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仪湘
管仲关于经济统计、国家财政、税收、货币、粮价、国营企业、等等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国际间贸易战和金融战的思想，对当前中国的综合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管子》一书内容驳杂，鱼目混珠，不像《道德经》一样言简意骇，不像《韩非子》深入浅出，也比不上《孙子兵法》的系统完整，读起来很费劲，研究起来更麻烦，很多的时候是只可意会。
研究管仲的思想必须研究他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了什么，不能只研究他写了什么。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管子》这书完全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管仲年轻时忙于赚钱养家，中年时忙于政事，功成名就之后又沉迷于声色犬马，可能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写文章。
管仲的思想就是要让齐国称霸，据说是齐桓公答应让齐国崛起他才答应当宰相的，如果齐桓公不答应的话，管仲说谁都可以当宰相用不着他来做。他还说，如果不能为国尽力的话还不如死了好，追随先主人公子纠去了至少落个忠义之名。纵观管仲相齐四十余年，不论个人生活是简朴还是奢侈，让齐国称霸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要称霸就得先富起来，就是要民富，国富，皇家富，自己家也要富。金钱虽然不是万能，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商人出身的管仲对此有深刻理解。要做到大家都富就需要大家齐努力，就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所以，不论是官山海还是开妓院或者搞国际贸易，或者玩金融技巧，都要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综合平衡。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相比之下，我们五十年前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慢一点都不行，割慢了天就塌下来了似的；现在又要割社会主义尾巴，晚割一天都不行，晚割一天的话中国经济明天就会崩溃了。
那边厢，凯恩斯说“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但忘了他的子孙还得活着；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但他不知道中国有出口退税和小产权房，还有很多很多的钱藏在地窖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在长茅草。当然，这不能怪两位先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中国，更没想到这么多中国人会把他们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相比之下，管仲的经济思想确实是最完善而适用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
管仲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要讲礼义廉耻，更要讲利。而“圣人”是不能讲“利”的，所以，管仲不是圣人，不能与圣人同列。不“讲”利当然是不难的，但不“重”利却是很难的，也是不符合动物本性的。结果就产生了“伪君子”、“假道学”、“衣冠禽兽”，等等。
李宗吾先生把它加以理论化之后，便形成了“厚黑学”这门学问。自“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开始，“厚黑学”便产生了。
其实，早在独尊儒术之前，韩非子对儒家的治国思想已经批得一塌糊涂。秦始皇基本上是采用韩非的思想治理国家的，当然具体的政策由李斯制定，而大的框架已有商鞅建立。中国的统一和国家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法家的功劳。两千多年来，中国这家“公司”的管理体制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百代皆行秦政”，改变的只是公司规模和管理人员队伍。但是，法家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这两个弱点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的灾难，一直延续到今天。
法家学说中最大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不把人当人看。法家只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的时候的残酷，忽略了血源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动物都有两重性，既有残酷争夺的一面，也有舔犊之情。前者让现存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是强势基因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后者让种群的强势基因能够持续遗传。事实上，不具备这两种素质的动物种群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正在衰退。没有舔犊之情，最强势的动物也会灭种的。
而儒家正好与法家相反，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法家在治国方面成功，而儒家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
当国家事务与家庭事务不可分时，最典型的是皇帝更替的时候，法家一筹莫展，既不能保证国家的和平过渡，也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更保证不了治国理念的延续。吴起、商鞅、李斯等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死于皇帝的更替，惨绝人寰。
法家学说中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把物质当商品看，只重生产不重交换，重农轻商。第二点与第一点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法家把百姓看作“耕战”的机器，而商品交换给人带来太多自由，培养油滑之风气。法家的这种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无关系，因为领袖是法家，最喜欢的书据说就是《商君书》。直到今天，中国人住的房子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能买卖的。所以，能买卖的那一小部分当然要贵得离谱了。
儒家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当然不会对生产和交换感兴趣。在儒家眼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然除了皇帝和贵族以外。
道家要么是住在高山之上跟猴子一样采野果的哲学家，要么是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都是不从事生产的，当然也不考虑交换。
佛家都是出家之人，不是在庙里等着香火钱就是出外讨饭（化缘），跟生产活动完全无关。
只有法家是推崇“耕战”的，所以，在法家治理之下，国家一般都会强大。但因为法家反对商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许多不能得到价值实现，只能用于军事，所以，法家治理之下人民是否富裕是一个未知数。
自管仲以后，或者说自齐国被秦国吞并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就缺乏商业文化，对商业的轻视甚至仇视是儒法道释的共性，也是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却不是让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程朱理学才是让中国不强大的原因。而外族的占领更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更加没有管子学说的地位，也没有了法家和道家的地位，只剩下一个被异化了的儒家了。
程朱理学统治宋元明清近一千年，这是一个中华文明不断衰退的过程，虽然在各行各业也都有不同的建树，但总体而言是日渐僵化和没落。并不是说程朱理学没有可取之处，就学问本身的精致而言，程朱理学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也参考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程朱的“天理”与道家的“道”就有些形似，程朱的“三纲五常”与法家的“法”也有些瓜葛。
问题在于把理学变成了八股，把八股变成了科举，用八股+科举统治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来的八个“样板戏”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流行的货币数量论是不是“洋八股”？
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流传，第一是要简单，第二是要夸张，第三是要成为教条。麦当劳符合这三点， 简单的食品，夸张的颜色，标准化管理，所以能广泛流传。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谙此理，所以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符合这三点，孔子的思想是中庸之道，孔子对管仲评价也很高，因此，他在世时并没有那么大名气，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提炼，使之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孔子什么时候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孔子虽然看不起农人和商人，但并不妨碍他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和白圭并称三大商家代表人物。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这样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广泛流传，两千多年下来也就那么几个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诸葛亮，还没出道的时候便每自比管仲乐毅。而诸葛亮之所以比管仲师傅更有名，并不是他的业绩比师傅好，而是因为被罗贯中先生给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了。
本来就不容易流传的《管子》在碰到外表装潢华丽，内容简单夸张标准化了的《朱子》之后，渐渐被人有意无意遗忘也就不奇怪了。从理论本身来说，程朱理学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人欲”就是最基本的“天理”。
对人性的准确把握是管仲最伟大的地方，也恰恰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被埋没千年的根源，因为它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如果没有梁启超先生对管仲的研究和推崇，我们是否今天还知道历史上有管仲和《管子》？ |
发表于 2011-11-13 23:07:02
发表于 2011-11-13 23:1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