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贻先生

游古斋 · 发表于 2011-11-8 1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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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朴学大家郭在贻先生传略

上篇
读书寄情天地外

“在贻少时讷言敏行，沉静好学。1957年以优等考入杭州大学，复以卓异留校，师从名家姜亮夫、蒋礼鸿，专攻语言文字之学。在贻以为既得其时、其地，复得其师，故益自刻苦、博览不辍。未几，举国板荡，而在贻超然物外，遁迹坟典，虽河清之日未卜，自信学终当有用于民无疑也。”
——许嘉璐《郭在贻教授墓志》

一

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斋（“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冷凳斋。
1939年1月11日，郭在贻先生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母亲和大哥抚养**。大哥郭连贻先生，早年在浙江舟山参军，复员后返回乡里，一手务农持家，一手临池笔耕，大器晚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二哥在江苏南京参军，1956年因脊髓癌病逝，葬于安徽当涂烈士公墓。三哥在两岁时夭折，不入族谱，因此郭在贻先生在家排行老三，在写给大哥的的家书中多以“三弟”自署。
碑楼村三面环山，气候宜人。淳朴的乡风和母亲、大哥的悉心照料，使得少年的郭在贻先生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温文尔雅、聪颖好学。深谙孝悌之道的他明白长辈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供他读书实属不易，故一方面刻苦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在课前的清晨和课后的黄昏，经常可以看到他割草、放牛的身影。195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碑楼村初级小学，转赴邹平县马庄完小继续读书。
1951年，郭在贻先生离开家乡，前往山东省张店市初级中学读书。期间，他的语文潜质得到充分发挥，深受语文教师李如珍先生的宠爱。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对小说更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据郭在贻先生在1986年写就的《自订年谱》记载，时隔三十余年，他依然记得当时阅读的部分书目，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猎人日记》、《烟》、《父与子》、《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殷夫选集》、《地下的笑声》等。在此形成的博览群书的习惯伴随了郭在贻先生一生，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读书之余，热爱生活的他喜欢写文章。他的作文曾获得校长王玉堂先生的好评。细心的大哥至今还保存有郭在贻先生在初中时留下的作文，才思敏捷的文笔、字迹清秀的卷面，远非一般初中生的水平可及。1954年，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懂事的郭在贻先生希望能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节约开支，提出报考学费远低于一般高中的山东烟台水产学校。看到三弟忍痛割爱，大哥彻夜难眠。郭连贻先生深知三弟的秉赋最适合读书，并且他的志趣也在于此。不久，郭在贻先生便收到大哥的来信，劝他改考山东济南第三中学，并称自己所属的部队已经改为薪金制，能够负担得起全部学费。这样，他才下定决心，前往省城继续求学。在高中期间，郭在贻先生如鱼得水，他的语文成绩连续三年位居全班之冠，作文更是屡受语文教师宋东岱先生的表扬。省城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令他眼界大开，使他确立了一心向学的人生理想。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

十二岁就离开家乡的郭在贻先生虽然最终如愿以偿踏入了大学的校门，但七年来独自在外求学的辛酸却只有自己心知肚明。过早的**生活塑造了他沉郁孤寂的气质。此种性格对他日后在学术生涯中刊落声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尚且年少的他而言，内向的性格无疑使他拙于应对认人情世故。在初中时，他便曾遭受某教师的刁难，以致神经衰弱，苦闷不已。到了高中，在校外租住临时宿舍的他与嗜酒如命的工人焦某**。几乎每晚他都要备受酒气熏染的煎熬，有时甚至还要强忍焦某大呕的满地狼藉。后来幸有同学王宝卿先生相助，搬入其家中，直至高中毕业。除去这些外在的伤害，心里想着为家人分忧的他处处节衣缩食，长此以往造成了体质嬴弱，可以说日后诸多困扰他的顽疾都发源于此。1956年，他随母亲、二嫂前往华东军区野战医院看望病重的二哥，不久，二哥去世。兄长英年早逝，无疑使他受到了刺激，人生苦短、飘零如絮的观念自此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意念之中。七年的中学时光奠定了他的气质与体质，这段岁月也锻炼出了他的决绝、坚韧和执着。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齐鲁文明孕育出的郭在贻先生日夜跂望南天，期待投入江浙文化的怀抱，在更为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二

