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的北燕与山戎、东胡等族的关系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1 23:12:03

两周时期的北燕与山戎、东胡等族的关系

陈
慧

(延边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吉林延吉 133002)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

摘要：本文考述了两周时期姬姓燕国同山戎、东胡以及孤竹、*[己+其]、令支、屠何、秽、貊的关系，再现了冀北、辽西诸族以及燕国在燕山南北存在和变迁的历史，揭示了彼时该地区民族相处与融合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规律，尤其肯定了作为华夏族的燕人在经营燕山南北之地并促进该地区文明、进步中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两周；北燕；山戎；东胡
中图分类号：K289
支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5—0154—05
作者简介：陈慧(1975—)，女，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成人新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朝韩史，中朝边界史。

在西周之初，周天子封召公奭于燕地，史称北燕(下文仅称燕)，这是与“南燕”相对而言的。所谓燕地，即今燕山南北之地，燕国的首都在蓟(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在燕山之南，但彼时燕国的领域已达燕山之北。燕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燕山南北的诸多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其中最重要的应是山戎、东胡二族，因此探讨燕国同此二族的关系，对了解燕山南北两周的民族关系及民族融合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西周前期燕国的北方邻族

由于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些西周初期的燕国青铜礼器，学界公认彼时燕国的北疆已达辽西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即今辽宁省的喀左一带，其邻族应有山戎、东胡、令支、屠何、秽、貊等，下面分别将这些民族的地理位置进行简略的叙述。

1．山戎

从文献记载来看，山戎是我国东北地区出现最早的民族之一。《大戴礼记》卷七载：“虞舜北山戎、发、息慎。”《史记·五帝本纪》亦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由此可见，远在我国的传说时代，山戎即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原始民族之一。息慎即肃慎，学界虽有多种说法，但笔者认同肃慎为长白山以北土生土长的民族的观点。[1]山戎的分布范围，应在发族之西，即今辽宁省医巫闾山以西地区。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了东北地区古族古国到中原参加“成周之会”的史事，而在参加这一盛会的民族中，就有山戎、东胡以及孤竹、令支、屠何等燕山周围的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山戎之族已不是以往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古族，古山戎之地已为其他民族所分居，山戎仅仅变成了冀北、辽西地区诸族中的一员。从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看，古山戎地区的考古文化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燕北地区，即“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辽宁西部、内蒙东部和河北境内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2]。这一文化的中晚期业已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又从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在商代晚期，殷商发达的青铜礼器在燕北同夏家店下层文化共存，说明殷商之族业已迁入该地。当周武王克殷之后，殷商同姓诸族之国的诸族皆在燕人南北之地，包括山戎在内的诸族皆在燕人的统治之下。周初的山戎，大致分布于七老图山东西之地。

2．东胡

关于东胡这一民族，学界常常将其同山戎混为一谈。其实，东胡在史书中出现的比较晚，即首见于《逸周书·王会篇》，足见在周初，山戎与东胡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大概由于东胡的居地是在古山戎的分布范围之内的缘故，有人就认为山戎即东胡之先，与东胡的居地相同，即在今西喇木伦一带。笔者认为，东胡之先可能与山戎有些瓜葛，但至少在商末周初，二者分明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二者的不同则是越来越分明的。有的学者在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时，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即是东胡文化，这一文化中的“大井类型”是年代最早者，其上限可能早到西周早期或商、周之际，其分布区应是“以西喇木伦河流域、查干木伦河和嘎苏太河流域，以及大兴安岭山脉南段东麓山地，南面包括英金河以北，老哈河中下游与教来河中下游流域一带”[3]。笔者认为，这一地区恰是西周初期东胡的分布区，其南邻便是山戎的分布区。有人将山戎之地置于今大凌河流域，①非是，彼时大凌河流域应是孤竹等族的分布区。

3．孤竹和*[己+其]族
孤竹之名亦见于《王会篇》，足见该族至少在商末周初业已存在。《孟子》卷七下《离娄》下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同书卷十上《万章》下云：“(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此“北海”无疑是今渤海，说明孤竹的疆域滨临渤海。但是，孤竹分布区的具体所指，学界亦有不同认识。《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古域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据此，学界一般认为孤竹的首都应在今河北省的卢龙县境内，但清代学者吕调阳在《汉书地理志详释》中却认为孤竹在今喀左县附近。其实，这两种说法皆有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加以证明。上世纪70年代，考古界曾在卢龙县境域殷代晚期墓葬中发现过饕餮纹铜鼎、乳钉纹铜簋、弓形器以及金腕饰等物，有人就认为这些随葬品可能是商的同姓封国孤竹的文化遗物。[4]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北洞一号坑中出土一件铸有“父丁孤竹亚微”铭文的青铜枣，[5]唐兰先生曾根据此孽的出土而认为喀左一带属孤竹国范围，是伯夷、叔齐的老家。[6]笔者认为，孤竹国的首都很有可能初在今卢龙一带，而后移都于喀左。近来有人根据隋、唐大臣裴矩所云“高丽地本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即认为孤竹国的势力曾达到过辽东地区，是不足以为信的，因为孤竹的北面尚有屠何、秽、貊等族，与辽东相隔，孤竹有何必要和可能向辽东扩张?关于*[己+其]族，文献无载，但通过考古发现得知，周天子曾封*[己+其]族的酋长为“*[己+其]侯”，*[己+其]族的分布地当由今之北京北部至喀左一带，至少其北部与孤竹为邻。有学者根据在辽西出土的青铜礼器上所铸铭文中燕侯赏赐*[己+其]侯的相关内容而认定，彼时的*[己+其]侯应当从属于燕侯[7]，这一说法是颇有道理的。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辽西的“*[己+其]侯”与历史上的箕子是毫不相干的。
4．令支和屠何

