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

神机军师d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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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对中国古典经、史之研究，我对中国历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孔子以来，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抗衡专制的宪政主义力量。透过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儒家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宪政主义性质，并一直持续到清末。
这样的看法反乎百年来的历史常识，自然引来一些争议。尤其是我十分尊敬的袁伟时老师，对我多次耳提面命。近日并专门撰文，对我的看法系统提出批评。袁老师的批评促使我检讨自己的观点。本文拟以求真态度，回应袁老师的批评，这是对袁老师最大的尊重。
首先我想说明，谈论“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如何，过于笼统。自尧、舜以降近五千年间，中国的治理秩序经历了几番巨大变化。其间至少形成了两个相反的传统：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于治理架构、社会结构，也体现于人的心智和宗教、伦理观念。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传统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总体上说，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1 此封建就是彼封建
“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2 封建君臣关系的契约性
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我主张周的封建的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当然引起更大争论。但是，若以社会科学的视野仔细阅读古典文献，尤其是“五经”中之《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以及《国语》，就可以发现，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周公实现了从“亲亲”向“尊尊”之转化，不过，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约，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诗经》若干诗篇也记载了策命之辞。
这样的策名、策命仪式十分接近于欧洲封建时代的“臣服礼”。经由这一仪式，一个人获得臣的“名”或“分”，也即权利，比如，受封某个爵位、职位，伴之以某块土地、各种车服、礼器。同时，臣也被施加了某种“职”，也即义务。这份契约文书，对于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至关重要，所以，双方会认真保存这份文书。周人，起码是贵族，每人都手持着表明自己身份的契约文书。当时的“史”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存、解释这类文书。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决定了君臣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不错，君臣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尽管如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双方都享有一定权利，但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这就是“礼尚往来”的初始含义：“往”就是自己承担对对方的义务，“来”就是对方承担对自己的义务。
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也就是说，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建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当时并不存在制度上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个人必须获得臣的多数同意。此中道理非常简单：诸臣如果不同意，不参加继嗣仪式，不与新君订立君臣契约，新君就不成其为君。
古典文献的记载也表明，在迁国、战争等重大事务上，“国人”都可参与决策。因此，封建的治理带有贵族共和的性质。
3 礼治的性质：礼是习惯法
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也就决定了，封建的治理高度地依赖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就是“礼”。周的封建的治理秩序就是礼治秩序。
说到礼治，很多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源于对礼的性质及礼、刑关系的无知。
就其性质而言，礼是习惯法，其来源有二：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习俗，以及历代先王针对具体问题，比如策命诸侯而零星制作的诰命——这样的诰命当然是在礼制的整体框架内制作的，它们构成具有普遍而永恒之约束力的“先例”。
这两类规则之自动与强制执行就形成封建的“礼治”。礼治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规则无所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不管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规则；第二，规则约束所有人，不论其处于何种位置。在君臣关系中，它同时约束君与臣，周王、诸侯等各个层级的君都在礼的约束之下。在礼治秩序中，君臣的权利－义务尽管不对等，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君如果违犯了君臣契约，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
很多人对“刑不上大夫”望文生义，认为这句话表明封建贵族享有法律豁免权。但《左传》记载了作为臣的大夫，诉讼作为君的诸侯，而君被判决败诉的案件。至于大夫被诉，败诉而遭受刑罚的故事，所在多有。“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只是说，大夫违礼，其行刑地点比较隐秘而已。
凡此种种都表明，周代的礼，就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法（law）”。它不是出自于君王的意志，而是自发形成的，且约束所有人。以此类规则支持的礼治，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4 封建的自由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以及礼治下的平等，这几个制度足以让我们说，封建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
不用引太多例证，孔子本人的经历就已经清楚地证明封建的自由：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秘藏于故府的文献，可以自由地收徒办学，可以与君解除契约而另投新君，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是当时的国人们都享有的自由。
也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催生了春秋后期到战国的百家争鸣。很多人把战国时代的自由归因于集中的权威的解体。这是偏颇的。战国时代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是封建的自由。这种自由，从尧舜时代就存在，在西周时代也存在。战国时代，虽然封建制已崩溃，王权制已出现，但东方各国的封建传统十分深厚，而新兴的王权与官僚体系还没有掌握人身与思想控制术，所以，这段时期的东方各国，类似于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开明专制”。
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状态，塑造了周代的“君子心智”，君子们形成了“君子人格”，也表现出“君子风度”——欧洲的骑士风度、英美的绅士风度，就是周代君子风度的对应物。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5 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
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
人们普遍承认，“礼”、“仁”两个字可概括孔子基本思想。但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含义？
孔子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复礼”，其用意是回归封建，而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的核心原理，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趋向于尊卑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因而，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主张复礼，就是要回归君臣权利－义务之相互性，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
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很多，但最基础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中庸》之“仁者，人也”最简洁地概括了这一基础性含义。汉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向存问之言。”用现在的话说：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人来对待，而且当成和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这就是平等，人格之平等。
袁老师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亲亲为大”。诚然。但是，“大”的意思只是说，在亲属关系中，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体悟到仁，也可以在这种关系中训练仁的美德。尽管如此，经由孔子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仁决不限于血亲关系，它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由亲属、熟人推及于陌生人，最终实现“天下一家”。
当然，在孔子那里，仁为礼之本。由此，古典的礼获得了现代的生命。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
袁老师引用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来说明礼之不公正和孔子之不容异己。但很多学者通过对此一故事记述源流的文本分析已证明，它出自荀子的编造。