1957年，郭在贻先生背负书箧，告别生活了十八年的山东大地，只身前往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深造。在大哥指导下选报的中文系，是他向往已久的一片自由天地。本科四年，他博学厚积，于1961年以年级第一名成绩毕业留校。

在本科四年中，郭在贻先生潜心读书，浸淫中外文学名著，但对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绝非充耳不闻。1958年，他赴舟山探望大哥，既为兄弟、更兼道友的他们终日相伴，饱览江南的秀美风光，流连忘返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自订年谱》中，郭在贻先生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五八年寒假，赴舟山探望大哥。在宁波住一晚，复乘船至沈家门，住远东旅馆。登市外小山，饱览海上风光。当晚大哥由桃花岛来接，次日乘船赴桃花岛。”可想而知，自幼成长于大河（黄河）之畔的他，此时徜徉**（东海）之中，心情是何等豪迈。返校以后，讷言敏行的他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各种运动中去，积极要求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超越“小我”，实现“大我”。同年，他便赴萧山参加了双抢劳动，尔后又在半山参加了修筑铁路。他把自己的忘我精神从书斋扩大到社会，每次参加劳动都是一丝不苟、一往无前。1960年冬，他又赴绍兴柯桥镇参加为期半年的劳动锻炼。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加之天寒地冻，本来就体质嬴弱的他最终没能在终日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下坚持下来，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即便如此，他的意志也仍然没有半点动摇与妥协。当他从校外返回书斋时，在劳动中形成的矢志不渝的精神顷刻转化为了知难而进、勇攀高峰的动力，一位甘坐冷凳的学者开始以更大的信心和更加严格的要求积蓄自己的实力。

郭在贻先生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后，起初在杭州大学**系讲授公共语文。此时的他，占尽“天时”、“地利”。机会总是降临在有准备的人的头上。很快，“人和”向他走来。仅仅一周之后，他便遇到了自己受益终生的恩师，找到了自己奋斗终生的领域，真正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当时正在杭州大学任教的姜亮夫先生早年先后师从“新学的开山”王国维先生和“旧学的殿军”章太炎先生，集新旧学术之大成，在训诂、楚辞、敦煌等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是时，他与夏承焘先生、胡士莹先生、王焕镳先生共同执掌的语言文学研究室是海内国学重镇之一。建国前已享誉学界的姜亮夫先生此时已近耳顺之年，目力更是每况愈下，于是便向上级组织提出配备助手的申请。对此，中文系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场在优秀毕业生中为姜亮夫先生选拔助手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经过层层角逐，系里确定了包括郭在贻先生在内的四名同学到姜亮夫先生家中参加面试。最终，郭在贻先生被选中，在研究室里“落户”。为一代宗师担当助手，实比入室**更胜一筹。

据郭连贻先生回忆，郭在贻先生此次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除了世所公认的两个原因——他在大学期间好学苦读，颇具“盛名”；他的毕业成绩是全系第一名——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便是高亨先生的推荐。高亨先生是姜亮夫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时的同窗好友，建国后在山东大学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本科在读的郭在贻先生的读书笔记，辄为其缜密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而惊叹不已。当听到老友征召助手之时，他便欣然命笔，写下了“齐鲁之秀，重点培养”八个大字，向姜亮夫先生郑重推荐了郭在贻先生。在郭连贻先生家中，现存有姜亮夫先生给高亨先生的回信，可以为这段历史提供佐证。在两位大师的关怀下，郭在贻先生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三

1961年至1965年的四年研究室生活，是郭在贻先生所津津乐道的。那时的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除了大师云集之外，每年还有八千元的购书专款，资料室中图书插架，琳琅满目。在姜亮夫先生的指导下，他没有急于著述，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嗜书如命的郭在贻先生为了能够更好地亲近书籍、延长每日的阅读时间，借口自己神经衰弱，搬离了环境嘈杂的集体宿舍，独自在资料室里“安家”。二十余岁的他精力旺盛，常常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夜里十二时甚至凌晨一二时休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天刚蒙蒙亮，他便又“闻鸡起舞”了。于是，废寝忘食便成了家常便饭。他拿起书卷便爱不释手，当感受到腹中饥饿之时，往往早已过了食堂开饭的钟点。被食堂“拒之门外”的他便在路边买上一只甜瓜，三下五除二吃进肚中，旋即返回资料室继续读书。后来，郭在贻先生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记录了他此时的心境：“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年年月月，他乐此不疲。在姜亮夫先生的亲炙之下，他度过了如此充实的四年时光，着实是一种人生享受。不过，经年累月的通宵达旦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这是后话。

