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清）章学诚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4:23

○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传者对经之称，所以转授训诂，演绎义蕴，不得已而笔之於书者也。左氏汇萃宝书，详具《春秋》终始，而司马氏以人别为篇，标传称列，所由名矣。经旨简严，而传文华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无经之传，则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纷纷多传体也。近人有谓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传。夫以绎经之题，逐末遗本，折以法度，彼实无辞。而乃称说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讥，以谓公穀非鲁太史，何以亦有传文？则其人当无说以自解也。且使身为史官，未有本纪，岂遽可以为列传耶？此传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无经之传，文人之集也。无传之经，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艳而诬，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获麟绝笔以来，史官不知百国宝书之义。州郡掌故，名曰图经；历世既久，图亡而经孤，传体不详，其书遂成瓠落矣。乐史《寰宇记》，袭用《元和志》体，而名胜故迹，略存於点缀。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此则地理专门，略具类纂之意，以供词章家之应时取给尔，初不以是为重轻者也。(阎若璩欲去《一统志》之人物门，此说似是。其实此等亦自无伤，古人亦不尽废也。盖此等此，原不关正史体裁也。)州县之志，本具一国之史裁，而撰述者转用一统类纂之标目，岂曰博收以备国史之约取乎？

　　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而设也。其馀人类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万？必欲尽以二字为标题，夫子亦云方人，我则不暇矣。欧阳《五代》一史，尽人皆署其品目，岂所语於《春秋》经世，圣人所以议而不断哉？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至於名贤列女，别有状志传铭，又为分裂篇章，别著艺文之下。於是无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详见某卷，彼云已列某条，复见叠出，使人披阅为劳，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也！此又志家列传之不可不深长思者也。

　　近代之人，据所见闻，编次列传，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详前史，录其史传正文，无所更易，抑亦马、班递相删述，而不肯擅作聪明之旨也。虽然，列史作传，一书之中，互为详略，观者可以周览而知也。是以《陈馀传》中，并详张耳之迹，管晏政事，备於太公之篇，其明验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犹仍列传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见，是何以异於锲彼舟痕，而求我故剑也？

　　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则必证明其故，而见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时势使然，故司马氏《通鉴考异》，不得同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采其长而讳所短，则不如勿用其文，犹得相忘於不觉也。志家选史传以入艺文，题曰某史某人列传矣。按传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删所节之故，而又无所证也，是则欲讳所短，而不知适以暴之矣。

　　史传之先后，约略以代次；否则屈贾、老庄之别有命意也。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比兴於是存焉尔；疏通知远，《尚书》之教也，象变亦有会焉尔。为列传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自陈年甲状而已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4:46

○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

　　列女之传，传其幸也。史家标题署目之传，儒林、文苑、忠义、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类相次，盖自蔚宗、伯起以还，率由无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传家，忠义、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数见，见非一端，太史搜罗，易为识也。贞女节妇，人微迹隐，而纲维大义，冠冕人伦；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轩远而难采，舆论习而为常。不幸不值其时，或值其时而讬之非人，虽有高行奇节，归於草木同萎，岂不惜哉！永清旧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实莫考，则讬非其人之效也。旧志留青而后，新编未辑以前，中数十年，略无可纪，则值非其时之效也。今兹博采广询，备详行实，其得与於列传，兹非其幸欤？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知几讥范史之传蔡琰，其说甚谬；而后史奉为科律，专书节烈一门。然则充其义例，史书男子，但具忠臣一传足矣；是之谓不知类也。永清列女，固无文苑儒林之选，然而夫死在三十内，行年历五十外，中间嫠处，亦必满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须十五年后，与夫四十岁外，律令不得不如是尔。妇德之贤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岁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战莒十五年后也。以此推求，但覈真伪，不复拘岁年也。州县之书，密迩而易於徵实，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迁、固之书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於《货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艺文》，缇萦之见《刑志》，或节或孝，或学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杨敞之有智妻，买臣之有愚妇也。盖马、班法简，尚存《左》、《国》馀风，不屑屑为区分类别；亦犹四皓、君平之不标隐逸，邹、枚、严、乐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寿《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题，特著《列女》；《南史》因无列女原题，乃以萧矫妻羊以下，杂次《孝义》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无所区别，又非别有取义，是直谓之缪乱而已，不得妄讬於马、班之例也。至於类族之篇，亦是世家遗意，若王、谢、崔、卢孙曾支属，越代同篇；(王、谢、崔、卢，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为一处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长，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义例。其牵连而及者，或威姑年迈而有懿德，或子妇齿稚而著芳型，并援刘向之例。(刘向之例，列女乃罗列女行，不拘拘为节烈也。姑妇相附，又世家遗意也。)一并联编，所谓人弃而我取者也。其或事系三从，行详一族，虽是贞节正文，亦为别出门类；(如刘氏守节，而归义门列传之类。)庶几事有统贯，义无枝离，不拘拘以标题为绳，犹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谓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春秋》之比事属辞也。(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汉书》於简帙繁重之处，宁分上中下而仍为一篇，不肯分其篇为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叙例明云不专一操矣。(《自叙》云："录其高秀，不专一操"而已。)乃杂次为编，不为分别置论，(他传往往一人事毕，便立论断，破坏体裁。此处当分，反无论断。)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误耶？今志中列传，不敢妄意分合，破体而作论赞。惟兹《列女》一篇，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各为论列，抑亦诗人咏叹之义云尔。其事属平恒，义无特著，则不复缀述焉。太史标题，不拘绳尺，(传首直称张廷尉、李将军之类。)盖春秋诸子以意命篇之遗旨也。至班氏列传，而名称无假借矣。范史列传，皆用班传书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义矣。(当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称，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惮烦也？篇首既标列女，曹昭不闻署贤母也，蔡琰不闻署才女也，皇甫不闻称烈妇也，庞氏不闻称孝妇也，是则娥、雄之加藻饰，又岂《春秋》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书姓氏，而直以贞女节妇二字代姓名者，何以异於科举制义，破题人不称名，而称圣人、大贤、贤者、时人之例乎？是则蔚宗实阶之厉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徵。其贞烈节孝之事，观文自悉，不复强裂题目，俾览者得以详焉。(妇人称姓曰张曰李可也。今人不称节妇贞女，即称之曰氏，古人无此例也。称其节妇贞女，是破题也。称之谓氏，是呈状式也。)

