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清史研究概况

1995年清史研究概况
            杨珍
               
            1995年我国的清史研究,仍然保持着将近20年来的持续发展势头,研究领域广泛,成绩可观。下面分类作一简述。
            一、政*治史研究
            清入关前史、清军入关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等问题,是本年度政*治史的研究重点。由何龄修、郭松义等撰写的《中国史稿》第7册(清代部分),本年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叙述1644年清军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的清代史事(清入关前史载于《中国史稿》第6册),是继《清代全史》、《中国通史》(第9、10册)之后又一部清朝史。
            论文方面,滕绍箴《满洲满族名称辨析》(《满族研究》第3、4期)一文,指出满洲民族在其发展时期,已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特点。清中叶始,“满洲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满洲名称始让位于满族名称”,清末民初是满族名称最后确立时期。张敬秀《清代一元制与江户时代二元制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清代政*治制度高度集权,严密控制各级官吏。江户时代的日本,天皇与握有实权的幕府并存。幕府对于世袭各藩的统治较为松弛,后者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较高。日本社会的发展在不少方面超出了中国。周积明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三次延误》(《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研究了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乾隆末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以及道光初年陶澍财政改*革等史事,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早期现代化的三次机会,但均被统治者所错过。
            王钟翰论述了《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指出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中所汲取。百余年中,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逐渐与汉文化融合。清代文化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化合物,与中华文化不可分割。邓天红《试论清代满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一文指出,满族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在保留一定民族性的条件下,积极吸取中华各族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中的先进内容,从而创造了满族新文化。张玉兴《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清史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1644年清统治者抓住农民军推*翻明朝这一良机,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使清军“成为忠义之师”,以此缩短满汉文化差距,形成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为清朝入关创造良好思想环境。
            阎崇年《论宁远争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天启六年宁远之战,明清双方各有胜负。皇太极总结宁远之战的经验,改变战略,变革八旗军制,而明朝却对失利之处掩盖搪塞。这是明清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魏鉴勋《清入关前军功集团与智囊集团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一文,剖析了入关前清朝的军功集团和智囊集团,以及二者对后金政权、后金社会等方面的不同作用。清入关后,两个集团逐渐被满汉官僚集团所取代,不再以职能划分,而以旗籍为别了。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顺治“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炮制。为集中皇权,孝庄决定由玄烨继位,“实行非宗室的四大臣辅政体制”。为防止诸王贝勒反对,她不得不以顺治“遗诏”的名义宣布这些重大决策,并“名正言顺地改变顺治帝亲政后的所作所为”。郭松义《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下简称《纪念文集》)一文,论证了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遣散三藩军队、整顿绿营军、调整绿营驻防格局、加强八旗驻防等问题,指出这对清代军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许鲲《清初有关法令与太后下嫁传说》(《满族研究》第1期)一文,依据清入关前后有关婚姻法令的严格执行情况,否定了太后下嫁说,并对发现太后下嫁诏书一事提出质疑。姜相顺《康熙帝晚年立储之谜》(《满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康熙帝“突然病情恶化而死去,未及留下传位遗诏,胤?乘机夺取了皇位。他夺位的关键人物是(佟氏家族的)隆科多”。“佟氏家族为保持亲贵地位”,插手皇位问题。
            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康熙帝挫败郑经的“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二人“确都做出了各自的伟大贡献”。李鸿彬的《施琅与吴英——兼论澎湖海战》(《纪念文集》)一文,根据清同安总兵官吴英所著《行间纪遇》(手抄本)一书,对吴英在施?统一台*湾之役中所起作用,如出谋划策,制定澎湖海战作战方案及争取郑氏的策略等作了论述。