在这四年的读书生活中，郭在贻先生以语言文字学为重点，旁及历史、哲学、文学。他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为专攻对象，从头到尾先后读过三四遍。《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忠实地记录了郭在贻先生读段注时的场景：“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语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他的十万余字的《说文段注述评》稿本便是在此期间写就的。除去段注，他依据《丛书集成初编》中的笔记小说制定了自己的阅读书目，浏览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此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清人文集笔记，继承了有清一代的朴学之风，如《日知录》、《潜邱札记》、《十驾斋养新录》、《癸巳类稿》、《癸巳存稿》、《陔余丛考》、《札朴》、《越缦堂读**》、《读书脞录》、《纯常子枝语》、《东塾读**》等。在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外长篇小说。前者如陶渊明、李商隐、晚唐三罗（罗隐、罗邺、罗虬）、李煜、黄仲则、舒位、龚自珍、纳兰性德、苏曼殊、郁达夫诸家的作品，后者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以及两部被他称作“曾极大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复活》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正朝着黄侃先生确立的“博而能一”的治学境界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读书之余，偶有闲暇，郭在贻先生常常一个人跑到西子湖畔，静静地欣赏那如画的湖光山色，在心中默念黄仲则的诗句：“远山如梦雾如痴，湖面风来洒面吹。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他不仅吟诗，还写诗。郭在贻先生传世的八首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不难发现效法李商隐、黄仲则、龚自珍的痕迹，但真性情的流露还是充斥全篇。如今反观可知，它们与此时郭在贻先生的心境也不无暗合之处。如“依稀旧梦堪追忆，惆怅情怀只自知。西风清雨寂寥夜，西泠桥上立多时”（《无题》），“苦雨凄风又一年，旧愁未逐新愁添。两开丛菊天着意，一系孤舟我无缘。强半书来恨契阔，几番归意梦联翩。此情更向何人道？遥夜沉沉泪暗弹”（《除夜书怀兼呈老母阿兄》），“摇曳吟鞭下翠微，千山萧寂雨霏霏。落红最是有情物，竞坠春衫伴我归”（《落红》），“萧疏非复旧风色，于邑谁怜受雨多？独有高才林女士，频来湖畔送秋波”（《残荷》）。他写诗如其为文，微言大义，仅寥寥数笔，其义自见。除了写诗，郭在贻先生还精于书法。每天晚饭过后，他都坚持在读书之前先临写一遍《圣教序》，经年不辍，并由此养成了写信写稿皆用毛笔的习惯。他的存世手稿甚为丰富，其书法自成一家，挥洒自如，既不失二王法度，更多有神来之笔。研究室四年，郭在贻先生不仅学业精进，在人格修养上也更上层楼。

四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四年平静的研究室生活宣告结束。从当年11月开始，郭在贻先生先是赴诸暨郑家坞参加四清运动，后来又调往诸暨铜矿，直到次年4月奉命返校，准备接手为越南留学生授课。
196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平静的一年，文化大**的爆发彻底打乱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杭州大学自然也在劫难逃，郭在贻先生很快就被卷入滚滚洪流之中，为留学生授课的事也不了了之。**爆发后不久，他被征召参加语言文学研究室组织的校文艺写作班子，担任主笔，先后撰写了五篇文章，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这一年的8月，他参加大串连到北京，10月又到广州、桂林。1969年，他又赴嵊县、余姚、宁海一带参加劳动锻炼。1970年5月至1971年夏，他被“发配”到安吉五七干校劳动九个月，期间曾在农民家中参加三同建设。1973年11月23日，他启程前往北京光明日报社，参加修改评红楼梦的文章，为期二十一天。1975年，社会上掀起批法批儒运动，他参加了注释章太炎著作的工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结束，郭在贻先生的生活也开始步入了正轨。

