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4 20:40:13

周宝珠

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200001

【英文标题】The Exchange of Tributing and Granting betwee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Kaifeng and Xingqing(Yinchuan)ZHOU Bao-zhu(Co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作者简介】周宝珠(1934-)，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双方官方的贡赐交往，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个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同时也使宋文化广为传播。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则是主要的。
【英文摘要】A peculi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 had been maintained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Dynasties through their exchange of tributing and granting.Those official exchange had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Kaifeng and Xingqing(Their Capitals respectively).Through learning from the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their own weaknesses,the Xia Culture had progressed muchand the Song Culture bad been spreaded widely.Yet Kaifeng had played the mainrole in their mutual influences.
【关键词】北宋时期/西夏/贡赐贸易/文化交流/开封/兴庆
Northen Song Dynasty/Western Xia Dynasty/Trade of Tributing and Granting/Cultural exchange/Kaifeng/Xingqing
［中图分类号］K224;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0583-0214(2000)01-037-08

【正文】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官方的贡赐贸易，沿边的和市，以及走私买卖等。在官方的贡赐交往中，其使节之频繁，贸易额之巨大，影响之深远，都曾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种交往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但同时主要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一道闪光的桥梁。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来看，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高潮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进步，大放光彩，而同时使宋文化广为传播，展示其博大的胸怀及应有地位。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有助于让两个城市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再创辉煌。

一　宋使在夏国及兴庆的主要活动

在宋夏交往中，从开封派出的宋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四十余次，这不包括以边帅名义派出的人员。从使节名目上看，除押送“岁赐”不计外，主要有持节册封使（或曰册礼使）、旌节官告使、加恩官告使、起复官告使、押赐冬服使、赐生辰礼物使、致祭使（祭奠使）、吊赠使（吊慰使）、诏（招）谕使、议和使、赐皇帝及太后遗留使等等，名堂可谓繁多。
从宋使的活动上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居多，同时也有用“赐”的形式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二者兼行，加强了双边关系，下边略举数例：
(1)册封。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遣张崇贵、赵湘为旌节官告使，任夏主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为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俸如内地”。公元1044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仁宗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以张子奭、张士元为册礼使，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以及“夏国主印”等（注：《宋史》卷485，《夏国上》。）。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宋哲宗遣刘奉世、崔象先为册礼使，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哲宗与皇太后降诏，特依庆历八年例，赐银绢各三万（匹、两），钱三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本书以下简称《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丑。）。以上仅举数例，大凡夏主即位，都求得宋的册封。这种册封本属政治性的活动，但其间的经济意义不可低估，银、绢、茶的数量如此巨大，这是夏国所迫切需要的物品。史载：“册封之使入境，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注：戴锡章：《西夏纪》卷19，元祐三年底记事。）从每次赐物数量上看，仅次于“岁赐”，而高于其他诸使的贸易活动。