袁老师还引用了“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说明孔子具有思想专制倾向。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汉儒、宋儒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不外乎下面几种理解：第一种，攻伐、批评异端是对自己有害的，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时间。第二种，研究他技、小道而遗忘大道对自己有害。第三种，把“已”释为“终结”，意思是，对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取舍，分歧之害也就不复存在了。总之，不管取哪种解释，都无讨伐异端之意。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典语文中，“异端”一词没有后世所说“宗教异端”之义，这是欧洲基督教才具有的理念。
6 孔子开创了“公民”社会
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天然反秦制
我还提出过一个看法：孔子创造了民间教育，据此创造了“社会”。袁老师对此提出批评。
我的回答是，首先，封建时代没有后世的“学”。袁老师举子产毁乡校之“乡校”，但子产后来就解释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场所不是学校，而是某种公众集会之所，乡射礼、乡饮酒礼恐怕也都在这里进行，大约相当于欧洲古典时代的“广场”。封建时代的贵族子弟也确实接受教育，但按照古典文献的记载，此种教育通常由“瞽师”教以“乐”，所谓瞽师，是通过口耳相传记诵着诗、乐的盲人。
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学”乃是孔子创造的。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授子弟，这些子弟多为庶民。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的滥觞。
这听起来有点突兀。重要的是理解，封建时代，没有政府、社会之分。人们生活在紧密的共同体内，这个共同体的治理是混融的。即如欧洲封建时代，根本没有所谓公法、私法之别，由封建的法律体系演变而来的英美法律体系，至今依然有这个特征。
封建制崩溃之后，人们从这一混融的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才出现了政府与社会之分。而从时间上看，政府首先形成。这就是孔子时代已见雏形、战国时代成熟的王权制政府。社会的形成则要缓慢得多——并非有人就有社会，人们必得通过某种制度联结成为团体，才有社会。
孔子组织的师徒共同体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社团。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团。这群人不是官员，但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君子”的含义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封建时代，君子指贵族，现在则指不是贵族，但具有知识、德行，而又心系天下的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公”民。孔子创造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就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不已，秦国最终胜出，并建立了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所受教育以孔子整理之“五经”为本，“五经”所承载者恰为封建的制度与精神，因而儒生天然反秦制。
7 共治体制：宪政性质，但有重大缺陷
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
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抱持着复封建之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这种反抗不仅体现在气节之类的精神与王道、仁政等理念上，更体现在制度上，这就是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阐述了宋代儒者追求“共治”的努力。笔者将这一概念予以扩展，并认为，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帝时代及以后的“复古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其结果则是建立了“共治体制”。
董仲舒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但是，君王决不是最高的，君王之上有天。秦始皇相信自己就是天。儒者则宣告，皇帝不是天，不过是“天之子”，他必须服从天。更为重要的是，天意只有儒者能够理解，也只有儒者有能力提出政策方案，对上天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回应。
由此，儒者就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从而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皇权退让，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而转换成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大体上，从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士大夫分享权威的程度不等，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波折、变化。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共治至少体现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面相：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逐渐改变了秦制以文法吏为主体的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确而强烈的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他们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进入政府获得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儒生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社团。同时，儒家士大夫构造了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重要的是，皇权也承认儒家所代表的社会自主治理组织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由此才有了人们今天经常提及的“皇权不下县”。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治与礼俗之治共同治理的格局。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政府管理社会的唯一规则体系是刑律，执行刑律的主体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体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后，封建的礼治部分恢复，演化为基层社会的“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绅士”。这样的礼俗之治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官府主导的刑治则退缩到较为狭小的范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但儒生进入，形成了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皇权是霸道，儒家士大夫代表王道。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因此，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过去两千年，中国文明之所以还保持了一定活力，就是因为，儒家对秦制有所抗衡与驯服。
当然，我绝不认为这个共治体制是完美的。它确实存在重大缺陷，因而也就难免“治乱循环”。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也清楚地知道此一制度的内在缺陷，并苦苦寻找解决方案而不得。十九世纪末，当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制度之后，相当欣喜，而对此采取积极学习态度，因为，儒家向来就具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
8 这才是中国传统、中国精神
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儒家追求人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及其所创造的制度，构成了真正的中国传统，一种值得今人珍惜、思考、发展的传统。
中国历史中也存在第二种典范，即法家的物质主义理念，及其所支持的秦之皇权专制。“霸、王道杂之”，这两种传统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因此，中国两千年历史也就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双面性：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这样的双面性可由共治体制得到完满解释。
一百多年前，震惊于西方的现代景象，焦虑而不免焦躁的人们为着论证变革的紧迫性，更多凸显中西之不同，为此而刻意凸显霸道之主导性，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主宰了此后百年国人的历史认知。袁老师对我的批评，自有百年知识传统支持。
但在我看来，这看法终究不是理性的、客观的，不可取。因为，这样的认知完全有可能取消变革的任何可能性：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对中国历史更客观的认知，有助于打破这一迷信。为此，我着意于发掘中国历史中儒家所代表的向上的传统。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传统至少表明，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因而也积累了自由生活的技艺和构建优良制度的技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其他族群没有区别，并且，因为历史漫长而多有曲折，显得更坚韧、执著。这正是最为可贵的中国精神。
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这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东南沿海地区，社会自治相当发达。这就是优良治理的基础。透过这活生生的传统，可以深入理解西学的精髓；当然，透过西学，我们可以探究传统的限度及其“新生转进”之道。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原标题为《儒家宪政主义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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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