**初期，郭在贻先生怀着保卫红色政权的满腔热情，积极参加了校文艺写作班子和大串连。他认为社会上、校园里出现的**局面都是“矫枉过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当他面对语言文学研究室被“砸烂”、自己的恩师遭到残酷批判、举国上下文斗武斗成风时，一颗作为一名教师和学者的良心被唤醒。他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这哪里是**？这岂止不是**！他开始了反思，反思共和国走过的历程，反思在此期间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他获得了顿悟，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便是“离此人海，计亦良得”。好在他的成分虽算不上“根正苗红”，但也不至于被置于“人民群众中的对立面”上。不久，他这个“逍遥派”便开始了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除去无法避免的外派，如干校劳动、进京改稿、参与注书等，他都在自己的书斋里读书。即便是外派，他也不忘自己的专业和使命。在北京光明日报社的二十一天里，他利用闲暇时间到琉璃厂淘书，到北京大学拜访魏建功、游国恩两位先生；在参加注释章太炎著作时，他给大哥写信并寄去《章太炎著作选》，嘱咐大哥“窥见这位伟大学者的学问是何等的精博”。种种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皆堪称“壮举”。

四年研究室生活中形成的决绝、坚韧和执着给予了郭在贻先生强大的内心力量。在那个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他的读书生活开始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为进行专门性研究。尽管无法完全避免外界的干扰，郭在贻先生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转型”还是有力地证明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的读书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是何等的富足与惬意。受其师姜亮夫先生的影响，郭在贻先生开始研究《楚辞》。他想方设法把杭州大学和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有关《楚辞》的书籍都借了出来，焚膏继晷，一一研读。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而下，历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已经不下数百种，蔚为大观。但他并没有被汗牛充栋的前人著作所吓倒，而是站到了巨人肩上，在阅读过程中洞察到了许多没有解决的训诂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时刻记在心里，运用自己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旁征博引，终于获得突破。一次，郭在贻先生在肉店门前买肉，一边排队，一边读书，不知不觉看得入了神，陷入了沉思，当他猛一抬头时，肉店早已关门，仿佛刚才还在身边的长长的队伍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此类“笑谈”，还有不少。类似夜里突然想到某一问题便立即下床翻书的事情，更是不胜枚举。

《楚辞解诂》一文便是郭在贻先生在**期间博辨精思的成果。他凭借扎实的古汉语和古文献功底，对《楚辞》中的一些众说纷纭、向无定论的疑难词语进行了破译密码式地攻关，参考了近百种书籍，七易其稿，最终拨雾见真。郭在贻先生向来主张厚积薄发，博学约取，《楚辞解诂》便是此种学风的结晶，此类文章的典范。此文历时五年写就，在《文史》发表之后，好评如潮。1984年，此文与他后来完成的《唐代白话诗释词》一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中，郭在贻先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心情：“当我得知获奖的消息后，我的脑子中登时浮出了曹雪芹那两句自道甘苦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虽然有点狂妄，却也不能说不是实情。”后来，刘坚先生在《纪念语言学家郭在贻逝世七周年》一文中对这段学林掌故有着精到的点评：“谦逊之中微微流露出踌躇满志的书生意气。这就是在贻。”

**十年是郭在贻先生学术生涯中蓄势待发的十年。继《楚辞解诂》，他先后完成了《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古代汉语词义札记》、《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论文的初稿。同时，这十年间他在立业的同时，也成家了。1968年夏，他携未婚妻彭娜祺女士回山东老家探亲，途中在济南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两人一道游览趵突泉、大明湖。同年国庆节，他们完婚。不久，他们爱情的结晶——两个儿子，郭昊和郭朵——相继诞生。1975年，全家乔迁新居，由校内第一宿舍迁往杭大河南宿舍24栋40号。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尽管十年的寒窗苦读对郭在贻先生嬴弱的体质来说是雪上加霜，但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滋润所带来的愉悦还是为他维系了一种饱满的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当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科学的春天悄然而至，郭在贻先生治学的春天也来临了。

下篇
钩玄得意雅俗间

“年甫四十，适逢盛世，自谓此正当有为之时，遂尽吐所蓄，训诂之作汩汩然来。校勘、考释、评说，无所不为，尤精于《楚辞》、俗文学语词之诠释，卓然成一家言，杰出当世。在贻素嬴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不意后竟卒于癌症，盖积劳所致焉。呜呼！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凶问所至，士林潸然。殁时少一日即五十岁也。”
——许嘉璐《郭在贻教授墓志》

一

劫后余生的郭在贻先生格外珍惜**以后来之不易的学术环境。自入大学以来，近二十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为他“下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时，举国上下百废待兴，饱受摧残的学术界既期待有识之士能够“收拾旧河山”，又希望青年才俊愿意“装点此关山”。迫在眉睫的继往开来，已经成为此时中国学术界发自心底的呐喊。

