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

国学 · 发表于 2010-9-24 21:11:07

近代中国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

徐
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史学月刊2010/6

[关键词]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国内粮食市场；粮食战略

[摘
要]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到抗战前止，大致以20世纪2。年代初期为界限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粮食进口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对于满足国内因农产品商品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增加引起的粮食需求，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粮食进口的速度、规模、原因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国粮食倾销的结果，冲击了国内粮食市场，压低了粮食价格，打击了农村经济，影响了农民生活，同时也影响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近代粮食进口的历史表明，中国粮食战略应该是在粮食生产基本上满足国内需求，不会受制于人的前提下，灵活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6—0059—09

Processes and Effects：A General Survey of Grain Imports in Modern China

XU Chang

(School of Histor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Shandong，china)
Keywords：modern china；grain imports；processes；influences
Abstract．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in imports before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with the l 920s serving as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them．Before that time the growth in grain imports was relatively fast．During this period，grain imports met domestic grain demands produced by the commercializa 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ountryside，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s well as population increases，playing a certain substitutive role．The period after the l 920s experienced a ver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peed，scale，and reasons for grain imports．The dumping of foreign grains brought a shock to China，S domestic grain markets，lowered grain prices．delivered a blow to the rural economy and had an impact on peasants，life，and on modern China，Sindustrial development．The modern history of grain imports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need of pursuing a grain production strategy that meets domestic demand without any restrictions from other nations，making flexibl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import moderate amounts of grain．

一

近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却从外国大量进口粮食，这一显著的经济现象，引起学者的关注。总其要者，现有关于近代中国粮食进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全国性粮食进口原因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认为，粮食巨额人超，主要是由于国外食粮倾销及国内供需不能相互调剂所致，并非中国人养不活自己。吴柏均的观点与张培刚相似，他认为，虽然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由多种因素促成，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因素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粮食供给不平衡；一战以后主要因素是国际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及其体现的各主要粮食输出国粮食经济格局，以及
国际粮食商人资本对中国的倾销活动，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粮食不平衡因素降于相对次要的地位。①第二，关于地区性粮食进口的研究。徐晓望分析了清代至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认为缺粮主要是因为商品作物种植所致，而民国时期福建粮食市场萎缩，是福建经济衰退的反映。刘梅英认为，粮食供求关系变化是近代福建洋米消长变迁的逻辑支点。连浩鋈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广东粮荒，说明扩大稻田面积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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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的阶段成果。

①
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250251页；吴柏均：《影响近代中国粮食进口诸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高亩产量解决粮荒问题的不可能性，从而论证了华南传统农业的困境。霍新宾研究了近代广东粮食贸易由市场配置向政府控制的演变过程。连、霍二人的研究均涉及近代广东洋米进口的表现和原因。①第三，有关米市的研究所涉及的粮食进口问题的研究。虽然研究者认为，洋米对各个米市的影响程度不同，但一般均认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冲击。②第四，近代中国粮食价格研究所涉及的粮食进口问题研究。一般认为外粮价格与国粮价格具有较强的相关性。③第五，关于粮食进口的性质、特征和影响的研究。吴承明指出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增加和不时出现的洋棉涌进，实是口岸经济的苦果，并非中国农产品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张培刚简要分析了各类粮食进口数量变化和阶段特征。吴柏均探讨了粮食进口对国内粮食经济的影响。徐畅对民元至抗战前粮食进口的影响做了初步的分析。田炯权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米谷市场的研究，认为洋米对内地影响甚微。④
由上可见，现有关于近代中国粮食进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粮食进口原因和区域粮食进口两个方面，对粮食进口的具体发展过程、阶段特征、性质与影响，分析尚嫌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和价值进行详细统计的基础上，就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问题进行重点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的起迄时间是1867年至1937年，共70年。因1867年以前海关统计内容简单，故将文章讨论的上限定于海关有比较详细记载的1867年；1937年以后中国虽然仍旧进口粮食，但因处于大规模战争状态，不能反映近代中国经济的常态，应另文专论。第二，本文所说的进口粮食，主要指大米、小麦和面粉，不包括杂粮。

