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樱花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在这次战争中，由于清朝政府和、战不定，从而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时，往往将它和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事情似乎是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和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两派之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道光皇帝＊则是一位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皇帝，当他起用抵抗派林则徐时，禁烟抗英斗争就取得胜利，定海失陷以后，由于听信了投降派琦善的话，将林则徐革职，清军就接连打败仗。虽然后来抵抗派揭露了琦善的卖国行径，道光将琦善革职，但未起用林则徐，所以，鸦片战争终于失败。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复杂的历史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究竟道光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怎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清朝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笔者试图依据清代档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一、道光皇帝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
　　史家一般认为，道光在英军攻占定海，北迫天津之后，迅速地从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转向妥协投降，最后充当了投降派的总代表。（参看龚书铎等《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第473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道光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外，立即谕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省舟师入浙会剿英军，谕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数千名预备调遣。道光认为：“此次□咭□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因思该夷先经投递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国，必有汉奸为之代撰。且夷船多只闯入内洋，若无汉奸接引，逆夷岂识路途？”（本文所利用的清代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上谕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奏折、奏片来源于《宫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余不一一说明。）因此，道光断定，英人胆敢寻衅是因为汉奸为英人主谋向导，否则英人“以食毛践土之民”是不敢“自外生成”的。所以道光下令沿海将军、督、抚、提、镇查拿汉奸。由此可见，尽管道光对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抗英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积极的。
　　七月初六日，道光收到了林则徐从广东发来的奏折。林则徐指出，英舰“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认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官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林则徐奏折。）在此，林则徐认为，英人是因为断其互市，损害了商业利益，因此才北上伸冤告状。只要英人到天津表现“恭顺”，朝廷还可以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建议：如果英人在递词中指控他“私自擅行”，那么，朝廷可以另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以消除英人的借口，使其迅速就抚。
　　道光看了林则徐的奏折，仍认为“夷情叵测，诡计多端”，因此，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人“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等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上谕。）琦善接到谕旨后，于七月初九日复奏，认为：“□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岂不知圣人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至浙江占据城池？是其显怀异志，明有汉奸引导，不可不严兵戒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在这里，琦善否定了林则徐认为英船前往天津是恳求贸易的说法，追随道光“必有汉奸引导”的观点，主张对英取强硬态度。
　　上述情况说明，定海失陷以后，道光并没有迅速地转向妥协投降。不过，他对是战还是抚，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策。林则徐和琦善对英船北上的目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琦善不过是迎合道光的观点，而林则徐是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直接与英人交涉，看来，他的意见对道光影响更大。林则徐的奏报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英船北上是“求通贸易”，二是英人若指控他“断其互市”是“私自擅行”，他可以接受查办，以消除英人借口。当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道光总的来说是希望避免战争，但先决条件必须是英人愿意“就抚”，而且必须对朝廷“恭顺”。如果林则徐的奏报属实，自然以安抚为上策。所以，道光于七月十二日连发两道上谕，一道谕旨是令伊里布到浙江密查英人启衅根由，据实奏闻；另一道谕旨是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谕。）对于英人到天津投递禀帖，道光原是坚持旧制，“断不能据情转奏”，现在则改为“即将原禀进呈”，其用意显然是想直接了解英人北上的真实企图及其对朝廷的态度。
　　七月十四日英船到了大沽口，琦善派委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回报是：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琦善奏折。）于是，琦善接受英国照会，并迅速转呈道光，照会开头写道：“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琦善奏折附件。）显而易见，英国的照会是颠倒是非，为其侵略罪行辩护。但“乞恩通商”，“求讨皇帝昭雪”，情词“恭顺”，在道光看来，这是英夷“就抚”的表示。于是，道光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上谕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在另一道上渝中，道光指示琦善：“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中英两国大沽会谈之后，英人因士兵生病者多，另外气候转凉，不宜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等原因，英国舰队全数起碇南下，此举给清政府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抚夷已经成功。所以，道光说琦善的谈判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伊里布奏折之朱批。）九月初三日，道光下令把林、邓二人撤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去广东查办。
　　九月初四日道光接到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托浑布奏报了英舰于八月二十二、三等日路过登州的情况：登州知府在沿海各口岸巡防，“□见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英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忭，欢惬非常。”（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折。）同时托浑布还奏报了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该夷人义律，吗□□等接见时，甚为恭敬，声言：“伊等此来，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鉴察，钦差赴广东查办，不胜感激，断不敢在途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片。）托浑布所奏报的上述情况是真是假，暂置勿论。但却使道光确认抚夷是有把握的。随即指示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该夷情形极为恭顺，英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上谕。）同一天，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水勇八百名由陆路赴浙片到京，道光又指示，现已议抚，福建团练水勇应分别撤留，以节糜费。