依据其学生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三位先生的观点，郭在贻先生的**作是1978年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论文。在为业师的《郭在贻文集》所作的《前言》中，他们称：“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说文段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此之前，郭在贻先生分别于1964年、1977年发表了《词义短札·骇字注商》和《古代汉语词义札记》两篇论文，小试牛刀，但其影响力远不及《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论文。这次，星星之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随着他的《汉书札记》、《楚辞解诂》两篇重量级论文的相继发表，这把学术薪火越燃越烈，光焰照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郭在贻”成为了训诂学、楚辞学这两个古老的学术领域里在新时期最闪亮的名字。在这一时期，素来酷爱文学的他还发表了《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和《论屈原》两篇论文。出身语言文学研究室的他从未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小学”，而是把自己定位于广博的“语言文学”的谱系之中。他的成就逐渐引起了学界前辈的高度重视。

**中关系已经转入中文系的郭在贻先生在1979年被评定为讲师，1980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是对他的业绩的肯定，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治学热情。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郭在贻先生将自1978年至1984年这个阶段视作自己治学的“黄金时期”，“我的创作经历似乎特别旺盛，总共写了六十余篇论文。”细考这七年的治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以1979年为界，依据郭在贻先生的学术兴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实际上从**结束后即已开始）至1979年，他以整理**期间的旧稿为主，关注的重点是训诂学和楚辞学。在这两个传统领域崭露头角以后，他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下，把治学方向转向了对汉魏六朝以来俗语词的研究。所谓俗语词，即古代文献中保留的大量口语词和方言词。虽有历代学者做过相关的辑录工作，但运用科学的方法，尤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还未真正展开。蒋礼鸿先生在1959年推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长期以来“一枝独秀”。郭在贻先生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预流”的眼光判定：俗语词研究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和光明的学术前景。他曾对他的学生张涌泉先生说：“俗字的研究是一个前人不曾注意，却又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值得下大力气作进一步的研究。”为此，他广泛涉猎相关书籍，“这时读的书，多为历代的笔记小说、诗词曲、禅宗语录、敦煌文书之类”，尤其是敦煌这座俗语词宝库对他更是具有无尽的吸引力。作为王国维先生预言能够做出“新学问”的“新发见”，敦煌的资源在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但对其中的俗语词的研究力度还很不够。郭在贻先生高屋建瓴，充分认识到了俗语词作为能够还原历史的“活化石”的意义。从1979年发表《古代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开始，他几乎把余生的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对俗语词的研究工作。

二

郭在贻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开始了艰难地拓荒。截至1984年，他完成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关于俗语词研究的，其中不少作品已经成为当今学者进入俗语词研究领域的必读篇目。正是这六年（1979年至1984年）及以后的不懈努力，使“郭在贻”成为俗语词研究史上的一座不容忽视、无法绕过的丰碑。

郭在贻先生继踵张相、蒋礼鸿诸位前辈之后，对汉魏六朝以来文献中大量“字面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完成了四十余篇论文。郭在贻先生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功用”。第一，郭在贻先生的俗语词研究成果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疆域，《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王梵志诗汇校》等论文篇篇发微见著，闪烁着与时俱进的光芒；第二，郭在贻先生的俗语词研究成果促进了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善于追本溯源、求其汇通的他在俗语词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了诸多带有规律性的特殊语言现象，写成了颇具史家笔法的《唐诗中的反训词》、《杜诗异文释例》、《唐诗异文释例》；第三，郭在贻先生的俗语词研究成果提高了受众对古文献的阅读能力，不少因为历代学者不通俗语词而以讹传讹、未得确诂之处，经其点破，涣然冰释，古文献不但顿时文通句顺，而且真切可人，如杜甫《彭衙行》中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滩”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何许人”等。在俗语词研究过程中，郭在贻先生逐步突破了敦煌学的樊篱，丰富的训诂学、楚辞学以及文学、史学、哲学知识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后劲儿和爆发力。他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把俗语词研究神化为一门“绝学”，而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在高深的学术研究领域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方**，示来者以轨迹，这不能不说是郭在贻先生的杰出贡献和高风亮节。

