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42:57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5)

《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摘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发展，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也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根源。呈现出地域分布广泛、数量锐增、种类齐全、圩田水利系统化、图型结构丰富等特点。圩田的兴筑，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圩田的过度开发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十分明显。

【关键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9)01—0055—10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陈恩虎(1962—)，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巢湖学院历史系教授。

Polder Land Buiding in Chaohu Lake Bas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En-hu

(Institute of Chinese Argricalturd Civilization , Nanjing Argdca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der land in Chaohu lake basin is due to its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social economy. A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ensive distribution, great increase, various kinds, systematized irrigation works and rich structure patterns. The building of polder land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flood control, drainage, irrigation and reducing immersing. But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the excessive exploration of polder land basin has destroyed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ohu lake basin; the building of polder land

关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圩田开发，学者多有论述，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系统研究巢湖流域的圩田兴修。汪家伦、张芳编著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的有关章节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有过简单提及。另有一些单篇论文涉及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问题。①本文以方志资料为主体，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缘起和地区性特点，阐述圩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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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崔思棣《江淮地区圩田初探》，《安徽史学》1984年第6期；杭宏秋《安徽沿江沙洲开发历史和现状的探讨》，《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汪家伦《明清长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崔思棣《铜城闸与和州圩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巴兆祥《江淮地区圩田的兴筑与维护》，《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庄华峰、王建明：《安徽古代沿江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赵崔莉：《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赵崔莉《从清代安徽方志漫谈皖江圩田》，《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4期。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缘起