秋风此人真是很惨
因为‘大得不能倒’理念。。大好的一个人就是要扶起儒教。。可是儒教扶得起么？

因为是秋风的文。。俺不忍心直接批驳他。。哎。。
儒教不但通过学说害人，还通过挟持中华害惨了不少有识之士啊。。

顾如

不过
这里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

虽然儒教限制绝对权力是为了自己掌实权。。但基督教讲双城，也是为了保证自己思想上的权威。。
所以，不该因为儒教的动机否定儒教的作为。。可是，以结果来评价呢？。。呵呵
这里的关键是一城还是双城。。

神机军师dmj

3# 顾如
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儒家当初是**想的，那是没意义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儒家当初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理论能解决现在的问题，能否适应今天的社会。在我看来，儒家一些思想是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能适应现代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儒家就是这样，不意味着儒家本意是这样，更不能只靠儒家解决现实问题，那又退回当初尊孔的闹剧了。内圣，是开不出外王的。秋风走入了一个极端，我觉得问题很大。但这种思想，很吸引一些初入国学的人，值得深思。

所以我转了一篇袁伟时的。他的观点，我基本赞同。

粗粗看了一下，作者的意图很明显，还是想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去解读、解释儒学，这跟现代学者企图解读老子道德经的逻辑如出一辙，是永远行不通的。

如果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说白了就是西化的社会，无任何道德价值观可言——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没有什么高尚性可言——他们就不会如此“编译”国学，而是去虔诚地理解、认知了。

宪政是现代社会的理念，建立在分权、竞争这个伦理的基础之上。我一直在强调这不是人的道德也就是国学提倡的道德价值观，这是动物界没有人性的丛林规则。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现代价值观，那就是争，既然是争就是比赛、游戏，就需要规则也就是法，就需要法制，也就是西方人神圣的Rule of Law。法制保证了弱肉强食、强者胜。

如果也用一个字来概括国学提倡的道德价值观，那就是让，也就是老子孔子定义的君子所为。作者认为“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不是君子之道，而是谋反。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不是教人去争、斗、与君主抗衡，这应该是连中学生都懂得道理。

如何复兴国学？再简单不过，首先彻底认知并全面否定一切（西方哲学、宗教的）道德观。如能做到这一点，国学自然重放光芒。

不要对贪官恨之入骨，贪官再杀也杀不尽，阴阳共存，有君子必然有小人。社会不公，因为自然界生来就不平。如果全民能做到理解国学，领会祖宗的智慧，君主自然就是个贤君，王道仁政才会有希望。抗衡、斗争的结果只能像一个个西方帝国，无一例外地走向败落。

金花一族

      用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儒家并没有达到“想限制绝对权力”的目的是对儒家文化的最大批判，儒家干了什么?  “想限制绝对权力”？  简直开玩笑。包括法家在内也是用各种条条框框在限制君主的权力，儒家有什么特别吗？？ 问题是始皇为什么坑儒？  只因为当时的儒者用一些条框来限制始皇，这种限制是关于对征战的残酷不满而带来的提倡仁爱的儒家意见，可以说，儒家并没有任何“限制绝对权力带给社会以民*主”的想法。君权天授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特征，儒家的仁爱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历史实践中，被始皇的实践行为——统一天下的实践给无情的毁灭了。换言之，儒家此时不仅没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民*主做法，反而给当时的历史进展造成了麻烦，那就还不如坑掉算了。
这个标题非常容易让人们认为儒家是“一直在追求民*主”，具有现代思想的观念。可是实际却是完全相反。
儒家追求人自由与尊严的精神——要说这个主题居然运用“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的论据？——这种论据简直不能相信是一个具有现代思维逻辑的“大儒”说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么？
     
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为了说明这一点，不惜动用“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的新思维，可见对于历史真是用尽脑子了。  儒家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相反还运用各门类的学说组建了维护封建社会运作正常化的“三纲五常”、天人相应 ”的伦理尊卑学说，压制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地位。而且最可耻的是，儒家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政治上有过彻底的革命，反而是农民运动掀开了主观能动的华丽篇章，反而是最底层的人们替代儒家作出了选择——推翻封建社会的政体国体，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新的社会形态目标。

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几千年来，儒家只是说说而已，只是说说而已，永远不会去做。 去做，是老百姓的事，是共*产*党人的事，儒家，在一旁冷眼旁观，呆呆的站着不知所措，共*产*党人替儒家完成了儒家的目标，也同时把儒家纳于自己的麾下调动运用起来，为己所用。本文作者用先秦的某些现象企图替代整个封建史的运作现实，企图给儒家披上合法的外衣，历史现实，给作者泼了一瓢冷水。

{:soso_e134:} 共*产*党*人这个词经过过滤后，变成了“共人”，民*主变成了字母MZ. 嘿嘿{:soso_e153:}

我本夷人

不管秋风还是落叶,限制国家元首的权力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俺是简单主义,直接归结为如何分配军权.