二

中国进口粮食的历史宋代已有记载，宋代以后闽粤沿海地区时有大米进口，但数量微小。清代康乾以降，随着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于是政府允许并鼓励从他国输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听来访的暹罗(泰国)人言，“其地米甚饶裕，价值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因而提出让该地商人“将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不必上税”⑤。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规定暹罗运米商船至福建、广东、浙江，准其就地发卖，并且“不必上税，永著为例”。乾隆时期政府更是采取鼓励政策，奖励粮食进口，例如规定，“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粜济，数至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⑥。虽然在政府的鼓励下，康乾以来中外商人加入粮食贸易的行列，进口规模也有所扩大，但总体看来，鸦片战争以前粮食进口数量较小，每年进口应在10万石左右，并且品种局限于大米。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粮食进口数量迅速增加，于20世纪30年代到达顶峰，进口粮食品种由原来单一的大米增加到大米、小麦、面粉和杂粮。本文根据进口粮食量的变化，将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分为两个时期，并分析外粮输入地区，说明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特征。

1．粮食进口的过程

根据近代粮食进口的数量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曲折发展时期(1867~1921年)

此时期内共进口大米、小麦和面粉2．76亿余担，平均每年进口约502万担，共人超2．3亿余担，平均每年约人超419万余担。现按大米、小麦、面粉分述之。

大米。此时期内大米进口又可以细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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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晓望：《清一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中国农史》
1992年第3期；刘梅英：《近代福建大米进口贸易影响
因素探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②
徐正元：《中国四大米市考》，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③
邹大凡等：《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
《学术月刊》1965年第9期；侯杨方：《1912~1937年长
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2期。
④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张培刚、廖丹清：《二
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第236~243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八．
⑥
林京志编选：《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
史档案》1985年第3期。
⑦
下文凡未注明的粮食进出口贸易数值，均系按照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3、138、140-1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或者直接引自该资料。另，本文使用重量单位中，1海关担折合119．3632市斤；l担等于100旧制斤，合121市斤；“石”为容量单位．“担”、“石”混用，主要是资料原因，在文中不将其统一，特作说明。

个阶段。1867—1886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内中国无大米出口，进口除1873年、1877年买进洋米在百万担以上数量较大外，其余各年仅有数十万担，1874年仅7500余担。此阶段内共人超大米910万余担，平均每年人超约45万担，与鸦片战争前相比，进口数量虽约为其4倍，但总量仍然很小。

1887~1921年为第二个阶段。自1887年起，大米进口较前激增，虽升降无常，但除1917年和1920年以外，其他年份均在200万担以上，其中1893年、1895年、1896年、1902年、1907年、1910年、1915年、1916年和1921年各年，进口均超过1000万担，1907年进口数量最多，达1500万余担。此阶段共进口大米2．47亿余担，年均进口706万余担。

1867~1921年共55年的时间内，共进口大米2。56亿余担，年均进口数和人超数分别为466万余担和461万余担。

小麦。工867—1921年，小麦进口数量较小且极不均衡，1911年(此前海关无小麦进口详细记载)到1922年间共进口127万余担，年均进口10．6万余担；共出口3864万余担，年均出口322万余担。1911~1922年年均出超约311万余担。
面粉。外国机制面粉输华始于l9世纪5。年代，其后日渐增加。例如，1864年首次从美国进口面粉0．63万公担，以满足外国商人及侨民食用机器精制面粉的需要。后来国人受其影响，也喜食进口面粉，输人数量遂逐年增加，到1900年增加到2．94万公担。①但总体看，数量较小且无确切连续之记载，故本文从有详细记载的1903年开始讨论。
1903~1921年的面粉进出口贸易，以1915年为界，此前始终人超，1912年前表现为单向进口。此阶段有4年进口量均在100万担以下，1908年最少，为44万余担；1904~1907年、1911~1914年这8年中每年进口均超过100万担，1907年最多，达520万余担。1903—1914年人超2469万余担，年均204万担。从1915年开始，面粉进出口贸易一改人超为出超。此阶段进口数量骤降为100万担以下，进口数量在20万担到8。万担之间波动，l918年仅进口5000余担。1915~1921年共出超约1000万担，年均出超143万余担。1918~1921年出口均在200万担以上，1920年达350万余担。之所以形成出超局面，原因有三：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运受阻，输华面粉减少；二是交战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倒退，粮食缺乏，需求旺盛，无面粉出口；三是中国面粉工业勃兴，生产能力增强，能够满足更多的出口需求。

(2)迅猛发展期(1922~1937年)

