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发展

浪花 · 发表于 2010-9-30 22:12:19

晚明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发展

——《崇邑蔡侯去思亭记》的评释

陈学文

《经济史》201004

[摘要]晚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各种思潮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频繁，商人的作用也为士人所认可，四民观正在演化。《崇邑蔡侯去思亭记》正是见证上述演变的侧记。碑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未为人所发现，是经济思想史上一篇实证性的文献。
[关键词]胡宥；蔡贵易；恤商；徽商
[作者简介]陈学~_(1934-)，男，浙江温州人，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25)。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10．1．108—110

这是一方碑铭，记录了明代一位清官关心民生、有善举、具有先进的经济思想，认识到商人在四民中应有地位，不能贱商。他在实政中多有恤商之举，深孚民望。此铭在中国经济思想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先刊布碑文，再行评述。

崇邑蔡侯去思亭记

胡宥

右康国首守令，不由郡邑，不得为內职是重，守令以其于民为近，民之疾苦，守令日习察之，民之受惠，必自守令始举，凡政之兴革有不能自主以惠民者，必由守令上之当路，以乞惠意守令者，其真民之父母也哉。然民有四民，以商为末业而最次商，周官治商之政无不备矣。四民固最次商，此在古民鲜而用简则然，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致乎，守令固当加意于民，商其可不加之意耶，廛法不兼行，使商悦而愿藏其市，此恤商之道可见矣。今之商海內者予新都为最盛，山谷隘而妨田畴稼穑无从，非商无以代耕，故民之居者十之二三．民之商者十之七八，轻数千里而游者皆是也，吴越近犹户庭间，而崇为嘉禾要邑，新都之商于崇者无异桑梓，然蔡侯来令崇，其视商无分于民，而未尝夺利以益民，或不能无相竞以求直，侯务得其情而直之，崇自倭寇内犯用兵几二十年矣，于民常赋之外有新增，而于商亦或不能无所扰，兵渐息而侯悉罢之，故邻邑之商悦而藏于侯之市者道不绝，岁丙子侯奉命还南京户部，去之日，民商与壶浆觞侯于道右。商相与壶浆觞侯于道左，终日恋，悉无计以留侯之车，于是商相与谋曰，侯之来令崇也，廉介以慎修，节俭以裕财，公平以听讼。严明以除奸，求隐情宽征赋举贤良兴学校，崇之民受侯之惠深矣，岂能忘侯之惠而不谋伏腊以祠祀，予曹受侯之惠犹父母也，而又能忘侯之惠而不同于崇之民耶，乃合商之同心重义者構亭于郭南之坝上，伐石为碑以纪侯，予亲友率其曹来谒予请记，予叹曰。卓哉蔡侯之政能尽其道，而致人思也厚哉，予乡之人能思惠而尽义也。新都之为邑，山峻削而土辟刚，故禀气者负意气而多感激，斯举也其亦为令者之创见乎。夫循良之吏惟两汉为最盛，按其传而读之，民为立祠立碑者，惟见于文朱秦童四人焉。今蔡侯去崇者，见亭见碑岂不思蔡侯之能惠商以系思有若此，则侯之惠民犹可徵也，斯亭斯碑其不足为崇之赞侯劝励矣平。

学文按：此亭记作于万历六年，据光绪《石门县志》卷六《名宦》记为胡宥撰写，碑文藏于石门龙吟寺。今辑录于光绪《石门县志》，同书卷还辑有郭子直《蔡侯去思碑记》。郭子直，字舜举，进士，山西冀宁道参议，福建按察副使。
胡宥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晚明知县，但品德政绩皆佳，长于书法，颇有先进思想。他撰写的这篇碑文就有时代闪光之处。有关他的生平不详，今遍查浙江嘉兴、崇德、石门，河南长垣，贵州毕节诸多方志才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胡宥，字子仁，号金峰，徽州府休宁县百硫(亦有金潭之说)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天性阔达，于世务靡所不练，以故莅事遊刃生风”；“温良有让，练习文法，足知善御众”。万历初，任河南长垣知县。“平狱讼。省征庸”；“清库藏，罪豪猾”；“缮城新学”。多有善政，故离长垣、毕节时都有“去思碑”，列入“名宦传”。后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河南道代狩苍梧……兼摄广东盐法”。性刚直，重儒学，因“谏阻裁废天下书院忤旨，徙贵州佥书(事)，以劳痒卒于黔”。撰有《白岳重葺云君殿记》碑文，著有《通鉴会要》。善书法，汪道昆撰《白岳文昌祠碑记》就由胡为之书写刻碑，立于齐云山。在齐云山插剑峰北岩壁上题写“奇峰独拔”四字，观者咸誉之隽秀挺拔。《崇邑蔡侯去思亭记》写于他回乡奔丧守庐期间，崇德之徽商登门邀写的①。
胡宥深受徽文化的熏陶，重视徽商经营之道，在此碑文中，他借题阐发了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思想。此文也折射了源远流长的徽学文化内涵之深厚精湛，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值得重视。
蔡贵易，字尔通，又字道生，福建同安人，进士，隆庆六年(1572)闰二月九日来任崇德县知县，万历四年(1576)擢任南京户部郎中，在任5年，多有善举，列人《名宦》。据光绪《嘉兴府志》、《石门县志》记载：“性明敏，剔除奸弊，吏民过目不忘……岁却羡余申减驿费……邑多荒逋履亩，曲为区画，善迪士类，所鉴拔者多举上第，建尊经阁，拓宫墙堤泮池，复包角堰。”“于是贾始安于市，而民始甦于乡矣。”“徽人商于崇德者感贵易不扰……诸商归而立四知亭”②。由此可见，蔡贵易是一位抚民恤商、重教除奸弊的清官。
下面着重评释碑铭的意义与价值。

