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讲坛系列讲座之（十一）高老夫子----中国卜占系列谈——易学人物杂谈

一、伏羲

       说起伏羲这个人，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一直是口耳相传，见诸文字却出人意料的晚。说伏羲之前，先看看我们的祖先出场的先后顺序吧。

１、《尚书》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档案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尚书》篇章是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记述了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给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等；这里我们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尧。而我们熟悉的炎、黄等还不见踪影。
　　
　　关于尚书的成书年代，真伪等问题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纠纷最多、争端最大、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孔子聚徒讲学时，把《书》作为最主要的教材之一。章太炎先生认为孔子时的《尚书》有几千篇，后来经过孔子的整理，选出了一百篇并进行注释，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整理《尚书》及其他古代典籍的情况。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现在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末期。不管怎么说，《书》中还是把我们的祖先追述到唐尧。

２、《诗经》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其中有2篇有目无词，所以又称《诗三百》。《诗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被后世篡改最少的一部书了。由于它没有秦汉人附会的内容，因而其内容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现状。

　　　在《诗经》中，周人记述其祖先为“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商人的后代宋人追溯其祖先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有意思的是商、周人在《诗经》中，除了自己的祖先之外还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禹。并且禹是比他们祖先还古老的人。可见，在《诗经》中，禹、稷、契是西周人主要记述和赞颂的人类的祖先。而以禹为最古。

３、《左传》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左传》被史家称为“信史”，纪述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４６８年）止共２５５年的史实。不仅包括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史实，并引用了一部分西周与以前的重大事件与传说。

    《左传·昭公十七年》 记载：“秋，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皋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曰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太皋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皋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
　　
　　可见，到春秋末期，太昊、共工、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等人类祖先已经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了。但此时好像还没有明确的三皇五帝之说。我们心中的伏羲氏仍然不见踪影。

４、《论语》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孔圣人及其徒弟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和《尚书》一样，就是尧舜禹老三位，”三皇“都不知道，谁说孔圣博闻呢？《易传．系辞》真是孔丘写的吗？可以肯定的说“十翼”成于孔子后学之手。《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史记被称为信史，司马迁对伏羲传说，语多谶误，难以辨识，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

５、《孟子》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公元前３５０年的孟夫子不愧是孔仲尼的好学生，他在书中也没有发明新的古人。但孟子确定了“帝”为人王的概念，开启了中华２０００年创造“三皇五帝”的大门。看看他怎么说：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孟子·万章上》（孟子称尧为帝）

６、《墨子》中提到的人类祖先

　　是不是儒家一派有意和伏羲作对而不肯记述呢？我们看看公元前４５０年的孔门的死对头墨家怎么说。

　《墨子·尚贤上》曰：“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墨子仍然没有对伏羲置一词，而且春秋时的孔子和墨子都未言及黄帝，而推尊尧舜。墨子多次申述“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到孟子时则“言必称尧舜”了。看来黄帝崇拜以及三皇的追述，都是战国中后期到秦汉间的事了。

７、《庄子》中伏羲的出现

　　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的《庄子》伏羲终于出现了，这是最早记载伏羲的先秦文献了，时间已经到了战国的中晚期。然庄子此公好古，“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向来不做信史，然所言伏羲，亦是大功一件。《庄子》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有5处，2处出于“内篇”，3处出于“外篇”。

　　《庄子·人间世》：“是万物所化也，禹、舜应物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几蘧是何许人，至今不得所知，但伏羲是出来了。
　　
　　《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地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这里给出了上古氏族传承的次序。

８、伏羲作八卦

　　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易经·系辞》记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伏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 、舜氏作。”

　　　总之自孔子以降，经过中国近３００多年的努力，终于为我们勾画出人文初祖的大致轮廓：《论语》之中仅说到“三代”，《孟子》中则出现了“三王”“五霸”。《荀子》中又出现了“五帝”，《吕氏春秋》中在“五帝”以外又出现了“三皇”，到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到《春秋纬》中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以至到刘歆在《汉书·律历志》引《世经》所说：“太昊帝，《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言庖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曰太昊。”还比附《易经》，把中国远古帝王排了顺序，其所定的古帝序是：太昊庖（伏）羲氏、共工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这个结论将中国人传统的祖先记忆，终于定型下来，而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流传至今。

　　　王剑在《太昊伏羲考辨》中说：
　
　　　“近人对于伏羲最权威的考论是前辈学者闻一多所著《伏羲考》，闻一多此文前半部分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为龙图腾；后半部采集了近 50则西南少数民族关于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并加以语音训诂，证明伏羲是南方苗蛮各族的祖先神。此文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被广泛征引，已为不易之论。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据1973年对墓藏发掘的报告判断，墓藏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楚帛书甲篇》是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文本，经董楚平解读，释文大意是：

　　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娶女娲，伏羲、女娲二神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然，老四叫墨干。一千数百年以后，帝俊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俊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的发现和解读，意义重大。它给予我们以下认识：其一，它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时期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与现代中国各民族流传的创世神话相比，它保留着更多史前神话的旧痕和原始思维的特点；其二，它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伏羲的出土文献记载，证明战国中晚期已有伏羲传说；其三，它带有楚文化的地域特征，证明伏羲神话主要产生和流传于南方楚国一带；其四，它证明了伏羲创世神的身份。”

　　“1941年常任侠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一文中说：“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牺，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他并结合《述异记》有“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之说而论断：盘古氏夫妻当即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之伏羲氏夫妻。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与盘古龙首蛇身雷同，进一步证明盘古即伏羲氏。闻―多在《伏羲考》第五部分“伏羲与葫芦”中，以大量古籍和民俗材料论证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伏羲与盘古都是葫芦所生，或者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伏羲由此而成为人类的始祖。 ”

二、周文王

　　　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时爲西伯，曾被囚於羑里，因而演《易》。作为周人领袖他多有建树，使周不断发展壮大、强盛，为后来来武王灭商奠定基础。

　　《论语．泰伯》记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司马迁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扬雄、班固、王充等皆赞此说。郑衆、贾逵、马融等认为《周易》卦辞为文王作，而爻辞为周公作。郑玄则认为卦爻辞皆爲周文王作。

　　　本世纪20年代，顾颉刚考证了《周易》中存在的历史故事，写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文中指出：《大壮》《旅》卦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易是指殷先祖王亥在有易被杀之事，《既济》《未济》卦中的“高宗伐鬼方”是记述殷高宗讨伐西北少数民族，《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帝乙嫁妹给周文王，《明夷》卦中的“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佯狂、为奴之事，“箕子之明夷”译成白话，就是箕子的晦气，《晋》卦中的“康侯用锡马蕃蔗”是指卫康叔善于畜牧等等。顾颉刚根据这些历史故事而推定《易经》不是周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作者为掌管卜筮的巫史之流。顾颉刚感到遗憾的是《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禅、观象制器的故事。
　　　
　　　余永梁从风俗制度和史事两个方面研究《周易》，认为《屯》、《睽》卦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掠婚风俗，《逐》、《损》卦记述了古代臣妾奴隶制度，《损》、《益》卦中“或益之十朋之龟”反映东周以前的货币制度。此外在卦爻辞中还可以找到周代郊祀礼、丧礼、聘礼、朝礼、宾礼以及宗法制的礼俗。关于《周易》中的史事，余永梁指出《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指商王嫁女给周文王，《随》、《升》卦中的“亨于西山”是指周文王在岐山宴亨，《震》卦“震惊百里”记文王开国情形，《既济》卦中的“西邻”是指西周，“东邻”则指殷朝，以上均为卜官记文王之事。其它如《师》卦中的“大君”疑指周公，《蛊》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疑指伯夷叔齐之事，《屯》卦“利建侯”系指周初封建诸侯。卦爻辞所记史事皆在周初，最晚是《晋》卦中的康侯，因此卦爻辞应该作于西周成王之时。

　　　通过对《周易》中的一些历史故事的分析，大都是殷末周初的历史典故，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系辞》关于《周易》“当文王与纣之事”的可信性。

　　　1933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发表了《历史之重要》的专题讲演，讲演辞刊发在《制言》第五十五期上，其中一段讲到《周易》中的古史：
        
　　　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取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既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种，不得不小有积蓄。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主，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之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

　　　据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二》说，1931年章太炎为《周易易解》作序，自称遍治群经而独不敢言《易》。1942年4月胡朴安著成《周易古史观》一书，他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周易》古史观的人。

