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西方有一股出版有关中国题材书籍的热潮。很多是从宏观和整体分析的角度入手，内容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类书的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但是对西方乃至对中国本身，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在国际舞台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西方民众对中国各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中国题材书籍的出版热潮也应运而生。其中，很多书是从总体和宏观的角度描绘中国、阐述中国发展前景的。由于这类书籍并非都具有学术研究所推崇的系统、严谨和客观的特性，有西方学者把这类书称为“Big China Books”。“大话中国书籍” 是对这一词传神的中文翻译，使其中那丝揶揄的意蕴也跃然纸上。近来出版的“大话中国书籍”包括《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年）、《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2010年）、《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2009年）、《党：中国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2010年）、《中国怎么想》（2008年）、《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008年）、《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2007年）、《中国迷幻》（2006年）、《中国震撼世界》（2006年）和《中国公司：下一个强权的崛起是如何对美国与世界构成挑战的》（2006年）等。除了英文以外，还有一些用其他主要欧洲语言出版的书籍，如《强大的魅力：试析中国软实力》（Chine,la grande séduction:Essai sur le soft power chinois， 2009年）和《今日中国共：从革命党到改革党》（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heute: Von der Revolutions-zur Reformpartei，2008年）等。当然，非英文书籍在影响力和对中国发展现状的敏感程度等方面要逊色一些，无法与英文书籍相抗衡。
这股中国题材的出版热不仅仅限于对中国进行宏观考察，也有很多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的某一方面的研究。热点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人权问题和维权活动等等。有些书籍所聚焦的是中国的文化，从文学、哲学和宗教，直至气功和功夫电影。还有一些书籍则是在深入考察和体验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如何伟的《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长江古城探索中国》（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和《行过城乡》（Country Driving），齐福德（Robert Gifford）的《中国道路》（China 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张彤禾的《工厂女工》（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迈耶（Mike Meyer）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等。
中国题材出版热潮的一个大背景是美国的衰退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发展。现代西方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处处都难以离开中国的产品。西方政府和经济界有什么问题也往往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中国。在陷入金融危机或遇到经济成长和国际关系难题的时候，中国又常常成为西方指望的救星。因此，现在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政客、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想了解的对象，很多西方民众也产生了认识中国的浓厚兴趣。一些人想知道他们几十年来在媒体中听到和看到的中国，那个贫穷、落后、愚昧，政治制度专制，经济制度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政治文化也不昌明的中国怎么会有今天的发展？而且，根据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断言，这种发展不仅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形成了挑战，也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甚至还对诸如大气和环境等地球资源造成了破坏。
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也是“大话中国书籍”热潮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谜团。在整个20世纪里，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喜好来自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求知欲，另一些人的兴趣则出于对“黄祸论”杜撰出来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 之类邪恶故事的恐惧，或源自对传统女人小脚的好奇。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西方人来中国从事商务和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落后愚昧的刻板印象已经不在。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兴趣很多已经不是一种异域探奇的需要，而被转移到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深层次了解方面。
“大话中国书籍”迎合了西方民众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需求。这类书籍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作者眼中或观念中的中国，重点是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所针对的是社会公众，而不仅仅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中国问题学究们。行文中较少涉及学术圈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深奥的理论问题，也很少一般人不了解的学术专有名词。很多作者不是大学的学者，而是新闻记者、商业从业人员或其他涉华西方人士。大多数的书也不是由大学出版社或是专门的学术出版社出版，而是由商业出版社推出的。审稿过程不一定经过学术性的同行评议，因此这些书籍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带有很多出版商的策划和商业谋略的元素。
从书的体例来看，虽然很多“大话中国书籍”的格式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区别不大，也有很翔实的参考文献。但有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分析得不全面，对一些既有的相关学术观点和理论分析做得不够，也往往缺乏系统的研究综述。列出的参考文献有时并没有反映到书的正文里面。
从写作风格来看，有的书提出的问题有欠严谨，甚至在论述中回避自己提出的问题，内容与标题不完全符合的情况时有所见。一些书的题目常常具有哗众取宠甚至是煽情的嫌疑，如《在龙的利齿中：美国面临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In the Jaws of the Dragon: America’s Fate in the Coming Era of Chinese Hegemony）和《中国令我担忧》（La Chine m’inquiète）之类。而书中的具体阐述过程却常常没能令人信服地论证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在叙述与结论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
从对观点的论证过程来看，某些作者用一种黑白分明的简单两分法观点看待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包括很多十分微妙的问题，一些畅销的书籍常常是针对读者和主流社会想要知道确定结论的心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微妙的问题绝对化，用非黑即白的笔法描绘灰色或色彩缤纷的现实，以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