　　先后略以时代为次。其出於一族者，合为一处；时代不可详者，亦约略而附焉。

　　无事可叙，亦必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惟此区区焉耳。噫！人且以是为不惮烦也。(其有不载年岁者，询之而不得耳。)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5:04

○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

　　史家阙文之义，备於《春秋》。两汉以还，伏、郑传经，马、班著史；经守师说，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艺有阙简之文，而三传无互存之例矣。(《公》、《穀》异闻，不著於《左氏》；《左氏》别见，不存於《公》、《穀》。)夫经尊而传别其文，故入主出奴，体不妨於并载；史直而语统於一，则因削明笔，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势也。司马氏肇法《春秋》，创为纪传，其於传闻异辞，折衷去取，可谓慎矣。顾石室金匮，方策留遗，名山大川，见闻增益。其叙例所谓疑者阙之，与夫古文乖异，以及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於他说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为阙，而不存阙之之说；是则厕足而致之黄泉，容足之外，皆弃物矣。夫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闻欲多而疑存其阙，慎之至也。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访，是直所谓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复何阙之有哉？

　　阙疑之例有三：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韩非《储说》，比次春秋时事，凡有异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则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献子五友，而仅著二人，则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书马惊败绩，而不书马中流矢，是恒星不见之例也。马、班以还，书闻见而示意者，盖有之矣；一事两书，以及空存事目者，绝无闻焉。如谓经文得传而明，史笔不便於自著而自释，则别存篇目，而明著阙疑以俟访，未见体裁之有害也。

　　史无阙访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见，折衷群说，稍有失中，后人无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义难割爱，猥杂登书，有妨史体，削而不录，又阙情文，其弊二也。传闻必有异同，势难尽灭其迹，不为叙列大凡，则稗说丛言，起而淆乱，其弊三也。初因事实未详，暂置不录，后遂阙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载籍易散难聚，不为存证崖略，则一时之书，遂与篇目俱亡，后人虽欲考求，渊源无目，其弊五也。一时就所见闻，易为存录，后代〈虫连〉蜷补缀，辞费心劳，且又难以得实，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马、班有专家之学，史宗久失，难以期之马氏外孙，班门女弟，不存阙访，遂致心事难明，其弊七也。史传之立意命篇，如《老庄》、《屈贾》是也；标题类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断无可缀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详，疑而难决之事，不存阙访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内，类例不清，文辞难称粹洁，其弊八也。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无徵，传闻难信，不立阙访，以杜请谒，(如云事实尚阙，而所言既有如此，谨存其略，而容后此之参访，则虽有惼心之人，亦无从起争端也。)无以谢绝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别识心裁，不以阙访存其补救，则才非素王，笔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谓史至马、班极矣，未闻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远例《春秋》，而近祧《史》、《汉》，后代史家亦有见及於此者乎？答曰：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於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趋马、班，犹恐不及，况能创意以救马、班之失乎？然有窥见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尽诬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於搜访，因於十五列传之末，独取杨戏《季汉辅臣赞》，与《益部耆旧杂记》以补之。常璩《华阳国志》，以汉中士女有名贤贞节，历久相传，而遗言轶事，无所考见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无所笔削。此则似有会於多闻阙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发凡起例，特著专篇；后人不暇搜其义蕴，遂使独断之学，与比类之书，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县志书，例编人物一门，厕於山川祠墓、方物土产之间，而前史列传之体，不复致思焉。其有丰功伟绩，与夫潜德幽光，皆约束於盈寸之节略，排纂比次，略如类书；其体既亵，所收亦猥滥而无度矣。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如应酬肤语，或如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閒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乡人庸行，请讬滥收；或是当日名流，失传事实；削之则九原负屈，编之则传例难归。又如一事两说，参差异同，偏主则褒贬悬殊，并载则抑扬无主，欲求名实无憾，位置良难。至於近代之人，开送事迹，俱为详询端末，纤悉无遗，具编列传之中，曾无时世之限；其间亦有姓氏可闻，实行莫著，滥收比类之册，或可奄藏，入诸史氏体裁，难相假借。今为别裁阙访，同占列传之篇，各为标目，可与正载诸传，互相发明。是用叙其义例，以待后来者之知所审定云尔。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5:43

