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燉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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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7 T+ z. h8 M# u(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F i0 f5 u! G: \1 }5 D
朱有燉是明朝初期杂剧作家重要代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其为“明代第一杂剧作家”,周贻白先生称其为“明初杂剧最后一人”。这位皇族杂剧作家以其尊贵的皇家气派而独立于世,其杂剧作品彰显着宫廷文化的华贵和典雅。其现存杂剧作品是《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之外最早刊刻的杂剧刊本,文献价值极其珍贵,可见对于朱有燉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古今学者对其评价不一。本文对古今学者们关于朱有燉各方面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便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 P5 |2 |: [8 J# E3 t! A/ K一、生平经历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 w/ g6 `9 |0 L. z 《周宪王研究》,(任遵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 r) e: q( f- K }
《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陈捷,《艺术百家》第54—59页。2001年第4期)$ E' h/ |+ g! w. \. j7 T1 ?; }2 j
《朱有燉生平正误》,(赵晓红,《文学遗产》,第142—143页,2005年第1期)
9 }4 I. _* O1 l, |! a) v2 g C 《二十世纪朱有燉生平剧作研究述评》,(王学锋,《艺术百家》,第11—15页,2006年第7期,总第93期)/ ^+ Z1 i& g7 Y5 O
朱有燉(1379—1439年),字诚斋,号全阳翁、全阳道人、梁园客、老狂生,晚年又号锦窠老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长子,安徽凤阳人。+ I0 f, ?: _ U' F
朱有燉的生年任遵时、付乐淑、陈捷、赵晓红、王学锋等据史料考证,确定其出生时间为洪武十二年正月丁亥日,即公元1379年2月6日,依据为《皇明实录》之《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二十二记载:“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丁亥。皇第六孙有燉生,周王世子也。”另外,陈婕、赵晓红据《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记“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十四年,就藩开封。”由此断定,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是朱橚驻兵凤阳之时,朱有燉的出生于凤阳,当属无疑。
# y0 _9 m$ M" ]5 N. N( J 陈捷、赵晓红之文还引用朱有燉散曲〔南吕·一枝花〕(《咏白海青·序》)“宣德八年,岁在癸丑,正月十七日,河南开封府尉氏县,得白海东青一联。十八日,校尉进于本府。且明日,值予初度,予希珍异贵禽,来此中原,乃即具奏,进献于期。作此乐府,以自庆赏焉。”“初度”即出生日的意思,二者论文从朱有燉此段自序中推断出其生日当为正月十九,是判定朱有燉生平的又一有力证据。
! [# |+ T, y4 s: ]. P$ |. W5 g 关于朱有燉的卒年略有差异,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明史》卷一百十六、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一、清·陈田《明诗记事》卷二,皆述朱有燉卒于景泰三年,吴梅《奢靡他室曲丛》、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皆认同此说(注:郑振铎后有纠正)。而傅乐淑则指出了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关朱有燉“景泰三年薨”其实有误,傅乐淑、陈捷亦引用《英宗正统实录》、《明史》、《明史稿》等资料记载,断定出朱有燉卒于正统四年。赵晓红从朱有燉生平资料及作品成书年代推断,正统四年后没有其生平记载,并且自刻本杂剧各剧前的“序”也表明,所作杂剧没有一个是正统四年之后所作,因此可作证朱有燉卒年为正统四年。此外,赵晓红据明·朱睦楔《开封府志》藩封条记载:“周宪王,正统四年薨,葬祥府城南之枣林庄。”陵墓条“宪王墓在府城西南枣林庄。”进一步考证了朱有燉之墓的所在地。: e5 _3 ~- W: {6 p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管竭忠《开封府志》卷七对朱有燉生平记载的问题,任遵时的研究指明,实际上管竭忠《开封府志》卷七并没有这一记载,而在朱睦楔的《开封府志》卷六可以找到这一资料,任遵时认为:“日人八木泽元乃误以为出自清人管竭忠之《开封府志》,不知何据,而国内人士乃有以讹传讹者[1]”。还指出此资料中“章皇帝故与王同舍而学”到记载有明显错误,任遵时援引《明仁宗实录》卷一和《皇明大政记》卷十一的记载,认为和朱有燉同学的是明仁宗昭皇帝高炽:
+ n( [; U: o( C- J# F 因为其时高炽才十八岁,还是燕世子的身份,而他的儿子章皇帝,也就是庙号为宣宗的宣德帝瞻基,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生,所以,无论无何,宪王这个皇叔也不会和他那个尚未出生的皇侄章皇帝同学的。[2]9 R0 A, x3 K7 T, f% M
曾永义还指出“建文时为世子”一语有错误,“因为根据洪武实录和正统实录,有燉受周世子册宝在洪武二十四年,那年他十三岁”。[3]1 Q q8 B9 ~. a9 r
二、从事戏曲创作原由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8 s3 R9 ]/ U V2 t4 ? 《明杂剧概论》(修订本),(曾永义,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
" N2 ]* E& X9 u! y 《朱有燉及其杂剧》,(李恒义,河南大学1987级硕士毕业论文)。
; O3 K- V3 v& D+ Z# t 《明杂剧史》,(徐子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 j4 p W4 |: K5 w5 d0 v: w' y% z ` 朱有燉以藩王自尊,却走上了戏曲创作的道路,研究者们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背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
. F7 J$ \# t4 X1 d) p 一是文化氛围的影响。河南大学研究生李恒义认为“朱有燉既是藩王,也以一名开封人的身份处于有悠久戏曲伎艺历史的开封城中。他呼吸开封之气,享受开封之物,交往开封之人,一举一动无不受到开封浓郁文化气氛的熏陶,这对他从事并坚持杂剧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台湾任遵时研究朱有燉与众多开封人物的交往为其提供了一些重要证据。关于中州地区戏曲文物的考查研究窥见开封戏曲繁荣的景象,也可作为一重要依据。9 C4 T( \9 B: `: ?1 O) D
二是皇族家庭中喜好戏曲之风的影响。南京大学陈捷指出明太祖朱元璋对戏曲相当爱好,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当时流行的南戏名作《琵琶记》,朱元璋亦是赞不绝口,称其“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5]可以想象,在一国之君的首肯下,明初藩王府中到处弥漫着演剧之风气。朱有燉之父朱橚,《明史》记载“好学能辞赋,尝作元宫调百章。”父亲的博学多思也影响较大。再有朱权,虽是有燉之叔,但仅长其一岁,实乃同一时代之人,朱权“博学好古,于书无所不窥。”[6]作杂剧十二部,一部《太和正音谱》代表了明初戏曲理论的最高成就。可见祖父先辈们喜好戏曲之风潜移默化地引领朱有燉步上戏曲创作之路。李简也强调了明初皇室生活对戏曲的喜爱之风激发了朱有燉从事戏曲创作兴趣,他说:“戏曲与皇室生活的紧密联系,是朱有燉大量写作剧本的最直接原因。……众多曲本的熏陶,以及王府戏班的演出实践,使朱有燉精通音律,工于词曲。”[7]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从王府戏班的角度关照了朱有燉戏曲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9 x& v, n# ] Y! b) A