孔子时代是不用多花心思的.当年文武未分,公卿大夫同时也拥有自己部族的武力,君主如果太过分,下面只要联合起来就能摆平老板.西周相同,只是王的军队多(六师,殷八师),但是镐京四周的周的戎狄兄弟部落从来不买账,在属地照样称"王",周王几百年来都是靠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来维系自己的权威,

到了统一王朝从来就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分配军权,不管是儒道法释,欧洲的集权国家也是到了近代才用宪法将军权下放到贵族,由议会控制钱袋和人事权,实际有效运用也是19世纪的事情.所以儒家也没有什么责任要承担,本来就没有这个能力.

现代史上失败的例子: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军权集中于天皇,数十年后文官们就无法控制局面了,直到战败军权(自卫队)分属首相和大臣才算成功.
尼泊尔军权集中于国王,文官的首相大臣都是国王手中随意摆布的棋子,结果好国王死了坏国王上台,国王凭着军队根本不把议会政府当回事,直到起义军兵临城下废除王制才太平下来.
泰国至今军权集中于国王,军队如国中之国动辄政变颠覆政府议会,我敢肯定不废除国王泰国永远是动荡不定,最终沦为东盟的三流国家.

所以文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军权.

金花一族

一句话给总结了：谁的劲大谁就是王，但是这个王还是要被限制一定的权力就是结果。  傀儡

7# 我本夷人

你的脑袋真的被换了吧？分军权？还记得晚清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年代吧？“一山容不得二虎”，中国的传统是统一，分权就是分裂。分军权与内战无异。

金花一族

9# 孙信者

我还真要替你姐姐说你几句：  这里说的是限制君主的权力，有没有这种限制存在，而不是说采用某种方式限制之后的后果！！  你的逻辑能力呢？？

10# 金花一族

马哲不应该是打抱不平的浅薄之辈吧？还是让我姐姐自己来辩论？他的脑袋就是电脑，因此就逻辑而言，你比他不过。

金花一族

11# 孙信者

主要是我今晚上对你发生了兴趣，纠缠不休，马哲不马哲的，先扔一边，先把你通过各种方式打击了再说{:soso_e120:}

我本夷人

2,30年代的分裂的中国是文化大发展的年代,不亚于诸子时代.

青竹大哥

秋风，辱没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儒字，他创造了太多的历史。

主要是我今晚上对你发生了兴趣，纠缠不休，马哲不马哲的，先扔一边，先把你通过各种方式打击了再说{:soso_e120:}
金花一族 发表于 2011-11-2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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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纠缠，无非就是谈论国学，你不是说必须要马哲指导吗？如你真要打击我，就把那篇宏文写出来，我再来一一驳斥。在这之前，马哲还是垃圾。

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内部由非世袭文人政府掌握军权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我本夷人 发表于 2011-11-2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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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

文明的敌人是君主的绝对军权,

不同意。美国就是绝对军权，不管是君主、总统

或者就是军人政权.中国的例子:60年代如果毛 没有绝对的军权的话,根本不可能有文 革.

革文跟军权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出在信仰

看你是个标准的书呆子，真的相信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度。中国人不懂美国人把共党当撒旦的宗教信仰一面，更不懂美国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另一面——可以随时随地与魔鬼做交易。如果美国真的像你天真的想象，还会有伊拉克战争？你知道几星期前美国出兵乌干达吗？怕是美国国会没有通知你吧？

请金政委来论述革文的原因倒是别出心裁。我洗耳恭听

最后一次企图纠正：国学原教旨主义分子不是右翼分子。你的哲学分类法太业余了。

开张天涯马

http://t.qq.com/app/qzblog/yuanweishigd?blogid=1319731608
——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拜读了秋风兄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F31版。）和近日在网上推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后，不禁哑然失笑（以下引用这两篇文章，不另注明）。为了神化孔子和儒家，秋风兄横扫王国维、李济、张光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大师们百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先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成果！可是，除了惊人的勇气，孔子和儒家没有因而沾光，留下的只是不能这样治学的恶劣个案。

应该首先申明，研究先秦史，特别是西周、殷商和更早的历史，非常困难。金文、甲骨文、考古学、古文献学……必须有扎实基础；得出重大的新结论，应该有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王国维语），力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根据。从开创者王国维，到改革开放后使中国大陆殷商、西周史研究重新起步、面目一新的张光直等大师们，就是以这样的学养和学风树立了令后学景仰的典范。海内外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长增高的学者大有人在，但方家们似乎对秋风兄的高论不屑一顾。笔者研究的范围是近代中国，对先秦史顶多是个不合格的小学生，对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仅是略知皮毛，这篇拙作不过是一篇上交老师的习作。学术求真的本性要求谦卑。敢于指出秋风兄的论述漏洞百出，一是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童心尚未泯灭；二是对学问始终抱着敬畏心态，死守说话有根有据的信念，不愿坐视肆意歪曲历史的学风横行。

