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冒牌 · 发表于 2008-3-28 21:51:17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

　　《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

[ 本帖最后由国学于 2008-12-24 22:30 编辑 ]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8 23:45:33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学校的花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这些书都是译文，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绝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

回忆陈寅恪先生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美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的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1946年的深秋，我辗转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到处是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在三年之内，我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寅恪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摘自《季羡林谈师友》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9 00:46:17

这是前些年读朱自清日记时的笔记，其中关于学术史方面的材料很多,比如中国最早的"乐谱"何时出现等等。                                             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
   朱自清是一位温和的知识分子，他在四十年代那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一个能被许多人接受的，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了许多年的中文系主任，是一个能办具体事的人，也愿意为人服务。
在政治上，他也不是完全向左靠，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政治上，并不向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他和陈寅恪是一样的，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更看重自己的学术。
我们过去较少注意他和陈寅恪的关系，现在《朱自清全集》出齐了，我们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能够看出他在西南联大和陈寅恪的来往比闻一多要多，那时朱自清对闻一多过于热衷政治是有看法的，他在日记中就说过，闻一多在政治方面花得时间和精力太多，那时朱自清和陈寅恪的来往，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把《朱自清日记》中有关和陈寅恪的来往抄在下面：
   1932年11月4日：上午接陈寅恪先生来信，于课程有所签注。（9卷，171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3年2月25日：下午访陈寅恪家，与竹同。（201页）
   1933年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谈所藏西书善本，寅恪谓有《亚里斯多德（Aristotel）集释》一种，时价值二三千元。又变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又变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做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也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寅恪谈吐极佳，余第一次见其意兴好也。（202）
1933年3月21日：下午访孙铁仙喝茶，茶后访陈寅恪，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相反，其逻辑推论（Logical  Consequences）有二、1、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颇疑二叶及闻有野心来耍手段（Play  Politice）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韩谓清华外国语文系自公超来后颇多事，其说乃闻诸温特（Winter）温特似与公超善，不知何有此言。陈前日开会时间太长，神经又颇受刺激，故颇失常态。今日所言甚简而重复不知若干次，渠意在取瑟而歌。
   赴平伯所，平伯亦不以陈此次态度为然。（208页）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
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209页）
1933年4月17日：徐中舒来访，陈寅恪告我同人以论乐府之精者。（212页）
1933年5月3日：下午又访寅恪，商课程，大体已定。（215页）
陈不阅萧涤非论文。
陈谈中国乐谱之最早者，当推日僧空海所录唐人《梵吹谱》，其中平仄声与今迥异，此或系六朝遗声；空海入唐在文宗时，犹中唐也。此谱名《鱼山集》（《高僧传》谓吹传于曹子建，乃在鱼山听梵音而制），本见元人钞本，今印入《声明及音律》一书中。其次即刘半农藏《敦煌卷子》中乐谱，殆五代时物，此卷在美国某博物院中，李济之摄影以赠刘者，盖数年前事。再次则为姜白石谱。再次则为《事林广记》中乐谱，书为宋元间人所辑，日本印行，不易得，沈子培以其中乐谱抽印单行。（216页）
1933年9月8日下午访寅恪先生，承告桥川著关于陶集之书内有郑叔问札记。（246页）
1933年11月16日：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263页）
   1933年11月23日：陈寅恪谈郝兰皋稿无多精要之品。（264页）
   1933年11月29日：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265页）
1933年12月10日：昨孙子书谈寅恪文，竟未见，甚惭。（268页）
读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陈义凡三：1，中土平、上、去三声之分，系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入声不易混，自为一类）。2，四声之说起于周  、沈约，以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居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实情理之当然，而帽《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之生卒考之，建康经吹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中世而及于齐之初年。是时竟陵王子良在鸡笼西邸，同时集诸文士作四部要略〉，又集诸僧造〈经吹新声〉，此又二者相关之机缘也。至曹植〈鱼山集〉，自系伪作，其事出刘敬叔之〈异苑〉，及刘义庆〈演脸记〉。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会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3，论四声者皆说五声而不及四声，盖四声只用于属文，谈音理则当五言五也。（269页）
   1934年2月15日：又论陈寅恪治学与王静安异，其爱好太博也。（281页）
   1934年4月17日：与平伯、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极盛。（290页）
   1934年5月15日：访寅恪，商考霍世休事，又告以难聘刘子植事。（292页）
   1934年5月31日：下午访一多，商定下年课程。又见陈寅恪，谈话甚得益。彼论“相”“见”“所”等字，谓恐当入中性（Medidum），非施非授也。又谓“王若曰”，“若”即藏文之“尼”，乃指示主格者。又论“家”时，谓《三朝北盟合编》有“南家”之称，又谓即“司马家八”之谓。又谓刘半农曾译惠特尼（Whitney）之序论，可看。（295页）
1936年10月22日：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中国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442页）
   1936年4月23日：陈寅恪与浦逖生今晚意外地到来。（525页）
   1933年4月24日：上午与寅恪、逖生结伴进城。又访吴宓所租新房。（526页）
   陈谈及一副对联，为已故方堤山书赠一名鬼古子之妓女者，联中运思甚巧，联曰：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古而无死其乐如何（526页）
   1939年9月6日：写信给翕庭、寅恪、平伯。（10卷，46页）
   1939年10月31日访莘田及寅恪。（57页）
   1941年3月16日：上午到光华大学访守愚及公权。------- 公权告寅恪已就任香港大学教授，雨僧到浙江大学。（106页）
   1943年10月5日：读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史述论稿》（263页）
   1944年7月20日：访陈寅恪，他陪我往访侯宝璋。访蔡乐生。陈邀午饭。下午见侯，甚诚恳，彼谓余病为酸性。（301页）
   1945年9月17日：一多今天下午看望寅恪。（367页）
   1945年9月20日：岱孙评论寅恪不辞劳苦帮助他人，余程亦不冷酷。
   1945年9月21日：寅恪与其它数人今日动身去加尔各答，上午送别之。与寅恪谈及平伯，谓彼颇想念平伯。（367页）
   1946年2月24日：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393页）
   1946年2月26日：晚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393页）
   1946年10月27日：陈寅恪昨到清华，丁则良来为他安排课程和助手。（10429页）
   1946年10月27日：见寅恪。（429页）
   1947年9月26日：访周一良、陈寅恪。（472页）
   1947年10月22日：梦家、寅恪（476页）
   1948年1月17日：见寅恪（489页）
   1948年2月24日：出席陈寅恪太太的茶会并看焰火。（495页）
   1948年3月18日：见寅恪（498页）
   1948年7月20日：寅恪、《独立时论》社。
从朱自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十年代初从清华开始直到1948年陈寅恪离开北平，他们之间的来往一直很多，而且所谈多是学问方面的事。朱自清虽然和陈寅恪的专业不同，但他也是一个在学问方面涉猎很广的人，趣味是多方面的。他非常了解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对他表示出十分的尊敬。
朱自清曾在写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246页）
   从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了解陈寅恪那时的生活情境，也可以想见他的人格，如果我们敬重朱自清先生，那么同样我们也应敬重陈寅恪先生