1922~1937年间，中国粮食进口数量迅速增长，大米、面粉和小麦共进口5．2亿余担，年均进口3250万余担，共人超约5亿担，年均人超3168万余担。现亦按大米、小麦、面粉分述之。
大米。从1922年开始，大米进口数量迅猛增加，是年由1921年的1200万余担猛增到2200万余担。其后，1923年、1926年、1927年、1930年、1932年、1933年和1935年各年均超过2000万担，1923年和1932年均超过2680万担，1932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为2684万余担。但是，1936年和1937年两年进口锐减，分别仅为620万余担和690万余担。此时期内1927年、1934年和1935年大米出口均超过100万担，1936年和1937年分别为570万余担和420万余担。

1922~1937年间，大米进口约2。997亿担，人超约2。97亿担，年均人超1861万余担。此时期内1933年人超数额最大，达2670万余担；1936年最少，为560万余担。

小麦。1922—1937年中国小麦进出口贸易，除1922年和1928年以外，均为人超。大致以1930年为界，可以将此16年小麦进出口贸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0年以前除1923年进口达1300万余担外，年进口量均在670万担以下；1931—1935年间进口数量迅速增加，尤以1931—1933年为甚，均在2000万担以上，1932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为3000万余担。1934年和1935年逐渐回落到1000万担左右，1936年和1937年分别为233万余担和86万余担。
此时期内小麦出超情况大致以1931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30年以前除1928年出超105万余担外，均为人超；除1923年人超1200万余担以外，其余年份均在580万余担以下，1925年人超数量最少，为58万余担。1931年以后人超数额迅速增加，1932—1934年人超额均超过
────────
①
汪德平：《近代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000万余担，1932年达2900万余担。1934—1935年逐渐回落到1000万担左右，1936年和1937年分别为170万余担和7工万余担。

1922~1937年小麦进口共约1．4亿担，年均进口880万余担；出口840万余担，年均52万余担。此期内小麦共人超约1．3亿担，年均人超828万余担。

面粉。从1922年开始，面粉进出口贸易由出超转为人超，并且进口数额增长剧烈。其中，1929年和1932年分别达到l100万余担和1300万余担；1936年和1937年均为6。万余担；其他大多数年份从100万担至800万担不等，但多数年份在500万担左右浮动。

1922~1937年面粉人超情况与进口大致相当，l929年和1932年分别达到l190万余担和1260万余担；1936年和1937分别为43万余担和5万余担；其他大多数年份从100万担至800万担不等，但多数年份在500万担左右浮动。

1922~1937年间，面粉共进口807万余担，年均进口504万余担，年均人超约475万担。

现将1867~1937年间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情况加以总结，制表如下：
表118671937年中国大米、小麦、面粉进出口总体状况
单位：市担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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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671937年中国大米、小麦、面粉分类进出口状况
单位：万市担／年均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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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867~1921年小麦进出口贸易从1911年开始计算。

2．输入地区

对大米、面粉和小麦进口地区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各地对外粮的依赖程度和外粮深入内地的情况。①

先看大米输入地区。民国以前，大米主要输入东南沿海地区，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逐渐增多。就各年洋米进口变动情况而言，北部港口进口大米较少，盖因北方食米者较少之故。中部诸省在民初进口数量尚极少，说明长江流域传统的粮食调剂功能尚可满足市场需要。进入1920年代之后，中部诸省进口大米数量剧增，但变化不定。南方诸省除1930年外，输入量始终占进口总数一半以上，说明南方各省不论年景丰歉，粮食均不足自给，而有赖进口。

就洋米输入城市而言，北方诸港，以天津最多；中部以上海居首，次为宁波，杭州、汉口则间或有之；南方诸港以九龙占第一位，其他如汕头、广州、拱北、江门、厦门诸地，亦不在少数。以上三区域各港口中，以南部诸港输入洋米数额合计所占之比例为最高，中部诸港次之，北部诸港最少。②
就洋米深入内地而言，l912年长沙、芜湖、汉口和九江等地尚无外米，1920年代发生变化，芜湖、汉口自l922年起开始进口洋米，是年汉口进口洋米5250关担，1926年汉口进口洋米高达181万余关担。③1927—1931年汉口分别进口洋米为11662关担、668关担、3517关担、330388关担和146981关担，分别占当年全国进口大米的0．06％、0.01％、0．03％、1．66％和 L 6。％。1930年沙市进口12171关担，九江进口161518关担，分别占全国进口大米的0．06％、0．81％。1931年离海港相距遥远的重庆，居然进口洋米69091关担，占全国进口大米的0．75％。④1932年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和汉口共进口洋米511万余担。⑤由此可见，洋米在1920年代以后逐渐深入产米区域，向长江流域扩散，但总的来说，除了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外米深入长江流域程度不是太深，并且越往西推移，输入越少．1920年代以后，洋米在北方扩散程度有所加深，但并不剧烈。

