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味权力者的智慧与挣扎

三人行

“愚昧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如果慈禧真的愚昧而守旧她能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俯首帖耳？能操控清朝最高权力垂五十年？能在农民起义、汉人实力派、列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冲击和眈视之下，力保清朝皇权在她身殁之前不坠？
国人总爱用日本的明治天皇与慈禧做对比，可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为天皇带来了权力；而中国的改革却会削弱慈禧的权力。对于慈禧以及与她类似的自中国传统土壤成长起来的政治强人们而言，改革的底线就在于是否危及她的权力。古往今来，又有谁见过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自解权柄的？
有基于此，“重读”慈禧并非为慈禧翻案，而只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究中国的政治强人们的执政逻辑。而慈禧无疑是中国政治强人这样一种“生物”的标本式人物。</

三人行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地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浑蛋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10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被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200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地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来源:《女人当国》 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三人行

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进步运动。它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揭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序幕，它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中心，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带耒了一系列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変化。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了。当時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这些人妄自尊大，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新生事物，固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 、军机大臣、大学士桂良和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湘淮集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介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的‘自强’、‘求富’，决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首先是把“心腹之患”的大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才是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因此，开始实行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首先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科学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的退让、妥协，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加强镇压太平军、捻军。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大炮等军火。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的淮军在松江筹迠洋炮局、又先后在苏州办了两亇洋炮局、1865年在上海迠立起中国第一座大型综合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将苏州炮局西迁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为“剿捻”制造枪枝、弹药。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中国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华北地区“剿捻”用的军事装备。在四大军事企业中江南、福州两局还带有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意图。近代军用工业虽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並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借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之机，加强和加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簾价商品输入激增，尤其是同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品，使外贸由出超変成了入超，加之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占台，使一部份开明官僚士绅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抵御外侮、挽回权利的思潮，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的练军；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扩大原有军用工业外，还着重于民用企业的创建，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就是由军事工业向民用企业转変的标志。

洋务派增加了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1870年开始筹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日本侵台、“海防议起”，清政府向英、德订购舰只建立起南洋、福建、北洋水师，重奌建设北洋水师。使得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起了一定的抵御外侮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外，大多为官督商办。主要的有:1873年开业的轮船招商局到1877年收买旗昌船产，后迫使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进而又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它金属矿芷；九十年代初，湖北张之洞办成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采煤、采铁的钢铁联合企业；李鸿章、盛宣怀督办的津沽、津沪、长江、闵、浙、沪、粤等地，乃至通向全国、欧洲的电线架设；八十年代初左宗棠在兰州的机器织呢局和上海的机器织布局；1893年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

在洋务运动初兴时，为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不得不依靠外人。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淸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同文馆，又在上海、广州设方言馆。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要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岀国留学便摆上日程:1872年120名幼童留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派遣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始自福州船政局，不仅至美、英、法，还到德国学习陆军、到欧、美学习冶炼钢铁。八十年代更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业性的学堂，如:天津、上海、南京的电报学堂、广州的西学馆、台湾的西学堂、吉林的表正书院，以及商务学堂、医务学堂、矿务学堂、天津、广州、威海的水师学堂、广州的水陆师学堂等等，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使八十年代社会上岀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早期改良仑义倾向的社会思潮，如王韬、郑观应等，把东西方各国的君主专制、君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中国，提岀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它们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扼制下，不能正常发展，但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在艰难曲折中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事业的得以开展，除中央政府的奕 、文祥等人及地方政府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外，根本上是慈禧太后在起作用，慈禧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当年她春秋正盛（三十多岁），她经历了内忧外患无日不在的咸丰朝的太平天国全国性的大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狩”热河。这些复杂、艰难的局势，对于工於心计、抱负远大的慈禧耒说，是记忆犹新的。她曾相机行事:在咸丰朝参予政事，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建湘军，消灭太平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因对国情、世情知之甚少，认为“泱泱大国”怎能败于“幺尔小夷”，强硬主战，“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却不乏其维护统治阶级的“爱国”一面。尤其“辛酉政変”后，喜欢读书的慈禧，学习了“儒学”的精髓，在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后，重用恭亲王奕 、充分信任汉人，给曾国藩以真正的军政实权，初步稳定了政局，自然更想干一番事业的。因此，她对新的事物是比较感兴趣的，她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是很自然的。同治朝的“西风东渐、洋务兴起”正是在慈禧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从同治元年（1867年）关于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曾进行一场大辩论就可看岀。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奕 上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学到对制造机器、火器起到关键作用的根本知识。慈禧认为可以，便以同治帝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 又联衔再上一折，进一步阐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道理，批驳了‘此举为不急之务’、‘捨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师法西人深为可耻’等反对设馆的谬论，明确提岀“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又上折蔫从三品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总馆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提高同文馆的地位。

慈禧当天便予以批覄，不仅同意奕 的举蔫，还指示徐继畲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可见她对洋务派的支持。正月二十三日还发布懿旨，奖叙奕 等洋务派官员，肯定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然而，正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慈禧明确地、不客气的加以申斥，认为张的奏折毫无价值，不用讨论。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同治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却上折支持张盛藻，反对设天文算学馆，提岀“何必师事夷人”、“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一时京城内外诋毁奕 的谣言四起，妄图挑拨慈禧和奕 的关系。奕 针对倭仁的攻诘，则予以坚决反击。

由于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大师又是帝师，位高权重，慈禧口传谕旨，叫倭仁看总理衙门和曾国藩等上的折子，想以此改変倭仁立场。不料倭仁的态度甚为固执，三月初八日又上一折，认为办天文算学馆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慈禧与奕 则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倭仁讲何必夷人，那么就请他保举，慈禧更命倭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请辞，不准。期间，守旧派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知州杨廷熙等均上奏:认为“同仁馆之设，有十不可解。

请求收回成命，以杜乱萌”。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顽固派意见。慈禧十分生气，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措辞极其严厉，态度鲜明地痛诋了倭仁等顽固派，坚决站在奕 等洋务派一边，为这场斗争激烈的大辩论画上了句号，九月十五日天文算学馆正式开学。在这半年大辩论中慈禧一直十分关注天文算学馆，她借同治名义，先后发岀十道谕旨，观奌鲜明、态度坚决，甚至故意捉弄倭仁，直到这亇老夫子完全告侥。慈禧是当时大清帝国乾纲独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她的支持，一切关系到国家的重大举措是绝不可能实施的。因此，洋务运动的兴起，根本上是慈禧在起作用。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达到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目的，他们决不敢、也不可能把专制制度改为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即使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决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侵蚀和阻挠，最终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的。《馬关条约》的簽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三人行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继续为您揭秘慈禧真相。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我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三人行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来源《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 出版社:中华书局）

三人行

最近偶尔读到一段史料:1881年4月30日，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兵轮在小阳山洋面（东经121°57’，北纬30°40’）发生触礁，损伤两处龙骨。我心中不由打了个激灵，这个“小阳山”，是否就是如今正在建设的小洋山呢？我尝试用“谷歌地球”搜索经纬度，果然，鼠标的箭头停留在东海大桥的西面，距离欣欣向荣的深水港码头，不过数浬之遥。

“威远”是1877年下水的铁胁木壳军舰。排水量1268吨，航速11节。出事之时，正奉调从福建驶往北洋途中。福建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建的大型造船企业，“威远”是其建造的第20条舰船。然而当时，无论近代企业，还是近代军队，都缺乏严格管理，官兵军事素质和纪律饱受各方诟病。事故发生后，右庶子陈宝琛上奏弹劾。

事隔一年后，1882年5月11日，船政大臣黎兆棠奏报调查结果:上年“威远”在小阳山洋面“向东北偏北一字而行，突闻触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搜看，并无渗漏松缝。细查海图，亦无暗礁沙线，未知水底何物，当时行驶如常。抵沪由机器制造局勘验，计伤损龙骨两处，估需拆修护板，木工及木料等共银一千五百余两。”又称“泰安”轮船三十四名水手寄禀到船政衙门，揭发管驾周凤震虚捏人数。经派员查明，该船按月支领口粮银两并无丝毫克扣，船员对联名呈控毫不知情。还称育才根本，全在学堂。从前练童得力，训练帆船延洋教习试之洪波巨浪之中。现帆船朽废，练童只能分派兵船实习，惟有赶紧筹款，仍购帆船驶洋教练，方可长其胆艺，以储干济之才。

黎兆棠的奏折，是个典型的官式报告，基本上否认问题，抹平矛盾。比如“威远”，既无碰坏，亦无漏水，为何要花一千五百两银子去维修呢？对于纪律涣散，黎兆棠也不认账，但实际上，这个恶习，后来从福建蔓延到北洋，其本质，就是不认真训练，高级军官带头腐败，军事技能差，部队没有战斗力。到甲午战败，总结失利原因，这几条再次被屡屡提及。

难得的是，慈禧太后在这个奏折上，硃笔批示，表明自己的态度:

据奏“威远”、“泰安”二船，一系无心误碰，一系被人诬告，均著毋庸置议。惟船政局积弊甚多，务当尽力厘剔。帆船一项，著赶紧购买，以资练习。船政局之设，于今二十年矣，一切事宜总当熟悉。乃造船仍延洋匠，管驾则仍用洋人，欲望其制敌，难矣。至于船中诸弊，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咎由攸归，凛之！

太后意思是说，“威远”、“泰安”问题，你们说船长没有责任，我可以不处理；陈宝琛批评训练废弛，你们乘机跟我要经费买练习舰，我也同意。但我提醒你们，船政局已经办了二十年，各项事宜总该掌握了。如果一切仍靠洋人，还能克敌制胜吗？管理中的积弊，你们赶紧给我纠正，如果不能破除情面，再出什么事儿，朝廷就要追究责任了！

按照清朝处理公文的流程，皇帝、皇太后看了大臣所上奏折，或通过军机处拟旨，或亲笔批示。亲笔硃批的，一般也仅是“知道了”，写大段文字的相对较少。所以这件慈禧太后对小阳山附近海事事故的批语，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平常民间很少看到慈禧太后的手迹，偶尔颁发的一些赏赐性题字，多数也由别人代笔。从照片看到，慈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文意还不通顺（“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云云，“非”字似为衍字），但可看出她对船政局的事，既高度关切，又过于宽容，责任人未受追究，都轻松过关。

在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各种奏折中，我还看到过慈禧太后另外两次亲笔懿旨。一道是同年10月3日，李鸿章议复张佩纶折。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认为，日本并吞琉球，又在朝鲜发动壬午事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船，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李鸿章表示，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应先练水师，再图东征。对此，慈禧亲撰懿旨曰:

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另一次是在1885年夏天，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仿造法国军舰式样，建造新式钢甲舰，李鸿章认为裴氏所荐军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请朝廷“勿任轻掷帑金”，而慈禧却支持福建船政探索仿制新式军舰，硃笔写下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著准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催，毋得草率偷减，乃得有名无实。

从这些批件看出，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的想象。仅仅追究她后来挪用海军经费去建颐和园，给海军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够全面。中国近代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巨大变革，培养民族精神，提升组织效能，克服内生性腐败，都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环节，如果做不到，光凭装备，也无法取得胜利。从这点上检讨，后人更应当追究慈禧太后对1881年“威远”触礁事件和“泰安”腐败案的姑息。

三人行

定远舰



甲午海战中丰岛海战画图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

三人行

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三人行

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5)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6)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7)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匡力 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13)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4)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准讲解”。但有一个条件，:“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15)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津海关道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16)即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17)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18)，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19)“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20)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21)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22)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应该看到，帝后党争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从此时起，和战之争开始成为帝后党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迄于年底，这场斗争终以帝党的屈服而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而且随着清政府推行乞和方针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它的高潮。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不能说主战的就是帝党，主和的就是后党，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与帝后党争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生和发展，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大有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叶部“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23)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这次较量是围绕着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的。

先是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两天后的27日军机处接到消息。是日，翁同龢记道:“樵野(张荫桓)信，言我兵船在牙山口外被击败退。”(24)这虽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有令枢府衮衮诸公感到兴奋之处。因为日本击沉的高升号船是英国船，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李鸿章即电总理衙门称:“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25)此其一。与此同时，又据传牙山陆上开战，“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26)，我获大胜。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讹传，但当时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此其二。何况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訥(NichoLas R.O′Conor)亲言，英国政府“将合五国(英、德、法、美、俄)勒令(日本)撤兵”，并称“失此机会可惜”。连翁同龢也认为欧使“其言确凿可凭”(27)，其他枢府诸臣自然不能不信。此其三。基于上述情况，在军机处内部，无论原先是主和还是主战，皆信心大增，会奏称:“现据李鸿章电报，倭兵已在牙山击我兵船，并击沉英船一只，狂悖已极，万难姑容。且衅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决战，尤属理直气壮。”(28)就是说，决定要对日宣战了。但是，慈禧老谋深算，虽此时不动声色，却紧抓住最高权力惟恐失去掌控。

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谋，但观望徘徊”(29)，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其贤。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30)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政”。翁同龢记其事曰:“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稿见示。……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31)折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32)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33)，遂成为帝党的中坚。但从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光绪特别倚重翁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34)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35)，以抗衡之。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36)，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37)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叹曰:“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38)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机诸臣，谓:“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昔。未审将来何以待之？”(39)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窃弄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折中最后提出:“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40)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请其裁夺。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帝党本想罢孙，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试想: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光绪怎敢将其罢黜？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41)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45)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46) 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 Tvanvich 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 P. 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当天，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 两人进宫密商。此后连日如此。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5)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果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何事如此机密？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翁辞不受命，对曰:“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又改变话题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翁既答应赴津，慈禧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违心地衔命赴津。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的话:“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不无担忧地问:“俄连而英起，奈何？”李斩钉截铁地答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56)10月4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喀(西尼)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57) 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推行其求和方针了。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 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据赫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赫德记其事道:“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4点谈到6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58)

10月9日，赫德接到伦敦来电:“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提出，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给战费。”(59)并告诉已训令欧格訥只与赫德单独接触。13日，欧格訥由烟台回到北京，即日到总理衙门，“促邸(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给)兵费。限明日三(点)钟回复。”14日，军机处议事，奕訢将欧格訥所言告知，孙毓汶和徐用仪意气甚盛，认为别无选择，谓:“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对此，翁同龢和李鸿藻则加以反对，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汹汹，坚持不可。双方争执良久，亦无结果。是日午初，慈禧召见枢臣，对英使二条表态，谓第一条“固俯允”，第二条亦“可商”。翁、李力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慈禧曰:“若多仍不允。” 孙、徐仍言:“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赔款事终于由慈禧拍板定案。翁氏当日在日记中写道:“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60)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制，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于是，此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0月27日到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

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清廷大为震惊。10月27日天未明，忽有奏事官传慈禧召见枢臣。是日，慈禧“焦劳，色甚不怿，论军事语颇多”。(61)然君臣皆计无所出。面对如此危急局面，帝后两党都在急谋对策。

此时，帝党仍然坚持反对议和，先有编修戴鸿慈等6人连衔及冯煦单衔上奏，指斥和议，后又有文廷式奏参枢臣和疆臣，其奏曰:“寇侵大邦，事机危返，……即当盈廷一心，力筹攻战，而枢府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不知倭人所攻必取，所谋必得，何恤于我而肯从和议哉？徒为所欺，以延误岁月而已！……应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62)与此同时，帝党还准备采纳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 ken)的两项建议:一是加强海军，“速购智力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一是改革军制，“另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63)但是，由于后党掌控着局面，中止乞和方针既不可能，汉纳根的强军方案也被搁置下来。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戌、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64)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訢为督办，奕匡力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利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65)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66)，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当时，帝党是坚决反对议和的。有一次，慈禧召见军机大臣，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请各国调处。翁同龢加以反对曰:“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又一次，奕訢奏陈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先派员赴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慈禧遍询枢臣意见，翁亦不表赞同，云:“释疑忌则可，其他未敢知，且偏重尤不可。”(67)光绪对议和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清楚，翁同龢赞其“剖决精明，事理切当”(68)，为之庆幸不已。但光绪终究无法改变慈禧的决定，他处事也不够成熟老练，竟忍不住对奏言各国欲为中日调停的奕匡力大发脾气。(69)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递一文书给总理衙门，大意谓:“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自主，并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呈此稿时，光绪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70)这时，他心情烦躁，忘了自己的处境，贸然降谕整顿军机处，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为由，将两人逐出军机。(71)这是一步后果严重的错棋！因为这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机处的格局，也无法制止乞和的活动。特别是额、张都为慈禧所信任，两个人的特点都是惟上命是从，办事“谨慎小心，允(克)称厥职”(72)，张还在慈禧六旬万寿时奉旨总办庆典，光绪将两人罢黜惹得慈禧十分恼怒，使她完全失去了耐性，从而导致了帝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为了迫使帝党就范，慈禧终于亲自出面向光绪施压了。11月2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枢府诸臣，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处分光绪的爱妃，光绪不敢违抗，当天降旨遵行。过了两天，即28日，慈禧气犹未消，继续当着群臣的面谈及瑾、珍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宣谕将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处死。在盛怒之下，还提及文廷式弹劾孙毓汶一折，斥为“语涉狂诞”，声称“事定当将比辈整顿”。(73)到29日，她又谕将派赴热河招募团练的二妃之兄志锐撤回，后又将其贬出北京。数日之内，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贬志锐，其矛头都是对着光绪的。帝党成员叶昌炽记道:“闻宫廷种种龃龉，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可怕，可怕！”(74)即谓此也。

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不降心相从，但众多帝党官员反对和议，还在继续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维峻于12月25日所上《力阻和议疏》，将矛头直指慈禧及其心腹太监李莲英，称:“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75)28日，光绪览奏，大为震惊，深恐不为慈禧见凉，借此以兴大狱，逐降旨将安维峻遣戌军台。

在此阶段，光绪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不得不暂时妥协。连一直反对议和的翁同龢却也变了语气，婉转地表示不反对议和，对慈禧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76)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这就决定了帝党失败的命运。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慈禧排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阻力，便可以放开手干下去了。所以，尽管此后仍有和战之争发生，但已与帝后党争无关了。

三 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

关于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历来论者多有评说，观点各异。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是认为甲午和战之争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面对日本的侵略，一派主张抵抗，另一派则主张屈辱求和，故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现在看来，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必须考虑到其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日本蓄谋挑起战端，但还是存在有利于和的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及时地抓住。如早在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前，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力请“班师”，速“派轮接队内渡，免起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77)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从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的狼狈处境看，如果当时清军及时实行战略退却，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但李鸿章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有利于和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78)聂士成建议“班师”之日，正是李鸿章“望和”之时。这样就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本，使其“先发制我”。聂士成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其后，张謇奏参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79)，良有以也。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后，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主和派成为失败论者，他们还要去一心乞和只能是屈服和投降，是绝对不能肯定的。