一、四民平等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在不断演化。汉时司马迁说过：“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但从求富来说，商倒居其首。“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曰：“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班马只是罗列四民分工和社会功能。并没有对四民地位高低或排列次序加以说明。唐宋间则有变化。士之地位升高。迨至明代，尤其是晚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儒学走向社会，贴近现实，儒生从社会实际出发，则认为四民应该平列。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就主张：“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阳明全书》卷二十五《节庵方公墓表》)。李梦阳曰：“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王李都主张异业通心或同道说，张居正则有了发展：“商通有无，农本力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川。张氏已从生产、国税、民生、流通、消费全局出发。意识到以轻税厚商利农与厚农资商两个范畴来调节生产与流通关系。至于冯应京则从治生(民生)观出发，认为四民应并重：“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2]。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曰：“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厚出途者，盖皆本也。”[3]自晚明至清，弃农弃儒从商之风日炽，特别是商人资本发达地区如徽州一带，从商者日众。胡宥的碑铭则明确表示，处于消费增长之时，就不能轻商抑商，而应恤商重商，发挥商人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蔡贵易在崇德实施轻商税，扶植商人，招徕外地人来此营商之办法，获得商人之爱戴，才有構四知亭立去思碑之举。胡宥、蔡贵易的四民观已从实际中体现了四民平等，反对轻商、“次商”的思想。

二、消费促生产的经济思想

该碑铭最有价值之处是阐述了商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具有朴素的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经济思想，即消费促生产的经济思想。从反对轻商到恤商，它主张扶植商人，安定社会。碑铭曰：“四民固最次商，此在古民鲜而用简则然，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致乎”!强调随着人口增加而消费增长，必须靠商人以通有无，商品流通畅达，日常生活需求得以满足，生民才得以安定生活。这样明白表述的文字在古文献中是少见的，其意义不言而喻，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三、徽商在崇德

崇德是浙江嘉兴府的一个平原县份，盛产蚕桑丝绸。据万历《崇德县志》卷七孙植《浚运河碑记》记载：“为吴越闽广孔道，贡赋漕挽，輔使四出”。郭子直曰：“崇当南北孔道，治地四距不三十里，而宾使漕饷冠盖舳舻日相衔也”(《蔡侯去思碑记》)。崇德人口繁密，服饰饮食日趋奢靡，“市肆多商贾，蚕桑纺织甲他邑，但富者服饰器用僭踰过侈”(光绪《石门县志》卷十《风俗》)。徽商就看中这个地方，大量涌人以经营致富。明人陈懿典说：“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田农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崇祯《嘉兴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嘉兴县蒋侯新定钧田役法碑记》)。碑铭中多次提到新安(徽州)商人“于崇异者无异桑梓”。早在弘治年间，就有徽商在此经营典当质库(光绪《石门县志》卷六《汤沐》)，可见明中叶崇德已有大量徽商。
综上所述，晚明崇德县的商品经济发展，促使知县蔡贵易恤商重商，招徕了徽商等商人在此经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该碑铭反映了晚明社会思潮中四民观的演化。人们已从实际生活中体识到消费能促生产、商品流通能促商品生产的经济思想，尽管尚是朦胧初识阶段，但毕竟是一重大的经济思想发展观。这样具有纪实性的实物文献资料尚不多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颇有学术价值。
注释：
①有关胡宥生平所引诸省方志不——载明。又蒙黄太余先生协助查阅齐云山网站资料，附此致谢!
②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八《乡贤录》。
参考文献：
[1]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6．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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