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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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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0 13:29: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9-5-20 13:38 编辑

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二)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上篇   “皮黄腔”之源

             一、“诞敷文德”、《周易·离卦》与周代“乐教”及“皮黄腔”关系的总纲

        “皮黄”是西皮和二黄、反二黄唱腔的合称,“皮黄腔”称谓的历史不过是在清朝的初期。然而各自从地域方位性歌舞,到戏剧的形成过程,直到融合而统称“皮黄腔”,却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
     “皮黄腔”的形成,与中国的“乐教”和“礼仪之邦”,是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传统、宗教信仰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这种渊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张“天、地、人”的“文化网”,由“天道”或谓“太一”之称的“道”统帅,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哲学性宗教——将自然之“道”的“形而上学”,转化到人文上。其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详论见后)
   在“皮黄腔”中体现的“乐教”,其中所包含的“道”,既有“炎黄”之道;又包括有“天、地、水、火”之道;还隐藏着儒家和道家之道。如果用《周易》的“卦”和方位、祖先来表示,就是“乾”(天、炎帝、太阳)、“坤”(地、黄帝、中原)、“坎”(水、北方)、“离”(火、南方)四个大卦。《周易》共有六十四个卦,其他的六十卦都是小卦,都是由“乾、坤、坎、离”这四个大卦变出来的。所以,《周易》的结构是:“乾、坤”两卦开头;“坎、离”两卦居中;结尾的两卦是“既济”(由下“离卦”上“坎卦”构成)和“末济”(下“坎卦”上“离卦”构成)。故“皮黄腔”从阴阳的角度体现的《周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用缩微版的“乾、坤、坎、离”,体现《周易》构成的总纲,反映出中国“乐教”的精神。(详论见后)
    而中国人的音乐人类学结晶——“皮黄腔”,与皮黄腔的集大成者——京剧之“乐教”精神,可以总结为:天下为公、大公无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善尽美。亦即自然“五行”之“道”的“仁义礼智信”,在人文道德上的理念,也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详论见后)
中国的“乐教”,成型于西周,是周代儒家通过“傧鬼神,考制度”,形成的主要“礼仪”,并通过《周易·离卦》列出“乐教”的总纲和具体实施措施,并以“道”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完整模式。
     《周易·离卦》的“乐教”之礼仪模式,是在六爻的《离卦》之内卦上,先定“乐教”总纲——“礼”,而随后的两爻,则是以南方的“鸡鸣歌”为“二黄”(包括反二黄),以西北方的“鼓缶而歌”——秦腔为西皮,作为“皮黄腔”定名定制,体现以南、北为主轴文化的天下一体,并由五行之“火”为主“道”,作为周代“礼乐”的“立乐(之方)”方针策略,是周文王、周公和孔子早已确认的腔调布局体系。南、北曲的合流即当今的“皮黄腔”体系,就是当时西周初期儒家“礼乐”之“道”的“乐教”载体,亦是舜帝不用武力,而是所谓以“德”征服三苗的“舞干(北方之人持盾牌舞)羽(注:南方之人持羽毛舞)于两阶”之“诞敷文德”的传承。故与其说“皮黄腔”是周文王和周公的定名定制,倒不如说是周代儒家对“祖述尧舜”,采取“以德治国”的崇“阳”尚“德”之方略,传承、习用舜帝征服南方“三苗”,“舞干羽于两阶”之“诞敷文德”的中华民族以文德教化为“乐教”,用“以德服人”的模式,进行民族间勾通、融合,直至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继承。(详论见后)
       “皮黄”涉及的南、北方位歌舞之文化发明,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书·大禹谟》暂且依相关文献记载而论)停止与南方三的战争,开展礼仪教化,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象征北方的盾牌和南方的雉尾,载歌载舞,表示要偃武修文。七十天后,有自动前来归附。④(24)而这七旬(或三年)的“行德”,就是“舞干羽于两阶”之“诞敷文德”。孔传远方的人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精神,招致他们前来。(“远人不服,大布文德以来之。”其中的“干、羽”所表达的,就是南方的“三苗”是持羽毛歌舞的,北方的民族是持盾牌歌舞的。(“南夷之乐持羽舞,北夷之乐持干舞”)“干、羽”就是南北歌乐舞的代称。可见“诞敷文德”就是“以德服人”,形式就是“舞干羽于两阶”。“皮黄腔”的“黄”是南方的“持羽舞”,乐音即“徵”(简谱为“5”,音“梳”),“皮”是北方的“持干舞”,乐音即“羽”(简谱为“6”,音“拉”)。故皮黄腔”既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的再现,亦是《淮南子·说山训》所载的:想学唱歌,必须先从南方的“徵”(5调式)和北方的“羽”(6调式)这两种乐风开始;要学优美和谐的一唱众和歌唱技术,就要先从楚歌的“阳阿”(鸡鸣歌)和“采菱”的歌曲学起。⑤(25)这一记载的前一句,强调了南方和北方的地方乐风,后面的一句则重点强调了当时南方的楚歌。这些都是当今“皮黄腔”的音乐形成之源。总而言之,“皮黄腔”从音乐的角度上说,就是“南北曲”。(详论见后)



