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相似的年和日之始

金宇飞

中国的一日始于子时，子时即23点至1点，一日之始实际上始于23点。
西方的一日始于0点，即24点。
两者相差仅1点，但都是以半夜为一日之始。
而年首，虽然误差较大，但也都是选在冬季为年首。
这是为什么？难道史前就已经统一过时间标准？难道仅仅是巧合么？

吴博君

年首或曰岁首，有冬季岁首，也有春季岁首。现在的农历就是春季岁首，这也两千多年了。

据常玉芝、宋镇豪等先生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殷代一个全日包括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2、殷代是先计白天，后计夜晚。即把白天作为一日的前一段，夜间作为一日的后一段；

3、殷代纪时制度中白天的始点就是日界所在。据甲骨文，旦为新一日开始，夙为上一日终结。

         在《尚书大传·甘誓》中说：“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夜半为朔。”。朔为始。《尚书大传》始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晋代.五行志》，为后学追记。其所述殷代日始与甲骨卜辞不合。以甲骨为是。

         古人计时的工具有日晷和漏箭，从现在的材料推测，殷代和周代大概还是白昼观日，夜晚察星的分段计时法来确定时刻，另外就是依靠鸡鸣。但日有阴晴，月有圆缺，漏箭也很简陋，所以古人的计时还很不准确和细致。其时这也和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相适应。其时间的分段也极不均匀，白天细密、夜晚疏阔。《周礼·冬官·匠人》所谓：‘昼参诸日中景，夜考之极星’”。在《逸周书·周祝》有云：“鸡鸣而人为时”等。

         据专家研究，“至春秋战国时期，似乎已进入比较均匀的分段纪时的阶段。秦汉以来，是中国古代分段纪时之制的鼎盛期，形式为十六时制，纪时精密，时间恒定，间距均匀，无论内地还是边陲地区，时称基本一致，沿用年代也较长。”（宋镇豪语）。《论衡·说日》：“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昼十分，夜六分……岁日行天十六道”。可为一证。

         晋代至六朝，是分段纪时制向十二时制的过渡期，起源于秦汉之际十二时辰制，至此得以形成主流。晋杜预以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夜半、鸡鸣等十二时，解说《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反映了晋代十二时制的流行情况。

         六朝到唐代时已经是十二时制与十二时辰之制结合并用。唐代敦煌曲白侍郎作十二时行考文云：“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隅中巳，正南午，日昃未，晡时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即是一份十二时制和十二时辰之制的对照表，十分规范。

         我们从古代计时制度的流变之中，可以看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状况的演变，当然这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天文历法的不断精确分不开的。

说起日始，其时平旦、日中、昏暮、夜半四个时刻很可能都被考虑过。但最后留下的是夜半，是有其道理的。

       首先是日中，这个时刻应该是最容易测量的，但是也是人们主要活动的时刻，上古时人们只吃两顿饭，甲骨中的大食和小食就是吃饭的时间，这个风俗大概一直持续到秦汉。那中午干什么呢？《易经·系辞下》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中午前后，是人们劳作和交易的时刻，要是人为分为两天，就太不方便了。

         其次是日出、日落。也有很大问题。由于随着季节的变化，加上阴天下雨，日出日落的时间变化很大且有时难以确定。在人们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时还可以，随着天文历法的精度越来越高，这两个时刻也是不合适的。

         最后是夜半子时。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东汉张衡作出了从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重大改进。使得漏箭这一计时仪器的精度大为提高。人们可以不用依靠天文观测而能连续、精确的计时。这样夜半子时作为一日分界点的测量条件就具备了。同时夜半是人们休息时间且固定，以它为一日的分界再合适不过了。

所谓天文历法，我觉得是有其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天体本身的规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研究天文，方法、思路可能不同，但其规律是同一个东西，到了一定深度后，会有一些相同的东西，这不是巧合，而是规律的作用。就像神数三、七的应用，东西方是一样的，但肯定没商量过。

     另外一个就是人们生活的方便需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我们深入研究之后，有些事情，就不觉得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