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7:56

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

张丽
骆昭东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学院
10019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00191）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16世纪中至19世纪初是海外市场对中国货物大量需求的时期，而此时期也正是中国诸大商帮商运亨通的时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诸商帮相继衰落，而此时也正是中国商人在海内外贸易中日益丧失其市场份额和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日益丧失其垄断地位的时期。那么，中国明清诸商帮的兴起和衰落到底是主要源于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中国商帮自身经营的成败，还是早在500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中国明清商帮的兴衰与中国商人和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那么世界经济发展又是怎样影响到中国商人和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的？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角度对明清商帮进行考察，本文认为明清商帮的兴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的产物；其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商帮兴衰、海外市场需求、白银流入、贸易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明清商帮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很多研究都是从明清内部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等方面寻找明清诸商帮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商帮自身的经营管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影响等常常被认为是导致明清商帮这一独特经济现象发生、兴旺和衰落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看海外市场需求与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看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分析，本文发现明清商帮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一致性：一，尽管诸商帮在兴起时间上前后有别，但其鼎盛时期大都是在16至19世纪初，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欧洲人用美洲白银、日本人用日本白银大量购买中国货物，中国被称之为世界的“白银蓄池”的时期；二，从诸商帮不同发展阶段所经营的主要商品种类来看，在各大商帮的鼎盛时期，丝、茶、瓷、棉布等在其长途贸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些也正是海外市场大量需求的商品；三，中国商人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丧失与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中国各商帮的相继衰落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18世纪末，面对以国家军事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西方商人和清政府对中国海商（海盗）的围剿，中国海商基本上已被排挤出了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人在国内又面临着与外国商人的不平等竞争。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也在因欧洲本土丝织工业、制瓷工业和英国殖民地茶叶种植业的发展而越来越丧失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明清商帮兴衰与全球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并非是要否定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这些因素对商帮兴衰的影响。本文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对明清商帮的兴衰作出充分的解释。如果读者能从本文的研究中看到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海外市场需求和国家间贸易竞争对明清商帮的影响，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8:13

二、 16－18世纪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二、 16－18世纪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16－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欧亚之间贸易规模的大幅度扩张。麦迪森认为从1470年到1780年，欧洲商船的运载量增加了有30余倍，从1470年的120,000多吨增长到1780年的3,856,000吨[1]；而从欧洲到达亚洲的商船数目则从1500－1599年间的770只，增加到了1600－1700年间的3,161只和1700－1800年间的6,661只[2]。

从1545年到1800年，欧洲从美洲大陆获得了大约137,000吨白银，从美洲和非洲获得了2,000多吨的黄金[3]，使欧洲大陆的货币储蓄量增加了五倍之多[4]。美国经济学家哈密尔顿（Earl Hamilton）曾经特别阐述了美洲贵金属流入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大量美洲白银和黄金的流入不仅导致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促进了欧洲和亚洲的贸易，而且也促进和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发展[5]。六十几年后，美国的另一位学者布鲁特（J. M. Blaut）在他曾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引起过巨大争论的著作Fourteenth Ninety-two《1492》中也再一次强调美洲白银在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作用以及它赋予欧洲商人在亚洲贸易中的优势。布鲁特认为大量贵金属的获得不但提高了欧洲商人在欧洲本土的购买力和竞争优势，使他们可以用高价购买资产、开办企业、支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且还赋予了他们在亚洲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不光大大提高了他们对亚洲商品的购买力，而且使他们在购买价格上拥有优势[6]。正是因为欧洲人可以用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购买亚洲商品，使以往欧亚之间的奢侈品贸易变成了大众消费品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等因之大量流入欧洲。

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7]；而从1545年到1800年，则大约有60,000吨，约1/3到1/2的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了中国[8]。平均下来，合每年226吨或6,026,667库平两白银[9]。也就是说，从1545年到1800年，欧洲人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走价值大约为226吨白银的货物；这是1500年前欧洲每年购买所有亚洲货物的20倍之多。根据有案可查的保守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生丝约10,000担，价值约1,400,000两白银[10]；出口茶叶近20,000,000磅（仅算由外国船运出的），价值近4,000,000两[11]。仅丝茶两项出口，就价值五百万余两，约合200吨白银。这还没有算上瓷器和棉布等。尽管到18世纪后半叶时，英荷等国已开始一部分用白银，一部分用当地殖民地产品，如香料和鸦片等，来换取中国的产品，但白银的流入量依然非常可观。如此大的货物输出和白银流入不会不对这一时期国内商品经济和长途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人的经营活动产生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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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2]（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54页。

