。

　　飞到9公里处拉起点时，我一拉驾驶杆，机头仰起来，飞机向空中冲刺，仰度到45度时，我马上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并迅速转飞回来。但氢弹没有按预先计划的那样掉下去，这意外让我一怔，但不紧张，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没错，我马上向塔台报告：“天山！天山！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同意应急投。”“明白。” 我又重新校正航线，距靶标9公里处，拉起……按下应急开关……氢弹仍躺在弹舱里。我又再次用超应急方法投了一次，氢弹还是没有下去。飞机油料不多了，氢弹投不下去，怎么办？我紧张思考这一问题。瞬间，闪过了3个方案：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这不可取；驾机到大沙漠中，人机同归于尽，这可以保证基地和试验场人员的生命安全，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将毁之一旦，原因找不到，我国这项研究不知又要被推迟多少年，这办法也不可取；这时我想到了把氢弹带回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案，带着数万吨级当量的氢弹着陆，能行吗？但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存在——把保险卡销卡住，氢弹决不会掉下来，着陆可发挥自己熟练的飞行技术，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就可以防止爆炸。我主意一定，决心带氢弹返航着陆。
　　杨焕民司令员紧急请示北京指挥部转周恩来(1898-1976)总理：“2178投不下去！” 周恩来总理指示：“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杨司令员：“飞行员说，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不同意跳，他请求带弹着陆。” 周恩来总理：“带弹着陆？……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基地所有的人都要钻地道。” 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传到我耳中，我立即按规定的航线返航。（注：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氢弹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机场大多数工作人员撤入了防空洞，只留下个别塔台上的操作者，师长宋占元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并亲自指挥飞机降落。）

　　飞机飞临机场，当时我全神贯注，准确地做着每一个着陆动作。飞机距地面6米，我缓缓地向后拉杆，飞机稍稍仰起头，下沉速度也慢了起来。距地一米，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又开始下沉……终于，两个主轮在“T”布旁“哧”地一声接地了。我放出了巨大的阻力伞，飞机终于安全地停下了。
　　氢弹没有爆炸，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这次带着氢弹着陆，在中国人民空军史上，记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事故原因也被我们找到了，是因为推送装置变形造成的。这次投掷失败，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阴影。那几天，指挥部里不断召开决策会议，讨论要不要按原计划进行试验。1972年1月3日召开的决策会，争论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定不下来，有人便提议听听我的意见。我被叫到指挥部杨司令员办公室，首|长问我：“老杨，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回答说：“科学试验总有成功和失败，现投掷系统已进行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下决心再次试验，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中央的命令。”

　　4.胜利：第一枚实战氢弹爆炸成功
　　再次试验计划，定于1972年1月7日北京时间13点整进行爆炸。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褐色的云层覆盖在机场上空。我登机之前，司令员再三嘱咐我：“天气复杂，要谨慎小心，实在不行，不要勉强。”登机、滑行、起飞…… 试验场区天气尚好，我完成了一系列驾驶动作，转弯、俯冲、增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到45度时，我用力按下了投弹按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我明白是氢弹投下去了……天地间迅速升起了一柱滚滚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美苏核垄断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我驾机胜利返航，机场的雪越下越大，能见度极差，我沉着地对准导航台，距机场两公里才看见了跑道，安全着陆。等我把飞机滑到安全地带，就被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包围了，人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都争着来看望我。大家都沉浸在核试验成功的喜悦之中，杨焕民司令员对我说：“老杨好样的，你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九院领导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大家谢谢你。”我只是点头，想说，但喉咙哽塞，两眼充满了胜利的泪花。是党指引我创造了人间奇迹，我决不敢把成绩都记在我的头上，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屹立着千千万万科学技术人员和指战员。

　　这架执行过光荣使命的战机如今陈列在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

　　人物小传：
　　杨国祥，彝族，1929年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今玉溪市红塔区）。1948年春，杨国祥考入峨山地下党领导的峨山中学； 1948年10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 1949年杨国祥参加滇中游击武装，任指导员等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在全军选拔第一代飞行学员，杨国祥被保送航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空五师任飞行员，并光荣地参加了国庆三周年检阅。在部队，他曾多次立功受奖。1956年在全军军事大比武中获校阅选拔赛第一名。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杨国祥为强五K飞机载氢弹投掷试验的主飞行员。1971年12月30日进行首次试验，由于飞机故障，投掷未能成功，在关键时刻，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杨国祥果断决定带弹着陆，经批准后，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实现了安全着陆。对此，周恩来总理给予高度赞扬：“带着氢弹着陆，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带弹投掷并获得了成功，至此，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实战氢弹。
　　1975年，杨国祥被任命为空五师副师长。1980年12月任昆明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并参与了某型导弹的研制工作。为支援地方建设，在1982年和1983年，杨国祥组织部分驻昆空军部队，完成了在云贵高原飞播300多万亩树种的任务。1984年离职后，为抢救云南地下党史和“边纵”史，杨国祥又投身于征集党史资料的工作。1986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奖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23个项目，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在投掷我国第一颗氢弹期间又由杨国祥试飞和主持改装的第一架超音速强击机为获特等奖项目之一，杨国祥本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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