同样，对主战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主战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从主战派的议论看可归纳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认为日本是小国，人力不足，财力匮乏，与中国无法相比。如谓:“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力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加之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战事未及十次，国中人财俱竭。观其搜括军资，税及倡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空虚之状，已显而有征。度之于势，人强乎否乎？理既悖逆，势又孱弱，我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80))因此，我只要“认真拣选英锐，奋力一战，誓扫倭奴，以为跋扈不顺者警”，“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81)速战论者反对持久论，认为古今异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持久战适于古而不适于今:“从古大与小敌，利于持久，小与大敌，利于速战。盖大国人民众也，粮食饶也，财用足也，器械备也，凡可以持久者，十备于小国，与之相持不决，以待其弊，故不战而屈人者也。……窃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以为大与小敌，小不能分兵扰我，固可持久胜之，小能分兵扰我，则我防不胜防，持久适足以败事也。”(82)职是之故，“中国之利在速。”(83)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做出了速战速胜的错误估计，在战争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第二种，是奇攻论。奇攻论者也主张速战，但认为可以奇攻奏效。当中日两国宣战之初，即有论者提出“围魏救赵”说，主张“趋兵蓬岛，直抵扶桑，倭奴首尾无援，自必疲于奔命，则高丽之倭兵自退，而我国之疆圉以安”。其法是:“宜用水师十万众，直抵倭邦，游戈于各海口外，以为疑兵。又分五万众，乘风波浪，驶往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分倭奴之兵为三，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或提出:“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各战舰连樯衔尾，鼓轮而东捣其对马岛，覆其水师后援，而驻高(朝鲜)陆兵之归路断，将不战自溃矣。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84)甚至建议:“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经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85)这种奇攻论，曾不断有人以不同形式反复地提出来，在主战派官员中甚有市场，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看到他本人对一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其中，多有速战者及奇攻论者的建议，也可见翁氏对此论的浓厚兴趣。

三人行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清政府方面居于关键位置的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对策是否基本一致？如说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与斗争，那么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史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体现之一，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行，在方法上固然也可以“多样化”。但有一点似应注意的是，这和分析任何历史问题一样，看来都应遵循列宁所说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个人颇为欣赏戚其章同志的看法(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载《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要做出全面、确切的评价，不能以他们的个别表现为据。如说组织抗战，当然不能认为一贯被视为主“和”的西太后、李鸿章在这方面就一点表示和作为都没有；再说对于谈和，同样被一些同志作为主“战”的代表人物的光绪帝，也并非对此未曾有过意向如此等等。但对他们各自的表现做出“联系”性的综合考察时，便不难发现其间的确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又不是孤立的，已赋予了新的含义。另外，同一阶级中的人，一般说来，他们对于客观事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都要受其阶级地位的制约，即有其“共性”。然而，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激化时，在一个阶级的营垒里也会发生分化，产生“个性”，这在中外的历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因而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也不应忽视其“个性”。

本文，亦就与此有关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希望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以西太后为轴心形成的封建顽固派（其中多为后党官僚），在清廷之中仍然居于控制实权的地位。这个在思想上极端空虚、在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政治集团势力，经过反复的实践验证，在对外斗争中始终沿着从盲目虚骄到屈辱投降这条轨迹滑行，这几乎成了他们对外活动的规律。

与此同时，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李鸿章，不仅继续控制着清政府的外交承办权和军事用兵权，而且他经营、统辖的老淮军和北洋海军，已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特别是，在他从事多年屈辱外交的生涯中，已与列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屈膝成了他处理外事的信条。正因如此，李鸿章也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1894年6月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清政府根据中朝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关系派兵入朝，大肆向朝鲜调兵，并蛮横地制造事端，意“与中国作战”(东亚同文馆:《对华回忆录》，第133页。)。

在这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作为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虽然也曾发出过对日本的挑衅不能“示弱”的懿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表现罢□事实上，她仍“视东寇若无事者”(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206页。)，还是终日浑浑“惟以听戏纵欲为事”，对于严峻的形势和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58页。)。当时西太后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准备当年的“寿辰”庆典上。

起初，李鸿章应请派兵入朝时，固然也曾有过“防日”的意图，但其基本态度却是毫“无作战之气”。随后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又“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采取了消极的对策。

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面前，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那些只图一时之苟安的人，便都向西太后和李鸿章靠拢，从而形成了一个妥协势力。实际上，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腐朽势力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新的结合。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曾试与西太后争衡，说明他也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权力之争。但到1894年6、7月间，光绪帝首先和一些帝党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威胁引起了越发强烈的关注，他们唯恐日本大举侵入，将使“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

对其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于是“事机危急”的心情，在他们的心目中迅速地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开始跳出了在内部争权的圈子。当然，在初期阶段，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光绪帝也曾同意中日双方协议自朝同时撤兵，与李鸿章的主张相合。但在遭到日方拒绝后，光绪帝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到7月中旬，他就公开站出来“一力主战”自卫(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不断电谕李鸿章加紧“预筹战备”(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7页)，全力筹划御敌之策了

在清王朝内部，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卫国，在清中央首先使一些有抵御外侮要求的帝党官员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锐等人，到这时纷纷上奏，大力主战，并抨击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因循”误国的丑恶行径，直接支持光绪帝的备战主张。在这时，就是平时对西太后“栗栗恐惧”的翁同和，在一些枢臣会议上也敢于陈述己见了，与光绪帝紧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与帝、后之争没有直接关连的一般官员，他们出自“忧国”的心情也出来公开言战，与光绪帝上下配合，使清廷统治集团出现了裂缝。

光绪帝公开主战，在整个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光绪帝指令各地积极准备战守之后，许多地方官也先后上奏表示遵行，有些人还主动为准备抗击日寇献计献策。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大声疾呼“朝鲜近在肘腋，……唇亡齿寒，…不能不举国争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41页)，积极拥护光绪帝的备战主张；湖南巡抚吴大□，还“电奏请统率湘军赴韩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37卷，第5页。)，要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当时，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尤其对帝、后的纠葛都怀有戒心。但在张之洞得知“上主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4页。)的消息后，他的态度也逐渐向全战方面靠拢。如当他得知光绪帝指令沿海要地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时，便向其属下传达“朝廷甚注意江防”(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7页。)。在他的主持下，于长江一带较认真地做了一些江防工作。这时刘坤一的对日态度，也日益趋向强硬。在此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明朗。总之，在外敌当头的紧要时刻，光绪帝挺身而出公开主战，积极筹划备战御敌之策，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如国子监司业瑞洵所说，由于“皇上宸衷独断”，力主抗战御敌，则使“凡有血气（者），匪弗攘祛思奋，敌忾同仇。……争献御侮折衡之策”(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页)；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说，“皇上宵肝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55页)可以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光绪帝公开主战御敌，对于促使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分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切有抗击侵略之心的人，都集结在光绪帝的周围，从而又形成了一支与妥协势力相对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从此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确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而这种分化和组合虽与原来的帝、后党争并非毫无关系，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是迷信外力还是立足于本国

中日甲午战争，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战前，英、俄等列强，为争夺中国已经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除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日本之外，英、俄产生了错综的心理。它们既唯恐日本插足中国，可能触犯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和打乱它们争夺中国的计划，对日本都存有戒心；同时，它们对中国又均采取了一种伪善的态度。

然而事实说明，无论英、俄还是其他列强，对半殖民地的中国都是各怀鬼胎的。它们散布的“同心”也好；“调处”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其各自的企图所玩弄的伎俩。面对明火执仗的日本侵略者和心怀叵测的其他列强，对中国来说，是把国家的命运完全押在这些所谓的“调停”者身上；还是在立足于本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备战迎击日本的战争挑衅？显然这是关系着保卫祖国还是贻误国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鸿章的怯懦性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对外心理，那就是由惧外到媚外。在中日开战前夕，西太后固然曾表示过赞成“主战”的意向，但从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其内心里还是想采取对外交涉的惯用手段，无非认为再通过李鸿章对外周旋一番即可了事。实际上，她对这些外来的“调停”者是怀有极大幻想的。只是当李鸿章在外公开活动时，她未便直接出场罢了。
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抵抗派官员，为了推行备战抗敌的积极方针，对西太后和李鸿章迷信外力的误国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光绪帝在表明主战的同时，就特别重视依靠本国的力量加强战备部署。因此，他为了集中国力筹备战守，竟敢冒犯西太后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68页。)。光绪帝对西太后的不满情绪已有多年，可是公开违抗西太后的旨意这却是第一次。

修建颐和园，是西太后准备在“万寿”庆典时大摆威风和夸耀其“圣德”的主要项目之一。现在光绪帝让她就此罢手停工，当然是她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此之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压力，西太后不得不发出懿旨，无可奈何地表示，在“兴师”之时，为了“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对其“万寿”庆典的准备事宜，可作一些简化(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虽然如此，这件事却使西太后怀恨在心。在这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抵制清廷妥协势力的斗争，更直接、大量的是集中于站在前场的李鸿章身上。

当日本加紧向朝鲜增兵，并无理纠缠拒不撤军时，李鸿章便适应着俄、英的伪善表示□拨起了重□依赖外力的迷雾。针对这种情形，于6月25日，光绪帝在给李鸿章发出的一份谕旨中指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接着，他对“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的怯懦态度进行了指责之后，又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68-569页)光绪帝在这个上谕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尖锐的重要问题:（1）应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决不能停于口舌之争，自己应做切实地御敌准备；（2）要警惕沙俄进行“调停”活动的阴谋，不能麻痹上当。

光绪帝向李鸿章发出的这些至关紧要的劝告，李鸿章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味搪塞。在形势极度紧张的7月1日，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了一个措词严厉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首先即以斥责的口气说，“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进而他又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倭焰愈炽，……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重点号引者加），将有决裂之势。”于是光绪帝又敦促李鸿章，对“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并且还指出，我国“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为了全面防御日本的侵略，在一些要冲海口也必要进行认真设防(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

紧接着，在7月4日，光绪帝又就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发出谕旨，斩钉截铁地申明，对于日本的肇衅“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重点号同止），致异日别生枝节。”遂即光绪帝又责令李鸿章，这种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后绝对“毋庸议”(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81页)。从上可见，光绪帝反对迷信外力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甲午战云愈加深沉的日日夜夜，光绪帝与翁同和等枢臣在他的书房等外，整日埋头批览奏报，筹划对策，不失时机地向李鸿章发出电谕，促其认真主持战备。他们为了御敌卫国，真可谓是“宵肝焦劳。”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实权、一朝之大的西太后，在当时除了有时使人传递一下懿旨；或在枢臣会议上照照面发几句不着边沿的空论而外，终日依旧沉醉于深宫之中。与西太后及其亲信顽臣紧相呼应的李鸿章，在他的天津总督官邸固然也显得相当的忙碌，可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时而会见俄、英等使节；时而主持上呈下达的电文，并不断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东京等地的驻外公使发电探风传令。然而这一切，还是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拒不认真备战。在7月1日、7月4日光绪帝接连发出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势危机“将有决裂之势”；外国的“调停”纯系“徒托之空言”，并指令他“毋庸议”，应立即进行切实的战备部署，以免“贻误事机”。可是，在此后的第3天，即7月6日，李鸿章仍然电令已陷入被包围之中的中国驻朝守军，说“现俄英正议和，暂宜驻牙山静守，切勿多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6页。)还是把他的赌注押在俄、英身上。直到7月20日，日本侵略者已在朝鲜集结起重兵，而且摆好随时即可下手的架势。而李鸿章，既照样无视中国驻朝守军官兵要求准备自卫的呼声；又继续抗拒光绪帝的严正指令，电示驻朝守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25页。)

在他看来，敌人可以霍霍磨刀，我们却不可以准备自卫。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264页。)，继续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违抗光绪帝的备战指令，使中国越发陷入被动的地位。

是屈辱求和还是坚持抗战

光绪帝为了组织备战御敌，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7月23日日军击沉中国运兵船事件发生后，他还向李鸿章发出了警告的谕旨。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李鸿章等人身上产生明显的效果，清军在朝鲜的不利地位并未扭转，甚至中国的失利似有江河日下之势。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推进抗战，曾产生了“欲开言路”等念头(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他企图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重整旗鼓。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包括一些爱国将领），从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发出的这种振作起来奋力抗战的声音，与从社会各阶层当中迸发出来的要求奋发图强的呼声，不约而合地汇集成一股日益高涨的爱国声浪。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权势者来说，不管他们进行如何地抵制和压抑，它毕竟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压力。在这同时，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也接连落空，使他的妥协活动不得不暂且收敛一些。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的主张便逐渐占了上风。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在指出日本侵略者“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之后，进而郑重宣告，清政府“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谕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正式对日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

清政府的对日宣战，是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之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就此举动的性质而言，无疑是正义的。但是清政府所以作出这一断然决定，却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通过与妥协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一个结果。

由于“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使中国的抗战出现了可喜的征兆。对此，连有的日本人也认为:

“日清开衅之初，帝（即光绪帝——引者注）立意主战……。诚使支那（即中国，同上）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同上）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日〕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35年10月东京横山会社出版，第7页。)

可是李鸿章等人，却对国内出现的这种奋发局面“怏怏不快”。

当宣战之后，西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及李鸿章等“互相因应”，凡是“皇上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极尽干扰破坏之能事。

在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涌现出如左宝贵、邓世昌等许多坚贞不屈的爱国将士，有的与阵地共存亡；有的与战舰相始终，为了捍卫祖国英勇捐躯。然而由于清政府主持这场战事的决策权，一直操在妥协势力的手中。因此，广大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也照样不能扭转中国不利的战局。到了当年10月，中国的抗战便出现了一落千丈的颓势。

中国抗战的失利，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看来，似乎只有作出投降的选择了。因而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他们不拍即合，极欲不惜断送中国的抗战和国家的权益，要对日求和了。于是，他们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和活动。据翁同□的《日记》载，早在平壤和黄海海战失利后的9月27日，西太后就直接出面，命李鸿章可通过俄使进行“议和”活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及一些对国家前途越发忧虑的廷臣疆吏，对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力图对日求和的屈辱行径，都极为愤慨。

原来的帝党官员志锐，首当其冲，在宣战后的8月16日，就公开具折参劾西太后的亲信孙毓汶。徐用仪和李鸿章。在这份奏折里，他以尖锐的言词，揭露了这些人“互相因应”，串通一气，“不顾后患”，以国家的前途为赌注，肆意抵制、破坏光绪帝组织抗战和试图整顿军政的努力。从而他愤怒地提出，必须“立将孙毓汶罢斥”(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8页)，向西太后的核心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国子监司业瑞洵，对清政府主和势力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他说，这些主和之徒，“似祖宗疆土可以不守，国家根本可以不固，……民生脂膏可以不惜，……天下后世，万口訾□均可置之不理，壹惟赞和局之速成，冀图旦夕之苟安，初不预计将来之祸变”(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155页)，表露了满怀的义愤。从而，他们异口同声地呼吁，为了抗击日寇的进犯，必须迅速惩处李鸿章等对敌怯懦的官员。并且，有些人还大义凛然地宣告，宁愿“不避斧□之诛”(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63页)，誓将乞降风顶住。从而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在战、和这个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上，光绪帝本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谈吐不多，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这除了自宣战以后，从光绪帝又发布了诸如“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6页。)等诏旨来看，除说明他继续坚持抗战的立场之外，就是在议定和、战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也确曾表明了自己态度。

11月21日，在日本侵略者按其预定的侵略计划攻陷旅顺军港的当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便向总理衙门表示，他愿为中日议和充当“调停”者，并提出了停战议和条件。次日，奕?、奕□即向西太后和光绪帝传达了田贝的意向。事实上，在此前田贝通过各种渠道已与李鸿章、奕?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西太后、李鸿章已经了解到其中的底数。现在奕□、奕□作此举动，一为试探一下光绪帝的态度；另为他们决定议和作依托罢了。值此时刻，光绪帝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表明坚持抗战反对议和。由于光绪帝对议和问题持以鲜明的反对态度，所以此后，对于策划议和的事，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便索性背着光绪帝进行秘密活动了。

一些主战官员提出惩处李鸿章的要求，可以说，既反映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愿望；也表达了光绪的心声。但是，孙、李是西太后班底的两大支柱。作为不操实权的光绪帝，他要采纳此见，谈何容易！虽然如此，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光绪帝也还表现了一定的勇气。于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光绪帝颁谕申明“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切勿掉以轻心，致他日言行不相顾”。遂“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8页。)，给予了“革留摘顶”处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人给予“革留摘顶”处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正当西太后依靠李鸿章进行求和活动之时，光绪帝采取的这一措施，也等于给西太后的求和活动泼了冷水。

正因如此，西太后也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在光绪帝颁谕处分李鸿章后的第三天，即11月26日，西太后便下懿旨，指责瑾妃、珍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因而便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122卷，第23页。)。

西太后在惩罚瑾、珍二妃之后，又下令把坚决支持光绪帝抗战拒和的志锐发往边远的乌里雅苏台。

在此，西太后虽然还是采取了宫廷斗争的反应方式，但其用心却十分清楚，是想以此来镇慑光绪帝及其支持者，为其对日求和扫除阻力。显然，这仍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

就这样，西太后通过对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施以上述种种的镇慑措施之后，到了1895年1月，她便背着光绪帝强行作出了对日求和的决定。1月14日，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广岛求和。表明西太后、李鸿章等人，预演多时的求和丑剧到此正式开场了。

在批约与拒约之争中

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的求和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日军攻陷威海卫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时日军又从辽东一带作佯攻之势，给京、津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才公开表示可以进行“议和”谈判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妥协派更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安，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屈从日本侵略者的狂妄要求，以换取苟安的残局。

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对此糜烂之危局，一时除了深感“愤极愧极”而“声泪并发”，“流汗战栗”之外，也陷入“罔知所措”的境地＠(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

到这时，无论是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妥协势力，还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他们均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而陷入困境。就这种表现而言，固然相似。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却是不同的。

从甲午战争以来的实践证明，光绪帝和许多廷臣疆吏一直站在反侵略一边。他们坚定地主张依靠本国力量抗敌卫国，并为些与外敌内奸拼力周旋。可是他们的努力，都在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势力的抵制与破坏下化为泡影，后又被西太后强行决定对日妥协求和，至使全国“战守之心益懈”(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造成敌军踏跛国门的危局。因此，光绪帝始终不认为中国必然战败。直到这时，当孙毓汶叫嚷“前敌屡败”鼓吹中国只有对日屈服求降时，光绪帝当即给予反驳，指出“赏罚不严，故至于此。”(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光绪帝说的“赏罚不严”是颇有含意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阻挠、破坏抗战；打击陷害主战力量；一味妥协祸国的一种愤怒抗议。对此，文廷式在后来也说，“不使上得行其志，其成谋固结，非一朝夕之故也。”(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如果不拘成见，应当承认造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局，光绪帝虽为一国之君，但他是无罪的。他们对后来造成这种可悲的后果，产生“愤极”的心绪是可以理解的。

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攻陷威海卫，最后消灭北洋海军，要通过“议和”迫使清朝统治者完全就范时，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在清政府是否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改派李鸿章作为“议和”全权代表的问题上了。

随着张荫桓、邵友瀛被日本驱逐的消息传来，田贝又向总理衙门传达了日本要求派李鸿章赴日的意向，并透露了“议和”谈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偿巨款”的问题(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随后田贝更明确地说出:“非有 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7页。)当这种情况发生后，西太后即与其亲信孙毓汝、徐用仪等人进行了密商，而且她的态度遂即确定。于1895年2月12日西太后在单独召见枢臣时，便明确指出“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鸿章）”，并且她当众决定“即暮伊（李鸿章）去，一切开腹，即令来京请训，”这时，恭亲王奕□传言“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意思是说，光绪帝对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持有异议。听到此话，西太后大发肝火，声称“我自面商，既谴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就这样，西太后又次独自决定，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