　　　那么《周易》是否为文王所作呢？杨向奎先生先生指出：“文王演《易》之说，虽有争论，但《易》之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宗周之初有所发展当无疑问。其初因奇偶而有八卦，八卦不能尽变化，重为六十四卦，而加卦辞、爻辞，初为巫祝专职，西伯幽囚演《易》而有所推演”。“原始卜筮都为巫祝专职，他们是古代最渊博的学者，八卦之重，爻词、彖词之设，没有他们的参与，无法完成。他们多是无名专家，孰为《易》之加工者，当无可考。但文王演《易》之说，被轻轻否认亦无据，巫祝卜筮都为王家服务，以文王、周公之才而习《易》，因习《易》而演《易》而重卦，舍巫祝而自为之，此所以有文王、周公之参与。文王、周公固饱经忧患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合符者”。

　　　总之，《周易》古经确是产生于殷周之际。武王在克商之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而周人的受命观念，诚如傅斯年所指出，终于演变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政治思想。傅氏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检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傅斯年，1952：Vol.III，92—99）

　　　周人以蕞尔小邦，革殷命，《诗·大雅·文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作为周的开创者的周文王，自然会对固守天命有更深的思考，这也就是周初人们把卜筮之法的《易》发展成《周易》的理由吧。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没有证据《周易》不是文王推演的，同样也没有证据肯定《周易》就是文王推演的。既然周易产生于殷末周初，而文王又是周人的领袖，古人尤其是儒家把《周易》的著作权给了周文王，不失一个理想的选择。

三、孔子

　　说起易学人物，２０００年来，有一句话特别著名，。《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就是指创八卦的伏羲，演《周易》的文王和为《周易》作《传》的孔子。"三古"就是指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上古、中古和下古。此后诸子百家、两汉儒教、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卷帙繁浩，汗牛充栋 ，无不以《周易》为元典，探精广义、贯穿始终。对于这句话，古往今来，奉若神明者有之，大发感慨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大加挞伐者亦有之。三圣中的伏羲、文王，古迹茫昧，人们多不予言，议论的矛头指向了至圣先师孔仲尼。

　　孔子最大的毛病就像他自己说的“述而不作，好古敏以求之”。老先生什么事都只是说说，不做读书笔记，害得后人为了把周易和孔子扯上关系，胡编乱造了许多东西，究竟是不是孔圣人的原意呢？，谁知道呢，谁让他“述而不作”来着。翻遍论语，和周易、卜占有关的仅仅四条而已：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这一条可算是孔夫子读过易的最直接证据了，但是，世上就是有好事之人，《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池田知久据此认为：“从语言学上来说，感觉作‘亦’字似乎文气更自然。那么，本来作‘亦’字是正确的，作‘易’字是错误的……有关儒教开先祖孔子在当时学习了《易》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不一定是在现实时间上出现的历史事实，而是作为从战国时代末期开始的《易》的儒教化的产物，将《易》和孔子勉强结合在一起的附会之一。”定州汉简《论语》也作“亦”，又添一力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有三种《论语》流行，一是《古论》，为孔安国所传；二是《鲁论》，为夏侯胜所传；三是《齐论》。为王子阳所传。西汉末年，张禹将《齐》《鲁》两种本子融会，成为后来的官方定本，也称《鲁论》，此后《齐论》不再单独传授。东汉郑玄时，还能看到《齐论》，三国以后完全从历史上消失，《齐论》从此成为千古之迷。而现行《论语》不采《鲁论》的“亦”，而从《古》之“易”的做法，多少看出后人考证穿凿的痕迹。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

　　　而在孔子死后，他的继承人子思、孟子、荀子也罕言《易》，这种现象在先秦诸子也极为普遍。只是荀子其书凡四言《易》，《荀子·大略篇》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孟子对《易》根本没有提一个字。可见，在先秦诸子和大多数的心目中，，《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其重要意义远没有秦汉以后说的那么大。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孔子及至荀子，屡提诗、书、礼、乐，罕言易，他们那个时代，倡导的是三王之道，所谓“吾从周”之谓也。但对《易》之大义微言，作为末学亦有研之，但均未重视。秦末汉初，黄老之学勃兴，儒家后学为了与之对抗，突然发现儒家的《周易》学说的重要作用，道家说天道，以至在汉初成为主流意识，儒家的三王之道早就弃之如敝履了，儒家也说天道，在没有比《周易》更合适的了，所以儒生上追三圣，下编十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宇宙天道学说，终于在汉武时代，取而代之了。

　　《周易》因其在先秦未被重视，而免去秦火。《周易》又因其在秦汉被拿来对付黄老，而终成大观。《周易》之学，起于孔子，成于秦汉，众家纷纭，聊备一说。历史渺茫，哲人已去，留给我们后人的是无尽的遐想。

四、子夏

     卜商，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人（今河南温县），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与子游并列“文学”科。

1、子夏生平考述

  先说说卜子夏的名和字，古代中国人取名字非常有意思，一个人的“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又说：“幼名、冠字。”比如屈原，姓芈，氏屈，名平，字原。《尔雅》曰：“广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其意谓田地宽平之处而谓之原。“平”字虚，“原”字实，屈子名字之义正是互为表里。

       卜商，字子夏。《说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色三而复者也。”：“夏”和“商”之义同为王者，主天主地，正好相应。

        子夏籍贯有魏、温、卫三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曰： “卜商，卫人”。董仲舒称“卫子夏”。《史记集解》引郑玄曰：“温国人。” 《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则曰： “魏人”。其实，这三种说法是和温邑本身的历史变迁而衍生出来的三种说法。温地即现在的河南温县，《汉书•地理志》云： “温，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 这个苏忿生就是武王时期的司寇苏公（《尚书•立政》）由于温地为苏国的都城，所以习惯上称苏为温。公元前650年，狄人灭苏国，苏子奔卫。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为答谢晋文公平王子带之乱，而“与之阳樊、温、原、槽茅之田”。同时据左传记载，一部分温地属卫（《左传．成公二年》。待到三国分晋，温地又属魏。所以三种说法都有道理，只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标新立异这个毛病实在不好，虽然说都对，但不知给后学者带来多少麻烦。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有装神弄鬼的臭毛病，说得好听点，叫博大精深。

　　　子夏生于公元前507年，卒于何年，史籍阙如。不过据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寿考及此，固可有之”。总之是比孟子活的岁数都大。一说８８岁而逝。

　　　《韩诗外传》卷九“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坐，二人相与论，终日不决。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从这段话看，子夏脾气还挺暴，“辞气甚隘，颜色甚变。”用北京话说就是急赤白脸。可见大儒在年轻时，也和我们一样啊。孔子曾经对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还说过：“师也过，商也不及。”说他还没有达到贤人的程度。孔子认为贤人要有“四辟”之才，而子夏同学一张嘴就把这个标准降低了许多，难怪师傅大发雷霆。

　　　子夏以文学见长，六经所传，多有力焉。《吕氏春秋•当染》云：“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田系学于许犯。 ”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许犯、田系等分别是子贡、子夏、曾子、墨子、禽滑、许犯的门下。

　　　在《史记•儒林列传》有一段话：“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麓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许多人误读这段话，以为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麓之属都是子夏的门生，其实司马迁的“子夏之伦”意思是说“子夏这一帮人”也就是孔子的徒弟们。

　　　总之，子夏１５岁进入孔门，２９岁孔子逝世，后授课西河，为王者师。没有辱没他老师的一世英名。

２、子夏的易学思想

　　《子夏易传》不载《汉书．艺文志》，遂有人怀疑子夏传《易》,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不是卜商,而是汉人韩婴。刘彬在《子夏易学初探》一文中多所辩驳，力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子夏,韩婴为《子夏易传》作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刘文中概括子夏的易学思想特色：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实有一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是为《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

　　　“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义",又能契会其"新义".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子夏认为《易》之卜筮虽属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观",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必须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在研《易》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见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诸弟子中,子夏受于孔子《易》必良多,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因此,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兼容"古义"和"新义",正是合乎情理的。”

　　　刘文观点，可备一说。

　　　自帛书《易传》出现后，清华大学的刘文胜在比较子夏《易传》、帛书《易传》和韩氏《易传》后，认为根据《韩诗外传》和帛书《易传》的对照，可知韩婴《易》学和帛书《易传》存在着渊源关系，而《史记•儒林传》记述的是《周易》的传承谱系，所以对韩婴《易》学不予记载。韩婴《易》学和《子夏易传》的解易风格相去甚远，《子夏易传》编入韩婴《易传》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总之，子夏一生，为王者师，显于当时；唐追封为“魏侯”，宋代加封“河东公”，荣于死后。说到底，都是沾了老师孔夫子的光了。