(2)恩赐官告。每加恩官告，则赐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宋每遇吉庆大礼，与百官加恩升级，夏主照例受赐。
(3)祭奠、吊慰。每遇夏国主卒，夏遣使告哀后，宋照例遣使祭奠与吊慰。如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夏主德明卒，宋遣孙祖德、冯仁俊为祭奠使，赐赙布三百匹、绢七百匹及醖米羊面等物，葬时“赐物称是”（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另外，宋皇太后也赐一份厚礼。再加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昊卒，宋遣曹颖叔为祭奠使、邓保信为吊慰使，赐绢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面各百石、酒百瓶。及葬，又赐绢一千五百匹，“余如初赙之数”（注：《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丁丑。）。大体上说，夏国主丧，宋或单遣祭奠使，或祭奠与吊慰二使同往，都按一定规格赐予物品。
(4)赐遗留。宋制规定，皇帝及皇太后亡故，都向百官赐其遗留之物，夏国主照例获取一份。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哲宗遣使押赐遗留夏国主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有些赐遗留没有载明具体数目，此暂从略，不过，所赐银绢之数不会相差很远，这是可以肯定的。
(5)“岁赐”。宋夏于庆万四年订立和约之时，双方商定，宋每年给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这其中包括下列几项：
“岁赐”，每年为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贺圣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贺正旦”，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赐仲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赐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注：此据《长编》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己丑。）这几项之中，我们从“赐仲冬时服”、“生日礼物”中，常见宋方有遣使的记载。如1072年（宋熙宁五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神宗以田諲为押赐夏国生日礼物使。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宋哲宗以张懋押赐夏国主生日礼物，以安愈押赐仲冬时服。这两种使带去的物品都是定数，一般只到夏国的宥州交割，例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以后出境，故史载每次出使时不再标明所带物品了。而贺圣节、贺正旦的回赐之物，未见宋方遣使，大概是夏使来时带回罢了。那项最重要的“岁赐”，例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以后过界，按一般贯例，理应有使官押赐，但史载中都省略了。因此之故，把这项“岁赐”亦列入宋夏贡赐关系之中，是完全应当的，只不过是夏得到的是经济实惠，宋得到的政治满足而已。
从历史记载中，人们每每看到夏使至宋，宋廷有诸多赏赐，而宋使至夏却甚少有这方面的材料，下列两件事情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线索。如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元昊母卫慕氏卒，遣使向宋告哀，仁宗以王中庸为致祭使，郭劝为吊赠使兼起复官告使，至兴庆后，“元昊赂遗劝等百万，劝悉不受”（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再如，宋知保安军杨定于治平四年（1067年）为夏国诱杀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宋方坚持要夏国执送杀死杨定的主谋人，夏不得已乃将六宅使李崇贵、右侍禁韩道善押送开封处理，经过审问，才知杨定在此前曾出使夏国时，夏主谅祚赠送给他宝剑、宝鉴及金银物，杨定回宋后，只将剑、鉴上交宋廷，而金银之物却归入己手。（注：《宋史》卷486《夏国下》）上述事实证明，宋使至夏决非空手而归，其间的经济活动在宋方视为非法，只是不敢声张暴露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夏国剑号称“天下第一”（注：太平老人：《袖中锦》。），堪称一宝，后来宋钦宗曾经佩带的那柄夏国剑是否为杨定所带回者，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夏国的冶炼技术已为宋人所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利互用的。谁学习对方学得多，学得好，谁就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　夏国诸使在开封的活动与贸易盛况

夏国向宋廷派的使臣，多称为进奉使或贡使，后来随着双方的发展又分别出各种名目的专使。据本人统计，如以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开始，至北宋末共遣使144次；如以李德明廷居兴州开始，则遣使有108次；退一步说按元昊称帝建国，向北宋遣使也有90余次。（注：据《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综合统计，仅记载表请而未注明遣使者不计。）《宋会要辑稿·蕃荑·历代朝贡》门类，北宋一朝只记夏使22次，大概是把许多不以入贡名义的遣使排除在外的缘故。现据历史记载，大体有下列几类：
