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大家欢迎!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创造出来的神话英雄,《西游记》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就是创造出了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非同一般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他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的是他猴了吧唧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的是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亦真亦幻的任何一个项目,孙悟空也就形同虚设,一点灵性也没有了。下面请周先慎先生为我们演讲《亦真亦幻的孙悟空》,大家欢迎!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但它比前两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小孩子喜欢读,成年人喜欢读,年纪大的人也喜欢读。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读者的眼光也可深可浅,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博学深思的学者可以从中探究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同样会感到兴味无穷。《西游记》在群众中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跟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凡读过《西游记》的人,没有不喜欢孙悟空的,也没有能够忘记孙悟空的。《西游记》是一部以神话为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品,在类型上属于神魔小说,与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水浒传》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孙悟空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我们知道,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而主要人物则表现了一部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欣赏《西游记》,就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孙悟空的形象。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这里不多说。近年出版的一本《中国文学史》,概括出过去分析《西游记》思想特色的三种思路,一种是幻中见理,一种是幻中见趣,一种是幻中见真。《文学史》的作者是主张幻中见理的,他认为这个“理”,指的是“受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认为《西游记》在神幻和诙谐中蕴含着哲理,就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还认为全书的内容架构也反映出这样的思想:小说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二是被圧在五行山下,三是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我的看法是幻中见实比较符合文学的本质,也比较符合《西游记》艺术描写的实际。凡是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是基于鲜活的生活体验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主要是某种哲理的演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写实的,还是幻想的,它们都必然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只是反映的形态有所不同,有的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的,有的则是采用夸大的或者是经过升华的一种变形的形态来反映的。因此对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我们除了欣赏他在大闹天宫和取经路上斩妖除怪中种种千变万化的神奇表现外,还应该看到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内在联系。简言之,孙悟空虽是一个幻想的形象,但亦幻亦真,幻中有真,幻中见真。我们欣赏孙悟空这个形象,既要看它的幻,又要看他的真。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亦真亦幻的孙悟空》,主要谈谈孙悟空形象所包含的生活内涵,思想内涵,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谈。一、《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我们读《西游记》,会感到它在人物塑造上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以塑造英雄群像为特色,而《西游记》却主要是描写上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众。当然书中还写到了神、佛、道的代表人物,取经路上还有许多魔怪,但这些代表人物和魔怪形象基本上都只是陪衬,作者写得比较随意,没有像写师徒四众那样着力和苦心经营,除个别形象之外大多缺乏性格特征,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这取经的师徒四众是一个集体,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应该说少了谁都不可能到西天去取得真经。但在这个队伍中,四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有主角有配角,精神领袖是唐僧,而实际上的主角却是孙悟空。四人中只有孙悟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形象,其他三人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功劳,但都有不少相当严重的毛病,都算不得英雄人物。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沙僧的形象比较模糊,没有什么性格;唐僧的形象虽然比沙僧要鲜明一些,也有一些性格特征,但也算不得成功的艺术形象;真正有血有肉给读者留下鲜明生动印象的,只有孙悟空和猪八戒;而算得上英雄人物的却只有孙悟空一个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不过孙悟空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大家知道,《西游记》描写的取经故事,是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演变而来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青年和尚玄奘(602--664)独自一人到天竺(今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也有说是十九年的,《西游记》上写的是十四年)走了几万里路,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回国以后,唐太宗很高兴,设立译场,让他主持翻译佛经的工作,并讲述取经途中的奇闻异事。后来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各国的佛教遗址及风土人情等。玄奘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加上身历异邦,一路见闻都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他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十分令人敬佩。所以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弘扬他师父取经的业绩,扩大佛教的影响,就故意加以夸大和渲染,使取经故事染上一层宗教的神秘色彩。这部书虽不免夸饰,但基本上还是记述的玄奘取经的真实故事。全书约十余万字,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部具有文学色彩的传记著作。
因为玄奘只身一人到天竺取经是一个奇迹,加上《法师传》的渲染,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并在民间文艺和戏曲中得到表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工、丰富、发展,愈传愈带神奇色彩,愈传离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最后由一位大手笔(可能是吴承恩,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写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部百回本的《西游记》。关于《西游记》的成书和取经故事的演变,有别的先生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提,概括地说,这个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色彩减退而世俗色彩加浓,由宗教主题演变为社会主题;二是故事的主人公由唐僧演变为孙悟空。这两方面的演变是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演变,质的演变,还是主角由唐僧变成了孙悟空。主角的变化,原来表现在历史人物玄奘身上的某些崇高品格,如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等,大都集中和概括到了孙悟空的身上了。二、孙悟空形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西游记》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第八至第十二回,写唐太宗入冥,交代取经故事的缘由;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至第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师徒四众斗妖斩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只有七十七难,前四难是在取经以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方天竺国灵山,见到了佛祖如来,取得了真经,护送回东土,四人也修成了正果,变成了佛。