再看小麦和面粉深入内地的情况。小麦进口地区与大米不同，据历年海关贸易册显示，小麦进口均以上海为最多，因为上海既为外粮输入的聚散中心，又是中国的面粉加工业中心之一。
一。
────────
①
许璇：《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l-57页．需说明的是，“北部”系指胶州以北港口，“中部”系指福州以北至胶州沿海和长江沿岸各港口，“南部”系指福州以南各港口。
②
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第238页．
③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
137页．
④
许璇：《粮食问题》，第54~55页。
⑤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414页。

其他如北方的天津、胶州，长江流域的无锡、汉口，也是重要的输入地区。小麦进口是为了加工成面粉，故输入地点较为集中。
面粉进口情形与小麦不同，自其进口以来，除厦门、汕头和广州外，南方输入较少，主要集中于北方，以天津为最多，次为秦皇岛、牛庄和烟台等地。①进口面粉扩散程度较小麦为甚，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曾销售到深处内地西部的西安。

3．近代粮食进口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具有的几个特征。
第一，1840年鸦片战争后粮食进口开始以比较大的幅度增加。工9世纪8。年代中期起，进口数量迅速增加，进口速度上升。1920年代迅猛增加，并于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达到高峰。如果以1867~1870年洋米进口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886~1926年洋米进口指数在1100~1900之间徘徊，1921—1925年为4027，1926—1930年为4290，1932和1933年分别达到5801和5526。②
第二，就全国来看，粮食进口波动性较大，数量忽高忽低，很不规则，鲜有秩序，但总的趋势是上涨的。地区性粮食进口亦是如此，例如福建1912年和1913年分别进口大米42万和55万余关担，1918年和1919年只分别进口大米5．9万余关担和5．8万余关担，1933年和1934年却又分别出口大米144万余关担和104万余关担。③

第三，就粮食进口品种而言，由原来单一的大米，增加了小麦和面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麦和面粉进口的时间虽然晚于大米，但是增长幅度却非常迅速，以平均计，1922~1937年大米进口数量仅比小麦和面粉多约489万担。这种状况与进口国家小麦剩余有直接关系，是其倾销的结果。
第四，就外粮占有中国市场来看，份额逐渐扩大。外粮在中国的销售区域由闽粤沿海地区向中西部长江流域扩散，远达重庆和西安。北方从青岛、天津和大连沿海地区向华北腹地推移。东北输人外粮数量也有所增加，例如1912年大连、牛庄、安东输入洋米30万余关担，1921年输入58万余关担，1930年输入36万余关担。④总的看来，进口粮食由原缺粮区向余粮区和自给区扩散，由沿海向内地推移。
第五，粮食进口受国际局势影响巨大。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米进口量巨减，国米出口量陡增，致使人超额大为减少；1918年、1919年和1920年3年间小麦出超额大为增加，创出超额最高记录。又如，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影响，20世纪30年代前期洋米、洋面、洋麦齐头并进，进口数量均达到历史最高峰。

三

鸦片战争前，中国海外贸易受到清政府严格的控制，单向的粮食进口贸易主动权完全操于中国之手，这种形势下的粮食进口对于缓解东南沿海地区粮食缺乏状况，起到了积极的进口替代作用。例如，乾隆七年(1742年)粤商从泰国进口大米2．3万石，不仅商人“获善价”，而且“闾阎得资日食”，省城米价也“渐次平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福建进口大米6．9万石，对缓解闽省“地窄人稠，岁产米谷不敷民食”的状况，有一定作用。⑤
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卷入国际资本经济体系，经济结构发生畸变，粮食进口的数量和品种，均已非战前所能比拟，进口原因远较战前复杂，因此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的层面、深度、性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致说来，粮食进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可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为界。此前的粮食进口主要表现为调剂和补充性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对该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也不无微小作用，对因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粮食短缺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粮食进口数量激增的状况，严重冲击了中国社会经济，引发了恶劣的后果。