            李尚英《雍正行政区域的变化》(《纪念文集》)一文,考察了雍正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和扩大,认为这是雍正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疆域,并开创了雍乾之际纂修方志的潮流。杜家骥在《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指出,清代铨选制度“集唐宋以来历代铨选制度之大成”,并有所发展。它“基本沿袭明代”,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官僚制度的腐朽方面。朱金甫的《清代胥吏制度论略》(《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认为,清代胥吏制度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但胥吏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与官员合作敛财,成为一大弊政,是“清王朝腐*败黑暗和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周苏琴《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一文,分析了顺康二帝最初的寝宫所以在保和殿的原因,并指出顺康二帝其后相继移居乾清宫,表明满族的居住方式“最终为封建的宫廷制度所代替”,反映了清统治者的加速封建化。
            本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召开“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为此特出专号。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9月20日)一文指出,“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西欧国家逐步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中国却被“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失去认识、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郝秉键在《18世纪中日政*治思想的反差》(《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中说,18世纪日本学术界等对朱子学世界观、华夷观和锁国观的认识,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开始了解、学习西方。而中国思想界“仍然死气沉沉”,延缓了近代化的步伐。
            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指出,乾隆在“完善惩贪立法的过程中,加大了执法力度”,却“对关系全局的京中权要营私玩法”采取纵容态度。“经济繁荣而道德沦丧的病态世相”,是当时贪污大炽厉禁不能止的社会原因。高翔的《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他具有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显著。陈桦的《论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依据自然条件、劳动者自身素质等因素,“将清代社会划分成为八个自然经济区”,并对各区情况作了比较。成崇德《18世纪中美边疆问题比较研究》(《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从“疆域形成,边疆的矛盾和冲突,边疆开发”三个方面,对中美边疆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以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开拓我们对清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路”。王思治、吕元聪(香港)《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叙述了康熙十六年后,康熙帝对噶尔丹与沙皇俄*国勾结、妄图分*裂祖国的行径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
            秦宝琦论述了《18世纪中国秘密社会与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清史研究》第1期),指出18世纪秘密宗教开始复苏、兴盛。农民武装斗争不可能将中国历史发展推上更高阶段,这是18世纪中国农民阶级的悲剧。宋军《早期天地会结盟仪式及其象征意义》(《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结盟仪式增加结盟者的成员意识,有效整合了处于秘密状态的结社团体,它“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
            黄爱平在《刘逢禄与清代今文经学》(《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中说,清中叶今文经学成为“各种经世思潮中的一支生力军”,刘逢禄则是今文经学复兴中的关键人物。在《18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中,吴建雍认为,清朝“内部经济政策的相对开*放,缓解了外部封闭造成的压力”。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失去发展良机。但是,不能认为“清朝是个停滞的帝国,并以此论证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二、经济史研究
            商业贸易及地区经济问题,是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王兴亚《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的缓慢恢复》(《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剖析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长达70余年的原因,认为不应简单归结于清朝入关,或忽视清统治者在政策上的局限与失误。郭成康、郑宝凤的《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一文,论述了“不加赋”政策在乾隆中期以后对经济、财政、国防等方面造成的恶果,以及对中国的严重束缚。直到晚清,有志之士才“跳出了传统治国理财思想的窠臼”。刘秀生《清代地方官的商品经济思想》(《纪念文集》)一文指出,清代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官开始探讨贫困原因,重视商品经济,提倡、推广商品生产。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探讨》(《齐鲁学刊》第4期)一文指出,明清江南地区生产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但消费结构的内部比例仍不合理,因而难以出现质的突破,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
            姜守鹏《明清时期的北方劳动力市场》(《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清代北方劳动力市场比明代更为广泛,明清两代劳动力市场上已形成市场价格,并随着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刘永成《明清时期永佃制的发展及其演变》(《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论证了永佃制的性质及其进步作用,认为将永佃制看作封建性质,或是对永佃制的作用估价偏高,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董蔡时的《永佃制研究》(《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分析了苏州地区永佃制的起源、永佃制下土地产权的归属及租田是否永佃,租栈与永佃制的关系,永佃制剥削的残酷性等问题。