[3] 根据布罗代尔和斯普纳的估计，1500年前，欧洲大陆大约有3,600吨黄金和37,500吨白银的贵金属储备量（见（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仅从非洲就获得了200多吨黄金，约占殖民地黄金获得总量的30％（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11页）。另根据樊亢、宋则行的《外国经济史》，“…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榨取了250万公斤黄金”（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4]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美洲矿产使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约等于原来的5倍：从1500年到1520年，货币存量可能翻了一番；从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从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了一倍多。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参见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5]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 Economica 27, vol.IX (Novermber), 1929.

[6] J. M. Blaut, 1492,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ocenterism and History, African World Press,1992. pp. 40-41.

[7] 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页。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133－141.

[8] 关于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这里不作赘述。上面所引用的数字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数字。（参见（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第202－212页）

[9] 一吨白银＝26,667库平两（2000÷1.2 x 16）；226吨＝6,026,667两；60,000吨＝1,600,020,000两。

[10] 张丽：《鸦片战争前的全国生丝产量和近代生丝出口增加对中国近代蚕桑业扩张的影响》，《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

[11] 根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记载，18世纪中下叶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为20,000,000磅（参见（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合150,376担。按1752年广州6种出口茶叶的平均价格每担25.6两白银来算（参见（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价值3,849,624两白银。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8:40

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长途贸易的扩张
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长途贸易的扩张
相对应于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未完成的商业革命）[1]；很多学者亦称之为 “资本主义萌芽”[2]。其主要表现为全国五大区域经济的形成以及以十大商帮为贸易主体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3]。关于16至18世纪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发达，很多学者都有论述。侯外庐和陈诗启等学者认为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4]。而我们如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洲人因美洲白银的获得和日本人因本国银矿的开采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增加的时期。另根据吴承明、唐文基和许檀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城市明显增多，特别是在长江和大运河的沿岸地区，新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县以下的商业城镇[5]；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不仅导致了城乡间市场网络的形成，而且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各区域经济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带来了一个全国市场的形成；同时，海外贸易的扩张也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如蚕桑业、丝织业和制瓷业在广东和福建的兴起。《竹枝词》中那首 “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就清楚地表现出了广东蚕桑生产的出口贸易性[6]。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海外贸易对中国明清商品经济和长途贸易发展的刺激作用不光是因为欧洲、日本和美洲新大陆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而且是因为对方是用白银，这个当时中国缺乏，中国人喜爱的东西来购买中国的产品。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明清社会的白银货币化，如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和清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就是“白银货币化”的具体体现；而白银的货币化则更加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其不光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解决了长途贸易中的交换媒介问题；因为对于大宗商品的长途贸易来说，只有价值高昂便于携带的白银才能成为其交换的媒介。大量白银的流入和使用是16-18世纪明清长途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的基础[7]。正是在海外市场需求中国产品，中国社会需求白银的情况下，白银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和棉布等从中国行销海外。凭借着白银，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海外需求急剧增大、国内长途贸易迅速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中，闽、粤、浙、徽、晋等各大商帮也商运亨通，分别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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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90、276、462页。

[3] 同上，另参见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福建论坛》2003年第6期。

[4] 陈诗启：《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8-99、269-272页。

[6] 许檀：《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7]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9:07

