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38:15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

赵肠

《明清史》

[摘
要]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展开了激烈批判，在《日知录》及《亭林文集》讨论学术的书信中，他深刻剖析空疏学风漠视社会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表面上尊奉儒学，而实际是尊奉禅学，造成了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而在明代空疏学风形成过程中，阳明心学起到了鼓动人心的作用，然背后的根源则是明代君主专制统治。反专制与反对空谈误国构成了顾炎武思想的主线。

[关键词]顾炎武；明代空疏学风；阳明心学；明代文化专制政策；科举
[作者简介]赵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陈其泰教授(北京l00875)。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9．6．111—115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一点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已有涉及，然而对于顾炎武极其痛心地揭示的明代空疏学风的具体表现、实质特点和危害，尤其是，顾炎武对造成空疏学风盛行的深层原因的分析，空疏学风痼疾与明代文化专制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关系，以往尚少有深刻的剖析，甚至有的看法与顾炎武本意存在着偏差。有鉴于此，实有作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明代空疏学风是萦绕在顾炎武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与朋辈、学生讨论学术问题的书信，如《与友人论学书》、《与友人论易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与施愚山书》、《与彦和甥书》、《与戴枫仲书》、《答李紫澜书》、《答曾庭闻书》、《答李子德书》、《与潘次耕书55中，其主要内容，均为大力针砭空洞浮泛学风的肆虐，分析其对社会、学术的危害，表达他扭转空疏学风的强烈愿望。同时，在《日知录》中，顾炎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选择组织、评析，不仅揭示了空疏学风的表现，并且深刻地论述了它与科举制度、文化专制的关系。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的批评非常激烈，认为它直接造成了明朝的灭亡。揭露和批判空疏学风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问题。顾炎武不仅揭示了空疏学风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其实质及危害，更论述了空疏学风产生的深层原因，其分析切中要害，鞭辟人里，因而极具震撼的力量。

一、空疏学风的具体表现、实质及其危害

明代士人崇尚空谈、放弃实学已成普遍风气。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的种种恶劣表现作了论述，概括而言有以下几项：

首先，明代士人崇尚玄学清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众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1]以放言高论为神奇”，崇尚玄妙的语言，而放弃实在的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明代士人对待“心”，“虚空以治之”，“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治之。及治之愈急而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 [2]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3]士人们整日里所谈论的问题都离不开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其次，明代士人以儒家经典语录作为阐发实质是道家、禅学思想的依据。他们将《孟子·告子上》中，“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4]和《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等作为“但求放心”的依据，“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5]是“内释而外吾儒”。[6]其三，明代士人以道家、禅宗为宗，“以荡轶规矩、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丧失了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明朝的士人无意于做学问，对儒学这一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来源不甚了了。士人们“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能够通“《十三经注疏》者”寥寥无几，[7]甚至连“百余年以来”所言之“心”，所言之“性”，都“茫乎不得其解也”。[8]与佛、道相比，儒学更贴近于现实生活，是当时社会学说中唯一的“实学”。由于对经书的含义不能理解，随之导致了道德标准的丧失，以至于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无耻的行为，这些都是明代空疏学风的具体表现。这说明，空疏学风的积弊已是非常严重。

空疏的学风严重脱离社会现实。这些具体表现的实质是士人们对于履行社会职责、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漠视，这是明代学风“虚”的含义。这里尤应辨析的是，顾炎武批评空疏学风脱离现实，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顾氏反对进行哲学思辨，是“哲学取消论”。 [9]顾炎武反对“终日言性与天道”，主要是因为明代士人没有做到“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他认为“孝弟忠信，持守诵习”这些具体实践活动才是“下学之本”，对社会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明代士人“不入于庄，则人于释”，不履行社会责任，不实践“器”，“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人于禽兽也。” [10]崇尚逍遥自在，实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明代士人不知道“圣人之道”，乃是“博学于文”与“行已有耻”，不能在“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的社会实践中，作“有耻之事”，[11]便是无本之人。由于“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人尚且无耻，则败坏社会风气，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12]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因此，“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虚” [13]的惨祸是必然的。“器”与“道”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具备恰当的“器”，才能寓含“形而亡”的“道”，“故曰：‘下学而上达’”。[14]“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15]心学家不顾现实的“器”而只顾“形而上”的“道”，那么“道”也是“不可得而闻”的。由此，顾炎武论证了“道”与“器”的关系，即“道”与“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层面。所以顾炎武重视“器”不能代表他反对“道”的存在。由以上论述可知，顾炎武认为，明代学风之所以空疏即在于这种学风没有通过社会关系的实践去体现“道”，因而落人了禅学的套路，放弃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顾炎武指出，明代士人学术是“内释而外吾儒”。[16]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王阳明在空疏学风盛行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顾炎武并没有简单地指责王阳明应该承担全部责任，阳明心学固然有责任，但祸首却另有其源。

