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发展与转型

魏风骨 · 发表于 2010-11-10 19:52:39

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发展与转型

陶宏伟

《明清史》200909

[摘
要]在明清晋商的五百年辉煌中，由于地缘优势、资源禀賦等因素，山西各地商人兴盛的原因、衰落的历程并不相同。作为晋商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平定商人，不仅利用其地理、资源等优势，开拓与京津等地区的贸易，而且在时代变革中积极进行产品以及产业的转型，从而成为整个明清晋商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力量。

[关键词]明清；晋商；平定商人
[作者简介]陶宏伟，经济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教师。

[原文出处]《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2．67—70

山西人经商历史悠久，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以至海外的许多地方，而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省内晋商形成了平阳帮、薄州帮、泽州帮、汾阳帮、忻州帮等商帮。至清中叶道光年后，平遥、祁县、太谷等晋中商人因经营票号而实力大增，渐执中国金融业界之牛耳，遂成晋商之代表。这一时期作为晋商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平定商人，与处于主流地位的晋中商人相比，力量相对薄弱，但是凭借其特有的地域环境、自然资源，平定商人不断开拓进取，形成了独特的兴衰轨迹。目前，名界对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认识和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对其发展、演变以及转型过程作一探索。

1、地域条件与自然禀赋

明代平定州(平定)属太原府管辖，清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州成为与太原府平等的直隶州，下辖盂、寿阳两县。与明清时期河东商人、晋中商人多从事与内外蒙古以及俄罗斯的长途贩运贸易不同，由于地处晋冀通衢，平定、盂县商人一直比较专注于与河北、京津等华北地区的商业贸易。

早在秦汉时期，古平定州就辟有驿道与冀陕两省相通，其南部的张庄一旧关一线成为由关中经汾河谷地东出太行，通往燕赵的捷径。隋唐以后，又开辟了从平潭经黑砂岭、柏井、固关出晋赴冀以连京城的古道。为传送文书、运输物资，中央政府在驿道上设立了许多驿站。其中，娘子关东西两侧由东向西设有平潭驿(在平定县东北平潭村)、甘桃驿(在平定县东旧关、新关之间，现为甘桃驿村)、芹泉驿(在盂县西南七十里)、柏井驿(在平定州东北，现为柏井村)等。每驿设有驿丞、驿兵、驿马及附属设施，如柏井驿有驿丞1名，驿马77匹，马夫38名半，丁夫90名，并有行宫、驿丞署、马厩、马王庙、戏台、马草场、接官厅和驿地若干亩。以后经历代整修与拓宽，这条古驿道一直延续到清代，仍为晋冀两省往来的必经路段。镶嵌在固关壅城壁上的一块石碑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大雨冲毁了固关驿道，次年动用了河北临城、元氏、井陉、平山、灵寿、阜平六县民夫修复，可见这条驿道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这条从直隶(今河北)人山西境，从平定州起至蒲州府出境，西通秦、蜀的“大驿”上，商贾络绎不绝，特别是人清后，这条通京大道更是车马往来，商务繁忙，沿途店铺林立。据平定县石门口乡桥头村清嘉庆九年(1804年)所立的《重修铁梁桥碑记》中所记，“我州在乱山深处，东二百里，西四百余里，率皆奇峰怪石，深沟险壑，……此桥头村所有有五里七桥之说，而铁梁桥所以坏也，顾之秦之蜀之，公车络绎，商贾阜通货贿后接踵焉……长吏倡于前，百姓和于后，易崎岖为坦途，视秦蜀如一家，上之可以急公务，下之可以来远人……”石碑上所记为重修铁梁桥捐钱的商号店铺有几百家之多。村里的《免号麸碑记》中也记载：“桥头开道以来，车驱络绎，商贾通行，开设面行店道者不少。每年纳官麸六十九石六斗。”正是交通的便利使得平定城、平潭、柏井驿、甘桃驿等地均成为了繁华的商业集镇。
古驿道的开辟为盂县、平定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本条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则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乾隆版《平定州志》中说“平定山多土瘠，民劳俗朴，国朝百余年，休养生息，户口日繁，计地所出莫能给，力耕之外，多陶冶砂铁等器以自食，他若商贾于燕赵齐鲁间者十之五”。“山多田少，粒食恒艰”的平定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历史上曾有“平定家，五色鬼”的民谚。所谓“五色”，即红黄白黑蓝五种颜色。红色指探矿冶铁者，黄色指烧制硫磺者，白色指挖磨矸面，烧制陶瓷及耐火器具者，黑色指挖煤卖炭者，蓝色指开染房者。从事生产、贩运这五种产品的商人构成了平定、盂县商人的主体。

