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飞翔 · 发表于 2010-11-6 10:20:30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汪崇贯

《盐业史研究》201002

摘要：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宫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关键词：明末；清初；两淮盐政；沿革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P003--9864(2010)02—0013-11

学界以往对明清两淮盐政的研究，就明代而言，一般是到万历年间为止，就清代而言，则是侧重于乾隆朝及其以后，较少有论述明末(如天启、崇祯两朝)和清初(如顺治朝)的情况。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对明末清初两淮盐联的研究，在认识袁世振纲运法的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袁世振所描述的十年还清旧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可以“永永百年，据为窝本”的美景，后来真的实现了吗?又，清代纲运法是否就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笔者以洎代《续文献通考》、《清盐法志》，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做一些探讨。现将有关心得表述如后，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明末两淮盐政状况

(一)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

明朝末期，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朝廷便通过大量铸造钱币的方式以平衡收支，即所谓的“议鼓铸以补缺饷”①。而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铸本”，则是以种种名目，通过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来解决。
天启五年，给事中郭兴治提出，“两淮之内，有补库折价银，有行积引食盐银，可得四五十万，又南北纲及新旧引割没银，可得四五万，至于关引、行引、加带、挑河种种名色，不知几十余万”，这些“与其徒饱盐官、盐役之腹，何如取佐养军、养马之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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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崇筼(1942—)，男，高级工程师。
①②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冶北：文海出版社，1979．

台臣(可能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①)崔呈秀则开出更多的名目。他提出，“广积贮莫过于通盐法，惟新旧不通，则盐壅而课亦壅。广为变通之术，岁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谓查解补库折价，可得银三十五万两者；议解行积引食盐银，可得二十三万余两者；南北纲盐割没宜尽人岁解，可得银四万余两者；新旧引各食盐割没添人岁解，又得银一万两者；旧引行尽，用积钞关引，又得银五万两者；纲法行尽，应补行积引上纳余银，可得二十五万两者；议行加带纳饷银，以清积课，可得二万二千两者；议归舞阳行芦盐，以塞私贩，可得银五万两者”；甚至连“议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议边钞给价，宜预开引目者”，也都可以获取盐利②。
由上述内容可知，郭兴治、崔呈秀等人搜括盐利，是通过所谓的“变通之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并且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他们仅仅为了统一掣运日期，“以杜零星影射”，便可以此为由，向盐商收取费用。我们面对这其中的一些名目，便如同见到清嘉道时期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所列入的一些“杂项”、“杂费”名目一样，都只能是莫名其妙，而难以理解其真实的含义③。这也如同清康熙年间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商人已经到了“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④的程度。
据记载，郭兴治和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巧立名目以取之，所人无算”，故“论者比之绝流而渔”⑤。
天启五年十月，他们又提出，对已经缴纳过盐课的积引再征收一次盐课，并且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盐课。即“至十月，又有欲于积引令重纳十万一千二百两引价，及预征次年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者”⑥。
好在这两项提议都遭到了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反对。他称：“引价之不可重纳，岂烦再计?今请以引价言之，淮引每引原价五钱，例系边商按银输粟实边，领赍仓钞转卖内商行盐；内商每引即还边商引价五钱，以偿其本，又还银六分，以偿其息，至行盐之年，则又每引纳余银八钱、辽饷银一钱输为部课，此正引征解之额也。”⑦
对于这段史料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我们以往通过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的史料，只能笼统地知道，当时规定内商购买边商仓钞的价格(即正引价)，为银O．55两⑧。现由这条史料便可进一步了解到，后来已演变为0．56两，其中O．5两是边商参与开中的成本，另O．o6两是其获得的开中利润。只是在这0．06两银中，若再扣除其往返两淮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如开中成本的利息)，则其实际利润率是很低的，他们只有通过“克减斗头”的方式(即暗中减少上纳粮食的数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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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六[Z]．梁本．
②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③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J]盐业史研究，2003，(2)．
④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⑤(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⑧汪崇筼.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第二，这条史料中所提“余银八钱”，是指余盐课银O．8两，这也与袁世振当年定下的数据相一致①。但由史料可知，盐商在袁世振疏理之后，又被迫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即“辽饷银一钱”。据金镇记载，这是在天启元年，由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两淮每引加盐15斤，征银O．1两，“以充辽饷”②。这也就是“辽饷银一钱”的由来。
此外，李起元又对积引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称：“今所谓积引，即先年之见引，皆边商纳粮，内商出价，以买之者也。向因两淮浮课横行，盐法壅滞，以致停压多年，非商人自为积也。”③
众所周知，袁世振一直把持有大量积压仓钞的盐商称为“囤户”。他称：“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弊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辗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④
袁世振还在他所提第一疏理方案被两淮盐商抵制后，炮制《奸囤擅利权揭》称：“今两淮囤户，非顽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⑤
但由李起元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积引，是边商已经纳过边粮，内商也出过引价，它们之所以被积压多年，是因为朝廷在两淮横征暴敛(即“浮课横行”)而引起的，并不是商人自己所造成的。故李起元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若复责以五钱六分引价重征叠敛，谁肯从哉?”⑥
对于预征次年盐课银一事，李起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称：“至谓淮南丁卯年(即天启七年)，应纳戊辰年(即崇祯元年)余银内，先征三钱五分作为铸本，此则名为借本，实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断断不可行者。”⑦后来，天启皇帝还是听从了李起元的意见。