在“黄金时期”，郭在贻先生并没有放弃在训诂学和楚辞学两个领域进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式的努力。在俗语词研究之余，他也写出了十余篇涉及其他领域的很有分量的文章。它们和郭在贻先生的俗语词研究成果一起收入了他生前出版的仅有的两部著作——《训诂丛稿》和《训诂学》。“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朴学精神在这两本著作中贯穿始终。《训诂丛稿》自1981年交稿，至1985年出版，从中虽不难窥见当年“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状况，但郭在贻先生精益求精的作风也显露无遗，因为《丛稿》中所收的不仅有他在1981年后的新作，更有他对旧作的审定。其后出版的《训诂学》更是至今长盛不衰。在《后记》中，郭在贻先生写道：“在写作过程中，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件事：一是要有独创性，二是要有实用性。”所谓“独创性”便是书中征引的例证多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实与“血书”无异。他声称：“假如拙著只是因循旧说，略无创新，那就应该拉杂摧烧之，何必加以出版，既消耗纸张，又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呢？”所谓“实用性”，便是力求摆脱传统的训诂学教材奢谈理论、缺少实证的格局，打破言必称九经三传的为经学服务的框架。他的这番话足以使当今诸多著作者和出版商汗颜。他以极具说服力的文笔揭示了训诂学的作用，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了训诂学的方法，为读者学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到郭在贻先生的坦荡襟怀和良苦用心。
“黄金时期”过后，郭在贻先生的著述虽然有所减少，但他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却没有丝毫减退。在研究俗语词的过程中，他发现：敦煌文学作品的著作者或抄写者，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写本中的字形讹误很多，蕴含在这些作品中的丰富的俗语词往往是通过俗字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前辈学者在整理敦煌遗书的时候，因为知识结构和学术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还没来得及对俗语词给予足够的重视，整理工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而严重影响了文献校理的准确性，制约了敦煌学的长足发展，也导致了相关文学、史学、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因此，通过考释俗语词重新校议敦煌遗书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一条科学的重写敦煌学术史的必由之路。1987年，他和他的学生张涌泉、黄征两位先生合作，启动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字典》）的撰写工作。1989年，“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定稿。郭在贻先生自述：“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语词的考释是该书的显著特点。在《前言》中，他提出了“校勘变文必须通晓俗字”、“校勘变文必须明了方言俗语以及佛教专门术语”、“校勘原文必须谙熟当时的书写特点”和“校勘变文必须尊重原文，不可轻加改订”四条法则。

除了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之外，郭在贻先生主持的《敦煌变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他的专著《训诂丛稿》获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关说文学、敦煌学、训诂学的论著连续三次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本人也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荣誉称号。新时期以来，郭在贻先生凭借累累硕果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85年，他晋升为教授。1986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位博士生导师，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他获得的荣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刊落声华的学者正在一步一步地笃志前行。

正在此时，“敦煌学三书”的第一种方告完稿，万恶的癌细胞便夺走了他年仅50岁的生命。他的溘然长逝，令学术界为之震惊。回顾郭在贻先生的治学历程，在他的学术事业处于强劲的上升势头的同时，他的健康却一直在走下坡路。终于，当他登上一座前人从未企及的学术高峰时，他的生命戛然而止，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怀念和惋惜。

三

积年累月的书斋生活严重摧残了郭在贻先生的体质。**期间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得本来就嬴弱的他落下了一身病痛。他读起书来便废寝忘食，这促成了他在1978年至1984年的“黄金时期”的高产，但也极大地透支了他的体力和精力。在此期间，1980年3月，他便频繁出现了早搏、高血压等症状。他在写给大哥的信中说：“最近，我似有日暮穷途、走投无路之感。生活有时逼得人死也不成，活也不是，不知如何才能解脱。……近三个月来，书也不读了，文章更不能写，只是与病魔周旋。”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更是心理上的折磨。1983年5月，他应邀赴合肥参加全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并作大会发言。会后主办方组织与会专家游览黄山，他终因体力不支而提前返回杭州。事后刘坚先生慨叹：“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都83岁了，还上了黄山，在贻的身体怎么会这样呢？”1984年春节刚过，他便因心脏病住进了杭大医院，一个多月以后出院。5月，心脏病再度发作，他又住进了医院。7月，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在浙江医院直到8月31日回家。病情的反复提前终结了他的“黄金时期”。