1．粮食进口对农村经济之影响
首先，粮食进口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单纯的粮食进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但这并不等于粮食进口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没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进口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

晚清以降，广东和福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与粮食进口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光年间广东甘蔗种植面积十分广泛，“番禺东莞城，糖十之
────────
①
许璇：《粮食问题》，第89~90页。
②③④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
125、134、130页。
⑤
林京志编选：《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四，其蔗田几与稻田等”①。光绪前期广东“蔗糖蚕桑，近输直北，远输泰西”，“综全省而计，岁短四月之粮”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逼近，国外桐油需求增加，广东桐树种植面积扩大，“顺德有7。％的土地种着桐树”，“中山县50％的土地种植着桐树”，以致“这里的桐树简直把稻米压倒了，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都靠人口的大米生存” ③。对此，有论者这样评价道：“外国商业影响，使广东农产高度商品化，每每将稻作及杂粮之作品改植商品价值较高之农产，如蚕丝之出口、茶之出口、水果之出口、草席之出口等，致使许多农民弃稻作杂粮而改种桑、茶、水果及水草。”凹清末福建也是如此，由于烟叶、甘蔗、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发展迅速，挤占了粮田，所以粮食更有赖于进口。⑤当然，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东南沿海地区农产能够便利地获得价格较低的粮食，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因资本国际市场需求引起的，所以价格和销路均受制于人，国际市场需求经常变化，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随之亦处于动荡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获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利益。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明县志》载，“农民挖塘、养鱼、植桑”，获利“十倍于稼禾”；宣统三年(1911年)《东莞县志》载，“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⑥

其次，粮食进口对粮价波动的影响。我们先以大米进口做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剧烈的波动性特征。⑦粮价波动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外粮进口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到安徽、江西、湖南的米价，其中，安徽因为离上海较近，所以洋米价格对皖省米价影响尤大。据吴柏均研究，1927—1934年上海国米价格与洋米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1、0.93、0．96、0．72、0．92、0．95，，l931年和1933年两年相关系数较低，实因这两年上海进口洋米较少之故。同时期上海米价与西贡米价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47、0．92、0．86、0．75、0.95、0．2l、0．89，上海米价与仰光米价相关系数分别为0．37、0．14、0．78、0．82、0．69、0.67、0．65、0.94⑧；1928~1934年上海米价与国内各地米价相关系数分别为：杭州0．94、芜湖0．92、南昌0．89、长沙0．80、广州0．87、天津0．81一0.96⑨。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不仅国外米价直接影响上海米价，而且上海米价又直接影响国内其他地区的米价。又据侯杨方对1912~1937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研究，认为该地区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市场⑩，洋米价格自然与国米价格高度相关。再据徐正元研究，洋米进口量与上海米价变动存在负相关性，进口量增大，米价下降，反之则米价上扬，并且其相关程度在逐年提高。11关于洋米与国米价格的关系，时人有很多评论。例如，有人说：“以今13情势而论，国内米价之涨落，决不以国米产量之多寡为断，概国外产米区域之是否丰收，影响甚大。如民国十九年时，国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12又如，1932年广东晚稻新谷“因洋米竞销之故，市场陆续跌落，每石所售之价，较之往年跌落l5％至2。％左右”13。

国学 · 发表于 2010-9-24 21:11:35

洋米大量涌进，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收入，农户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秋收后，为了偿债，交纳苛捐杂税，购买农具和日用品，无论够吃与否，市价如何，农民不得不竞相变卖所产。正如费孝通所说，粮农“生产大米，部分是为出售，部分是为消费……市场大米价格上涨不会诱使────────
①②⑥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
店1957年版，第454、472、432页。
③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218页．
④
黄菩生：《广东粮食问题》，广东粮食调节委员会1937
年版，第2页。
⑤
徐晓望：《清
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中国农史》
1992年第3期。
⑦
邹大凡等：《近百年来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学
术月刊》1965年第9期。
⑧
吴柏均：《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口贸易的诸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
第237页。
⑩
侯杨方：《1912~1937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
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1
徐正元：《上海近代稻米市场价格变动之分析》，《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213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13、
414页。