　　至此，道光对英政策已经由主剿转为主抚。此时的“抚”虽是一种退让，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投降”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道光对于英国照会中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均表示拒绝，如英人提出割让海岛以为该国贸易之地，道光明确指出：“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行商的积欠，道光认为：“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至于烟价问题，他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甚至英人提出的让清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道光亦以“有损体制”而加以否决。由此可见，此时的所谓“抚”，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英人臣服天朝，保持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关系的格局。
　　果然，当琦善到广州，发现英人桀骜不驯，语气十分傲慢，向道光奏报以后，道光便即刻颁布渝旨：“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视，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英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授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时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箭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
　　但是，琦善深信“抚”字的威力，并没有按道光谕旨办理。结果，英人强占香港，攻占虎门。道光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命令奕山为靖逆将军，一意攻剿。
　　奕山到粤后盲目发动夜袭而卒遭大败，被迫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奏称，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以手指天指心，“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奕山等奏折。）道光接到此折，认为：“□夷自我兵两次击退之后，计穷势蹙，并力进攻，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在“该夷免冠作礼，呼求转奏乞恩。”这说明剿夷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准令通商，但要求英人“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缴还炮台，仍需禀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贸易，不准夹带违禁烟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报抚夷情形：“伤委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差派洋商，传谕英夷，令其禀遵前定章程，安分贸易，大皇帝体恤尔等，曲赐矜全，须感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前往明白开导，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折。）
　　当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完全相信英军乞降，清军真的打了胜仗，于是再次下令沿海各地撤兵。六月十一日谕知钦差大臣裕谦：“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节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所调各路官兵业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宝山、镇海等处调防各官兵，著该大臣体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处，迅速奏闻请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上谕。）七月二十八日，道光又下令各省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参赞大臣杨芳，亦回湖南就任提督。此时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都说英军有赴浙滋扰之信，并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因此主张调防的官兵应当暂缓撤退。但道光深信剿夷成功，战争已告结束，七月初七日谕令：“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服，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著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道光的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就在这道谕旨颁布前两天，大批英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上了。原来英国政府认为义律签订的所谓《穿鼻草约》勒索太少，所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撤回义律，另派璞鼎查统率侵略军，对中国大肆用兵，直到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为止。
　　中英两国真正的军事较量，是英军第二次北犯浙东，清军反攻失败。在英军攻下厦门，又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之后，道光开始意识到：“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夷登陆占据炮台，亦如此凶狠，是防守之术，必应水陆交严”；“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既不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上谕。）但他仍认为陆战是清军的长处，便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收复失地，一举全歼英军。道光还满怀信心地勉励奕经说：“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军等必能尅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夷扬帆远遁，朕引颈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但结果，清军反攻失利，英军乘势反击慈溪军营。再败清军，奕经仓惶遁逃杭州。浙东抗战和反攻的失败，说明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也不可恃。道光痛心地说：“此次逆夷侵犯，统计在船登岸，不过二千余名，我兵数是相当，且有城池炮位，主客劳逸，形势□然，乃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纷纷溃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扰”。（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上谕。）至此，道光对攻剿已丧失信心，当奕经等奏请续调官兵，再行进剿时，道光便说：“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行进剿，无论旷日持久，能必保其成功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朱批奕经奏折。）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又一次由主剿转为议抚。应当指出，此时的“抚”实际上已成为乞降的代名词了。
　　从以上对道光从定海失陷以后对英态度变化全过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道光并非一味妥协投降，而是经历了一个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而且前期的“主抚”是企图用传统的“抚”的方式以消弥衅端，后期的“主抚”则是在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较量以后的“战败求和”。那么，道光对英政策的这种变化是否是受统治集团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斗争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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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家往往断言，投降派在定海失陷后鼓噪而起，从而使道光由主战转到主抚。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看不到投降派鼓噪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攻剿或者先剿后抚的呼声一直很高涨，即使在道光下令沿海撤防之后，臣工主战奏章依然接连不断。