(1)贺节。如每年正旦，夏派使至开封贺节，史称贺正旦，使臣所带的礼品，一般为马驼共百匹（注：参考《西夏纪》卷12，皇祐元年正月；又同上卷13，嘉祐六年十二月诸条。），而私物不计在内。再如贺圣节，即每年宋帝生日，夏国照例派使祝贺，计有仁宗的乾元节、英宗的寿圣节、神宗的同天节、哲宗的兴龙节、徽宗的天宁节，以及哲宋未亲政前太皇太后高氏的坤成节等等，除了双方战争时期有暂时停止外，一般情况下都有使臣至宋。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夏使贺兴龙节，进御马五匹、常马二十五匹、槖驼二十头。（注：《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癸巳。）由此可见其他。夏每有所进，宋照例有赐，大体按物值等价交换。1100年（宋元符三年，夏永安二年）夏使贺天宁节，时徽宗即位，“赐赉甚厚”（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元符三年十月记事。），应是打破常例了。其他属于此列的还有贺冬至等，不一一赘述。
(2)贺典礼大祀。如宋帝封泰山、祀汾阴、亳州太清宫、开封玉清宫上玉皇大天尊，以及南郊祭天等，夏都遣有贺使，此类事主要是真宗在位时期。
(3)入谢。这包括谢册命、谢朝命、谢恩、谢答赐、谢祭奠（谢奠慰）以及谢罪等所遣之使。宋册元昊为“夏国主”后，夏使入谢册礼，进奉物品不详。1048年（宋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夏国新主谅祚遣使入谢册礼时，献马驼各五十匹，宋廷宴夏使于朵殿，“赐物遣还”（注：《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辛巳。）。1087年（宋元祐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因夏主秉常卒时，宋遣使吊慰，夏新主乾顺遣使至宋，进马、槖驼总二百七十头、匹，“诣阙称谢”，并同时派使谢太皇太后（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8，庆历八年十二月记事。）纵观“入谢”类遣使贡献最大的一次，是景德三年（1007年），德明向宋进誓表，宋封德明为西平王，乃遣使献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槖驼三百头谢恩。次年又献马五百匹、槖驼三百头，谢给俸廪。这些都受到宋廷回赐，有袭衣、金带、器币之类（注：《宋史》卷485，《夏国上》。）。夏方对宋方满意的举动，总要用回谢形式遣使至开封，以增加交流的机会，故史载这类使节的次数很多。
(4)告哀及献遗留。夏国主去世，新主照例遣使至宋告哀，并献遗留物，可大多不显数目。夏国主母去世后，亦有献留者，如1057年（宋嘉祐二年，夏奲都元年），夏主谅祚母没藏氏卒后，遣使献遗留为马、驼各百匹（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9，嘉祐二年三月记事。），这些可以作为每次献遗留物的参考。
(5)进助山陵。这包括宋帝及部分皇太后的陵园，入葬时，夏使有进助山陵之举。如1085年（宋元丰八年，夏大安十一年），宋神宗卒，夏遣使进助山陵马一百匹。（注：《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甲子。）1094年（宋绍圣元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宋葬宣仁太后于永昭陵，夏国梁太后遣使进马一百匹。（注：参考《宋史》卷486，《夏国下》；《西夏书事》卷29，绍圣元年二月。）亦有数目较大的进助活动，如景德四年（1077年），夏使曾助宋修章穆皇后陵园马五百匹。（注：《宋史》卷485，《夏国上》。）
(6)乞请。此类活动相当多，有乞请佛经的，有请儒家经史的，有请和的，也有交换沿边城砦的等，这里仅举有关文化经济活动者数项。如乞请佛经一项，天圣八年（1030年），夏主德明遣使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仁宗从之。（注：《西夏书事》卷11，天圣八年十二月记事。）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元年）夏遣使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仁宗特赐之。（注：《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据有人统计，北宋时期，夏国共求经六次（注：参考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39页。），一般说都是以马七十匹充印造的工值费。在乞请其他书籍方面，如1062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朝冬至、正旦朝贺仪式。仁宗下诏，赐给《九经》而还其马。（注：《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1063年（宋嘉祐八年，夏拱化元年）四月，新即位的宋英宗应夏使之请，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之。（注：《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丙戌。）根据《西夏纪》卷十二至和二年二月纪事：“夏使求市史传及佛经，押伴王尚恭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书。”（注：《西夏纪》卷12，至和二年二月记事引范忠宣《王尚恭墓志铭》。）这是请求市书的，其间有东晋元魏间事的史书，可见其市书的要求是相当广泛的，不独唐史而已。其他有请求宋遣工匠赴夏的，有遣人构求乐人幞头帽子的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宋方在佛经和九经方面是比较大方的，这大大促进了双方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交流。
(7)其他。在夏使中还有元昊建国称帝而至宋都相告的，虽然宋方拒绝元昊称帝，但是厚待使臣。有求尚公主而派出的使者，还有因宋方边区企图收买夏国官僚而遣使质问宋廷的。至于公开卖走宋释放的宫女而到夏都的事（注：《宋名臣奏议》卷131，富弼《论西夏八事》中云：“……又比来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置之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以窥测。”又据《宋史》卷10《仁宗纪》，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人二百七人”。《长编》卷123，作“放宫人二百七人”。《西夏书事》、《西夏记》作者认为元昊所市宫女为宝元二年所放出宫者。），亦应与夏使有关。至于虽未遣使至开封，而采用上表的方式，转交给宋廷的事，也屡见不鲜，其范围更加广泛。