本应在家安心休养的郭在贻先生在收到吕叔湘先生希望他赴京领取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的邀请之后，大病初愈的他于1984年10月15日启程赴京。他感念吕叔湘先生的知遇之恩。刘坚先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贻到京之日，吕先生命我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在贻乐呵呵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倒也不紧张！’在我安排他住下后，第二天吕先生亲自到招待所看他。当天下午，在贻和蒋绍愚、李家浩几位一起在和平宾馆受奖。他自始至终都很拘谨，在语言学家几位前辈面前执**礼，谦恭而得体，几乎没说一句话。”参加完受奖仪式后，郭在贻先生便来到了他的好友许嘉璐先生家。他和许嘉璐先生1980年1月初相识于在杭州召开的征求对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意见的座谈会上，此后结下管鲍之交，终生不渝。在许嘉璐先生的陪同下，他去了琉璃厂。由于旅途劳顿，此时的郭在贻先生已经感到体力不支。于是，他谢绝了许嘉璐先生的家宴，只在和平门大街的一家餐馆内吃了几口素菜。当时并不知情的许嘉璐先生在时隔18年后为《郭在贻文集》撰写的《序》中写道：“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为没有好好款待他而自责；待他病重我才明白，他的食欲那时可能已经受到肝胆欠佳的影响；于是我又因是他来看我而不是我去看他，我居然还陪他逛什么琉璃厂而后悔。”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1985年6月，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长沙举行。郭在贻先生应邀出席。在这次会议上，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许嘉璐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回忆：“我与他同一房间，后半夜，他突然腹痛，却不肯唤我，我平时睡得很死，可能他也发出呻吟了吧，我竟浑然不知。待我醒来，始见其辗转强忍之状，至今忆起仍令人胆裂心碎。幸亏附近即有医院，马上我与友生孙雍长等人把他送去，守候在旁，直到医生做出诊断。他患的是急性胆囊炎。此时我后怕起来——听说急性胆囊炎如果耽搁了，是能要人命的。看着他那蜡黄的脸色，扭曲的面容，我只能默默地站在床头，第一次品尝了目睹亲友的极其疼痛却束手无策的味道。他一再让我回到会上去，虽然我站在那里无济于事，但我还是不愿走开。医院的条件很一般，病房简陋，卫生状况也不让人放心。隔了一天，杭州大学派人来照顾并接他回杭，大家才放下心来。待到他第二次住院，不得不做手术，我才知道他的胆囊炎的严重程度。我不能不为他在长沙忍痛一夜的毅力而惊叹，同时也为我没有及时醒来而自咎。”返回杭州之后，7月24日，他的胆囊炎再次发作，被紧急送往了浙江医院。7月26日实施手术，术后高烧月余，进而又低烧了月余。在《自订年谱》中，他写下了“元气大损”四字。直到12月14日，方才出院，至此郭在贻先生已经在医院住了五个多月。期间，正在复旦大学讲学的许嘉璐先生曾带着几个学生前去看望他。这是两位好友最后一次见面。出院不及十天，12月24日，郭在贻先生又因心脏病再度入院，到1986年1月22日出院。出院以后，他完成了《自订年谱》，并在《年谱》的最后注道：“此段时间为余平生最苦闷之日。”

当远在家乡的大哥听说三弟已经完成《自订年谱》时，心中便充满了不祥之感。的确，此时的郭在贻先生也有些“心灰意冷”了。他在写给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先生的信中，引用了王国维先生遗书中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令后者愕然不已。不料此话一语成谶，这岂是张永言先生能够预料得到的。截至1986年，《自订年谱》中没有再添加新的条目，在某种意义上，视学术为生命的郭在贻先生此时也有了某种预感。
1987年，郭在贻先生率领学生启动“敦煌学三书”的撰写工作，在今天看来，用“回光返照”来形容他的此段经历或许不无道理。此时的他坚信自己依然年轻，只是体质差一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教学和研究上，以更加忘我的态度工作起来。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放弃了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别看我不问**，我还是觉得咱们社会主义的饭香，不去日本也没什么。”向来甘于寂寞的他没有在“出国热”中追赶潮头，而是继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读书，教书，写书。1988年冬，他身患绝症的消息也被传开了。这次住院，他便再也没能回家。他的学生黄征先生拿着便携式录音机来到他的床前时，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书桌上还有他没读完的书，校园内还有他没毕业的首批博士研究生，脑海里还有他没来得及落实的研究计划，胸口中还有他为祖国学术事业继续奋斗的满腔热情。他还想再去阮公墩饮一次茶，还想再到黄龙洞里读一次书，还想再一次坐到那张玻璃板下压着手书“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的书桌前。1989年1月11日是郭在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学生们提前准备好了鲜花和蛋糕。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1月10日，当代朴学大家郭在贻先生因肝癌经多方全力抢救，医治无效，病逝于杭州，此时距离他五十岁的生日仅有一天。守候在病房门外的学生们的泪水夺眶而出，手中的鲜花和蛋糕只能祭奠在恩师五十岁冥诞的灵前了。