巢湖流域现含合肥市、巢湖市两个省辖市，居巢区、无为县、庐江县、含山县、和县、肥东县、肥西县、舒城县等8个区县，明清时期属于庐州府、和州管辖，流域面积12938平方公里，汇入巢湖的集流面积9130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约35亿立方米。巢湖流域是修筑圩田的理想处所，修圩筑堤也是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巢湖流域圩田应滥觞于三国，兴起于唐宋时期，但明清以前这里长期地广人稀，因而不必去花大力气与水争田，圩田开发有限。时至康熙、乾隆年间，随着社会的相对安定、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逐渐落到实处，巢湖人口开始迅速增长。道光《巢县志》记载：“巢为江淮鱼米之乡，民生其问，易致蕃衍”。关于当地人口在康熙以后和全国其它地区几乎同步迅猛增长的过程，各州县方志多有记载。明崇祯四年(1631)巢县的户数为3512，人丁数为24192，“不数年而有乙亥(1635)之乱，继以壬午(1642)城陷，流贼屠戮，靡有孑遗”。但到了顺治二年(1645)，收江北诸郡县，“设官莅土，招徕残黎”，顺治五年(1648)就基本恢复了明末的人15水平，“盖休养生息不三四年，而已复其旧矣”。此后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乾隆六年(1741)巢县人丁已增至152103，“视前明三百年之滋养，盖数倍焉”。迄嘉庆六年(1801)，以实有者计之，己达46580815。到道光八年(1828)修巢县志时，“滋生之数当必日增日多。”①
生齿日繁，使原有的耕地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迫使人们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生产的方式与方法。一方面，人们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大力兴修水利等。另一方面，外延性的农业开发或农业的地域性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在宜农之地已经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农业开发的触角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尚处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少事商贾的农耕社会。由于主要种植粮食，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商业及市镇发展欠发达，所以通过工商业等途径来消减本地人口压力几乎没有可能。这样，伴随着清中期以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巢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内敛化，即面临人地矛盾时，不是通过移民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商品经济来解决，而是通过尽可能多的获取新的耕地来缓解人口压力，涸塘围湖、围江造田、伐林垦荒等向自然要田要生计的农业开发活动达于兴盛。加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水旱灾害频发，这更加推动了圩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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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巢县志》，卷6《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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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过程、规模与地域分布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下令大规模地整修和州铜城圩堰闸，重新修整的渠道延伸200余里长。当时由牛屯河出江，缘江势筑长堤三十余里为堰埂，形成裕溪河至牛屯河的一片圩区。永乐元年(1403)，加修了“保大等圩一百二十余里，蓄水陡门九”。保大圩向东扩至黄山港，江岸有堤，并在台基荒滩建圩。永乐二年，又再修铜城闸，修复圩坝70多处，新筑圩埂数十里，并修含山的崇义堰。和州在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己有圩田28座。其中戈义圩本是水滩荒地，隆庆四年(1570)，知州晋朝臣“令民开垦水滩荒地建圩。”万历元年(1573)和州知州康诰筑埂，“丈量升科，士民赖之，因名永康，以志思云。”②万历年间(1573—1620)，在姥下河北岸，东江滩建成郑村圩；牛屯河以东建成邱常圩；西梁山以北建成张圩、苏圩、秦圩及古丰等小圩；修辑永丰圩。③庐江自明代以后，垦圩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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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光绪《直隶和州志》，卷6《河渠志·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万历《和州志》卷2转引自应岳林、巴兆祥著：《江淮地区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多，嘉靖二十五年至四十年(1546—1561)建梅山圩、王官圩。辟巢湖水滩垦新丰、新兴2圩。隆庆年间(1567—1572)建南都圩、北都圩，包括梅山圩统称东圩。万历十二年至十五年(1584—1587)建西城圩。巢县知县李世隆于己于人万历三年(1575)二月经画贾塘，躬履其地，“相地势水势之宜，而曲折以避其波涛搏击之处”以建圩，圩工“计高七尺五寸，阔二丈五尺，长六千武”。圩建成后，“昔时荒烟沮洳之区，绵亘逶迤，视之若长河焉”，往岁“春涨冲啮，湖波泛溢，风涛震撼，溃决顷刻”的状况得以改变，“江潮如故，圩卒无恙”。①据《安徽通志·水工志稿》记载：无为州明代修筑圩田有官圩、连城圩、纪家圩、西七乡圩、重和圩、黄金闸等。含山县建于明代的杨林大圩有田13．3万亩，规模也相当可观。万历年间，含山县建仇家圩，长1425丈，关系田2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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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承明绪，圩田开发更为迅速，开发规模更大，圈圩垦殖进入鼎盛期。清嘉庆八年(1803)《庐江县志》记载，县有圩86口。顺治以前已垦天井圩、新圩、荒圩、白荡圩。顺治、康熙、雍正县志均有圩92口的记载。同时清代又先后在湖滨垦田777顷。光绪《庐江县志》记载本县大粮圩田102074亩，水粮圩田75828亩，其中滩田、沟田和废圩计18386亩。并认为北乡白石山至齐头嘴河东圩埂年久失修，滨巢湖沙圩、盛安圩地势低，圩田多成泽国，圩民屡次禀告修堤无着，常受水浸之苦，建议东乡诸圩因其临湖险隋多，各县圩董应通力合作防范。此后，垦辟仍在继续，如道光年间该县新筑同大圩，垦田4．5万亩。民国8年的经济调查资料记载，本县当时岗地圩地计1182600亩，称县境岗地水利则在塘堰，而圩地即在注重圩堤，随时加高培厚，以御水患。康熙二年(1663)和州知州杨继芳招佃开垦江边草地，将得胜河口的温滩建成永盛圩、土旺圩、大荣圩。“积岁，圩地尽为沃壤”。②乾隆五年(1741)，疏浚太阳河，开堰建成黄墩圩。在陡河口外建成盛香圩。光绪十六年，和州民人高照、鞠寅、高登第、祝燥、戴道庚、高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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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水利史稿》下，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含山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第9页。
②光绪《直隶和州志》，卷6《河渠志·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国、张志林等禀奉州批，在姥镇南堰、姥镇北堰筑埂围垦沙子湖蒲草滩外荒草地，“嗣是频获有秋，堰田遂成腴产”。①道光《和州志》载：“和州圩田，十居其七”，当时东乡有二十三圩，南乡有五十一圩，西乡有二十八圩，北乡有四十六圩，共计有一百四十八圩。乾隆七年(1742)，无为县有圩口436个。到光绪十一年(1835)，全县有圩口406个。②嘉庆《合肥县志》载：该县清初原额田塘地294．5万余亩，其中无主荒田塘地19．3万余亩，于顺冶十年(1653)拨人兴屯。顺冶十二年至康熙十六年(1655—1677)共垦复田18．6万余亩。六年后，续垦田塘地7331亩，至此，原额垦足，其后陆续垦辟被称作‘溢额’者，当即新垦扩张田地。康熙三十三年(1694)，垦溢额田1001亩有零，四十八年，又垦溢额圩田1039亩有零，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共垦溢额田14705亩有零，其中溢额圩田8365亩。明代以前，合肥有圩36处，到清代增加到77处。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主要分布区域是：庐江县东、北部，舒城县东马栅河滨，无为州全境，巢县与合肥县巢湖之滨，和州东南域，含山县东横江河、县南裕溪河等地区。