　　　　

五、商瞿

       商瞿，生于公元前522年，姓商名瞿，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

       要说这个商瞿也够窝囊的，比子夏大16岁，不但在论语中只字未提，就是在先秦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未提到。像子夏、子张、子游不但在论语中大露其脸，还被荀子骂了个狗血喷头，称为贱儒，能够成为别人的标靶，也是能耐呀，尤其开骂的又是大师级的人物时。比如近代的梁漱溟，被老毛一骂而名扬后世。墨子骂起儒来更是不客气，他在《非儒》中，把孔子、子贡、季路、漆雕一顿臭骂。韩非所列八儒中也没有他。真是愈有名就愈挨骂，愈挨骂就愈有名，古今如出一辙。所以钱穆感慨道：“据《列传》，瞿年长于回、赐，其从游当不在后。而孔子晚年喜《易》，瞿得其传，亦当在孔子晚世。则瞿之从学久矣，而顾无一语见于《论语》，又不见于其后群弟子之称述。则其人尚在若有若无间，遑论传《易》之事哉？”

       但到司马迁时就不同了，《仲尼弟子列传》述经师之传，惟商瞿最为详细。还记其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之事，孔子的徒弟们还拿这件事向有若发难，把他赶下了师傅的位置。史迁在这里描述的绘声绘色，如同看着一般。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怎么知道的？想必司马迁是看见了什么，比如像《二三子问》或《要》一类的东西。总之商瞿是学徒不见记述，后学没有称颂，孔子在时未见耳提面命，孔子没后没有敌家挞伐，其人近乎可有可无之间，其学就可想而知了。恐怕春秋到战国前期，《周易》的命运就和商瞿一样，被人们忽视的无影无踪，只是在默默的传承。

       其实，司马迁记载的故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商瞿四十得子的事，不但有若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徒弟也不知道。商瞿自己知道吗？我看未必，如果他知道，他母亲就不会为他去齐国发愁了。我们不禁要问，孔夫子怎么知道呢？大概是算命算出来的吧，商瞿不是学《周易》吗？他怎么没自己算出来呢？看来，凡事怕往歪处想，越瞎琢磨事越多。

       不过，司马迁给出了自孔子以后时完整的《周易》传承顺序，综合《汉书·儒林传》所载，就是：

                  孔子→商瞿→桥疵→轩 臂→周丑→孙虞→田何→王同（丁宽→田王孙）→杨何


     杨何：武帝时，任中大夫。著有《易传杨氏》二篇，已佚。


       丁宽：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田王孙：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六、田何

     田何，字子庄，一作子装，淄川人，徙居杜陵，号杜田生。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经学家。

     汉初，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把关东（函谷关以东）的大族迁往关内，田何本战国齐王族田氏后裔，田何跟随齐国田氏各族迁徒到杜陵，号称“杜田生”。说起杜陵，今在陕西长安县东南，《汉书地理志杜陵注》“古杜伯国，汉宣帝葬此，因曰杜陵。” 陵西即唐杜甫旧宅，甫自称杜陵布衣以此。 温庭筠定居雩县郊野，靠近杜陵，他也曾自称杜陵游客。李白有《杜陵绝句》：“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

      据《史记·儒林列传》：“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根据上面史料的记载，汉易的源头在田何，所以《史记》又载；汉武帝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而史料里说的杨何，就是司马谈学易的老师。所以司马迁才如数家珍。田氏易学，向上溯源到孔子，向下开启汉代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方易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汉代以后流行的《易大传》当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师们所编定的”。

      田何没有做过官，《史记》、《汉书》关于他的记事仅上面的聊聊数语，不详其本末。宋人乐史著《太平寰宇记》载；“田何。淄川人，家貧，守道不仕，惠帝親幸其廬受《易》，齊魯之士多宗之。”或有其事。

七、施雠

        施雠，字长卿，沛（今江苏沛县）人，少与孟喜、梁丘贺师从田何的再传弟子田王孙学《易》。性格谦让，每称学无成就，不教授生徒。

        在田王孙三徒弟中，官大位显的就属梁丘贺了，汉宣帝时梁丘贺任九卿之一的少府，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因此事多，顾不上讲学，派他的儿子梁丘临率弟子张禹等拜施雠问学，可老先生自己藏起来就是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梁丘贺又向皇帝推荐施雠说：“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

       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但儒生所传经籍互有异同。汉宣帝为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遂于甘露二年(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施雠等著名儒生在未央宫北的皇室藏书之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宣帝亲临裁定评判。会议后，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这就是历史有名的“石渠阁会议”。

       施雠勉为其难教授的张禹等弟子，官做的都比师傅大多了。张禹官至丞相，另一个徒弟琅邪鲁伯为会稽太守。张禹的两个徒弟，淮阳人彭宣，做到大司空，沛人戴崇，官至九卿，都身居枢要。从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朝人拼命挤进儒家行列，而且要和孔子搭上边了，真有好处啊。

      其实因为会背几句子曰诗云而作了大官的还不止这几个人，《汉书·儒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玢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个公孙弘更绝，一个放猪的出身，苦读圣贤书到四十岁，方开始研《春秋》，到当上武帝博士已经六十岁了。当了三年官，出使匈奴，办事不力，免官。到元光五年，弘七十，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他又回来了，待入见天子时，公孙弘丰仪魄伟，深得天子喜爱，又被拜为博士。谁知武帝让他去视察巴蜀郡县，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幸亏皇帝这次没有深究。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泽免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寿侯。历史上丞相封侯者是从公孙弘开始。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龄卒于相位。卒后，青铜铸棺，葬于麓台，至今，墓址尚存。有汉一代，自公孙弘始，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或者说，儒家之学已经成了汉人的进身之阶，比如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等人，皆以《易》至大官。

        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易同出自田何、丁宽、田王孙一系，而且三家的创立者都是一师之徒，之所以分为三家立于学官，说明三者的学说存在区别。三家的区别显然并不来自师传，而是出自施仇、孟喜、梁丘贺三人，而孟喜与梁丘贺都适应着形势的需要而“改师法”，将卜筮内容融入其学说之中，唯一坚持儒家旧传统的就是施氏易。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史书才在三家的排列上将施氏易列为第一位。施雠著《章句》二篇，据《经典释文•  序录》说，施仇与梁丘贺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  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独孟喜一家，由于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学，故能传至唐。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孟氏《易》全部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有《施氏经句》一卷。

8、孟喜之一——引子

        孟喜，西汉东海兰陵人，字长卿， 生卒年不详。孟卿之子。

        说起这个孟喜，应该说是中国易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他在正统的儒家易学外首倡卦气之说，是他首先以阴阳灾变说《易》，又是他首开中国易学象数派的先河，他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于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正因为如此，起初汉举博士，“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讫于宣帝时，孟氏易才列于学官，与施仇、梁丘贺并称汉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可以说，后世背离孔子的解《易》的传统，专明卦气占验，以《易》兼河洛图纬风角七政 ，而使《易》侪於谶讳之途，使《周易》沦为专为术数占验之书，孟喜确实是始作俑者。

        中国的《易》学的发端，源于原始初民的观天查地，以八卦通神明，类万物，辨吉凶。初民的神话宇宙观是原始的、神秘的、同时也是素朴的。而反映到古代的占筮术而言，也是一个观念由简到繁，形式上由繁到简的过程。简单的说，在原始神话宇宙论的思想下，“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龟以象示，筮以数告”（杜预注）。而八卦正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概括，通神的象征物，原始的八卦符号来源于原始筮数的推论，近年来得到了一些考古材料的证明。就《周易》本身而言，初始就是一本关于“卜筮”的说明书，而古代巫史不分，基于“卦出于筮”的推论，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写成《易》。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是一个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谓之《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汉代的费氏易“古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这就是由孔子一直到施雠代代相承的儒家正统“师法”，或有人称“义理派”。

        而京孟易学，背离师法，对于孔子之《易》来讲是一个反动。他们视《 周易》为纯粹卜筮之书，讲阴阳灾变，创占筮体例，推占候之术，有八宫卦说、纳甲说、五行说 、卦气说等，《易》家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之法皆以京氏爲本，而起于孟喜。可以说，汉代的象数派比《易》之“古义”来得更完备，更繁复，更诡异。