三是特殊的政治环境所迫,从事戏曲创作以“避害”。朱有燉贵为藩王,父亲又是燕王朱棣(永乐皇帝)的同母弟,地位显赫,但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大的作为。朱有燉身处明初宗族权利残酷争夺的环境。涉及朱有燉自身的政治事件主要有:一为文帝时,朝廷内外盛传燕王有不臣之心,“以橚为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文帝首当其冲兴师问罪于周橚王,逮捕后先流放,后软禁于都城。朱有燉一家由藩王降为阶下囚。后成祖入南京,为周橚王复爵,加禄五千石,成为朝廷的新宠。二是在永乐七年,有告朱橚谋反,成祖查之有验,周橚王顿首谢罪才免于追究。三是有燉继承王位后,其弟有爋欲取而代之,数次诬陷他有谋反之心。三次遭遇,沉落起伏,虽有惊无险,但不能不令他心有余悸,顿起惶恐,再有其叔朱权以从事戏曲创作而“避祸”到范例,使他不得不避开政治这一危险境地,而步入戏曲创作的“避风港”。徐子方指出“贵族家庭内部的攻讦陷害,朝廷和藩王之间的猜忌防范,同样使他深受其害,惕悚不安。”[8]陈捷也认为,“明初的政治斗争异常复杂而激烈,朱有燉的皇孙之位使得他必须加倍小心,以免招来猜忌。……揭开朱有燉生活背景的那层面纱,我们会发现,那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环境。可以说,正是为了韬光养晦,也就是避祸,使朱有燉最终走上了戏曲创作的道路。”[9]
" C) s2 @1 ~/ ~( Z0 g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各有其合理成份,但不可孤立行事,笔者认为朱有燉步入戏曲创作之路是以上所述诸多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朱有燉喜欢戏曲的自身因素和后天的努力用心也是其踏上戏曲创作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
3 g0 A- t) [- M& k. A! g三、作品考证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Z M7 T! C# f0 d9 O. q
《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陈捷,《艺术百家》第54—59页。2001年第4期)4 t3 E% D. \+ m' h' b" X& d) c
《“诚斋乐府”非为朱有燉杂剧总集名》,(廖奔,《文献》,1988年第3期)* T7 m+ `/ [+ E* @
《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王学锋,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 M) y7 O! Y) t; e) ]7 j/ z 《关于〈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几个问题》,(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 y6 n5 f9 |6 ~4 x/ a
朱有燉从小“博学善书”,他一身创作颇丰,据陈婕考证所作诗文集有《诚斋录》四卷,传诗四十六首,另有《诚斋新录》三卷、《诚斋集》三卷、《诚斋词》一卷、《诚斋遗稿》一卷、《家训》一卷。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称赞其书法上“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法帖》,历代重之”。可见其书法方面造诣颇深。据凌蒙初的《西厢记凡例十则》中云,朱有燉还校订过《诚斋乐府》上下两卷,由近人卢前在《饮宏簃所刻曲》中收录,共有散曲264首,套曲35首,流传至今。朱有燉大量的杂剧作品的留存,可谓一奇迹,但关于其总集名称,数量上有关学者见解不一。0 l+ D/ s- s3 H/ w% v0 ?
关于朱有燉杂剧总集名称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V! O- d, I, Y6 b# t- h& c% a9 d
第一,称《诚斋乐府》,最早以此命名的是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填词名手》中,后吴梅在《奢靡他室曲丛》中收录了朱有燉二十四部作品并命名为“诚斋乐府二十四种”。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朱有燉小传中云“杂剧凡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也称之为“诚斋乐府”。赵晓红亦倾向于“诚斋乐府”到说法,理由一,高儒将朱有燉杂剧定名为《诚斋传奇》,是为了与乐府相区别,且是侧重朱有燉杂剧情节,所谓不奇不传;理由二,吴梅等人称“乐府”,是注重了朱有燉杂剧的合音律,便于歌唱的特点。 ]& T& W3 b8 O$ G; L" {
第二,倾向于以《诚斋传奇》到说法,依据有二,一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明明白白地称朱有燉的杂剧谓“总名《诚斋传奇》异乐府行也。”又在“诚斋乐府”词条下注“大明周府锦窠老人著,散曲套数,各位一卷。”清晰地指出所谓《诚斋乐府》,只是朱有燉的散曲集,而并非他的杂剧集。另一依据是北京图书馆今存朱有燉杂剧原刻本中,并无定名“诚斋乐府”到痕迹,倒是朱有燉在自己所作的《诚斋乐府·引》中涉及小词之名。廖奔、陈捷、徐子方倾向于“诚斋传奇”命名,依据一是认为朱有燉本人将其散曲集称为《诚斋乐府》,不可能用同一个名称来称其杂剧集;二是将“乐府”和“传奇”分别命名为散曲、杂剧,符合元人钟嗣成《录鬼薄》之体例,朱有燉也遵其惯例;另外,陈万鼐也认为是“诚斋传奇”。[10]不过随着理解角度的变化,学者们也时而转换自己的立场,如廖奔后又认为“诚斋杂剧”无总集的看法;徐子方又认为吴梅“诚斋乐府”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 e" T* H8 S; ^( f( D2 a 第三,是“诚斋乐府”的称法,是对朱有燉杂剧的泛称,并不是专指朱有燉杂剧总集名,如国家图书馆称朱有燉杂剧为《诚斋杂剧》,台湾曾永义论文称《周宪王及其〈诚斋杂剧〉》等。3 X$ }4 o; e; s% k$ R. t. m4 }# l
第四,是“诚斋乐府传奇”到说法,可能源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再有蒋松原主张此种称法。* d) \3 y+ {- |4 S$ j3 j
第五,是关于“诚斋乐府”无总集的看法,此一观点的主张者为廖奔,其依据有:一、前人目录书著录朱有燉杂剧作品未见到列其集名者;二,从今存两套朱有燉杂剧刊本中看不出曾以总集刊行的迹象;三是朱有燉生前可能是每剧一成,即时付梓。[11]
$ N6 E. T E& w7 i8 v% }# U 以上不同见解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而得之见解,各有一定道理,其那种说法较为确切有待于以后有关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讨。 ?6 G J5 s; [7 Y
关于朱有燉杂剧的数量和具体剧目,自明以来各类书目对此也记载不一,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录三十四种,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录三十一种,清·钱谦益《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书目》卷六录三十一种,清·姚燮《今乐考证》录三十种,罗振玉《续汇刻书目》癸部记三十一种,王国维《曲录》卷三录三十种,傅惜华《明人杂剧全目》录三十一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录有三十二种。
7 V& c C) D7 \3 H. r. q+ { 陈捷指出《百川书志》可信度较高。原因一,《百川书志》为目前所知的距离朱有燉年代最近的一部书目;原因二,《百川书志》所收录的三十一部作品目录与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朱有燉集的两部原刻本去除重复后完全相同。
' w3 b$ ]! Z* ?朱有燉三十一部杂剧作品名称及完成时间列表 杂剧名称 | 作品完成时间 | 1、《张天师明断辰勾月》 | 永乐二年八月 | 2、《甄月娥春风庆朔堂》 | 永乐四年正月 | 3、《惠禅师三度小桃红》 | 永乐六年二月 | 4、《神后山秋猕得驺虞》 | 永乐六年二月 | 5、《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 永乐七年三月 | 6、《关云长义勇辞金》 | 永乐十四年八月 | 7、《李妙清花里悟真如》 | 永乐二十年二月 | 8、《群仙庆寿蟠桃会》 | 宣德四年正月 | 9、《洛阳风月牡丹仙》 | 宣德五年三月 | 10、《美姻缘风月桃源景》 | 宣德六年正月 | 11、《天仙圃牡丹品》 | 宣德六年正月 | 12、《孟浩然踏雪寻梅》 | 宣德七年十二月 | 13、《瑶池会八仙庆寿》 | 宣德七年十二月 | 14、《黑旋风仗义疏财》 | 宣德八年 | 15、《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 | 宣德八年十月 | 16、《福禄寿仙官庆会》 | 宣德八年十月 | 17、《赵贞姬身后团圆梦》 | 宣德八年十月 | 18、《刘盼春守志香囊怨》 | 宣德八年十一月 | 19、《豹子和尚自还俗》 | 宣德八年十二月 | 20、《紫阳仙三度常椿寿》 | 宣德八年十二月 | 21、《清河县继母大贤》 | 宣德九年六月 | 22、《十美人庆赏牡丹园》 | 宣德九年十一月 | 23、《东华仙三度十长生》 | 宣德九年十二月 | 24、《吕洞宾花月神仙会》 | 宣德十年十二月 | 25、《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 正统四年二月 | 26、《河嵩神灵芝庆寿》 | 正统四年二月 | 27、《小天仙半夜朝元》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28、《搊搜判官乔断鬼》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29、《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30、《四时花月赛娇容》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31、《文殊菩萨降狮子》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庄一拂曾将《汉相如献赋题桥》归入朱有燉名下,但此剧除了以无名氏之作收入《杂剧十段锦》之外,不见于任何书目,邓长风认为此作宜归入阕名[12]。