(二)对“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进一步认识

“仓盐折征”(又称“仓盐折价”)是明代两淮盐政的一大变革。它发生于万历年间，但依据以往公布的史料，尚难以知道其变革的细节。如实行“仓盐折征”以后，盐商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他们因向边商购买仓钞而付出的“引价”，也只能被化作为盐课。那么，盐商的这一损失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呢?当时即使依据袁世振留下的史料，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是做一些分析和揣测⑧。
最近，笔者在查找崇祯年间的史料时，竟发现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变革作进一步的理解。其情况是，崇祯元年七月，给事中黄承吴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朝廷，户部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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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崇筼.朋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⑤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③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④袁世振．盐法议—[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四[Z]．
⑤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⑧汪崇筼．朋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这一奏疏予以议复，其中便有涉及万历年间“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内容。
户部在议复中称：“祖制令盐商输粟以给边戍，令灶户煎盐上官仓，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输粟二斗五升，赴场支盐二百五十斤，盖以己粟易官盐，两不相属。”①
这里所称的“两不相属”，是指在正额盐部分，盐商不与灶户直接交易。但在“仓盐折征”以后，灶户不再把正额盐上缴官仓，而是直接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他们只须按每引银0．2两的标准，向盐运司银库缴纳“仓盐折价”即可。然后，盐运司再将这0．2两银，转付给凭引向灶户购盐的商人②。
这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商人本是以每引银0．56两的“引价”向边商购买仓钞，但通过仓盐折征，他们只能得到0．2两银的补偿，这表明其中有0．3两银的本金已被朝廷作为盐课收去。此外，当商人购得仓钞以后，如果还要守候，则这0．56两银于守候期间的利息也一并被朝廷占去。
第二，既然灶户缴给盐运司银库的每引0．2两折价银，本是应该支付给盐商的，却为何不由灶户直接支付给盐商(如在购盐时扣除，即降低每引盐的实际卖价)，而要由盐运司转付?这其中必有一个道理。
原来，这时商人因大量资本被朝廷占压，难以再按朝廷的要求准时缴纳盐课，而是先由盐运司银库予以垫支，以应付每年向户部太仓的解运，然后再由商人归还。于是，当万历年间实行仓盐折征时，这每引0．2两的折价即被盐运司予以截留，以作为对盐商所借银两的抵偿。即“因先年两淮内商消乏，屡借运库存贮银两以抵解京岁课，例应众商补还，故前任盐臣龙遇奇，议将内商应领仓盐折价，每岁约银七万两③，征人运库以抵众商补库之数。”④
据记载，按原来规定，是将这每年7万两折价银截留到丁卯年(即天启七年)为止，然后不再截留，但因辽饷问题出现，便又继续截留。而且可以肯定，所谓的截留理由都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不再将这些银两补偿给商人，故商人也就从未得到过这些银两。
这也可由清代史料作进一步的证明(见本文最后一小节)。
对此，当时户部在议复中是这么说的：“……(原定)至丁卯年方将仓盐还商，后因辽饷匮乏，议将前银总入加增辽饷内，以济国用。此折价输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后，折价虽应还商，但前银原以充加增之辽饷，榆关军旅未停，则前银归商无日，应俟新饷停止之日，徐议蠲还可也。”⑤。
该史料还曾提及，“两淮每引原系五百七十斤，后因积引难销，道臣袁世振始创减斤之法，以四百三十斤为一引⑥，淮商还多出引窝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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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③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仓盐折征后，由灶户补偿给盐商的“折价银”是每引0．2两，故由此计算，每年的“折价银”总额应为14万两(即70 x 0．2=14)，但盐政部门只截留得银7万两。其中的原因，则请见本文最后一个小节的讨论。
⑥袁世振在《复楚中论盐价公书》中称，“夫每盐一引，从来五百七十斤，此定则也。……(后经疏理减为每引)四百五六十斤”(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故笔者在做成本核算时，是取疏理后每引盐重455斤(见拙稿《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现由崇祯元年史料所示，则是疏理后为每引盐重430斤，略有差异。