       所以说，孟喜这个人以及其易学的探讨，极其复杂，这里主要涉及到《易》之本身的流变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念的流变问题；涉及到经学的流变问题；涉及到汉代的今文和古文之争的问题；涉及到儒家的道统传承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今之易学的问题等等。

8、孟喜之二——生平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应在公元前90年前后，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先说说孟喜的籍贯，东海兰陵，大多数现代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提到一首唐诗，大家也可能知道，李白有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就是这个兰陵。春秋时，鲁国于此设室邑，战国时，楚国始设立兰陵县，北宋始置兰陵镇，属丞县。即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至今。兰陵产美酒，除了李白的诗外，却有实物为证，1995年秋，在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兰陵美酒在沉埋2148年后被发掘出土，酒置于墓室庖厨间，陶制球开缸内。泥封上印有“兰陵贡酒”、“兰陵丞印”、“兰陵之印”戳记，保存完整无缺。打开封泥后，酒香四溢。

     兰陵除了有好酒，还有大儒。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况，人称荀卿或荀子。公元前255年，荀子应楚相春申君所邀两任兰陵令近二十年，后居于兰陵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这个荀子非常有意思，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至齐襄王時代“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关于荀子的师承，并无确切的记载。荀子自己十分尊崇仲尼、子弓，以仲尼、子弓之义的传人自任。他自认为是儒家，却猛烈抨击思孟学派，教出两位著名的法家弟子，李斯和韩非。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徒弟，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就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荀子学于齐、游于秦、客于赵、仕于楚，综贯百家、融铸为一，“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郭沫若先生指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成，融汇贯通百家之学，堪称杂家之祖。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荀子建构起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荀子葬在兰陵，汉代学者刘向曾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在兰陵的儒学传承上，荀子实开风气之先。孟卿一族就在这个被荀子学说深深浸透的地方。

     孟卿治《礼》和《春秋》。汉代经师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来看，其传授最早可以追溯到胡毋生与董仲舒。《汉书·儒林传》的记载："汉兴......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而汉初的儒学，分为齐学、鲁学两大支派，齐学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而鲁学则继承了先秦儒学中重人事、重礼乐制度的传统。马宗霍氏说："大抵齐学尚恢奇，鲁学多迂谨；齐学喜言天人之理，鲁学颇守典章之遗。"两者泾渭分明，本不相混。

    《汉书·儒林传》记载：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从班固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一是董仲舒与胡母生同治《春秋》，同为汉景帝的博士，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看来并没有那种同行相嫉的毛病。二人的《春秋》学，可能也多相通之处。

    二是董仲舒的弟子当中，最得真传的可能就是赢公了，赢公的重要弟子有两个，一个是孟卿，一个是眭弘。

    这个孟卿就是孟喜的爸爸。孟卿又传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而孟卿的师爷董仲舒，不愧是与时俱进的大师，董对《春秋》学进行神学化的改造。这种改造大致可分为两端：

       一是把阴阳五行学说引入《春秋》经义的阐释，

       二是以《春秋》说灾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喜出生在百家融会而营于卜祝的兰陵，又有善言阴阳五行和灾异的家学渊源。知道这些，我们就很好理解汉书上记载的孟喜的一些事了，看看汉书上怎么说：

     “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说他喜欢自吹自擂，又宣称得到秘传的《易》家关于阴阳灾变的书。这个阴阳灾变书的说法，简直和董仲舒改造《春秋》的路子如出一辙，恐怕不是什么老师所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只是对外诈称而已。接着看他诈称什么，史籍有载：

     “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这里说孟喜对外宣称，老师田王孙临死时，忱在孟喜的膝上，把阴阳灾变的书独传给他孟喜，大家都以此夸耀他。但是这可惹恼了一个人，就是他同门的师兄弟梁丘贺，他出来辟谣说：老师死在施雠的怀中，那时孟喜回了兰陵，哪有传书的事呢？

     从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玩味：一是孟喜为什么要诈称阴阳灾变书得自老师？二是做为唯一的当事人施雠却未发一语。仔细分析起来，以阴阳灾变解《易》，背离师法，离经叛道，世所不容，孟喜这是在为其找合法来源。而施雠不发一语，沉默就意味着认可梁丘贺的揭发。

     所以“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不用他就对了，当时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

8、孟喜之三——四时，五方、五行、阴阳

         探讨孟喜的卦气说之前，先说说中国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限于篇幅，总而言之。

      现代人讨论国学，无论儒、墨、道、法等，总离不开四时五方、阴阳五行。至于到了易学，更成了四时五方、阴阳五行的渊薮，简直到了离开这四个词就不会说话的地步。而且世人说易，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从夏禹到王夫之，往往搅在一块说，仿佛这些概念和说法天生地成，所谓老子一生出来，就是白胡子，完全不考虑这些概念和说法的流变和各个时期所具有的专门含义。这样下来，无非两个结果，一是食古不化，奉古训为神明，殊不知古人也在不断的否定和发展。二是以今薄古，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要求古人，抛弃历史，全盘否定，结果失去本源，失去自我，何谈未来。

      关于中国古代的四时、四方、五方、五行、阴阳的概念和理论，概括来讲，是从形而下的材料发展到形而上的理论，是从通过观星象、别气候以指导道农业生产到躲避灾异以探讨天地大道。如果把这几个概念的形成排一个顺序的话，大概如下：

               四时→四方→五行→五方→阴阳  

1、四时

     《庄子•知北游》说：“ 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懵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这里的阴阳与四时都是哲学范畴的概念，是宇宙根本规律，所谓道的体现者。
      但历史地看，上古初民的想法，可能不会像庄子想的这么复杂，他们感受的恐怕主要是时间的节律，日出日没，寒来暑往，草木荣枯，冬去春来。早期，科学不发达，先民朴素地用风来确定季节，如甲骨文关于四方风的刻辞就体现了商代用不同类型的风来确定四季的思想。以后逐渐发展成以星象的观测来确定四季，如《山海经•大荒经》中司日月长短、止日月；《尧典》中表现出用四仲星确定四季；《大戴礼记•夏小正》用北斗星加上其他的星象(“鞠则见”，鞠是一种星)一起来标志四季。确定四季最终目的在于农业生产，所以物候以及应时的政令就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先民谈四时，决不会像现代人脑子里都是所谓“文化”，他们是实用，是为了吃饭。
      从商代到西汉中期，有关四季的文献就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系统。其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发展，一脉相承。四季概念首先是先民的一种自然观，在商及商以前，人们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帝”，在孔子以前，周人谈宇宙的规律，多言“天”，孔夫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到孔子以后，人们谈宇宙的规律时，“四时有度”，已经成为是天地根本规则的标志之一了。

2、五方

          从四方风刻辞的存在， 四方观念到商代后期已经很明确了。初民由日出日落，粗浅的认识东西两个方向，而在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认识。北出现的最晚。
         进入西周以后，周人在殷人四方帝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王中央帝，成了五帝，《尚书.尧典》中，周人将太阳神羲和请到中央，其人为改造神话的痕迹非常明显。  
         到了《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女性的羲和进一步演化为男性中央帝——黄帝，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
      四方与四时的结合，起源甚早，从可以看到的材料可追溯到商代，但五方与四季系统观念的形成，则是战国后期了。

3、五行  

          在春夏秋冬的季节时序和东西南北中的方位等宇宙观念逐渐完善后，战国人，将五行、五方、五色、五时（土为季夏）、五帝等结合起来，编制出一个以“五”为基数的宇宙概念体系。
       最早出现五行的文献是《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所为何指，渺茫难征。《尚书•洪范》中出现了：“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这里的说法，还只是五行唯象的感性物质，并无后世相生相克，流动转化的含义。
       五行生克，构成万物根源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形成。《左传》文公七年记：“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是按相克顺序排列的。最先记载五行与神灵崇拜结合是《左传》，昭公29年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可以说五行在春秋晚期开始与神灵崇拜大量结合起来，至战国则普遍出现。
      战国中期阴阳与五行合流，出现了专门以阴阳五行为研究对象的阴阳家。他们多活动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作品的汇编《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已》是阴阳家的早期著述。它已经将阴阳五行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四时教令体系。阴阳五行学说对秦以后的官方和民间宗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开了秦汉政治神学的先河，但他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原始的五行说的面貌。