徐子方也认为“在与朱有燉发生关联的杂剧作品中,真实性值得推敲的是《司马相如题桥记》。”指出此作品不见于朱有燉杂剧原刊本,亦无其他史料旁证,归入朱有燉名下并不妥。& ^$ l' P0 M' l- D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著录在朱有燉名下的还有《金锁记》、《新丰记》和《苦海回头》三剧,前两剧已佚,且出处不详,可能为其误录。《苦海回头》同时也被《杂剧十段锦》和《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选录[13]。青木正儿认为此作与《献赋题桥》一剧同入《杂剧十段锦》,而“以十段锦之其他八种悉为汇刊宪王之作者推之,此二种殆即其作也”[14]。陈捷考证此推断不能成立,明万历三十三年间刻印的《四太史杂剧》亦收入《苦海回头》一剧,与《杂剧十段锦》对照,内容完全相同,而在卷头刻有“明金陵陈石亭著”到字样。陈石亭是明代另一位剧作家,名沂,字鲁南,号石亭,明人周晖曾在《金陵琐事》一书卷二记载“陈鲁南有善知识苦海回头记,行于世。”由此,陈捷认为《苦海回头》实为陈沂所作,而非朱有燉之作。+ d8 p2 V6 Q& X# |, R* K( Q
四、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2 @# ]+ U# t" e7 l6 c
《读〈诚斋乐府〉随笔》,(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国书画社1983年版)
W8 v/ w& j- i, |6 W. j 《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G9 R/ |/ K ?& C5 G 《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赵晓红,《艺术百家》,2004年,第3期,总第77期)
+ C8 l, Q& L! a. L! Q. Y5 E5 S 吴梅在《读曲记·豹子和尚》认为元杂剧中已出现了不同《水浒传》情节的情况,引发后来者对朱有燉戏文献价值的重视。赵景深在《读〈诚斋乐府〉随笔》中,注意到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15]。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对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也作出特殊强调。如: m, f' I8 f& ~* r" B) f j
他的作品虽然在内容上落入歌舞升平的窠臼,形式上也已经有摆脱元杂剧的趋势,但仍然应该划归元杂剧遗韵的范畴。尤其是朱有燉的三十一部杂剧作品,全部有永乐、宣德年间刻本传世,是今天见到的《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刘东升《娇红记》之外最早刊刻的杂剧刊本,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 Q9 {' o: z9 O/ Q* j 朱有燉是基本上按照北曲杂剧格式从事创作的最后一位北杂剧作家,因而他的作品在北杂剧的演进史上占有一席地位。[16]" i; E& J) i; W& p! W2 x
赵晓红在《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一文中,专门就“折”、“楔子”、“题目正名”作了具体分析考证,显示了朱有燉杂剧文献价值的重要性。[17]主要观点:一、朱有燉现存三十一部杂剧杂剧都不标“折”,每剧都是由四套或五套曲加一个楔子构成,在套曲与套曲之间并不标“第ⅹ折”,这与《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一样的,并非《元曲选》中,明确标出“第ⅹ折”。可以看出“折”作为一种戏剧结构单位,直到明初仍然没有被理解为一种戏剧结构单位。二、朱有燉杂剧是现存最早标有“楔子”的剧本,而且是在曲牌上方或下方注明。如《美姻缘风月桃花景》第二套曲,【南吕·一枝花】前标有【楔子端正好】。《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在套曲之前有时有一支曲子,曲牌大多为【端正好】或【赏花时】,不标“楔子”二字,但功能是一致,都注重曲的本体。而《元曲选》和明刊元杂剧的编剧者们把剧本中的【端正好】或【赏花时】连同宾白,分成单独的部分,称为“楔子”,且加上标题,强调其戏剧情节结构功能。由此可见,朱有燉杂剧中“楔子”的标注正处于由“曲”本位到“结构”功能转变的过渡状态。三、通过朱有燉杂剧与《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到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题目正名”到变迁过程。1、从无到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有八种无“题目正名”,有五种只有“正名”,有四种只标有“题目”,而朱有燉杂剧三十一种与《元曲选》剧末全有“题目正名”。2、由繁至简,《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剧末的“题目正名”大多是四句,二句的只有七种。朱有燉杂剧三十一种的“题目正名”,二句的有十一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元曲选》的“题目正名”二句的约占十分之九,在百种杂剧中只有十一种为四句。3、由粗俗不规到雅致规范,解玉峰认为,杂剧之初并无“题目正名”,其并非杂剧作家所作,但在后来的杂剧演出中,杂剧艺人逐步为其添加了“题目正名”,主要是用于戏曲艺人记忆杂剧关目。[18]《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粗俗不讲究对仗、押韵,而朱有燉杂剧中则显得典雅精致,据此判定朱有燉杂剧的“题目正名”出自己手,这也直接影响了臧晋叔编选《元曲选》时对“题目正名”到补充、改正,所以朱有燉时期,杂剧作家们开始将“题目正名”作为杂剧体制的的一个部分进行创作。
2 Q. S4 ~1 L0 u3 W! x7 X五、朱有燉杂剧思想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 C, K; R! ^" a! W& E 《略谈朱有燉杂剧的思想性》,(朱君毅、孔家《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日)
% J1 M0 _& H9 v2 O+ { 《谈朱有燉杂剧的思想内容》,(程华平,《安徽新戏》,1989年第2期)
" j( H: u/ o* N* }* Z2 b 《周宪王研究》,(任遵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
; q; m6 M% R0 R% b. x 《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情结——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读》,(赵晓红《东方论坛》,2003年第6期,第35页)9 h/ U% U, c+ X1 n) g
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君毅和孔家认为朱有燉的杂剧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朱有燉之所以能写出这些剧本,是与他的生活和思想观点分不开的。他们对朱有燉的“庆寿剧”、“牡丹剧”、“妓女剧”、“水浒戏”都给予否定。认为朱有燉杂剧,一、“专门应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内容极度空虚无聊的东西”;二、大力宣扬统治阶级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19]这种研究方式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化背景中形成,认为剧作家身份决定了剧作的思想,在剧作家和剧作之间进行了简单的对应,其研究结果有极大的不可取性。; g+ n L$ q8 @/ `) v
程华平对朱有燉杂剧的思想价值也评价很低,如:3 A* s8 r% L) T h& K- N0 V6 s
应该说这位名噪一时的大作家通过他的31种杂剧所表达出的思想内容是相当平庸和落后的。朱有燉杂剧的思想内容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外延看来看,都是非常落后的。朱有燉始终未能在他的剧作中表达出类似出现在关汉卿、王实甫等剧作中的思想内容,他的全部剧作宣扬的都是牡丹庆寿、神仙道化、劝人为善之类的东西。这是招致戏曲史家、理论批评家对其作品轻视、否定的根本原因。[20]