万引，以销积引”①，从而使每年的行盐总额增加23万引②。而“大工加课一项原属额外之输”，原定在“崇祯元年以后悉行豁免”，但因建造陵园，耗费巨大，现在又要延长征收的时间③。这些都表明，在明朝末期，朝廷是在想方设法搜括盐利，盐商的负担则不可能减少。

(三)积引不可能被疏销干净

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天提出第二个疏理方案——纲运法时，向盐商承诺，用十年时间疏销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笔者曾经指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④。此后，笔者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具体的史料，以进一步检验这段文字是否可行。现由崇祯年间的记载，可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崇祯四年八月，户部员外郎王珍锡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皇帝，其中写道：“原奉神宗旨，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淮南积引二百二十万销尽，庚午年(即崇祯三年，1630)淮北积引一百四十万销尽。自辛未年(即崇祯四年，1631)起，盐仍前五百七十斤，价仍前每一包七分，而引亦仍前七十万。乃今年正辛未也，则不问引，不问价，而止曰销积引。夫积引二字，假引私盐之渊薮也。如上年报积引七十万，臣疏‘假引宜清’一款内有云，‘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今则报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臣言不幸而中矣。”⑤
由这段史料能够看出，按照袁世振的疏理，是在丁卯年将淮南积引220万疏销完毕，在庚午年将淮北积引140万疏销完毕⑥，现在庚午年已经过了，却还有大量的积引没有销完。如王珍锡在上一年(即崇祯三年)的奏疏中，曾报告当时还有70万积引，并且称，“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果然到了“今年”(即崇祯四年)，又冒出一个“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故他感叹地说，“臣言不幸而中矣”。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把积引疏销不完的原因归结为“假引”的不断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按照盐法，开中地点在向边商发给仓钞的同时，一定会留下一份“底勘”(即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单位或政府开介绍信时所留下的“存根”)，当盐商凭仓钞到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时，衙门一定会将仓钞与底勘拼接在一起，进行严格地核对(此即被称为“勘合”⑦，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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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②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若将每引正额盐与余盐的合计重量，由570斤减为430斤，则每年可增加23万引的行盐额度。即：70 x 570；430—70=92．79—70=22．79。但袁世振在《纲册凡例》中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
④汪崇筧．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J].盐业史研究，2003，(4)．
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⑥按照袁世振统计，当时淮南红字簿中纳过余盐课银的积引为260余万，若扣除其中已消乏盐商所纳的60余万，则所剩积引为200万。故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秋天向盐商承诺，每年疏销积引20万，共用十年时间将淮南积引疏销完毕(见袁世振《纲册凡例》，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现按王珍锡奏疏，则当时实际有淮南积引220万，另还有淮北积引140万。这是两者的不同。
⑦(清)张廷玉朋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核对文字内容、笔迹，尤其是加盖印章的位置等)，只有在核对无误之后，衙门才有可能将盐引发给商人。而所谓的“假引”，则就是偷税漏税，非法行盐，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两淮每年只有70万引的正额盐额度，若真有70万“假引”的不断出现，便等于是盐运司衙门如同虚设，朝廷岂能听之任之?
合理的解释只能如前，即各边关为了获取粮食，便无节制地开中，从而使淮盐每年的开中数量，都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和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以造成大量盐引积压。故王珍锡在奏疏中进一步称：“敢更为一言曰：‘安知二百一十万以后，不更有二百一十万者出乎?’”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还开列了一些淮盐的经营数据。他称：“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以前，二百年来，每年额行七十万引。丁巳以后，每年除额引外，附销积引三十万，共行一百万。边内二商，每引约纳引价五钱，余盐八钱。计七十万引，该国课八十余万，则一百万时，该银一百二十余万矣①，此显而易见者也。”②
王珍锡也指出，这是袁世振在疏理时将每引重量由570斤改为430斤所造成的。“往七十万引，其盐重，每一引为一包，重五百七十斤；改为八十小包，每一小包止(只)定价七分，则合一引约银五两六钱。今行一百万引，其盐轻，每一引亦为一包，重四百三十斤；改为六十小包，每一小包定价一钱，则合一引约银六两。论盐则反轻一百四十斤，论价则反多约四钱。”③
但由这段史料又看出，与袁世振数据有所不同，且不属于估算误差的问题。
如袁世振称：“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价四两之外。……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盐，一旦改而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彼水商不肯亏本，只得增价以鬻，安得不至一钱内外?”④
现由王珍锡数据可知，其每小包重约7斤⑤。故按其数据可以求得，疏理前，每包价银0．07两，合计80小包，每引价银5．6两；疏理后，每包价银0．1两，合计60小包，每引价银6．0两。而按袁世振数据返算，则每小包重约8斤⑥。正是这1斤之差，虽然每小包价格基本一致，却仍导致每引价格有较大的不同。
王珍锡和袁世振都是户部某一个司(如主管淮盐为山东清吏司)的主管官员。袁世振原任郎中，后升任道员⑦；王珍锡则为员外郎。他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一般性误差，却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误差。故细想起来，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两人所取数据的角度不同。
据清代史料，淮盐销往湖广，每小包重八斤四两(即8．25斤)，销往江西则每小包重七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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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有些数据是王珍锡的估算值，与实际情况有差别。
②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④袁世振．复楚中论盐价公书[A]／／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Z]．
⑤570÷80=7．125斤/包；430÷60=7．167斤咆。
⑥570÷8斤／包=71．25包引；(450+460)÷2÷8斤/包=56．875包/引。
⑦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两(即7．25斤)。因此，虽在乾隆年间，淮盐核算重量统一为每引344斤，但销往湖广为每引41．7包，销往江西则每引47．45①。若袁世振所列数据为湖广数据，王珍锡所列数据为江西数据，则无形中为我们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数据来源，其情况可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不过无论怎样，袁世振的疏理都明显加重了淮盐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故按原来的承诺，是从辛未年起，每引盐重仍恢复到570斤，每小包价格也恢复至银0．07两，而每年的行盐额度则仍恢复至70万引，但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做不到的(史料原文请见本小节前面所引王珍锡奏疏)。