这两个少数民族亦见载于《王会篇》。《明一统志》云：“令支故城在迁安西。”《读史方舆纪要》卷引《旧志》曰：“城盖在迁安县东也。”迁安县乃金大定七年(1167)改辽置，治所即今迁安县，元至元二年(1265)废人卢龙县，后复置。秦在今迁安西置令支县，当是西周令支国之所在，其地当在孤竹之西。至于屠何，其城亦名徒何城，西汉置徒何县于此，即今锦州市，古屠何的分布区应在孤竹之东北，即今小凌河流域，向东不过大凌河。

5．秽和貊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稿》，1977年版；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王会篇》记载有秽和发人，而发人即貊人，很显然，秽与貊应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关于秽、貊的认识，学界比较混乱，其中就有“移动”之说，即认为最初不在我国的东北，而是在北方。最早鼓吹这一说法的应是东汉学者郑玄，他在《诗·大雅·韩奕》“王赐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之下笺云：“韩侯贤，赐之蛮服追貊之戎狄，令抚柔王畿北面之国。其后追也貊也，为玁狁所逼，稍稍东迁。”蒙文通根据郑玄的说法而定“韩侯之国，于春秋为韩原，即秦严战处，居王畿之北方。”郑、蒙二人所云“王畿”，彼时王畿的北方(今陕西北部)乃是狄人所居，故蒙氏又云：“玁狁即狄，是貊、狄同时送走，貊导前而狄踵其后”，同时认为“山戎即貊”。[8]日人白鸟库吉亦持“移动说”，他认为秽与貊为同一民族，在春秋战国时为热河附近的通古斯人，他们追随东胡和汉族转移到东方。[9]上述“移动说”以及秽貊为同一民族说，依然在我国学界流行。然而，只要我们对古文献(前述《大戴礼记》、《史记》、《逸周书》等)记载认真探究，完全可以得知秽、貊在我国东北地区存在和发展的清晰脉络。作为貊(发、毫)人和山戎应是在东北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族，而后来出现的秽人，也是在东北原始族群中分化出来的，至少在商末周初，秽和貊已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皆有自己的分布地域与考古文化。

二、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燕国同蓟北、辽西诸族的关系

1．西周后期辽西形势的变化及“韩侯之国”的振兴

众所周知，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而对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控制力不断削弱，彼时的北方民族皆在迅速崛起。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辽西诸族也不断地增长对周政权以及燕国统治者的离心力，首先有所动作的应是东胡。据有的学者考证，东胡人有迹象开始向南方扩展，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类型”的产生则证明了这一点。[3]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辽西局势恰好符合周宣王(公元前827至前782年在位)中兴之时在东北地区重振“韩侯之国”的历史发展特点。也就是说，由于东胡的南下以及燕国对东北诸族控制力的削弱，周天子需要采取措施以扭转走下坡路的东北局势，于是便册封“固安”之韩侯的后裔为新韩侯，重振“韩侯之国”，使其到“北国”，去经营秽、貊之地，以协助燕国治理东北，从而减轻燕国的压力，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控制冀北和辽西的其他民族。