            郭松义《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一文指出,北方粮食生产在清代有较明显提高,但北方农民生活水平及粮食自给率仍低于南方。除东北地区外,没有出现地宽量大的余粮区。在《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黄冕堂论述了清朝各个时期各地区的粮价变化情况,指出其不断上涨趋势,认为清朝人口增长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和粮食贩运出洋,是粮价上涨的原因。邓亦兵的《清代前期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分析了清代粮食运销和粮食市场,指出当时人们所需食粮的大部分,是靠市场调剂,从而使粮食贸易的规模超出前代。
            李琳琦在《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心理探析》(《历史档案》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徽商奢侈性消费的心理原因,它对于社会风气、徽商资本积累等方面的不良影响等问题。王廷元《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论证了徽州商帮形成的四个标志和四个发展阶段,指出这“恰与明清两朝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相一致”。王世华《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安徽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徽商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封建政*治势力采取依附、逢迎与仰攀态度,为此耗去大量资本,同时又加强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剥削。李华《清代河南商品经济与商人》(《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清代河南经济有明显进步,与鲁、晋、陕、直、皖等省处于同一水平线,略高于西北各省。在河南的外省商帮中,晋、陕商帮占绝对优势。
            郭松义《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考察了清代前期内河航运在当时交通运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内河航程长度、船舶种类、船只数目和总运载量等问题。韩恒煜《李卫开发玉环山岛述略》(《纪念文集》)一文指出,浙江玉环山岛是一座资源丰富的宝岛,清初被人为地抛荒禁垦。李卫最先认识到其开发价值并付之实践,成绩斐然。
            三、民族史研究
            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意义”。鄂尔泰主持下的改土归流成效显著。在《清代金川改土为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中,徐怀宝研究了乾隆年间两次大小金川之役后,清政府于当地进行大规模屯田的情况及其历史作用。李世愉《土舍考》(《纪念文集》)一文,探索了土舍的内涵及其演变,并将土舍与土目进行比较,认为文献中对土舍的用法十分复杂,阅读文献时,应把握土舍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含义。廖祖桂等《论清朝金瓶掣签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指出,这一制度是清廷为革除活佛转世制度的积弊,振兴黄教,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西*藏的长期稳定,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邓锐龄《关于1652年—1653年第五辈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九年达*赖喇嘛晋京在民族关系史上有深远影响。该文还探讨了达*赖喇嘛初次晋谒顺治帝的住所等问题。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探讨了丹噶尔(今青海省湟源县)自雍正二年后发展为黄河上游区域性商业重镇的历程,以及在该地区民族贸易活动中起有重要作用的“歇家”制度等问题。文言《锡伯族共同体形成的浅见》(《满族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锡伯族源于明代史籍中所称的“熟女真”,并分析了锡伯族“为什么没有成为满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形成了锡伯族共同体”的原因。李之勤研究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以及巡边制度所体现的清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辖,它在保证边防安全、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四、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宗族、婚姻家庭、妇女及秘密结社等方面。
            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绅士是一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它“拥有卫护传统社会纲常伦纪的职责”,这“是无论皇权还是官府都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叙述了徽州方氏宗族在历史上的几次迁徙及其与16世纪初社会转型的关系。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对这一时期宗族统治渗透到农村的各个领域及宗法大于国法的实际情况,予以详细分析,并就宗族的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剖析了太平天国失败后,苏州义庄义田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义田从本质上来说,是更为落后的封建土地关系”。邢铁《明清时期孔府的继承制度》(《历史研究》第6期)一文指出,孔府的宗祧继承,“比其它任何家族都更为严格和完善,内容也更为丰富”。孔府所以历久不衰,这种特有的继承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