○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马谈推论六家学术，犹是庄生之叙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马迁《十二诸侯表叙》，则於吕览、虞卿、铎椒、左丘明诸家，所为《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书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迁绍述《春秋》，即虞、吕、铎、左之意，人讥其僣妄非也。)班固作迁列传，范氏作固列传，家学具存。至沈约之传范氏，姚氏之传沈约，不以史事专篇为重，於是史家不复有祖述渊源之法矣。今兹修志，而不为前志作传，是直攘人所有而没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学也。盖州县旧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书之力能自寿也。

　　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於《世本》、《国策》，固书之资於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於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於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新旧二本，杂陈於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索绥撰《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於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於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於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6:11

○永清县志文徵序例

　　《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徵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徵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於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於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6:31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於《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於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於是文人撰集，说议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於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劄记，则宋人有志於学，而为返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结撰者，劄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於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於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於诗赋，能不坠於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诗，於是以赋冠前，而诗歌杂体，反附於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於别集。诗歌一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家，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徵，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6:49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馀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有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众毁之馀，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马氏《绎史》，盖尝用其例矣。然马氏之书，本属纂类，不为著作。推其用意，不过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列为人表，则一经传姓名考耳。且犹贬置班表，不解可为迁书补隙；又不解扩其义类，可为史氏通裁；顾曰人表，若为《绎史》而作，则亦未为知类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书事迹，多取简编故实；非如当代纪载，得於耳闻目见，虚实可以互参。而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尽类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势也。(即如《左传》中事，收入《史记》。而子产、叔向诸人，不能皆编列传。《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杂见传记，姓名隐显，不无详略异同。列传裁断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断代之史，子言或可无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辞也。断代无需徵古，何当有人表欤？曰：断代书不一类，约计盖有三门，然皆不可无人表也。较於通史，自稍缓耳；有之，斯为美矣。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春秋》。)纪(本纪。)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尝有列国《公子谱》矣。治断代纪传之文者，仅有班《书》、《人表》，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夫《春秋》、《公子》、《谥族》诸谱，(杜预等。)《名字异同》诸录，(冯继先等。)治编年者，如彼其详。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顾氏炎武曰："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因谓其失始於陈寿，而范、沈、姚、李诸家，咸短於此。顾氏之说，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废；然王公将相，范、沈、姚、李诸史，所占篇幅几何？唐宋之史，复立年表，而列传之繁，乃数倍於范沈诸书，年表何救於列传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复犯，宜其纷纷著传，如填户版，而难为决断，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待补於固，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於簿书记注，或得之於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例，且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7:19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尽报、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於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讬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味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纪，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於传删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於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於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於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於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於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1 12:57:39

○亳州志掌故例议中

　　簿书纤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后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宫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刘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罗典章，钜细兼收，书盈百帙。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於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於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加罗列，则亦不善度乎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体为加详耳。其於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渖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礼》。百官具於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曰：部寺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於《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於周制，犹晋《乘》、楚《梼杌》、与鲁《春秋》也。郡县异於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於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於事文间，斯乃有关於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47:31

卷八外篇三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文安宰币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负，不得小试，此行宜踊跃。仆有何知，乃承辱询。抑盛意不可不复，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约举数条，希高明裁择！有不然处，还相告也。

　　一、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如传之与志，本二体也。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立传之色目。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变易名色，既无僣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其他率以类附。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琐屑繁碎，无关惩创，则削而不存可也。详赡明备，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材；否则纵极精采，不过一家小说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徵，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於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於《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於《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伦，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无可疑虑，而相沿不改，则甚矣史识之难也！

　　一、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於后人矣。

　　一、志之为体，当详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讬作传，全无徵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於无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已上六条，就仆所见，未敢自谓必然。而今世刻行诸志，诚有未见其可者。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於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牴牾，则其於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乃如足下负抱史才，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向与仆往复商论，窥兄底蕴，当非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仆於此事，无能为役，辱存商榷，陈其固陋之衷，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兄其有以进我乎？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47:56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日前敬筹末议，薄殖浅陋，猥无定见，非复冀有补高深，聊以塞责云耳。乃辱教答，借奖有加，高标远引，辞意挚恳，读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负良史才，博而能断，轩视前古，意志直欲驾范轶陈，区区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虚，不耻往复下问。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怀耶？前书粗陈梗概，过辱虚誉，且欲悉询其详。仆虽非其人，辄因高情肫挚之深，不敢无一辞以覆，幸商择焉。

