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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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二）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上篇   “皮黄腔”之源

             一、“诞敷文德”、《周易·离卦》与周代“乐教”及“皮黄腔”关系的总纲

        “皮黄”是西皮和二黄、反二黄唱腔的合称，“皮黄腔”称谓的历史不过是在清朝的初期。然而各自从地域方位性歌舞，到戏剧的形成过程，直到融合而统称“皮黄腔”，却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

     “皮黄腔”的形成，与中国的“乐教”和“礼仪之邦”，是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传统、宗教信仰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这种渊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了一张“天、地、人”的“文化网”，由“天道”或谓“太一”之称的“道”统帅，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哲学性宗教——将自然之“道”的“形而上学”，转化到人文上。其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详论见后）

   在“皮黄腔”中体现的“乐教”，其中所包含的“道”，既有“炎黄”之道；又包括有“天、地、水、火”之道；还隐藏着儒家和道家之道。如果用《周易》的“卦”和方位、祖先来表示，就是“乾”（天、炎帝、太阳）、“坤”（地、黄帝、中原）、“坎”（水、北方）、“离”（火、南方）四个大卦。《周易》共有六十四个卦，其他的六十卦都是小卦，都是由“乾、坤、坎、离”这四个大卦变出来的。所以，《周易》的结构是：“乾、坤”两卦开头；“坎、离”两卦居中；结尾的两卦是“既济”（由下“离卦”上“坎卦”构成）和“末济”（下“坎卦”上“离卦”构成）。故“皮黄腔”从阴阳的角度体现的《周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用缩微版的“乾、坤、坎、离”，体现《周易》构成的总纲，反映出中国“乐教”的精神。（详论见后）

    而中国人的音乐人类学结晶——“皮黄腔”，与皮黄腔的集大成者——京剧之“乐教”精神，可以总结为：天下为公、大公无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善尽美。亦即自然“五行”之“道”的“仁义礼智信”，在人文道德上的理念，也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详论见后）

中国的“乐教”，成型于西周，是周代儒家通过“傧鬼神，考制度”，形成的主要“礼仪”，并通过《周易·离卦》列出“乐教”的总纲和具体实施措施，并以“道”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完整模式。

     《周易·离卦》的“乐教”之礼仪模式，是在六爻的《离卦》之内卦上，先定“乐教”总纲——“礼”，而随后的两爻，则是以南方的“鸡鸣歌”为“二黄”（包括反二黄），以西北方的“鼓缶而歌”——秦腔为西皮，作为“皮黄腔”定名定制，体现以南、北为主轴文化的天下一体，并由五行之“火”为主“道”，作为周代“礼乐”的“立乐（之方）”方针策略，是周文王、周公和孔子早已确认的腔调布局体系。南、北曲的合流即当今的“皮黄腔”体系，就是当时西周初期儒家“礼乐”之“道”的“乐教”载体，亦是舜帝不用武力，而是所谓以“德”征服三苗的“舞干（北方之人持盾牌舞）羽（注：南方之人持羽毛舞）于两阶”之“诞敷文德”的传承。故与其说“皮黄腔”是周文王和周公的定名定制，倒不如说是周代儒家对“祖述尧舜”，采取“以德治国”的崇“阳”尚“德”之方略，传承、习用舜帝征服南方“三苗”，“舞干羽于两阶”之“诞敷文德”的中华民族以文德教化为“乐教”，用“以德服人”的模式，进行民族间勾通、融合，直至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继承。（详论见后）