西太后强行作出以上的决定，更清楚地说明，到这时她既已确定了对日投降的方针，而且又把其希望完全寄于李鸿章身上。至此，共同的屈辱心理又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可是西太后深知，这桩事确有蒙受“千古罪人”的风险。

于是，当她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确定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之后，便声称“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装起病来躲入深宫。西太后又企图利用这种办法，来迫使光绪帝投向她设下的陷井，准备在日后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光绪帝身上，这真可称为阴谋家的一大“妙”算。

果然不错，在2月22日李鸿章应召来京后，原先坚决要与李鸿章进行“面商”的西太后，这时却继续托病，让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传话“不能见，一切遵上旨可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把此事又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光绪帝。
由于光绪帝既不敢与西太后公开分裂；又不甘为出卖国家承担历史罪名。因此，他在公开场面便以所谓“深维至计”(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让众臣议论，他自己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与他关系密切、持见多有相同之处的翁同□的态度却很鲜明，坚持反对割地。直到3月2日，李鸿章在赴日前夕谈到可能议及割让台湾的问题时，翁同□还断然表明“台湾万无议计之理”(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在此期间，光绪帝与翁同□依旧日夕接触议事。可以说这时翁同和的言论，也表达了光绪帝的心意。

正因此故，久经官场生涯和熟悉侵略者特性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关系之重”的割地问题，是他参加中日“议和”的最大难关。因而，他为给日后遭到国内人们反对时找到托词，便坚持“请训”，硬要光绪帝的“面谕”，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让地”授权不可。为此，他在北京赖着不走，一方面与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终日密谋和与外使勾串；另方面大肆制造舆论给光绪帝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后党官僚也甚嚣尘上，连名上奏声张“惟让地一节，著驳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他们连声鼓噪“促鸿章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与李鸿章配合得又何等默契。再者，当时的英、俄等列强，为了维护它们各自的侵华利益，也“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日本的某些侵略要求(［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61页。)，促使这场战争尽快结束。

来自内外的这种压力，又都落在了光绪帝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光绪帝被迫作出了有保留的妥协。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光绪帝企图以间接的方式、含混的授权来解除他所面对的压力，也为自己留有余地。于是，在3月5日，李鸿章出京准备赴日了。可以说，围绕着是否委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所激起的这种或明或暗的风波，也是关系着是否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权益，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所展开的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顽固坚持屈辱立场的李鸿章，在草签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出专人将条约文本于4月21日送到北京清宫。接着，后党骨干、主降官僚孙毓汶等人紧相配合，他于次日便“捧约逼上批准，海盐（徐用仪）和之”，对光绪帝展开了逼迫批约的活动(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在西太后的支持下，这些主降官僚竟以卖国为快，恨不得立即批准《马关条约》“了局”。

光绪皇帝，在这期间虽然迫于各种压力，对投降势力时有委从。但是他对日本侵略者却一直不甘屈服，对割地等事始终怀有极大的抵触。因此，光绪帝对这次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逼迫批约活动，在翁同□、李鸿藻的配合下，由“迟疑”到坚决“不允”(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拒绝了签字用宝，顶住了主降官僚的首次进攻。

就在光绪帝拒绝了孙毓汶、徐用仪逼批条约的当天（4月22日），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湖甫等省的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通过上书要求废约。接着于次日（4月23日）的一天当中，在清政府里也有120多名各级官吏上奏，“有清廷议者，有驳条款者，有劾枢臣者”，总之“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51页。)。至于广大清军将领，也是“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丛刊（四）第43页。)从而“诸将或号泣谏言，愿决死战，不肯以寸土与人。”(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192页。)就此，在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废约再战的促使下，光绪帝的态度也越发坚定，“意欲废约颇决”(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

当西太后与其亲信官僚又经过了几天的密谋。到了5月2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仅等权贵又一齐出动，企图利用围攻的办法来胁迫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对于这种情况，易顺鼎在其《盾墨拾余》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上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候否？（这是光绪帝为对付逼攻，又想利用等候了解俄、德、法三国的动向再争取点回旋的时间——同上）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次日用宝(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7——128页。)。到此，创丧权辱国新记录的《马关条约》，便被批准。

《马关条约》在清政府方面是通过光绪皇帝最后批准的。就这一事实的本身来说，光绪帝蒙耻批约的污迹是抹煞不了的。但是这一耻辱事件的由来和促成，又是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从甲午战争以来坚持推行误国方针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再从光绪帝批约的内幕来看，还是在西太后设下圈套之后，由其亲信官僚出面步步紧逼、围攻，使光绪帝陷入不能自主的情况下，被迫签署批准的。因此可以说，促成《马关条约》被批准的罪责，应在西太后和以她为首的清政府投降派身上。事件的原委清楚地说明，在此之中光绪帝只不过是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可悲角色罢了。

逼批《马关条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与抵抗派之间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结果，手握军政实权的、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终于压倒了以光绪帝为首的反妥协、反投降的力量。公道地说，这一可悲结局的造成，主要不应由光绪帝来承担。这是在西太后把持下的清政权越发腐朽的大暴露。

综上所述，西太后、光绪帝和李鸿章，不言而喻，他们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这一基点上并无其二，这也就是他们的“共性”吧。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条件下，在有关这场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西太后和李鸿章总是上下呼应、步调一致地站在同一边，并围绕着他们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个妥协、投降势力而且这些人又都是清政府中的实权派，左右着中方的战局。因此，他们对中国战败蒙辱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光绪帝，在战争期间，固然也有过委从的表现，有其阶级弱点。但从其对这场战争的基本态度和连贯的政治倾向来看，他对侵略的确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而且以他为中心，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又结成了一支反妥协、反投降的政治力量，并与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进行了激烈、曲折的斗争。这或可称其为“个性”了。不过，似应指出的是，在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出现的这种矛盾与斗争，在战争前期，基本表现为，是积极备战还是退让妥协；在抗战后期，又集中在战与降的问题上了。但其实质，却是如何对待侵略者和是否维护民族尊严及国家权益的问题。因此，甲午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出现的这种矛盾与斗争，无论从其范围和就其内涵来说，都大大地超出了所谓的帝、后之争。事实上，它已变成了清朝统治者之间在政见上的分歧，而且又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不能再把这种矛盾与斗争看成是个人或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了。

三人行

和洋务运动的情形相似，甲午战争后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一开始亦得到到西太后的赞同。

金梁《四朝轶闻》记述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因“慑于积威”，“事事请懿旨”。“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周馥年谱》亦云:“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嘱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两则史料下约而同说明，对于光绪变法，西太后虽有告诫，但无反对之意。

时任京官，与奕劻、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变法的反对派，他在《梦蕉亭杂记》中却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这一说法显然也可作为西太后对待变法态度的佐证材料。

维新派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舆伦鼓吹者，但他们关于戊戌变法过程的记载，却透去另一种情形的蛛丝马迹《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述道:光绪欲废八股，遭到刚毅的强烈抵制。光绪遂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至初五日乃降旨也”。言既至此，康有为感叹说:”百事皆如此。上扼亍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康有为欲以此段记述说明“西后”和“顽臣”阻挠变法的立场，人们从中看到的却是“顽臣”抵制变法，西太后终表态支持变法。“百事皆如此”一说，更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下扼于顽臣”，但最终得到西太后的同意。

最近的佐证材料来自西太后的表白。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她即对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①“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②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自我表白作不得数，但印证其他有关记载并结合当时变法实施情况，很难说西太后之言为虚诳。

支持变法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与赞助变法的西太后之所以一夜间变脸，转而镇压变法，其解释看来只能有二:

其一，维新派“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除掉西太后为急务，权势和地位受到直接威胁的西太后，“徒以利害切身”，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严历镇压对她深怀敌意的维新派，摧毁力图摆脱傀儡地位的光绪。③

其二，“百日维新”“失于激烈，过于急进”，①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以致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在满族贵族集团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压力下②；西太后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出面纠正因急剧推行新法而导致的政治失范。

如上两大基本原因，赋予戊戌政变复杂的意味。其间既包含保守势力对维新变法的抵拒，也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稳定大局，调整政策的需要。仅仅以反动，保守的概念去理解戊戌政变，似乎未能得其要谛。

然而，维新派虽然在戊戌维新期间卷入了帝党一派，百日维新的根本性目标却不在帝党的私利，而在解救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困境，这一点与大清帝国的根本利益相关，也与西太后的利益相关。③正因为如此，西太后不仅不可能在戊戌政变后全盘否定戊戌维新，而且必须在“百日维新”的基点上继续推进攻革，否则，她将处于与甲午战后“人人谈维新，家家谈变法”的强大变革潮流相对抗的不利地位，作为有多年统冶经验的西太后，是断断不会走出这一步的。

于是，在戊戌政变后屠杀、捕拿维新派的政冶恐怖气氛中，一道颇为重要的谕旨从深宫中发出: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有建白，但期有裨时局，不得妄意揣摩，挟私攻讦。④

条分缕析，谕旨所言包括如下几层意思:（一）变法是必要的，但一些“宵小之徒”借变法改革之机，煽动动乱，对这样一股“逆流”必须坚决遏制；（二）变革仍须推进，不得因噎废食（三）变革一方面必须有序进行，不能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必须在新旧之见中找到支撑点，不能偏执于某一主张（四）群臣建白，必须具有建设性，而不能乘机挟私攻讦、打击报复。如上四点，集中体现了西太后戊戌政变后的基本思路，也确立了清政府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对待维新变革的基本态度。 基于百日维新的教训，也迫于清政府内保守主义的压力，西太后于戊戌政变后基本上采取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优先的方针。八月二十九日，清廷颁发谕旨，指出“国家振兴庶务，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均应随时兴办，以植自强之基前因商务为当今要图，特谕刘坤一、张之洞就沿江沿海一带先行试办。……务期中外流通，确有成效，不得徒师空言，致负朝廷力图振兴至意。”①十月二十五日，清廷准刘坤一所奏，宣布:“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在所不禁”，但不准“妄议时政”。其基本精神大致可见。

然而，与政治改革相脱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终难大有成效，保守主义高压的格局更使戊戌政变后的有限变革呈现一种萎缩状态。正当西大后为宫廷内外诸种矛盾所困扰，轰然而起的义和团运动吸引了清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西太后的有限变革实际上陷人全面停顿。

（摘自:《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作者:周积明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人行

康有为太失望了。

他和皇帝兴致勃勃地谈了两个半小时，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但最终，居然没有给他升官。三年前他就已经是六品的工部主事，皇帝随后的谕旨却只是给自己换了个衙门，让自己去总理衙门实习，做一个同样芝麻大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里说，自己根本就瞧不上眼这种小官，觉得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梁启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也愤愤不平地说道（译文）:“皇上召见康先生，谈得很投机。但朝廷大权却把持在西王母的手上，其他的事情已经无从期望。总署行走这样的官职，真是可笑至极，不如立马卷了铺盖走人。”显然，康有为认为，自己之所以没能升官，没能得到主持维新的权利，是慈禧太后在背后捣鬼。

确实，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目的就是防止光绪重用康有为。一如黄彰健先生所说:“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世的许多戊戌史著作（包括康有为的著述在内）遂将此事当作慈禧太后顽固守旧，扼杀新政的罪证之一。

问题是:反对康有为必然等同于反对维新，反对戊戌变法吗？

不要忘了，变法正式开始前那段时间，光绪皇帝几乎天天来回奔走于皇宫和颐和园之间。正是因为取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变法才能正式启动。

不要忘了，当因为废除科举制的问题，满朝大臣争论不休，僵持不下的时候，是慈禧太后最终拍板，做出了废除科举的最终决定。

不要忘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已经将清王朝逼到了悬崖边上，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意志，连徐桐这样之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的铁杆守旧派，在戊戌年也开始上折子请求变法了。考察史料，戊戌年上半年，朝廷内外，根本找不到几个明目张胆的反对维新之人。

……

然而，在康有为呈递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包括他代人起草的折子，却一直都在声嘶力竭地警告皇帝:朝廷内外存在着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顽固派”。

1895年，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记录“公车上书”的那一年，康有为没有去“上书”，但却将他的的上书草稿删删改改，改头换面变成了《上清帝第三书》。据康有为自述，他这篇文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激赏，事实也确实如此，戊戌年皇帝还让人把这份压在箱底的折子找出来，看了一回，又叹息了一回。

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有所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人又有几人？陛下不分昼夜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这些话，可真是说到光绪皇帝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子，可惜，这样的梦想眼下看来，还只是一种奢望。恐怕这也正是皇帝激赏康有为这份折子，对之念念不忘的最根本的原因。

显然，康有为这份折子很有挑拨光绪和慈禧、挑拨光绪和现任朝廷大员们的关系的嫌疑，在康的语境里，慈禧和那些现任的朝廷大员，都站在光绪皇帝的对立面。

一个多月之后，皇帝将康有为的这篇上书和其他九件也是要求变革的折子，下发给各地督抚将军们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地方大员们一致同意改革，不过他们建议皇帝不可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全盘西化，而要兼顾中国国情。

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意改革的地方大员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康有为的改革思路。
康有为主张速成改革和全盘改革，而地方大员们却主张循序渐进的稳健策略。

看起来，康有为和现任的这些地方大员们在要不要改革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分歧，说他们是同志也不算过分。但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在他眼里，不同意自己的改革速成论者，就是改革的敌人，就是顽固派、守旧派。

戊戌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了一道由康有为起草的《请定国是折》。康有为在折子里说（译文）:“守旧之人，并非不知道眼下应该变法，但这些人或者年老不能读书，或者气衰不能做事。不能读书，就不能了解新政；不能做事，就畏惧改革。担心新政推行，肯定要淘汰、排斥许多旧官，对他们的荣华富贵，大有不便，所以惟有全力加以阻扰……皇上每天推行行政于上，守旧者却每天在下面进行抵制，虽有诏书，但新政却不能推行……推广新政，对皇上来说是大利，但对守旧派来说却是大害；顽固守旧，对皇上来说有大害，但对守旧者来说却有大利……”

在那次长达10刻钟的面圣中，康有为对皇帝说（译文）:“凭皇上手上现有的权利，虽不能做到全变，但若重点改革一些重要的事情，也足以拯救国家。只是现任的这些大臣，都是些老朽的守旧之人，对外国的事情一窍不通，皇上想依靠他们变法，犹如缘木求鱼！”

总之，戊戌年的前前后后，康有为一直在向光绪皇帝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朝廷内外，确实存在着一个势力极其庞大的反对维新的守旧派。现任中央和地方大员多是慈禧的班子，基于对这些人的反感和不信任，光绪皇帝也对康有为的说法深信不疑。所有主张“改革稳健论”、“循序渐进论”，而反对康有为的“改革全变论”、“改革速成论”的官员，无一不被扣上了一顶阻扰新政的守旧派的大帽子。

可是慈禧太后支持“改革稳健论”。

根据《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研究结论，慈禧太后归政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还存在着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即官员们递呈的重要奏折，须在事后送给慈禧御览。考之史料，戊戌百日，光绪帝共向慈禧太后送呈重要奏折达462件，最多的一天，送呈了29件。可见，虽然已经宣布退休，但对朝局变化的总体趋势，慈禧却还能够清晰的把握。

自然，康有为在正月份所上的那道请开制度局的折子，慈禧也是知道的。靠替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一步步爬上权力顶峰的慈禧太后，折子里那些皮里阳秋的鬼蜮伎俩，自然瞒不过她。皇帝没有经验，也许看不透康有为折子里企图借制度局和十二分局架空现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企图（也许光绪看透了，但却很乐意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就可以将慈禧的班子完全换成自己的），慈禧岂会看不出来。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就此事作出反应，是因为她相信，军机大臣们决不会让这样的折子获得通过。但是，时局变化太快，主张稳健维新的恭亲王突然去世，对康有为的用心产生了警觉的翁同龢也被皇帝悍然罢免，6月1日，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的折子一递上去，皇帝居然当天批复，作出了三天后召见康有为的决定。

形势已经容不得慈禧不出面干预。虽说阻止康有为当政，慈禧的私心不可否认（光绪可能想借此瓦解她的班子），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当政之后，必然着手设立制度局和十二分局，而如此缺乏深思熟虑，冒冒失失地试图架空现行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绝非国家之福，也绝非改革之福。

自打康有为成功说动了皇帝开设制度局、十二分局和地方议政局以来，朝廷上下的人心就乱了。一向盲目乐观的康有为，也开始发觉事情有些不妙，突然有了给谭嗣同、林旭、梁启超相面的“闲情逸致”。

制度局带给新政的阻力，主要来自中央掌权的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等实权派，因为架空的是他们的权力。真正将广大中下层官僚驱赶到新政对立面的，则是康门党徒一直叫嚣不止的裁撤冗员的呼声。《清廷戊戌朝变记》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译文）:

“京城中已经有了裁撤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的谣言（指康党向光绪力荐心怀不轨的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人伊藤博文），竟有老迈昏庸、懵懂无知、焦急欲死的官员，整日毁谤皇上，诅咒康有为。”

对此，康有为觉得自己实在是冤死了。自己只建议皇帝引进新人，设立制度局；可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这倒也是事实，康有为确实没有向光绪建议过裁除旧机构，那些建议裁员的折子，只是一些轻浮的维新党人看到光绪对康有为的改革设想颇为欣赏后，忘乎所以递呈的。虽然政治手腕低劣，但康有为也知道暂时不能将满朝臣工集体得罪。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之所以会有人给皇帝上这样的折子，康有为的引导力量不可忽视。且看他在戊戌年正月给皇帝的折子里的这些言辞（译文）:

“那些藩臬道府，都是冗员；州县守令，选举他们的时候就很轻浮，习气又极坏，而且仅仅负责收税和断狱，与民生根本没什么关系……督抚们官位尊贵，资格很老，往往衰老昏庸，畏惧听到变法。”

没有康有为“思想”上的指导，“新党少年”们断不会接连不断给皇帝上折子请求裁员。

8月23日，太仆少卿、晚清三屠之一的“官屠”岑春煊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再次请求裁除冗署。岑的建议十分大胆，光中央政府，就建议应裁除以下机构: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门）、内务府（裁掉一半）……岑的折子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举朝反对，连康有为也觉得太过了，随即在29日也上了一道折子，劝告光绪皇帝“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但皇帝认为新政到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原因正在于没有裁撤掉这些旧官僚——就是这些人反对皇帝设立制度局；就是这些人拒不执行或者阳奉阴违皇帝狂风暴雨般的新政旨意。皇帝已经一意孤行决定大刀阔斧裁除冗员，连康有为的进言也说服不了他了。

就在康有为上折的第二天，在没有作任何预备性部署的情况下，皇帝就悍然发布了大规模裁并冗署冗员的上谕。对岑春煊折子里建议裁处的机构，皇帝几乎完全接受。

一时间天下大乱，人心惶惶。

当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当日亲身经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今日读来，仍不免使人唏嘘不已（译文）:

“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的忧戚……（太仆寺被撤之后，我去接受公事档案），前往该寺察看情形，发现自从上谕下达之后，众人已如鸟兽散，不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连印信、文件也全都找不到了，办公室的门窗也都被全部拆毁，一切接办都无从着手。”