4、阴阳

         与四季相比，阴阳、五行是后来才有的，虽然在周代的文献中阴阳、五行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并成为可以取代其他概念来说明宇宙根本规律的哲学范畴，确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
      从阴阳观念的起源上看，它与四季观念系统血脉相连。阴、阳的本意是太阳照得到与照不到的地方与状态，在气象学意义上为阳光普照与阴云密布。当人们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询自然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于是尝试用根本性的哲学范畴—— 阴阳来解释、统一自然事物及其规则。“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郭店楚墓竹简&#8226;太一生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的“阴阳生四时”是古人从逻辑的角度，来讨论宇宙的规律。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先民确实先有四时的观念，并从中总结和引申出阴阳概念。

       综上所述，武占江在其《四时与阴阳五行》一文中说：“诸子产生之前的思想，人们讨论的是帝和天，关于帝、天的思想、哲学方面的含义主要讨论它的宗教超越性、社会性方面的含义，而对于自然观方面的内涵则不予深究。”“四时观念系统在前诸子时期是地面上的大河，诸子时期则是地下的潜流，虽然表面上被别的范畴、概念所代替，实际上仍然极大地左右着整个思想长河的方向。“天人和谐”观念直接肇端于此，这是诸子时期的一项基本思想，为各派共同分有，道家是最突出者。黄老刑德思想则是要直接由“四时阴阳”来论证，阴阳家则是在孕育在《月令》观念系统母体上的一个怪胎。”

          而战国至汉代的易学，正是借鉴了先秦诸子对宇宙的思考的结论，与八卦相结合，完成易学神学化的过程，最后衍生出谶纬等迷信的产物。汉代经董仲舒开始，神学化的汉代经学，在两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们也是对诸子争鸣时代形成的人文理性传统的背叛，但其阴阳五行的巫术性质终归不能解决安身立命等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其在东汉就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8、孟喜之四——易学卦气说        孟喜开风气之先，创立了易学卦气说，以历法为天道的准则，用周易的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　“卦气”说是两汉易学的重要内容,“卦气”说中“卦”是指六十四卦,“气”是指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运行及其所形成的四季节气。“卦气”说是卦和历法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六十四卦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候的相配。“卦气”说的内容包括八卦“卦气”说、十二消息说、四正卦说和六日七分说等等。       有学者考证说，卦气说渊源已久，以阴阳说易亦是从战国传习而来，甚至有人从子思的《中庸》《大学》里也看出了“卦气”的端倪，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周易八卦与阴阳理论和天文历法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把他们系统的、全面的杂糅在一起，并提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的，确是孟喜。后经焦氏、京氏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以占验为主要内容的庞大的象数思想体系。      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皮锡瑞语）， 从孟喜开始，到京房的易学的完成，他们吸收了战国以来天人哲学的成果和天文历法发展成果，建立了以推天道，明人事的象数筮占体系。从而也改变了中国易学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可以说，两汉易学，自孟喜始，《易》就变成人学与神学交织，训释与经文互参的格局，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9、京房——易学家的宿命

      汉代律学家 。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 。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西南）人。本姓李，字君明。汉元帝时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曾学《易》于孟喜门人焦延寿，有《京氏易传》三卷传世。初元中举孝廉为郎。建昭二年出为魏郡太守，征下狱，弃市。

       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曾提出六十律学说，是为京氏律。其原理基于先秦的三分损益律学，其目的为探询变律，求还原于始律黄钟，以解决旋宫问题 。过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对应于宫、角、徵、羽。京房加商于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后上部，便于按指吹奏。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京房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准”的定律器。《后汉书&#8226;律厉志》记载了京房发明“准”的缘由及“准”的具体形制。

       其易学长于以《易》言灾变，以六十四封、三百八十四爻，与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互相配合，从每候、每日的寒温、清浊附会人事的善恶吉凶，行占验，以明所谓“天人感应”之道。自从京房易学在西汉出现以后，数千年来流传不衰，历代都有学者对此术进行研究、充实 、修正、提高，著作层出不穷。如晋代的《洞林》、唐宋时的《火珠林》、明代时的《断易天机》、《卜筮元龟》、《易林补遗》、《易冒》、《卜筮全书》，以及前清的《易隐》，乾嘉之后的《增删卜易》与《卜筮正宗》。 其著作今存有《京氏易传》三卷；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王保训辑有《京氏易》八卷，黄爽《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辑录。

       关于京氏的易学，其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自不待言，这里不想多说。说说这些创宗立派或以易著称的人物的命运问题。说京房之前，我们大致看一下唐代以前的易学家的身世结局吧：

1、董仲舒：曾以言灾异下狱，後爲胶西王相，为下吏，终老於家。

2、主父偃：以齐王事伏诛。

3、京房：下狱，弃市。

4、刘安：因谋反事发，自杀。

5、盖宽饶：汉《易》韩氏派的唯一传人，干犯上意，坐怨谤下吏，自刭北阙下。

6、高康：高相子，因翟义起兵事，被王莽借其易说蛊惑人心所杀。

7、刘向：以因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

8、刘歆：王莽篡汉，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后又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9、扬雄：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

10、马融：汉桓帝时，外任南郡太守，因忤大将军梁冀，遭诬陷，免官，髡徙朔方。

11、郎顗：东汉经学家、占候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之一。后为孙礼所杀。

12、郑玄：因党锢之祸受禁锢14年，后拒绝出仕。

13、虞翻：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在南十馀年，年七十卒。

14、陆绩：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年三十二卒。

15、王肃：三国魏经学大师，古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义理派王弼易学的先导。卒谧成侯。

16、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17、何晏：三国魏玄学家。为曹丕所憎，称其为“假子”，明帝以其浮华，亦抑之，仅授冗官。因依附曹爽，为司马懿所杀，夷三族。

18、郭璞：西晋末东晋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术数名家。324年，力阻王敦谋逆，被杀，时年49岁。

      两汉魏晋，以《易》著称者，凡涉足政治，善终者无几，班固在其汉书中说：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衰、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戳，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深浅，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乎！”

      其实，京房的老师早有预见，焦延寿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8226;京房传》）以《易》学搞政治，简直是幼稚，学易者，幽赞神明，妄言天道，信占命以为知，言灾异以为术，其为人者，浮华且傲；其为政者，善变无行。即无孔子“正”字之义，又无老子“柔”者之术，其毁家灭族，身败名裂，岂可谓非天乎？

      纵观儒道，所以明哲保身者，无非“谦、德”二字，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国家，近足以守其身。吾小子能不慎乎？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唐宋以后，大凡专以易称道者，如李淳风、陈抟、徐子平、邵尧夫等，无不远离庙堂，而成民间传奇人物。而那些在朝堂呼风唤雨者，则是满口的仁义道德，而易学则为末流矣。自魏晋玄学，儒道合流，唐朝佛教大兴，引禅入儒，及至宋明理学，儒释道三教融合，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儒家理学，虽然也用“太极”“气”来阐释天地根本，但早就不局限汉儒易学的范畴，更少见阴阳灾异的说法了。这是易学的幸运呢？还是易学的不幸呢？

10、刘向之一——时代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歆之父。

一、刘向诞生的时代
         
       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这一年是壬寅年。汉室宗亲、楚元王刘交的玄孙刘向诞生。刘向属虎。《汉书&#8226;楚元王传》云："(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刘向活了72岁，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卒，在那个年代，也算高寿，刘向的事迹具体见于《汉书&#8226;楚元王传》。

      刘向字子政，但这个名与字是四十八年后他自己所改。他的父亲赐给他的名字是"更生"。典出《庄子&#8226;达生》曰：“夫欲免为形者，莫若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郭象注曰："更生，日新之谓也。”“更生”意味着再次获得生命。因为刘更生不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长兄安民，这或许是取名的原由。刘更生的父亲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8226;楚元王传》)。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生观，或许也是取名的原由。另外，结合刘德所处的时代，“更生”这个名字会引起人们更多的联想。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汉相争，垓下一战而定乾坤。汉自立国以来，内有诸侯割据之忧，外有匈奴叩塞之患，故自高祖以降，历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四朝，皆持黄老贵柔守雌之术，与民休息，调养生机。经过文、景之治，国库盈满，诸侯王与中央政府在景帝朝暴发武力冲突后处于劣势，国家根本渐固。可以说，人民至此才得以更生。

       接着，汉武帝以16岁的少年英主即位，执政时间53年。他开辟了汉帝国最有所作为的时代，其文治，包括改德、封禅、郊祀、立五经博士、举孝廉，兴学校等，确立了汉帝国的德治宪章和国家信仰；其武功，包括伐匈奴、通西域，讨西南夷、建立边郡等．确立了汉帝国的政治疆界与国家威望。在他执政的时期，上述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建构性政治、文化举措，使汉帝国臻于全盛。