无为县的圩田属于河网平原圩区、沿江平原圩区。无为“县无异产，以地多平原，水道如网，夏日炎热，雨量丰沛，故农业盛，而尤以稻米为最。其圩田之多甲于全皖，即巢湖五属舒、庐、无、巢、合亦无与凝者。全县田共九九五000亩，中圩田占七○六九八○亩，其他山田不过十万余亩，洲地仅数亩而已。综观圩田约居十之七八，大小计五八九圩，连山田年产稻约三百万石，中圩田每亩平均四石，亦多至六、七石者。”③

庐江县的圩田属于湖沼圩区、河网平原圩区。庐江县，北滨巢湖，南临长江，光绪《庐江县志》载：南有五湖，即沙湖、黄陂湖、后湖、排子湖、白湖，北有焦湖(巢湖)。有吴家圩、彭家圩、天井圩、下小圩、火烧圩、张家圩、官圩、刘家圩、官庄圩、青草圩、养马圩、潘家圩、潭家圩、夏圩、古城圩、新沟圩、周伏圩、寺圩、上大圩、黄河圩等圩田94座。明后期至清中叶，庐江圩田继续发展达163座。由于地形、水系等原因，庐江圩田面积较大，大多占地数十亩，千亩以上大圩田也很常见，有些大圩田还分成几块，圩连圩。

和县的圩田属于沿江平原圩区。和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南部及沿江一带较为平坦，圩区主要在沈巷、新桥、姥桥、环城等区，其次在乌江、西埠、石杨等区零星分布。圩区耕地占总耕地面积三分之二以上，故和县素有“三山七圩”之称。“和州当水陆之冲，负山面江，民食仰给圩田。西南地滨江湖，潮汐泛滥，为诸圩害，旧筑铜城闸保障州县七十二圩，事详水利图中。故事筑堤缮闸，岁需所出皆取给于民田。崇祯间，横水为灾，民困不自给，如融则周历污潦，相度形势，出家资千余金，甃石树枋，完治堤闸，为立法置堰长十人，分直启闭，又输田二十余亩，令司事者岁收租税供缮修，为久远计，和州人至今赖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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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直隶和州志》，卷6《河渠志·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
③佚名：民国《无为县小志》，第四《物产》，民国二十年稿本。
④章学诚《和州志》，列传第十二《马如融》，清乾隆二十九年修，文物出版社《章学诚遗书》影印本，1985年。

