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行与非行仁义

质文刚柔

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道德实践的仁义行，“立人之道曰义”；非行仁义的民本实学，“生人之用曰利”。

一、《易传》三道三才理论的仁礼本体，仁义人道融入礼本体的阴阳天道和刚柔地道，“仁心之大用因乎礼之体”，有人事理则的易简理得，易简立本的阴阳天道；有心性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易简之善配至德的刚柔地道。健顺（刚柔健顺）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主体精神，“性裹面自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天之元、亨、利、贞同体”。通贯天道酬勤，仁礼本体的各正性命。民所共由理道有义利矛盾和利害因果。道德实践，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仁义行。离开天道酬勤的主体功能，仁义行失去实践的道德价值观，“出利入害，人用不生”，陷入文胜质则史的静态无为。通贯天道酬勤，民本实学的非行仁义，依托于仁义行的人道诚信。若争斗于人欲滥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陷入质胜文则野的礼崩妄为。“义利之分，其为别亦大；利害之分，其相因也微”。研究仁义行与非行仁义之间对立统一规律的民所共由理道，非止步于道德实践的仁义行，当然之理的义利之分；睿智于义利矛盾的质文辩证，洞悉于利害因果“相因之微”的非行仁义。民生利益的精微之几，心性鬼神的危微之几。义利矛盾与利害因果成逻辑纽结的人道义理，是辩证认知仁义行与非行仁义的文化理论。

二、非行仁义的民本实学有价值取向，“可欲之谓善”，非存天理去人欲。“有诸己之谓信”的诚信忠恕，推己及人有共由的可欲之善，追求生活富裕之富有大业，精于物者物物道的“充实之谓美”；追求生活美好之日新盛德，精于道者兼物物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实现民本实学价值观有形上導向，“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传统儒学的历史逻辑原真，树立的文化价值观：民所共由理道的人文化成天下，生活儒学正向，人民满足的生活富裕和美好。离开文化价值目标，非传统儒学的义理原真。

三、孟子言心之理，尽心尽性于知天事天。站在忠恕仁心的个人实践角度，知天所由，心思所得的反身以诚，良知；事天，知行辩证的实践活动，良能。知天事天的实践活动，知行一体：“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四、若从仁礼本体礼义规范路的健顺五常主体角度：知能辩证。知天务实于事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心性外穷理于知天事天，心性内则倡扬主观能动之尽性于尽心。尽心于心统性情的性情相需，性以发情的以性正情，情以充性的性为情节；尽性于“气以理生化乎质”的气质之性，理在气中，习以成性的理性实践；以至于命，穷理尽性的客观条件，由出天命的立命立心；人事易简的尊卑在位，心性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定在的本体论知行理则是知与能。能者行之实，效之果。乾坤尊卑在位的职能效则。“夫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体，则德业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乃天则有其德，地则有其业，是之谓乾坤。知能者，乾坤之所效也”。“万变之理，相类〔相〕续而后成乎其章，于其始统其终，于其终如其始。非天下之至健者，其孰能弥亘以通理而不忘？故以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之实也。能之所穷，不穷于其不专，而莫穷乎窒中而执。执一而窒其中，一事之变而不能成，而奚况其赜！至善之极，随事随物而分其用，虚其中，析其理，理之所至而咸至之。非天下之至顺者，其孰能尽斖斖之施而不执乎一？故以知：能者惟其顺，顺者能之实也”。船山以知能大用成乎体的文化理论，清晰并开新《易传》三道三才的易道文化。乾易知，所知者，天地万物已然条理的事常变，事变体易的神有方，易与天地准的天地人参。易知的乾道变化，职能两点：一是气质乾刚，令下必从；二是乾健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保证乾刚令下必从，易与天地准的健精神，坤道呼应的天地人参。若導引坤道入“执一而窒其中，一事之变而不能成，而奚况其赜”，非乾易知，非乾职能！故此，“乾主知而固有能”，導向坤道的知能一体，乾道的知能辩证。乾易知职能的刚健精神，刚，涉易简理得的定位尊；易与天地准知天事天于穷理，“知者天事也”，关键因素是心性理则尽性的健精神，“故以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之实也”。坤简能职能的柔顺精神，柔，从也，服从乾道指令，践行执实，能之简；顺，应也，顺应乾道变化必要知，“阴主能而固有知”，顺应乾道变化的知能一体，坤道的知能辩证。发挥柔顺主体坤道的主观能动。“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于其始统其终，于其终如其始”，能者地事之大有，“上下应之而大中”。“其德刚健而文明”的“天则有其德”，仁义人道融入的仁礼本体，物理事则有人事理则的易简理得和心性理则，乾刚健導向文明为天则，人道仁义礼智信的明诚明明德。“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坤道简能柔顺乾道变化的“能者地事也”，“地则有其业”，人道仁义礼智的诚信明德。知能的尊卑定位，“知能者人事也”。“乾坤之所效”的知能职能：“成乎体，则德业相因而一”，义利矛盾与利害因果的相因之微，仁义行与非行仁义之间的“德业相因而一”。富有大业民本实学的非行仁义，日新盛德不可易变人道义理的仁义行，人文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明确：生活富裕和美好的天人继善，容光不穷于所受的富有日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推动天人继善成然通贯天道的成之者性，“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容光而不可穷于所受，通贯天道酬勤的性命生生不息，心性的文化文明。