二、清初两淮盐政状况

(一)行盐额度与课额
笔者以往在探讨乾隆朝两淮盐商的输纳时，曾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行盐额度”，这是指盐商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故又可被称为“行盐定额”；另一个则是“行盐总额”，这是指盐商每年实际完成的总额②。明清时期，有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数据经常在史料中出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路弄混淆。因此，在讨论清朝初年的两淮行盐额度时，有必要将明朝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归纳。
据《明史》记载，淮盐在洪武初年所定下的行盐定额约35万大引，每引重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200斤，故行盐额度扩大一倍，约70万引。这是笼统的数据，按袁世振的记载，应该是70．518万引，即“从来额数，每年中引70．518万引，淮南常行52．9024万引，淮北常行17．6156万引”③。故《明史》称：“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④
袁世振在提出其第一个疏理方案时，将每年的行盐总额定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引(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便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额度，故袁世振将其安排为行新引；另19．482万引(淮南15．0976万引，淮北4．3844万引)则是增加的行盐数额，袁世振便将其安排为行旧引⑤。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清朝初年的史料。
顺治八年五月，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等人在奏章中称：“该臣等看得，两淮运司明时旧额，岁行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南北每引除引价五钱外，淮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三十斤，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五十斤，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岁额共银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两。我朝新制，一引剖二，岁改小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无论引价、余课，五分淮南、淮北，一例征银六钱七分五厘四毫零，岁计共银九十五万二千有零，行盐以二百斤为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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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四·课程八·成本下·乾隆五十三年条[Z]．
②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叶盐业史研究，2003，(2)．
③袁世振．盐法议五[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五[Z]．
④(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汪崇贫．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上述史料称，明朝行盐额度为每年70．518万引，这与本节前面所列出的数据一致。至于本文上节列出，内商在购买边商仓钞时，所支付的正引价为每引银0．56两，而这里则是称正引价银0．5两，那是因为其中的0．06两是作为边商应获得的开中利润，而朝廷只得到其中的0．5两。故由70．518万引正额盐所构成的年度课额，应为银35．259万两①。
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按上述史料，两淮正额盐和余盐的年度总课额应为银95．259万两，且其中正额盐年度课额为银35．259万两，则所剩余盐年度课额应为银60万两(即95．259—35．259=60)，但依据当时淮南、淮北各自的行盐额度(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以及它们的每引余盐课额(淮南每引0．8两，淮北每引0．6两)计算，则距离60万两的额度尚差7．10872万两②，估计当时是用其他办法(如加带或割没银)来补足此数。对此，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曾有所记载③，本文不再赘述。
清朝建立以后，因不再实施开中盐法，故也不再有正额盐和余盐的区分，盐商则是凭引直接向灶户购买盐货。顺治八年时，每引200斤，行盐额度为明朝的一倍，即141．036万引(也即70．518×2)，若每引征银0．6754两，则年度课额为银95．2557万两，接近95．259之数(尚存在一定差额的原因，是0．6754两以后的尾数被舍去，实际应是0．6754233两)。至于顺治八年以后的情况，则在李澄的《淮鹾备要》中也有所记载④。
上述史料又称，明末淮南课额为每引银1．3两，每引重430斤；淮北课额为每引银1．1两，每引重450斤。但与明末不同，清初不但将淮南、淮北的每引重量统一定为200斤，而且将每引课额也统一定为0．6754两，这便给淮北盐货的销售造成困难，从而出现淮北“商困而课绌”的局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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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 · 发表于 2010-11-6 10:20:54