( M( ^5 ^+ Y3 _8 B$ q 作者试图将朱有燉杂剧的内容与形式分别对待,“批评他(朱有燉)剧作思想内容的低下并不意味着对其艺术成就的否定”,对其思想价值给予否定,并没有否定其艺术价值,但这种将一个完整的剧作割裂开来处理,忽略了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 [/ l$ D6 H$ [* p# d) ^' U5 n( q 王永健认为,“联系明初最高统治者对杂剧和戏文创作的严加控制,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认识”[21]。他指出朱有燉其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太平盛世唱颂歌,利用杂剧宣扬风化,是朱有燉戏曲观点核心,也是其创作杂剧的指导思想,此评价从实际出发,比较客观。
( T b) \7 ?5 F* U, T 徐子方结合作者身份经历和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没有把对象简单化,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朱有燉杂剧思想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具体论述有:其一、体现了雍容华贵藩府气象的节令剧和贺寿剧;其二、借助历史和现实,一面塑造人伦道德楷模,具有高台教化的重要功用,一面再现人心的险恶,体现出兼具藩王和剧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和尴尬;其三、在有关妓女与宗教的杂剧中显示了良苦的教化用心[22]。
# m/ R, e" g' h8 x& M 有关朱有燉杂剧中儒佛道三者合一的思想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阐释,任遵时先生认为:
; J U! k: E! v) A z 仙佛之道对宪王来说,实在还算不上他思想内容的重要一环,因为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的忠孝贤明为依归的[23]。- H) t4 g; |+ B5 I6 F, S1 R
作者认为自童年时儒家思想就对朱有燉打下了深厚的根基,继承王位后,虽遭受许多人生的不如意,但“仍然日与刘醇、郑义诸词臣剖经析义,讨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作者认为这正体现了“儒者锲而不舍的入世精神”。- ]9 O# s7 G, D5 w$ j# | M+ J) g
曾永义结合朱有燉三十一种杂剧作品,提出了其中儒佛道合一的思想,他认为:
3 M8 w* X) _1 u% b f4 n c. O 以释道的清虚平淡为体,而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为用;前者所以修身养性,后者所以治世化民。其思想有时虽然摆脱不了贵族的气息,难免迂腐,然大抵合乎正道,故为有明一代之贤王[24]。( y% r- C$ L+ v X1 h$ u
赵晓红指出朱有燉思想的儒释道合一的观念,$ D' U& W- o. |6 d
朱有燉的尊儒、信佛、崇道,实际是在现实社会高压政策下寻找抚慰以及解脱精神极端不安和苦闷的需要。所以说朱有燉的传统文化情结实是将三教哲学运用到实际人生的方法。[25]7 l8 q: q- T, p5 T* E" K2 p; x
也受其独特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作为世子、皇孙的朱有燉受到祖父朱元璋的特别宠爱,曾与燕、秦、齐世子一起被招至宫中受教育,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文化教育,为太子诸王及世子们聘请的都是道德学问一流的老师,《明史·桂彦良传》记:
j" g! C+ l3 C& Q! g0 p) U! _. [ 明初特重师傅,即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彦良、陈南宾等皆宿儒老生。
( W+ G$ E, q6 z朱有燉自幼在宫中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的培育,使他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同时,明初皇权政治的统治,异常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伴随着他的成长,使朱有燉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耳闻目睹这些残酷无情的宫廷斗争、鲜血淋淋的屠杀,他为之震动并产生厌倦的情绪,于是他走向佛道,企图超脱尘世的纷争。赵晓红认为使朱有燉走向佛门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宫人夏云英。她“五岁能孝经,七岁学佛,背诵《法华》、《楞严》等经,琴棋音律,裁制结簇,一经耳目,便皆造妙。姿色绝伦,淡妆素服。……年二十三属疾,推房求为尼,以了生死。受菩萨戒,习金刚密乘,法名悟莲”[26]。夏云英的出家,对朱有燉影响甚大。
5 ^9 c. D7 `( p/ j# q 李简也强调了儒家在朱有燉杂剧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
. n* H4 l4 b) U" ?& o& p) n 儒释道合一是被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一点。朱有燉对儒、释、道三教均抱肯定的态度……然而,在朱有燉对儒、释、道三教的肯定中,儒教仍是最基本的。[27]7 d! W8 u* O# I. \# i& `% D
兰州大学硕士生雷蕾分别从三教合一、阴翊王度,生死祸福、皆因报应,禅宗,大孝至善四个方面结合朱有燉杂剧进行分析,认为:: J4 ?; i# \( Z- @* A0 v5 ?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后积极与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融合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戏曲。+ I4 n x0 M4 b1 ?# P
通过对朱有燉杂剧的分析透视出明初政治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儒释道合流的现象。
3 \( @$ {0 Y# H; V* i 有的研究者从“贵族——平民”的角度对朱有燉杂剧进行思想讨论,上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中往往将朱有燉置于“贵族”一端,并且认为是和“平民”对峙的,同时将“平民”的立场当作价值上的天然优越。知道上世纪90年代,朱有燉杂剧“贵族——平民”的阐释框架才有了客观评定,学者常丹琦认为:! S1 Y4 K9 _9 ~* n/ s
它们(朱有燉杂剧)既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也反映了明初下层社会尤其是行院中的情形,表现了下层妇女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及思想感情。[28]
5 U- y5 K) b) Z6 U* m& l# d( E 赵晓红的进一步研究,特别从“深层的文化意识”方面指出朱有燉“贵族气质和平民意识到辩证统一”:3 U9 z3 m) m. R8 Y1 @% {
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东西,在朱有燉杂剧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如果没有贵族的气质,朱有燉杂剧就失去了其特征;如果没有平民意识,朱有燉的杂剧大概也不会超出一般宫廷戏的范围。可见,二者在形成新的有机体的过程中,既不是相互抵消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叠加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多样性和对里面的和谐统一。[29]* c- i: C& ]5 z( o5 O) N' ~
这一“辩证”的认识,使得朱有燉研究摆脱了以往固执于剧作家“贵族”身份的片面。得到了比较客观公允的阐释。
2 o1 z1 O& Z% ?. [六、朱有燉杂剧题材分类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及著作有:
0 T7 k/ `7 F- Z 《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T2 l/ l# A. \! L! j
《明杂剧史》(徐子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 w; J# Q( n( Z' ~; K 《朱有燉杂剧研究》(赵晓红,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 f+ p, m: H
《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王学峰,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J; q& K1 H8 J