第三部分取经故事是全书的主体,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但第一部分却是全书中写得最生动和最精彩的部分,从孙悟空非凡的出身,求仙得道的过程,大闹三界(特别是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神通广大、蔑视皇权、敢于造反、积极乐观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为下文描写取经路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作准备和铺垫。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联结起来,在结构上起到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故事本身在思想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四十一个故事组成,以师徒四众到西天取经作为线索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大闹天宫的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就是写孙悟空造反,后者则表现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崇高目的而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历程;前者纯属于个人行为,而后者则是一个集体行为)。但由于孙悟空思想性格前后的一贯性(这主要是指他的反抗性、斗争性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斗争对象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前七回主要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写他的神通广大;二是写他的反抗斗争,写他敢于造反的精神。孙悟空作为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其基础就是这七回书奠定的。无论是他的出身、神通广大或是造反行动、造反精神,都同明代中期以后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为了很好地分析和欣赏孙悟空的形象,《西游记》产生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到的今天出版的《西游记》署名都是吴承恩作,但实际上还存在许多疑点,著作权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存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没有作者的名字,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前面有陈元之序。最早考定出作者是吴承恩的,是鲁迅,后来胡适也支持此说,但一直有人怀疑。)。作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小说创作的具体年代当然也就很难确定。但《西游记》成书于明代的中后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见到的通行的百回本,就是前面提到现存最早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本,刊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在这之前也还可能有没有保存下来的更早的刊本,因此《西游记》的成书应该要比世德堂本刊行的时间为早,大致在十六世纪的中叶或更早。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因素,都鲜明地反映在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反映在以超现实的幻想形式描写生活的《西游记》中。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讨论,我们只看当时的事实。比如较《西游记》略晚的冯梦龙编辑整理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中,就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后期以手工业工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如《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反映了江南丝织业发展的情况。一个叫施复的人,靠勤劳致富,在不到十年时间就由一张织机发展为三四十张织机,还雇用了一些小厮来做工人,这显然已经发展成为小型的手工业作坊了。小说中还提到,一些比他实力更强的“大户人家”,是通过牙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介机构)引客商去买他们的产品的。由此可见,当时手工业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大,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条材料在史学界讨论明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类似的材料在《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又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和《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都是描写出海经商的商人大发横财的故事,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达,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一些商人想通过海外经商而获取暴利的心理。《西游记》虽是一部用幻想形式写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也有关于商业活动的直接描写。如第四十八回,写通天河的魔怪灵感大王作法将河水全冻成冰,有几个小妖变成行人在冰上行走来引诱唐僧。唐僧问陪他去冰河的当地百姓陈老,那些人是要到哪里去?陈老回答说:“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又如第七十八回,写师徒四众经过比丘国(后改名为小子城)时,见那城中一片商业繁荣景象,书中有这样一段赞语:“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宴太平年。”这显然是明代中期城市商业繁荣的生动写照。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人生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生动的表现。如上面提到的《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那一篇中,主人公程宰是当地(安徽的一个小村子)的一个大姓,小说里写他是“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中国封建社会向来轻商,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一位的,而这里竟然将经商抬高到超过读书中举的人生“第一等生业”,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小说中还有这样的话:“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类似的观念在《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卷八)的入话中也有反映:商人王生三次贩货均遭到劫掠,因而灰心,不想再从事商业,他的婶母再三劝他不要因为受到挫折而“堕了家传行业”。在封建社会中,一般士子将读书中举看成是家传行业,而到了明中叶以后,竟将经商赚钱也提到这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市民思想在话本中的鲜明表现。
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当然会反映到思想领域。明中期以后在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反对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这一进步思潮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对权威偶像的否定,对专制主义的不满和怀疑,对封建礼法和封建秩序的蔑视,对人的纯真本性和童心的颂扬,对道学虚伪性的揭露,在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出对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肯定和追求等等。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突出代表是李贽(1527-1602)。李贽提倡尊贤(这里的“贤”主要是指“贤能”的“贤”,不是“圣贤”的“贤”),肯定人的能力和价值,并以此来确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说:“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焚书》卷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又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这里他肯定了人的原初状态的自然本性,肯定了没有为统治阶级官方思想熏染过的真纯质朴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在道学统治下非常宝贵的对于人和人性的自觉意识。李贽对于儒学权威的藐视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出于坚持“童心”和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他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语》、《孟》”,视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同上)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他明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千百年来无是非者,乃因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藏书》卷一)这些极其大胆的叛逆性言论,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生活的时期与《西游记》成书的时期大体相同;而如果作者真是吴承恩,按他生卒年的一种说法,与李贽的生活时期也是基本上相同。一个是在哲学上,一个是在文学上,互相呼应着,同时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时代思潮和时代要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西游记》是怎样描写孙悟空的形象的,看看孙悟空的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又同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有怎样的联系?