　　一、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僣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僣史之嫌，而求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十篇，则已浸广。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馀。议者讥为科吏档册。然亦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篇首冠以总名，下乃缕分件悉，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亦且谨严得体。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一、成文宜标作者也。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他若诏令书表之属，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故亦无嫌於抄录成文。至《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善哉贾生推言"一句引起。《汉书·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作收。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於目录之下。今若刊去所载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则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须仍复如《史》《汉》之例，标而出之。至文有蔓长，须加删节者，则以"其略曰"三字领起，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援引旧文，自足以议论者，则如《伯夷列传》中，入"其传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缀序引，后附论赞，今世纂家，多称野史氏曰，或称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协；莫如直仿东汉之例，标出论曰、序曰之体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异，或加案曰亦可。否则直入本文，不加标目，随时斟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

　　一、传体宜归画一也。列传行述入艺文志，前书已辨其非。然国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属紧要。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遗脱，不患无从考证。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显，太常议谥，史臣立传，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其幽独之士，贞淑之女，幸邀旌奖，按厥档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必待下诏纂修，开馆投牒，然后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详备，则日后何由而证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儒林》、《游侠》，迁《史》首标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画三科。先儒讥其标帜启争，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统列艺文。及作人物列传，又必专标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挨次排纂，每人多不过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传略。夫志曰輶轩实录，宜详於史，而乃以略体行之，此何说也？至於标目所不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於《周臣》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48:17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於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於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一、典章宜归详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较人物为略，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学校祭祀，一切开载会典者，苟州县所常举行，岂可因而不载？会典简帙浩繁，购阅非易。使散在州县各志，则人人可观，岂非盛事？况州县举行之典，不过多费梨枣十馀枚耳。今志多删不载，未知所谓。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伪《苏注杜诗》，其不可强通者，则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觉其伪者，转矫之曰：古人文字，从无自注。然则如司马《潜虚》，自加象传，又何如耶？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非志体所宜尔。

　　一、文选宜相辅佐也。诗文杂体入艺文志，固非体裁，是以前书欲取各体归於传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无覯者，以学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诗文赋颂，无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辑之也。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然综核者事详，而因以及文。文有关於土风人事者，其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钜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近楚抚於《湖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明文录》外，更撰《三吴文献录》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浅陋寡闻，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类及。何如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当亦不为无补。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盍乘间为当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传例也。列女名传，创於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班、马二史，均阙此传。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史因之，遂为定则。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於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狂瞽之言，幸惟择之！醉中草草，勿罪。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48:47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二)

　　辱示《文选》义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复。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由六朝视两汉，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则子夏《诗序》，屈子《离骚》而外，无他策焉。亦犹天汉视先秦，略已，周则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则本纪略载而外，不更详焉。昭明兼八代，《史记》采三古，而又当创事，故例疏而文约。《文苑》、《文鉴》，皆包括一代；《汉书》《唐书》，皆专纪一朝；而又藉前规，故条密而文详。《文苑》之补载陈随，则续昭明之未备；《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明之未登。亦犹班固《地志》之兼采《职方》、《禹贡》，《隋书》诸志之补述梁、陈、周、齐，例以义起，斟酌损益，固无不可耳。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工拙繁简，不可屑屑校重。读书者但当采掇大意，以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来书云："得兄所论《文选》义例，甚以为不然。文章一道，所该甚广，史特其中一类耳。选家之例，繁博不伦，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拟之。若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萧唐诸选，削趾适履，求其一得符合。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东西两京文字，入选寥寥，而班、范两史排纂，遂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书，班史不载，便近齐梁小儿，果选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选之不逮乎？编年有《纲目》，纪传有廿一史，历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复思配以文选，连床架屋，岂为风云月露之辞，可以补柱下之藏耶？选事仿於六朝，而史体亦坏於是，选之无裨於史明矣。考镜古今，论列得失，在乎卓荦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妇叹，均可观采，岂皆与史等哉？昔人称杜甫诗史，而杨万里驳之，以为《诗经》果可兼《尚书》否？兄观书素卓荦，而今言犹似牵於训诂然者，仆窃不喜。或有不然，速赐裁示！"

　　惠书甚华而能辨，所赐於仆，岂浅鲜哉？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虚，故敢以书报。文章一道，体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岂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类，则类将不胜其繁。《伯夷》、《屈原》诸传，夹叙夹议；而《庄周》、《列子》之书，又多假叙事以行文。兄以选例不可一概，则此等文字，将何以画分乎？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馀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於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於是中者，如《鸱枭》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传》之类；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两京文字，入选甚少，不敌班、范所收，使当年早有如选《文苑》其人，裁为大部盛典，则两汉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体坏於六朝，自是风气日下，非关《文选》。昭明所收过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顾斤斤画文於史外，其见尚可谓之卓荦否？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故驳诗史之说。以兄之卓见而惑之，何哉？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1:10