合肥、巢县的圩田大部分属于湖沼圩区。合肥市沿巢湖一带圩田始见于史籍的是在宋代。《宋史·叶衡传》记载：“合肥濒湖圩田四十里，募民以耕，岁可得谷数十万，蠲租税二、三年后，阡陌成，仿营田，官私各收其半。从之。”其时，江淮之间为宋金争夺之地，战争频繁，人民大量流散，土地荒芜，招募流民耕种。宋隆兴年间(1163—1164)，合肥有36官圩，佃民600户，1000余丁。元、明、清以来，巢湖西北沿岸南淝河、丰乐河下游一带军屯、民垦圩田不断。清嘉庆八年(1803)《合肥县志》记载的合肥县85个圩，名称、方位和官屯民田亩数，都还详细明确。合肥圩田分布在长乐河、店埠河、南淝河、十五里河、派河、蒋口河、丰乐河和杭埠河下游及巢湖沿岸。河水夹带大量泥沙进入巢湖时，因流速变缓，河道含沙淤塞，不断形成湖滩，接着不断被围垦。早期2000多平方公里的巢湖，现已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演湖为田。沿巢湖的东安、五合、幸福、大兴等圩田，均系围湖滩建成。派河沿岸圩田，已发展到中派镇以上。丰乐河圩区，扩大到舒城县的桃溪镇，又逐渐伸展到界河的三石圩(今柳湾圩一部分)。沿杭埠河和蒋口河的圩田，由一线扩展成一片。南淝河沿岸圩田，在清嘉庆至民国末年150多年间，从施口发展到合肥城边大兴集一带。清初巢县兴建的主要圩口有武城、伍贾、贾塘、黄周、落城等，到光绪十一年(1885)，全县共有圩口85个。最大圩口是武城圩，在县西，长43里，捍御巢湖水，关系田1．4万亩；此外还有：伍贾圩，在县西，长8里，捍御巢湖、天河水，关系田2400亩；贾塘圩，在县西，长9里，捍御巢湖、天河水，关系田3600亩；黄周圩，在县东，长20里，捍御天河水，关系田8000亩；落城圩，在县东，长20里，捍御天河水，关系田800亩。①
含山、舒城的圩田属于河荡圩区。明正德六年(1441)，含山县内有大溪荡圩、王家圩、孤山圩、胡家圩、庆力圩、石井圩、咸义圩、庆安圩、天成圩、荡子圩、新城圩、夏家圩、山子象坑圩、至道圩、大观圩、义成圩、塔子圩、永丰圩、保丰圩、新名圩、杨林圩、杨家圩22个。嘉靖三十四年(1555)，全县有圩96个。清光绪三年(1877)，有圩130个。②光绪十一年《续修庐州府志》称“舒城有三十六圩……”；光绪三十三年《续修舒城县志》记载全县有65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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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巢湖市志》，黄山书社，1992年，第258页。

②《含山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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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发展的特点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不仅地域分布广泛，还因围垦地形的不同以及各地习惯的差异，在兴修上形成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圩田数量激增，分布区域扩大
明代，巢湖流域圩田向湖泊、河网进军，原有圩田的地方继续扩筑增修，许多原无圩田的地区兴筑了圩田。清代圩田继续扩展，凡湖泊、河汊之地，江边滩涂之所及浅沼、草场、荡地，可以围垦、辟为圩田的，大多发展为圩田。如嘉庆时无为州无为乡有城子圩、旧圩、南都圩、兴谷圩、马家滩圩、徐家圩、虎狸圩、麻城圩、藉河圩、土地圩等85座；太平乡有常丰圩、景德圩、姚堪圩等80座；开城乡有西都圩、童家圩、冯家圩、横冈圩等35座；襄安乡有大成圩、王农荡、罗家圩等44座；周兴乡有大丰圩、保宁圩、嘉泰圩、黄家圩等59座；铜城乡有铜城圩、永安圩、杨家圩、大谢圩、保胜圩、临江圩等56座；南乡有蔡家滩圩、义城圩、永丰圩、蒋家圩等52座；北乡有大古圩、三角圩、刘家圩、王家圩等33座；共444座。道光中又增至590座，圩田遍及全州，约占全州农田的80％以上。舒城在雍正年间有圩田21座，③至光绪年间增至65座。④合肥宋代圩田为36座，到明代增至50座，到清代增加到77圩；和州由宋代数座至明前期发展到70余座，至明后期又增至143座，到清末发展到150座；庐江县在明代时有圩田94座，清代继续发展，嘉庆时有圩田163座。圩围大者有田数千亩、数万亩，乃至一、二十万亩。总之，明清时期圩田分布区大大扩大，原有圩田的继续扩筑增修，没有圩田的地方也兴筑了圩田。合肥县“前奠平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后亦广野，故有塘有圩”。⑤无为州西北多山，东南一望平坦，为长江之冲积平原，“虽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与江水相低昂，又为巢湖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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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雍正《舒城县志》，卷11，《水利》，《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21)》，中国书店，1992年。
④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卷11，《沟恤志·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⑤[明]杨循吉《庐阳客记·水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47)》，第668页

灌，其所利不啻万顷”①巢县，“巢之田，圩居其半”，②“巢县西滨巢湖，东通大江，多圩田”。③含山境内“东南大河，支港杂出，霪雨风潮全恃圩堤为护，产谷倍于他处”，④至光绪时有圩田88座。⑤