       “皮黄”涉及的南、北方位歌舞之文化发明，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书·大禹谟》（暂且依相关文献记载而论）：停止与南方三苗的战争，开展礼仪教化，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象征北方的盾牌和南方的雉尾，载歌载舞，表示要偃武修文。七十天后，有苗自动前来归附。④（24）而这七旬（或三年）的“行德”，就是“舞干羽于两阶”之“诞敷文德”。孔传说：远方的人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精神，招致他们前来。（“远人不服，大布文德以来之。”）其中的“干、羽”所表达的，就是南方的“三苗”是持羽毛歌舞的，北方的民族是持盾牌歌舞的。（“南夷之乐持羽舞，北夷之乐持干舞”）“干、羽”就是南北歌乐舞的代称。可见“诞敷文德”就是“以德服人”，形式就是“舞干羽于两阶”。而“皮黄腔”的“黄”是南方的“持羽舞”，乐音即“徵”（简谱为“5”，音“梳”），“皮”是北方的“持干舞”，乐音即“羽”（简谱为“6”，音“拉”）。故“皮黄腔”既是“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的再现，亦是《淮南子·说山训》所载的：想学唱歌，必须先从南方的“徵”（5调式）和北方的“羽”（6调式）这两种乐风开始；要学优美和谐的一唱众和歌唱技术，就要先从楚歌的“阳阿”（鸡鸣歌）和“采菱”的歌曲学起。⑤（25）这一记载的前一句，强调了南方和北方的地方乐风，后面的一句则重点强调了当时南方的楚歌。这些都是当今“皮黄腔”的音乐形成之源。总而言之，“皮黄腔”从音乐的角度上说，就是“南北曲”。（详论见后）

      二、周代为什么要以五行之“火”、南方和五音“徵”为“礼乐”

   

     据“道”为确定“乐教”音乐来源的原则（“立乐之方”），周代的统治者和儒家理论之所以将五行为“火”的《周易·离卦》作为治世之“道”和“乐教”的根本思想，是因周代能取代殷商政权，改朝换代得到天下的“道”，源于“天授命”之“君权神授”。周代的“乐教”形成，产生于“天命”和“替天行道”之“道”的思想，与五行之“火”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本文思想和相关“道”理论的基础和总根源。《史记》和《吕氏春秋》均有相关记载。如《吕氏春秋·应同篇》载：

   据战国晚期的邹衍在“五德始终”中说，凡是一个帝王将要兴起，改朝换代地得到天下，上天必定会事先向天下的凡间俗人降下祥瑞的预示，例如周代将替代商代，就有很多赤色的鸟聚集到周代宗庙、祠堂的房子上。周文王看到这种天降的祥瑞，便说，这是“火气胜！”因为商代的五行属于“金”，周代的天降预兆是五行的“火”，上天向下民预示着“火克金”，意思是：周代将兴，商朝将亡，周代将“克”掉商代。（26）

   周代文王的“天命”，据《史记》和《吕氏春秋》的记载是：到周文王的时候，有许多红色的鸟，衔着红色的书，聚集到周家祠堂的屋顶上。文献说：“及文王之时，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其中的“赤鸟”，喻意为五行之“火”的颜色，用“赤”指代，表示为“火道”。即周代要“替天行道”，他们“天”的“授命”为赤色的“火”，或者叫“君权神授”予“火道”；所以，文献紧接着说：“文王曰：‘火气盛’，故崇火。”其中的“文王曰，‘火气盛’”是周代的文王认识并接受了“火道”的“天命”，“火”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物”，故知“太阳”之“道”和“德”是周代儒家理论体系的来源与定性。这个“物”可是关乎儒家文化来龙去脉、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切切不可小觑了；“故崇火”是周代崇拜“火道”之“德”的根据。而“火”居于《周易·离卦》确定的“南方”（春秋时代的楚国）。根据中国文化格式规定的“阳”为“德治”；“阴”为“刑治”，故周代的政治方向为“南面而治”，也就是“面向南面光明”的“以德治国”之“光明政治”。由于面向南方的光明，“南”便成了“道”的代名词和方向指向，所以，“乐教”便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由周公和召公亲自挂帅，到南方来采集，并正式命名《周南》和《召南》，以为“礼乐”之本。可以想一想，问一问：为什么周公和召公只到南方来采集《南风》，其它的东、西、北风却没有去采集呢？是否与后来圣旨所说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有关呢？；周代的“其色尚赤”是“格物致知”后，以五色之“赤”代“火道”，进行易改服色、旗帜颜色的必然决定；“其事则火”是周代在“致知”后“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而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策，一切都以为“火德”服务为出发点，用“以德治国”的方略治理天下。“火”就是周代“格物、致知”的总根，是儒家文化的命脉、根基。可见，“天”授命“火”是周代“格物”之“物”，“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就是“致知”，而后才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7），形成儒家修性育人之逻辑递进的“八目”。只有实现“八目”这个过程，周代才能虔诚地“替天行道”，恭敬地“其事则火”，全心全意地为“火道”、“火德”服务，而张扬南方火、乐音徵、五脏心、五常礼就是周代礼乐、以德治国的天命和“道”之具体举措。也是周公通过对“火”、太阳进行“格物”，而后制定礼乐，以“火德”、“太阳”为赞礼的对象，并以“火”和“太阳”的德性作为考察、制定各种制度的依据。ƒ（28）这也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的决定和命令，都是由天子发出的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是天赋予天子的责任和权力。而这些内容和内涵，全部体现在《周易》的“离卦”中，同时也是“诞敷文德”之天下承出现当今“皮黄腔”之“乐教”蓝图设计，早有定名定制根据的内涵和前提。