　○修志十议 (呈天门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讬。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徵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今拟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先陈事宜，后定凡例，庶乎画宫於堵之意云。

　　一，议职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

　　二，议考证。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徵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钜细无遗，永垂信史。

　　三，议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此俱无可议者。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如开送名宦，必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於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徵，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於何事见其能孝能友。品虽毋论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易采访。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遗漏，或生平大节，载不尽详，亦准其与新收人物，一例开送，核实增补。

　　四，议徵文。人物之次，艺文为要。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但艺文入志，例取盖棺论定；现存之人，虽有著作，例不入志。此系御纂续考馆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诗文，可取一时题咏，广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业，无论经史子集，方技杂流，释门道藏，图画谱牒，帖括训诂，均得净录副本，投柜送馆，以凭核纂。然所送之书，须属共见共闻；即未刻行，亦必论完成集者，方准收录。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页，及从无序跋论定之书，概不入编，庶乎循名责实之意。惟旧志原有目录，而藏书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录之下，注一"亡"字以别之。

　　五，议传例。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历考两汉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诸传，皆以传为游戏。《圬者》、《橐驼》之作，则借传为议论。至《何蕃》、《方山》等传，则又作贻赠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为生人作传，其实非史法也。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惟妇人守节，已邀旌典；或虽未旌奖，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统得破格录入。盖妇人从一而终，既无他志，其一生责任已毕，可无更俟没身。而此等单寒之家，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或在穷乡僻壤，子孙困於无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后此修志，不免遗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时政绩卓然可传，舆论交推，更无拟议者，虽未经没身论定，於法亦得立传。盖志为此县而作，为宰有功此县，则甘棠可留；虽或缘故被劾，及乡论未详，安得没其现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即无谀颂之嫌，而隔越方州，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现居本县，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仍不立传；所以远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议耳。其例得立传人物，投递行状，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详慎开载；纤琐饤饾，凡属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诞，义非惩创；或讬神鬼，或称奇梦者，虽有所凭，亦不收录，庶免凫履羊鸣之诮。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1:32

六，议书法。典故作考，人物作传，二体去取，均须断制尽善，有体有要，乃属不刊之书，可为后人取法。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民风土俗，而浮夸形胜，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其有古迹胜概，确乎可凭，名人题咏，卓然可纪者，亦从小书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体，别於稗乘耳。盖志体譬之治室，厅堂甲第，谓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构，跨水之亭，谓之别业可，谓之正寝则不可。玉{鹿主}丝绦，谓之仙服可，谓之绅笏则不可。此乃郡县志乘，与卧游清福诸编之分别也。列传亦以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文苑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科目而无可著之业，於法均不得立传。盖志属信史，非如宪纲册籍，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其不应立传者，官师另立历任年谱，邑绅另有科甲年谱，年经月纬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辞填入。即其中有应立传者，亦不必更於谱内，注明有传字样，以昭画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则纪官师者，既有职官志，以载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载历任政绩；而於他事有见於生祠碑颂、政绩序记者，又收入艺文志。记邑绅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而其行业有见於志铭传诔者，则又收入艺文志。一人之事，叠见三四门类，於是或於此处注传见某卷，於彼处注详见某志，字样纷错，事实倒乱，体裁烦碎，莫此为甚。今日修志，尤当首为釐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议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实，非尚文辞。苟於事实有关，即胥吏文移，亦所采录，况上此者乎？苟於事实无关，虽班扬述作，亦所不取，况下此者乎？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则篇次繁简不伦；收入考传方幅之内，其势不无删润。如恐嫌似剿袭，则於本文之上，仍标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标题之法，一仿《史》、《汉》之例。《史》、《汉》引用周秦诸子，凡寻常删改字句，更不识别，直标"其辞曰"三字领起。惟大有删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别之。若贾长沙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诸文体中，各有应得援引之处，独诗赋一体，应用之处甚少。惟地理考内，名胜条中，分注之下，可载少许，以证灵杰。他若抒写性灵，风云月露之作，果系佳构，自应别具行稿，或入专主选文之书，不应搀入史志之内，方为得体。且古来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并行不悖，未闻可以合为一书。则志中盛选诗词，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风俗篇中，有必须徵引歌谣之处，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国》引谚徵谣之义也。

　　八，议裁制。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各归本人本事，俱无可议。惟应载传志行状诸体，今俱删去，仍取其文裁入列传，则有难处者三焉；一则法所不应立传，与传所不应尽载者，当日碑铭传述，或因文辞为重，不无滥收。二则志中列传，方幅无多，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全录原文，则繁简不伦；删去事迹，则召怨取议。三则取用成文，缀入本考本传，原属文中援引之体，故可标作者姓名及"其辞曰"三字，以归徵引之体。今若即取旧传，裁为新传，则一体连编，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马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标清宾主。盖史公《自序》，原非本传，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若考武以前纪传，全用《史记》成文者，更不识别；则以纪即此纪，传即此传，赞即此赞，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今若遽同此例，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必有剿袭雷同之谤。此三端者，决无他法可处，惟有大书分注之例，可以两全。盖取彼旧传，就今志义例，裁为新传，而於法所应删之事，未便遽删者，亦与作为双行小字，并作者姓氏，及删润之故，一体附注本文之下。庶几旧志徵实之文，不尽刊落，而新志谨严之体，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谨严之例者，一仍其旧，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