小说对孙悟空充满神奇色彩出身的描写就是很有意义的。他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由于受到“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孕育而变成了一只猴子。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他是得自然之真气、由天地化育而成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孙悟空虽然是一个猴身,却是一个真人,一个为李贽所憧憬和呼唤的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真人。按上面我们所介绍的李贽的思想和说法,孙悟空就是一个保有生命原初状态的、具有纯真本性的大自然之子,一个没有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特别是假道学思想污染的真人。这样的真人形象,当然不受传统思想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受专制制度的束缚,也当然不会说假话、做假事。
再看他成为“美猴王”的过程,联系他后来的大闹天宫、反对玉皇,更是富于思想意蕴的描写。他和众猴一起玩耍,来到一股瀑布飞泉前面,众猴相约,“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流出来,不伤身体者,我们拜他为王。”孙悟空自告奋勇,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是就被众猴尊为“美猴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孙悟空是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能力,经过竞争才得到这个位置和称号的。这个情景,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上岗”的味道。小说后面写他在大闹天宫时有一句名言,用来解释他造反的原因,叫做“强者为尊”。“美猴王”的得名就是一次“强者为尊”的实践。孙悟空的造反思想原来是有生活实践作基础的,这是《西游记》写得很高明的地方。再看看他为什么不安分,为什么要造反。小说描写孙悟空所生活的花果山、水帘洞,是一个“仙山福地”,在那里“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有“无量之福“的福地。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由天地之中,但他还要追求更大的自由,使他的个性得到更大张扬,更大的解放。他听说人的生死是由阎王管辖的,他就不服这个管辖。他周游四海,求仙访道,学习种种超人的本领,就是要达到追求更大自由的目的。大闹龙宫,他得到了一个“如意金箍棒”;大闹冥府,勾掉了生死簿,得了个长生不老。这些描写从全书的艺术构思上看,都是为后文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有无穷的本事作铺垫。但从艺术描写的思想意蕴看,又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这就是通过这些情节,表现孙悟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性格。他在勾掉了生死簿上所有的猴属之类的名字以后,痛快淋漓地说:“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这句简短的话可看作是孙悟空的造反宣言,传达出的,是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声音。作者对他神通广大的描写,也是具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内涵的。他从菩提祖师学道,学得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七十二般变化,后来又在东海龙宫获得一根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第二至第三回)他被二郎神捉住后,玉帝下命令送至斩妖台处死,结果是“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其身。”火烧雷打也不能损他一根毫毛。(第七回)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把他烧成灰烬,相反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时,十万天兵天将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第五至第六回)从八卦炉里逃出后,又“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在天宫内“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第七回)写他如此神通广大,一则是为了后面写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过程中斩妖除怪的斗争;二则也是为了写他有造反的资本,没有这样的神通广大就不可能成为强者,也就不可能产生“强者为尊”的思想。大闹天宫,集中表现了孙悟空蔑视皇权和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称是“天生圣人”,在闹了东海龙宫、搅了十王冥府以后,被告到玉帝那里去。玉帝在一般人和众神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分尊严神圣、具有极大权威的最高统治者。太白金星一见就“朝上礼拜”,而孙悟空却“挺身在旁,且不朝礼。”玉帝问:“哪个是妖仙?”悟空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听后大惊失色,吓得要死,认为对玉帝这般无礼,是“该死了!该死了!”(第四回)后来玉帝派天兵天将收服他,被他打败,被迫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他第二次见玉帝时,也不跪拜,“亦只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第四回)天宫中星相群神的森严等级,他一概都不承认,而是“不论高低”,“俱以弟兄相待”,“俱称朋友”。(第五回)天宫里也如世俗世界,讲究尊卑秩序,等级观念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他的级别不够,西王母的蟠桃会就没有请他,他于是大为不满,偷吃了仙桃,偷吃了仙酒、仙品,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把天宫中尊卑上下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玉帝无法可想,搬来如来佛收伏他。如来问他为什么要造反,“要夺玉皇大帝的尊位?”他理直气壮、意气高昂地回答道:“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自此敢争先。”并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第七回)玉帝要将他处死,罪名就是“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第七回)意思是指他目无皇权,破坏君臣之礼,搅乱了上下尊卑的秩序。就是在被如来收服,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对玉帝、如来、老君等神佛道世界中的统治者也是很不恭敬的,见面时以“老官儿”称呼,“唱个喏”,自称为“老孙”。第三十三回写他向玉帝借天,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他在斗争中发现兕牛怪原来是太上老君身边的一头青牛下凡,就去向玉帝和老君问罪,斥责他们“钳束不严”,“纵放怪物”。