平定、盂县冶铁、采煤的历史都很长，早在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平定州就铸造过大铁钱，而盂县现在还保存有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铸造的重约两吨的大铁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清代在盂县、平定以及清城、荫营等地逐渐形成了以铁制品交易为主的集镇，出产的铁锅、铁壶、铁制农具等在铁货行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行销于河北、内蒙等广大地区。平定的砂器、陶瓷制作也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至少在唐初平定就已开始制作陶瓷和砂器。清代平定所产的杂色瓷因工艺精美，被定为土贡窑。而砂器中的砂罐、砂火锅、砂壶等因在煮饭、煎药时，能保持原质、原味，而具有其它炊具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利用俗名“乾子”的石砂烧成的器皿，由平定、盂县商人贩运到京师后，被称为“砂吊子”，广受百姓的喜爱。甚至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平定砂器生产达到鼎盛时期，最高年产量达384万件，远销国内20多个省市，还出口到东南亚等国。相比于铁货、砂器的生产、销售，由于缺乏现代工业的大规模需求和现代运输工具，平定和盂县的煤炭生产一直采用相对落后的土法开采，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机器采煤才逐渐被采用，1906年正太铁路的通车，才使煤炭的产销成为消末民初平定、盂县商人的主要业务。

除了利用矿产资源外，平定、盂县商人还广泛从事印染业，因平定、盂县人出外谋生者多为染房佣工或自开染房者，故“走染房”甚至成为出外经商的代名词。由于开染房者众多，在北京、天津、承德等地还形成了平定染房帮，而在平定县则留下了“你是染房家的孩”这样的夸赞儿童聪明灵巧的民间俗语。
明清时期，我国棉花种植区，逐步由江南扩大至北方，大多集中于河北、山东等地。棉花的生产，带动了纺织业、印染业的发展。山东的潍坊、寿光、禹城、德州、高唐，河北的高阳、任丘、定县、无极、河间等地，出现了许多经营土布的布店、布庄，这就为染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平定县与河北、山东毗邻，所以就捷足先登，在城镇、乡村广开染坊。据当地家谱记载，明代就有乡民赴外从事染业，到清乾嘉时期，达到鼎盛。明清时期从事染业基本上手工操作，挑水者从早到晚扁担不离肩，挑进清水倒去污水，而染布者手不离缸，皮肤受腐，手指变形。尽管染布生意十分艰苦，但平定走染坊者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村经营染业者竞占全村劳动力的70％以上。清末民初时，在山东德州、济南一带，平定县北庄村人尹朝钢开设的义盛号染坊就已经很有名气。义盛号染坊总号设在德州城内，在陵县、禹城、平原、济阳、济南设有分号。义盛号主要业务是对来自乡下的土布、粗布，用蓝靛、小蓝靛和一些外国进口的颜料进行染色。1937年日军侵华后，河北、山东的纺织业遭受严重摧残，义盛号和其它平定印染商号一样也随之趋于萧条，最后只得停业。

2、从染房看平定、盂县商人的转型

平定商人所开的染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坊的经营形式，作坊内设有染缸、染锅、幌杆(用来晾布)。印染全过程均靠手工操作，对此平定宋家庄人曾编撰《五言杂字》描述道，“有等生意人，亲自下东边。头程槐树铺，次日过固关，井陉获鹿县，栾城共贾店。正定福成驿，深泽无极县。藁城与赵州，相隔一马站。平山通灵县，南宫元氏县。村庄和店镇，何处无铺面?驼靛数十驮，铺子赁几间。寻下主人家，连忙把瓮安。买些柴和炭，风匣不住煽。熬碱一大缸，缸内起金莲。罩网用铁箍，印子线绳拴。幌杆槌布石，二物在门前。家伙俱停当，染布有何难。毛蓝与皂青，印花最亮炫。开了一半载，年终转回还，赚钱几百两，挣钱几十千”。[1：341-345]是开染房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平定、盂县商人从事了这一行业。