    关于周代的“天授命”，在汉武帝时曾旧事重提，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对话中，武帝问董仲舒：“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④（29）周代得天下的天命征兆是有红色的鱼跳到文王的船上，又有红色的火鸟出现在周代的祠堂之屋上，这种天兆反复出现，所以周公欣喜地欢呼“复哉！复哉！”，孔子说，这都是因“德”的反复积累，才会有这种“天兆”反复出现。只有行善积德，天下归心，才会招致天降双重祥瑞符命。

    根据大巫师周公所说的天兆之“复哉！复哉！”，后来在儒家文化中的体现，有多重含义：1、肯定是道德的重复；2、只有道德的重复（德不孤）才是至善；3、要求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对重复的“德”进行继承、发扬。其中红色与五行之“火”是相对应的，“火”就是“明”，故而“复明”是儒家“明明德”之说的来源。同时，这种“明明德”之文化表现也是多种形式的。如《周易·离卦》就是“火”，亦是“光明”的象征，是谓“阳德”，两个《离》经卦重叠之“复”，就是光明连着光明的“明明（德)”；又可说是周代天兆“火”之“复哉！复哉！”的再现，儒家《大学》居三大纲领之首的“德不孤”之“明明德”的重复，其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周易·离卦》的经卦重叠成六爻的“离下离上”之纯“离卦”，就是“明明德”用阴阳的语言构成卦象表现的形式；用文字表示“明明德”就是两个“火”重叠的南方楚祖之“炎（帝)”；用“火”之极的“太阳（日)”循环出现表现的“光明”连着“光明”，就是南方之楚祖“重黎”的形象；天空中的太阳是《周易·离卦》的化身，叫“陷必有所丽，故授之以离。离者，丽也。”“离”即“丽”，依附的意思。据金永著《周易·离卦》说：“离卦的卦象是：中间的一个阴爻依附于上下两个阳爻，因而命名为离卦。它象征火是因为火的内部空虚，外表光明，相当于中间阴虚，外面阳实的卦形，而且，火又必定附着在燃烧的物体上。离卦又代表太阳，有光明的含义。”（30）其中间的阴爻代表儒家，是传承“明明德”的桥梁。

   根据周代的天命为“火”，而五行之“火”规定在《周易·离卦》确定的“南方”，且南方的五音为“徵”，故周代要“替天行道”，必须以“南方”之“道”为敬，以五音之“徵”为“傧鬼神，考制度”的“礼乐”。《庄子·天下篇》中说：“礼以道行。”‚（31）

这就是周代为什么要以五行之“火”、南方、五脏之“心”、五音之“徵”为“礼乐”，构成“徵动心而合正礼”的“道”理。

   