(二)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九年七月，新任两淮盐政陈自德和两浙盐政赵维旗曾共同上奏皇帝称：“臣等叨奉简命，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蒙都察院扎付及面谕，令臣等赴户部面议，确定关领引目，彼此相信符号，庶不致冒名代领，而盐弊可清。臣等遵即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将见在二季引目，付臣等随带赴淮浙洽商行盐办课，以后俱择差运司衙门官员，用臣等印信赴部关引，成议已定。”⑥
因当时陈自德和赵维旗的职务是巡视两淮(或两浙)盐课试监察御史，故他们是接受都察院的“扎付及面谕”，并把到户部去办事，表述为“赴户部面议”，或“赴户部满汉堂司诸臣公同再三确议”。由这段史料可知，当时是由两淮(或两浙)盐政衙门，每年分春秋两季，到户部领取盐引，然后在两淮(或两浙)接洽商人行盐办课。
当时也确实出现过商人冒名代领盐引的情况。如据另一位两淮盐政张璿口述：“(顺治)七年冬间，崔御史(即崔胤弘——作者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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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70．518 x 0．5=35．259。
②淮南52．9024 x 0．8=42．32192，淮北17．6156 x 0．6=10．56936；60-(42．32192+10．56936)=6052．89128=7．10872。
③④李澄．淮鹾备要：卷七[Z]．道光三年刻本．
⑤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据运司取有二十四商纲结状，公保郑新安等三人领引，已领七年冬季引一次，又王御史(即王工骥)领八年春季引一次。职到任后，据运司详查旧案有名，仍令新安(即郑新安)等关领夏秋引目。后因领冬春引目，运司将职印文转发新安之手，其新安等私托朱贤(即另一商人)代领，职不能知。”①
而在明朝，则是实施开中盐法，即商人持仓钞赴盐运司衙门，经勘合无误后才能关领到引目。故《明史》称：“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②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知，尽管清代两淮也是凭引行盐，甚至在清初的史料中即有“商纲”字样，但毕竟与明代的行盐方式不同。故由此肯定，清代两淮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顺治三年，巡盐御史李发元在扬州发现，当时盐政部门不但将明朝遗留下的盐引予以作废，而且将原来商人已经购得的盐货也一并没收，“尽行充饷”。其中，对于那些已经变价发运的盐货，李发元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说法，但对存积在盐垣内的六万引盐货，他立即奏报朝廷，要求把这些盐货还给商人。他认为，这些盐“在助饷不啻梯米，而系商势若万钧”。因此“伏乞皇上，仍将垣盐还商，庶几其心可结，而招徕可施耳”③。
针对这份奏疏，当时户部即作出决定，“将有引、有主垣盐还商，每引纳银五钱；其无引残盐，照新制给引征课”。该奏疏还有一段明确的文字，即“今旧引已如故纸”④。其意思是，明朝遗留下来的盐引已经作废。故更加证明，清代两淮不是继承袁世振的纲运法。
清代纲运法经过演变，是将引地作为“专卖域”，由朝廷以高价卖给商人，让商人“承为世业”⑤。其行盐方式，则是演变为以总商为核心，对每年应征的课额实行承包。即“两淮旧例，于商人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承管催追”⑥。也即“每一纲(即每一年度)之首，盐院牌行运司，催商滚总。各商将自己根窝，及拨行他商年窝花名、引数，愿附某总商名下，听其自向总商取具保结，开报运司，发收支房核算，符合一纲额引，攒造滚总清册”⑦。商人对所纳钱粮“如有拖欠，即将该商革退引窝，别募殷实商人承顶；所欠钱粮，着落该商家产追赔”⑧。
