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

好蛋

■郭庆祥
    清代皇家宫廷艺术收藏品（主要指《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是近年来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大热门。每每标上“《石渠宝笈》著录”标签的拍品，在市场上就能够拍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好价格，并因此而引导了当前的收藏走向。但是，著名收藏家郭庆祥经过仔细长期的研究，对清宫皇家收藏特别是《石渠宝笈》著录的古代书画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清宫皇家收藏所体现出的收藏趣味进行了尖锐的剖析。虽然作为一家之言，郭庆祥的某些观点还不够全面，还有待商榷，但是，郭庆祥此文不乏真知灼见，敢言人所不敢之言，读后启迪良多。
    有朋友前来，说最近拍卖市场过去清代皇家收藏的艺术品，尤其是《石渠宝笈》著录的古代书画价格飞涨，获利可观。你是一个大收藏家，何不也参与一下呢？
    我听罢微笑，说你停，对于皇家收藏我一向觉得庸俗可笑，说客气点这是收藏的一个误区，说得不客气一点，那是麻雀跟着蝙蝠飞，费眼又遭罪，瞎折腾。
    见朋友表情一脸错愕，于是我为他详细道来。

好蛋

人们现在所谓的皇家收藏，大多是以清乾隆时期为主的宫廷艺术品，也包括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日常用品。确实，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可谓盛世，帝国版图和实力世界第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坐享康、雍基业，附庸风雅，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文武双全，诗词书画、鉴赏收藏无所不能的太平君主，在他一手领导下的“文化大业”，往往给人以海市蜃楼般的辉煌错觉。

乾隆的收藏也“专*制”和“极权”
    但实际上，清代皇帝由于其本身的文化自卑，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异常严酷。尤其是这位乾隆皇帝，色厉内荏，虚伪阴狠。表面上他弄得好像精通艺术，倡导风雅，其实只是他一人的自娱自乐，让真正的艺术家们靠边站了。他主持修《四库全书》，真实的目的不是保存中国传统的典籍和文化，而是假此机会搞思想大检查和大清洗。他本人亲自挂帅，审核严查并禁毁一切违禁图书，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万1千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连戏曲剧本以及佛、道、回教的经书都不放过，因此给中国文化造成巨大的损失。又是这位乾隆皇帝，创纪录地大搞文*字*狱，清代80%的文*字*狱都是由他挑起，文人士大夫说话稍有不慎，即遭杀身之祸，而且株连九族。
    乾隆在收藏方面也同样“专*制”和“极权”，抹杀真正的艺术，所有事情都以他个人的喜好说了算，臣下们只有奉承附和他的份。这种专*制的皇家收藏其弊病可想而知：首先是刚愎自用，真假不分。例如他先收到元代黄公望的一卷《富春山居图》，以为是真的，大加赞赏，在画上长短诗文识跋达五十六则。后来当真的那卷进宫后，他碍于自己皇帝的面子，又矢口否认真品。其次是夸示炫耀，糟蹋艺术。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常常在收藏的书画作品上随意题跋，乱涂乱画，他的诗文和书法都不高明。再加上他那几方俗称“五玺”的收藏章，触目突兀地盖在所有作品的主要位置，把好端端的一件艺术品弄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严重破坏了作品本身的审美性。在这一点上，说他是“破坏”文物的罪魁祸首并不过分。第三，好大喜功，滥用财力，制作了许多繁琐庸俗的新工艺品，虽然有些在工艺上登峰造极，但艺术品位繁缛琐碎，庸俗倒退。最后，因为乾隆皇帝的文化专*制，所以由他自编自演的只是一场个人秀，臣工、文人、画匠们统统退居二线，被当做工具使唤，根本没有他们从事艺术创作的自由，最多做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创造性的文化贡献几乎为零。总之，通观乾隆皇帝的收藏，只会做表面文章，虚荣炫耀，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古代书画的鉴定历来是乱象丛生
    现在许多所谓的藏家，过分相信乾隆皇帝的文化水准，甚至迷信他的鉴定眼光，高声叫嚷，乾隆皇帝比我们早二百多年，他对古画的鉴赏水平肯定比我们现代人要高得多。有些人更是热烈追捧《石渠宝笈》，对书中的著录，或者上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记的字画，无比迷信。似乎只要拥有这几颗鲜红的皇家大印，自己就沾上了皇气，找到了贵族身份。至于作品的真假与否，艺术水准的高低与否都一概置诸脑后。这种“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或者说买符号买身份唯独不买艺术的收藏现象，同样反映了这些收藏者的文化自卑。
    古代书画的鉴定，由于各种原因，历来是乱象丛生，莫衷一是。赝品和造假在古代是层出不穷。比如明代时，画家文征明的作品上午卖出，摹本下午就在市场上出现。即使乾隆本人也常常拿出内府所藏古画，命宫廷画家仿作，弄得许多东西真假难辨。晚清民*国更是一个作伪的高峰时期。近年来许多海外回流的所谓古代字画瓷器，大多就是这个时期造假后专门行销到日本、美国去的。除了“苏州片”之外，其中就有专门仿作宫廷字画、御用瓷器的团队。典型的例子是几年前在香港一次拍卖会上创出天价的一件珐琅彩小瓶，其实也就是一件民*国仿品。今天，在博物馆中究竟有多少古画是由张大千这样的仿作专家们制作的还不是搞得很清楚，不要说那些更早的高仿了。而且，解放以来，大多重要的古代书画作品，尘埃落定，基本均为海内外博物馆所藏，流散在民间的屈指可数，其收藏对象在质和量上都是非常狭窄可怜的。
    另外，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组织的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对全国古代书画收藏机构进行普查鉴定，但其实际成绩也并不理想。