五、仁义行与非行仁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必要清晰仁礼本体论，民本实学的人文价值观；从唯物辩证的理论高度去深刻理解义利矛盾与利害因果之间逻辑纽结的哲学义理，明晰忠恕仁心个人实践路的知行辩证，明晰本体论礼义规范的知能辩证，即乾道知能辩证与坤道知能辩证的“阴阳并建”。“阴阳与道为体”的仁义行；“道建阴阳以居”的非行仁义。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仁义行与非行仁义，富有大业与日新盛德。

质文刚柔

朱熹注释孟子论语：“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坚执道德实践的仁义行作义利断分，无利害的因果之辨。非行仁义的庶物人伦之间的调理，依然回归仁心的安而行之，没有养人之欲和给人以求，离异非仁义行的文化实质，失去生活富裕需求的人性自然和心性实然，失去民本实学的文化理论。
一、对孟子可欲之谓善的朱熹注释：“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善，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可欲作存理去欲的善人解，有诸己之谓信，也作道德性的仁义注解，“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则可谓信人矣”。“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恃于外矣”，作“充实之谓美”的注解；“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作“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注解，可欲为善人逻辑通贯作道德意涵的套解，美在其中的仁义行，无恃于外的“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朱熹理据于仁义融入的阴阳天道，理在气先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异化《易传》人事结构理则的易简理得尊卑在位为尊卑定理，中为心体庸守常，轻弃仁义人道融入的刚柔地道，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民生致用。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的浑然天理，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的人事当然，性即理的天命之谓理，定理内修的专制儒学。
二、程朱理学言性即理，陆王心学理据于《易传》三道三才“偏一”的仁义人道，言千百年不变的心即理，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都要服膺心即理。易简理得的尊卑在位，服膺心即理，恰如尊卑定理的性即理，不似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烦琐，简易的心即理；心性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服膺心即理，恰似制限气质之性成天理普照的天地之性，不似人事当然，各正性命的性即理如此烦琐，只要心即理有诚意，致良知、知行合一，依归于心即理的简易功夫。朱熹言没有一毫私意自蔽“美在其中而无恃于外矣”的随感而应，阳明言：“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朱熹言天理普照，阳明言道心普照：“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朱熹言无事其心寂然的浑然天理于变化无方，阳明言：“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朱熹言有事的事有定理于人事当然，随感而应的神知之用；阳明言：“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朱熹言天命之谓理，阳明言：“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尽性是功夫，心即理是主意，也是诚意。朱熹言尊德性于道体之大，道问学于道体之细，阳明言下学与上达。“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自寻个‘上达’的功夫”。“‘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惟一’是‘惟精的主意，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可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其实，阳明上达的诚意与诚身，约礼与尊德性，都是心即理的意涵；下学功夫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体现在惟精、明善、博文、格物致知、道问学诸方面的道德实践仁义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皆心即理的功夫。心即理与性即理一样，失去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异变人性自然与心性实然的心物定律。孟子致良知，设身处地于共由理道的天命条件下，反身以诚尽心尽性于穷理的格物致知，也是诚心诚意人之道酬勤于诚者天道的物物化生。心性外之穷理，与心性内之尽性，心性内外一体的知天事天。没有诚之者人之道的诚意诚身，不可能会有穷理于诚者天道的知天事天；没有天地万物已然条理的探究，也没有事物规律的物理事则的探究。若不思究穷理的知天事天，尽心尽性的诚意诚身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阳明致良知与朱熹的神知之用一样，违反心性唯物的人性实然；知行合一的理论逻辑，也违反民本实学的知行理则，“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阳明以心即理功夫言实证：“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道德意蕴成当然之理的知行合一，只有知的私意自蔽，没有“偏于一曲，闇乎大理”的是非理蔽；只有行的私欲自累，以存天理去人欲去应对，不存在“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人情物理之数者的理欲之辨。