四、明清诸商帮的兴衰
（一）海商的兴衰
在明清诸商帮中，海商的兴衰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在探讨嘉靖年间（1521－1566年）中国东南沿海突然出现的严重倭患问题时，一些学者认为当时所谓的倭寇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1]。这些人违禁下海，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在与朝廷军队的对抗中，为了不连累家人，而假扮倭寇（惟以倭名，则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得无虞）。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群有着海商和海盗双重身份的群体。林仁川认为，并不像其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是因为日本出现了战国时代，各封建主都竭力支持和资助他们的武士到中国沿海进行掠夺，或是因为当时中国地权集中，军卫制度破坏，海防费弛；或是因为嘉靖皇帝本身是一个有名的昏君等。他认为导致倭患猖獗的真正原因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林认为“到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繁荣；正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这一时期海上私人贸易的飞速扩张[2]。本文认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这一时期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规模增加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恰恰是欧洲人开始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中国产品的时期。海外市场需求是海上私人贸易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海外需求的大规模增加，就不会有海上私人贸易的大规模增加。明清中国海商正是在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中应运而生的。

与代表着国家和王室利益，并且受到国家全力支持的西方武装商船不同，中国海商既不是明清政府集团的一部分，也不是政府的合作伙伴，中国皇帝本人更没有像西方王室那样在商人的海外商业冒险中掺金入股[3]。因此，在从事海上私人贸易中，中国的海商不但要与葡、西、荷、英等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武装商船竞争，而且还要对抗自己国家军队对他们的剿杀。于是，这些海商也纷纷武装自己，“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斡旋于欧洲武装商船和中国政府军队之间。

从一开始（葡萄牙人进入亚洲开始），中国海商就与欧洲商人处在一个对立的竞争关系上。1510年，葡萄牙人依靠坚船利炮在马六甲设立据点，实行军事贸易垄断，造成中国商人不得不退出在苏门答腊北部的贸易[4]。1557年，当控制着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的中国海商汪直被明政府诱捕后，澳门的葡萄牙人立即乘虚而入，随之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控制，而且这种控制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5]。另外，根据荷兰船长威廉·庞德的记述，仅1622－1623年，荷兰人就劫掠了中国商船12艘，并在漳州港烧毁中国商船60多只[6]。在与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西方武装商船的竞争中，由于中国海商基本上是以个体或群体对国家，所以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被排挤和杀戮的劣势地位。然而，明政府和中国海商郑芝龙的一次偶然合作便造就了中国海商对中国南海贸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

中国海商的发展在郑芝龙和郑成功时代达到了顶峰。那时候郑氏家族独占南海贸易之利，就是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西方商船也不得不领其令牌，向其缴纳税金。然而，随着郑氏海商集团的灭亡，中国海商在中国南海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也随之消失。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中国海商是将中国货物从中国沿海运到日本、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随着荷、英海上势力的增强，中国海商越来越被排挤出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在1740年“红溪事件”爆发前的1731至1740年间[7]，平均每年有17.7艘中国帆船到达巴达维亚；由中国海商运往巴达维亚的年均茶叶贸易值为149,023荷兰盾，比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广州直接购买的年均茶叶价值135,335荷兰盾略高[8]。“红溪事件”后，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数骤减。1741－1750年，平均每年从中国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数量已从原来的17.7只下降为10.9只，待到1771－1780年时，更是下降为年均5.1只[9]。1741－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广州直接购买的茶叶价值为249,702荷兰盾，约是1740年“红溪惨案”前的两倍，而由中国海商运到巴达维亚的则只有16,247荷兰盾[10]，只有“惨案”前的11％。也就是说，在“红溪惨案”后的第一个10年里，仅就茶叶贸易而言，荷兰人就从中国海商手中拿走了中国海商原来市场份额的89％。正是在西方列强的挤杀和清政府军队的镇压中，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链条越来越短，最终不得不退回到中国沿海，彻底失去了他们在海洋贸易上的市场份额。到18世纪末时，中国东南海和印度洋已基本上是欧洲商船的天下[11]；传统的海商或移民东南亚、或转为内陆商人、或沦为纯粹的海盗（专在东南沿海靠打劫商船为生）。因此，中国海商是中国诸商帮中最早衰落的。