      二、周代为什么要以五行之“火”、南方和五音“徵”为“礼乐”

   
     据“道”为确定“乐教”音乐来源的原则(“立乐之方”)周代的统治者和儒家理论之所以将五行为“火”的《周易·离卦》作为治世之“道”和“乐教”的根本思想,是因周代能取代殷商政权,改朝换代得到天下的“道”,源于“天授命”之“君权神授”。周代的“乐教”形成,产生于“天命”和“替天行道”之“道”的思想,与五行之“火”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本文思想和相关“道”理论的基础和总根源。《史记》和《吕氏春秋》均有相关记载。如《吕氏春秋·应同篇》载:
   据战国晚期的邹衍在“五德始终”中说,凡是一个帝王将要兴起,改朝换代地得到天下,上天必定会事先向天下的凡间俗人降下祥瑞的预示,例如周代将替代商代,就有很多赤色的鸟聚集到周代宗庙、祠堂的房子上。周文王看到这种天降的祥瑞,便说,这是“火气胜!”因为商代的五行属于“金”,周代的天降预兆是五行的“火”,上天向下民预示着“火克金”,意思是:周代将兴,商朝将亡,周代将“克”掉商代。26
   周代文王的“天命”,据《史记》和《吕氏春秋》的记载是:到周文王的时候,有许多红色的鸟,衔着红色的书,聚集到周家祠堂的屋顶上。文献说:“及文王之时,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其中的“赤鸟”,喻意为五行之“火”的颜色,用“赤”指代,表示为“火道”。即周代要“替天行道”,他们“天”的“授命”为赤色的“火”,或者叫“君权神授”予“火道”;所以,文献紧接着说:“文王曰:‘火气盛’,故崇火。”其中的“文王曰,‘火气盛’”是周代的文王认识并接受了“火道”的“天命”,“火”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物”,故知“太阳”之“道”和“德”是周代儒家理论体系的来源与定性。这个“物”可是关乎儒家文化来龙去脉、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切切不可小觑了;“故崇火”是周代崇拜“火道”之“德”的根据。而“火”居于《周易·离卦》确定的“南方”(春秋时代的楚国)。根据中国文化格式规定的“阳”为“德治”;“阴”为“刑治”,故周代的政治方向为“南面而治”,也就是“面向南面光明”的“以德治国”之“光明政治”。由于面向南方的光明,“南”便成了“道”的代名词和方向指向,所以,“乐教”便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由周公和召公亲自挂帅,到南方来采集,并正式命名《周南》和《召南》,以为“礼乐”之本。可以想一想,问一问:为什么周公和召公只到南方来采集《南风》,其它的东、西、北风却没有去采集呢?是否与后来圣旨所说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有关呢?;周代的“其色尚赤”是“格物致知”后,以五色之“赤”代“火道”,进行易改服色、旗帜颜色的必然决定;“其事则火”是周代在“致知”后“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而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策,一切都以为“火德”服务为出发点,用“以德治国”的方略治理天下。“火”就是周代“格物、致知”的总根,是儒家文化的命脉、根基。可见,“天”授命“火”是周代“格物”之“物”,“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就是“致知”,而后才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7),形成儒家修性育人之逻辑递进的“八目”。