            刘潞《清太宗时满蒙婚姻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及《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第3期)二文,详细统计了这一时期满蒙联姻的人数和次数,并论述了满蒙联姻的社会功能,联姻与自然环境、家族分布等因素的关系。定宜庄《清代满族妇女‘殉节’浅识》(《纪念文集》)一文指出,清入关初期,满汉民族在妇女问题上的观念、习俗还有很大差异。康雍时期,八旗“烈女”中人殉与贞节的界限还不易区分。由于乾隆帝的激劝,八旗“烈女”人数迅速增加。许周鹣《论明清吴地女性自强意识的初醒(《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指出,吴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在明清时期发展较大,劳动妇女参与部分商品生产;上层女子中学诗作文蔚为风气。这触发了女子自强意识的觉醒。
            《清代救灾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李向军论述了清代救灾的程序、制度等问题,认为清代救灾制度“措施全面、立法完备、执行严格、效果显著,迥异于前代”。
            谢景芳《天花与清初史事评议》(《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就顺治帝之死、康熙帝继位及避暑山庄建立与天花的关系进行剖析,指出天花对清初统治者的重大影响。宋抵《清初满族预防天花史证》(《满族研究》第1期)一文,论证了清统治者入关前即已为天花所困扰,以及所采取的有关措施等问题。
            何龄修《明清的隔壁戏》(《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认为,隔壁戏“是在口*技艺术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令人喜闻乐见的艺术。隔壁戏传世约三百多年,因清末对口相声兴起而消亡。它的消亡也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王政尧《论满族与清代戏剧文化的发展》(《纪念文集》)一文指出,清代的戏剧文化相继出现昆曲再度繁盛等辉煌篇章。其间,满族各阶级和阶层对戏剧文化由支持、提倡到直接、热烈参与,促进清代戏剧文化蓬勃发展。
            任光伟《谈东北汉军旗人及其“烧香”与云南流人之关系》(《民族艺术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东北汉军旗人的祖先,大都来自云南。“烧香”是明代东北汉人祭祀的延续和发展,也受到满族及云南一些习俗的影响。罗尔纲为赫治清的专著《天地会起源研究》所写序言——《〈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史研究》第4期)中认为,“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开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该书也是“全面地系统地对清前期天地会进行研究”的专著。何龄修为赫治清的专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所作序言《〈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6期)指出:“天地会起源,是天地会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涵盖了天地会前期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并且与中、后期历史也有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已为信史。何龄修在为胡珠生的专著《清代洪门史》所写序言——《读〈清代洪门史〉》(《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中,认为依据胡的论证,“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可以成立了”。何还说,他近日在《赵执信全集》中发现了反清首领万云龙的事迹,“这个万云龙的出现,增加了康熙说的份量”。罗癤《试论天地会初期的性质——兼与戴逸、秦宝琦先生商榷》(《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认为,天地会自始即是一个政*治色彩强烈的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纲领,有其深刻的阶级、民族和历史文化的根源,以及地域的特殊背景”,仅仅以华夏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来概括天地会的“反清复明”问题,是不够全面的,未能揭示问题的实质。秦宝琦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步完善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洪门是下层群众为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他还在福建日报(8月19日)发表了《天地会是万五道宗创立的吗:评万姓集团即天地会说》一文。连立昌在《天地会手诀歌诀的佛教痕迹——提喜创会新探》(《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中指出,天地会的手诀、歌诀有着浓厚的佛教气息。西鲁故事中的达宗和尚万云龙,是高溪庙附近、建于明成化三年的长林寺开山祖达宗和尚。这位达宗和尚的墓“就在寺基后山坡上”。秦宝琦《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新发现——浙闽黔三省实地考察的创获》(《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探索了浙江无为教祖师应继南,浙江、福建姚门教及其祖师姚文宇,青莲教第十二代祖师袁志谦的情况,“订正了以往史料及论著中的讹误”。
            五、学术史研究
            王俊义《论清代学术思想特色与清初经学的复兴——兼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哲学研究》第5期)一文,研究了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等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该文还对台*湾学者林庆彰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一书进行了评论。杨国强《儒学的演变和清代士风》(《史林》第1期)一文指出,顾炎武等所倡导的明道知耻、通经致用,其后演变为“以考证为功夫的实证和博证”,在经学、朴学等名目下,“蔚为一时显学”,而“人物、学术、世风都在沉寂细碎之中日趋而委靡”。朱义禄《古今与中西的会通——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思维方式再探》(《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指出,“会通,是指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后,进而萌生出新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思维方式,“均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会通”。