（二）闽、粤、浙、晋、徽、江右等商帮的兴衰
与海商相比，其它商帮的兴衰似乎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仔细究之，不光是闽、粤、浙等沿海商帮[12]，就是晋、徽、江右等内陆商帮的兴衰也都与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竞争有关。表1对明清各主要商帮之兴起、兴旺和衰落的时间，以及各时间内所经营的主要商品种类进行了归纳。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商帮在兴起时间上前后有别，但其鼎盛时期大都是在16至19世纪初，此时正是中国商品行销欧洲、日本和美洲大陆的时期；二，在各商帮的鼎盛时期，丝、茶、瓷器等出口产品在经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三，从衰落的时间上看，中国商人和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市场份额的下降是导致各主要商帮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海商是各商帮中衰落得最早的；因为在从中国内地到沿海、再到巴达维亚、日本和马尼拉的长途贸易中，中国商人首先失去的就是海洋上的贸易。各大商帮中，晋商衰落得最晚：一是因为当东南沿海的贸易利润越来越被外国商人获取的时候，晋商与俄罗斯的北方陆地贸易还在兴旺之中；二是因为在失去北方陆地的茶叶出口贸易后，晋商还有票汇业务；晋商的票汇业务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挤兑”风潮和外国银行的竞争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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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戴裔煊：《倭寇与中国》，《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刁书仁：《关于嘉靖朝“倭寇”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李一蠡：《重新评析明清“海盗”》（上），《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熊梅萍：《从嘉靖“倭寇”的成份看嘉靖“倭患”的性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2]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44-57、60－77、66页。

[3] 郑芝龙后来与明朝政府的合作并不是明清时期政府与商人关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相反，其不过是当时明政府在北方边境危机和内部农民起义的双重威胁下，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利用郑氏集团而稳定东南沿海的权宜之计。

[4]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5] 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1972年第5卷1期。

[6]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459页。

[7] 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为了垄断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的香料贸易，荷兰殖民当局于1740年对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进行了大屠杀，上万名华人遇难，史称 “红溪事件”。

[8] Glamann, Kristof: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Hague: Maritinus Nijhoff, 1981, p220. 转自赵亚楠和刘强的《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华茶生产贸易的兴衰》（待出版）。

[9] 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1986, pp.123. 转自赵亚楠和刘强的《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华茶生产贸易的兴衰》（待出版）。

[10] 吴建雍：《清前期中国和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1] 李金明：《清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探》，《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2] 这里指的主要是那些把内地的丝、茶、瓷器和棉布等产品运到沿海港口的闽粤浙商人，不包括其中的海商。从16世纪到19世纪，福建、广东和浙江商人的主要业务就是把内地生产的丝、茶、瓷器、漆器、棉布等商品运到东南沿海各港口以备出口。如康熙年间唐甄所著的《潜书》中的“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计百十万之益。”（《皇朝经世文编》卷37：教蚕）。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9:28

晋商

就晋商来说，虽然其最初的兴起与明初的“开中法”有关[1]，但把其推到顶峰的则是其后来与俄罗斯的贸易。早在明隆庆年间（1566－1572年），晋商就已经开始通过“茶马互市”将丝和茶等产品贩运到俄罗斯[2]。但那时的贩运规模很小，对晋商的发展影响不大。晋商与俄罗斯的大规模贸易开始于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此后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与俄罗斯的贸易一直在晋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晋商与俄罗斯的大规模贸易开始于17世纪末，而经过东南沿海的大规模出口贸易开始于嘉靖年间，所以晋商进入鼎盛时期的时间要晚于闽、粤、浙、徽这些依靠东南沿海出口的商帮。晋商在19世纪鸦片战争前夕达到顶峰；此时闽、粤、浙、徽等地的商帮都已经开始进入衰落期。

根据李三谋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后每年由晋商贩运到恰克图的茶叶量达700多万斤，价值500-600万两白银[3]；这还没有算上途中销售在蒙古境内的茶叶量。而其他一些研究的估算更高，认为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晋商垄断的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已达到1,240万两白银[4]，其中茶叶出口额大约为1,176.76万两[5]。这个贸易额已远远超过了当时晋商传统盐业年均500万两左右的贸易额[6]，说明在与俄罗斯出口贸易的扩张中，传统的盐业贸易已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退居二位。正是在大规模茶叶出口贸易的推动下，晋商在道光年间垄断了中国武夷茶的长途贸易；同时票号生意也应运而生。票号生意在道光年间兴起并非偶然，因为大规模的长途出口贸易需要大规模的白银周转；票号可以替代过去不得不雇佣镖局运送白银的方式，既降低了贸易成本，又满足了白银的周转需求。