从书的结论来看，一些大话中国书籍的作者往往比睿智的中国问题学者更清楚中国会向什么地方发展，对困惑学界和社会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有明晰的答案，甚至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断言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然而，这些断言或判断往往基于臆想，既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也很少个人的亲身体验。一些书的结论往往更像某种商业的噱头，没有了学术研究的缜密。有的甚至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中国即将崩溃》就是这类书籍的代表。
严肃的学者们在“大话中国书籍”上的贡献是有限的。现代社会科学在研究方向上细化的趋势，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专注于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无法有效控制研究过程，也很难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实现世界的宏观课题。他们对中国宏观方面的研究也往往是学究性的就事论事，从多方面阐述问题。虽然在逻辑分析方面占优，但他们的学术著作往往只是提供读者一个思考的方向。除了记者出身的学者季礼（Bruce Gilley）的《中国民主的未来》（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对中国民主化进程进行具体的预测之外，近年来也很少有学者对中国的未来铁口直断。这种治学风范显然无法满足西方普通读者要求答案简单明了的需要。也有一些学者力图通过“大话中国书籍”纠正西方社会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客观而全面的中国情况解说。如加州大学华志坚2010年出版的《21世纪的中国》（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就一反学者传统的著述格式，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用问答的形式对一般西方读者最关心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基本问题给予了回答。
一些“大话中国书籍”对中国的分析有独到的眼光，对某些方面的思考也很深入，不乏颇具价值的看法。然而，与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Edward W. Said）对西方学术界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分析一致，多数“大话中国书籍”迎合西方主流观点，很少违背西方对中国的传统印象。对中国的描述往往与中国的实际有一定距离，反映出来的更多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群体心理，某些时候还具有刻板化的倾向。
对“大话中国书籍”最直观的分类是根据对中国发展持有的立场将其分为正面、负面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三类观点。正面论述者（enthusiasts）通常是以积极的情绪，用对中国文化和政府友好的笔调描述中国的情况，或站在同情的立场，表达对中国发展和变化乐观其成的态度。持这类观点的很多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经由市场的拓展或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作用导向民主化的发展。一些人指出中国的健康发展还必须有西方的助力，如《为什么我们不要孤立中国》（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
攻击中国的书籍（China-bashing books）强调中国发展的负面特性，一般重点分析中国可能具有的可憎性的一面，突出西方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都是这些书热衷的议题。如宣扬中国政府是邪恶的，军队是具威胁性的，常常把中国的阴暗面描绘得生动翔实，颇具“妖魔化中国”的嫌疑。一些书认为中国马上就会有危机，甚至出现政府瘫痪、国家动乱，直至国土分裂。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有些负面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剧烈冲突，甚至战争。如“中国威胁论”的积极推动者戈尔茨（Bill Gertz）有关中国威胁的书籍。当然，站在批评立场上的书籍也不乏对中国发展提供理性分析和建设性评价的，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是军事威胁，不会崩溃，也不会民主化。哈珀（Stefan Halper）2010年的《北京共识》和孟杰慕2006年的《中国迷幻》都认为想把中国发展纳入西方所希望的轨道的观点是一相情愿的。黎安友在2001年也在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看法。沈大伟在《中国的共：萎缩与调整》（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一书中，则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共这些年能够在如此多的挑战中继续沿着自己道路发展的原因。
“大话中国书籍”不仅对学术界，也对西方政界和商界有很大影响，一些书籍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政策决策者的信息来源和对华观点形成的基础，在政府对华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面论述中国的书籍通常强调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普世性，认为遏制中国并非西方国家利益之所在，既不应该遏制中国，也无法遏制中国，没有必要采取激烈对抗的措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政府和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对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80年代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持类似的观点。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分析的有关书籍，也成了工商业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指导和帮助，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一些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书比客观描述中国各个方面情况特别是中国成功经验的书，更能吸引西方读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就是西方对华军事战略的重要参考。此外，由于对于中国崛起隐含着的不安心理，西方朝野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有什么不稳或很快会垮台一类的负面信息更有兴趣。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就是因观点偏激而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出版时不仅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的国会山也很是热门。章本人因这本书而出名，多次出现在美国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和其他重大政策讨论会上。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台湾的李登辉还为中文版作序，并亲自莅临该书的发行会现场。
近几年来，一些书籍在考察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跳出以西方价值观或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摒弃了用民主自由的是非标准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的传统模式。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特例，不能用来照套他国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文化国家，中国的发展具有本身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西方模式一味模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能与西方很多人认为的那种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非常不一样。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纵向民主”，即从上到下、由下自上的民主。这些书在中国也激起了很多反响。《当中国统治世界》和《中国大趋势》等书都很快翻译成了中文，还得到了中国政界和学界权威人士的推荐。《中国大趋势》的中文版实际销量超过了英文版。一些批评家认为这种对中国的褒扬给读者以脱离实际的感觉，没有充分体现出西方人的批判眼光和洞察力。另一些人则跃跃欲试，希望写出更具有说服力的书来。客观的来看，负面的书籍对于居安思危、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无裨益。一些西方人对当前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肯定，则颇具增进国人自信心的效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发表于 2010-8-29 19: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