诚然，太仆寺、太常寺这一类机构，当时确属冗署，裁撤它们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皇帝事前居然没有任何准备措施，包括安置裁撤人员和安排接受人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计划。近万官僚一朝失业，会给京城带来多大的乱子，皇帝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上谕发布之后，各部门官员文吏一哄而散，不但文书档案印信被随意丢弃不顾，连衙门里的门窗都被拆毁无存，其怨恨之深可想而知。

如此重大的改革，却又如此形同儿戏，即使没有后来的政变，又岂能不败！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并在那里住了长达5天之久。皇帝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说服慈禧，批准他开设懋勤殿。然而结局可想而知，对权力十分痴迷敏感而且对权术十分精通的慈禧，不可能看不透此事所将导致的最终后果。

懋勤殿人事上不受品秩的限制，设在宫中，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表面上只是政策咨询机构，实际上等同于政策决定机构，原来负有咨询和决策功能的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将因此而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既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的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是:如果懋勤殿得以制度化，康党上台，慈禧本人将丧失手中的绝大部分权力。

如果说10天前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对慈禧的权力的藐视和否定的话，那么，皇帝开设懋勤殿的提议，则明显是想掏空她的权力基础。皇帝此举，已与政变无异，不过是“温柔的政变”罢了。

尽管14日光绪与慈禧之间关于懋勤殿的争论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一目了然:次日，皇帝就给军机四卿之一的杨锐发出了一道求救密诏。

诏书全文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繕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皇帝如此焦急地要杨锐拿出一个能够调和新政与太后矛盾的折中方案出来，显然，14日他受到了慈禧的严厉斥责。所谓的“十九日朱谕”，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旨意，慈禧极有可能选择了在这个问题上对光绪发难。根据史料记载，光绪终生对慈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每次遭到慈禧训斥，他都会两股战栗，浑身哆嗦，冷汗淋漓。14日慈禧的训斥显然极为严厉，皇帝深受刺激，以至于次日就给杨锐写了这么一道求救密诏。

密诏的主旨，是想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政变，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皇帝希望罢黜旧臣，但前提是不能因此开罪慈禧太后，否则自己的帝位尚且不保（很可能慈禧有这方面的威胁）。

但令光绪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份密诏，导致了他的终生囚徒的悲剧。这份密诏彻底破坏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成了慈禧心中永不能原谅他的一种忿恨，临死都要将他拉上垫背（慈禧这么做显然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后荣宠）。

上面引述的光绪诏书显然不足以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慈禧所看到、听到的，是一份伪诏。不是前面这份真诏书，而是这份伪诏，囚禁了光绪一生，并最终要了他的性命。

康有为篡改出来的伪诏。

光绪密诏的原始文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10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杨庆昶才在宣统元年（1908）八月，将原件交还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而在此之前，社会上四处流传的密诏文本，其实是康有为一手篡改的伪诏。

康有为的伪诏是这样说的: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进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戊戌政变记》）

和真诏书相比，伪诏书主要篡改了这么几个关键点:

（1）真诏书要杨锐找一个能够既继续变法又不违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伪诏书对此一字不提，只要求众人“设法相救”。

（2）对当前形势的描述，真诏书只提到:如果将那些旧臣全部罢免，全面开展变法，那么光绪自己的皇位就不可保，这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判断；伪诏书却故意略去这种假设的前提，直接将当前的（3）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真密诏是给杨锐的，光绪只提及了军机四卿的名字，没有康有为；而伪密诏却不但掺入了康有为的名字，而且还将其排在了军机四卿的前面。也就是说，一份给杨锐的密诏，被篡改成了给康有为的密诏。

事实上，光绪带给康有为的，是另一份明诏，那份诏书让他极度失望。

杨锐接到密诏后，正因为看出了皇帝无意让康有为参与此事的意图，遂在16日，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单独给皇帝写了一个“覆奏”。17日，覆奏递呈，光绪接受了杨锐的建议，随即发布了一道明诏，让康有为迅速离京，赶赴上海督办官报局。同日，康有为还在死党宋伯鲁家里宴饮，兴致高昂地唱昆曲卡拉OK。显然，他仍然陶醉于懋勤殿的即将开设，对光绪的求救密诏和自己的外放一无所知。

18日，杨锐将墨写的密诏给了康有为，原本则自己收藏了起来；同日，康有为接到了让自己离京的明诏，同时弟子林旭还为他带回了光绪催促他迅速出京的另一份密诏。光绪在密诏里对康有为说（译文）:

“朕如今命令你去上海督办官报，实在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形容。你赶紧离开京城，不可拖延。你的一片忠君爱国的热肠，朕是深知的。爱惜身体，好好保养，以待将来。”

光绪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催促康有为离开京城，其实恰恰证明了他无意于与太后直接对抗。外放康有为，目的正在于缓和太后以及朝廷旧臣对自己的抵触和愤怒，无疑是光绪向太后妥协的产物。

三份诏书在手，康有为有被抛弃的感觉。

其实他也早已准备抛弃光绪。对密诏的篡改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康有为的“亲密战友”王照，戊戌年流亡日本之后，曾对他的日本朋友痛心疾首地揭露过康有为的作伪（译文大意）:

“皇上给谭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诏，有朕位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之类的言辞。这是皇上不想与太后对抗的真实情形。皇上只让康有为前往上海，根本没有让他武装夺权……如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密诏》，其实是康有为的伪造。这份伪诏一公布，皇上与太后之剑的仇恨，终于终生无法化解！这真是千古伤心之事……”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光绪皇帝的死党自诩，自日本到美国，自美国到欧洲，四处奔走，一直打着拯救光绪皇帝的旗号。殊不知，将光绪皇帝送入瀛台，囚禁终生的致命一刀，正是他康有为亲手砍下的。

除了些许被抛弃的失败感之外，皇帝的密诏其实并未给予康有为过多的刺激。因为早在这份密诏出炉之前，康党已经在筹划着武装夺权了。康党武装夺权早有预谋，绝非如其自述，起源于光绪皇帝的求救密诏。

看到杨锐墨写给自己的真密诏的同日，康有为就派了谭嗣同前去秘密会见袁世凯。根据黄彰健先生的考证，谭嗣同带给袁世凯看的，正是这份尚未来得及篡改的墨写本密诏。因为不是朱谕原本，同时真密诏里也并无起兵救驾之词，所以袁世凯认为这是一份伪诏。

康有为之所以敢于当机立断与袁世凯联络武装政变，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发现的史料《毕永年日记》对康党筹划政变的前前后后有着详细的记录。

毕永年，湖南人，早期革命党，为人任侠仗义。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友颇深，康党武装政变的直接参与者。后弃康党而去，投入革命党孙中山麾下。民国之后，愤慨世事，削发为僧。

形势定位为光绪帝位不保。
根据毕永年的记载，9月14日晚上，也就是光绪墨写密诏到达康有为手中之前四天，康有为就把毕永年叫去，对他说道（译文大意）:“太后想在九月（阴历）天津阅兵的时候，杀掉皇上。唐朝有张柬之废掉武后的举动，我想效仿他。皇上手上无一兵一卒，难以成事。我已经奏请皇上诏袁世凯入京，想借他的手除掉太后。”

——所谓的天津阅兵废掉光绪，戊戌年之后，一直被康有为肆意渲染，但显然是绝不可能之事。一者，天津阅兵是早在变法刚刚开始时就确定了的行程，当时的慈禧支持改革，不可能有废除的意图；二者，凭借慈禧的手段，根本没有必要将能够在宫内直接干脆利落、秘密解决的事情放到天津阅兵这种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去办，她不可能如此弱智。唯有缺乏基本政治训练的菜鸟康有为，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借口。

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这些，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任务想要交给毕永年去做，但当时并未明言。

第二天毕永年和谭嗣同见面，谭也不知道康有为想让毕永年干什么。当天晚上，光绪赐袁世凯侍郎候补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极为兴奋，终于向毕永年吐露了他的计划（译文大意）:“我打算让你率领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就冲进去把慈禧抓起来废掉。”

此时此刻，康有为仍然尚未见到光绪的密诏。

很明显，康有为正在酝酿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却是光绪皇帝所不知道的。

瞒着光绪谋划武装夺权只是康党最后的无奈之举，康有为最希望发动的，其实是一场“和平政变”。这可以从光绪的求救密诏出炉之前康党的大肆活动中得到证实:康有为上奏，请求皇帝仿照日本先例，身着戎装，亲自统领六军，设立参谋本部，遴选天下熊罴之士、不二之臣；谭嗣同请求光绪召见袁世凯，给予他脱离荣禄控制的单独奏事之权；康有为邀请伊藤博文来华“指导改革”……

最能显示康党急于发动一场“和平政变”的证据是:康有为石破天惊，居然向光绪提出了断发、易服、改元、迁都的建议。断发、易服和改元虽然属于清朝意识形态领域的禁区，但总不过是个形式，姑且不论。最敏感的问题在于迁都。康有为建议光绪，以出游为借口前往上海，等到了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迁都，就此摆脱北京一干旧臣和太后的控制，至于随行人员，康有为说，只要让他和十几个康党人物相伴就足够了。显然，康有为想蛊惑光绪，达到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上海组建一个纯粹的“康党内阁”。

然而，正如梁启超、康广仁等人所评价的那样，康有为是一个眼高手低、固执己见、乐于想当然的政治菜鸟，好谈权术，却手段拙劣。所谓的迁都计划，根本完全不切实际，毫无可操作性。

皇帝没有接受迁都的提议，但却答应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一直是康党极力争取的军事力量。康党青睐袁世凯，无疑与袁世凯早年曾参加过强学会，戊戌年也积极赞同改革有关。在袁世凯之外，康有为还试图让王照去活动掌握着武卫军的聂士成（王照与聂士成是把兄弟），但王照坚决反对武装政变，此事不了了之。袁世凯也就成了康党最后的选择。

康有为对袁世凯极度信任，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当然的结果。当毕永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始终未曾动摇。
此前他曾派亲信徐致靖前往天津摸袁世凯的底，徐致靖的报告是袁世凯绝对可信，而康有为同样认为徐致靖的报告也绝对可信。然而据王照事后披露，徐致靖在天津根本就没有见到袁世凯本人，只由他的幕僚接待了一下。

除了徐致靖不负责任的“调查报告”，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信任还源自袁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康党举荐他入京面见光绪——袁在信中有“赴汤蹈火”一类的词语，康有为居然对这种例行公事的官场客套话深信不疑，当毕永年怀疑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拿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袁世凯的这封信。

9月11日，徐致靖呈递了由康有为写的举荐袁世凯的折子。当日，光绪就作出了召袁世凯来京的旨意，同时还把徐致靖的折子送给慈禧阅览——徐折的主旨是提议让袁世凯脱离荣禄独立出来，把这样的折子送到慈禧跟前，等同于把脖子洗干净了请人来杀。荣禄也好，慈禧也罢，都不可能对皇帝的这种异动置若罔闻。康党的“政治阴谋”，毋宁说是“政治阳谋”。

光绪对袁世凯的眷顾，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出自康党的撺掇，同样和他培植帝党势力的用心有关。当光绪赐衔袁世凯侍郎候补、给予他专折奏事权的时候，康有为兴奋地对梁启超赞颂“天子圣明”，唯有王照，那个在戊戌年随波逐流而又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小小的六品主事，对此深感忧虑。他说（译文）:

“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旨意一颁布，犹如一声霹雳，明摆着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

在王照看来，袁世凯入京，尤其是部分新军随行，逼近京畿显然有着欲盖弥彰之嫌。对光绪忠心耿耿了一辈子的他决定对此事做些挽救，正当他缮写折子，奏请皇上命袁世凯率军移驻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以作掩饰的时候，康有为却兴冲冲地前来找他，假借光绪的名义，让他写一份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的折子。王照的折子因此晚了一天才送抵颐和园。

但王照的殚精竭虑不过是欲盖弥彰之后的再次欲盖弥彰，这样的手段瞒不过慈禧锐利的眼睛。许多人的最终命运，就要来了。

当阴谋成为阳谋，随后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到皇宫对整个帝国打了一声招呼，宣布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她掌管。

随后，老太后就回她的颐和园去了。

这个简单到了极点的情节，史称“戊戌政变”。

同日，慈禧下令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措施是“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考虑到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可能会泄露消息，这一谕旨避开了军机处，是一道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旨。

但奇怪的是:康有为居然早就跑了。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政变前一日，即9月20日一大早，他就离开了北京，当天傍晚就赶到了天津塘沽。政变发生的同日，顺利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貌似康有为早已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

康有为是否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暂且不论，至少康党内部并不知道。就在政变当日，铁杆康党成员，御史宋伯鲁居然还上了一道举荐康有为的折子，正好撞在慈禧的枪口上，结果被当即革职，永不叙用，罪名则是“滥保匪人”。

康有为的人品问题又一次被迫摆上台面。须知康有为令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的时间是9月18日，当时他还对毕永年信誓旦旦，表示绝对信任袁世凯，然而仅仅30多个小时之后，康有为自己却脚底抹油，偷偷溜出北京，跑到了天津塘沽。

若说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预料到了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显然不合情理——他不可能在明知无法与慈禧对抗的情况下，不去通知康党骨干们（包括他的胞弟康广仁在内），而独自逃走，即便是这样，也只能证明康有为的人品更为卑劣罢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极力主张策划武装政变的康有为，本人却极不愿意以身犯险。塘沽可进可退:政变成功，可以“光荣”返京；政变失败，也能够从容逃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康有为不是在抵达塘沽的当日，而是在第二天，即政变发生的当日才乘坐轮船逃走。

康有为身上这种野心勃勃却又时刻明哲保身的特点，早在当年策划湖南“自立”，秘密宣传种族革命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当时在湖南前后奔走的，全是康党弟子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康有为本人则躲在幕后，从不直接出面。自始至终，他只愿意做一个以“保命”为前提的“革命者”。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康有为是个“风险的极度厌恶者”和“收益的最大追求者”的矛盾结合体，在经济领域，这样的矛盾结合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政治领域则不然。故而，当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时，投桃报李，康有为也迅速放弃了革命，转而“维新”——他看到了获取最大收益与尽可能减少风险的最佳结合契机。

24日，重庆轮抵达吴淞，康有为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期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有为作了仔细的询问。班瑞德在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末尾总结性地写道:

“康有为在上面这段慷慨激昂的谈话中，曾热切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皇帝，因为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力量了。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他这些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

班瑞德的眼力确实毒辣，一眼就窥破了政治菜鸟康有为的本质。可悲的是:许多局内之人，包括梁启超，包括谭嗣同，包括光绪皇帝，一度也曾包括翁同龢，却对此始终缺乏明晰的认识。历史阴差阳错地在戊戌年选择了康有为，结果为自己酿出了一杯苦酒。

29日，当“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时候，康有为正好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抵达香港。

那缕余晖，不仅笼罩着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也笼罩着北京高高的城楼上“六君子”被装进木笼子里的头颅，也笼罩着老朽帝国的最后一次荒诞绝伦的挣扎求生落下帷幕。

康有为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黄昏。这个自幼以圣人自负的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失意者，将在半年之后开始写作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的《自编年谱》。世俗社会已经没有了他风生水起的舞台，他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冀求在日后尘封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也许，《年谱》里连篇累牍、层出不穷而且自相矛盾的那些谎言和作伪，相对于那些伪历史本身，在强化一个人的历史存在感方面所起到的效果，会更为强大。这一点，恐怕是康有为当日所料想不到的吧。

试图与历史开玩笑的人，最后总会被历史过滤成玩笑本身。

（摘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杂志版  作者:谌旭彬 ）

三人行

关于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参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及《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986年4月8日《文汇报》。）光绪皇帝是否知情的问题，看来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袁世凯的说法是，光绪皇帝完全不知道。他的《戊戌日记》涉及这一问题的地方有三处:其一，记谭嗣同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访，要求他诛荣禄、围颐和园，声称“我有□谕在手”，但所出示者乃墨笔所书，字写得很好，仿佛是光绪的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袁世凯当即表示:“此非□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对此，谭嗣同答称:“□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袁世凯由此判断，谭嗣同是在“挟制捏造，不足与辨”。其二，记9月20日（八月初五）向光绪“请训”，劝光绪“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又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云云。对于袁世凯的这段话，“上为动容，无答词”，于是袁世凯请安、退下。其三，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力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戊戌变法》（一），第551—553页。）袁世凯这几段记载的意思很清楚，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过是谭嗣同等瞒天过海的密谋，光绪皇帝是个被瞒蔽者。

张一□的说法与袁世凯不同，他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已念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亦在座，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心太平室遗集》卷8，第26页。）这里明确地写到，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以所命”，而袁世凯则“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不肯奉命。显然，光绪皇帝对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仅知情，而且命令袁世凯实施。

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必须审慎地考察、抉择。

《古红梅阁笔记》的上述记载并非得自道路传闻。张一□是袁世凯的幕客。文末，张曾加注说明:“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很可能就是张一□自己。192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1945年，张一□在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的第三页上，又有一则眉批说:“戊戌之变，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诘问，直至宣统元年，将归河南之际，乃面问颠末，袁氏有手书一帙，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已知共有两份底稿。一份袁世凯交给他的儿子们“密藏”，一份交给了张一□，于1909年首次在南通刊行。可见，张一□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托付者，二人关系极深。张一□既然曾向袁世凯“面问颠末”，袁世凯自然有可能将部分实情告诉他。

戊戌政变后，光绪即被西太后囚禁，郁郁寡欢，于1908年11月去世。接着，西太后也病死。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上。这时，袁世凯已因实力膨胀而为满族亲贵所忌，载沣又是光绪亲弟弟。这种状况，使袁处于忧疑危惧之中。载沣也确实准备诛杀袁世凯，只因顾虑他羽翼已成，又担心帝国主义反对，才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的劝告，以患有足疾为名，命袁开缺回籍养病。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戊戌日记》托付给张一□的，其目的是为了洗刷自己出卖光绪的罪名。因此，既要竭力开脱光绪和“密谋”的关系，把他说成对此一无所知，同时，又要宣扬自己如何恳求荣禄，“保全皇上”，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样，作伪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皇帝将挽救新政和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898年9月14日袁世凯自天津奉召入京后，和光绪共见面三次。第一次是在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向袁世凯询问“军事状况”，袁世凯“据实”奏对；光绪要他四天后“请训”。第二次是在9月17日（八月初二），袁世凯因以侍郎候补，向光绪谢恩，自述“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以上两次，袁世凯说什么，光绪说什么，《戊戌日记》都有明晰的记载，惟独9月20日（八月初五）“请训”时，却只有袁世凯唠唠叨叨说了一大段话；而光绪皇帝却自始至终不开口，“无答谕”，这太不合情理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不是光绪没有说话，而是袁世凯不敢也不愿记载而已
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这样的事不能不通过光绪；要使袁世凯听命，也不能不借助于光绪的“上谕”。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6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也告诉毕永年，康有为准备让光绪“面谕”袁世凯(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又对袁世凯说，即刻就要定议，以便“诣宫请旨办理”；当袁世凯表示“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时，谭嗣同自信地保证:“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谕一道面交公。”(《戊戌变法》（一），第554、263页。）这些地方说明，维新派确曾准备奏请光绪批准“密谋”，并且通过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的“请训”下达谕旨。当然，维新派不会把捕杀西太后这样的最高机密告诉光绪，关于此，康洋为的计划是:“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光绪执行了维新派的计划。