　　人们所说的“投降派的鼓噪”，主要是指琦善和伊里布。那么，我们且分析一下这两人的情况。

　　琦善于七月初三日亲赴天津，“督同该镇道等，仍以查拿烟贩为词，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绝其先路，一面暗备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来游弋，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劳，直隶未有水师，不值远出迎剿。惟俟其船只胆敢拢近口岸，立时枪炮齐发，并取薪纵火焚烧，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穷蹙”。（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折。）七月初九日琦善又奏报了他自己“即日驰赴海口，亲督筹备。”并“预备督标兵一千名，正定镇标兵八百名，河间兵二百名，候到齐后，均令驻扎海口，于堵绝该夷上岸，较为得力，且免临时调拨迟缓之虑”。（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正是在此奏章中，琦善否定了林则徐的意见，认定英军北上是因为汉奸引导，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琦善态度的转变倒是发生在七月十二日道光谕令将“英人原禀进呈”之后，与其说琦善影响了道光，还不如说琦善揣摩道光的意旨，从主剿转向主抚。

　　至于伊里布，根据档案记载，他于六月十一日闻悉英船在浙洋游弋，立即从苏州赶赴吴淞海口，会同提臣陈化成部署防御，并上奏：“倘该夷竟敢闯入江省洋面，即当先行封港，杜绝勾串，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业“飞咨沿海各督抚臣盛京将军一体防备”。道光朱批：“所见甚明”，“为国为公可嘉之至”。（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六月十七日，伊里布又奏报了行抵吴淞口后调兵遣将的情形，除在崇明驻兵三千外，并在“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宝山安兵三千六百六十一名……于两县海岸上层层密布，与水师声援联络，各备军火，以待水陆夹攻”。并向道光表示：“臣伊里布往来宝山、上海两县，协同提臣，督率镇将，统领水陆舟军严加巡防，倘夷船阑入江境，即时亲督攻剿”。道光在此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六月十九日，伊里布闻悉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失陷，英船现逼镇海要口的消息后，再次上奏：“该夷船胆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内地，实属罪不容诛，必应痛加剿办，以伸国宪而振天威”。（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又奏：“查该夷在粤贸易，向本桀骜不驯，今因见挫于粤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创巨痛深，不足以彰挞伐，且恐其不知儆畏，以后一乘风帆便时入鸱张，震惊我人民，劳费我军饷，亦非绥靖海疆之道”。（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十五日，伊里布接奉钦差大臣之命，“专意攻剿”，从江苏到浙江，一路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武力收复定海。二十三日，伊里布抵达杭州，与积极主战的署理浙江巡抚宋其沅面议，两人意见相同，决定“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并奏请“敕令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督臣邓廷桢，各派水师二千，统以大员，多带炮位，坐驾坚厚大船，在该二省适中之处，彼此会合，再行联□赴浙。奴才亦饬江省水师赶紧前来，相机会剿，庶可迅奏荡平，收复城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宋其沅奏片，八月初二日伊里布奏折。）

　　上述这些奏报，说明伊里布当时是一个积极的“主剿”论者，对林则徐也十分的崇敬。他认为英军“见挫于粤兵”，所以才“突入浙洋，肆其狂悖”，“粤省水师较闽省尤为勇敢，又为□逆素畏惧，用之更为得力”，所以，他多次密奏道光敕下两广督臣林则徐“速即多派水师，航海至浙，会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于歼除”。（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伊里布到镇海前线之后，实际体察了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认为清军“船只炮械舵手人等，均各不齐”，“洋面打仗，断非我军所长”，攻剿难以得手，（《鸦片战争》第3册，第258页。）“纵能克城，亦难御”。（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刘韵珂在稍后谈及伊里布思想的转变，在一次奏报中，他说“伊（里布）当该逆占据定海之初，专意剿办，曾经具折密奏，有必须使该逆创巨痛深，方可冀其慑服之语。奉命来浙，细加体察，始之前言不能自践”。（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从此，伊里布由主剿转为主守，采取了“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一面将攻剿事宜，密为部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的对敌方针。