    三、舜帝的“诞敷文德”之“文”与“三教先忠”及《周易·离卦》的“皮黄”定制

            

             “诞敷文德”的“文”与《周易·离卦》之“文”是有传承渊源关系的，除了儒家的“祖述尧舜”外，关键还在于“诞敷文德”的“文”是周代“修道之谓教”的“教”文化继承形式。孔子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文化是相因袭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ƒ（32）这种因袭是在“道统”的前提下，纠正前朝的错误，让人民走上“正道”之“教”的传承形式，因改朝换代之后的“教”文化形式不同决定的。孔子曾盛赞周代的文化“郁郁乎文哉”，这个“文”就与“三教先忠”的“教”文化传承有直接的关系：

         “三教先忠”④（33）源于《白虎通》，这“三教”分别是“忠、敬、文”轮流循环，最先是从“忠”开始的，故称“三教先忠”。周代的“文哉”是继前二代传承之“忠、敬”后必然导致“文”的结果。所谓的“三教”，就是夏代“尚忠”，商代“尚敬”，周代“尚文”。这“三教”之间的关系据《白虎通》原文载：“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之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后的秦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由此可见，舜的“诞敷文德”与周代的“周人之王教之以文”和孔子赞赏周代的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文”之“教”是相通，并通过《周易·离卦》来实现“文教”的，而这个“文教”就是“乐教”体现的“诞敷文德”。而“文教”之“乐教”的“诞敷文德”，就是通过《离卦》中“黄离”的“黄”与“皮黄腔”的“黄”反映的。“黄”，在马恒君的《周易辩证》（34）一书中解释为“文明”；在许慎的 《说文》中说：“黄，地之色也。从田从炗 ，炗亦声。炗，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35）可见，“黄”与文明、与“火”、“古文光”有潜藏的内在联系。  

        “诞敷文德”以《周易·离卦》为“乐教”蓝图设计的内涵和为二黄定名，为西皮定制，并有后世的“皮黄腔”之称谓，总根源于“三教先忠”的“火”之“文”的“乐教”，其“以德治国”的落实则是“乐教”的“徵动心而合正礼”。“礼乐”在周代的“以德治国”中起着纲举目张的重大作用。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文之以礼乐。”其在评价春秋战国的“无义战”之混乱状态时，概括性的语言就是——礼崩乐坏。可见“礼乐”是周代以“文教”体现“火道”的；故“火道”为“立乐之方”；这便将代表火的“南方”和“徵动心而合正礼”，推到了“火”道之“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前沿，构成了中国的“乐教”。

       因周代的礼乐教化通行天下，故能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这便是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意思是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气魄何等宏大!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而能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的音乐，在周代崇拜“火”道的背景下，必是以太阳、天时为核心的南方之乐，而南方的音乐调式为“徵”，这种“徵”与“礼”的关系便确立下来，构成了“徵动心而合正礼”。

    这种乐教的多重属性之来源，儒家称“格物、致知”；道家谓“形而下之谓器，形而上之谓道。”从中国特色的“乐教”上总结，可谓是对火和太阳“形而上学”的“乐教”，或者叫中国特色的“哲学性音乐宗教”，亦即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

     因“南方”五音为“徵”，五脏为心，五常为礼，故南、徵、心、礼的文化格式以《周易·离卦》为根基，是可以划等号而相通无碍的。而从当时的西周要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同德，体现舜之“诞敷文德”的“舞干羽于两阶”，同时“乐教”又需要有一个由“五音”体现“五方”，融天经地义之“五常”为一体的全国性布局，而这个布局就是方位与音乐，结合五行生克之“道”，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南徵”和“北羽”包括“中宫”，其中“南徵”就是二黄和“中宫”的反二黄，而“北羽”就是形成“西皮”的定制前提，也是《周易·离卦》之“乐教”总纲“履（礼）错然”的必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