一、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凯“请训”时，光绪曾赐以“□笔密谕”。袁世凯在退朝后对人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戊戌变法》（一），第263页。）

二、英人濮兰德等《慈禧外纪》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帝）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146页。）

三、陈□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入京见到光绪后，“传闻有旨以文忠（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同书又记载:袁世凯回津见荣禄后，跪着说:“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惟有自请死。”随即“袖出一纸呈阅。”荣禄阅后严厉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于是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北京古籍出版社1935年版，第65—66页。）。

四、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载，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谓奉帝手诏，命锢后杀禄”(《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五、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光绪9月20日 （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 “付以密谕”。西太后还宫后，气势汹汹地讯问光绪和围园密谋的关系:“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于魄飞齿震，浑身发抖之际，居然回答:“知道。”此后，西太后曾两次审问光绪。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有人问荣禄，袁世凯是否曾奉密诏，密诏中有无杀公之言，荣禄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有人向“当轴者”询问光绪消息，回答是:“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并称，光绪将不会有释放机会，“自作自受”云云(《戊戌变法》（一），第345、347、351页。）。

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谭嗣同等六人未经审讯，即行处决，出于御史黄桂□上疏，声称“罪状已明”，其原因在于害怕审讯时“牵及圣躬”(《戊戌变法》（一），第476页。）。参与办案的陈□龙也有相同记载:“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梦蕉亭杂记》第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认，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

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

三人行

据《戊戌朝变纪闻》里说，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而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地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

慈禧喘了喘气，又接着说道:“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叩头，连称有罪。这时，一向保守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他赶紧上前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皇上谴斥，至于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要是有臣下变乱祖先之法，你可知该当何罪？你说说，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之法而行康有为之邪术，你怎么会昏聩到这种程度？”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在得知光绪知道康有为等人的“围园”之谋后，慈禧太后极为愤怒，她斥责光绪说:“我抚养了你20多年，你竟然要听小人之谗言暗害于我吗？”

光绪被吓得浑身颤抖，好半天才说:“我无此意。”

慈禧太后又是恨又是怒地斥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倘若慈禧太后真的被害，光绪是否能掌控政局的确是未知之数。）

由此，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并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随即又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慈禧太后便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当时京城中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原来，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

紧接着，慈禧太后又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7人先行革职并交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等人被革职监禁、陈宝箴与熊希龄等人革职永不叙用、徐致靖等人被定罪流放，就连光绪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在随后的几天里被杖毙4人。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唯一没做官的，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4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因牵涉到光绪），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六君子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可叹的是，六君子引颈就戮之时，守旧势力却纷纷弹冠相庆，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这又是何等的讽刺与悲凉。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康有为正安步当车地前往天津，准备奉光绪之令去上海办官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所幸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有为才得以在追兵赶到之前换乘英国船逃走，最后经香港去了日本避难。梁启超则是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最后和康有为在日本会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至于光绪皇帝，那就更惨了。在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幽禁于瀛台，并派来心腹太监和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从此后，光绪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来源:《女人当国》 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三人行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义和团是个松散迷信的非政府组织，那它为何能明目张胆的进入京师呢？原来，这又牵扯到光绪皇帝的问题。就在上一年（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

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

义和团进城后到处设坛，还让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慈禧太后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当权派载漪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并请义和团来看家。就连慈禧太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以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朝中的官员见后便也纷纷效仿，将义和团大师兄奉为贵宾。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

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鬼子和二毛子，各国公使和教民们也十分恐惧。更有甚者，义和团不但仇杀洋人，这些人对当今皇上光绪也是十分不敬，还一口咬定他是洋教教主，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光绪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效法外洋，罪不可赦。据说，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闯进宫中，扬言要拿取“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光绪帝是也；“二虎”则是指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里通外国的“卖国贼”李鸿章。

庚子年的五月，伴着义和团的香烟缭缭，北京的天空也是一片阴霾，隐隐有一种不祥之兆。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队伍急剧壮大，管理极为混乱。就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事实上已经是陷于半失控状态。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任意抢劫教民甚至是与外国相关的财产，后来就干脆发展到公然焚烧教民民居，并杀了不少教民。

接着，顺治门内的各教堂拳民们放火焚烧，连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一带商业区也被连累，四千多家商铺和民居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这场大火绵延城阙，三日不灭，可见无组织民众的盲动能量之大。

局势一旦失控，整个政府的职能也就宣告瘫痪，官员对此乱象也是无可奈何，丝毫不敢招惹义和团，譬如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和主事杨芾等人，就被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拳民们乱拳打死。城里的富贵人家，要么出城避难，要么只能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而就在这时，慈禧太后还召见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不知道是迫于无奈还是有意招抚。

在此之前，天津早已乱成一团。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也无力禁止，于是那些拳民们成天扛旗带刀，出入于闹市之中。不到半月，天津便坛林纷立，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天津的那些洋教士们看到如此情形，个个是胆战心惊，他们和教民们后来纷纷逃往租界。

局势失控后的北京，事态开始急剧恶化。由于义和团不懂什么国际法，更不懂外交人员保护法，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了那些洋鬼子最为集中的外国使馆。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的时候，被乱兵杀死，尸体甚至被肢解抛在路上。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大为惊恐，纷纷向本国告急求救。慈禧太后得知后也很紧张，便下谕给各国使臣，请他们到总理衙门来商议护送这些洋人出境之事。

可惜的是，那些外国公使对当时清廷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不信任清廷能够控制局面并安全的护送他们出境表示。在各公使发生分歧的时候，一向狂妄自大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独自前往总理衙门，结果被端王载漪手下的虎神营在途中杀死（杀人者，虎神营恩海小队长是也）。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其他公使惊恐不已，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闭门不出，加强使馆戒备，等待联军的救援才能脱离困境。

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本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招来了大大的麻烦。于情于理，清廷当时都是要负有严重责任的。

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难以管束，朝廷之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并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党，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则继续支持义和团，并主张乘机围攻使馆，彻底消灭洋人在华势力。

至为荒唐的是，慈禧太后随后竟然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据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难记》中的描述，当时使馆区外，炮声日夜不绝，连义和团也赶来帮忙，数万人披头散发，跑到屋顶大喊大叫，以壮声势。

(摘自《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三人行

在外国公使们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团活动已经风云初现。在当年5月底，义和团进入涿州，并进而破坏铁路，逼近到丰台后，近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尽管意识到义和团的危险，但当时清廷的政策仍旧在“剿和抚”之间摇摆不定。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于是清廷在6月5日命令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招抚，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7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如果给予上等军械并好生操练，即可成为有用的劲旅，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载漪等人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基本把持了会议。尽管一些大臣明知义和团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制。

但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仍旧没能在剿和抚之间作出决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得出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

事实上，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团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团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上当受骗还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团早已设好的骗局。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强烈主张“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地复命了事。

外国公使们对于涿州一带局势的恶化也很紧张，特别是在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团烧毁后，更是不顾清廷的反对而从天津调入约450人的使馆卫队。进入6月后，混乱的局势没有丝毫好转，传教士、教民甚至外国的铁路工程师相继被拳民所杀，于是6月10日西摩尔率各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而在同一天，端王载漪、启秀等4人进入总理衙门，更是加强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势力。

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彻底控制了朝政，在他们的鼓励之下，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团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当时的一位士大夫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拳民们“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轻的“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至6月18日更是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的拳民已经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

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团怎么能如此顺利地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团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部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当时的总兵力可能在10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的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团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团入城之时无人阻拦，甚至晚上城门已经关闭了，只要到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进城后，拳民们在街市来来往往，砍杀不绝，而官兵也不敢阻止。当时有人记载说:“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从下面的一段记载或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入义和团问题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到，军机大臣刚毅在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要利用义和团。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整个清廷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团大批拥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一时间“义和团”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大量的拳民涌入京城后，很快便开始了他们的反教行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将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团表现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卫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当时被义和团认为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也成为了义和团要打击的重点地区。1900年6月初，以曹福田、王德成、张德成等人为首的义和团进入了天津，到处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报局甚至毁坏海关、衙门。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团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来源:《女人当国》 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三人行

1900年6月20日，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北京的各国公使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于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并打算在北京使馆区固守待援，等待天津出发的各国军队。

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后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当时的英国使馆是使馆区中面积最大、房子最多的，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在京的外国人（近900人）也都纷纷躲进了英国使馆，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中国教民来到使馆区避难。

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不过，避难者也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另外，英国使馆还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又将上谕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本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

当天下午，清军便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只能“升屋而号”，并没有直接进攻使馆区。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并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也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

从逻辑上来说，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原因很简单，早在6月16日的时候，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类似的证明还有很多，譬如在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只字不提或者匆匆带过。

清军的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使馆卫队便主动放弃。事后，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因为意大利人在撤出后，使馆也很快被焚毁。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个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被直隶总督裕禄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宣战，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谓“宣战”反落在了后面；

其次，清廷在诏书中并没有指出宣战的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这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作为反证，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是相互宣战的，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国际惯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这个诏书的目的主要是向国民解释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对外宣战，而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由此，认为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21日发布诏书后，清廷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政策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实质上真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即使清廷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正当权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他们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或者根本就是上当受骗而相信了义和拳，但载漪等人却不乏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光绪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更像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并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义和拳大量进入北京城且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此时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清廷便已经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而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原因时，称“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可谓是不言自明。

随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县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者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这个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由此，回过头来看使馆之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只能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如果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定公使们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议并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话，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变得好理解了。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们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并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与极端仇洋的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是尽心尽力，但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也记载了慈禧太后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大体上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曾经用过这种策略，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虽然这被证明不甚成功）。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类似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

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在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是不言自明了。不然的话，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大队清军的进攻？用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后来的《北京信札》中就曾说，“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很大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躲也躲不过，诺贝尔也由此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的话，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回忆）。

在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联军部队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的时候，“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和美国公使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军”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的挂在身上。这或许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场奇特的“使馆之围”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辛丑条约》的正式措词并不是战败后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之所以用“议定书”，恐怕还是因为清廷当的“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交战对象，而只是用了“彼等”这个含糊的用语，而列强并没有宣布迎战。事实上，在发布清廷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列强军队已经对大沽口炮台实施了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一方反在列强。因此，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不但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也不成立。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公使和在华的外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其军事行动是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以掩盖他们侵犯中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三人行

最近，有人为慈禧翻案，说她并非甘愿死心塌地地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现象。但是，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有着怎样的家国观呢？我们从庚子事变中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忤逆不逊，就想把他废掉。在她镇压维新派时，曾遭到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英国和日本出面保护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因此也非常记恨洋人。

光绪25年12月24日（1899）年，慈禧召集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及几个王公入见，商议废立之事。她说:“今之上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她的这一席话，说明了废立的目的，就是因为光绪试图动摇她的权力地位。

军机大臣孙家鼐劝解道:“请太后不要行废立之事，如果这样，恐怕引起南方变故。”慈禧听了大为不满，呵斥孙说:“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了体面。”可见，在慈禧的心中，所谓的国事，其实就是自己的家事，家事就是国事，皇帝的废立完全由我定夺，与他人无关。

1900年5月，北方久旱不雨，天灾人祸一起考验着这个垂死的帝国。这一年，义和团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悲壮的闹剧。这一支由农民和流民组织的队伍，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四处焚烧教堂，劫杀普通教民。此举深得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欢心。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借机上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并伪造外国使团的照会，说是西方列强“请太后归政，以大权让与皇帝”，慈禧阅后勃然大怒，说:“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国人无礼至此，予必报之！……他们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归政，我不能保证他们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们的命，前并允许洋兵入城保持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他们竟这样报我。”

为了巩固她手中的权力，慈禧决心不惜国力民力，借助义和团这股民间力量，以国家的名义，与西方列强一战。她在给山西巡抚的奏折中密批道:“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才幼，皆杀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生。”有大臣力谏，说拳民法术，如小孩胡闹，毫无所用，杀戮妇孺，不足以扬国威，让全球人所耻笑，也于老佛爷的仁慈之名有损。慈禧居然得意洋洋地笑道:“是的，但洋人要我归政，我不过以此还他。自道光以来，洋人在吾国内欺虐吾民，反客为主，现在教他们看看，究竟谁是真主人。”为了玩弄手中的权术，她不惜生灵涂炭，孤注一掷。

然而战事日紧，对清王朝越来越不利。1900年6月17日这一天，有人问慈禧，如果拳民战败，北京为洋人所破，怎么办呢？慈禧得不以为然地援引西汉贾谊的话:“建三表，设五饵即可。”所谓三表，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所谓五饵，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邃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她还举例说，两年前曾请公使夫人来宫游玩，受到自己的热情招待后，都十分高兴。并且自信地说:“他们虽向着皇帝，不喜欢我，我有手段，教他们意思转过来。”慈禧的这番话，也就为她后来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奠定了思想基础。

宣战诏书中“与其苟且图存，殆羞万古，孰若大张达伐，一决雄雌”的豪言壮语并不能阻挡侵略者进攻的步伐。装备的落后与指挥的无能，使清军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前望风披靡，天津城破，北京失陷。7月21日，慈禧太后不得不穿一蓝布衣服，扮着乡间农妇，坐三辆平常骡车匆匆出逃。临行，她交待车夫说:“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可见此老妇狡黠与实用的人生态度。

逃往山西途中，慈禧一行无饭可吃，农家粗砺的豆麦用手捧着一食而尽，晚上的盖被也是从农家掠来，洗过尚未晒干，也完全顾及不了这些。此情此景，令她无限悲凉:“不料竟至于此，诚可愧痛。唐玄宗遭安史之乱，亦蒙尘于外，目视其宠妃死而不能救；余今所处，殆尤过之。”到了太原，昔日剿杀教民最为得力、慈禧最为赏识的巡抚毓贤在城外跪接。慈禧为了安定他心，还劝勉他道:“去年你说义和团如何可靠，可惜你错了，现在北京城已经攻破了。

但你执行圣旨颇为得力，如今山西境内已经没有洋人，人们都说你能干，我也知道。现在洋人报仇，索要你很急，我准备革掉你的职务，如李秉衡，你不能因此而伤感，此举不过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此时的慈禧，打着“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号，准备牺牲自己的走狗了。过了几天，慈禧又召见毓贤说:“现在，棺木价也贵了。”意思是劝他自杀，也便于自己脱逃干系。

到达太原后，供给日益精美，慈禧欣然喜悦起来，早已忘却了此前“千乘万骑，供亿维艰，食用皆昂，民生滋累”的仓皇困苦之形。入住西安之后，更是重复奢侈浪费之举，每天所耗膳银二百余两，相当于当时10家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每日菜单达100余种，她还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俭省多了。”意思是说，今日所支还不足在北京的十分之一。她喜欢喝牛奶，为了满足她的这一嗜好，专门在住所附近，养了六条奶牛。仅此一项，每月又花掉银子200余两。天天看大戏，一如在北京时所为。逃难之际，她仍大权独揽，事无巨细，亲自裁夺。一面穷奢极欲享受生活，一面积极与各国议和。而辛丑议和的首要条件，就是各国要杀戮义和团的首领及朝廷支持大臣。慈禧为了保住手中的大权，满足了列强提出的种种要求，对那些首倡排外之人或杀或逼其自尽。慈禧对和议提出的所有丧权辱国的条款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列强对其权位的意见。当她得知列强并不干涉其尊严地位时，就要急不可耐地回到北京。

她回京心切，可不是为了什么江山社稷，一方面是担心夜长梦多，大权旁落，另一方面则是害怕宫中储藏的宝物被太监窃取。启程之初，有人劝其上轿，她说“不用忙”，仍然在人群中站了五分钟，等总管李莲英将各省贡物、箱包数量清单呈上之后，她一一细视无误，方才安心上轿。待坐到火车之上，还专门交待比利时铁路公司的洋员杰多弟，宫廷行李紧要，嘱其小心照料。货车开后，仍不放心，说是到保定府，还必须检查一次，并且不允许行李车先到北京，怕别人从中做了手脚。回到紫禁城的宁寿宫后，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这位老妇不是召见各位大臣，商议朝中大事，而是命太监挖开逃走前所埋下的金宝，见并未移动，一无所缺，这个守财奴般的老妇欣喜若狂。与西方列强签订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高达十亿二千二百七十万两之巨，她连眉毛都不眨一下。只要老子大权在手，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国事民间事天下事管他娘？

而沿途再见西洋诸人时呢？慈禧赶紧仰面俯首而笑，甚至不顾国后之尊，主动以手巾向她们示好，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与此前咬牙切齿、势不两立的情景判若两人。

从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一事中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不管她反抗外族侵略，还是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或是实行新政、预备立宪，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有一条不能超越的底线，这个前提和底线就是不能够损害慈禧本人的权力，权位绝不能受到任何挑战，否则，一切都会随时被她扼杀终止。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她可以铁腕扼杀变法，屠杀改革派，囚禁皇帝，奢侈浪费，抽海军军饷庆寿，致使甲午惨败，庚子国乱，在她的眼中看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予既是天下，天下即予。”没有了家天下这个前提，一切免谈。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这个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三人行

清末新政， 是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清廷下诏宣布变法到清宣统三年( 1911) 清廷覆亡前夕这段历史时期里， 清政府在迭经内讧外侮之后所推进的一场以自救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场变革运动的前期主要从行政制度、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方面着手， 力图一改积贫积弱的困境。日俄战争之后， 苦于新政“实效未彰”， 危局日益加深， 乃谋求政治体制的变革， 酝酿采取君主立宪体制以期“满洲朝基永久确固”[1]。但还没等清廷实现其目标， 历史潮流已经席卷清王朝而去， 清末新政也告别历史舞台。

清末新政， 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说是彻底失败了， 从国家角度而言， 也没有改变数十年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其作为一场深层次的全面的现代化运动， 仍旧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之处。慈禧从辛酉政变垂帘听政， 直到1908 年去世， 一直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 是晚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在清末新政中， 慈禧对新政的启动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开启改革之门

就慈禧品性而言， 她具有很多缺点， 如嗜权如命、胸怀狭窄、生活奢侈等， 而且不具备近代意识， 正如研究者所言:“慈禧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2]因此，她很难领导清政府走出困境， 使国家走向复兴。然而， 慈禧在大风大浪中执掌清廷几近半个世纪， 这其中自然有其深刻原因， 如用人、权术、进取心等均值得探讨。而慈禧并不排斥乃至于支持变革， 这使其在执政中积累起足够的权威， 并获得臣民认可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慈禧在戊戌变法初期， 仅仅局限于默许， 那么在新政中， 慈禧则完全是以一种改革者的姿态出现， 她直接开启了新政改革之门。