      然武帝后期的政治显露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弊端。大量的祭祀、巡狩与建筑，加之与周边连年的战争，虚耗国库自不在话下，其穷竭搜罗的经济政策和大量的兵役征调，对社会与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风俗不淳，诈伪群起，诏狱益多，酷刑滥施。许多年以后，刘向在他编著的《新序》中，批评武帝的弊政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想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

      在武帝晚年，他自己也有所觉悟，"武帝末，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日：'方今之务，在于力农。"'(《食货志上》)可以说，使人民再次得以更生，是当时最迫切的政治愿望，也是继武帝继任者的当务之急。大汉帝国的建构与扩张能力已臻极限，进入了调整、凝固、修补的时期，国家政治应当呈现出内敛与安定的姿态。然而让一个诺大的帝国一下子转过身来，改弦易辙，并非易事。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武帝时创立的制度与行政方针存在着惯性；思想界也存在着斗争。而武帝晚年及其死后发生的皇权危机，更使得这一转变充满了惊险和风波。

       武帝驾崩前两天，八岁的皇子弗陵被册封为太子。临崩之际，命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床下，与丞相田千秋俱受遗诏。次日，武帝崩，皇太了即位，是为昭帝，政事一决于霍光。是为汉昭帝。

       此时，刘更生的父亲刘德进入了仕途。霍光虽来自外戚系统，但昭帝刚即位，他便采纳了别人的建议，多纳宗室子弟，多与大臣共事，以免重蹈吕后外戚专政的覆辙(《楚元王传》)。刘德年少时多次议政，曾被武帝召见于甘泉官，誉之为"千里驹"，此时已三十多岁。霍光先命他待诏丞相府，始元元年(前86)任为宗正丞。后知刘德的父亲刘辟疆亦有清望，武帝时曾随二千石大臣议论，为宗室子弟之冠，武帝对他宠爱有加。只是他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出仕，此时年已八十。始元二年(前85)，霍光遂拜宗室刘辟疆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同年再拜刘辟疆为宗正(《百官公卿表》)，徙刘德为大鸿胪丞。辟疆年事已高，数月后便卒于任上。不久，刘德迁太中大夫。元风元年(前80)，出任宗正。   

      宗正是皇族的族长。汉高祖七年(前200)刚刚自栎阳徙都长安，即置宗正官以序九族(《高帝纪》)，秩中二千石。值得注意的是，刘德的伯祖父、楚元王交的次子刘郢客，高后时即为宗正，与立文帝，封上邳侯。因楚元王太子辟非先元王卒，文帝才使郢客归嗣王位。另一位伯祖父、楚元王交的第三子刘礼，景帝时封平陆侯，也曾出任宗正。刘郢客之子、楚王戊参加七国诸侯叛乱，兵败自杀。景帝又立刘礼为楚王。刘德一定意想不到，自己出任宗正第二年生下的儿子，是将来汉元帝朝的宗正(初元元年，前48)。并且，自己的长孙，即安民之子刘庆忌，竟又是元帝朝的宗正(竞宁元年，前33)。刘家之中，出了六位宗正，史家称之为"奕世宗正"。

      奕者，重也。有汉一代，这是绝无仅有的，可见这个家族的声望不菲。霍光之所以任命有声望的刘氏父子为宗正，是因为燕王旦觊觎皇位的阴影仍笼罩在朝廷，宗正一职在此际显得特别的重要。武帝崩后，燕王旦闻丧不哭，遣使至京师问讯。后又遣使至京师，请求在郡国为武帝立庙，以冀获得祭祀权。霍光为了安抚他，赐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燕王旦反觉受辱，遂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结谋反叛。始元元年(前86)八月，青州刺史隽不疑发觉其谋，收捕刘泽。朝廷派遣大鸿胪丞与宗正丞刘德赴青卅审理此案。刘泽等人伏诛后，朝廷宽大燕王旦，不予追究。
     
      始元元年(前80)春二月，昭帝即位的第一年，便亲耕于籍田。这是一个模仿文帝的行为。文帝二年春下诏开籍田，亲自率耕，以示朝廷以农为本，休生养息。霍光让昭帝如此做，给天下以更生的希望。自此至元平元年(前74)昭帝崩的十三年中，朝廷劝农桑，减免阳租徭役，问民间疾苦，罢盐、铁、榷酤，赐民爵、钱，举贤良、文学......这一切说明，霍光采取了顺应社会要求的政策。由于连年征战，匈奴方面也疲惫不堪，其内部分裂，又受到乌桓、乌孙的威胁，在几次与汉兵交战失利之后，单于有和亲之意，边境从此少事。史家记载："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昭帝纪》)"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食货志上》)

          武帝临崩之际接受遗诏的五个顾命大臣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出身郎官，是武帝的内廷近侍；桑弘羊、田千秋为外朝大臣。史家一般认为，汉帝国有内外廷之分，外廷或外朝是以丞相为首构成的政府官僚系统；内廷，或中朝、内朝是以由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宫廷近侍集团。当武帝崩后，霍光即对丞相田千秋说："始与君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日："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田千秋传》)。田千秋为相十二年，不仅能周旋于武帝朝，还能善终于昭帝朝。《田千秋传》称他"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又云："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应该说，他对时务的洞识，保证了昭帝朝的政治稳定。

       可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则不甘居霍光之下，他既有才能学术，又有功劳足以阅伐。《史记&#8226;万石君传》载武帝刚，中国用兵四夷，天子又巡狩海内，"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至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以治粟都尉主持大农事务，又在均输的基础上建平准之策，将天下输入京师的货物，由官方平价收购储存，贱买贵卖，既可获利，又可稳定物价，打击奸商。又宣布民众人粟可补吏、复终身，赎罪过。总之，他的均输、平准、人粟之策，扩大了官方专卖的范围，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迅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储蓄，达到了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因此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还是个坚定的扩张主义者。在汉帝国"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情形下，桑弘羊仍建议武帝屯田西域轮台(《西域传下》)。始元六年(前81)四月，昭帝第二次亲耕籍田之后，"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酷。"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来自京畿和各地长官推举的贤良、文学们与大臣们展开辩论，由于田干秋的缄默中立，使得桑弘羊独当一面，舌战群儒。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被宣帝朝的《公羊春秋》学者桓宽编次为《盐铁论》六十篇。

        贤良文学的旗帜很鲜明，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古代王道政治，主张内行教化，外示仁德。桑弘羊则盛称"管仲"、"商鞅"的霸道政治，以为盐、铁专卖等政策皆"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食货志下》)，升指责贤良文学"无能出奇计，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时世之变"。这次大辩论的结果，朝廷仅在具体的政策上作了一点让步：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丞相面千秋"共奏罢酒酤"(《食货志下》)。因此，尽管《盐铁论》的编纂者赞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与气节，但也不得不哀叹道："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杂论》)

          汉帝国自武帝朝开始，政治即走上有为的道路，汉家的政治是王道和霸道并用，刑法与礼乐并行(《元帝纪》)。昭帝诏议盐铁，主旨在于讨论是否结束或减损武帝时过于有为的政治，取法文帝的无为政治，以使国家民生得以喘息复苏。史家评价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纪》),对于儒家的主张，霍光也不一定满意。霍光本人"持刑法严"(《杜周传》)，又不喜欢儒家，他的侄孙霍山明言；"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霍光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辩论仅仅是朝廷邀请的一场表演，但这场表演却是今后汉帝国政治斗争的序幕。因为经过昭帝朝的短暂休息之后，宣帝又开始修武帝之政，汉帝国又进入了一个有为的中兴时代，而儒家的政治理想继续在现实政治中艰难地展开。刘向和其子刘歆的政治与思想学术生涯正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之中，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

二、社稷之臣

       霍光毕竟出身于武帝的私臣，他所理解的臣道仅是奴才对主子负责而不是对国家社稷尽忠，他所理解的臣僚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利害而不是道义，因此史家也认为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这里当然包括对他用联姻的手段组织权力集团的批评。

      霍光在刘德妻子亡故后，霍光想与他结亲，刘德受道家"知足"智慧的启示，回避了霍光的要求。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元凤元年(前80)上官氏事败之后，上官父子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旦自裁。刘德由宗正丞迁为宗正，参与审理此案。盖长公主的孙子拦住刘德申诉长公主的案情，尽管刘德一再指责长公主罪有应得，但一位能揣摩霍光心思的侍御史却诬告刘德接受长公主家属的申诉，诽谤朝廷的司法，将刘德免为庶人。刘德仍按道家的进退之方，隐居山乡。其实霍光对刘德拒婚之事并无怨恨，所以当他闻知此事后，立即上奏天子，让刘德赴任青州刺史。任职一年多后，调回京师复任宗正(《百官公卿表》载此事在元凤三年)。此后的事件便证明，刘德的拒婚是明智之举。就在宣帝亲政，着手铲除霍氏家族时，刘德却由关内侯晋封为阳城侯。而金日碑的儿子金赏，只得上书去妻，以免株连(《金日碑传》)。

       刘德身上的社稷之臣的精神，同样被刘更生所继承，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恰恰扮演了一个怫劝不倦的谏臣角色，而他的劝谏又与社稷存亡息息相关。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有着强烈的兴亡感慨，在他编定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8226;刘子政集题辞》中，将刘向与屈原相比，凸显他们作为社稷之臣的意义。太史公《屈原传》云："原死后，楚日以削，竟为秦灭。"孟坚亦云："子政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此两人系社稷轻重为何如哉?