这些都与袁世振的纲运法不同。如笔者曾指出，那些被袁世振列入纲册的商人名单，是来自淮南红字簿。而所谓的红字簿，则是一本朝廷对盐商的欠帐簿。商人之所以能被“永永百年”地列在纲册内，那是因为朝廷要“永永百年”地欠他们的帐。这显然与清代商人对引窝的“承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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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④财政部盐务署．清盐法志：卷一百十四·商运一·顺治三年二月条[Z]．民国9年铅印本．
⑤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食货四。盐法[Z]。
⑥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七十八·盐法·两淮[Z]．台北：文海出版社，l992．
⑦财政部盐务署．清盐法志：卷一百十四·商运一·行盐规例[Z]．民国9年铅印本．
⑧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八十二·盐法·禁例[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从上述史料来看，清朝初年似乎还没有将引窝卖给商人，以让其“承为世业”，而是仍像明朝初年那样，实行每年的招商，其盐引的使用也是一次性的。为对该情况有更深的理解，还可再引用李发元奏疏中的一段文字。即经户部决定，对当时存积在“高泰船坝”的“有引商盐四千一十二引，亦照垣盐例，每引纳银五钱，俱换给新引运卖”①。这表明户部同意，对明朝商人已经购买的盐货，以原有盐引为凭，可允许其继续通行，但必须换成清朝的新引，并纳银0．5两。而这时的新引，在使用上肯定是一次性的，即使用过一次以后，便告作废。

(三)盐课银两的解送

由两淮每年收取的盐课银两，一般是被解送到户部。但在清朝初年，也有从两淮直接解送到所需地方的情况。如顺治八年，两淮曾分三次，将盐课银共计约39．78万两，从扬州直接解送至陕西总督衙门，以解决那里的“办运人川粮米”之需②。而且无论怎样。这些银两都是由两淮运司派专人解送(即不是交由驿站传送)。因此，便有一个解送费用的问题，并按照明朝沿袭下的规定，以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向盐商收取。
顺治十三年时，两淮行盐已达167．0455万引③，若按每引银0．016两的标准，则应收取“解课水脚银”2．672728万两。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奏报，称“两淮岁课一百二十余万，每解不过用船一只载运，而押送会手一百余名，所用盘费至多三五千两”。其意思是告诉朝廷，两淮每年收取“解课水脚银”2．67万余两，支出却只有“三五千两”。这便引起当时两淮盐政姜图南的一番解释。也正是这番解释，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实际费用，并可进一步分析其解送的路线与方式。
据姜图南解释，仅在他任职的一年内，共解送过盐课银10次。即：(1)解银40．53万两至户部，用座船2只；(2)解银23．7万余两至户部，用座船1只；(3)解银10万两交楚饷，用课船8只；(4)解银16．18万两交秦饷，用骡107头；(5)解银4万两交经略，用课船4只；(6)解银10．8万余两交广东省，用课船10只，途中需雇换小船并起旱、过岭、雇夫、抬鞘等；(7)解银5万两交经略、10．9万余两交广西省，用课船12只；(8)解银13．66万余两至户部(用船情况未注明)；(9)解银6万两交经略，用课船6只；(10)解银2万两交经略，用课船2只④。
姜图南称，以上10次，共用会手220余人，每人工食银二三十两至三四十两不等，其中到广东需每人50两。此外还有解送官役的薪水、盘费及沿途各种费用。故经结算，虽一年来收取“解课水脚银”共计2．O6万余两，但仅节余银0．17万余两⑤。