生产者出售他的存粮……但大米价格低会迫使农民出售更多的大米”①。由于米价低落，复以商人盘剥，农户所得往往不敷成本．于是不得不纷纷告贷。农民生活日见窘迫，有的地区农民“即买油盐，亦无现款，大多以稻易之” ②。于是农民视本业为畏途，破产的农户纷纷弃地而逃，农民离村率大大增加，农产出路滞销导致全国地价大幅度下跌，农村一片凄凉景象。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粮价下跌，丰收成灾，谷贱伤农，农村破产，进口粮食应负相当的责任。
再看小麦和面粉大量进口带来的影响。中国面粉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无锡、武汉和哈尔滨等地，因运输关系，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对国外小麦原料依赖性极强，虽然洋麦价格高于国麦，但因其品质较高，所以洋麦在华销售市场具有很大的垄断性，国麦价格依然受其间接控制。
最后，粮食进口对国内粮市的影响。外粮大量进口不仅促使国粮价格下跌，而且抢占了市场，导致国内市场逐渐萎缩，并进而影响了农村经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米市萎缩。例如，芜湖1902年以前每年出口大米约600万担，但1920~1930年l0年内芜湖出口大米仅1925年一年达到610万担。芜湖大米主要外销广东、山东、浙江和天津一带，广州、潮州和汕头方面，最多时每年购芜米达三四百万石，宁波购芜米最多时亦达四五十万石。③但是1920年代后期芜湖大米销路越来越窄，九一八事变后大连已不再购买芜米，烟台、天津因为日本大米排挤，购芜米亦渐减少。正因如此，1933年安徽米商致电国民政府，称“洋米进口以来，始则行销闽粤，夺我(皖米)市场……继则倾销沿海、沿江各省，侵占我粮食销售场”④，要求政府限制洋米进口。在洋米倾销期间，又如无锡每年进口达20万石。洋米倾销最甚的1932年，无锡永源、丰瑞等米号营业额只有1931年的六七成。米市牵涉到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由于米市凋敝，致使劳动力需求缩减，钱庄倒闭，造成了连锁反应。

第二，广东、福建等地粮食进口地区国米减少，洋米增多。例如，民国初年后，洋米在广东的销量急剧上升。《广东经济年鉴》指出，洋米平均占该省进口大米的总额八成有奇。⑤据冯柳堂研究，1913—1918年广东外米每年都占输人大米总量60％以上；虽然1919—1920年回落，不到20％，但是从1921年起所占比例又迅速上升，1922年、1923年和1927年每年均在80％以上，1921~1931年平均占72．89％。1932~1935年洋米分别占输人大米总量的94．24％、8工．19％、78．76％、88．89％，平均占85．770。⑥福建情况与广东类似，1875—1892年间，国米的比重大于洋米；1893—1909年进入国米与洋米互相倾轧的时期；1910年以后一直是洋米压倒国米，如1910年洋米占81．62％、国米占18．38％，1933年洋米占93．2l％、国米占6．79％。⑦

正因为如此，所以时人感慨道：“我国米谷价值之所以如此惨跌不已，皆由于无市场为之销售。外国市场固无我国米谷销行之余地，乃本国市场亦被外米所侵夺，实太可惜。”⑧由于国米价格高于外米，在市场上难与其竞争，因此长江沿岸稻米滞销无路，从而形成一方米贵如珠，一方却滥贱如泥；一方粮食奇缺，一方却囤积销售无望的局面。例如1932年长江中游各省大米丰收，洋米却大量进口，而“江北各县除自用者外，尚可输出二千万担”，却没有市场销售。⑨广东每年要花千百万元购买洋米，而“邻省的湖南却有无数食米而找不到买主”⑩。
不仅洋米进口冲击了国内大米市场，小麦亦然。尤其是1931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两次借款换回小麦，对国内麦农打击甚重。进口洋麦最多的几年恰是国内小麦产量的增长时期。中国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小麦当做经济作物种植的，主要是为了出售，洋麦倾销严重损害了种麦农户的利益。例如，“徐州一带本为产麦区域，自给者外，大半运往外埠，往年津济行商，莅徐采运”，“即沪锡两埠面粉厂，亦间取给于此”，而
────────
①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一一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8页。
②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9、416页。
③ 陈必贶：《芜湖米业之实况及救济方法》，《东方杂志》第3l卷第2号，1934年1月16日。
⑤ 连浩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米荒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⑥ 据黄菩生的《广东粮食问题》第70页有关数据计算。
⑦ 徐正元：《中国近代农产商品化的发展与米市的形成》，《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另参见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35~136页。
⑧⑨⑩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14、13l、608页．