随着时代发展，染房的传统手工技术逐渐难以满足顾客对布匹染色的色彩花样和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于是到民国时期，在一些比较大的染坊逐渐有了染槽、干燥机、扯宽机、轧光机、电动机等染整设备。印染业最初染色比较单调，以深蓝、浅蓝、青色有主，其染料主要是靛蓝。平定商人在长期生产经营中，逐步探索、发明了新的配料，使染物花色不断增加。如将大绿花布投入做豆腐的热汤中，即可变为深豆色，人称“烧红绿布”。还有花样繁多的蓝底白花的印花布，这种花布经久耐用，永不褪色。平定商人的染坊的染织品，以色鲜、品种多，不褪色而著称。在一些平定染坊有上有“染就江南三日景，提出扬州一片红”、“染青色一镇无比，出翠色天下夺魁”的楹联，以显示其高超技术。
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朝举国上下兴起仿效西制变法图强的热潮，改易西式服饰也成为推动国家变革的一个手段。之后，以军、警、学界为先导，在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下，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迅速发展起来。进入民国后，服式变革之风愈烈。西式服饰用料以呢革、洋布为主，不需要染色。在洋布大量进口下，土布生产行业受到沉重打击，这样与之相关的印染行业也受到牵连。尽管平定商人在印染技术上进行了改革，但仍然无法挽救整个行业的衰退，“走染房”的平定商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平定印染业商人的衰落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盂县人在北京广开洗染店，到新中国成立前，洗染业成为盂县人在北京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所开商号累计有66户之多。这些洗染店或是由原染坊改建而成，或是新建的采用“西法”洗染的新型洗染店。坐落在崇文区精忠庙大市北拐弯7号的天元染坊，据说有二三百年历史，到北平解放前时其股东为盂县陈南庄陈家和南坪村的赵家。天元染坊的大院占地约有一亩，有房间
34间，其中柜房7间，车间用房18间，附属用房9间。车间内有直径130厘米的染锅3口，大缸10口，压光机、平整机各1台。天元是一家以染色为主的染坊，主要承揽丝绸、棉布的染色业务，没有专门的门面。其下有天和染坊和采用西法洗染的华丽洗染厂。1955年天元染坊与其它几家组成公私合营的北京染绸厂。位于安定六内大街路西122号的德盛染坊，掌柜是盂县牛村人，经营德盛染坊有60年之久。其下曾有分店裕华染坊。1956年公私合营后，大兴洗染店等三家洗染店先后并人德盛染坊，后更名为东风洗染厂。还有曾被称为京城四大洗染厂之一的培华洗染厂，以其过硬的技术，保证了洗燙、染色的质量．赢得了顾客的信任。[2-21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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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盂县商人在毛纺织业的转型——氆氇店到车围店再到国旗店

氆氇是一种羊毛织品，可以用做床毯、座垫等。此外清朝皇宫内院及贵族家中，龙旗、龙伞、幔帐、云幔、拜垫及宫内装饰用品也多以氆氇为主要原料。清嘉庆二年(1797年)，盂县氆氇行商人在北京开设的义兴号、永兴号、大成号、大顺号、义成号、义和号等六家合资共建一会馆，地址在煤市街小椿树胡同l7号。该会馆共有大小院落3个，房屋10数间，占地1亩2分。起名为“盂县氆氇行六字号公局”，也称为“盂县氆氇行会馆”或“盂县六字号会馆”。这六家商号商议在出售的每匹氆氇中提取银1钱，经过九年后即筹措到会馆所需的2300余两白银。其中，义兴号出银530余两，永兴号出资530两，大成号出430余两，大顺号出450余两，义成号出170余两，义和号出180余两。由此可见这几家商号的实力不同一般，也说明清中期盂县人在京城中经营氆氇制品的兴盛。[3：566]

随着清王朝的没落，民国期间的洋车马车的使用，又使轿车围子、洋车靠垫、棉门帘子等产品逐渐增多，加之缝纫机开始普及，传统手工缝制逐渐转向机器缝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各种锦旗以及国旗的使用，又为这类纺织品增加了新的产品需求，这些都使盂县氆氇商人逐渐转型。

1851年开业的大椿号氆氇铺，地处东四南大街路西25号。开业之初，该店主要客户就是王公贵族，其制作的氆氇产品用料极其考究，加工也是精益求精。在没有缝纫机等设备的时期，全是依靠刺绣为主的手工活，一个拜垫就需要十几道工序，2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进人民国后，大椿号开始转型生产各种车围产品，并为外国驻华使馆制作窗帘、沙发椅套等纺织品。在转为车围铺的同时，有一些盂县的氆氇店也转为生产锦旗和国旗。1919年，振记锦旗店开业，地址在骡马市大街路南238号。此后陆续有万兴号国旗店(1921年)、荣庆国旗店(1928年)，树成功国旗套椅庄(1939年)，裕丰元国旗店(1940年)，培大国旗店(1947年)，晋发祥国旗套椅店(1947年)，新世界国旗店(1947年)。惠民国旗店(1949年)等店开业。新中国成立后，仍有盂县人开设的国旗店开张，如新中国国旗店(1950年)，首都国旗店(1951年)，福兴顺国旗店(1951年)，大众制旗店开业(1951年)，聚成功国旗店(1951年)，同德国旗店(1951年)。建华国旗店(1953年)。1956年永庆成、忠信成、树成功、荣庆、裕丰元、新中华、聚兴等店并人先锋旗帜社。1956年有万兴号、大椿号等10户加入东城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有广兴长、大华等8户加入西城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有万成号、广增号等8户加入前门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些盂县商人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部分。[4：250-280]