           从刘德拒婚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推知：元凤二年(前79)，刘更生应当诞生于刘德青州刺史任上，他的母亲应当是刘德的继室或是侧室。我们更可以推知：在这社稷多事之秋，时运屯蹇之际，他给儿子命名为"更生"，也可能是随俗择吉，也可能是引经据典，但更可能是一个社稷之臣的期望与寄托。

（本贴选编自徐兴无《刘向评传》）

10、刘向之二——家世

一、 刘邦兄弟

      《汉书.楚元王传》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颜师古注曰：“言同父，知其异母。”刘太公和刘媪共生了三个儿子，刘伯、刘仲、刘季，刘季就是刘邦，太公与别妇生刘交，刘交最小。

       老大刘伯早死，只留下孤儿寡母。刘邦在未发迹前,常常呼朋唤友去兄嫂家吃饭,大嫂讨厌他常来，故意用勺子使劲刮锅底，以示"羹尽".，等客人走后，一看锅里还有羹。刘邦建汉统一后，高祖六年，分封同姓诸侯王，唯独不封大嫂之子刘信，太公看不过眼，就去劝，刘邦说：我不是忘了封，实在是他妈没有做大嫂的样子啊。.经“太上皇”劝说，高祖七年，封刘信为“羹颉侯”，颜师古注:“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就是敲锅侯的意思。
      
       老二刘喜，是个本本分分的庄稼汉，颇会治办产业，《楚元王传》载高祖取天下时，留下刘喜与审食其侍奉太公。这说明刘喜没有参与征战，无功业可言。到刘邦当上皇帝，“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七年，匈奴攻马邑，高祖自往击之。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高祖本纪》)。刘邦是逃回来了，他却把刘喜封为代王，同年，匈奴再入代地，这个可怜的刘喜只得弃国逃归。“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荆燕吴传》）刘仲的儿子就是吴王濞，就是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领导者。

       老四刘交，也就是刘向的高祖。在刘邦的兄弟中，只有堂兄刘贾与同父异母弟刘交跟随他打天下，刘交与萧何、曹参等都是最初跟从高祖取天下的骨干分子。立楚怀王，入武关，取咸阳，人蜀，定三秦，斩项羽，无一不与。取咸阳后即封文信君。高祖六年，以“先有功”封为楚王，是为楚元王。

       要说这个刘交可是老刘家唯一一个文化人，《楚元王传》开篇就说他：“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孙卿，就是大大鼎鼎的荀子，楚元王原来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当初跟随高祖起兵的人，都是屠沽贩夫胥吏，此后跟从的士人如张良、陈平等为道家阴谋之人；郦食其、朱建、娄敬等为纵横辩说之士。惟陆贾说称《诗》、《书》，叔孙通制定礼仪，然皆驳杂不纯。唯有刘交，学承宗师，真正的科班出身。元王治《诗》，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而汉初传诗的申公，即是元王的同学，又是楚国的家臣。以元王的学识和地位，在汉初，称得上“儒林之首”。 因此，刘交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汉帝国与儒学的渊源关系。楚元王家族是史载汉代最早的经学世家，渊源深厚的家学传统，最终造就出刘向刘歆父子这样的通儒。

二、刘向家族

      汉文帝二年，元王刘交立二十三年薨。太子刘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刘郢客承嗣，是为楚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这说明申公始终是楚王国的臣子，随郢客进京，又随郢客归楚。

     《楚元王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王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这里的休侯刘富，就是刘向的曾祖。

      文帝六年，楚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位，淫暴无道，对穆生、白生、申公等怠慢无礼。在文帝时，中央与诸侯王互相猜疑。“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是楚"(《诸侯王表》)，诸侯在感到逼迫的情形下，吴楚等七国于景帝三年发动叛乱。被史家称作“吴楚七国之乱”，为首的吴、楚指的是高祖仲兄喜之子吴王濞和楚元王交之孙、夷王郢客之子楚王戊。仅仅三个月，即被景帝击败，吴王被追斩于丹徒，楚王戊等六王皆自杀。沈犹侯执参加了叛乱，被除籍为民(《景帝纪》)，休侯富也坐免侯(《楚元王传》)。

       窦太后以吴王为宗室长辈．纷乱天下，不许吴国继嗣，而许楚(《史记&#8226;楚元王世家》)。景帝继而以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接着，景帝对楚元王家族再次加恩，封楚元王之子调为棘乐侯(《王子侯表》)；更封休侯富为红侯(《楚元王传》)。楚元王妃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太夫人进而要求留居京师，景帝下诏许可。而红侯富之子辟强等亦得以留仕于朝，以供养太夫人。这个刘辟强，就是刘向的祖父。

       刘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择宗室可用者。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楚元王传》)

          刘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 因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刘德之子就是刘向。刘向之子刘歆。

二、刘向年表（节自徐兴无《刘向评传》）

地节二年 (前68)，刘向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

神爵二年 (前60)，刘向年二十岁，擢为谏大夫。

甘露三年 (前51)，刘向二十九岁，与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复拜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永光四年(前40)，刘向四十岁，周堪、张猛自杀，刘向伤之，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刘向四十八岁，是年更名为向，字子政。

河平三年(前26)，刘向五十四岁，与刘歆等校中秘书。上所著《洪范五行传》。

阳朔元年(前24)，刘向五十六岁，奏《新序》。

绥和元年（前8)，刘向七十二岁。是年四月问卒。

哀帝建平元年(前6)，四月以后，刘歆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元始五年(5)，诏羲和刘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皆封为列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刘故作《钟律书》。著《三统历》。是年平帝崩。太后诏征宣帝玄孙，安汉公莽居摄践祚。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莽，刘歆拜扬武将军，将兵守宛。

始建国元年(9)。封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

地皇四年(23)，新市、平林诸将立更始将军刘玄为皇帝。七月，刘歆与王涉等人共谋劫莽，事泄自杀。十月，义军攻破长安，王莽被诛。

10、刘向之三——易说第一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博学通儒，奉皇命领校中《五经》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应劭《风俗通义》所言：“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刘向死后，刘歆袭父职继续校书，“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就是说，刘氏父子的二十多年的校书事业，最后以《七略》完成为标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刘向歆父子不仅能考辨古代学术的源流，且长于评析当代学术源流，特别是经学的师承关系。故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继《史记&#8226;儒林传》之后最重要的文献。龚自珍在其《六经正名》中对《略》、《汉志》推崇备至，至言“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艮夜乎？ ”

      对于刘氏父子，班固在《楚元王传》中感慨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刘向、杨雄，班固认为是一脉相承，可见评价之高。

       史载“歆及向始皆治《易》”，但无《易》说传世，不过在刘向所著《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刘歆《七略》、《三统历谱》及《本传》所引奏章中，却有大量关于《周易》的论述。除《说苑》外，其它著作已佚，其大略保存在班固所著《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和《律历志》中。据此，我们可以略窥刘氏父子易学大概。

一、明确《易》为群经之首，五经之源。

      自《周易》产生，到孔子编订六经，《易经》本身也在不断的演化和完善，但考先秦诸子论述，墨子《非儒》，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到《吕氏春秋》，虽有引《易》凡数言，但都《诗》《书》《礼》《乐》并列，罕有言《易》者。到汉代《淮南子》、董仲舒、司马迁，也未讲《易》经中之地位。一直到《七略》始言《易》为五经之源。将《易经》列为群经之首。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
     