　　九，议标题。近行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者，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则天文、地理、礼仪、食货数大端，本足以该一切细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为数篇，连编累牍，动分几十门类。夫《史》、《汉》八书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访人物而立传，则名宦、乡贤、儒林、卓行数端，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而今人每好合并，於是得一逸才，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得一全才，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重；牴牾牵强，以类括之。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证据诸文，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则事无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简之羞。行状碑版诸文，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则人无全传，不得不强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数。故志体坏於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於艺文不合史例；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原於创修郡县志时，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夫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彼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颠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徵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若夫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广，岂可与彼一例？而有明以来，相沿不改，故州县志乘，虽有彼善於此，而卒鲜卓然独断，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当一破夙习，以还正史体裁者也。

　　十，议外编。廿一史中，纪表志传四体而外，《晋书》有载记，《五代史》有附录，《辽史》有《国语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图式；所用虽各不同，要皆例以义起，期於无遗无滥者也。邑志猥并错杂，使同稗野小说，固非正体；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於正传之后，用杂著体，零星纪录，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饤饾，先有门类可归，正以釐清正载之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论笔削义例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而此议前五条，则先事之事宜，有彼书所不及者。若彼书所条，此议亦不尽入，则此乃就事论事，而馀意推广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覆论之特详。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初非好为更张耳。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从事编纂之中，庶几小有裨补云。(自跋)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2:03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

　　呜呼！艺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负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见之於文，伤已！乃其所谓文者，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苦雨凄风，所与刻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於尽，可胜慨哉！幸而輶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然汉史所录，《隋志》阙亡者若而人；《隋志》所录，《唐书》残逸者若干家；《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文渊阁目》，上下千年，大率称是。岂造物忌才，精华欲秘欤？抑所撰述，精采不称，不足传久远欤？而两汉以下，百家丛脞，雅俗杂揉，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者，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旧志》，艺文不载书目，故前人著作，未尽搜罗；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今亦不少概见。然则斯考所采，更阅三数十年，其散逸遗亡，视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为诸家惜也。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曰经，曰史，曰子，曰集。其别有三：曰传世，曰藏家，俱分隶四部；曰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

　　论曰：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文章汇次甲乙成编，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证而易详，文以兼收而大备。故昭明以后，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史，广见闻，昭文章也。第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固宜各有成书，理无可杂。近世多仿《国语》而修邑志，不闻仿《国风》而汇辑一邑诗文，以为专集；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牴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2:22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不尽执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2:50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於怪妄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3:12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3:37

○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今诸缙绅，磨勘月馀，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徵碑记一卷，时代不按先后，诚然牴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徵则因先已成卷，后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严加诋诃，如塾师之於孺子，官长之於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徵《二圣祠记》，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今签忽云："学校之记当前，署廨列后，寺观再次於后。"则一体之中，又须分类；分类未为不可，然表奏、序论、诗赋诸体，又不分类，亦不签改，则一书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观之，其人於书之体例，原不谙习，但知信口詈骂，不知交际有礼义也。其馀摘所非摘、驳所非驳之处甚多，姑举一二以概其馀。则诸绅见教之签，容有不可尽信者矣。

　　《荆志》风俗，袭用旧文，以谓士敦廉让。今观此书签议，出於诸绅，则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而於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一味横肆斥骂，殆於庸妄之尤，难以语文风士习矣。因思执事数日之间，评定志稿得失，较诸绅汇集多日，纷指如麻，为远胜之，无任钦佩之至。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而鄙人又逼归期，俟明岁如签声覆，以听进止可耳。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冲要；而县志尚未裒合成书，文献之徵，阙焉未备。余有志蒐罗，下车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录之列於卷首，杂采缀记之附於卷末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之修志者异。余徵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余曰："图经於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於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3:58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4:18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后汉尝移荆州治此，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五季马氏既并朗州，而后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屏荆渚，南临长沙，远作滇、黔门户，实为控要之区，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蛮夷率服，大湖南北，皆为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满州将军驻防荆州，遂移提督军门，弹压常德。后虽分湖南北为两部院，而营制联络两部，呼吸相通，故节制之任，仍统於一。

　　余承乏两湖，尝按部常德，览其山川形势，慨想秦汉通道以来，治乱机缄，割制利弊，与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进守土长吏，讲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六条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辑於康熙九年，故册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献，又邈焉无徵；於是请事重修。余谓此能知其大也。虽然，方志遍寰宇矣，贤长吏知政事有恒，而载笔之士，不知辞尚体要，猥芜杂滥，无讥焉耳。即有矫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辞采，学士侈其蒐罗，而於事之关於经济，文之出於史裁，则未之议也。