朱有燉的杂剧作品,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将其分为歌舞升平、劝善惩恶、烟花粉黛三类,徐子方《明杂剧史》将其分为节令贺寿戏、历史戏、时事剧戏、妓女戏、宗教戏五类,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分为喜庆剧、神仙剧、道德剧三类,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生杨谨将其分为喜庆剧、烟花粉黛剧和道德剧三类,虽然分类不尽相同,但基本符合实际状况,各种分类都有其合理性因素所在。下面将主要几种类型杂剧的研究状况分别叙述:: a0 J! f* B/ f% Q* e! M/ W
(一)关于喜庆升平类杂剧的研究8 i) m! M4 |4 [9 I
明初,戏曲从元代民间的勾栏瓦肆跃升到宫廷内院,具有了宫廷化、贵族化的倾向;演出的目的也由民间商业活动变为宫廷的娱乐消遣,作为佐樽庆寿、季令庆典或一般宴赏之用。适应此种变化,作家在题材选择和情感表现上多为歌功颂德、教化劝善和表现喜庆吉祥的欢乐气氛。朱有燉作为宫廷的重要作家创作大量的神仙道化剧,这正是杂剧宫廷化的集中体现。7 m/ L- H9 ^% m) q$ Q
廖奔把《牡丹园》、《牡丹仙》、《牡丹品》、《灵芝庆寿》、《十长生》、《神仙会》、《得驺虞》、《仙官庆会》、《八仙庆寿》、《蟠桃会》等归入喜庆生平类杂剧。他认为:
! k9 H1 `, D/ {4 i/ V 这些剧作表现的都是天下太平、国现祥瑞、奇花异兽纷呈、神人仙女致贺的主题,用作节庆宴会演出的剧目,其内容自然是虚夸空洞、单调乏味,但却受到上层社会的普遍欢迎,因而能够广泛上演[30]。
: A+ @: J3 T% ?4 j2 D/ i在朱有燉极力营造的和平氛围之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深藏的远祸避害、明哲保身的韬晦之心。0 R* ~/ u# i% z8 d$ m$ l, U# I9 E
王季烈先生在《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中所说;
3 G7 T I1 m% f8 S! o( I6 q 虽多铺张之语,而按之当时物阜民丰,人人乐业情形,宜乎有此雅颂之音[31]。
' K: f+ e5 D. t# I0 Y+ U太平丰乐之世,为初兴帝国润色鸿业,点缀生平实乃有之。/ Y- x1 Q. z1 D4 V c1 W- D
徐子方认为:
% ?1 t& q$ T2 y5 t8 k9 b5 T$ X 节令与贺寿演剧是明代宫廷贵族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藩王杂剧滋生的适宜土壤。……在朱有燉现存的作品中,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其藩王杂剧内容本质的正是这样一批节令贺寿吉祥戏[32]。
4 X4 ?! e8 q$ K1 D3 R这些作品包括《辰钩月》、《长椿寿》、《十长生》、《海棠仙》等,神仙救度不仅是茫茫苦海中的芸芸众生,而且还有“夙有仙缘”的土木形骸,如《长椿寿》中的椿树,《十长生》中松、柏、山、鹤、鹊、水、云、鹿、龟等非灵长之物亦向往皈依,求东华仙度脱列仙班等等。- U t& F5 g8 v' i H
节令贺寿中的庆寿剧,还有一部分神仙道化剧,如,《河嵩神灵芝庆寿》、《四时花月赛娇容》、《福禄寿仙宫庆会》和《群仙庆寿蟠桃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瑶池会八仙庆寿》,作者小引云:“庆寿之词,于酒席中,伶人多以神仙传奇为寿,然甚有不宜用者,如《韩仙子九度韩退之》、《吕洞宾岳阳楼》、《蓝采和心猿意马》等体,其中未必言词尽善也。故制《蟠桃会八仙庆寿》传奇,以为庆寿佐樽之设,亦古人祝寿之意耳。”由此可见,当时庆寿多出神仙题材的传奇,只是有些题材不适合庆寿佐樽之用。吴梅在此剧跋语中说:“通本以西王母蟠桃宴集,邀福、禄、寿三星、八洞天仙,庆贺桃宴,而以香山九老作陪,即取人瑞之意,合天、地、人同庆也。”[33]0 W2 u7 A2 X) `0 F/ m& u, M5 W
徐子方从杂剧风格角度分析,认为最能体现朱有燉杂剧雍容华贵特点的是一批以玩赏牡丹为主题的所谓“牡丹剧”。当时周藩牡丹已较有名,时人刘玉己《疟编》记载:“周王开一园,多植牡丹,号国色园。品类甚多,建十二亭以标目之,有‘玉盂’、‘紫楼’等名,仪部郎尤良作十二诗。” 朱有燉自己在《洛阳风月牡丹仙》一剧中还专门述及:
: M* p' p3 |! P5 \; `" ?+ N! B& ?' O 予于奉藩之暇,植牡丹数百余本,当谷雨之时,值花开之候,观其色香态度,诚不减当年洛阳牡丹之丰盛耳。[34]
5 s# t4 q8 ^+ R. q/ R% j, C5 N$ v A; O正因为如此,他对由牡丹花事引起的历史和神话特别敏感,从而构思出一系列与此有关的作品,大肆铺陈,渲染牡丹之天香国色,华丽而眩人眼目,显得尤为雍容华贵。: J5 S: e3 U2 a. f/ m) z
徐子方还从语言方面强调,在这些杂剧中,不仅找不到人物性格和心理刻画,就是情节本身也大大淡化,剩下的只是繁盛场面的描述,这成了朱有燉杂剧的主要语言形式,曲中大肆铺张的自然盛景、豪华陈设,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藩王府优越环境的实录,杂剧中的曲辞成了渲染雍容华贵场面的主要手段,这也标志着北杂剧语言描述的功能到朱有燉时期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h" j. x( v' d& ?) J
(二)关于伦理道德类杂剧的研究" q+ I7 q1 w* _8 H- s
受明初“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教化观念的影响,朱有燉亦认为曲同诗,可兴观群怨,亦可有补于世教[35]。. s c7 |* x; @3 _, ^
杨谨认为朱有燉的杂剧赞美节义道德,树立典范榜样,以劝化世道人心。《踏雪寻梅》、《乔断鬼》、《义勇辞金》、《继母大贤》、《团圆梦》、《自还俗》、《仗义疏财》皆属此类。他的杂剧虽然强调伦理纲常,但仍注重以情感人,如《继母大贤》与《蝴蝶梦》类似,写继母不偏袒亲生子,对前妻之子亦爱护有加细致地刻画了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团圆梦》剧中的道德说教可谓浓墨重彩,然而写情异常细致,缠绵悱恻。《自还俗》、《仗义疏财》中塑造了一系列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鲁智深虽身在佛门,仍不改其爆裂的本性,面对山妻、稚子,情感的自然流露,成为一个圆形立体的智深形象;李逵、燕青救助李撇古一家,惩治张都监,为民伸张正义,尽显英雄本色;以此来宣扬至善、忠义的道德思想,可见其高台教化的功用所在。
! V; r3 j3 }# D- H 徐子方认为:0 v, H) z/ U) Q( b7 I
作为一个名重当代的藩王剧作家,朱有燉和前面论述过的无名氏宫廷艺人有所不同,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猎奇人世,或者纯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历史和现实中汉民族贤臣良将、草莽英雄、文人学士的道德品格及文采风流,揭示出一条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伦大道。[36]
( E- p( _7 B7 `& e《义勇辞金》表现汉末三分关羽重义轻利而嫉恶如仇,雄壮威猛而富贵不淫,显示了此时期宫廷杂剧重人伦教化之共同特点。
' e( s% q0 U5 q d& ` 此外朱有燉笔下“水浒戏”《仗义疏财》、《豹子和尚》,也塑造了几位英雄豪杰形象,得到了学者们较多关注。吴梅首开风气,他既关注从艺术特色方面评价,指出《豹子和尚》“全剧曲文,整洁可通。套数次第,亦有法度”,认为剧中鲁智深“颇有聪俊语,与花和尚不类”[37]。又谈到水浒戏不同于《水浒传》情节的地方,并且认为元杂剧中已出现了不同《水浒传》情节的情况,引发后来者对朱有燉戏文献价值的重视。50、60年代,受政治影响,陆侃如、冯沅君认为朱剧“水浒戏”无视了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贬低了英雄们的反抗斗争,此后,80年代,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吴志达《明清文学史》,孙兰廷《古代戏曲发展史》,黄芝冈《明代初、中期北杂剧的盛行和衰落》,杨绍萱《论水浒传和水浒戏》,王晓家、彭隆兴、王永健,李恒义等学者们都认为有蔑视农民起义,歪曲梁山英雄的思想。90年代,章培恒《中国文学史》认为水浒戏“《仗义疏财》……也是模仿元杂剧的题材,但后半部分却以梁山好汉受招安并从征方腊的情节,强化了正统道德色彩”[38]。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则更为贴近对象,认为:
* t& v- Q/ i2 z5 k" l# V 朱有燉希望李逵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既能为民仗义,又能为朝廷尽忠,因为在他看来,民众和朝廷的利益是一致的,而那些贪官污吏,才是上欲祸国、下欲殃民的罪魁祸首,站在皇权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弊病所在。[39]5 p0 i8 f, M! T0 A0 w. l5 N" x7 w
徐子方认为朱有燉的水浒戏对“传统伦理道德之叛逆者进行了人为的加工改造,使之符合新兴大一统社会的标准”,所以,“惩罚恶霸官府的做法……没有超出封建社会法制的范围”[40],显示了藩王作者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同样没有超出封建社会法制许可的范围。