       这里是说，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因为《周易》能够与天地共长久。据《汉书&#8226;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这是说，《周易》的阴阳学说是讲天人之道的根本道理的学问。其《三统历谱》也特别强调：“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8226;律历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8226;小叙 中说：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馀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这里是说，《周易》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周易流传，大体分为两派六宗，两派：象数派和义理派； 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

      又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道家炼丹之术，皆可借《易》说事。致使易学体系十分庞杂。至于打卦算命，历来视为旁门左道，不入正流。

     刘氏父子推崇《周易》，其以《易》为五经之原，列于群经之首，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的。
     
      战国秦汉间道家与阴阳家以阴阳五行建构了新宇宙学说，并于汉初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黄老学说是自然之道，从《管子》中的《五行》、《四时》、《幼官》，《逸周书》中的《时则》、《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以及《礼记&#8226;月令》、《淮南子》等典籍中均可见到一个以五行框架整合了世间万物和人类行政制度的庞大体系。但这个体系中唯独没有儒家追求的尧舜禹三王时的王道理想。

       儒家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重新夺回思想的制高点，从《易传》开始，到《礼记》，直至董仲舒，我们看到了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涵重新阐释了战国以来形成的新宇宙学说，或者说是在做一件以德配天的事业，逐渐建构了汉儒的新天道观。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仁义礼智信五德巳与木金水火土配合为五常之道。

       继董仲舒之后，刘向、刘歆父子进一步完成了儒家经典文献与新天道观的配合工作。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易》即天道。可以看出，《易》从西周的卜筮之书，到孔子而变为哲理之书，到了汉儒手里，最终演变为天道之书了。

10、刘向之四——易说第二

二、明确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在易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这里总结概括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

      《易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易传》看，明确提出了伏羲作八卦，周易成于殷末周初，但是没有说周易为何人所作，而《易大传》中也没有明确说孔子作传，只是引用了孔子说易的一些说法。只是到了司马迁才通过追述的方式说：

      《史记&#8226;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其《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关于刘氏父子的说法，或者说汉儒的说法，我认为有其合理的因素，在儒家所构建的天地道德理论体系的大厦中，文王、周公、孔子，是支持这个大厦的三个支柱。而汉朝以火德，按照汉儒构建的王朝德运和五德相胜的说法，历史不再是“履帝武敏歆”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同天帝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神话传说，而是按照宇宙运行模式循环的人类历史，

      刘向歆父子推论的帝王世系及德运表如下：

      太昊包羲氏(木) →共工氏虽有水德,在木火之间,非其序. →炎帝神农氏(火) →黄帝轩辕氏(土)→少昊金天氏(金)→颛顼高阳氏(水)→帝喾高辛氏(木) →唐帝陶唐氏(火)→虞帝有虞氏(土)→伯禹夏后氏(金)→成汤商(水)→武王周(木) →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非其序→汉高祖皇帝(火)

        刘向父子认为历代王朝皆秉有天道五行中的一德，他们圣圣相传，为天所命，朝代的更替一如季节的更换。所以，前者可谓天道，后者可谓德运。所有的祥瑞，都来自对天道和德运的遵从；所有的灾异，都来自对天道和德运的违背。这个宇宙充满了自然性、物质性、一致性、规律性和可理解、可计算性，这一切构成了儒家的新天道观与新人文观。

     汉儒的五德相生相胜理论的成熟,确是刘向,歆父子的一大贡献.刘向,歆父子重新架构的古史系统,配合汉高祖的传说,建立闰统理论,度经典,配五行,而言天道的《周易》历史源流，在刘向,歆父子的手中，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反过来又为其五德相生相胜理论提供了天然的理论基础。

10、刘向之五——易说第三

三、首次提出河图洛书说
      
      班固在其《汉书&#8226;五行志》记载：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通过这段引文，刘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河图与八卦、洛书与《洪范》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河图八卦”说。说伏羲仿效《河图》而画八卦，禹取法《洛书》而陈《洪范》；《洪范》自“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乃《洛书》本文；《周易》与《洪范》相须而备，互为补充，是讲天人之道的重要著作。

      关于河图、洛书，章太炎说：
     
     “《汉书&#8226;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然不知所谓《图》、《书》者何物也。至宋刘牧以《乾凿度》九宫之法为《河图》，又以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以为《洛书》， 更有《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则如刘牧之说而互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然郑氏、虞氏说《易》，并不以九宫、五方为图、书。桓谭《新论》曰：“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图。朱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从章氏的观点看来，河图和八卦本是两回事，宋朝以后河洛图书当以左道视之，如天师一流，实际上刘牧所传的图书，就是从道家而来。我们看看先河图、洛书之说的由来。

       1、河图、洛书始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尚书&#8226;顾命》篇：“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郑玄注说：“ 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这里说，成王死，康王立，继位大典上，河图、洛书陈列在东序。河图是什么，不知道，总之是王室重宝之类的东西。和周易好像没有关系。

       2、《墨子.非攻下》中说：“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孙贻让《墨子闲诂》说：“綠、籙通”。籙：古代帝王自称其受命于天的神秘文书。“河出綠圖”，就是从黄河里出来的一种记载天命的图书。也和周易没什么关系。

       3、《论语.子罕》中说：“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夫子在感叹什么呢？如果尚书所记为实，则河图已有出现，而且从孔子的感叹来看，孔夫子显然知道河图为何物，如果河图为八卦或为八卦的依据，孔子时八卦已有，《易》已完备，孔子为什么要盼呢？推测起来，孔子所说凤鸟、河图，恐怕和墨子所说的赤鸟、绿图为一物，孔子所叹就是上承天命，带着凤鸟和河图的圣人降生，来平定乱世。但他们都没来，所以孔子说：“吾已矣夫！”

      从上面春秋和春秋以前文献仅有的三条河图纪录来看，认为河洛是圣王受命时所出现的祥瑞现象。由此看来，上古时代的河图、洛书，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

      最早将河图、洛书同《周易》联系起来，开始于《易传&#8226;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系辞》并未说明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也没有明言圣人则之作什么。

      此后，一直到刘歆才第一次以八卦解释河图，以《洪范》解释洛书，明确地提出了“河图八卦”说。但刘歆并没有说明河图究竟是何种模样，更没有提供其说的史料依据。至北宋初的象数之学，为了探讨河图洛书同《周易》的关系，又将天地之数与河洛联系起来，并为河图洛书制定了各种图式，用来说明《周易》的原理，从而形成了易学中的图书学派。

11、严君平

         严君平(公元前86年——公元10年)，西汉道家学者，思想家。名遵，原名庄君平，东汉班固著《汉书》，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写为严君平，蜀郡成都市人。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为当时著名文学家扬雄所敬重，年90余，以其业终，史称“蜀人爱敬”。著有《老子注》和《道德真经指归》（《隋书·经籍志》作《老子指归》）13卷，使李耳（老子）的道家学说，更加系统条理化，得以发扬光大。前书已佚，后者今仅存7卷。

       关于严君平的典故，最有名的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严君平一生有两大成果，一是写了本《老子指归》，一个是徒弟杨雄。但为卜筮者，圣人之业，凡人为之，神鬼多嫉的缘故吧，他的这两大成果都断在朱熹手中。先说扬雄，人称“三圣”，南宋前，其地位一直与孟子不相上下，可谓全才，到了朱熹老先生编四书了，他说扬雄委身事莽，不忠不孝，而且学问不儒不道，几近黄老，生生把扬雄拉了下来。扬雄倒霉，教他的老师自然也好不到哪去，《老子指归》至宋，无人问津，以致流散，待到四库成书时，只剩7卷，还被指为伪作。实朱熹流毒也。

       说起来，扬雄称得上自孔子以后，又一个学问大家，《三字经》说：“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列为五子之一。和荀况并列，雄依《论语》作《法言》,效《周易》作《太玄》,考《尔雅》作《方言》，辞赋有“扬马”之称，刘郎有“子云亭”之铭。班固在汉书里叹道：“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可惜了，一代文宗，生处乱世，学问掩于名节，真是天意啊！

      说起天意，命不是随便算的，大凡算命的，往往命不好，看看颜之推怎么说：

       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生疑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心式)(心式)，此之谓乎！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嫉，坎壈贫穷，多不称泰．」吾观近古以来，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傥值世网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值世闲好匠，聚得龙首、金匮、玉軨变、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亦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

      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晓此术．

          妄言天道者，天必谴之。所以孔夫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看来孔子确实是圣人，虽然知道，就是不说，我劝坛中诸位，“善易者不占”，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哈哈。

浪花

高老先生最好参照下他人的演讲在开头说明下自己的情况

国学

期待老夫子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