　　会稽章典籍学诚，游於余门。数为余言史事，黎然有当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著封建、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俗志附会古迹，题咏八景，无实靡文，概从删略。其有记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证事实，润色风雅，志家例录为艺文者；今以艺文专载书目，诗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徵》七卷，自为一书，与志相辅而行。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说，无当经纶，而有资谈助者，更为《丛谈》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区分类别，所以辨明识职，归於体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应司隶之流，制苗蛮於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於唐时；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贡》、《职方》，雄据於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於前明。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於萧梁，五季称雄於高氏，一时献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远安隶荆门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於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视昔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钜工大役，次第兴举。余於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於群公，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於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4:43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后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於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时见於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诸考，人物详於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仍著录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徵。自云：志师八家《国语》，文徵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馀，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一书，钜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於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於余。余故备悉其始末，而叙於卷端。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赵宋改治调弘，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徵州县之书，乃论次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徵，且请余为之序。

　　余披览其书，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近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数十，括以八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次曰方舆，考地理也。县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迹，以类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坛庙，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户田赋役之隶於司徒，邮驿兵防之隶於司马，皆《洪范》八政之经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长佐师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传矣。次曰选举，辟才俊也。论秀书升，《王制》之大，兴贤与能，《周官》是详；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艺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献，皆搜罗放失，谨备遗忘，尤为乘时之要务也。人物必徵实事，而不以标榜为虚名；艺文谨著部目，而不以诗文充篇幅。盖人物为马《史》列传之遗，艺文为班刘著录之例，事必师古，而后可以法当世也。部分为八，亦既纲举而目张矣。至於序例图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说，缀於简末，别为篇次，不入八门。殆如九夫画井，八阵行军，经纬灿然，体用具备。乃知方志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风流文采，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县以来，凡三徙矣。今县治形势，实为不易，四顾平衍之中，至县群山涌出，东有龙盖，南有马鞍，西有绣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为治。夫抚驭必因形势，为政必恃纲纪，治书必贵体要，一也。王君以儒术入仕，知所先务。其於治书，洵有得於体要，后人相仍，如县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书者，果能实见诸政治，则必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是则虽为一县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5:14

○书武功志后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赋》，五曰《宫师》，六曰《人物》，七曰《选举》。首仿古人著述，别为篇叙，高自位置，几於不让，而世多称之。王氏士正，亦谓"文简事核，训辞尔雅"；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可为幸矣。夫康氏以二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谓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而惟以约省卷篇，谓之高简，则谁不能为高简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於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载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为家，於一县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节录太史《周纪》；次则列唐高祖、太宗，又节录《唐本纪》，乖刺不可胜诘矣。方志不当僣列帝王，姑且勿伦。就如其例，则武王以下，何为删之？以谓后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则太王尝迁於岐，文王又迁於丰，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实有天下，文王以上，不过追王，故录之耶？则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义？以谓高祖、太宗生长其地，故录之耶？则显懿二祖，何为删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为中间独无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谓妇从夫耶？则唐高祖之太穆窦后，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皆有贤名，何为又不载乎？夫载所不当载，为芜为僣，以言识不足也。就其自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称高简者哉？

　　尤可异者，志为七篇，舆图何以不入篇次？盖亦从俗例也。篇首冠图，图止有二，而苏氏《璇玑》之图，乃与舆图并列，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夫舆图冠首，或仿古人图经之例，所以揭一县之全势，犹可言也。《璇玑》之图，不过一人文字，或仿范氏录蔡琰《悲愤诗》例，收於列女之传可也。如谓图不可以入传，附见传后可也。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为县，特以苏氏女而显耶？然则充其义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阵之图冠首？虽曰迂谬无理，犹愈《璇玑图》之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书朝邑志后

　　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於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於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於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馀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於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馀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5:37

○书吴郡志后

　　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户口税租，曰土贡，曰风俗，曰城郭，曰学校，曰营寨，曰官宇，曰仓库，而场务附焉，曰坊市，曰古迹，曰封爵，曰牧守，曰题名，曰官吏，曰祠庙，曰园亭，曰山，曰虎邱，曰桥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进士题名，曰土物，曰宫观，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县记，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异闻，曰考证，曰杂咏，曰杂志。篇首有绍定二年，汴人赵汝谈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时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莫敢刻，遂藏学宫。绍定初元，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谒学问故，惊曰：'是书犹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从其家求遗书，校学本无少异。而书止绍熙三年，其后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等类皆未载。於是会校官汪泰亨，与文学士杂议，用褚少孙例，增所阙遗，订其误伪，而不自别为续焉。"又曰："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滕成、周南厚三人数咨焉，而龚荐所闻於公尤多，异论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载所为书，篇目可考"云云。其为人所推重如此。今学者论宋人方志，亦推罗氏《新安志》与范氏《吴郡志》为称首，无异辞矣。