　　从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仅定海失陷之时，没有出现投降派的鼓噪，而且从道光二十年六月定海失陷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反攻失败，尽管道光一度主抚，除琦善追随道光言抚，伊里布出于对中英实力悬殊的考虑而言守以外，各省疆吏则无不言剿。特别是琦善到广东主抚失败以后，朝野上下，更是一意言剿，并对琦善的误国行径纷纷表示谴责。两江总督裕谦上书奏劾琦善：“以抚误战”，“以该夷求抚为可恃，而以我兵严堵为非计”，裕谦大声疾呼：“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况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何必如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裕谦认为：“该夷未受巨创，尚不知天朝威力，即使将就完结，名不正则言不顺，将来之互市，亦属弛张两难”。（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裕谦奏折。）闽浙总督颜伯焘指出：“查英夷即桀骜不驯，若不痛加攻剿，其势断难慑服，即或天朝宽大之恩，亦必使之畏威，方可冀其怀德，是欲明示羁縻，必先大伸挞伐。”（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颜伯焘奏折。）湖广总督裕泰则上奏：“臣伏见我皇上制驭外夷，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予以自新悔过之途，实为天地含宏之量。惟思服衅必示之以威，怀柔始溥之以德，方期革面洗心，永杜复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裕泰奏折。）两广总督祁□也重申：“窃维国家柔恤外夷，无微不至，□逆久在圣思覆帱之中，多年准其在粤贸易，亦属仁至义尽。乃敢自外生成，逞其犬羊之性，妄肆鸱张，至于此极，实属神人所共愤，覆载之所难容……即当竭尽心力，会商设法剿办，断不敢稍事迟回观望。总期扫除殆尽，不遗丑类，以仰慰圣主绥定海疆，震??奸夷至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祁□奏片。）

　　我们从上面几位总督大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儒家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同样能够激发和推动统治阶级抵抗侵略。因为儒家对敌斗争的原则思想是：以尊临卑，恩威并用；倘其驯服，不妨怀柔羁縻，示以宽容；倘其桀骜不驯，恣意妄为，那就只有大张挞伐，慑以兵威。而且定海失陷以后，这些总督大员并不清楚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在他们眼里，西方国家还是腥□夷狄之辈，在素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妥协投降的政治派别。实际情况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定海失陷以后，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两派——抵抗派与投降派，道光一度主抚更不是投降派推动的结果。

　　但是，清朝统治阶级主剿的立论基础是反侵略的必要性，他们并未仔细考虑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必胜信心来源于错误估计中英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战之前，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当他们与英军稍一交手，立即发现，英军的实力，包括内河和陆上的实力，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同时，清朝统治集团又不敢于发动民众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因此，由虚骄而变为恐惧，妥协投降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首先让我们看看奉令前往浙江收复失地的扬威将军奕经的表现。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他曾上奏朝廷，认为：“□夷猖獗，肆逆东南沿海地方，皇上命将出师，用彰天讨，歼除收复，尅期定奏肤功”。（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奕经奏折）当他出任扬威将军以后，所奏无不力言“剿”字，抵达嘉兴行营，即上奏：“屈指计算，为期不过一月内外，即可三路进剿，明攻暗袭，所赖皇上天威，不难一战克复，净扫夷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奕经奏折。）二十二年一月，进驻绍兴，他又上奏朝廷：各路兵勇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并向道光表示，他已制订三路反攻之策，收复失地，“易如反掌”，“不难一鼓成擒，歼其丑类。”（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奕经奏折。）但反攻之役遭到惨败，接着乍浦失守，英船逼近省垣。奕经也就再不敢夸口言战了，当道光命令他“乘机进剿，大彰挞伐，以扬国威”时，（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他却奏称：“当此战守两难，省垣万分危迫之际，不得不设法羁縻，冀可缓兵苟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奕经奏折。）并请专委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此后奕经由一意主剿转向一意主和。