(二)圩田种类齐全
巢湖流域地区的河谷、草滩、荡地、沙滩、湖滨、塘地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地方皆是开发圩田的重要场所。关于圩田的形制规划，史料中不乏记载，并随着环境、水文条件的变化以及水工技术的提高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一是围田，即在濒水地区“筑土作围以绕田也”，“虽有水旱，皆可救御”。⑥其二是湖田，巢湖、黄陂湖等大湖之滨及众多的小湖湖身都是圩田围垦的对象。和州的围湖造田出现的更早，可以说在明初己经开始。洪武中知和州的陈琦，虽然治行较好，“民服其化，男女异路，囹周空虚”，但“惟于幕僚涸湖开田，略无阻止，致郡失水利，并失险阻，识者少之。”⑦揭开了永乐以后和州之大规模围湖造田的序幕。麻湖，在州西30里，又名历阳湖，因明太祖曾避难于此，所以又叫龙驻湖。湖环周百余里，由姥下河达大江。明永乐年间，吏目张良兴为得开田之功劳，乃浚河泄水以涸之，筑堰成田，名日麻湖圩，凡田31200余亩。至景泰二年(1451)，含山县令黄润玉经过一番治理，最终使之成为圩田。⑧沣湖，在州西15里，受麻湖水，由当利港入江。明永乐年间，与麻湖命运相同，被议置为田，得17500余亩。麻湖、沣湖被围垦成田后，本与之相通的其它小湖泊，后来也逃脱不了沧海桑田的命运。如皇后湖、苞湖、潭湖，大抵皆麻湖之支流，别港随地为名，“今尽涸而为田矣”。⑨其三是沙田，即“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恃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⑩沙洲变良田，系经历“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⑾的过程。淤积成因，生齿日增，是沙洲开发的契机。江河洲滩的发育为圩田围筑提供了条件，即所谓“洲老柴稀筑岸成圩，开荒成熟种稻，名日芦田”。⑿嘉庆七年无为大堤沿线的江心洲有35个。现仍存在的是：成德、太阳、大兴、复凝、金带、太平、还古、复兴(上)、香墩、三洲、仔洲、六洲、七洲等13洲。业已沉没消失的是：杨林、灵壁、重兴、续生、连生、傍生、横墩、文兴、抚宁、息争、万兴、永兴、复源、神墩、复兴(下)、新墩、胥家坝、雁墩、紫沙、雪花、还北、官洲等22个洲。新生的洲是：太白、新生、门坎、连洲、二垄、二包、三包、鲫鱼、大沙包、二沙包、三沙包、四沙包、五沙包、六沙包等16个洲。和县有陈桥洲，总面积3000亩，其中筑堤面积2700亩，堤长7公里。和县江岸沙洲于清康熙二年(1663)筑圩成田的有永胜圩、土旺圩、大荣圩，数年“尽为沃壤”。据此可知，沿江广袤的圩区，其原貌都与洲渚有关，只是开发较早，因而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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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杨循吉《庐阳客记·水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47)》，第669页
②道光《巢县志》卷15，张承芳《李公圩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明]杨循吉《庐阳客记·水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47)》，第669页
④[清]李应珏《皖志便览》卷1，《和州直隶州序》，《中国方志丛书(224)》，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⑤光绪《直隶和州志》，卷6，《河渠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5，《田制·农桑诀·田制篇》。

⑦光绪《直隶和州志》卷12《职官志·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乾隆《历阳典录》，卷12，《职官二》，《中国方志丛书(229)》，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⑧光绪《直隶和州志》，卷4，《舆地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光绪《直隶和州志》，卷4，《舆地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⑩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

⑾(清)魏源：《湖广水利论》。乾隆《无为州志》，卷6，《水利》，合肥古旧书店据原刊本影印，1960年。

⑿《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光绪《直隶和州志》，卷6，《河渠志·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三)圩田的图型结构特征体现出多样化
从圩田结构上看，有的圩一面有圩埂；有的圩两面有圩埂；有的数个圩坝首尾相连，共同组成一大埂；也有彼此独立但相邻的圩联合组成一个大圩。此外，圩区连圩、联圩情况较为普遍。在圩田形成发展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及人类活动对圩田形成的影响，使圩田这种传统的中国农田形式具有丰富的图型结构特征。