二、剖析空疏学风产生的深层原因

顾炎武认为空疏学风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梁启超说：“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 [17]梁启超的观点对于当前学界有关顾炎武是如何看待心学产生的问题颇有影响。有的学者据此得出顾炎武认为阳明心学造成了明代空疏学风。事实上，顾炎武对空疏学风形成原因的分析，并非指明谁造成了空疏学风如此简单，而是论说了空疏学风形成的前因后果、形成过程。在这个形成过程中，王阳明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根本源头则是明代君主专制统治及其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顾炎武认为王阳明的著名学说“致良知”，能够像王衍的“清谈”、王安石的“新说”那样“以一人而异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18]有“迷众之罪”，[19]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说：“《姑苏志》言姚崇国著书一卷，名曰《道余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后，其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余录》辄为焚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20]王阳明正是趁着“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而“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 [21]由此可见，顾炎武认为“世衰道微，邪说又作”的时代背景是阳明心学产生的条件。而阳明心学非产生“世衰道微，邪说又作”的原因，它既是空疏学风盛行的产物，同时又对空疏学风的盛行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非空疏学风的真正的源头。
顾炎武指出，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下明代心学成为士子们崇尚的学说。他说：“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明朝中叶，王阳明及其门人如王畿、钱德洪创立的心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士子举业尚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然而嘉靖八年，“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22]顾炎武认为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崇尚心学，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在明朝君主推行的科举制度实施过程中逐渐演进的结果。

明成祖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 [23]除《大全》等科举考试的书目之外，士人无书可读。明太祖时，收“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明成祖推翻建文帝的统治后，修《太祖实录》，“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歲，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 [24]明代的士人既不知古，也不知今，为学术走向空疏埋下了伏笔。此外，心学家“明心见性”的依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箴言，也起源于《四书五经大全》。成祖时“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 [25]这就深刻地揭示出，明朝皇帝颁布《四书五经大全》等，才是明代空疏学风的真正源头。空疏学术风气随着封建科举制度的推行，士人们不读书习气的养成而逐渐形成。明代设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实际只有“明经”[26]一科。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已经相当狭窄，而实施过程中又有很多弊端。明代科举中有“经、义、论、策”，主考官可以出的题目不过数十道，于是富家聘请名家在家拟题，让子弟背诵，去参加考试，“十符八九”，[27]因此导致了科场文章“多系在外准备之文”。于是“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 [28]由于科举考试已经成为了程式，其规律己为民间所掌握，于是有人将科举考试中试的文章分类归总，由作坊刊刻发行，士子们不用读经书，只需要背诵“坊刻”的科举考试文集，便可以中举，使得“无知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 [29]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空疏的，而教授士子的内容也是空疏的，同时科举考试的形式和办法，也在造就着“空疏不学之人”。[30]士人们固然尊崇儒学，但儒学这一当时唯一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学说，由于官方推行科举制而使人无从知晓其本来面目。道家、佛教思想却毫发未伤，且官方树立的经典中潜伏着“内释而外吾儒”的基因，随着时间的延续，明代士人逐渐远离经学，而禅学与经学的区别愈益不为人所知。王阳明正是将禅学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集大成者”，他将人们固有的禅学与儒学结合的学术方式，在理论上进行了加强，故能“鼓动海内”，[31]使“内释而外吾儒”的空疏之学风靡全国。以心学为题的科场主考便是这一历史进程下的产物。而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力则是明代专制君主推行的科举制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32]正是由于明代的专制君主们不以教化为“朝廷之先务”，以至于士人无廉耻，再由士人影响民众，形成天下风俗，造成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局面。

三、反专制与反对空疏学风是顾炎武思想体系主线

明代的空疏学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而所谓实际在顾炎武看来则是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关系的协调。相对于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禅学、道家思想而言，专讲“人之所以为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3]的儒学更贴近于实际生活。社会生活是由人来承担的，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而士人们承担的主要活动便是“社会公共职能”。空疏学风下的士人们不履行这一职能便是对社会的严重失职以至造成伤害。因此，顾炎武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协调入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这种对社会生活造成巨大伤害的空疏学风的根源则是封建专制体制。顾炎武的认识确已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正如白寿彝先生在论述明代空疏学风流弊时所言：“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34]专制与反对空疏学风构成了顾炎武思想体系的主线。这条主线贯穿于他最主要的代表作《日知录》当中。对这一点前人关注不够，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日知录》“不可称为著作”[35]駟读书笔记”，[36]不是“哲学著作”，[37]顾炎武不是哲学家等等看法。陈其泰先生对《日知录》性质和顾炎武思想主线的阐释对研究顾炎武思想具有启示意义。他指出“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爆发出‘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的呐喊，愤怒声讨专制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顾炎武读了这部著作后致书黄宗羲，欣喜异常地表示两人志同道合，并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理由正在于此”。[38]

顾炎武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和明代社会问题、学风问题的认识深刻而且很有条理，有较强的逻辑性。他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努力寻找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办法。他批判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和严谨治学的风范，无隗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

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三，“南北学者之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04页。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艮其限”条，第31页。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第402页。
[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求其放心”条，第437页。
[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制场禁约”条，第1059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t．．“内典”条．第1046页．
[7]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页。
[8]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第40页。
[9]华山：《论顾炎武思想厂F)》，《文史哲》，1963年第3期。
[10]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三，“正始”条，第756页。
[11]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第41页。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三，“廉耻”条，第772页。
[1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第402页。
[1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第42页。
[1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条，第400页。
[1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A．，“内典”条，第l045页。
[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1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8页。
[19]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L，“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5页。
[20]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k，“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7页。
[2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5页。
[2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举业”条，第1055页。
[23]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第41—42页。
[2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叫乙，“秘书国史”条，第1025页。
[2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心学”条，第1049页。
[2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明经”条，第921页。
[2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拟题”条，第945页。
[2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拟题”条，第945页。
[29]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十八房”条，第936页。
[30]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经义论策”条，第937页。
[3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第1065页。
[3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六，“拟题”条，第946页。
[3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一。三，《儒家哲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3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35]章学诚：《与林秀才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36]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3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4页。
[38]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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