　　闽浙总督颜伯焘则是在英船再次北上，攻陷厦门时即已由主剿转向了主和。当他上任之初，是地方督抚中主战最力，意气最锐的，他对林则徐极为推崇，认为“林则徐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亦有威望”。（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颜伯焘奏折。）因而激烈反对琦善到广东以后一意议抚。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奏参奕山等赎城、谎报军情，指出“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命，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帖耳，安无事。今贼势方张，资之以库藏，则何不以养我士卒，修为战备……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颜伯焘奏片。）他甚至反对邓廷桢“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梁廷柟：《夷氛闻纪》，第82页。）颜伯焘对厦门防务信心十足，奏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英军攻陷厦门，守军大溃，颜氏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至此以后，颜伯焘对道光命其收复厦门，鼓浪屿的谕令，一味借词推诿，而私下与人“畅议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观其前后如出二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惟以总督大员驻扎厦门，专办防堵事宜，已闻半年之久，乃一经逆夷突至，厦门登时失守，辄即退保同安、泉郡，庸懦无能……近阅历次奏报，无非虚词搪塞，全无实际，其现应如何设法攻剿之处，概未筹及，种种荒谬，实属辜恩溺职，颜伯焘著即行革任（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

　　浙江巡抚刘韵珂与颜伯焘意气相投，也是坚决主剿的，他抵浙后就指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颜伯焘奏折。）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赴浙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刘韵珂与林则徐的关系甚密，镇海、定海的防务，刘多询林的意见。道光于二十一年六月下令各省撤兵，刘韵珂竟然抗旨不撤防兵，并奏称：“臣自上年（二十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深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濠，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但是在定海、镇海相继陷落，裕谦投水的情况下，刘韵珂的攻剿信念开始动摇，他说：“伏查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逆乃直如破竹，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当奕经在浙东三路反攻失败后，刘韵珂便彻底打消了主剿的念头，上了有名的“十可虑”（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刘韵珂奏折。）奏折，力主妥协，从主剿转到主抚。

　　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抵任后，查阅长江海口防务，认为“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因而断定：“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防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牛鉴奏折。）“设有夷船窥伺，臣必亲临督战，奋勇者破格优美，退缩者登时军法从事，以期将士用命，敌忾同仇，一洗向时怯懦之习”，（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牛鉴奏折。）战意明朗。但是吴淞开战，他先援后逃，言词为之一变：“讵料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道光五月初九日，牛鉴奏折。）随后，他公开上书道光，奏请议和，认为：“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道光六月初二日，牛鉴奏折。）

　　伊里布、耆英是鸦片战争后期和英人议和签约的头面人物。伊里布的情况上面已经叙及。下面让我们看看耆英的表现。定海失陷，道光二十年七月下旬，英船出现在奉天、复州洋面，耆英认为，“查该夷船胆敢潜入奉天洋面，恐其船只尚不止此数，若防范稍疏，难保不乘虚而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耆英奏折。）因此耆英挑选省城精壮官兵一千名，并先行带领四百名，携印亲往复州督防。八月初五日耆英驰抵复州，审度海口情形，酬拨官兵分驻防守，八月十一日上奏：“如该夷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断不容其肆意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耆英奏折）八月十六日又奏：“此次夷船业经张篷西驶，如再有潜来者，奴才等仍当设法诱引，若能得有数百名登陆入岛，奴才等率领官兵奋击痛剿，以振军威而彰国法……奴才等驻扎海口，每日操练官兵，讲求水师，惟期剿除□夷，以靖海疆”。（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广东重新燃起了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耆英向道光保证：英人“倘敢分驾杉板小船蚁附登岸，先行督率官兵苏拉阿巴及乡勇等，枪箭齐发，痛加剿洗，如哨探夷船联樯北驶，势欲猖獗，即调集吉林官兵合力攻击，不难立制其命，总期一鼓歼除，以振国威而慑远服”。（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英军攻下厦门，直取定海之时，耆英在奉天各旗甲兵内挑选千名以备陆路调拨，并义愤填膺地上奏：“查英夷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拴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耆英奏折）可是，当他调浙江后，见英军攻陷乍浦，兵势凶狠，一改以前主剿论调，认为清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外别无良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耆英奏片。）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样：“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察该处情况，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示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道光朝留中密折》，载《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耆英奏片。）