1932年和1933年“津济行商裹足不前；复以近年洋麦过剩，价值低廉，努力行销”，“故沪锡厂商亦告断绝”。山东因洋麦“入境过多，市价低落，本地产麦，成本较贵，无法竞争，遂成滞销形势”。①天津因洋面粉倾销，致使河北小麦行市清淡，价格低落。

2．粮食进口对中国工业之影响

粮食进口对近代中国工业同样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虽然在提供粮食替代方面有益于中国工业化，同时也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原料，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降低了中国进口工业生产资料的能力，削弱了城乡关系，制约了相应行业的发展。

首先，粮食进口价值庞大，降低了中国进口工业生产资料的能力。1877年以降，中国对外贸易不仅年年人超，而且人超数额不断加大②。20世纪初期贸易额人超平均每年在1．2亿关两左右，最高的1905年为2。l9亿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降为数千万关两，而1920年突增为2．2亿关两，次年突破3亿关两，1930年突破4亿关两，1931年突破5亿关两。③从1868年到1947年，80年时间的中国对外贸易，共人超约72亿关两，合库平银约8.7亿两。在这个庞大的人超数值中，进口粮食价值占有什么地位呢?据统计(以下数值均包括杂粮进出口贸易值)，1868~1885年间，平均每年进口粮食价值达57万关两，最多年份为167万关两，最少也有8000关两，l8年共人超430万关两，粮食进口值达0．1026亿关两。1886~1918年年均进口粮食值为1910万关两，最多达4910万关两，最少也有175万关两。此时期内粮食出口年均价值1269万关两，粮食进口贸易中共人超2．工2亿关两，进口值共6．03亿关两。随后两年的粮食进出口贸易虽呈现出超状态，但数额极小。1921—1937年年均进口粮食值为1．154亿关两，在进口高峰期的1930年、1931年和1932年，粮食进口价值占洋货进口总价值的l2．7％、12．8％、19．8％，粮食进口价值占洋货人超总值的4。．2％、34．9％、35．5％，进口粮食价值分别为L 6736384亿关两、1．8339157亿关两和2．07900613亿关两④，共计5.58656023亿关两。在1921—1937年的17年间，粮食人超值共达9．718亿关两，进口总值达19．6亿关两。各个地区购买洋米的货币数值同样惊人，例如据统计，广东1930~1935年间每年用于购买洋米的款项分别达国币0．48783417亿元、0.50575565亿元、1．15020454E元、l.17808362亿元、0．45238740亿元和0．3458942亿元。⑤近代中国7。年间粮食进口贸易价值共达26亿关两，占8。年人超总值的36％；粮食进出口贸易中共人超n亿关两，粮食人超值占8。年人超总值的l5><。所以，郑友揆先生说：“总的来看，中国的食品和谷物进口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进口值在进口货物中的地位一般排在前几位，是中国外汇支出的一个大项”。⑥
那么与此对比，同时期中国钢铁、机械、铁路运输器材和车辆进口状况如何呢?19世纪后期，中国近代企业兴起，机器生产设备开始进口。1888年上海共进口价值18万关两上述物资，汉口、天津、广州、宁波、福州和汕头进口值共为7。29万关两。1894年全国同类物资进口值达112万关两，1895~1899年年均进口值为200万关两，1903—1913年年均进口值约为700万关两，1920年之前年均不足1000万关两，20世纪30年代年均进口值约4500万关两。虽然机械进口值始终在不断上涨，但与粮食进口值相比，仍难望其项背。

根据一般工业化理论，国内大众购买力稳步上升，才是工业化最坚实的基础。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如果工业产品只能在国内销售，那么该国的工业革命就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前提。⑦近代中国工业十分幼稚，产品主要内销，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市场，但是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粮食进口竟然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严重限制了工业生产资料的进口，并进而限制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因为中国不仅要购买外国工业品，而且还要花巨额代价去购进外粮，大众购买力的严重分流是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其次，粮食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农业
────────
①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17页。
②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
卷，第51、25页。

④
许璇：《粮食问题》，第98页。

⑤
黄菩生：《广东粮食问题》，第7。页。

⑥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第232~233页。
⑦
[美]W．A．刘易斯著，梁小民译：《增长与波动》，华夏
出版社l987年版，第227页．