只有实现“八目”这个过程,周代才能虔诚地“替天行道”,恭敬地“其事则火”,全心全意地为“火道”、“火德”服务,而张扬南方火、乐音徵、五脏心、五常礼就是周代礼乐、以德治国的天命和“道”之具体举措。也是周公通过对“火”、太阳进行“格物”,而后制定礼乐,以“火德”、“太阳”为赞礼的对象,并以“火”和“太阳”的德性作为考察、制定各种制度的依据。ƒ28)这也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的决定和命令,都是由天子发出的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是天赋予天子的责任和权力。而这些内容和内涵,全部体现在《周易》的“离卦”中,同时也是诞敷文德”之天下承出现当今“皮黄腔”之“乐教”蓝图设计,早有定名定制根据的内涵和前提。
    关于周代的“天授命”,在汉武帝时曾旧事重提,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对话中,武帝问董仲舒:“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④(29)周代得天下的天命征兆是有红色的鱼跳到文王的船上,又有红色的火鸟出现在周代的祠堂之屋上,这种天兆反复出现,所以周公欣喜地欢呼“复哉!复哉!”,孔子说,这都是因“德”的反复积累,才会有这种“天兆”反复出现。只有行善积德,天下归心,才会招致天降双重祥瑞符命。
    根据大巫师周公所说的天兆之“复哉!复哉!”,后来在儒家文化中的体现,有多重含义:1、肯定是道德的重复;2、只有道德的重复(德不孤)才是至善;3、要求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对重复的“德”进行继承、发扬。其中红色与五行之“火”是相对应的,“火”就是“明”,故而“复明”是儒家“明明德”之说的来源。同时,这种“明明德”之文化表现也是多种形式的。如《周易·离卦》就是“火”,亦是“光明”的象征,是谓“阳德”,两个《离》经卦重叠之“复”,就是光明连着光明的“明明(德)”;又可说是周代天兆“火”之“复哉!复哉!”的再现,儒家《大学》居三大纲领之首的“德不孤”之“明明德”的重复,其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周易·离卦》的经卦重叠成六爻的“离下离上”之纯“离卦”,就是“明明德”用阴阳的语言构成卦象表现的形式;用文字表示“明明德”就是两个“火”重叠的南方楚祖之“炎(帝)”;用“火”之极的“太阳(日)”循环出现表现的“光明”连着“光明”,就是南方之楚祖“重黎”的形象;天空中的太阳是《周易·离卦》的化身,叫“陷必有所丽,故授之以离。离者,丽也。”“离”即“丽”,依附的意思。据金永著《周易·离卦》说:“离卦的卦象是:中间的一个阴爻依附于上下两个阳爻,因而命名为离卦。它象征火是因为火的内部空虚,外表光明,相当于中间阴虚,外面阳实的卦形,而且,火又必定附着在燃烧的物体上。离卦又代表太阳,有光明的含义。”30)其中间的阴爻代表儒家,是传承“明明德”的桥梁。
   根据周代的天命为“火”,而五行之“火”规定在《周易·离卦》确定的“南方”,且南方的五音为“徵”,故周代要“替天行道”,必须以“南方”之“道”为敬,以五音之“徵”为“傧鬼神,考制度”的“礼乐”。《庄子·天下篇》中说:“礼以道行。”31)
这就是周代为什么要以五行之“火”、南方、五脏之“心”、五音之“徵”为“礼乐”,构成“徵动心而合正礼”的“道”理。