田字型圩田内部每个小圩田的外部形态及大小基本一致，呈正方形，面积上相差无几。圩田内部水网可以互相通达，是本形态圩区重要的水运通道。田字形圩田成圩时是在地势较高、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带统一筑成的大圩。圩田内部的水网规划受自然的影响较小，受人类影响较大，易于改造。其水网并非成圩时就有，是明代分圩时形成的。田字形结构自成一体，不易扩圩，有着一个相对完善的防御、灌溉、交通综合体系。田字型圩田反映出人类对大型圩田统一的规划修筑，体现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反映修筑此种圩田的区域具有非常好的水土环境，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羽状水网图型结构圩田的水网沟渠呈现羽毛状或平行状，少数带有放射状，圩田内部因地势不同有圩内塘蒲结构。圩内水渠密集且多平行，平行水渠主要连通圩田内外水体，通过一条大沟渠相连，形成羽状水网。羽状水网圩田主要分布于围湖造田过程中湖泊的最低处。这种结构的水网沟渠有利于排水的流畅性及堤岸土壤的保持，对堤岸的冲蚀最小，具有缓冲洪水，排水流畅等优点，体现出人类活动已经超越自然。①

(四)圩田水利系统化
明清时期圩田一般都外建圩堤，堤上筑有涵闸，内涝时开闸泄水，洪水侵袭时闭闸御水，旱时放水入沟溪，引水入田以灌溉禾苗。圩岸、涵闸、沟洫相互配合，使得圩田水利在小环境内系统化，蓄泄两利，基本达到旱涝保收的目的。“沟洫导水宜于深广，圩岸御水利在高厚。田既处洼下，各随村落人户多少，四面筑围，使外水不得导内侵，遇淫雨积为内水，又导之使出”。②围田、湖田规模较小，蓄水排涝两利，无水旱之忧，田收常足。沙地圩田大小不一，要在建堤护田，疏沟通水，旱则平溉，涝则泄水，灌排两宜。沙滩外涨，沙地圩田“膏腴万顷”。圩田是有组织、有计划开发的结果，布局完整，圩圩相接，与河溪结合，形成了较完善的水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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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陆应诚《基于Landsat TM数据的皖东南圩田结构特征与开发驱动因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3，《中国方志丛书(408)》，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44:03

四、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作用与影响

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它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而采取的有效土地利用方式，对于促进当地将自然地理因素转化为农业生产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巢湖流域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兴筑圩垾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于是巢湖流域平原、丘陵地带农民频频围湖废塘为田。围垦活动的广泛兴起，使许多平衍沮洳的江湖淤滩得到开发，成为膏腴之地，促进了本区江湖滩涂资源的利用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为稻作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由此推动了巢湖流域经济的繁盛。圩田在巢湖流域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圩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既为民食之所赖、亦是赋税之所出，堤安则丰，堤溃则歉，圩田在巢湖流域地方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然而，农民的经济开发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自然灾害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人们总是把自然环境作为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稳定的客体，认为它只会平静地承受任意的塑造和装扮。但历史事实说明，自然界对人类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具有反作用，只是其结果不一定立即显现。正如恩格斯所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泥沙淤积与堵塞