$ V/ A! m& t( N& k0 q 还有以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风流逸事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如《孟浩然踏雪寻梅》、《甄月娥春风庆朔堂》,表现主人翁重视人格完美,感情坚贞,毫无脱离人伦大道。《继母大贤》、《团员梦》、《乔断鬼》、《得驺虞》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伦理观和道德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朱有燉杂剧创作指导思想方面管通古今的人格沦桑轨迹,借助历史中的仁义、忠孝人物,作者找到并成功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人伦和道德楷模,不自觉地辅佐教化,竭忠输诚,显示了一身兼任藩王贵族和杰出剧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和尴尬。4 T; f& v$ }5 G
(三)关于烟花粉黛类杂剧的研究! R4 C* b8 R+ b+ P. p) M& v+ v
对于朱有燉烟花粉黛杂剧归类,学者们观点基本相似,廖奔、刘彦君认为有九部之多,为:《香囊怨》、《庆朔堂》、《烟花梦》、《复落娼》、《桃源景》等,他们认为:
% f$ \. D* l1 u P% T d8 ^# w 在这些剧作中,作者对妓女与鸨母的冲突、妓女与嫖客的冲突、妓女与官府的冲突、甚至妓女与当时社会制度的冲突,均有涉及。而透过这些冲突,朱有燉流露了对沦落风尘的民间女子一定程度的怜悯、同情,甚至有所赞美,同时也透过了他对乐人脱籍、妓女从良等社会问题的思考。[41]4 g* W# f" g1 V& p6 }
体现了风尘女子们的进步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迫于他们的压力这一本质问题, F6 E) J) |2 g+ y2 e
徐子方认为:
6 p6 v/ B& s! }! L7 h 自觉进行教化是身为天潢贵胄的朱有燉在杂剧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色。……朱有燉凭借一个天才剧作家对现实的敏感,将他的目光较多地投向了身处下贱的风尘妓女,关注他们的痛苦,努力开掘被世俗尘垢掩盖着的真心内心,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他又自觉不自觉地当起统治集团一员的道德角色,通过艺术形象教化妓女通过不同途径脱离苦海深渊,从而最终为伦理社会所接受,用心良苦,令人慨叹。[42]
2 {/ z) V5 J0 B0 Z《香囊怨》中妓女刘盼春与书生周恭相爱,面对鸨母和周家父母等级观念的巨大压力,无力抵抗,便以死明志;《庆朔堂》中妓女甄月娥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受尽屈辱,但她最终以自己坚贞不移的爱情感动了太守范仲淹,被迎作夫人,有了人生美好的归宿;《烟花梦》中写妓女兰红叶爱上徐生后,勇敢地踏上了反抗命运之路,自行告官废业,最终得以冲破一切阻挠与之团圆,男女主人公往往并不遵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相互欣赏、相互知重的基础上,不仅心灵契合,更有着灵与肉的和谐的新生活,表现了进步的爱情观;《复落娼》中刘佳景宁可忍受艰难生计的一切辛苦,也不肯再做迎来送往之事,以此来与过去的生活决裂;《桃源景》中女主人公意识到嫁良人是自己脱离烟花寨的惟一出路后,便不畏艰险,历尽曲折,追随被遣戍的情人,终得美满婚姻,是对真情的的赞扬,结尾中发出“只愿得普天下美恩情,永团员尽偕老”的呼声。譚帆、陆炜著《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认为,朱有燉的烟花粉黛剧,将教化与言情合二为一,在理顺人情的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在教化的同时并不妨碍他表达真情,因为他对道德礼教并不是僵硬的全盘接受,实际上往往还对某些道德观念有所突破,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及其鲜明个性,是朱有燉杂剧中最具光彩的成分。杨谨《论朱有燉的烟花粉黛剧》认为,朱有燉的此类剧作,重点不在于津津乐道文人与妓女的风流韵事,也不像有的元剧那样以落魄书生得到妓女的青睐来获得某种心理平衡,而是对这种不合理不健康、摧残女性的丑恶社会现象予以深刻的批判,她们虽处在社会底层,却有着高尚的情操,不从俗流,在情感与物欲的泥潭中挣扎,使她们体会到真情的可贵,确定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义无反顾地奔向生活的本质,表现出对真情的珍视和追求。
% t$ P7 h1 t7 Z+ t1 k; k 周宜智《“勾栏浪子”与大明皇族的烟花情节——试比较关汉卿与朱有燉的妓女题材杂剧创作》,中从创作动机、创作条件、作品主题、创作手法、艺术特色等角度对两者所作烟花粉黛杂剧加以比较,各自都有自己所属时代意识特色,对认识此类杂剧从横向和纵向分别加以比对剖析,意义深刻。2 w6 e, i' P5 Z+ F, X7 v
七、朱有燉杂剧艺术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及著作有:$ }1 Y( ]3 K' O
《元明戏曲》,(李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C5 u' n `/ [" @+ J4 M 《从朱有燉杂剧看明初皇家戏剧的舞台艺术》,(赵晓红,《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总第120期)0 J2 R7 R1 X2 g* c) i3 y7 F. f
《明杂剧概论》(修订本),(曾永义,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6 T. L- Y. x& Y- S# E
《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王学峰,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 y7 H3 r( M; \ 对朱有燉杂剧艺术形式的研究得到了世人更多的重视,李简《元明戏曲》认为:( ^. i9 I7 `0 {. ^6 c5 t
朱有燉在戏曲史上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剧本在艺术上的成就。[43]6 m! H$ j8 m$ r) Q: c0 H7 a
徐子方《明杂剧史》评价朱有燉杂剧,认为:3 g: e+ E, E6 b- l3 o
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还是创作风格的转益多师,以及对杂剧体制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和大胆革新诸方面。[44]1 D- |4 _% A* [/ R M/ h2 P+ C
所以,关于朱有燉杂剧艺术形式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 f7 d9 } u" \% O( G* r$ ~
20世纪初,吴梅对朱有燉杂剧艺术做出来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但后来研究者们固执于朱有燉思想价值的评价,而对其艺术价值缺乏充分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曾永义的专门研究才改变了其停滞的状态,近几年,赵晓红、陈捷、蔡欣欣等后进学者们对朱有燉杂剧艺术的总结和深化,使得这方面成果逐渐丰富起来。. t# P) i1 ~9 c
吴梅研究的主要视野在于:一,语言运用上,认为朱有燉杂剧语言“词华精警,不让关马”[45];二、结构和排场方面,由于吴梅本人具有作剧经验,他指出“杂剧结构,辄伤冗杂,此作布局,实为简净矣。”[46]对朱有燉杂剧排场结构的讨论,正点出了朱有燉杂剧的演剧特色;三、仔细分出原剧正衬字,原刊本的字体大小并不分明,许多地方的正衬字难以辨别,吴梅先生校订的诚斋之剧,运用印刷体,使正衬字一目了然;在音律方面,吴梅先生还重新审定音律,指出不合律之处,认为“此大醇中小疵也”[47]。对朱有燉作品集的整理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四、吴梅还从用典、方言、楔子等角度分析,加以评论。吴梅先生对朱有燉杂剧的方方面面的研究无疑确立了朱有燉在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
% |8 ^: }1 F- Y2 i3 w( w. N6 z1 M 赵景深着重强调朱有燉对元杂剧唱法、体制等方面的革新,“明初周宪王朱有燉的杂剧,往往有超出元人规矩的地方”[48]。指出:一、打破了元杂剧四折的惯例;二、对元剧唱法规律的打破,较四折规律更明显,他的改革逐渐从独唱到合唱和轮唱,既减省了唱者的嗓子,又使观众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 _& i# u% n6 A2 {' g v7 g% b7 i 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曾永义就结构排场方面在吴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通过较为细仔的整理和勾勒,具体指出:一、朱有燉杂剧中常有歌舞滑稽的插演,具体的穿插方法,有安置在每一折开首的,有插入折中的,有演于剧末的,而朱有燉所改进的这些舞台艺术,只有像他那样庞大的剧团和齐备的行头才有条件运用;二、朱有燉杂剧在独唱之外,增加了双唱、众合唱、轮唱、接唱、接合唱、南曲中所有的唱法都已包括在内,而且折数的突破可能也以朱有燉为开端;三、朱有燉杂剧中的关目布置方式多样,包括:探子出关、赞叹出关目、邀请出关目、赋咏出关目等;四、朱有燉杂剧结构十分严谨[49]。