在戊戌政变之后， 慈禧对“康党”和光绪恼恨不已， 但对变法并没有一概排斥。光绪二十五年( 1899) ， 慈禧在召见南书房翰林徐琪时， 嘱托徐琪:“方今时事艰难， 内而内政应该修明的； 外而外政应该举行的， 你随时条奏， 无不立见施行， 无不立即举办。”[3]光绪二十五年10 月6 日， 慈禧与光绪皇帝召见盛宣怀时， 再次表示“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必要做到自强”， 并对开矿、练兵、筹饷诸问题逐一询问[4]。庚子之变后， 慈禧的变革意图更为明确。一度成为慈禧宠臣的岑春煊透露“朝廷自经庚子之变， 知内忧外患， 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 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 太后首以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 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5]。在慈禧西逃途中， 清廷就发布上谕要求改良政治，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清廷下谕表示:“ 斡旋危局， 我君臣责无旁贷”， 要求臣工“卧薪尝胆， 勿托空言， 于一切用人， 行政， 筹饷， 练兵， 在在出以精心， 视国事如家事”[6]。

随后， 慈禧再次下谕， 借光绪之口要求诸臣“自今以往， 凡有奏事之责者， 于朕躬之过误， 政事之阙失， 民生之休戚， 务当随时献替， 直陈无隐”， 希望做到“明目达聪， 祛弊扶衰”[7]。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光绪二十七年1 月26 日清政府发布新政上谕， 该上谕指出，“取外国之长， 乃可补中国之短， 惩前事之失， 乃可作后事之师”，“法令不更， 痼习不破； 欲求振作， 当议更张”， 为了集思广益， 清廷要求臣工就如何自强“各举所知， 各抒所见， 通限两个月内条举以闻”[8]。

光绪二十七年4 月21 日， 作为新政领导机构的督办政务处成立， 督办大臣囊括了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奕、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人， 地方督抚大员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遥为参预。之后，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变法三折， 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 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清末新政改革即在变法三折中所提出的方案中展开。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光绪三十一年， 根据朝廷大臣、各省督抚、驻外公使的条陈， 清政府下达了十几道谕旨， 采取了30 多项措施来推行新政， 涉及范围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各方面，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走向宪政之路

新政之初， 朝廷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讳莫如深， 但在私下，群臣之间已颇有议论， 如光绪二十七年4 月4 日， 张之洞即致电刘坤一等人:“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 实为诸法之根， 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 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 若上议院则可仿行。”[9]
此时， 朝廷正在厉行新政， 政体改革的呼声尚未形成气候。光绪三十年后， 一方面新政的成效并不显著， 旧的问题没有解决， 新的矛盾却又产生， 正如清廷所承认“时局艰难， 百端待理， 朝廷屡下明诏， 力图变法， 锐意振兴， 数年以来， 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10]； 另一方面， 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的事实向人们昭示着立宪政体对于摆脱危局具有决定性作用。故而， 清廷内部改革君主专制政体的舆论形成并迅速走向高涨。光绪三十年1 月28 日， 丁振铎、林绍年联衔电奏朝廷， 请仿照日本明治维新， 毅然变法。5 月， 孙宝琦再上政务处书， 明确要求清府“仿英、德、日本之制， 定为立宪政体之国”，“以固结民心， 保全邦本”[11]。次年7 月2 日， 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 请以12 年为期， 实行立宪政体， 并奏请“简派亲贵， 分赴各国， 考察政治， 以为改政张本”[12]。逐渐形成一股浩大的声势:“远猷辰告， 始于出使诸公， 继之者乃有枢臣疆吏。驻英汪星使大燮则因各国盼望立宪而奏请速定办法； 驻美梁星使诚则因华侨要求立宪而奏请速定宗旨； 学部尚书张尚书百熙、礼部侍郎唐侍郎景崇、暨署粤督岑制军春煊、黔抚林中丞绍年等， 亦纷纷奏请立宪。而士夫于立宪之事， 亦知详加研究， 以牖启国民。不数月间， 立宪之议， 遍于全国。”[13]面对这股声势， 慈禧不得不慎重考虑立宪政体的问题， 日强俄弱的事实摆在面前， 国内的呼声又是如此之高，“舆论既盛， 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14]， 最终， 经过廷臣会议， 慈禧决定遣使出洋“ 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15]， 在此基础上再做定夺。

清廷派遣的使者载泽、端方等人， 时论都颇有优评， 载泽“留心时事， 素号开通”， 戴鸿慈“久历部寺， 颇讲新政”， 端方则“奋发有为， 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他们考察回国之后， 皆向慈禧“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 及立宪后之利”[16]， 强烈要求清廷改行立宪政体。除了考察政治大臣以外， 军机大臣、地方督抚等均要求进行变革， 有的直接要求实行君宪政体，“徐尚书世昌请采用地方自治制， 以为立宪预备； 荣尚书庆谓宜保存旧制， 参以新意； 瞿中堂鸿则参酌二者之间”[17]。8 月25 日， 为了集思广益， 征求各方面对于立宪的建议， 慈禧命令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 暨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条陈各折件， 拿出意见， 请旨办理。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8 月27～29 日， 清廷召开了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参加的重要会议， 议决是否实行立宪。虽然颇有分歧， 但是最终“诸王大臣之意见， 大略相同”[18]。29 日， 慈禧召见会议宪政大臣，询问立宪之事。诸大臣大都回答应该实行立宪， 慈禧接受了群臣的意见， 确定了立宪国策。

光绪三十二年9 月1 日， 清廷颁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上谕叙述了中国国势不振和各国富强的原因， 确立了仿行宪政的原则“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同时， 清廷以为“目前规制未备， 民智未开”， 因而“廓清积弊， 明定责成， 必从官制入手”，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 还要“广兴教育， 清理财务， 整饬武备， 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 以预备立宪基础”[19]。国策即经确定， 首先进行了中央官制改革。

之后， 随着清廷统治秩序的恶化， 国内各地民变蜂拥， 革命党人的起义有增无减， 立宪派则掀起国会请愿运动， 在此种情况下，清廷的立宪步骤也加速实施。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8 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等文件， 宣布以9 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并进行筹备工作， 预备立宪由此进入了实践阶段。清廷要求各级官员“警觉沈迷， 扫除积习”， 各级政府“自本年起， 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 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 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20]。接着， 资政院和咨议局经过一定时期的筹备， 也先后开办。

几点评析

慈禧末年开始的新政改革， 一是在于庚子奇辱， 一在于统治危机。其目的， 正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完全评价慈禧主持的改革。古今中外， 无论是主动性较多的改革还是陷入被动局面下的改良， 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从彼得大帝改革到明治维新， 无不如此。从目的来探讨问题， 只是一面。从另一面而言， 在被动形势下开始的改革， 慈禧在新政中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
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例， 科举制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它的废除牵动面相当广， 历来阻力也甚大。鸦片战争前后科举改革思想即已开始酝酿，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 推行近代教育体制的意见。维新运动时期， 维新派提出废除科举的主张， 在戊戌变法时清政府发布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开设经济特科的改革措施。此一举措遭受到了顽固分子乃至于传统下士人的猛烈攻击， 最终科举制的改革由于戊戌政变而流产。新政时期， 科举制改革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光绪二十七年( 1901) ， 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均提出改革科举的若干建议， 两广总督陶模直接提出废科举的建议。慈禧接受了改革科举的主张。8 月28 日， 清廷诏令于第2 年开始， 科举考试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 同时逐渐减少科举名额， 并令永远停止武科[21]。在此之前， 6 月3 日， 慈禧下令开设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八年4 月， 政务处拟定了经济特科考试章程。1903 年10 月， 袁世凯、张之洞会奏， 要求以十年为期， 废除科举制， 得到慈禧批准。后来， 由于形势的变化， 尤其是日俄战争的刺激， 光绪三十一年9 月2 日， 袁世凯又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与端方六人一起奏请立停科举。慈禧终于接受了这一意见， 发布谕旨， 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 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废除了科举制。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其改革迁延半个世纪而未决， 在清末新政时期不到五年就将其废除，一方面固然是形势不得不然， 另一方面， 也和慈禧的支持密切相关。科举制在4 年内就被彻底废除， 体现了慈禧务求改革成功的急切心态。

由于改革成功的急切心态， 在新政进行过程中， 慈禧对于要求改革的一派官僚给予了相当支持， 而对于保守派则予以抵制。庚子之后， 清廷高层的顽固派被基本清除， 他们对于改革已经不构成大的威胁， 但在中央政府中， 对各种改革措施不满、抵制的官僚仍旧占有相当数量， 他们对于预备立宪尤其反对。其中以赵炳麟、胡思敬等为代表。赵炳麟坚持君主掌握大权， 立宪有“大臣凌君， 郡县专横之弊”[22]， 胡思敬则既反改革官制， 更反对立宪，认为改革官制“必破坏会典， 销毁则例， 一切以意为之， 荡然无复限制”[23]， 立宪则为“大乱天下之道”， 应该“取消九年筹备清单，停办新政”，“复科举”[24]。在定立宪国策之前， 政府内部反对声势颇大， 但在众亲贵重臣的吁肯之下， 慈禧没有因为反对之声而动摇， 却反而逐渐坚定了立宪的决心， 最终走向了立宪之途。

清末新政的失败丝毫没有降低这次现代化运动的意义， 这次改革的成败经验都弥足珍贵。作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对于新政的进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从新政的启动， 还是从其转向预备立宪并进而付诸实施来说， 慈禧都起着主导性的积极作用。但是， 仅有改革的意念、富强的意图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受着时代条件、政治环境乃至于个人品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某种意义上来说， 颇遭咒骂的慈禧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而已。

三人行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4]

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买办、资本家、工人等新的职业群体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传统的“四民”结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代化的动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产生，然城市化的速率无疑与传统的一体化结构解体的程度成正比，天津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人口仅为40万，[5]上海人口从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间，始终徘徊在50—60万人之间。[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进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经商、求学、谋利、求生甚至享乐的人们都要去城市，于是，各种资金、多元文化与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发展起来。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率，清末新政于此起了促进作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长率”。[7]上海人口从1882年的60万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万人，仅30年即翻了一番，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从1900年的40万增至1910年的60万，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宁波1855年仅21。4万人，到1912年已有65万人，年递增率为3。56%。杭州1884年仅25。3万人，1911年增至68万余人，年递增率为6。22%。[10]重庆1850年为9。8万人，至1910年达25万人。[11]可谓惊人。

这一时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兴起是以乡村衰落为代价的。乡村大批人口、劳力、资金涌向城市，自然经济愈趋解体，而绅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们管理的县以下乡村自治与宗族事务因鞭长莫及而日渐松驰，农村宗族群龙无首，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据黄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12]。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绅士地主入城缓解了自耕农急遽佃农化的趋势，新型的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随之出现，1880年地主经济标准形态中商品粮只占总产量的10%，20世纪初则达20%左右。[13]绅士入城也是个资金资本化的过程，汪熙统计了清末10大行业中300名创办者的出身，发现1913年前的创办者半数以上为官绅，只有一体化结构解体后新式商人才占主体。[14]第二，新兴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现造成了传统郡县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称，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达100万，此时却因新兴的长沙、汉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万人，而原先人口远不如湘潭的长沙则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坚雅认为不具备传统城市功能的现代通商城市的兴起，必然带来传统城市网络的破坏，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区域与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这主要是东南沿江沿海与内地区域上的差别，如辛亥时期江浙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达13%，比之全国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传统城市历来是政治中心，新兴商贸城市却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多元荟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新兴阶级的发展，往往使之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

从20世纪开始，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与工业基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对抗与社会矛盾也凸现得最为激烈，无论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革命党起义、辛亥光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的诞生，上海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等，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比较过去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它远未彻底完成“三权分立”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创立，但毕竟直接触动了千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政制，可以说，这是辛亥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绅、宗法家族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形的一体化结构，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体化结构中三个层次秩序与功能的失衡，表现为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集聚与力量的增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打破与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错动释放了结构中中下层社会的能量，激化了与上层的矛盾，从而带来了直接的对抗。

传统绅士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理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17]在常态情况下，作为官民间媒介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与上层统治集团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常有矛盾，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的背后也常常闪过他们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广大农村，虽作为一个阶层却远未释放出集聚能量。随晚清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绅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渐显示出规模效应，成为一支从传统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并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

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18]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19]

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

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27]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否定魏晋九品中正制后的产物。作为增加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序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至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对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漠不关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碍，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28]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同时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这与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精英的培养选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类型、模式与发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实在是不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政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直接加速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
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29]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30]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31]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政坛人物的教育背景来看。

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32]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政治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政治核心圈的信号。随新型社会中心体的建立，新式学生广泛进入政界并成为主角，在有传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几乎多为新学堂毕业生，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33]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18名总、次长中，除3人外其余15人均为留学生。[34]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传统功名出身者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学生占51。7%）。国民、进步两大政党200名重要党员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别占83。15%和77。65%。[35]北洋时期32届内阁中的31名国务总理（一人重复）中有18人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阁员中为71人，占65。13%。[36]1929年国民党63万党员中，大专院校毕业者占1/10以上。[37]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长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则占86。28%。[38]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人员的加入而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政治发展趋向，民主共和为社会普遍认同，系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四订宪法，两开国会，多达几百个党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遍及全国，深入人心，“从外观上看，……即使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39]胡适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与参与操作的新式政治家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有关，譬如民初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这自然是相对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旧式官僚而言的。

清末民初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从清末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潮流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以致于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感叹地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40]

这表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举入仕的传统渠道已不复存在，新政治中心体控制在军阀手中，难以完成改造社会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后再去实现所学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同，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选择。这种行为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政治和思想启蒙，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要旨，一改过去文弱书生不从军的传统，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参与方式。[41]二是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负面效应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以至于舒新城激愤地指责道:“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应负重大责任。”[42]其实，仅仅归罪于留学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许多真空，为新式知识分子运用武力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与主体力量——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批产生则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学历背景与知识结构为例分析。人们评价废科举、办新学意义时，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时段性特征与间隔性后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好是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0年出现的，而10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已达495。94万人，新旧绅士只剩70—80万人。[43]这样，一方面实际掌权的绅权日趋没落，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处于失序散乱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道现代化的最后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我们分析这代人的年龄与学历背景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批1880年前后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形成期间多经历过废科举的影响与受过新学的启蒙。我们试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领袖年龄、学历、身份作分析:[44]

不难看到这些人多受过新学的启蒙，本身又是新学的启蒙者。而那些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更具解剖学上的意义。五四青年许德珩废科举时正处少年时期，从这时到北大所学的主要是新学，以他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那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内在责任感的冲动，与新式学校中所学到的新知识以及培养出来的新的价值观、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无这10多年的新式教育的学习，很难想像会有“火烧赵家楼”这种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举动。虽为北大教授但仅比许德珩大一岁的胡适后来曾得意地回忆他15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一件往事。当时他曾以所学的一点浅近的地心说等科学知识，在学校中作了一次批驳孟子“性善说”的公开讲演，“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45]黄宗羲曾以“时者以为神之往来，而不知灵气之发于山川也”的朴素唯物论来驳斥鬼神说[46]，秋瑾也以“人生原是最灵物”来批评“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47]相比之下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48]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这样，从绅权兴起到批判王权，从新式知识分子产生壮大到批判绅权批判传统，这两个依次递进，有序展开的不同层面正是清末新政后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此而言，与清末新政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清末新政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高潮到来奠定了基础。

作为儒家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的体现物，“重农抑商”政策在防止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发展。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来应付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但不发展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官办现代化”缺乏来自广大民间的支持，也就使之难以获取持续有力的后颈。及至清末，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认识到“以农立国”的耕读社会弊端丛生，无法适应现实，遂将挽回流失的统治权威合法性乞灵于改革。

1903年4月的上谕中明确指出:“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49]亟呼改变积习，“振兴商务”。9月商部成立，统管工商铁路各项事务，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励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这需要政府的保护与鼓励。清廷此时已认识到“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50]洋务运动未能带动民间投资热潮原因即在于此。故命各省“一律认真恤商”，“饬行保商之举”。[51]并按投资现代工商业数额多少与贡献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级的勋号与官阶品衔，凡投资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10—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如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的张振勋，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等高位。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寻常，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年军贱商人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52]这种落后国家以行政力促进民间投资热情和加速原始积累的手段与传统的卖官鬻爵迥然异趣，以后的“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与此重商政策有关，新政后数年民间投资很快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林增平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此时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5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54]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1911年已达977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其次，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909年清廷颁令各地设商会，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分散封闭的行会中解脱出来，合法联合成一个跨行业的现代社团。及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55]新政法令也有利于提高商人地位，如规定体面商人可随时“谒见本部堂宪”，各级衙役“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交送司务厅严办”。[56]并允准商务总会致督抚以下各级衙署之公文用平级官署间的“移”和“照会”字眼，意味着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尽管实际运行中仍有滞碍，但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商人千百年来地位变化的一个界标。

商会成立后在经济上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各级商会互为联络，各通声气，调查中外商情，兴办商业教育，举办各类商品展示会、博览会、劝工所，设立商事裁判所以保护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及以后历次收回利权运动中都充当了骨干。不过商会真正以阶级代表形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时仅将名称改为“自治公所”外基本无大变动。在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57]上海商会也初步发育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

经济力量的增强与社会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介入社会干预政治。虞和平认为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58]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上海总商会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59]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联络各地商会纷纷动员参与其事，遂使第二次请愿运动规模与声势明显壮大。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商会普遍失望开始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60]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从其借款一览表上可见，上海的钱庄、商行与银行是主要资助人。

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形成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而现代化的支持系统又有赖于政府的“让利”为代价的培养，这样，获利者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报”这一政权，这种“让利一回报”方式曾构筑了日本现代化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让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回报，原因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容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魔鬼”羽冀丰满后必将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上民主立宪，经济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触及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到了这个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让步了，从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支持系统变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将仇报”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宁誉为“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61]的铁路，1895年仅360余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余公里，六、七年间增加了27倍。矿冶业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资4100余万元，而1905——1909年5年间共投资1600万元，占40%。[62]5年间现代机器动力的厂矿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45%。[63]许多手工业工场出现了迅速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倾向，种类遍及生产与生活日用品的主要方面。从史料来看，新政后几年中，从沿海的江、浙、粤到边远内地的川、鄂、晋等都有类似现象。农工商部在各省设工艺局，内有12科，主要传习现代工艺制造、质量检验与销售，以“练习其技能”，“甄验其货品”，“增益其见闻”，“开拓其智识”，“疏通其销路”。[64]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枢纽与关键的银行业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著名者如直隶、户部、浚川源、信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商业储蓄、信义、裕商、浙江、贵州、北洋保商、殖业、福建、四川等银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也应运而生，从1904年到1909年，地区及于14省，数目50余，至1912年已达170余个。[65]

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将其归结于“设厂自救”未免简单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政的经济改革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历史潮流，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应忽视。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各种体制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方面的变化，而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人的现代化则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指标之一。

民俗风尚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络点，具备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其变异与传承的特质使之成为文化诸要素中既是最易变更的文化，又是最为顽固难以变易的部分。民俗的变异与传承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放抑或封闭。恩格斯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山地之国瑞士仍与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66]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民俗亦因未开放而难以见到民俗的更新。二是政府的认同保护。中国传统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同构的，清朝的男子蓄发女子束胸裹足既是法制所定，也是男尊女卑意识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因此，民俗风尚的改变有待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剖析晚清上海与北京习尚的不同变化是颇有兴味的。