            陈祖武《〈明儒学案〉杂识》(《纪念文集》)一文,研究了《明儒学案》的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指出《明儒学案》在历史学、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书寓求新于继承之中,又匠心独运,使中国学案体史籍臻于完善和定型。李学原《黄宗羲佚文〈附议〉简介》(《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姚江书院志略》卷上载有黄宗羲的《附议》一文,属黄氏佚文。佚文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蕺山学派与姚江学派的关系等问题。
            钱茂伟《〈姚江书院志略〉的编刊与史料价值》(《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探讨了对于研究姚江学派具有重要价值的《姚江书院志略》增订本的刊刻时间、编者等问题,并指出它的史料价值。冒怀辛《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该书主要篇幅为“人身、饮食、器用等之记载”,也“可以见到方以智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对待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态度”。后者是该书的“特点及主要价值所在”。陈祖武《孙奇逢与〈理学宗传〉》(《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认为,该书的撰写目的,不仅是“为阳明学争一席儒学正统地位”,更在于孙奇逢从“宋明理学史的总结,寻找儒学发展的新途径”。该书在当时的学术界,特别在北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第4期)一文,从“虞廷十六字”对程朱理学的意义等方面,对余*英*时提出质疑。该文还探讨了闫若璩论证“虞廷十六字”真伪的学术动机等问题。刘德鸿《满汉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通志堂经解〉述论》(《清史研究》第2期)指出,《经解》是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满汉合作进行传统文化总结的一个范例。
            六、中外关系史研究
            张云台《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输入中国之管见》(《科学学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这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微弱,统治者及其政策的局限性以及传教士来华的政*治、宗教目的等因素有关。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才“由容教变成了禁教”,维护了国家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对传教士实施的是一种“明松内紧”、“外宽内严”、广泛使用,严格控制的禁教政策。沈定平《论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一文,对耶稣会士卫匡国在“进一步确定和发展利玛窦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他对奠定早期欧洲汉学基础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论述。
            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历史档案》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中琉两国长期互救飘风难船,加深了两国友好关系。琉球在护送中国难商之船时所进行的贸易活动,进一步促进中琉两国的贸易发展。
            七、人物研究
            王思治、李鸿彬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八卷,张捷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本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二书各收入60篇传记,涉及康雍乾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学术、文化等方面的代表人物,以及来华耶稣会士等。郭长庚《应当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第4期)一文认为,康熙帝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封闭的一面,继承重本抑末政策,拒绝重大变革,延长了衰亡中的封建社会,从而使中国失去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马里千《李长祥遗事钩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根据“石井道士传”等材料,对这位还有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著名复明志士生平事迹,作了补充。何龄修《再谈关于柳敬亭的几个问题》(《纪念文集》)一文,探讨了有关柳敬亭的行踪、说书品种、艺术特点和成就等问题,并就继续深入研究柳敬亭一事阐述了看法。吴伯娅《孔四贞研究》(《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对孔四贞的生年与入宫始末,清廷以孔四贞控制定藩部队,又利用孙延龄、孔四贞夫妇矛盾制约其权势,以及三藩之乱中孙、孔二人的表现等问题,作了探讨。王钟翰《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问题》(《燕京学报》新1期)一文认为,“我们不能说光地没有学问,不是理学家;也不能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没有做出过贡献”,但是“其为人,一句话概之,不外‘权术’二字”。应实事求是地给光地以合情合理、恰如其分的品评。赵秉忠《桐城张氏父子并跻相位论》(《清史研究》第4期)一文,从学习、入仕,“致君泽*民”,“晚节”方面剖析了张英、张廷玉父子,认为他们对康雍乾三帝的成长和清朝大业的稳固发展有重大贡献。孙琰、孙文良《论阿桂》(《纪念文集》)一文,认为阿桂是清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经历康雍乾嘉四朝,是目睹清朝走向鼎盛并由盛而衰的见证人,还是直接参与其事的“文武重臣”。李乔《沈三白师爷生涯考略——〈浮生六记〉发隐》(《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根据《浮生六记》探索了沈三白的游幕生涯,认为沈三白是个正直的穷困师爷,他多才多艺,是“园林、楼阁、盆景等艺术的行家”。
            本年度还召开了“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学术讨论会”、“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第四届清代宫廷史学术讨论会”等学术会议,讨论了有关清史诸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