收藏固然需要钱，但更需要眼力和远见
    现在，某些财大气粗的收藏者自以为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买下文化；以为有钱就是收藏家，真是可笑。这往往也是拍卖市场宣传的一个圈套。收藏固然需要钱，但更需要眼力和远见。有人说：“一个国家在不能输出价值观的时候，是不能被称为一个大国的。”同样，当一个收藏家不能拥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收藏理念，并将这种收藏理念传播出去的话，也是不能称作大收藏家的。他也许只能被称之为一个藏品保管员，因为即使他花了亿万资财，也还是一个睁眼瞎，是不配收藏家这个称号的。还有，你千万要记住，收藏不能光想着赚钱，不能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否则他只能算作倒爷。

好蛋

盲目的文化自傲
    (孙逊)近日，读到郭庆祥先生的大作《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文章的中心观点是乾隆是位“色厉内荏、虚伪阴狠”的封建专*制皇帝，他的“收藏”自然也“专*制”和“极权”，具体表现在“刚愎自用、真假不分”，“夸示炫耀、糟蹋艺术”，“好大喜功、滥用财力”等多个方面。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著录古代书画的《石渠宝笈》也一起遭炮轰质疑。郭文提出不迷信清宫皇家收藏，这有它合理正确的一面，但文章对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的总体评价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示了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傲”。而文章随意乱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也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说乾隆“文化专*制”，这完全正确，我们还可列举出更多更确凿的历史事实；但由此引申出乾隆的收藏也“专*制和极权”，再由此扩展到整个“清宫皇家收藏”，并以“庸俗可笑”四字以蔽之，恐怕于情理和历史事实都不符。
    其实，所谓“清宫皇家收藏”，不只是乾隆个人的行为，而是历代皇家收藏的传承和积累，是前代和本朝艺术精品的汇聚和集大成。由于皇家的特殊地位，其周围总是可以积聚到一批当时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鉴赏家，因而其收藏自然囊括了传世最优秀的作品。虽然这些艺术家和鉴赏家难免会跟着皇帝的个人喜好打转，“做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但他们毕竟代表了那个时代创作和鉴赏的较高水平；虽然乾隆本人的艺术趣味不算很高，鉴赏水平更是有限，但也不至于低到“庸俗可笑”，乃至于蠢到“买椟还珠”；虽然皇家收藏中也会吃进一些赝品和平庸之作，但总体而言它是传世精品中一座最丰富的宝藏。即如《石渠宝笈》，我们尽可以对其中一些著录重加考订和分析，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岂可一笔抹杀？仅凭一些似是而非的推断，就给清宫皇家收藏贴上诸如“专*制”、“极权”和“庸俗”的标签，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因为乾隆是专*制皇帝，因而他的收藏和整个清宫皇家收藏也都“专*制”和“极权”，那么历史上的帝王哪个不是专*制皇帝？推而广之，历代皇宫内府收藏岂不都是“专*制”和“极权”的衍生品？哪还有什么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可言？其实，“专*制”和“极权”是政*治层面的概念，和艺术品收藏的高雅和庸俗并无直接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其“专*制”、“极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的艺术精品才大都入其囊中。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的皇家宫廷收藏也都是如此。
    郭文讽刺迷信《石渠宝笈》和清宫皇家收藏是反映了这些收藏者的“文化自卑”，其实俯视和藐视更反映了当下某些收藏者盲目的“文化自傲”。“文化自傲”和“文化自卑”同样不足取，因为在“文化自卑”的背后，作祟的是对古人和皇家的盲目崇拜，而在“文化自傲”的背后，潜藏的是对历史的虚无态度。
    任何艺术品收藏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汰，这是古今通则。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著录的，大都是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淘汰而积淀下来的精品，即便其中有平庸之作，其历史文物价值也已使作品变得沉甸甸。而被当下某些炒家标榜和炒作的某些所谓的“当代大师”作品，最终也并未经过历史的淘汰，谁能保证它们的价位永远“翻跟头似地往上涨”呢？依个人浅见，被当下某些炒家高调收藏的某些“大师”精品，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要被历史淘汰掉，而被郭文指为“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再经历史的风雨，也会更加彰显出它独特的历史文物价值。