. D y# E/ ^, O; [& e7 u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永健、蒋松源认为朱有燉特别重视宾白的写作,其绝大部分剧作都特别标明“全宾”二字,强调宾白齐全完整,这显然针对金元杂剧中那些宾白零碎的剧作而言的[50]。* d: K) d3 [8 o
赵晓红的博士论文则充分总结了近百年朱有燉杂剧艺术的多方面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朱有燉杂剧艺术的基本面貌、继承与突破、舞台艺术、语言、皇族风格等几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如:舞台艺术方面,她认为,朱有燉杂剧的舞台艺术是极其丰富的,院本、傩戏、说唱曲艺、歌舞、队舞等艺术形式的插用,是其重要特色。赵晓红在《从朱有燉杂剧看明初皇家戏剧的舞台艺术》中指出:
6 @1 f2 N, [3 U: e! A4 U9 U* V- n 明初宫廷戏剧最典型的代表是皇室成员朱有燉创作的杂剧,其突出特点是追求舞台的热闹排场,讲究花团锦簇,形成了独特的具有皇家气派的舞台艺术。[51]
& {# O. y$ t" w9 L5 G. n为追求场面的热闹、华丽、,朱有燉大量地将队舞歌乐编排进杂剧中,以增强舞台效果;为了调剂舞台气氛,朱有燉杂剧除了使用华丽绚烂、气势宏大的歌舞、队舞外,还吸引了民间的说唱曲艺、院本等,如:莲花落、道情、踏踏歌、青天歌等,院本是以耍闹为主,注重发科调笑,滑稽热闹,以活跃舞台气氛;这些艺术形式的插演,主要采用“过锦”手法,简单地说,“过”有夹过,带过之义,“锦”当是精彩、华丽的段子,故“过锦戏”应是精彩、华丽的以诙谐滑稽取胜的一组同类小戏[52]。可见其独特的皇家气派的舞台艺术。
! A3 K" c; @' C' x, \! l 蔡欣欣对朱有燉杂剧艺术的讨论也颇为深入,从剧目特色、体制规律、曲白风格、脚色配置、艺术手法诸方面,探讨朱有燉杂剧如何保存金元风范,又吸收南曲戏文的养分而有所创新,而使剧场艺术能达到赏心悦目之致,并开创宫廷演剧之雏形。' |) r" X7 c- K. x/ m9 G% M# r
八、其它类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及著作有:, J3 Y$ Q- r: |6 |0 X
《朱有燉戏曲观谈论》,(汪超、潘火强《艺术百家》,2005年第1期,总第81期)$ h- J4 @) a- c
《帝王剧作家漫议》,(刘富民《戏·艺海钩沉》)(注:时间不明,中国期刊网下载)
! `# h1 E U Z5 j* \) Y 《朱有燉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论》,(冯燕群,SCD《茂林修竹》,第91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3 Q7 V3 N1 h4 n; d
《论朱有燉与明教坊演剧》,(张影、韦春喜,SCD《茂林修竹》,第57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1 y# Z2 W* |1 S0 d4 U, j 《朱有燉杂剧与神道设教》,(冯燕群,SCD《茂林修竹》,第62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 E X3 c, A& l8 d$ w; Q 汪超、潘火强《朱有燉戏曲观谈论》认为,朱有燉作为明初曲坛承前启后的人物,一方面受正统文人价值观的影响,视戏剧、散曲为席间佐樽之设;另一方面又将戏剧、散曲纳入到传统诗文批评的体系,强调宣扬道德教化、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抬高了戏曲的地位[53]。而且,朱有燉本身认为,曲就是诗,同诗一样可以兴观群怨,抒情言志,他说:“今曲亦诗也,但不流入于丽淫佚之义,又何损于诗曲之道哉。[54]”
4 f$ f7 K( B! W/ P$ u 王学锋硕士论文《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论》,从近百年来的朱有燉研究状况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史的勾勒,论述了不同时代意识对朱有燉研究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对个体作家研究以史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来研究;再选出五个比较有意义的专题,进行专题性研究,敢于尝试,视野独特,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肯定。$ L* v0 t m# Y6 z0 d9 o2 l
冯燕群《朱有燉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论》中,通过对其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的考察,得到判断:一、在明代乐籍制度下乐人社会地位卑贱,谋生艰难,普遍丧失人格尊严并表现出人性异化的特点;二、朱有燉对明代乐户特别是乐户中的女性之生存环境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的,再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女性的典型生存环境,使我们能以此为据去感受、认识那个时代的乐籍制度的真实性以及残酷性;三、作为藩王,朱有燉突破了阶级的局限,以深广的人道主义同情关怀乐户女性这样一个至卑至贱的群体,足以批驳那些认为朱有燉的杂剧只是享乐主义、贵族主义的观点[55]。冯燕群《朱有燉杂剧与神道设教》中,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致力于建立、完善国家祭祀体系政策的角度分析,朱有燉为了响应其号召, “使民有所畏”,使鬼神及善恶报应观念深入人心,创作杂剧过程中时时不忘贯彻其祖父的既定方针,塑造此类形象有:《烟花梦》中城隍、《义勇辞金》中关羽、《辰勾月》中张天师、五谷五土之神、东岳神等,通过这样的策略建立上下有序、和谐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以此达到其所属阶级的内心期望。
$ f, [' [, o% K) F 张影、韦春喜《论朱有燉与明教坊演剧》中,指出朱有燉对教坊司演剧的影响表现为:教坊上演或改编上演其杂剧,杂剧内容方面对朱有燉杂剧有所吸收;体制方面,排场方面对其借鉴最多。而教坊演剧本杂剧在对朱剧某些创作手法吸收的同时,又在努力维护教坊编演杂剧的特征,内容上多为谀圣君,音乐体制方面力图固守北曲杂剧原有的演唱体制,与朱有燉杂剧力求创新,背道而驰[56]。
I; Z: w4 B( }* p结语 本文对古今中外学者们关于朱有燉其人、其心、其剧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勾勒出以上几大部分的研究,对有关资料的收集和归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便于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0 e7 A' [4 {8 `- T注释:
; ~. _( e+ o# m[1] 任遵时《周宪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9页,注9。(本条转引自王学锋《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3 X. p; }. z* q2 k
[2] 任遵时《周宪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25页,注9。(本条转引自王学锋《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y5 K& w9 k% R6 E' ^, r2 K* e: P
[3] 曾永义《明杂剧概论》(修订本),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N# U0 U+ v4 S: t# l$ J/ \, h
[4] 李恒义《朱有燉及其杂剧》,河南大学1987级硕士毕业论文,第18—19页。; ?2 r0 C, u5 Q1 X3 ^- g) P: x' |
[5] 徐渭《南词叙录》〔A〕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0页。4 P/ I) F# H \
[6] 李真瑜《朱权》引《皖志稿集部考》,《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 s# u( ~8 A- O' d$ E; L0 ~4 J[7] 李简《元代戏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页。1 q5 `9 K. C' I3 I
[8]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6页。
$ [6 u+ T. N/ i* R[9] 陈捷《朱有燉生平及作品考述》,《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第54—59页。
9 C7 U( W( c' T* a[10] 陈万鼐《全明杂剧提要》,《全明杂剧》第1册,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本条转引自王学峰《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0 _- z _8 r$ U, g7 B, l% s[11] 廖奔《“诚斋乐府”非为朱有燉杂剧总集名》,《文献》,1988年第3期,第45—48页。1 o/ b2 N9 R8 C2 @; P