与其他晋商多从事传统贩运贸易不同，平定、盂县商人的染房、氆氇铺等，不是单纯的易货贸易，而是与手工业技术相结合的“前店后厂”的经营形式。这样当社会变革产生新的产品需求时，盂县商人就能及时进行技术更新和产品转型，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4、保矿运动促进煤炭产业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手工业和易货贸易是商人致富的主要途径。至清末，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机器工矿业的出现，拉开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序幕。在清末民初的巨大社会变革时期，平定商人利用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积极进行产业转型，成为山西近代工业建设的先驱和重要力量。

平定素有煤乡的称誉，地下蕴藏的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当地百姓至迟于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开采与利用煤炭了。明洪武四年(1371年)成书的《太原府志》，在记述平定物产时说：“炭窑二处，西沟一处，谷里一处。”明万历之前，平定老百姓已普遍把煤炭用于炊事方面。清际，平定人民除用炭炊事外，还用其取暖，平定州所辖的东沟、岭上、西锁簧和石卜咀、平潭等村镇都有火炕。清光绪十年(1884年)，仅蒙村一地，就有煤窑十数座，环居蒙村的居民有二百余家，其中“朝而往，暮而来，奔走于窑冶者则十有八九”。到了清末，平定地区的小煤窑星罗棋布，这些小煤窑多是当地村民以土法形式进行开采，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比较小。

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在三晋大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争矿运动，史称“山西争矿运动”。这场历时近三年之久的爱国卫权运动，尽管主战场在山西，但却波及全国，并且动员了绅、农、工、学、商各界民众，而且震惊海外，致使大批的海外留学生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最终以驱逐洋商，赎回矿权，国人自办，成立“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而宣告结束。在这场运动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开展争矿斗争是从平定县首先开始的。当时平定县官沟村富商张士林与爱国士绅黄守渊(清举人，曾任河津县知事及省议员)、李毓蕙(平定城内人)、池庄(上庄村人，曾任山西大学总务长，省教育厅长)、刘焕斗(辛南庄人，清举人)、赵熙庭(余积梁沟人，清举人)等人成立“保艾公司”(平定县在历史上曾称石艾县)，作为争矿运动的常设机关。并准备收回矿权，进行开采；还决定成立旨在“联群情，保利源”的平定矿产公会，把旧有煤矿和计划新开矿的“固本公司”等组织起来，以统一行动，坚决自办，反对出卖。在他们的努力下，1907年“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即“保晋公司”在省城太原海子边成立，这是山西近代史上开办较早、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在保矿运动中，以平定商人张士林为代表的一批平定、盂县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八年(1919年)秋，山西省政府为表彰张士林“精诚爱国，绝无博取”的精神，奖给其以“急公好义”匾额，这也是对平定、盂县商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中所表现出的团结互助，敢于成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
成立后的保晋公司在平定设有以经售煤炭业务为主的分公司，他们用山西省拨发的“地亩捐”白银20万两，在平定附近买了土窑50余座，接收了“同济”、“固本”两个公司，并从1908年开始在平定发行股票以募集资金。1914年．保晋总公司迁址平定，原来平定分公司所管辖的煤矿统归总公司管理，此外还在平定县平潭垴村创办了“保晋铁厂”，作为保晋公司的子公司，也就是现阳泉钢铁厂的邹形。同时，在燕子沟开始建设新式竖井，随后又先后开凿和改造铁炉沟、简子沟、燕子沟、贾地沟、先顺沟、段家背和汉河沟的一些中小型矿井，扩大其生产规模，这些矿井奠定了阳泉煤炭现代化开采的基础，开创了阳泉煤炭发展的新纪元。在保晋公司的带动下，平定、盂县的商人开始联合起来，积极投资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专营煤炭的专业公司，其它产业如硫铁矿、陶瓷业、丝织业等也迅速崛起，从而拉开了平定、盂县地区近代工业的序幕。

从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平定、盂县商人作为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和资源优势，努力开拓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市场，而且根据时代变化，积极转变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大胆进行企业和行业转型。平定商人的成功，不仅使其作为一个商帮在整体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融人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从而与其他晋商在辛亥革命后的普遍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为以后的阳泉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整个山西的工矿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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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韦庆远，等．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陈真，等．中国近代丁业史资料(第1辑)[M]．上海：三联群书店P957-1061

[中国古代史] 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发展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