关于“韩侯之国”的重振之史事，《诗·大雅·韩奕》有所叙述。这是一篇叙事史诗，全诗共分六章，其“先写韩侯受封、领赏、饯别反国；然后补叙韩侯的婚姻状况，从而转入对韩国地理环境、物产情况的生动描述；最后写到韩侯所肩负的镇抚北方诸邦的重任，赞美之中，寄寓着厚望”[10]。关于“韩侯之国”的地望，持秽貊东迁说的学者多认为应在今陕西的北部，其“韩侯”的先人所封之地在周王畿之北。其实，关于韩侯，“春秋前有二韩：一为姬姓之韩，受封于武王之世，在今陕西韩城县南，春秋时被晋国所并。一为武穆之韩，受封于成王之世，武王子封于此。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即此诗的韩侯(据陈奂《传疏》)”。[11]从《韩奕》的内容可知，新封韩侯的先祖曾有功德于世，故而受先王之命封为韩侯，居固安境之韩城为侯伯。后君微弱，用失其业。今宣王以韩侯先祖如是，而当世之韩侯后裔颇多贤德，故于人觐之时复其先祖之旧职，使其到北国去经营追(秽)、貊之地。由此可知，所筑之新韩城自不是固安之城，其地应在秽、貊之地。至于具体在什么地方，史无明文。然而，学界对此则有所探讨。张博泉先生曾说：“定韩侯之方位可以从者有三点：一是与燕近，自不会在燕境内；二是韩侯被封在秽貊族之地；三是其地在周之北土的范围之内。”[12]当然，韩侯之国的“韩城”亦不会离燕国的实际控制区太远，因此，刘子敏先生认为该地应在今辽宁省阜新或北镇一带。[13]这种说法似有道理，因为阜新、北镇地区本是秽、貊的分布区。从《韩奕》的描述来看，韩侯赴任后，修筑城池，开沟挖渠，治理田亩，制定税则，政绩颇佳，其结果是秽、貊地区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并密切了同周朝的关系，朝贡之礼不缺。

2．燕国退出辽西以及山戎等族的崛起

在西周灭亡前后，辽西的局势亦急转直下，[14]燕国对辽西诸族的控制大大削弱，不得不将其势力向燕山之南撤退，而韩侯之国亦随之土崩瓦解，冀北、辽西诸族的反周浪潮空前高涨，以山戎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对燕国乃至齐国造成了严重威胁。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写到：“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畿灭者数矣。”这里记载的是春秋时代以及战国前期燕国的历史，显而易见，彼时燕国的处境是何等的窘迫。司马迁说的“蛮貉”，应泛指燕国北方的诸少数民族，而其中对燕国威胁最大者就是山戎了。

山戎对燕国的威胁，史书有明文记载。《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里提到晋文公(公元前636至前628年在位)、秦穆公(公元前659至前621年在位)，显然所云应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彼时燕国之北是山戎，山戎之北是东胡。据史书记载，山戎不仅对燕国常常造成威胁，而且有时越过燕境，对齐国进行骚扰。

3．齐桓公的北伐与东胡的南下

来自北方的侵扰，燕国首遭其害，为了抵御山戎等族的南侵，燕国不得不向齐国请求救援。《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同书《燕召公世家》亦载：“(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同书《匈奴列传》亦云：“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山戎走。”

在燕国北方造成威胁的绝非山戎一族，居于冀北、辽西诸族皆曾加入反周的行列，这些民族原来皆是殷商的方国或是附庸，是殷商“北国”的一部分，同周人的关系本来就存在着历史的矛盾。鉴于这种情况，重新征服这些民族，乃是安定东周政治局面的必然之举，因此，齐桓公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发动北伐战争的。《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所，海滨诸侯莫不来服。”其所到之地，“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从上述记载看，齐桓公征服的对象就有屠何和秽、貊，至少曾进军到医巫闾山的西麓。
应当说，在齐桓公北伐后，辽西诸族的元气大伤，力量变得十分弱小，但燕国由于齐、晋的制约，北进的速度必然不会太快，这就给东胡的继续南下提供了大好机会。

三、燕国重回辽西与东胡的北迁

战国初期，东胡已成为燕国的北方劲敌，即使到了燕昭王在位之时(公元前311至前279年)，燕国尚且以其贤将秦开为人质前往东胡，这一方面说明燕、胡关系颇为密切，一方面说明燕国同东胡交往中的谦卑态度。但是，燕昭王执政之时，燕国已非昔日可比，燕昭王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广招人才，励精图治，国力大增。彼时之燕国业已兵强国富，有条件向东北扩张。

燕国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胡的居地，然后才是古辽东之地。《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于是，燕国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辽西地区，并在东胡居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四郡。随着时间的推移，辽西地区留居的东胡人皆融入燕人之中，昔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迅速为燕人的铁器文化所替代。燕人在占领东胡大部分土地之后，又越过医巫闾山向辽东地区拓疆，并设置了辽东郡。
被秦开击走的东胡，又是居于何地?关于这一问题，《山海经·海内西经》有简略记载，其云：“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关于“大泽”所指者何，学界有不同说法，而其中应以“达来诺尔”的说法为确。《山海经》的这一记载，应是东胡被秦开击走以后的情况，亦即燕人建立前述五个边郡并修筑了北长城以后的分布区，彼时东胡已退居西拉木伦河一带，亦即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大井类型”分布区，换言之，东胡人回到了他的“老家”。后来东胡的历史，同匈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曾分化为鲜卑和乌桓两支，此处不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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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两周时期的北燕与山戎、东胡等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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