晋商在与俄罗斯茶叶出口贸易的扩张中达到发展的顶峰，后来也在与俄罗斯贸易的挫败中开始衰落。晋商在中俄茶叶出口贸易中市场份额的丧失是导致晋商衰落的第一拳重击。1862年前，晋商是中俄茶叶贸易的主宰者，完全垄断着从中国内地到恰克图的贸易利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通商权，后来又相继获得了海关茶叶免税权和在中国的水路运输贸易特惠权。而相对于俄商，中国的晋商却在清政府的限制下不得不走陆地，一路上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1873年，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晋商也准备象俄商一样先把茶经水路运至天津，然后再走陆路运到俄国，但却被清政府要求付同走陆路一样高的厘金税。清政府的这种政策使晋商的运输成本远高于俄商。其结果便是俄罗斯商人对晋商茶叶市场份额的不断侵蚀。从1862年俄商开始到中国内地设立茶栈、购买华茶，参与中俄茶叶出口贸易之后，俄商在中俄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市场份额急剧增长。1865年，由俄商贩运到俄罗斯的茶叶达到1,647,888磅，到1867又增至8,659,501磅。晋商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1868年时，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7]。

为了弥补与俄商在中国国内不平等竞争所带了的市场份额的丢失，1869年晋商开始进入俄罗斯内地设立商号，经销茶叶，并很快扳回了50％的市场份额。这一年由晋商贩运到俄罗斯内地的茶叶量11万担，与俄商平分秋色。1872年，晋商的茶叶贩运量又增加到20多万担，是俄商贩运量的两倍[8]。然而，在国势衰微，清政府惠外商、抑华商的政策下，这种好景不可能持续下去。一方面，在各种优惠政策下，俄商在获取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利润的同时，也在中国茶区设立茶砖厂，侵蚀着中国的茶叶生产利润。另一方面，被迫进入俄国内地营销茶叶的晋商又遭到俄国政府的打压。“八国联军”入侵之际，俄国国内经销商趁机拒付晋商的购茶欠款。为此，“太泉玉”、“大升玉”、和“大珍玉”等16家晋商损失了62万两白银，使晋商的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的打击[9]。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为了排挤在俄晋商，又违背中俄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收重税，致使许多晋商陷入了更加艰难的经营困境。以后随着俄商在华茶砖厂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和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晋商更是越来越难以与俄商竞争。20世纪初期，仅汉口的俄商砖茶厂就年产砖茶40-50万担，占俄国进口华茶的近一半[10]。此时，每年由俄商贩运到俄罗斯的茶叶已高达60－70万担，而晋商的贩运量则只有数万担[11]，说明晋商的市场份额已基本上全为俄商所夺。后来俄国又发生“十月革命”，开始没收商人资产；在俄晋商只好仓皇出逃，损失白银数百万两。至此，中俄茶叶出口贸易在晋商的经营中完全消失[12]。

晋商之所以到20世纪初才彻底衰落，是因为茶叶贸易消失后，晋商还有票号的业务。传统的观点认为晋商的很大一部分票号业务是为清政府服务的，清王朝的灭亡是晋商票号倒闭的根本原因。然而，根据黄鉴晖的研究，公款汇兑只占晋商票号总汇兑额的4%左右；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来自于国内各大商家[13]。又根据张海鹏等人对20世纪初“挤兑”风潮发生前夕山西主要14家票号账务的统计，当时除了大德川票号贷款比存款仅多1万两外，其它票号收回贷款支付存款是绰绰有余的。造成票号倒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国内商业不景气，以致很多贷款无法收回[14]。这与鸦片战争后各商帮的纷纷衰落不能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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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页。