噩耗传来，学界震惊，士林扼腕。郭在贻先生一生清贫，在友朋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他葬在西子湖畔的群山之中，墓碑上镌刻着许嘉璐先生撰写的墓志。每逢他的生日，遗孀彭娜祺女士、他们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学生们都会来到他的墓前，献上一束兰花。郭在贻先生生前最爱兰花。他的为人，似兰之馨；他的为学，如松之盛。

四

郭在贻先生去世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忘记他。根据他的意愿，学生们整理出了他的遗稿，连同他生前没有收入《训诂丛稿》和《训诂学》的论文一道出版了《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和《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002年，在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的资助下，四卷本《郭在贻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文集凡157万字，收录了郭在贻先生在杭州的全部遗作，包括首次面世的数篇论文、《旻庵诗钞》和他写给70位友朋的248封信件以及52位先生的192封来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此外，他的《训诂学》一直被广泛地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学生们已经根据他生前的批注完成了数次修订。

郭在贻先生的人品和成就在其生前便备受推崇。除去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即《自订年谱》和《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他与学界前辈、友朋、后学的通信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文献资料。在郭在贻先生的通信记录中，傅璇琮、何九盈、江蓝生、李行健、吕叔湘、罗宗强、唐文、王宁、项楚、徐复、许嘉璐、张世禄、张舜徽、张永言、朱德熙、郭锡良、蒋绍愚、金开诚、刘坚、裘锡圭、沙孟海、王元化、杨伯峻、殷焕先、殷孟伦、朱季海，等等，这些名字无不熠熠生辉。以“郭在贻和他同时代的人”为轴线，不难理出一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他在生前从未将这些信件示人，更没有以此为自己谋得任何利益，这正是书生意气，也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品格。

在郭在贻先生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学术遗产中，除了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有他为学科建设和学风培养所做的努力。在研究《楚辞》时，他撰写了《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和《楚辞要籍述评》；在研究俗语词时，他撰写了《变文校勘与俗字研究》、《俗字研究与敦煌文学作品的校读》、《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和《俗语词研究概述》。他的这些论文不仅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置于本学科的学术史的格局之中，也为后学搭建起了一个清晰的、系统的学科框架，使来者可以少走弯路，有的放矢。为了推进学科建设，他还兼任了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并赴各地讲学、主持论文答辩和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如1980年5月赴武汉参加全国训诂学第一届年会并作大会发言，9月参加山东大学研究生答辩会，10月赴宁波学院讲学，11月赴上海参加大百科全书编辑会议，1982年6月赴北京参加训诂教材交流会并作大会发言，9月赴天台参加大辞典编辑工作会议，11月赴苏州参加全国训诂学第二届年会并作大会发言，同年暑假赴大连训诂讲习班讲学，1984年10月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受奖仪式，1985年6月赴长沙参加纪念杨树达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并作大会发言，等等。郭在贻先生虽然进行专门研究，但他的宏观思维在学科建设上还是显露无遗，他为相关学科的科学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无论是在杭还是外出，他都以身作则，弘扬朴学学风。向来谦逊严谨的郭在贻先生在学术论文之外只留给了我们两篇论学文章，一是1979年的《治学漫谈》，一是1984年的《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在前者中，他谈到了“怎样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怎样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和“谈谈如何对待权威的问题”三个问题；在后者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四点治学体会：一是“读书要博，研究要精”，二是“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三是“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四是“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郭在贻先生正是朴学学风的楷模，究其学术生涯始终，无时无刻不在贯彻此种学风。或许，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先生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他没有浪费生前的任何一分钟。

从学术研究到学科建设再到学风培养，郭在贻先生的业绩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景仰与追慕。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期待在郭在贻先生的业绩的基础上，中国当代学术能够更加辉煌！

（原刊于《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研究》，李象润、李靖莉主编，黄河出版社，2008年版）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1-11-8 14:37:11

朴学，顾名思义，质朴之学，对这些前辈学者，我总怀着深深的敬意。

[學者風采] 郭在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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