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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7 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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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教士的语言教育和科学背景
走出中古、步入近代,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才得以完全摆脱中亚,直接面对汉语。今天我们知道,是明末东来的传教士编撰了第一批兼具课本性质的汉语语法书和汉外字典,摸索出一种俾便实用的汉语学习模式,为后继者认识汉语开启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欧洲学术界带去一种全新的语型,使得欧洲学人观察语言世界的视角发生质的转变。在西方语言科学史和语言教育史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而对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以及汉语本身的进步,从语法体系的建立、拼音字母的创制,直到词汇的扩充、句法的丰富,其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
传教士们乍到中国,必须做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掌握语言。海外游商、旅行家来到中国,也同样暴露于汉语环境,但他们对汉语的了解多浮于浅表,因为只须用洋泾浜汉语,加上手势、体态,就能应付交际;除非永久定居,融入汉人社会,否则没有系统地学习汉语的必要。传教士则不同,为了有效地传播教义,他们必须熟通汉语;大多数传教士来则安之,做好了长期奋斗乃至埋骨异国的准备。而且,为了确保事业的成功,冀望于长远的发展,他们不但自己要尽快学会汉语,还必须把学得的语言知识规则化,把积累的语用经验条理化,并且尽力编写成稿,作为新来教士学习汉语的课本或教辅资料。这已经不是一般学习者所能承担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理论素养和处理语料的能力,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当然,在陌生的国度遭遇陌生的语言文字,传教士们初始的创为异常艰辛,研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有几个有利的条件,使得来华教士能够迅速地从学习者的单一角色转变为学习者兼研究者的双重角色。
第一,传教士都接受过欧洲古典语言的教育,而这一语言教育体系背靠着悠久的欧洲语言学传统。欧洲语言学长于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和语法分析,其源头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虽然他没有专门编过语法书,但在探讨逻辑、修辞问题的作品中频繁地涉及语言构造,对语法做了初步的解析,例如区分简单形式(人、奔跑)和复合形式(人奔跑),给名词、动词、句子等下了定义。至公元前一世纪,狄奥尼修斯?色拉克斯撰成首部希腊语法《语法术》,划分了“名、动、分、冠、代、介、副、连”八大词类。以希腊语法为框架,并经过适当调整,如删除冠词,增加叹词,便发展起一系列拉丁语法,著名的有公元6世纪初普利西安的《语法原理》,13世纪初经院哲学家托玛斯的《思辨语法》。到1481年,西班牙语法家内布利亚发表《拉丁语导论》,词类观念更为清晰,语法分析也愈加精细。至此,拉丁语法模式已成熟定型,其基本框架和分析技术还被运用于描写欧洲各新兴民族的语言。在印欧语言的范围内,这样做的好处是,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语法模式,其词类划分具有普适性,语式、时态、性、数、格等范畴基本适用于对象语言。但如果移用于非印欧语言,这一语法框架及各类范畴的适用程度就会降低,甚至与对象语言的事实相左。一般说来,描写者会根据对象语言的实际情况,对拉丁语法框架做一定的修正,使之贴近对象语言,而不至于全盘套用,尽管削足适履的例子也不罕见。
第二,在接触汉语之前,各教会属下的传教使团在考察异域语言方面已经积有一些工作经验。先是在美洲,经由传教士的介绍,那里的土著语言自16世纪中叶起逐渐为欧洲人知晓。最早的美洲语言语法都是传教士辛勤耕耘的果实:1558年、1560年、1571年,在欧洲先后出版了中美和南美三种印第安语言的语法:塔拉斯坎语、凯楚亚语、纳华特语;分布于今天巴拉圭、巴西等地的瓜拉尼语,在1640年也有了印制的语法书。这是传教士首度大规模地遭遇结构迥异于欧语的域外语言,继而到东亚,与日语发生深度接触,也是这种域外语言经验活动的延续。在长崎,耶稣会士罗迪格兹(约1561—1634)编有《日语语法》,分详解、简释等不同版本。所以,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为汉语记录语音、编写词汇手册、分析语法结构,已有兄弟教友处理美洲语言或其它非印欧语言的经验可资借鉴。从语言科学史上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世界范围的语言考察活动,传教士不仅是开路先锋,而且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训练的现代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才开始接手传教士们的工作。
第三,西方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有利于异域语言的考察工作。这种文字用字母作符号来标示语音,在解析和记录一种陌生语言的声音系统时,它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如果所考察的语言没有文字,还可以用它来创制文字。历史上,越南曾经使用脱胎于汉字的字喃,如今越南通用的拼音文字,则是由法国教士亚历山德罗(1591—1660)于17世纪中叶创制的一套拉丁符号改进而来的。现代通行的国际音标,基本符号也取自西文之一的拉丁字母。当然,西文的这种优点是相对的。国际音标完全可以不用拉丁字母,只是因为发明、制订者是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设计国际音标,后来也没有更适宜的符号可以取代它,这才沿用至今。
由于具有上述条件,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与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打交道,便不至于如坠雾海,茫然失措。不过,传教士虽然有备而来,汉语对于他们毕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语言,不仅结构迥异于此前西方人接触过的任何其它语型,让传教士感到拉丁语法框架不适用或不够用,而且拥有一种历史久长、构造繁复的语素文字,其形音义三者密切关联的特性与西文大相异趣,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考虑到声调系统、文字表达、方言差异等因素,汉语对于传教士也许要比一种印第安语言更难学得。据传教士自己的说法,中国话作为外语是所有语言里最难学到的。但是,有心人面前无难事,传教士都是有心人,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决意攻克语言文字关,而且大都聪慧勤勉,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经过若干年苦学,都能熟练掌握汉语。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传教士们会随时随地把所学所得记录下来,加以归纳整理,有些人还撰成书稿,于是就有草创的汉语语法和词汇手册。从早期传教士编撰的这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克服学语过程中的困难,怎样利用西文字母给汉字标注音韵和声调,怎样借助拉丁语法来剖析汉语的结构,怎样看待汉语的特性以及中西语言的差异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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