秋风兄的孔子观依靠的是两条支柱：1.对西周社会的解释。2.对董仲舒和此后儒门弟子状况的估计。

让我们客观、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两条柱子的真实状况。



“自由的”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为了塑造“自由的孔子”，秋风兄需要一个“自由的”西周。像魔术师一样，一个“自由的”封建制的西周，果然在他笔下诞生。不过，魔术师申明自己玩的是魔幻世界，而秋风兄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这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的西周！”

这个自由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四度玩弄穿越时空的魔术师手法。

第一．混淆西周封建制与前此一千多年的社会差别。

秋风兄断言：“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

短短两句话，一个大忽悠：

海内外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都知道，尧、舜、禹虽然文献有记载，但都是传说年代，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而且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何来“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由于“双重证据”稀缺，无法精确描述。直到传说中的夏代，大体上还是部落社会，国家顶多处于萌芽状态。秋风兄却一口咬定那就是封建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有证据吗？说那是“常识”，除了外行，在史学界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愿意承认这是“常识”。

殷商、西周、春秋分别约生存了554、275、294年，一共历时约1130年，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有无法抹杀的差别。迄今史学界的共识是：“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1]

王国维不愧为大师，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仍为史家认同：

“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2]

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始于西周，而且是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封建制。

为了证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否定西周封建制的宗法专制性质，秋风兄说得天花乱坠：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性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第二个忽悠是对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过程和性质的歪曲。

秋风兄振振有词说：

“周制的$2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立这个约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见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

首先是时间上的忽悠。在殷商和西周建立初期，周公“制礼”——建立封建制度以前，君臣大义确实尚未真正确立。

王国维早就指出，直至殷商“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2君。……盖天子$2君臣之分，始定于此。”[3]

武王逝世，按照殷商兄终弟及的制度，周公完全可以自己登基。但是，为了稳定政治体制，周公确立了嫡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秋风兄描绘的不过是这个制度确立以前的状况。王国维说得好：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4]

一再引起争斗的殷商嗣位制度被废除了；西周宗法封建制建立起来了，秋风兄说的“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的梦幻本来有很大想象成分，此后更不见踪影。

这个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后来者的认同。

哈佛大学教授$2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考古学和殷商、西周史研究的泰斗。惨不忍睹的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在文革后重新起步，就是以他的学术成就的介绍和吸收为基础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5]

大师们的结论当然可以推翻。但是，您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来。秋风兄把绘画上的大写意手法用在最讲究证据的历史研究上来了，除了耸人听闻以外，能留下什么呢？

第三个忽悠是拿春秋（前770-前476）的史料用于西周。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年代——封建制度正在瓦解。像孔子那样十多年间，栖栖遑遑在各国之间游走，谋求一官半职的知识人比比皆是。

秋风兄说：“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周王作为“共主”，虚有其名。那时出现“臣一主二”非常自然，与西周大一统局面下的君臣伦理完全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第四个忽悠是文献解释上的随意性。

“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2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白虎通义》是汉宣帝于公元前51年召集儒生制定、由班固写成，宣帝最后裁决的，不是古文献的‘结集’，距离西周7百多年了。它虽然$2君主的绝对权威，却也没有切断血缘关系。这正是中国宗法专制制度的特点。

第五个忽悠是凡是不合己意的史料，则干脆一笔抹杀！

孔子杀少正卯，不是孤证。秋风兄一句是荀子捏造的，就跳过去了。冷静地研究孔子多年、持论平和的北京大学$2教授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说过一段话：

“此说是先秦两汉旧说，宋以来否定此说，皆出卫道，毫无根据。赵纪彬的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参看氏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6]

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必定把赵纪彬的论据和结论考查一番，提出自己反驳的论据。可惜，秋风兄没有遵守这条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从而自认为是得胜回朝的锣鼓，不过是学术门外自得其乐的叫嚷。



董仲舒是监督者还是依附者？



说董仲舒创造了一个足矣牵制皇权的共治体系，是秋风兄另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忽悠。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

第一．董仲舒究竟提倡什么？

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阴阳家和方士的谶书和儒生编造的纬书冶于一炉，编造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基本的一面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即使提醒皇帝提防天谴，也是忠诚地为皇上打扇。这个判断有没有根据呢？

1.在儒学历史上，他明确地树立三纲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基本架构。

孔子一直强调等级、名分不能逾越。后来的统治者把这个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2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秦之法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制，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7]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2先生独具只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韩非子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

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

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有没有跳出儒法两家联手建造秦代制度的窠臼，而且把三纲确定为他的天人感应主张的重要基础。他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承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

“故屈民而伸君，$2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0]

三纲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赞扬或否定董仲舒可以从容讨论，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主张与保障人的自由为职志的宪政是背道而驰的。