希望 · 发表于 2008-3-29 01:11:47

陈寅恪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一生几乎不涉足政治。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即有这样的话：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在大变革的年代里，政治却会找上门来。当年梁启超曾经积极投身政治，且又立场屡变，为一些人所诟病。陈先生为他辩解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史家的通识使陈先生知道，人生世上，无法与政治绝缘。就以陈先生自身而言，即使不涉足政治，哪怕不谈政治，其自身的独特存在，也是对政治的某种言诠。而且以陈先生那样的世家子弟，真要割舍对政治的情结，也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陈先生有时也喜谈谈政治的。他因家世因缘，喜谈清季掌故，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也留下了一鳞半爪。就是当代政治，陈先生也常常发表见解。袁世凯称帝，陈先生“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蒋介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了，要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陈先生认为那是俗谛。蒋介石要用顾孟余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陈先生不答应，专门坐飞机赶到重庆参加中研院会议，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并且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中科院请他任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要求说，当所长可以，但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实际上是拒绝了。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来拜访他，说起失误，周说社会主义是个试验，陈先生对这个解释不满意，说试可以，但不能差得太远。这些事都说明陈先生对政治很关心，政治态度也一点不含糊。他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虽然语多晦涩，但明眼人也能看出其中不少都是对现实政治的有感而发，比如“尊朱颂圣有成规”，明显的是“谤诗”啊。然则陈先生在说“我从来不谈政治”时，究竟何所指而云然？我想，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恐怕是下意识地拿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这些在学术界身份地位与其相侔的在做参照。与这些人相比，陈先生不曾直接从事政治，谈得也不算多，确乎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
　　虽然直接谈得不多，但陈先生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曲折地传递给了我们他关于政治的若干见解，这就是他的史学论文。伟大史学家的生命总是与国家、时代、民族血脉相连，陈先生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洞见，有时就隐藏在严谨科学的论文之中。这里谨举几个例子。在1951年作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陈先生考证了唐高祖在起事之初确曾称臣突厥的史实，但并不是贬低他，而是高度的褒扬他。陈先生表彰道：“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在1952年作、1956年刊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陈先生对王导作了高度的赞美：“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为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读读这两段议论，想想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破旧立新的文化政策，当能明白陈先生用心之所在。更早一点，在1942年为弟子朱延丰《突厥通考》所作的序里，陈先生更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谋划方略：“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而后来直到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外交上，从一边倒解脱出来；文化上，从重于批判转到重于继承；经济上，上世纪末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决策），也确乎证明了陈先生的先见之明。
　　陈先生论文既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在读过之后当深思陈先生著文目的之所在。在世家大族里成长起来的对政治的牵挂、对时局的关心始终在潜意识里伴随着他，不是能消泯得了的。这一点，在陈先生或许并不自知，或许虽然知道但不明说。特别是在解放后，陈先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加自由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不合时宜，他也就“著书唯剩颂红妆”了。但其中的微言大义，我们如细细加以体会，还是能够把握一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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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身通一：陈寅恪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