质文刚柔

三、《易传》三道三才，完整的仁礼本体。“仁心之大用因乎礼之体”，从心性（质文）中庸转换为心性（质文）人事（刚柔）两体理一的中庸体用，仁义融入定在客体基础（阴阳天道易简立本），成就主体体用（刚柔地道易简之善配至德）的仁礼本体。三道三才中介地位是仁义人道融入地道刚柔的道与才，价值观定向是民所共由理道的民生致用。贞常其体，极变其用的体用中庸，都是通过地道刚柔为中介，联接天道阴阳为主客，联接人道仁义为仁礼，成然《易传》三道三才原真的完整性概念，也是后儒传承开新的体用中庸理论的逻辑轮廓。理据于刚柔地道成“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到民本实学和心性启蒙文化思潮的船山学，都是沿着《易传》原真的理路走。“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程朱理学理据于仁义人道融入的阴阳天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性即理”；陆王心学理据仁义人道不可易变的义理永恒，千百年不可易变的“心之理”，共同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遗落通贯三道三才整体性的刚柔地道，失却民生致用的富有日新，“易与天地准”所需要的极深研几，探赜索隐的神理功夫。异化易传原真义理的专制儒学，朱熹随感而应的神知之用，阳明有事无事的省察和存养。探究人事刚柔所存在事物现象深层的义理矛盾：刚柔杂居吉凶生，刚柔相接而险阻生，刚柔相推而吉凶生。刚柔地道地曰示的义利矛盾和利害因果，被心为中体庸守常的中庸体用概念所遮掩。定理守常，何须探究民生致用的人事精微之几，礼易一体的性性存神与物物过化？定理守常，何须要正视“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心性现象，探究“明有礼乐，幽有鬼神”的心性危微之几？定理守常的人事刚柔，连接着道德内修的心性质文，存天理，去人欲，不能协于芚愚之化的文史心性。性即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的浑然天理，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的人事当然，定理内修的存天理去人欲。心即理，“身之主为心”，理根于心；“心之灵明是知”，致良知；“知之发动是意”，诚意；“意之所著作物”，人伦庶物理调的知行一体。理心主宰，意诚知行，“‘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言‘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会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明明德，非明诚導向的明明德；明德，非诚之者人道的诚信明德，弘道于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诚道实德。明诚明明德，明的是诚信明德的神理，诚信明德于诚道实德的神参。没有物物效应的诚道实德之实证，所谓的明明德非明诚，所谓的明德非诚信。定理内修成唯心教条的道德观，非天理人欲一体的理欲辩证，而是穷理于天理流行的明明德，无私欲之蔽的诚身明善之明德。“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心学与理学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非民所共由理道的生活富裕与美好，而是去人欲存天理。
四、船山一针见血概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定理内修的道体论模式是：“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则执其常而不达于变。……不因乎物，则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从荀子探究生活富裕的物欲观，精于道与物的物物道，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文明同步；到船山探究生活美好的人道理欲观，道体论的自然之化理论，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传统儒学的一脉相承，倡扬人文化成天下的民所共由理道，民生致用的唯物辩证。与宋明理学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两种不同性质的儒家文化。人类历史自然而必然的逻辑进程，伴随着社会存在的神理（思维）和理气（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有着曲折反复的哲学圆圈三阶段。马哲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是揭示着哲学圆圈三阶段的曲折反复的规律性过程？二千年儒学史也不可能避免吧！为什么视传统儒学为一脉相承的铁板一块？不是挺儒与反儒百年论战成现代文化研究乱相的逻辑根由？十九大习主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需要的文化理论，以及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新矛盾论，从文化实学方面，不是催生对传统文化作深刻反思的正本清源？三十多年前的文化热时代，启蒙学派已提出批判宋明理学，倡扬船山学，实质性提出划分民本与专制两种不同性质的儒学理论，不是证论着挺儒与反儒之间世纪论战的文化根由？破解研究乱相的文化密码？不是现代文化研究之沧桑正道。三十多年过去了，启蒙学派的文化理论路迹何在？原有的固化理论依然盘旋缠绕！亲身经历宋明理学心性文史在现代社会重演的文革时代后，完全遗忘而不知实然？目睹文化研究的怪现象，寒心！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