[12] 邓长风《关于〈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几个问题》,《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4页。+ n6 I, ]- w7 J
[13] 陈捷《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第58页。
* W- l1 ?2 G5 w1 B% A# t9 Q$ n[14]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第155页。 E# j2 @5 `# f. m+ R+ S/ n# d1 I
[15] 赵景深《读〈诚斋乐府〉随笔》,《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国书画社1983年版,第226页。
7 n/ |8 l1 b+ K3 ^( A[16]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22页。
/ P+ }% t" q# q. |[17] 赵晓红《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艺术百家》,2004年,第3期,总第77期。
( [# K. C: H- x& M# m# h* [( A[18] 解玉峰《读南图馆藏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J〕,《文献》,2001年第2期,第166页。7 O/ U& a: V2 V0 x. R7 b0 |
[19] 朱君毅、孔家《略谈朱有燉杂剧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日。
+ ?: k1 H8 `% ~2 @[20] 程华平《谈朱有燉杂剧的思想内容》,《安徽新戏》,1989年第2期。
! r, h/ N& N; E2 L7 M[21] 王永健《犹有金元风范,自得三昧之妙——评朱有燉〈诚斋乐府〉》,见王季思主编《中国古代戏曲论集》2 j' T6 e( p$ r1 W6 Q
[22]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0—140页。5 s) t# C) ]0 x4 b+ Y: d2 f c. d* ]
[23] 任遵时《周宪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6页。3 K8 Q2 I) [* F3 U/ X. z; X; H
[24] 曾永义《明杂剧概论》(修订本),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k8 \: P, B) i. _0 ^
[25] 赵晓红《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情结——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读》,《东方论坛》,2003年第6期,第35页。
8 R/ N- n9 g& ^% R" t9 ][2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香奁》,《夏云英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w, _: l/ k: f S3 x[27] 李简《元明戏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Q [ E. o) z7 ]
[28] 常丹琦《朱有燉杂剧再评价》,《戏曲研究》第50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 |5 L# Z6 z- B3 J[29] 赵晓红《朱有燉杂剧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48页。(本条转引自王学峰《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6 N8 {# W# A4 A# r[30]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 h. P( i, z- ?6 y1 k5 M2 x[31] 本条转引自《论朱有燉及其戏曲创作》,杨谨,《雁北师范学院报》,2003年8月,第19卷,第4期,第60页。
, M* W A2 l5 R8 Z: P[32]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0页。
0 u/ j. n! A( t[33] 吴梅《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7 L# _7 b0 t, |$ J. s% O
[34] 朱有燉《牡丹仙》杂剧,周府宣德刊本,转引自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3页。
+ b2 H" a3 W( G; m7 U" W8 J[35] 诚斋,白鹤子《咏秋景引》〔A〕隗芾、吴毓华《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 K0 d4 y. n& ?# Q8 @8 I[36]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4页。
) w1 Q/ k; b3 ~; j- l[37] 吴梅《读曲记·豹子和尚》,《吴梅全集·理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4页。( I% l6 \1 E/ _" j" `
[38]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7 }8 _) {0 {, U2 |+ D5 \3 | }9 b[39]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V! Y" e( {4 h& y* ~+ @, O3 [0 J
[40]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6页。. C6 {* R! W( P6 s) {8 H: y) l
[41] 同1,第三卷,第219页。9 g7 \' _; c# S0 ?& j q# Z- m2 [
[42] 同2,第130页。7 A. D' v8 `5 t- X d: o
[43] 李简《元明戏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1 h* q% Q. a' ` R ]9 K6 G7 B& [
[44] 徐子方《明杂剧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5页。! `. n+ @ {; g: m
[45] 吴梅《读曲记·烟花梦二》,《吴梅全集·理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9页。% U4 {. N: K. E0 f* M& s
[46] 吴梅《读曲记·悟真记》,《吴梅全集·理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6页。/ P, Q2 ~5 V) |! {( K
[47] 吴梅《读曲记·牡丹品》,《吴梅全集·理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6页。
# _8 @& e, \& q y; e[48] 赵景深《读〈诚斋乐府〉随笔》,见《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8 G$ @+ I9 y4 F' y
[49] 曾永义《明杂剧概论》(修订本),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77页。
8 |& Z" [' i" {6 G[50] 王永健《犹有金元风范,自得三昧之妙——评朱有燉〈诚斋乐府〉》,见王季思主编《中国古代戏曲论集》,郑州,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5 D# R9 s- R7 y7 l[51] 赵晓红《从朱有燉杂剧看明初皇家戏剧的舞台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总第120期,第87页。
; x2 X+ w$ I/ R& ~: ^, b0 ^8 B& h[52] 同3,第94页。
# G5 l# A. z: Q( }. i& j% J[53] 汪超、潘火强《朱有燉戏曲观谈论》,《艺术百家》,2005年第1期,总第81期,第79页。
/ j; J4 }: V, o2 x e4 ~& `[54] 朱有燉,《旧鹤子·咏秋景引》〔A〕,隗芾、吴毓华编《古代戏曲美学资料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C6 q _4 S% Y, M( K! C. A' J
[55] 冯燕群《朱有燉杂剧乐户女性生存环境论》SCD《茂林修竹》,第62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5 h/ t5 \, g8 F! j6 ?[56] 张影、韦春喜《论朱有燉与明教坊演剧》SCD《茂林修竹》,第57页,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