上述事实，仅是夏使在开封活动的一部分，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官方的贡赐贸易外，夏使刘仁勖在景德三年（1006年）就向宋请求“回图及放青盐之禁”（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九月丁卯。）。这年十一月，在宋廷还未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夏使就采取行动，“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朝议听之，自是岁以为常”（注：《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一月庚申；《西夏书事》卷8，景德三年十一月“使请俸赐”条记事。）。这说明宋廷事实上已经默许了。次年，夏使在入贡的同时，呈上德明正式请求的表章，要求到开封时“市所须物”（注：《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癸丑。），获得真宗许可，把贸易的事公开定了下来。宋廷为了鼓励夏使在开封的经济贸易，在一段时间里还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乙丑，“诏奉使夏州私觌之物，前后名品不等，自今令定数，官给其值”（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丑。）。这年十月庚戌，又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戍。）这就是说，夏使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军器等少数物品是在禁科，夏使不能在市场购得，就在开封仿宋“造军器归本道”（注：《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能带走的就带，不能带走的，起码学到了技术，这是夏国非常之需，故不惜违禁而行。
夏使在开封贸易的物品内容，无法全部晓知，可以依保安军榷场交易物品作参考。大体上说，宋以缯帛、罗绮易事之驼马、牛羊、玉、毛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腊、麝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椎场一些牛羊之类，夏使不会带到开封出卖，但一般贵重药材之类，他们完全有能力带走。如大中详符八年（1015年）夏使在开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上引资料所谓夏使之物“名品不等”，就足证品种很多，决不会只有甘草、苁蓉两项。
由于真宗时对夏使贸易方面的宽松优容政策，夏国官私都有利可图，所以到元昊向宋闹独立时，双方关系紧张，犹不肯放弃向开封遣使，使者“出入民间无他禁”（注：《宋史》卷315，《韩亿传》。），买卖照常进行。后来在韩亿建议下，将夏使常驻的都亭西驿作为贸易之所，“官主贸易”，即所谓的“馆市”制度（注：《西夏书事》卷12，景祐二年十一月记事。），但它不可能阻止夏使在开封市场购物的惯例。1043年（宋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七月间，谏官余靖在上奏中已指出，宋的西驿勾当使臣与夏使如定等“下行铺收买物色太多”（注：《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庚寅。），唯恐超过辽使购物之数，要宋廷设法加以限制。这向人们明确提出，夏使“下行铺”直接购物，是宋的主管官同意的，并且还提供了方便。显然，夏使与民间贸易方面是非常聪明的，与民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所以能够“出入民间如家”（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官府屡禁而不能止。
在夏使贸易活动中，我们看到下列情况：一是贸易量大，如1062年（宋嘉祐六年，夏奲都六年）正月，夏使本为贺正旦而来，可所带的交易货物“约八万贯”（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正月记事引《东原录》。），而且还是宋方经官内臣压价情况下的估价，而实价当会更高一些；二是购物广泛，同次的夏使用卖货所得的五千两银，“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记》卷13，嘉祐七年四月记事引《孔氏谈苑》。）；三是各种使都有在开封贸易的任务或活动，如1086年（宋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九月那次遣使，因国主秉常卒，本是向宋告哀，宋廷于二十四日下诏：“夏国告哀使副赴阙见辞，例物、宴会、买卖并依去年夏国母亡告哀人例施行。”（注：《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己卯。）由此可见，告哀使也连连不忘买卖，其他更不问而知。
人们也许会问，宋夏关系有和平友好的时候，也有反目为仇互相发动战争的时候，不管如何，夏为什么都坚持遣使至开封呢（除非宋不按纳外）？请看宋人司马光的分析：“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注：《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苏轼也说，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的获率不下二十万。（注：此据《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夏人事宜》。）亦有估计为三十万的。（注：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6，《韩公（亿）行状》。）因此之故，在双方关系正常时，夏使每年都派几次，有时甚至达四次以上，总量达百万左右。通计贡赐与榷场等项，每年夏国所得，“不减三数百万”（注：《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壬申。），那么贡赐的份量即可明白。何况如司马光所说，贡使的作用除直接到宋都贸易外，主要还是搞好双方的关系，否则，宋方总是以停止“岁赐”相要挟，一旦“岁赐”停止，接着而来的是禁止榷场的“和市”。一到这时，夏方就会感到一种强大的经济压力，必须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表明，使节往来是双方联系的基本纽带和桥梁，有了它沿边地区就安定，宋夏贸易就会开展起来，使双方群众享受到无穷之利。史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元年十月记事。）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开封与兴庆的相互影响