2.孔子开创的名教，基本含义是教化子民，服服帖帖遵守名分——等级制。董仲舒秉承名教思想，指点执政者坚持政教合一，把教化被统治者放在首位。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说是：

“今陛下贵为天子……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1]

教的前提是坚持等级——名分。董仲舒为此对儒家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诠释：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12]

秋风兄不是把儒家的礼治捧上天了吗？他口中最伟大的儒家、缔造中式宪政的董仲舒揭示礼治的实质是：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13]

不要望文生义，把儒家说的义等同于正义。董仲舒说：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14]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约$2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2君王：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2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5]

秋风兄口口声声说，西周的封建就是西方的封建，说董仲舒摆弄的是宪政主义，要害就在于掩盖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是层层的天，要跪倒在尊长脚下，而西方的封建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董仲舒不遗余力在揭露秋风兄没有领会他的思想的真谛。

3.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堵塞言论和学术自由。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秋风兄抄袭$2先生的论断，认为董仲舒的上述观点没有扼杀思想和学术自由。其实，他们玩弄了小小的障眼法：这是官方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开端；此后，“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或丢乌纱的。无论古今中外，人不是机器，总有不同的认识、主张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除了极少数备受打压的异端，其他思想流派都会恭顺地融入体制。中国古代的释道两家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在知识阶层中才作为茶点和清供而存在；而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道教，更是儒家的恭顺奴仆。而外来的异端——天主教与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不必多费唇舌了。至于儒家经典成为中国人知识的合法来源而带来的禁锢头脑的罪恶，给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造成的困难，更是罄竹难书！

4.他是贻害两千年的政治挂帅的始作俑者。

他的名言：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7]后世儒者视为经典，把工商贬斥为末。甚至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宪政，即使在古代不完备状态下，也有两个要点：一是分权，特别是司法要独立；二是保障臣民或自由民的权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这两点都是没有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本人的遭遇充分证明，实际生活中有君为臣纲的绝对权威，却没有丝毫秋风兄想象的“共治”结构。历史留下的记录是：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18]   生死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喜怒，人身安全毫无保护不，何来宪政体系？而且这不是董仲舒一人的遭遇。

董仲舒地下有知，一定会跳起来拍拍秋风兄的肩膀：比起吕步舒那个见啥说啥的榆木疙瘩，您的脑筋太好使了，要是您生在汉朝，俺一定向皇上推荐您当$2博士！

第二．两千多年来，儒生阶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基本状态又如何？

讨论政治思想，不论古今，总要回到人间，察看它的效果。

秋风兄说：“皇帝要对天意做出正确回应，就须听从儒生的指令。也就是说，人间治理被纳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后果是，皇权被置于儒生共同体之下。儒生获得了立法权，皇帝的职能不过是执行儒生共同体制定的法律、政策。”

“由此，皇权与政府分离，士人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权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政治目标。”

非常美妙的图景。可惜仅是秋风兄头脑中的幻象。

1.这是缺乏中国官制史常识的想象。

董仲舒编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是不是改变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皇帝拱手把大权交给儒生了？实际情况是，这套天人感应的说辞不但没有限制住皇权，反而成了皇帝或其他掌握实权的执政者打击臣子的大棒！

东汉期间，外戚宦官专权，位极人臣的三公（宰相）无权。但是，“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因灾异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后来遂成定例。无与职位相应的实权，却要代替外戚宦官负实际的责任，这也应算作历史的大滑稽。”[19]

皇帝有病，宰相吃药！个别年代，由于皇帝昏庸或幼小，相权会大一点。但基本态势是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双方是主奴关系，什么“契约关系”、儒生与皇权共治云云，不过是秋风兄过度灵活的脑袋的产物，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

2.这是对历代儒生位置和功能的歪曲。

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政权拥有教化大权），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学术和教育没有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和皇上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简单地说，儒生毕生做两件事：一把儒学作为敲门砖，务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是有幸成为官员，就忠实地为圣上效劳；无缘攀附，则授业解惑，为圣贤卖命。历代都有寥若晨星的独立特行之士，抗议统治者离开了圣人的教导；当社会危机尖锐之际，甚至出现太学生运动或东林党；孟子提倡浩然正气的熏陶，培植了这些民族脊梁。但这些都是罕见的异数，没有改变儒生依附皇权的基本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更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除非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现代政党更不可能在儒生中诞生。

秋风兄大言不惭地说：

“由此逐渐形成‘察举制度’，各地举荐孝廉、贤良、文学出任官员。如司马迁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由此，政府结构逐渐发生根本变化，形$2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治体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权，另一方则是儒家士大夫。”（《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

不幸，他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皇权或篡权者始终把用人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考察或举用，乃至后来的科举，皇帝都有最后决定权，儒生无从置喙。只要宗法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个基本态势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不是分封制。

在中国皇帝眼中，国，天下，都是他的家产。他们需要的是清客（文学侍从）和管家（能吏）。入选者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帝的兴致，没有西方封建制下的权利、义务划分。除个别篡权者，总的说来，他们不可能变为半个主人。