(四)清初也实行仓盐折价

自万历年间仓盐折价后，该举措在清代被沿袭下来。到顺治九年时，有人提议恢复仓盐，即令灶户仍将盐货上缴官仓，再由官府卖给商人。但两淮盐政部门认为，此举“既不便于灶，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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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盐务署．清盐法志：卷一百一十四·商运一·顺治三年二月条[Z]．民国9年铅印本．
②④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叶历史档案，1988，(3)．
③本文前面所引史料称，清初两淮行盐141．036万引，课额银95．2万两，是指顺治八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已是顺治十三年，故这两项数字都有所增加。

益于商”，况且重建官仓将大兴土木，费银数十万两。故该提议最终被子以否决①。
本文在前面讨论明朝末年的盐政状况时曾指出，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按照每引折价银0．2两的标准，其年度总额应为银14万两。但盐政部门在截留时，每年只得银7万两，这是什么原因?另袁世振在提及仓盐折征时也曾经指出，“两淮岁额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除开豁逃亡及改征折色外，实征本色上仓盐三十七万三千二百余引耳，视之岁额仅仅强半”，以往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很困难②，现通过清朝初年的史料，可找到一些答案。
原来，明朝虽定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但到万历年间的仓盐折征之前，灶户每年实际只有约37．32万引上缴到官仓，其余部分则因开豁逃亡和赈济而被免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朝廷本应支付给灶户的工本米变得名存实亡，灶丁不堪重负)。但对这部分被免除的盐货，其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即朝廷仍在边地招商开中，只是商人到官仓已支不到盐货，他们只能另出代价，向灶户购买余盐以补官引。这也就是所谓的“召商买补”③，并在明朝的弘治年间已经出现④⑤。
此外，即使按37．32万引仓盐折征，每引折价银以O．2两计，则应共银7．464万两，但如前所述，明朝的记载只有7万两。现由清朝史料可知，所谓的每引0．2两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其中还有“多寡减等”之别。如到清朝初年时，每年只得银6．8349万两⑥。而且，即使这约7万两折价银本应补偿给商人，但实际上，从明至清，商人都从未得到过。即“查明季改征折价，原为代商补库，商灶并皆为悦服。嗣因边饷告急，议归太仓，久为公家所有，已非商人故物”⑦。

(责任编辑
程龙刚)

The Lianghuai salt Government Affair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ng Chongyun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ei Zhongxian henchman wantonly collected salt profits of Liang Huai and the writer thinks that it was as drawing out water for fish. When Yuan Shizhcn carrying out his Salt Law, he promised to clear accumulated salt marketing problems in ten years and then carry out new salt marketing every year. However, the actual show until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problem has not been resolved. In the Ming Dynasty, turned in salt was about 700,000 Yin per year. To the Wanli years of same Dynasty, the stove owners' turned in salt was only about 373,200 Yin and others were prevented because of stove owners' escape and relief. Only this part of the salt tax was not exempted, businessmen with official salt tickets could not receive salt goods, so they might also paid other money and solved the problem by the method of "selling-filling" for by "selling up". Other warehouse salt levy should be compensation to the merchants about 70000 per year, but businessmen had never received. Salt amount and tax to Liang Huai and salt pric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followed by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Outline Transport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not the inheritance ofYuanshi Zhen Yun's.

Key words: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Salt Policy of Liang Huai;Evolution and Viciss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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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⑥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②汪崇贯．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⑤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弘治二年条．“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Z]冶北：文海出版社．l979．

[中国古代史]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