　　总之，英军再陷定海和清军反攻失败之后，清朝政府的部臣疆吏，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战场败北的督抚大员无不由痛言进剿变成高唱主抚，而这时的所谓“抚”与道光一样，都是“战败求和”。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鸦片战争后期，从道光到地方督抚普遍言和，并不是由琦善等几个投降派的卖国立场所造成。历史的事实是，原来那些妄自尊大、痛言主剿的英雄，除杀身成仁者外，后期几乎都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们只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对外政策进行剖析，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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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　

　　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英政策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清宫档案里道光在鸦片战争期间颁布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谕旨专档被称为“剿捕档”，同样，有关清政府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谕旨专档亦称“剿捕档”。他们把对外侵略战争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看成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华夷观念。华夷观念在对外政策中则体现为“剿夷”和“抚夷”。“剿”与“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对各地造反民众和对周边不愿臣服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的旨在乎息事态的两种手段。一般说来，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相辅相成的，即所谓恩威并济。虽然“抚”总是要求统治者对受抚者作出某些让步，但它是以上临下，受抚者必须表示对抚者的臣服。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允许英人通商贸易，在清政府眼里就是采用传统的“抚”的方法，旨在羁縻控制使之输诚向化。

　　林则徐刚一抵粤，道光就谕令林则徐：“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复奏：“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三月二十九日道光颁布谕旨：“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况，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所见是。此次查办海口防堵趸船，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著暂缓置议。”（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

　　七月，林则徐又在致英国国王的檄谕稿中写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道光为此颁发上谕：“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清政府的抚夷政策又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一错误认识之上的。英人既然离不开通商，所以道光和林则徐都相信，采取“准允通商”或者“断其互市”的办法就可以安抚英夷。

　　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办理抚夷，其指导思想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英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是不能没有茶叶、大黄的，所以他竭力主张用通商与否来体现天朝的恩威，制服外夷。他说：“此实以智御外夷，以法绳奸宄之良策也”。（《鸦片战争》第1册，第494页。）从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给义律的照会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日益衰弱的封建主义大国却居高临下地训斥、开导一个横行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

　　如果说统治阶级的抚夷政策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错误认识上，那么，他们主张剿夷，则是认为英军不可能在陆上和内河接仗，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

　　道光十九年七月，林则徐上了“英国非不可制”的密片，认为：□咭□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上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引导，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以前□唠啤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片。）根据这一认识，林则徐提出了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而在内河和陆地歼敌的思想，林则徐以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裕谦奏折。）类似这样称英人不能陆战的奏章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避开敌人的长处，不在远洋与敌交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清政府对英人在内河及陆上军事力量的估计则完全是错误的。

　　当时，清朝政府碰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国，而不是中国历史上匈奴、契丹、女真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传统的剿抚政策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而且，有清一代，到道光朝已经是国势衰微，其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能与康乾盛世可比。因此，道光在实行传统剿抚政策时，又主要倾向“抚”的方面，即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抚”的前提必须是无损天朝上国在蛮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所以，道光在给臣下的谕令，总是强调“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英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且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以实现其侵略要求。道光想用传统的“抚”的办法，叫这样一个殖民主义者向“天朝”表示臣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抚”就必须退让，而在道光看来，任何退让都将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的尊严，即“有失国体”。在传统剿抚政策中有一个根本原则，叫做“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亦即所谓“恩威并济”。道光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曾经两次宣布撤兵，第一次是英军北上天津，在递词中有“乞恩诉冤”；第二次是英人攻打广州，奕山谎报军情，奏称英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道光把这些都看成是英人“臣服”的表示，以为“抚夷”成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发现英人桀骜不驯和自己受骗之后，又宣布进剿。这正是“玩则惩之，服则舍之”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道光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和战不定，出现谈谈打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他推行的是儒家传统的剿抚政策。

　　由此，我们可以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考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中国进入近代，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实行近代化，而且在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上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迫切任务，这应该是我们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得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