第三．举出的是什么人？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有颇多共同点，确实为贫寒士子开辟了上升的良好途径。在独尊儒术体制下，儒术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儒生在数量上自然居多数。但是，由于它的存在背景是专制制度，腐败如影随形。当时就有人指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0]

讲到近代中国，秋风兄更加信口开河了。他说：

“当你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请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清末主张宪政最力的康有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     说清末主张宪政最有力的是康有为，经不起推敲吗？在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总结了鸦片战争以降的启蒙思想的成果，提出了包括开国会在内的完整纲领，“君民共主”的立宪蓝图跃然纸上。其思想高度不输于康有为而稳健，时间则比康有为的有关著作早得多。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很快就取代康有为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立宪派无可争议的思想领袖和宪政有力的推动者，许多宪政文件都出自他的手。康有为则常常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民国初年，各政党和民间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康有为也厕身其间，在他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这个草案。他草拟的宪法草案绝大部分内容，同其他草案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但有些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开宗明义就要国民“各守名分”。

2.其他人的草案都说“主权在民”，他却强调“主权在国”。

3.选举人有很高的财产限制，并要缴纳十五元至三十元的选举税。

4.保留翰林院，或易名学士院，“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康有为却要把出版审查写进宪法！

5.“以孔教为国教”。

6.“凡中华国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者，未经民国议院特议删改，及核与MZ政体不相违背者，一概照行。”

这些就是康有为对中国宪政的特殊贡献。其中哪些是“以董仲舒思想为典范的”，不妨留待秋风兄慢慢考证。口口声声赞扬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愿意为之三跪九叩，这是秋风兄应有的信仰自由。不过，这些思想牢笼是稍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通公民无法接受的。



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许多朋友都在问：“秋风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秋风兄自己去解答。笔者有责任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和尖锐地批评他。概括起来，我的意见不外两条：

第一．学术是严肃的，不能肆意糟蹋。

秋风兄有很多“创见”，有些人颇受迷惑。可是，这些都是与严肃的学术不搭界的话语。如果不予揭露，仿效者蜂起，中国史学的基础很可能被摧毁。

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顾人民，君王遵奉上天。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君王固然高于万民；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2君王。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权威。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2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可是，这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从朱熹开始，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书，至清代经过阎若璩详细考证，遂成定案。把自己的论断奠立在伪书的基础上，不管多么辉煌都是建立沙滩上的大厦，可以耸人听闻，让外行拍手叫好，而为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所不屑。

又如，秋风兄为了混同中西传统社会，作出一个论断：

“现代宪政制度发源于英格兰，扎根于中世纪宪政制度，其基本原则被十三世纪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顿概括如下：‘国王在万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则是相同的：皇帝在万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可是，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董仲舒口中的中国皇帝不在“法律之下”；而这恰好是有没有宪政的标志。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的法律的约束，既是中西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别，又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这样的论断，连形式逻辑都不讲，不加揭露，行吗？

第二．那些借传统文化说事者，都别有所图。

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些人兴风作浪，把自己打扮为传统文化的化身和捍卫者，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就是“汉奸”、“西奴”，不但是天大的谎言，也是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中外极端思维的私生子！

应该直截了当说清楚，从新左派到国学派，他们拿传统文化说事，都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想方设法修改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

尽管秋风兄吞吞吐吐，没有明白宣示他的意图，但蛛丝马迹已经显露。他把宗族描绘为公民社会，礼治说成是自由的保障。他把康有为$2君劢视为当代中国的典范，这两个人的主张，可能折射了秋风兄内心的真实追求。康有为贩卖什么货色，笔者已略陈愚见。他日有暇，亦当评说$2君劢，以就正于秋风兄。

秋风兄借历史说事。我们审判历史，历史也审判我们。秋风兄向何处去，他究竟想干什么？包括笔者在内都在观察。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写完

刊于《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第31版，发表时有删节



[1]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第60、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北京版。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50页。

[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53页。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118页，三联书店1990年北京版。

[6]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0年6月第五次印刷。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4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8] 《韩非子·忠孝》。

[9]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10]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11] 《汉书·董仲舒传》。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

[13] 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

[14] 董仲舒：《春秋繁露·盟会要》。

[15]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16] 《汉书·董仲舒传》。

[17] 《汉书·董仲舒传》。

[18] 《汉书·董仲舒传》。

[1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5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上海版。

[20] 《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第十五》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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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开张天涯马

军师另帖转载了此文还有跟帖，不见了？

顾如

25楼的批驳比秋风的文还无聊。。一点识见都没有。。

顾如

你们这些搞国学的，包括25楼那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现代的MZ、自由、博爱这些概念。。
全都是胡说八道。。


以对现代概念、理念的理解深度来看。。秋风在国内也就比我差那么一点点。。是手曲二指的人物。。
你们批评他，不过是以儒教的脑子去批儒教罢了。。而秋风却在用现代的脑子在扶儒教。。
所以你们只能以传统观念胡扯。。而不知道秋风讲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和MZ。。你们批他的自由和MZ假。。实际上是在批现代的MZ和自由假。。用的是儒教的脑子。。呵呵。。