　　余谛审之，文笔亦自清简；后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自沿革、城池、职官题名之属，皆有郡而无县。县记二卷，则但记官署，间及署中亭台，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体参差不一律。此则当日志例，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此固可无论也。第他事详郡略县，称其体例可也；沿革有郡无县，则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吴郡之旧称，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且沿革叙入宋代，则云"开宝元年，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考史，是时改苏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升苏州为平江府。"上无苏州之文，忽入升州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编辑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条下，是足为纂类之法，却非著作体也。风俗多摭吴下诗话，间亦考订方音，是矣。徐祐辈九老之会，章岵辈耆英之会，皆当日偶为盛事，不当入风俗也。学校在四卷，县记在三十七八卷；县治官宇，既入县记，而学校兼志府县之学，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伦。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不入牧守题名本类，而附见官宇之后，亦非法度。提点刑狱题名，皆大书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於下；提举常平盐茶，皆大书官阶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体例未画一也。牧守载有名人，而题名反著於后，是倒置矣。官吏不载品制员额，而但取有可传者，亦为疏略。功曹掾属，与令长相间杂次，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古迹与祠庙、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於山之外，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节史传，亦纂类之例也。依次编为八卷，不用标目分类，尚为大雅。然如张、顾大族，代有闻人，自宜聚族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时代亦复间有颠倒，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前后不乱。岂今本讹错，非范氏之原次欤？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纵欲严其分别，亦当次於人物之后，别其题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后，间以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郊外寺、县记、冢墓，凡十二卷后，忽出仙事以下三门，遂使物典人事，淆杂不清，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罗极博，证事亦佳。但干府、莫邪、属镂之剑，吴鸿、扈稽之钩，传记所载一时神物，亦复难以尽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类矣。奇事一卷，异闻三卷，细勘实无分别，考证疏而不至於陋。诗赋杂文，既注各类之下，又取无类可归者，别为杂咏一门，虽所收不恶，亦颇嫌漫漶无当也。每见近人修志，识力不能裁断，而又贪奇嗜琐，不忍割爱，则於卷末编为杂志，或曰馀篇。盖缘全志分门，如布算子，无复别识心裁，故於事类有难附者，辄为此卷，以作蛇龙之菹，甚无谓也。今观范氏志末，亦为杂志，则前辈已先导之。其实所载，皆有门类可归，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於方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於当时；而翦裁笔削，虽不合於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为方志之佳，则不确矣。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5:57

○书姑苏志后

　　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书，虽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断不出於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横为纬。后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后，或在同时，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权摄，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后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义固无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先得举人，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后，是於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渍於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名为平江路府；终宋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於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易，所谓谬也。

　　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於书志数典，亦不等於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乃不致於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於此志也。其馀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6:19

○书滦志后

　　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颠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讲永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著，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嶒，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无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仿《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於首阳，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陈氏原编，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鲁国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於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则书中自不便於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於一尊，珥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传经，出於经师授受，隐微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隐义，待己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傎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馀乎？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概，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铺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任；其人有可称者，即仿《左传》之例，注其行实於下。科目则曰，某贡於学，某举於乡，其中某榜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得旌者，书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於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号於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於书明事，不关於正朔者，并不斥去天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於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矣。然《明·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6:41

○书灵寿县志后

　　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於史学。所撰《灵寿县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七曰官师，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於一，则所分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略，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竞。"尤为仁人恺悌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陈请於上，有所兴废於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於后。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於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於《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於简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子，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是学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观删而不载，以谓辟邪崇正，亦迂而无当也。《春秋》重兴作，凡不当作而作者，莫不详书，所以示鉴戒也。如陆氏说，则但须削去其文，以为辟邪崇正，千百载后，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况寺观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传，可求古事，不当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国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领必有其徒，不当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祷，灾荒之有赈济，弃婴之有收养，先贤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多遴僧道以为典守，於事大有所赖，往往见於章奏文移，未尝害於治体；是寺观僧道之类，昔人以崇异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复生，因势利导，必有所以区处，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陆氏以削而不载，示其卫道，何所见之隘乎？官师选举，止详本朝，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则尤谬矣。旧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为断，已是旧志之陋；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今陆氏明见旧志，而删其名姓，其无理不待辨矣。自古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理势然也。方志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当著其出处，不可列为人物，此说前人亦屡议之，而其说讫不能定。其实列人物者，谬也。姑无论理势当否，试问人物之例，统载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则修京兆志者，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问而知其不可。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殊为不谨严也。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7-5-2 07:57:04

至於篇末，与傅维云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维云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略。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其说是也。陆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过於孔子。《左传》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产之详，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之章章於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於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於一书，所以尊孔子也。"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於措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后史纪传之体，可以特著道学、儒林、文苑等传，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谬与前说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故为是言。且诸子著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

　

[史评史考类] 《文史通义》（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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