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很多中国人有“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看法。从一个多世纪以前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对中国人特性的概括到当代学者麦克法夸（Roderick MacFarquhar）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往往被一些中国人奉为无可辩驳的权威观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然而，一些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实在与国人心目中西方学者严谨认真的风格大相径庭，表现出很强的浮躁性。其研究成果常常流于认识的肤浅和学风的不严谨，有时甚至是错误百出。从现在解密的冷战时期美国学者为决策者提供的战略分析报告，到当代各种学术研究和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观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充满了误判和低水平的错误，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国力发展误判连连。今天，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不严谨的例子很多，人们熟知的延续了数十年的“中国崩溃论”就是一例。西方当代中国研究这种学术的浮躁性除了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实践的天然距离以外，也是有其独特的学科性根源的。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研究是在与欧洲传统汉学斗争或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汉学的分离就是从人文学科的“求真”向社会科学的“经世致用”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中，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要求和治学研究的门槛大大降低。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严谨的学风和缜密的研究方法。这种汉学研究是建立在曲高和寡的治学传统之上的，讲求学院派的扎实基础，特别是对研究者的汉语语言和社会人文知识的严格训练。而以美国为主的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半个多世纪前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科学门类，其发展过程是用“经世致用”指导思想取代汉学严谨的治学传统的过程，强调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学术的功利性色彩鲜明。
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者、“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的费正清，就是一个不拘泥于传统汉学学术规范的学者。他本人在学术上的成长历史是一个摆脱西方传统汉学束缚的过程。在费正清求学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是由传统欧洲汉学学者所把持的。费正清却到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不仅避开了哈佛大学，也避开了传统欧洲汉学的基地法国巴黎和荷兰莱顿。牛津大学虽然在英语世界有崇高的威望，然而当时却连专门的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课程都没有开设，也不要求考试和相关的研究经历。后来费正清在中国清华大学的学习也避开了欧洲派的汉学学究陈寅恪，而求教于强调综合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蒋廷黻。因而，费正清并没有受到传统汉学的严格训练，其对于汉语的掌握也主要依赖于他在中国的四年学习。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只要在学习和研究中涉及略为高深一点的中文文献方面的材料，就必须有华人的合作。这种学习历程一方面很难培养出费正清对传统汉学的兴趣和对传统汉学学科规范的尊敬，另一方面也使他摆脱了传统汉学的研究框架，帮助他大胆创新，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他自豪地认为：因为没有先师，所以他无所畏惧。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根本没有充分运用中文资料，而主要是根据英文和法文资料写成，这与传统欧洲汉学的标准是不相符的。他在自述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表现时说：“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
费正清的学习经历反映到了他的学术成果之中。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创者，人们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他的著作，包括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虽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基本上是以西方人的第二手资料为依据写成的，在参考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学论著方面做得很不够，其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也被很多严肃的历史学者所诟病。另一位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者、著述颇丰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仅仅只受过一年的高等教育，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取得主要靠他的天资、游历和勤奋，其理论上的弱点和论证逻辑方面的不够成熟也是当时学界关注的问题。
在1968年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地认为“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与传统汉学求真的宗旨不同，在忠诚于学术和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两方面的要求中，费正清偏向于后者，这也是他创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宗旨。这一宗旨是与政府智库的主要政策研究目标相适应，即在研究中以说明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发展学术体系、探求真理为目标。因此，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注重社会大众和政治家对问题的理解，以影响政府和大众为目的，不仅不像很多其他社会科学门类那样给学术性以神圣的地位，而且常常对繁琐复杂的学术考证过程缺乏兴趣。
从美国发源的当代中国研究与欧洲传统汉学的斗争，以5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胜利告终。汉学在美国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在欧洲的斗争则持续到70、80年代。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急切希望将学术成果进行转化，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早期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也主要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政策需求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科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以政策为目标的学术导向对学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从费正清开始，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往往是由学者获得政府和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的，而学者的学术素养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从对学者的评价来看，也常常是一种官本位的标准，以在政府中任职或受官方重视为荣。
与政府政策过程的密切联系导致当代中国研究在学科指导思想方面很难保证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价值中立。给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常常有预设的观点，为研究的结果定了基调。政府官员的心理和国内政治需要对研究的影响很大，甚至常常具有决定性。此外，由于中国问题研究中的“政治正确”的要求，很多人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以贬低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为主要基调。为了在政府眼中的角色和社会的地位，为了来自各方面的研究经费以及必须拿出报告的压力，学术的客观性往往就成了牺牲品。
费正清立足哈佛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他还携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霸主地位的优势，努力在包括欧洲和日本的世界各地推广美式的当代中国研究。因此，他的治学方法和学风不仅影响了几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包括当前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群体，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当代中国研究队伍的发展历程。
这种美式标准有一个低于传统汉学的学术标准和学科素养的要求，表现在一些学者汉学基础普遍不扎实、研究中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以及很多人中国语言方面能力的低下。这个问题林白（John Lindbeck）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警告：“现在美国学界的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流于肤浅和空洞浮躁的风气。学者对现有的资料没有进行认真的消化和解释……大多数人都不能在中文的环境中运用自如。”然而直到现在，很多当代中国研究者实际上也没有把中文能力放在眼里。这种在当代中国研究中轻视中文的风气，还在学者的潜意识上强化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以及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认识。
由于汉语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低的语言门槛不仅使很多按照欧洲传统汉学的要求根本没有办法入门的西方学者登堂入室成了专家，并且使得很多门外汉也纷纷投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与求真求实的严谨学术不相容的很多东西。一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严肃的学者常常与那些以窥探隐私为主要乐趣、热衷于制造社会轰动效应的商业和新闻从业人员混杂的情况。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是以发掘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为主要兴趣的，他们中一些人的能力和表现似乎更适合于撰写引人入胜的推理小说，而不是对中国情况的客观考察。由于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妙笔生花的写作能力，一些很好地把握了大众心理的人还往往鸠占鹊巢，取代睿智的学者成了政府政策的主导者和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例如，2005年出版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就很难说是一部学术水准很高的著作，然而却成了西方的畅销书。连当时公认并不特别喜好读书的小布什总统都放在枕边研读并向大众推荐。可能正是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得很多严肃的学者也常常推出一些有待商榷的学术成果，辜负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期许。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和加州大学的夏伟共同推出的《天安门文件》，就受到其他学者的很多批评。
与侧重解决文化和认识问题的人文学科不一样，社会科学以“经世致用”为重点，讲求与现实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在很多现代社会科学门类中往往体现为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其理论体系也往往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在有13亿人口和数千年文化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必然会超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涵盖范围。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而理论则往往是灰色的。孔德和迪尔凯姆所向往的“理想化”社会科学研究在比当代中国研究简单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很难实现，用西方理论和视角解释中国各个方面发展的情况，学者们“看不懂”，研究结论错误频仍当在意料之中。由此看来，我们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认识似乎应该秉持这么一个基本的态度，即唱衰中国的研究对各方面的分析大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即使是一些负面的看法也往往可以起到帮助我们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缺失和不足的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发表于 2010-8-3 12:5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