顾如

MZ是什么？
看看金花的说：【问题是始皇为什么坑儒？  只因为当时的儒者用一些条框来限制始皇，这种限制是关于对征战的残酷不满而带来的提倡仁爱的儒家意见，可以说，儒家并没有任何“限制绝对权力带给社会以民*主”的想法。】
这段话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金花的MZ观念就是儒教传统的‘民做主’。。这是中国人普遍的观念。。也是中国人一直搞不成MZ的原因。。这种观念，在西方叫民粹，而不是MZ。。
看看25楼，把孟子的‘浩然正气’抬出来，就知道他是国学盲和现代制度盲。。儒教的正是什么，还不就是存乎于心的一个观念吗？正确地说是存乎于圣人之心的一个观念。。这种正气观念恰恰是专制的来源，而不是对专制的反抗。。只要认为世界上有真理存在，必将导致专制。。掌握真理的人难道没有对其他人专制的权力？


MZ是什么？
他是个制度。。可不是理念。。
这个制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现制度里推导出来。。民立法、政府依法律行事，这叫法治。。弄个宪法，大家都不能违反，这叫宪政。。美国宪法里的基本（注意基本这个词）权利，这叫权利，是自由的近似表述。。各方共治，这叫共和，多党。。美国制度的设计原则，这叫制衡，包括三权分立和多党。。剩下的MZ是什么？也就是选票、代议而已。。
也就是说，现代MZ就是选票代议制。。
这种东西人类历史上有吗？有，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包括末期的古希腊。。古希腊延续了这个，不到一世纪就完蛋啦。。这种东西在古代中西各家的学说里面都没有。。有的只是反对，比如常说的希腊三贤。。你要秋风去找MZ，你想谁能在中国古籍里找MZ，那都是不可能的。。想在西方典籍里面找MZ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找更古老的历史，推测他们的制度，总会有长老们投票的影子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各文明最早都是投票的。。要说他是MZ都可以。。


所以，我们要找的不是MZ而是其他元素。
首要的是权力分制。。前面那些东西离开权力分制，都不可能成立。。
权力分制需要民和君主的分制才叫权力分制吗？25那位就持这种观点。。如果这么说，西方直到英国议会二次革命前都没有这种分制。。那么儒教怎么会落后？。。25楼那位根本就是历史盲。。
历史上的分制都是先在贵族之间搞出来的。。所以秋风的思路完全正确。。君王和诸侯的分制，本就是分制的早期形式。。如果能保持这种形式。。诸侯最终必然需要借助民的力量，如此才能将分制的范围扩大。。
西方的幸运是因为他们没力量，文明总是被蛮族毁灭。。特别是当时还是野蛮人的现代西方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蚕食。。一帮子文盲，几十人、百来人、最大一批也就2000人不到占一块地，恢复分裂状态。。他们必须求助于教会帮助他们统治。。结果再次形成封建制度。。这些封建主的分制，难道是民对君主的分制吗？。。不是嘛！。。教会和君主的分制难道是民对君主的分制？也不是嘛！。。
所以秋风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正确。。批秋风只不过是将西方视为上帝中国视为罪人的结果。。完全没有比较和事实基础。。

顾如

我说一句大实话：
这些东西你们不懂的啦。。不要瞎掺和。。


你们就老老实实将古籍解读出来就行了。。不要学清末到现在这些所谓专家、大师。。总是拿自己的理念去改造。。你以为好的东西。。不见得就好。。因为国人2000年的儒教脑子。。你们以为好的东西更大的可能性是垃圾。。


美化啦，与现代接轨啦。。这种事情交给秋风之类真正理解现代制度和精神的人去做。。他怎么美化，你们就跟上给他提供弹药。。这样才能让儒教为代表的国学有那么一点除文学外的价值。。

顾如

继续大实话：
以你们的脑子，越是美化国学，结果国学越是变成垃圾
因为你们的脑子根本就是儒教的脑子。。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果本论坛，每个帖子我都去分析为什么是儒教脑子。。那我就要累死了。。呵呵。。


我喜欢的墨家就是最典型的被儒教脑子美化成儒教激进派的例子。。也就是被儒教脑子垃圾化的例子。。

顾如

我靠
仔细看袁伟时此文才发现斗争的凶猛
这根本不是儒教不儒教，袁伟时是当做思想权力争斗来干的。

话说嘴巴上袁伟时和秋风主张的是同一种理念。。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为什么袁伟时就容不得秋风改造儒教成为符合所谓‘普世价值’的东西呢。。。奇了怪了。。不是吗？。。他该乐享其成才是，借儒教的广泛接受度宣传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才是。。可他偏偏那么凶猛地打击秋风。。真是为了学术真实？

我看这句话最能表达袁伟时的实际意图：
【许多朋友都在问：“秋风究竟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和学术有关吗？原来袁伟时的学术就是‘想干什么？’？？
反之，我们在秋风的所有文里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只有学术。。

神机军师dmj

奇怪，袁伟时的文章又去哪里了？

青竹大哥

奇怪，袁伟时的文章又去哪里了？
神机军师dmj 发表于 2011-11-4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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