宋都开封在当时无疑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宋人柴宗庆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这个梁园指宋都开封，与其他城市相比，那真是海与水的差距。
开封在五代以前原名汴州，自公元907年朱梁在此建都，晋、汉、周继之，北宋又以此为首都，经过160年的经营，使之成为继长安和洛阳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说，自朱梁到北宋末，开封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前后达200年之久。
宋都开封，称为东京，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有宫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墙，外城周长50里（合今58华里）。这里是中国古代最早田坊市分离为坊市合一的敞开型面貌城市，坊墙被废，商店与手工业店铺面街而设，遍布全城，形成多条繁华的商业大街，商人物资雄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注：《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夜市空前繁荣。官府在这里储存丰富的物资，足以应付中国各族及亚洲诸国使者前来贸易。
从文化上看，不仅学校林立，宗教盛行，寺院宫观建筑金碧辉煌，而且从宋代开始，开封出现了大型文化娱乐活动的瓦子，将各种不同技艺演出场地的勾栏集中起来，成为综合性文化场所。北宋末，著名艺人达150家。可以说，宋都开封真正具有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科技方面，同样不愧为全国的中心，有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先进的火药、印刷等一大批手工业作坊，有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造出了对中国中医影响颇大的针炙铜人等等。另外，许多人想不到，世界上最早使用的船坞也在这里，金明池的龙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船。宋代开封在科学技术上有多少世界之最，一时难以作具体统计，但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
至于城市管理上，亦有划时代的变化，此不赘述。（注：关于宋都开封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参见拙著《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有关各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宋都开封对当时中国各城市、各族政权及亚洲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在传播科技文化方面具有不可阻挡的辐射力，其中对夏都兴庆的影响就是显例之一。
夏国建立前，德明于咸平六年（1003年）把灵州改为西平府，实际上已成为早期夏都。其新都兴庆，宋初曾是一个小小的怀远镇，天禧四年（1020年）夏主德明在建设新城时，升为兴州，成为他新的活动中心。（注：《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二月末。又《宋史·夏国传》作乾兴二年（1023年），存疑。）兴州城建的实际负责人贺承珍，曾于景德三年（1006年）以兵马使的官衔出使开封，对宋都作过一番考察。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在这里正式称帝建国，直到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夏亡，建都达190年。如果按兴庆实际上作党项统治者新的政治中心来算，那时间就更长一些。其最盛时，人口达到十万，亦有匡算作军民共计达25-30万（注：参见余贵孝：《兴庆府的人口与粮食供应》，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是当时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处之一。
兴庆府城周长18里（注：明《弘治宁夏新志》卷1，《城池》。），“都市的规划布局、建筑特点，处处仿照唐都长安、宋都开封在城内扩建宫城、营造殿宇。”（注：汤晓芳：《13世纪中兴府的洗劫与复兴》，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亦有的说：“西夏立都兴庆府之时，曾先后多次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构门阙宫殿及宗社藉田，广宫城，营殿宇……这是借鉴了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形制的营造方法。”（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前书。）就都城布局而言，兴庆之外城东西长而南北短，元昊宫位外城中央而略偏西北，这与宋开封宫城与外城的关系相一致，其受开封建设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在都城称号和管理上，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宋都开封称东京，而以洛阳为西京，东西方位明确。而夏称兴庆亦号东京，而以西平府（灵州）为西京，其方位似以南北相称为好，却非要东西两京对称。