[2]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3] 1837-1839年，每年由晋商输往俄国的茶叶高达700多万斤。1843年，仅运到恰克图的茶叶价值就为500-600万两白银。参见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载穆雯瑛编著：《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4] 白文刚、胡文生：《寻找晋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5] 1841至1850年清朝每年输往俄国货物价值中的94.9％为茶叶。见石涛，李志芳：《清代晋商茶叶贸易定量分析》，《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 晋商参与经营的盐场包括：长芦盐场、两淮盐场、两浙盐场与河东盐场。两淮、两浙盐场主要由徽商与江浙商帮垄断，山西盐商主要在河东盐场经营，长芦盐场也有部分晋商。按照王勇红与刘建生的研究（王勇红、刘建生：《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经营贸易额的估算》，《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2期），河东山西盐商在乾隆年间年均盐业贸易额是167.12万两白银。即使假设河东晋商盐业贸易额占全部晋商盐业贸易额的1/3，那么全部山西盐商的贸易额也只有大约为500（167.12万两白银除以1/3）万两白银左右，因为人均食盐数目变化很小，所以盐业产量变化也很小，故本文认为1841年左右晋商盐业贸易额也大约为500万两。

[7]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页。

[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52页。

[9]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10]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51页。

[11]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253页。

[12]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

[13]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14]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第51页。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49:45

徽商

与晋商类似，徽商最初的兴起同样与盐业贸易有关。徽商在经营盐业和本地特产的长途贸易中兴起；然与晋商一样，最后使其走向顶峰的则是茶叶出口贸易，只是徽商是通过东南沿海口岸将茶叶出口，晋商是通过北方陆地将茶叶出口。一些研究认为盐业是徽商的第一大产业[1]，然而，这只是从资金的投入总量来说。实际上，茶叶的利润总额要远远高于盐业的利润总额。鸦片战争前，徽州盐业年均利润总额大约为100-120万两，而茶叶出口的年均利润总额约为200万两[2]。自17世纪茶叶开始大规模出口欧洲以来[3]，徽商便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一支主力军。茶叶出口的丰厚贸易利润是徽商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并维持了徽商自康熙年间到道光年间近一百数十年的繁荣[4]。

同样是经营茶叶出口，徽商的衰落之所以早于晋商，是因为徽商经营的茶叶主要是从南部沿海出口；其更早受到西方商人的冲击。早在16世纪初，徽商就已经开始从事海外贸易。最早时期（16、17世纪）的一部分海商就来自于徽商，如明朝著名的海商首领许栋、汪直、徐海与林碧川等人都源自徽商[5]，说明当时徽商的贸易链条一直从中国内地延伸到中国东南海和印度洋。由于徽商在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当初“广州十三行”中由清政府所任命的 “广州行商”中，许多人就是拥有巨资的徽商[6]。

同晋商类似，徽商的衰落同样与茶叶出口贸易中市场份额的丧失有关。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商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茶栈茶行，直接从茶区购买茶叶；徽商在国内的茶叶贸易利润也开始受到外商的侵蚀。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秘密建立茶叶生产基地，后又在锡兰建立茶叶生产基地。然后，英商又在国际市场上大打广告战，用印度茶和锡兰茶排挤中国茶，导致华茶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到19世纪末，华茶已基本上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7]。茶叶贸易链条的缩短和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失利造成徽商茶叶贸易不断亏损。光绪十一、十二年（1885年、1886年），皖南茶商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商业已难维持。1887年亏损尤甚，皖南茶商“营运俱穷、空乏莫补”。光绪十四年（1888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称：由于印度、日本产茶日旺，而且销价较低，因此外商多争购洋茶，以至中商“连年折阅[8]。茶叶贸易的失利使徽商资金匮乏，无法再支持大规模的长途贩运，从而也带来了典当、木、丝、米等其它业务的衰落。徽商从此一撅不起。

江右等商帮

同晋商徽商一样，江右商帮的兴衰同样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下降有关。16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开始被大规模地运往欧洲、日本和西属美洲。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生产瓷器的国家，而江右商人是从事景德镇瓷器出口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9]。随着瓷器出口贸易的发展扩大，江右商帮也越来越兴旺发达。当瓷器出口贸易在18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的时候，江右商帮也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参见表1）。然而，随着大批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的本土制瓷工业也开始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纷纷建立皇家制瓷厂，并在政府的保护下迅速发展起来。到18世纪末，欧洲的瓷器在质量上已基本与中国瓷器相媲美，中国瓷器开始越来越被排挤出欧洲市场。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从中国进口瓷器。此后，中国瓷器在失去欧洲和日本市场后，又相继失去美洲大陆市场和东南亚市场。随着西方制瓷技术的迅速提高，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瓷器不但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国外市场，而且其国内市场也开始受到西方瓷器的侵蚀。从1872年中国开始进口欧洲瓷器开始，到1918年，从外国进口的瓷器价值已达120余万两白银[10]。随着中国瓷器出口贸易的衰落和中国瓷器在国内外市场上市场份额的下降，江右商帮在鸦片战争之后日渐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了。