之间、城乡之间松散的经济关系状况。按照正常的发展逻辑，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是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工业为农业提供产品，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可以使工业和农业、乡村和城市得到共同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近代粮食进口却冲淡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村运往城市货物的数量和价值比不上城市运往乡村的货物的数量和价值的这种情形更加严重，导致农村对城市的“出超”速度加快和数量增加。尤其是2。世纪二三十年代，粮食大量进口造成谷贱伤农，粮价下跌，农村经济破产，资金大量流人城市，形成农村金融枯竭。二三十年代的大量粮食进口不仅加剧了农村的衰败，而且严重影响丁工业发展，此时期内大量的工商业倒闭与粮食进口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说，外粮的进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粮食需求，同时也加剧了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经济联系的松散状况。
最后，粮食进口对中国相应行业造成了巨大压力，限制了其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面粉业。中国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办初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面粉工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随着20世纪2。年代外国面粉输入的增加，民族面粉加工业发展缓慢。1922—1937年民族资本创办新厂132家，而停歇u5家。1936年全国共有152家面粉厂，较之1921年的135家，净增17家，年均增长工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这工5年时间里，民族机制面粉工业开工严重不足，盈利额下降，亏损面扩大，市场销售困难，大厂兼并小厂情形严重。民族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外国面粉大量涌人，抢占了国内市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

通过上文对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分析，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中国粮食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给。

关于近代中国粮食生产到底是否够中国人消费，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粮食自给，学界有不同意见。例如，吴柏均通过统计认为，1931—1937年全国稻米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供求差额为4118万担，小麦不足2628万担，但是杂粮盈余23769万担，综合起来粮食尚有大量剩余。①

张培刚认为，1931—1936年稻米人超额占全国生产额的2．0％，1923--1937年小麦人超额占全国生产额的4．65％，所以他说，“我国年来稻米、小麦之入超额，为数似甚巨，但若与全国生产额或消费额相较，实亦微乎其微；而各年生产额或消数额之变迁，动辄在10％以上，岂可据此而遂断定粮食生产不足自给耶?”②的确，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估算，当时进口大米、小麦无论占国内产量还是消费量比例都不大。据邹大凡等人计算，1936年进口粮食仅占国产大米和小麦的2．4~ffoo左右，如果将杂粮包括在内，所占比例还要小得多，仅“为国人8天的粮食”③。据郑友揆估算，2。世纪3。年代歉收年份进口粮食接近于国内粮食产量的3％。④据吴柏均统计，1931—1937年，外米平均进口量占国米年平均产量的2。43％，占国内米消费量的2．56％；同时期外麦年平均进口量占国麦年平均产量的2．79％，占国内麦消费量的2．29％。⑤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因为国内产粮不足，才导致大量进口粮食。例如，张心一认为，国外输入的粮食虽然不到国产粮食的2％(包括东北地区)，但是全国粮食需求量的缺口达5％。⑥朱义农通过对20世纪3。年代中国人粮比例的估算，认为中国每年粮食缺口达3亿多担。⑦南京国民政府也认为国产粮食不敷自给。⑧
：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不精确，近代中国产粮量到底是否能够满足中国人消费所需，可能很难说清楚，但是近代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常言道：“饥饿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年天下必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需求量大，随着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粮食供求矛盾会更加尖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把农业放在首要
────────
①⑤
吴柏均：《影响近代中国粮食进口诸因素分析》，《中
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l期。
②⑧
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第250-
251、l98页。
③
邹大凡等：《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
《学术月刊》1965年第9期。
④
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⑥
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32
年版，第32页。
⑦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201—202(上接第67页)

地位，切实保护耕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因为只有农业的稳步前进，工业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中国虽然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有效地进行粮食进口贸易，但是粮食生产应该基本上满足国内需求，在不会受制于人的前提下，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工业品、农产品换回所需要的粮食，更多地分享国际资源。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当今学界存在分歧①。但是，从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笔者认为，1996年国家制定的中国粮食自给率在正常情况下不低于95％、净进口不超过
国内消费量的5％的决策是较稳妥的国策。②收稿日期
2009-06-l。
作者徐畅，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公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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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关于当今粮食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给率虽在认
识上有差别，但是还都强调自给的重要性；例外的是经
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不必要
保住18亿耕地面积的红线，对此，很多学者表示反对。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人民日报》，

1996年10月25日，第2版。

[中国近现代史论] 近代中国粮食进口中的阶段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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