   
    三、舜帝的“诞敷文德”之“文”与“三教先忠”及《周易·离卦》的“皮黄”定制
            
             “诞敷文德”的“文”与《周易·离卦》之“文”是有传承渊源关系的,除了儒家的“祖述尧舜”外,关键还在于诞敷文德”的“文”是周代“修道之谓教”的“教”文化继承形式。孔子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文化是相因袭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ƒ32)这种因袭是在“道统”的前提下,纠正前朝的错误,让人民走上“正道”之“教”的传承形式,因改朝换代之后的“教”文化形式不同决定的。孔子曾盛赞周代的文化“郁郁乎文哉”,这个“文”就三教先忠”的“教”文化传承有直接的关系:
         “三教先忠”33)源于《白虎通》,“三教”分别是“忠、敬、文”轮流循环,最先是从“忠”开始的,故称“三教先忠”。周代的“文哉”是前二代传承忠、敬必然“文”的结果。所谓的“三教”,就是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这“三教”之间关系《白虎通》原文载:“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之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后的秦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由此可见,舜的诞敷文德”与周代的“周人之王教之以文”和孔子赞赏周代的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文”之“教”是相通,并通过周易·离卦》来实现“文教”的,而这个“文教”就是“乐教”体现的诞敷文德”。而“文教”之“乐教”的诞敷文德”,就是通过《离卦》中“黄离”的“黄”与“皮黄腔”的“黄”反映的。“黄”,在马恒君的《周易辩证》34)一书中解释为“文明”;在许慎的 《说文》中说:“黄,地之色也。从田从 亦声。,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35)可见,“黄”与文明、与“火”、“古文光”有潜藏的内在联系。  
        “诞敷文德以《周易·离卦》为“乐教”蓝图设计的内涵和为二黄定名,为西皮定制,并有后世的“皮黄腔”之称谓,总根源于“三教先忠”的“火”之“文”的“乐教”,其“以德治国”的落实则是“乐教”的“徵动心而合正礼”。“礼乐”在周代的“以德治国”中起着纲举目张的重大作用。孔子《论语·宪问》文之以礼乐在评价春秋战国的“无义战”之混乱状态时,概括性的语言就是——礼崩乐坏。可见“礼乐”是周代以“文教”体现“火道”的;故“火道”为“立乐之方”;这便将代表火的“南方”和“徵动心而合正礼”,推到了“火”道之“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前沿,构成了中国的“乐教”。
       因周代的礼乐教化通行天下,故能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这便是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意思是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气魄何等宏大!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而能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的音乐,在周代崇拜“火”道的背景下,必是以太阳、天时为核心的南方之乐,而南方的音乐调式为“徵”,这种“徵”与“礼”的关系便确立下来,构成了“徵动心而合正礼”。
    这种乐教的多重属性之来源,儒家称“格物、致知”;道家谓“形而下之谓器,形而上之谓道。”从中国特色的“乐教”上总结,可谓是对火和太阳“形而上学”的“乐教”,或者叫中国特色的“哲学性音乐宗教”,亦即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
     因“南方”五音为“徵”,五脏为心,五常为礼,故南、徵、心、礼的文化格式以《周易·离卦》为根基,是可以划等号而相通无碍的。而从当时的西周要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同德,体现舜之“诞敷文德”的“舞干羽于两阶”,同时“乐教”又需要有一个由“五音”体现“五方”,融天经地义之“五常”为一体的全国性布局,而这个布局就是方位与音乐,结合五行生克之“道”,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南徵”和“北羽”包括“中宫”,其中“南徵”就是二黄和“中宫”的反二黄,而“北羽”就是形成“西皮”的定制前提,也是《周易·离卦》之“乐教”总纲“履(礼)错然”的必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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