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熏染，大批来自各国各地的移民进入定居，新兴职业、新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生活被打破，多元人文政治地理格局的产生与定型，租界中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的移植与展示，使上海民俗率先发生了变异。
沪上众多的岁时节俗如兰花会、晒袍会、棉花节、观潮、菊花会、煮饼节等古朴淳厚的传统民俗已被西风吹得烟消云散，日趋淡化。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谈到，清季上海服饰旧礼“已亡”，“衣服僭移，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学，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恬不为怪”，[67]京师内地等级森严、各示级别的传统服饰制度在上海已被打破了。而火葬公墓、新式教育、牙刷肥皂、圣诞节、公共厕所、“先生太太”、西洋大菜的流行，无不显示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深烙印，却也透析出了上海人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否定与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双重内涵。而甲午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维新派的移风易俗之举更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变异有重大影响。[68]

相比之下，京都北京风俗因封闭而基本沿袭旧俗，然新政后的北京风习发生了嬗变。严昌洪分析了清末北京竹技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首善之区的新风尚，如狭袖窄腰、形不掩臀的新式服饰，不施黛粉、衣着朴素的女学生，“菜罗中外酒随心”“门外电灯明似昼”的西式饭店，“千龙万蛇地下排”的电线、煤气管与自来水管，以及“游人争看万生园”的动植物园等，无不表现出“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多少给京城带来了些许清新的空气”，而为辛亥前后的革故鼎新、飙转豹变创造了条件。[69]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0]清末新政虽说不上改朝换代，却具有一定程度上变革社会制度的意义。难怪有人说:“20世纪初年‘天下移风’形势的出现，‘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起了重要作用”。[71]新政确实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异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改革旧制，允准满汉通婚。顺治帝一度允许满汉联姻，但禁八旗与宗室子弟娶汉女，以保种族纯洁，江山万年。及至清末满汉矛盾因排满革命再度尖锐，清廷遂于1902年“开除此禁，所有满汉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72]1907年复诏令彻底化解满汉畛域，携手共存。200多年来满汉通婚的禁令于此化解，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有助于改革旧式婚俗。

其次，废除恶风陋习。清初入关后，男子是否“留发”竟涉及到能否“留头”的问题，“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由此生发。而自南唐沿袭的女子缠足恶习在清代也得到强化，风俗与制度的同一性于此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康梁均倡社会改革与启蒙的重要性，光绪帝也甚至“欲易服以一人心”。然此举却由当年的禁止者清廷于新政中完成，1902年宣布废除缠足恶习，“全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各地总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积极响应，李鸿章、袁世凯还让子女亲属放天足。[73]1911年底，清廷许官民自由剪发，这样，沿袭多年的女子缠足男子蓄发恶习终于废除。现代化的原则之一是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清末新政向此跨了一大步。同时，清末禁烟运动规模之大、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有力都超过了道光年间。1906年9月20日诏令严禁鸦片，限定10年内务除净尽，委派多名禁烟大臣办理此事，以致竟有人因戒烟而死。1908、1911年相继与英国签订《中英试办禁烟章程》与《续约》，1909年又在上海发起召开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通过了禁止外人在华“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的决议。[74]虽未能根本禁绝，但比之以前效果要好。连孙中山也承认:“前清末年，禁种成膏，成效渐著，吸者渐减。”[75]宣统年间清廷还配合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禁赌禁娼的行政措施，一些地方官与警察也取缔严禁，尽管效果有限，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这样，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使清末10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缓至速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个从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反映了中国人比照反思后的急迫心情。其实，这五十年如用于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缓确是十分贴切，但在清末新政10年中，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日千里”，梁任公大可不必为之“惭愧”。在总结了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末新政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课题，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线索，我们讨论清末新政时不能不注意及此，而清末新政于中的促发作用更不应予以漠视。

三人行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相继发生的两大改革事件。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是于十九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通过光绪皇帝发布诏书推行的；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通过颁谕展开的。前者昙花一现；后者则历时十年，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但是，这两大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却大相径庭。戊戌变法，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加以肯定，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而对清末新政，则因为是由清朝政府自己搞起来的，又加上了“讨好帝国主义”的罪名，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就被说成是反动的，还称之为“假维新”、“伪变法”，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本文仅就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异同及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谈些粗浅看法，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总形势下发生的。

戊戌变法是于甲午战败受辱之后，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维新派挺身而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宣传、奔波，推进了维新运动向前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心。康有为还多次上书，争取光绪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最后，终于把变法运动推向高潮。

当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的，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广大义和团群众，高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到1900年5、6月间，斗争达到了高潮。这时，“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攻占了北京。西太后携光绪皇帝及自己的亲信、宠臣逃离北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践踏了京、津、张、保及东北各省的广大地区。西太后在逃离的同时，下达了镇压义和团和向帝国主义投降两项命令。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此后，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895年以后又得到发展，而1899—1901三年，投资额比前三年大大减少，其平均投资额，几乎仅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49页。)。这是不适应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

从两次新政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个共同之点:其一，经济基础是一致的:封建经济虽然在逐渐解体，但仍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二，阶级基础是相同的: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壮大，特别是上层更为明显。最后，在中外关系上，都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之后，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其不同之点:首先是人民斗争的形势不同:戊戌变法是处于历时三十年的群众斗争低潮之后出现的；而清末新政则是处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刚刚过去之后开始的。其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派中的一部分人（如章炳麟等人）发生了革命的转化，壮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力量。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更激进的主张，并且展开宣传活动，不断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宗旨、目的是关系到两大事件的主观动机问题，也应该进行对比分析。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联合搞起来的，在阐明宗旨和目的的时候，两种人理应分别加以分析。但是，最近研究成果证明，过去一直被当作研究百日维新的第一手材料的《戊戌奏稿》，是经过康有为改篡后发行的，而关于召开国会、制订宪法等项内容，都是他改篡时加进去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97页。)。因此，百日维新时期，维新派和帝党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戊戌变法的宗旨和目的，最突出之点就是为了救亡图存。其次，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帝位。光绪皇帝且不必说，就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后，也是尊崇君权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300页。)。第三，实行变法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最后，实行维新变法，也还是为了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党的政治地位，打击后党及顽固守旧势力。

清末新政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皇室搞起来的，洋务派是核心力量，也有个别资产阶级人士参加。其宗旨与目的的最突出之点，就是改换统治手法以巩固皇权。1901年1月的上谕明确指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6第8—10页。)其次，当时清朝政府感到中国是在“强邻逼处”(《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6第4页。)的情况下，因此，要变法自强。1901年10月，清朝政府的上谕中指出:“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4页。)第三，清朝政府推行新政，还为了在经济上“振兴”。
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5页。)。“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3第3页。)。第四，实行新政，还为了转移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视线，拉拢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清朝政府看到国内“伏莽犹繁”，因此，就打着“为臣民计”、“利民”(《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71页。)等旗号，发展实业，以麻痹广大群众和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寻找支持者。最后，清廷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被帝国主义一脚踢开，又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的某些需要。1901年7月，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过:“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并按《议和大纲》的要求，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在六部之前。”(《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85页。)经济方面的某些措施，也有利于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

从上述两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目的，共同点是主要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变法图强振兴国家及适应资产阶级的某些需要。而不同点是:清末新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为了镇压人民的斗争、转移群众斗争视线以及适应帝国主义某些需要的一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9页。)。判断历史事件也是这样，我们不仅要看历史活动的目的，更应该看它的具体活动。这就必须从分析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入手。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于这两次新政内容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一定会给予我们以新的启示。

经济上的改革，是这两次新政的一个突出方面。为了管理农工商业，戊戌变法时，规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清末新政时，先于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又改设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这两次新政，都注重农业。戊戌变法时，注意开垦荒地，广译外国农业书籍及购置农业器具，成立农会，出刊农报等；清末新政时，提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2第2页。)下令清查土地，鼓励开荒屯田，并设立垦务公司、试验场、创办农业学校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86第8页。)。同时，还注意翻译农业书籍，购先进农具及兴修水利等。在工艺制造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各种工艺制造，奖励发明等；清末新政时，同样采取了奖励政策(《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709页。)。当时，各类工艺局、厂相继出现，在清朝政府奖励政策的推动下，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努力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发展。在工矿交通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在铁路矿山总局管理下，积极修筑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业，努力开矿，设立邮政局等；清末时，于1902年初，制定了《矿务章程》，1904年，颁布了《矿务暂行章程》，1906年，又拟定了《中国矿务章程》。一些省寻找得力人主办以示重视。也注意铁路的修筑，1903年，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并自办建成京张铁路。在电报、电话方面，规定: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由国家电局专办(《光绪朝东华录》，第5379—5380页。)。在商业方面，戊戌变法时，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商会和办商报等，讲求商务；清末新政时，则于1903年公布了《商部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公布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还发布了一些保商恤商及奖励商业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0第4页。)，及华商洋商之商品税收平等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61第1页。)。在财政方面:戊戌时，提出了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按月公布出入款项；而清末，则注意铸造货币，发行纸币，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并出现了大清、劝业、商业等银行及一些地方银行。

两次新政，也都重视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调整机构，裁撤闲衙、冗员，整顿吏治及加强专制统治等方面。在调整机构上，戊戌变法时，令设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归并于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这三省以总督兼管巡抚事。裁东河总督，其事归河南巡抚兼办。还要求地方裁撤闲衙、冗员。在清末新政时，设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还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1906年，又重新制定官制，决定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共设十一个部: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此外，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翰林院仍旧，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谘府等(《清史稿》（四）第956页；参见《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2—13页。)。
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练兵处等，分别归并于礼部和陆军部。1904—1905年，还裁撤了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光绪朝东华录》，第5257页。)，裁撤东河总督及广东海关、淮安关和江南织造衙门、福建水师提督等闲衙。在整顿吏治上，戊戌时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在清末，限制卖捐实官。1901年曾宣布:“嗣后无论何项事例，均著不准报捐实官”(《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18页。)。还处分了一些腐败的地方官。例如:1903年，命“年力就衰”对其子管教不严的四川布政使陈璚，“以原品休致”，其子道员陈大浩“贪利招摇、干预公事，著即行革职”(《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1第14页。)。两次新政，不忘加强专制统治:戊戌时曾规定，要实力举办保甲及筹办团练；在清末则编练巡警，推行警政，此事先出自于直隶，后波及各省，1905年，设立巡警部。此外，还改变了对旗人的供养制。戊戌时，提到了这一问题；而清末则宣布:让旗人“各自食其力”(《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05第2页。)，“劝谕旗兵妇女学习蚕桑，以裨生机”(《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8第4页。)。注意增加些民主气息。戊戌时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及自由办报、办学会等。清末则注意改革刑罚制度，废止苛刑，规定“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28页。)。并命令停止刑讯，改刑罚为罚款，或“折为作工”等等(《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29页。)。

加强军队建设，也是两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戊戌变法时就规定:“裁减绿营”，清军改用洋枪、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款添造兵轮战船，扩充海军实力，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培养海军人才。清末新政时，先于1901年8月，宣布废除了武科科举考试制度(《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97页。)。并且命令“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光绪朝东华录》，第4718页。)。同时，注意裁减旧军，编练新军。如1901年，清朝命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时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光绪朝东华录》，第4695页。)“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光绪朝东华录》，第4718—4719页。)1903年公布了奏定《新军营制饷章》，1907年，又拟定全国共计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共编成了十六镇。此外，也注意了海军的建设，张之洞主张废旧船，造新船，同时还派遣人员学习海军，整顿水师。

两次新政，对文化教育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其主要包括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项。首先，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戊戌变法时，曾命令自下科开始，会试、乡试及生童岁科，旧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后来又规定乡会试仍为三场，一场试历史政治，二场试时务，三场试四书五经，又要求开经济特科以选拔人才。清末新政时，先是改革科举制度，1901年，宣布取消“八股文程式”(《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4992页。)。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了逐渐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1905年，再次上折请求废除科举以利于兴办新式学堂。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92页。)清末，还举办了经济特科。其次，设立新式学堂，传播西学。戊戌变法时，曾要求各地广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1898年8月，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并且规定各省多设中、小学堂及各种专科学堂。清末新政时，更重视人才，认为:“为政之要，首在人才，”(《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3第13页。)。因此大力兴办各类学校。1901年，要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19页。)1904年，张之洞等人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了，促进了办学。同时，清朝还特别重视师范学堂的建立，指出:“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师范生，尤为办学入手第一义。”(《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铅印本。)当时，中国出现了办学热潮。在北京，加强了对京师大学堂的管理、整顿，并拓地兴建校舍，扩大了学校规模。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大量涌现。第三，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戊戌时，光绪皇帝曾发布谕令，要求各省选派生员出国留学、游历等。而清末，中国派遣留学生出洋达到高潮，清朝政府命令各省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2第10页。)之士，以官费资送出国学习，也注意选派宗室、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同时，还鼓励自费到各国留学，后来，又号召赴欧美留学。在清朝政府的号召与各省的努力下，在青年学生的斗争及其家庭的大力支持下，官费、自费留学生逐年猛增。

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次新政不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军事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相同或相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西太后是把被自己推翻了的戊戌变法，又拿来重演，在继续完成她的“敌人们”所没有完成的变法维新事业。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不同，突出表现在事件的领导者和各自的后果上。

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相结合，共同领导和发动的，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及后党，持反对态度；而清末新政，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及清朝的皇室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进行的，光绪皇帝已无实权，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个别人物，只不过是做了这次新政的陪衬。例如张謇，商部成立后，当上了该部三品官的高级顾问(《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8第1页。)。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结果不同，戊戌变法，仅历时一百零三天，政变发生后，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几乎全部被取消。而清末新政，历时整整十年。并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

清末新政的恶果是突出的，应该首先加以说明，举其要者主要有四:其一，举办新政，需要大量的经费，为解决资金，清朝政府不断向各省派款。如1903年12月24日的两个派款上谕，所派之款，全国每年就多达九百六十万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3第4—7页。)。而各省举办各项要政，也得花钱，这就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清朝政府又是在每年都要偿还大量外债和赔款的前提下实行新政的，这就必须更加疯狂地搜刮广大劳动群众，使人民生活愈加贫困，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其二，清末大练新军，各地出现了部分军阀势力，特别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控制北洋六镇军队，他变成了当时最有势力而又极反动的人物。其三，这次新政，还为帝国主义继续向中国投资: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1902年3月，所拟《矿务章程》十九条中就规定，在中国开矿“无论华洋各商，皆可照章承办”(《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4836页。)。最后，清末新政时办警政、练新军，强化了清朝的封建国家机器，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

尽管新政有种种不良后果，尽管新政还有种种弊端(参见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上册，第181—182页。)。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全面地加以探讨、分析。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我们今天在研究清末新政的历史时，就应该把问题放入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研究，我们在判断清末新政的历史功过时，也应该根据新政比以前的历史所提供的新的东西来分析研究。经过冷静的对比之后，笔者认为:清末新政本身及在新政的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主要有下列八点。

一、清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是民办工业发展较快，各类工厂不断增加。其中特别是1909和1910两年，设厂就多达二千八百余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页。)。达到了民族工业初步发展阶段年设厂数目的最高峰。同时，投资总额也迅速增加:1906、1907、1908三年，共投资五千三百多万元。年平均投资额近一千七百七十万元，年投资总额也达到了初步发展阶段的最高峰。其次，民办矿业也有所发展:在1895—1910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里，兴建的民办矿业共八十家，较著名的，如1908年，湖南长沙梁焕奎兄弟的华昌炼锑公司，炼的锑质量较高，“成色在世界着名之英京廓尔逊之前。”(《湖南省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5—246页。)第三，中国民族资本的商业和金融事业也有所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力量。

二、中国的土地开发，有了很大进展。由于清末新政时，对土地开发有所注意，在各地设立了垦务公司，各省也较重视，成效显著。特别是黑龙江省，这时期的土地开发，进入了“全放时期”。1904—1910年，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由三十四万七千九百零九垧，增加到六百五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垧(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00页。)，翻了四番有余。

三、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特别是中下层，有较明显的壮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也随着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新政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四、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增到六十六万多人，成了当时中国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

五、清末，中国的军队，有了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已编成新军十六镇。新军战士，使用洋枪，练洋操，接受新式军官的支配，思想上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传播之际，新军成了革命党人宣传及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阵地。

六、清末新政，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在戊戌变法期间即提出这一要求；清末，张之洞等人则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光绪朝东华录》，第5390页。)清朝政府排除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干扰，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废除科举制度，这是清末新政的一大突出成就。

七、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戊戌变法仅存的成就，是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期间，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认真的整顿、扩充。清政府还一再谕令各省，兴办新式学堂，又公布了学堂章程。使各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如1907年，京师有学堂一百二十七所，直隶有学堂四千五百多所。到1911年，全国学校已增至五万二千五百余所，学生总数已达一百五十六万多人(参见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73页。)。

八、中国出现了留学生的洪流。早在洋务运动期间，一些洋务派官僚就开始派遣留学生，但人数很有限。戊戌变法也提出派遣留学生的问题，但是，变法很快失败了，没有成为事实。而清末新政期间，却出现了留学生的洪流，如1905—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八千人。留学生，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辛亥革命前，广大留学生，成了清朝政府的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清末新政，也就不会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清末新政同戊戌变法及其以前的历史相比较，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就清末新政的整个活动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清朝统治者出于什么政治目的，这次新政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和要求的。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三人行

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危局唤起王朝统治者的自救意识，从而上演了一场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三步曲构成的改革运动。那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

慈禧以其美色和慧根成为咸丰皇帝的宠眷，又以果决和心计取得垂帘听政的权柄。她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梗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值国事日非之际，亦不乏改革进取之心。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一八六六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郭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朽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不啻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无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愚昧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然而，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哪知他们的所做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
慈禧的不满，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最为心狠手毒。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生怕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急忙出面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但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症结只在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证自己的地位之后，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号:“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一帮顽固派昧于大势，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慈禧携光绪仓皇西狩，一路困顿风尘，颜面丢尽。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惩治坏事的顽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达自己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改革的决心。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处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近代化性质的改革。政治上，它在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还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成分、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从戊戌变法到新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改革的洪流在经历一番曲折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航道，并以更加奔涌的态势向前推进，实在耐人寻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忽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蕞尔小国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一途。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跨越，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先例。日本从一八六八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一八八九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年。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趋严重。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一九○六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

同年，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假如慈禧晚死十年，宪政改革的结局又将如何？在逝去的历史面前，吾无余言。

三人行

慈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娇奢太后，一个固残守旧，顽固不化的封建卫道者，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没落的时代，牢牢的把握着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江山，并保持了它的相对完整。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祖居叶赫(今四平附近)，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咸丰十二年(1852)，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次年，封懿贵妃，甚得咸丰帝宠幸。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年号“祺祥”，那拉氏尊为“圣母皇太后”，从此开始了她对清王朝四十多年的统治。

在她统治的这四十几年中，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外国的坚船利炮不断叩响着中国的大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纷至沓来，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粉墨登场，不断冲击着清王朝古老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掌舵人的慈禧太后在守旧与革新的迷惘中徘徊前进，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慈禧在其锐意进取的时代(1895年以前)，任用汉人积极支持洋务运动，接收新事物从而创造中兴局面。1875年初，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20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忧伤的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在第三次陛见皇太后时，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等等一系列洋务改革的建议。李鸿章回忆说“廿二、廿三、廿六日，太后召见六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在慈禧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中国呈现了难得的中兴气象:

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 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

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

中国第一条电话线，

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

中国第一条输电线路，

中国第一家发电厂，

中国第一家电报局，

与此同时她还为中国建立了第一支现代化军队。

中国有了:

第一艘现代化军舰，

第一支现代化陆军，

第一家现代化兵工厂，

第一门现代火炮，

第一家现代军校，

第一批留学军事人才，

第一批外国军事教官
早在1875 年，当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海防”与“塞防”争执不下时，慈禧认为两者并举为是，命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同时，支持李鸿章为防止日本而开始的筹建海军计划。

1884年，当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慈禧太后于1885年10月，发布懿旨:“ 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总理衙门“遵旨会议海防”，在复奏中认为:“大致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于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海军于当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这就是北洋海军。慈禧太后对中国海军的支持，从她所说“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的话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革新与守旧间徘徊，在国家与个人利益间游走的慈禧并没有把对现代化的支持始终如一地贯穿下去。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海军再也没有购置新的战舰。而日本在1888年后的六年间添置军舰12艘。为给慈禧庆生而进行的圆明园大修，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之巨。发昏的慈禧亲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军。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和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实行改革后不久，慈禧担心光绪和书生们的激进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她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会因为变法而丧失，忧虑激进的措施带来政局的动荡，在前进与保守中，慈禧又一次选择了保守。但慈禧进行改革的脚步没有停止，事实上后推进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1901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逃往西安，以庆亲王奕、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求和，在9月与11国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此后，为缓和国内外矛盾，消弭革命，维持统治，慈禧以光绪帝名义拟定《变法诏书》推行“新政”，主要措施包括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校等等。

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数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从体制上寿终正寝。当年12月23日，慈禧发布懿旨，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一个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的，被心灵扭曲的士大夫们吹捧的摧残妇女的恶习，最终被终结，开中国解放妇女之先河。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帝国考试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1906 年9月1日，慈禧做出了发布立宪诏书的决定，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挽救满清王朝命运的最后的改良努力失败了。

一个生长在传统中国的女性，在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时，挣扎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游走于内外交困的缝隙中，她所能做的只能是摸索中前行，你可以说她保守，但你不能苛责她守旧，毕竟是她，改变了大清国的命运。

（摘自《图说北京三千年》 作者:葛忠雨 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

三人行

在男权社会中，做女政治家很难；在一个男人应该负更大责任的衰落的帝国里，做女政治家则难上加难。本来，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额外要得到舆论的加倍谴责。慈禧引起中国人或者外国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妖精”和“祸水”。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而不仅仅是内忧外患。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那么，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各位末代的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的皇帝从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朱由检，多逢衰世和乱世，既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男人当政的传统王朝，没有给女人应有的地位，但慈禧当政于乱世之中，却给了无数男人——而且是汉族男人出将入相的机会，这又是哪个男人能够相比？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惟一可以比肩的了。惜乎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是高于慈禧太后的。毛称武则天是“治国之才，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宋庆龄高度评价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的确，尚在高宗时，武则天就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则天称帝后，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她又重视农业生产。延续了大唐盛世。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吕后诛杀诸旧臣；毒死又断人手足，挖眼睛，造成“人彘”。西晋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淫荡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杀害贤良。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与宦官狼狈为奸并公开淫乱，并且和她的母亲常氏一起寻求女巫，祷告孝文帝尽快病死。北魏宣武灵皇后，毒死亲生儿子元翊，并滥杀无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韦后，用垂帘听政之法干政，并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以上数例，均反证出慈禧的执政能力，实可谓为天下女人翻了案。

对政治人物的评论，一般习惯于把道德作为首要坐标。如果道德成为一个首要指标，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过关。其主要的依据在于:天子一怒，天下遭殃。因为因政治领袖人物而死亡的百姓恐怕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残酷的现实。其实，政治人物的评论，更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即便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也应该分清公德与私德。现实主义讲执政者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其行为的约束性。因此，本文在此无意卷入“翻案”之争，只是从慈禧所处的不可抗拒的环境条件的角度出发，多少还原一些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的形象，点明历史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而已。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借助西方历史资料和私人档案，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有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的“平衡者”。

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一说，更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政治斗争环境中的人物，无论男女，是否都差不多？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

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但因为其为女人，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报》（《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庚子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认为，辜鸿铭在慈禧太后过70岁生日（1904年）时候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 叠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 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慈禧复杂的人生。

内与外

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 8 6 0～1 9 0 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 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 坐镇北洋， 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 为之流涕” ， “ 震悼失次” 。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 “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 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相关专题:

于内政方面， 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 从其对待不同派系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个基本的执政底线，即不能威胁其个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朝中重要派系， 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 1 8 6 6 年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 在人心不在技艺； 以中国之大，“ 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

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 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 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指手画脚，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 最终逃跑， 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 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也可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于义和团事， 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把慈禧吓得半死。慈禧的确被吓坏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三人行

1908年11月15日（旧历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晚清女主慈禧太后因病去世。至今整整一百年。

百余年来，慈禧是个被全盘否定、彻底骂倒、妖魔化了的历史人物。人们往往把晚清内忧外患的一切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在她的身上，把她说得一无是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这样的评价，既不客观公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慈禧的历史功过，还她的本来面目。为此，我就下列几方面略抒己见，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怎样看待慈禧“垂帘听政”

历来批判慈禧的论著，都认为慈禧搞“垂帘听政”是为了抓权、贪权，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她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把她说成是个只要权、玩弄权术的女人。

应该承认，“辛酉政变”确实是一场夺权斗争。两个女人（慈禧和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从八个“顾命大臣”手里夺回了皇朝大权。三个年轻人打败了一群老头子，确保了皇权不受权臣的侵削控制。慈禧得以第一次垂帘听政，牢牢掌控皇朝的最高权力。从此，晚清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清初那样权臣控制朝政的不堪局面，爱新觉罗皇统得以赓续。这不仅有利于清皇朝的统治，而且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深得朝野支持的果断行动。我们知道，“辛酉政变”前的清皇朝，在太平军、捻军的冲击下，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形势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挽救皇朝命运。慈禧这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小女子，敢于冲破男尊女卑的强大习惯势力，机智勇敢地站出来实行前所未有的垂帘听政，做君临天下的女主，堪称是应时顺势的举动。理应肯定，不应批判，又怎是所谓“权欲”解释得了？试问，历史上哪一个统治者没有权欲？为什么不以此来否定以往的帝王将相，单单要用它来否定慈禧？这样的评论，是不是男尊女卑思想在作怪？

慈禧选择年幼的载湉做皇帝，第二次垂帘听政，是因为当时爱新觉罗宗室的诸多王子，年龄大多偏大，不少人已沾染了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气，在慈禧和慈安看来，都不合适做接班人。她们都被同治皇帝的放浪行为搞怕了，不愿再出个不肖之君，只有选一个年幼者，以便管教成有道明君。这番心思，是在择立幼主的御前会议上当众宣布的。慈禧说:“文宗（指咸丰帝，庙号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即同治帝宾天），若承嗣者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所以选择载湉是两宫太后的一致决定，并非慈禧为了贪权而独断专行。

如果更深一层思考:在咸丰皇帝只生同治帝载淳一人，别无其后，而同治帝驾崩后朝政如何运作，皇位由谁继承，成了必须迅速决断的大事。在这种非常时刻，慈禧以凌厉果断的手段宣布载湉继位，别无争议地顺利解决。联系到历史上常有为争皇位而子弟间自相残杀的故事，慈禧的这次决断，不能不说做得漂亮。

后来的事实证明:朝臣们对立嗣的争议，并非在择立了慈禧的外甥即幼年的载湉做皇帝，也不是第二次垂帘听政是否应该，而是载湉入嗣咸丰帝还是同治皇帝问题上。既然当时人并没有从权欲上对垂帘发问，我们又何必用权欲来否定慈禧择立幼君呢？

二、怎样看待“削平发捻”

慈禧被骂倒的一个重要罪名，是她主政时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因此被骂成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

太平天国能否称为“农民革命”，学术界早就有不同看法，甚至能不能称作“农民战争”，我认为还值得讨论。撇开这种定性不谈，专就太平天国政权的作为来说，从1852年永安封王建制到1853年定都天京，就已经呈现出封建专制的性质。定都之后，更向恶性发展。天京成了洪、杨小朝廷的安乐窝。大兴土木建造富丽堂皇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超过北京都城一倍多；宫中使唤女子千余人，天王洪秀全妻妾八十八个，比咸丰帝的嫔妃多十倍；器用大多用金子做成，奢侈无匹。天王出巡，仪仗数千人，百姓都要伏地低首跪迎。完全是封建帝王的排场，何来农民气息？

天京城内废除家庭生活，“严别男女”，禁止男女交往，违者处死。1854年后，虽恢复家庭生活，但仍男女别馆，分男行女行，完全违反正常的人伦天理。
定都南京之初，废除私营工商业，不仅将手工业者一律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实行军事化管理，而且取消私营商业，把商人资本货物归入“圣库”，实行统一配给的供给制度。后来虽有改变，创办了公营商业，“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结果，各业店铺无利可图，关门大吉，不得不依靠城外专设的“买卖街”，作为贸易之处。这种措施虽与战争状态有关，但长期实行，显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更有甚者，太平军所到之处，为了崇尊所谓“独一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批判孔子，逢寺庙必废，遇孔孟经书必烧。定都之后，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对知识之士，掳入军中，逼其充当书吏，不从者杀戮弃尸。可以说，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焚书坑儒”浩劫。

这样一个专制独裁、愚昧残暴的政权，有多少可以值得肯定，天王洪秀全的糜烂形象，有何必要美化、神化？

慈禧当政之后，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将领和他们统率的湘军、淮军，花了七年时间，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东西捻军，结束了战乱。“削平发捻”既挽救了清皇朝，又使社会趋于安定。清皇朝由此进入到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历史阶段。试问:所谓“削平发捻”的大方向错在哪里？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真能代表人民利益吗？不要以为凡是反对清皇朝的战争，都可以不加分析一律认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都值得肯定和歌颂。历史是复杂的，还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为好。

三、如何看待慈禧对外“妥协投降”

一说到慈禧的对外态度，人们总是说她妥协投降，是近代历史上的大卖国贼。

毋庸讳言，慈禧主政近五十年间，清皇朝面对外国列强的蓄意讹诈和武力侵犯，慈禧确实有过妥协求和的举措，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说她一味妥协卖国，就不够实事求是。事实上，凡是外国侵略涉及到中国领土的，她基本上是力争抵抗的。例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疆危机中，日本侵占琉球进而侵犯台湾，慈禧对藩属琉球弃而不救，对本土台湾却坚决抗日；在西北边疆为防止英俄支持阿古柏分裂新疆，命左宗棠出塞消灭阿古柏殖民政权，收复新疆，确保了皇清版图中一百几十万领土免遭分裂；在法国侵略越南进而觊觎我国云南时，她一面暗助黑旗军抗法，一面调集大军和法军进行正面抵抗，在中法战争后期，签订了近代唯一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即使在中日甲午战争初期，她也曾多次表示要“不准示弱”。《翁同龢日记》称:“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后来，为了怕主战搅黄了自己的六十寿庆，才希图请英俄调停，变为妥协求和。

既然后人对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极高，那么决定收复新疆，在财政、用人和建省等方面的决策人慈禧，不也应该予以肯定吗？既然后人对刘永福黑旗军抗法作积极评价，为什么又要骂支持刘永福抗法又敢于和法国侵略者战斗的慈禧？把清皇朝签订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斥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了义愤之外还有什么？由此可见，说慈禧对外一味妥协投降，是不是片面过分，不合乎历史事实？

慈禧主政和训政时，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确实是卖国行为，应该受严谴。但若从“弱国无外交”的大视野分析，一个战败的国家和政府，有多大能力抗争外国侵略者无厌的勒索？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战败者又怎能避免列强蓄意强加的丧权辱国条款？何况《马关条约》谈判时，中方的签约代表李鸿章曾经作过抗争并遭受日本极端分子的伤害。那么把账都算在慈禧身上，说她对外国侵略一味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是不是符合事实？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不是应该作历史分析？只有《辛丑条约》是慈禧为了避免列强追究自己是战争祸首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签订的，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行为。

四、怎样看待慈禧晚年的改革

慈禧因为扼杀“百日维新”、杀害“戊戌六君子”、缉拿康、梁而被骂为顽固守旧的总代表。应该承认，镇压维新变法，确实是慈禧的罪过，理应受到严谴，但也不要因此对维新人士的急躁冒进和失当举措不加分析，全盘肯定，尤其不应据此否定或低估慈禧晚年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改革。
1901年初，慈禧决定推行新政，准备学习西法，大兴整顿，变革成例，破除守旧痼习，史称“清末新政”。新政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多方面内容。尽管新政是出于使清皇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它确实是内容新、力度大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开明专制”性质的举措。这个政治女强人，在二十世纪初年重新举起被她镇压掉的变法旗帜，有这样一番布局，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符合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新政的这些内容，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把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移植到封建专制政体中，这就使新东西得以在旧事物中逐渐发酵膨胀。当条件成熟以后，它就成为破坏旧体制的力量。新军的革命化，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都在二十世纪初年清末新政中出现，最终成了埋葬封建君主制度的力量。事物走向了它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清末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有人只强调新政出于清皇朝为了巩固统治的目的，说它是“假变法”，我认为是不公正的。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皇朝的变法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使是戊戌维新不也是为了清皇朝的长治久安吗？难道要封建统治者出于人民利益考虑实行的改革才算是真改革、真变法吗？

到1905年，慈禧在清末新政的基础上，接受臣工建议，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她承认专制政体已不适合时代要求，但马上立宪，又“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显得太仓促，所以先搞“预备立宪”，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与延伸。立宪对于一直实行君主集权的清皇朝，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政体变革。慈禧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能兑现立宪承诺。拖到1908年才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以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宪法大纲》规定的“君上大权”，跟英、德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相差甚远，皇帝大权一点都没有削弱，反而以宪法名义加强并固定下来，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只是看皇帝旨意办事。这样的君主立宪，说它是一个骗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话得说回来，慈禧在推行新政后不久，敢于在根本体制上进行改革，尽管主观上别有所图，客观上却是对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对近代知识分子和士绅要求参政议政的权利，对地方自治，都起到了动员、鼓舞、促进的作用。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是慈禧一生的亮点。

五、结论

慈禧作为晚清女主，统治清皇朝近五十年，开创了晚清史上的“慈禧时代”。

这是一个不同于嘉、道以来不思改革、墨守成规，在中世纪徘徊的新时代。在慈禧当政的四十七年中，虽然仍是专制腐败、民不聊生，但设工厂、造轮船、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练新军等都在陆续举行。到二十世纪初甚至还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地方设立谘议局，中央设立资政院，为实行宪政，设立“宪政编查馆”，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等等。这些措施主观动机怎样，实施效果如何，还可以讨论，但这些改革措施毕竟对中国走出中世纪，实行近代化有利。

慈禧时代也是个力图面向世界的新时代。慈禧当政时期，外国公使驻京，中国派出驻外使节，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等。虽说“天朝自大”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但中国毕竟和世界联在了一起，知道“天朝”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慈禧时代更是一个不同于以往闭目塞听、思想禁锢而是新学盛行、新潮迭起、思想启蒙的新时代。

当然，慈禧当政时期，对内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扼杀维新运动，镇压民主革命；对外屈服于列强压力，往往取妥协求和态度，甚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受到了世人的严谴。但是，若从时代变化、社会变迁的大处着眼，我想，对于这样一个掌权的女人和这女人掌权的时代，恐怕还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慈禧主政时代的许多改革是前所未有，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应该得到肯定。她不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政治家必需了解世界大势，在内政外交操作中有明确的方针、政策，有切实的计划、步骤。她没有。她只是随意而为，甚至为一己私利，翻云覆雨，所以她只是一个手握大权的政治女强人。但她能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下，勇敢地站出来，以女主临朝称制，使得清皇朝起死回生，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她一死，清皇朝三年后就完蛋，这不能不使后人深思。当然，这中间她弄了些权术，有着强烈的权势欲。我认为都可以理解，也可以批评。但这些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我认为应该看她比前人多做了些什么，所做的事对社会稳定、对历史前进是不是有利？以这个标准衡量慈禧，我认为她是一个既有功又有过的“问题人物”。她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作为，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以往把她一棍子打死，一概骂倒，全盘否定，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三人行

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略为显得夸张。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这对于一个积习千年的皇权社会来说，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

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如此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

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是他怕这些大臣日后篡权，最终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谕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这种平行的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政变便取得了成功。对于八大臣的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问题很简单，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成功，关键还是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后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社会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皇权思想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但是，初抓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她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生养了一个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懈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但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她尽心尽责地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这孩子一点也不争气，他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十六七岁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了还“读折不成句”；等到十八岁的同治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余，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是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图个啥呢？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都随着同治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正如当时人说的，有同治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同治不在了，如今连想头都没有了。

慈禧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选中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来说，这个安排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却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但是，慈禧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可就差之甚远了--光绪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第二个小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也由首次垂帘的那个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太婆了，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光绪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于深宫之中所造成的。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而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积极主战，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于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反对，而是给予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又为人骄傲自大，几乎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书呆子。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的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一纸空文。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职的官员跑到慈禧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这些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了一个“围园”之谋，这下慈禧太后就要大发雌威了--这种谋逆的行为不仅危及慈禧的生命安全，而且危及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斥骂光绪:“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都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往是不发一言。

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那就是光绪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生不出儿子。咸丰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的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如今光绪结婚十几年都没有一子一女，看来生育能力的确实有问题。天亡大清，这也是历史的定数，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没有小孩的哭声，这对慈禧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噩梦。

眼看光绪的确是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于是，慈禧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这下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朝早就东南互保、西北独立了。

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终于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

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正当清末立宪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行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却一前一后地离开人世，留下一个3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又是一个不合适但无可奈何的安排，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名分大过天。20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慈禧近半个世纪的当政既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

三人行

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国式的政治强人们，他们都有一种“我即国家”的观念。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围绕着一个目的：能否更有效的维持自己的权力。

尽管慈禧因为晚清屈辱的历史而声名狼藉，可国人对强人的推崇与崇拜却没有因为慈禧的声名狼藉而消散，反而在以后的历史中越发崇拜起强人来了。可事实上为强人而欢呼与唾骂强人所为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不习惯把握自己命运的具象表现而已。

没有产生华盛顿的土壤，而抱怨为什么不产生一个华盛顿；这种撒娇般的哀怨实在很具有喜剧效果，不过让我笑不出的是这么做的人正是近代的国人们。

半介书生

文章观点新颖，有理有据。清末的很多人物、事件都是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定位的。但是从根上说是不敢苟同的。
一个女人统治一个以男权为中心观念的社会，其政治智慧肯定是绝对的一流，即使是最无能最腐败奢侈的帝王，也同样希望自己所统治的国家强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才是清末新政的初始动机，这就是政治立场，然而其后对外的软弱，也是其政治立场和民族立场，如果说是忍辱负重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自立自强起来呢！虽然用成败论英雄有些不太妥当，但是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历史结局面前，任何辩护理由都是软弱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