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天意所定,不能违背,而孙悟空却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表现了极强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同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的时代思潮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是“强者为尊”的思想。“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同封建等级观念相对立的,特别是同以天命论和血统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思想相对立的,这明显地是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市民意识的表现。在商业资本发展过程中,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挣脱封建秩序的束缚,就要求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求得发展,企图打破原有的等级和秩序。孙悟空的思想性格无疑反映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因为他有一身广大的神通,认为自己是强者,所以就要夺取玉帝的宝座,喊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口号。而他后来的屈服于如来,又是因为经过较量,他成为相对的弱者。不过就是在被收服以后,在取经路上,那“强者为尊”的意识也仍然时时显露出来。其次是与此相联系的“尊贤”的思想。他不能忍受屈辱,要求对人和对人的才能的尊重。他自认自己的能力很高,因而要求玉帝要给予他与他的能力相应的位置。他两次造反,第一次是因为玉皇只让他当了个“弼马温”,开始还很高兴,当他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喂马的小官以后,就十分不满,认为皇帝昏庸,“轻贤”、“不会用人”。他对前去收服他的巨灵神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让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当玉皇封他做“齐天大圣”后,他就“遂心满意,喜地欢天,在于天宫快乐,无挂无碍。”而当西王母的蟠桃会没有邀请他时,他又感到受了屈辱,于是又起来造反。这种要求“尊贤”的思想,虽然与中国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联系,但也与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人的个体价值与人格的肯定这样的自觉意识有关。前面所引的李贽关于尊贤的那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孙悟空思想行为的一种注释。 过去有的研究者曾把孙悟空的造反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农民起义的反映,还说他后来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斗妖斩魔,就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投降后再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队伍。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的。第一,农民起义是因为受压迫剥削,而孙悟空在花果山生活得自由自在,一点没有受到压迫和剥削,他造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第二,农民起义总是集体的反抗行动,而孙悟空是个体的行动,是凭着一身无穷的本事独来独往。显而易见,孙悟空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个人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是个性解放,这在小说中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如果不联系到明代中叶以后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这些描写的思想意义就不容易理解。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比,《西游记》是表现时代精神是最为鲜明的一部小说,也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别是忠义思想最少的一部小说。书中不能说一点没有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例如写唐僧是奉皇帝的圣旨并且是以“御弟圣僧”的名义到西天去取经的,求取真经的目的是为了“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因而人们称取经和尚是“忠心赤胆大阐法师”,书中还称颂唐太宗是“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等等,但由于孙悟空对封建皇权和封建等级观念的蔑视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传统的“忠义”思想在《西游记》中的表现是非常淡薄的。当然,孙悟空的形象虽然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新兴的市民意识,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孙悟空认定为一个市民英雄的形象。因为孙悟空的形象中还概括进了远比市民思想要丰富得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对于艺术形象的分析,一定要顾及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他划定阶级成份,何况是作品中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更何况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 三、孙悟空形象的精神文化内涵
孙悟空不仅神通广大,有很强的叛逆性和反抗性,而且还是一个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人物。这一点在大闹天宫时有表现,在取经故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取经路上,千难万险,他从不畏惧退缩,总是积极乐观,勇往直前。一听说有妖怪,唐僧落泪,八戒心惊,只有孙悟空非常高兴,认为是“买卖来了”。 比如第七十四回,写四人过狮驼岭,一听说狮驼洞中有三个神通广大的魔怪,三个人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猪八戒是战战兢兢,连屎都吓出来了,提出马上散伙,说“赶早儿各自顾命去罢!”唐僧也是“战兢兢,毛骨悚然。”对孙悟空说:“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孙悟空劝慰唐僧道:“师父放心!没大事。……有我哩!”看见唐僧哭鼻子,还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又以豪言壮语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说:“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汤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开门!”最后果然在孙悟空的艰苦斗争之下,顺利地通过了狮驼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