宋管理东京的是开封府，而夏都兴庆府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叫开封府。《宋史·夏国传》云：“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其制多与宋同。”（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我国治西夏史的学者李范文先生认为：“除了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兴州’外，还称‘衙头’和‘开封府’。”（注：李范文：《西夏都城兴庆府质疑》，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至于夏都是曾称开封府，还是有个管理兴庆的机构名开封府，这里暂不讨论，而此处要指明的是在官制上宋文化对夏的影响，开封对兴庆的影响，这在我国城市史上，只有都城之间才能如此。夏都之称东京，称开封府，其间未必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或者故意刺激宋廷，表示要与宋平起平坐，应当说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不管怎样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兴庆府的管理方面向开封府学了不少经验。
西夏的经济文化向宋的学习是多方面的，或者说是全方位的，在学习中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为治夏史者所重视，本文不想作重复论述，只是征引他人某些研究成果略加说明。有的研究者指出：“西夏的纺织业、砖瓦业、陶瓷业、酿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继承、发展了中原地区传统工艺技术，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艺习俗。”并且说“德明对于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注：郭晓明：《西夏民俗》，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考古发掘证明，西夏建筑造型以及文化艺术表现了宋建筑的特点。”（注：马文明：《西夏建筑艺术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9集。）夏国时而推行汉礼，时而又行蕃礼，两个民族的礼俗在互相影响之中，而“华风”却逐渐深入民间及上层社会。其实，西夏先进的印刷业更是从宋学去的，夏使多次到开封购书或宋廷赐书，甚至连包装用的套盒及牙签也在其中。至于兴庆的承天等大型寺院的佛经，也是经宋廷允许运去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人们用中原文化的概念去谈对西夏的影响，含义宽泛完整，这是应当的。就本文而言，则着重强调这主要是宋都文化的影响，也是实事求是的。要知，就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王朝而言，其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通过各方面的先进性及政治手段，对边疆的民族政权、民族经济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辐射力。研究某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应注意都城文化交流史所应当强调的内涵。
当然，两个民族、两个政权、两个都城，其间的影响是互相的，这在理论上毫无问题，但在具体的都城上，历史的记载并不是都很清晰的，为研究者造成很大的困难。上述的西夏宝剑、宝鉴流入开封的宋宫，宋钦宗佩带的西夏剑曾转赠给王伦，它的冶炼技术也为宋人所知。夏使所带的各种药材和工艺品，也受到宋人的欢迎，许多具体内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是今后的研究任务之一，我们应当努力去充实它，完成它。
总之，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个历史事实大家都会承认。

四　宋夏官方使节交往的意义

如前所述，宋夏官方使节交往使开封与兴庆间产生巨大的互相影响，此其意义之一，不再赘言，其他方面这里略作补充。就夏国而言，通过“贡赐”与在开封的贸易，“赀财无算”（注：《西夏书事》卷11，明道二年五月记事。），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国力，平抑了物价，繁荣了经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后人评论说：“西夏之臣宋也，贡赐、和市，得利甚溥。每岁入贡使者至宋，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注：《西夏纪》卷17，元丰六年闰六月记事。）一旦贡使之路不通，宋绝“岁赐”，“禁和市”，一绢之值至十余千，夏之经济生活就会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战争给沿边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了。同样，宋方亦满足了马、驼的需求，西北药材的源源而来，改善了许多药材的供应，当时所谓天于“九福”中开封的“病福”，未尝没有夏使带来药材的功劳。（注：陶谷：《清异录》上卷，《九福》。）
事实证明，就宋夏交往而言，和平比战争好，贸易比禁运好，舍此而逆行，夏国百姓有“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注：《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末注引《正史西夏传》。），宋方边民们的悉苦之声也不比夏民少。双方民族关系如此，可谓历史的鉴诫。
另外，根据夏使的种种活动，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党项族是一个非常好学的民族，建都使兴庆获得了大交流，而大交流带来了大发展，大提高，使之能够立于宋辽夏与宋金夏的鼎立之中达20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史]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