至于其他山东和陕西商帮等，他们主要是从事国内长途贸易。虽然他们没有像闽、粤、浙、晋、徽商帮那样，与出口贸易关系巨大。但他们的出现和兴旺发达不能不说与大量白银流入，白银货币化，以及国外市场需求和白银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无关。其实，在做国内长途贸易的同时，乾隆后期的山东商人也将棉花、绸布和茶叶远销到蒙古、东亚与南亚一带，并因此获取了大量利润，积累起巨额资本。如山东《临清直录事州志》载，清道光二十年（1841年），山东临清哈达已远销到印度、尼泊尔、伊朗等国，当时年销售总值达百数十万元[11]。洞庭商人也将丝绸、布匹与蚕丝等物品从江南贩往沿海港口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传统手工业的利润下将，传统商帮很难从事旧业，一些商人因此或充当洋人买办或转向经营珠宝、书纸业等可以避免与洋货竞争的商品。传统意义上的商帮，如闽、粤、浙、晋、徽、江右等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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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都是根据陈去病《五石脂》中的记载，“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故认为盐业是徽商第一大产业。部分研究没有直接提出盐业是“第一大产业”的说法，但是都认为与其他产品相比，盐业是徽商经营中最为重要的产业。见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第453页；王光宇：《论封建社会后期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及其特征》，《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2] 按照汪崇筼的估计，万历年间徽州盐商占据了60％的盐业市场，年度获利50-60万两（汪崇筼：《明代徽州盐商论述》，《盐业史研究》2001年1期）。如果考虑到人均食盐量大体不变，以及从明末到1800年中国人口的变化（明后期人口大约为15000万，1800年人口超过30000万。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并假设徽商在清朝仍占据60％的盐业市场，那么徽州盐商在清代年均获利大约增加了一倍，即为100-120万两。当时经过中国南方出口的茶叶贸易额每年大约为600万两左右（徐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318-328页），几乎全部被徽商垄断。按照茶叶贸易30％利润率的估算（Samuel Ball.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Longmans,1848.pp, 353），徽州茶商的年均利润总额大约为200万两左右。

[3] 茶叶最早由葡萄牙人运到欧洲，后被荷兰人在欧洲大力推广，到18世纪时已成为中国出口货物中的第一大宗出口商品，在鸦片战争前，茶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50%以上。参见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页。

[4]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第12页。

[5]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46页。

[6]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7] 赵亚楠：《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与华茶生产贸易的兴衰》，2007年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

[8]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第506页。

[9] 《清续文献通考》第三百八十六卷记载，景德镇瓷器的外销量为中国全部外销瓷器的一半。参见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六，民国景十通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10] 刘强：《中国制瓷业的兴衰》，未出版手稿，第26－31页。

[11]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第173页。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50:47

五、结语
把明清商帮的兴衰放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本研究认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闽、粤、浙等沿海商帮，还是晋、徽、江右等内陆商帮，他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中国商人与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正是在在欧洲、日本和美洲大陆对中国货物的大量需求中，中国海商应运而生，专门从事将中国货物从中国沿海运销到日本、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甚至欧洲本土的海上贸易活动；闽、粤、浙、晋、徽、江右等商人也是在将丝、茶、瓷器等货物从内地运到沿海口岸和恰克图的出口贸易中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中国海商海上贸易链条的缩短和最终失去是后来中国海商衰落和转行的根本原因。而鸦片战争后，欧美商人可以直接进入内地采购并享受低成本运输费用的贸易特惠，以及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越来越丧失其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是诸商帮相继衰落的重要原因。众商帮中，尽管山东、陕西等商帮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闽、粤、浙、晋、徽那样明显，但16－19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银流入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他们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

[中国古代史] 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