光绪《庐江县志》记述：“瓦洋左右皆圩田，河身原来宽阔，旁有长滩，居民往往增作垸堤，占盖房屋，栽种树木，以致河身狭窄，湍溜刷堤。”杭埠河中游周瑜城至下七河段，在明朝万历时期至清朝雍正年间，因河道淤塞，即有3次改道。第一次，“明万历中(1579年前后)，知县陈魁士凿龙王荡(现属瑜城村)石埂，开七里河，河南徙”(即现在的上、中、下七里河道)。第二次，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知县蒋鹤鸣“见河道淤为陆地，遂赈饥募疏瀹，自龙王荡迄县河口(今码头街的南溪河)，水还其故”。②蒋氏用意是“救绕城之遂涸，舟楫不通之荒”。但“十余年后复塞”，至雍正后期，遂有“干汊河”之出现，河又从故道东下。第三次，清乾隆中期以后，知县姜朝秉、徐绍鉴、张海、叶逢春等“先后开浚，水势复归七里河”。③乾隆四年十月壬午“户部议准：安徽巡抚孙国玺疏称，潜山、合肥、巢县、凤阳等四县，原额应征田粮并报垦升科之后，被水冲没田地共七十顷七亩零，淤没坍塌，均不能再垦复业，未便仍令赔粮。应如所请，照实在冲塌即予开除例豁免。从之。”④乾隆十一年十月壬午“豁免安徽六安州、庐州卫水冲沙压地三顷八十亩有奇无征额附。”⑤

长期的、永无止境的泥沙淤积可能导致河道迁徙、湖泊湮塞及洪水泛溢，而这一过程即使是在这一地区已成为可居住区之后，也仍在自然发展。事实上，基于诸多原因，低地的开垦易于加速这一过程。比如，次要河流的流速都相当慢，因为这些河流不得不在由那些日益增加的“圩堤”束成的“z字形”河道里流动；湖泊和部分河段被泥沙淤塞后，也易于诱引人们去围垦；而且，在一段时期里，上游山区不计后果的土地开垦，使主要河流挟带的泥沙量日益加剧，造成河流下游河床的淤塞垫高。如舒城前河“发源处皆山，近时开山人众，岁潦则多淤涨之患”⑥是故，每逢汛期，河流两岸泛溢成灾。为了加快水的流动并方便排水，只能通过频繁地疏浚清理河道与排水口，以解决泥沙淤积造成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巢湖地区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方面。

(二)破坏了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
大型湖泊，作为陆地水系中的枢纽，具有吞洪吐涝、调节河川径流的重要作用。“圩田”的成倍扩展不断侵夺可蓄水的沼泽地、湖泊甚至河道。水中筑堤之后，水中泥沙向堤外淤积，湖底升高，于是圩堤又可向湖心延伸，这样，湖便逐渐缩小，以至于消失，导致了蓄洪、调洪能力的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另一个问题是，湖泊(包括巢湖自身)、河流及水渠都迅速淤浅，从而使巢湖流域上、下游的所有河流的流速都极其缓慢。对于围湖为田给圩区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唐末即有人指出：“害大利小者，其以湖为田之谓欤。”⑦顾炎武亦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⑧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致使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全部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也增加难度，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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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②雍正《舒城县志》卷15《名宦》，《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21)》，第335页。
③嘉庆《舒城县志》，卷5《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6页。

⑤《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7页。
⑥嘉庆《舒城县志》，卷5《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⑦[清]董诰：《全唐文》，卷871《复练塘奏状》。
⑧[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0《治地》。光绪《庐州府志》，卷13，《水利》，《中国方志丛书(86)》，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圩田发展进程中，变迁并非单向的。在不断有新圩田创筑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原有圩田废毁的现象，有些圩田往往修而后废，甚或屡修屡废。无为州青山等44圩，道光以后，“或全废，或半坍”。湖泊是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成湖。虽然将之开垦成田，“然地势平衍，水难骤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①和县吏目张良兴不顾当地地势平衍之实际，筑桃花桥迄含山界三十里麻湖埂，建麻湖大圩，得田5万余亩。正是由于张良兴盲目地涸湖为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水利之蓄泄失宜，遗祸无穷。至乾隆时仍是“覆之则不可稼，而虚赋逋丁日耗，累民日贫”，“此事迄今五百年，湖既不可复，田又不可必收，喜功好事之害如此。通考所谓徙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当事者可轻言兴利乎?”②如庐江新丰、新兴圩，“系巢湖水滩。明嘉靖三十一年大旱，居民钱龙等见水涸滩出，告县开垦二圩，本年成熟。知县何汝璋踏验取租，次年申报巡抚起科秋粮米九十石”，因属于蓄水区，“嗣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民甚病焉”。③明代和州灾害频繁，除铜城闸等水利工程失修的原因外，还因为麻湖的围湖造田。在今天的和县西、含山县东原有个陷落湖，名为麻湖，也称历阳湖，简称历湖。因此湖是两湖相连而成，习惯上又称靠和县的为澧湖，靠含山的为麻湖。此湖东西距六十里，周百里，是一个巨浸大泽，它纳和州西北丘陵地区诸川流，经姥下河人江，是个很好的调节水库，旱可以引水灌溉，涝可以蓄水导洪。明永乐初年和州幕僚张良兴为增加税赋而向朝廷奏请围湖为田，结果在他的策划下麻湖变成了麻湖圩，从表面上看增加了五万余亩圩田，但实际上毁掉了一个调节水库，麻湖被围垦初期，因新筑圩埂，还可抵御部分水灾，但当水利失修，圩埂破坏，它给和州人民带来的灾害就不可设想了。和州嘉靖年间的七次大水，一次大水入城，万历年间的两次大水入城，都和麻湖围湖造田有直接的关系，无怪和州人民骂他是个“核之则不可稼而虚赋，逋丁日耗，累民日贫”的祸国殃民官，是个“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的大蠢材!结果不仅“徒有利田之名，而无利国之实”，这个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我们重视记取的。④

(三)过度围垦对自然灾害的诱发、催化作用

由于圩田多建立在水流要害之处，且田面反在水面之下，因此对水利要求甚高，稍有罅隙，便有内涝之患。巢湖流域易受洪涝灾害主要是圩区。圩区地面高程在7～8米之间，与巢湖及其他河流的水位紧密相关，而巢湖水位又受长江水位的影响，汛期长江水位常高于巢湖水位，湖水不能下泄长江，圩区就经常处于高出地面的外水位压迫之下；特别是有些圩堤堤身单薄低矮，沟塘率低，蓄洪能力小，排涝能力低，遇大暴雨，内外夹攻，容易发生洪涝灾害。本地区塘坝水利工程蓄水容量小，排灌和蓄水工程整体配套和管理不相适应，抗御水、旱灾害能力较弱。山、丘、圩实现沟、渠、路、林配套的较少，渠系建筑物和交叉建筑物工程基本上没有统一规划要求。有些河道淤塞，宣泄不畅，河、湖滩圈圩相应减少了滞洪能力。
自然灾害与生态恶化相辅相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缩短了灾害发生的周期，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反过来，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又促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在农业经营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圩田的兴修，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相当显著，甚至可以说，圩田从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为增加土地资源，出现了普遍的围垦水面的做法。巢湖流域河道被蚕食围垦，破坏了原有的排水通道，水旱灾害急剧增加。也有地方官为表现自己的政绩，废湖为田的情况，围垦所失明显大于所得。可见巢湖流域土地的过度围垦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一种短视行为，是违背自然规律并遭到自然报复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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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直隶和州志》，卷4《舆地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乾隆《历阳典录》，卷12《职官二》，《中国方志丛书(229)》，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③康熙《庐江县志》，卷5《水利》，《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20)》，中国书店，1992年。
④乾隆《历阳典录》，卷12《职官二》，《中国方志丛书(229)》，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

总之，巢湖流域圩田的兴筑，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区圩田发展进入全盛时期，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圩田的类型、图型结构特征多样化。至今仍在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中发挥效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明清时期，伴随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巢湖流域农业居民固守自己的生活传统，不愿轻易改变耕作方法或采用新作物、新品种，于是人们向江河湖泊要耕地，对江河湖泊进行围垦。其结果就是江河水系的淤积和湖泊面积的缩小甚至消失，造成对水旱灾害调节能力的减弱，使水旱灾害的发生加剧，从而使自然的生态环境失去平衡。这使得巢湖流域农业生态环境调节气候的功能大大弱化，同时又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使本来并不发达的水利系统因泥沙不断淤塞而消弱了蓄水泄洪的功能，最终也就加大了水旱情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明清以后，水旱灾次的愈益增多这一发展态势，无疑是与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紧密相联的。

【参考文献】
[1]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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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思棣．江淮地区古水利工程与农田开发[J]．安徽大学学报，1993，(3)．
[5]赵崔莉．从清代安徽方志漫谈皖江圩田[J]．中国地方志，2007，(4)．

[中国古代史]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