收藏"大佬"、"艺术警*察"郭庆祥:"雅俗"是相对的
   (石建邦)收藏“大佬”郭庆祥常常出语惊人，议论风生，素有“艺术警*察”之雅号。他曾经批评当代艺术中的丑态图像是“伪艺疯狂”，垃圾里的商机；还对收藏界的鉴定状况，艺术作品的收藏标准等提出种种质疑和看法，反响甚烈。
    郭先生再撰宏文，炮轰清代宫廷皇家收藏现象，认为无论乾隆皇帝还是当代的某些收藏“暴发户”，其收藏动机都是好大喜功，满足虚荣，藏品不但真伪莫辨而且大多没有艺术价值可言，因此是一种庸俗的收藏。文章一石二鸟，引起业内哗然。
    确实，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康、雍、乾三朝盛世，就数乾隆的文化大业中，形象工程搞得最多，花费国库无数。他一手修《四库全书》，一手大搞文*字*狱，色厉内荏，夸饰炫耀。而那《石渠宝笈》是清宫庋藏历代书画的总记录，但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假画不少，庸劣之作更是无数，其中歌*功*颂*德的马屁之作尤为俗不可耐。

    文化事业，做总比不做好，建设总比破坏好
    不过，雅俗是相对的。文化事业，做总比不做好，建设总比破坏好。从文化大局方面衡量，不要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李自成之流进京的烧杀破坏来，乾隆爷们的文化事业允称辉煌，他们不但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数精粹部分，而且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性传承，特别是物质文化史的巨大发展，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方面也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要说牛，以乾隆爷为代表的“清三代”确实有它足资炫耀的资本，那时候的中国就是今天的美国，超级老大，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万国来朝觐见皇帝必须下跪，文化建设方面的气派也自是非同一般。即使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国初皇帝们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欧洲传教士云集北京，朝廷聘请洋人汤若望掌管天文历法，并制作各种科学仪器。康熙向外籍教师学习几何、代数、微积分，仿照西洋建筑格局建造圆明园，今天即使里面的一个水龙头也被“妄人”们追捧到几千万的天价。记载雍正生活的一本《行乐图》更告诉我们，他当时的衣着打扮曾经一式假发西服领结，模仿过欧洲宫廷的时尚。宫廷画家中除了中国人外，照样还有郎世宁、艾启蒙等西洋画师供职御前。甚至后来的慈禧太后还专门请美国女画家绘制油画肖像送到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这些西洋血液无疑使清代的艺术面貌更加丰富多彩。而尤其在工艺品的制作方面，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能工巧匠和珍贵材料用来供清政府驱使服务。因为皇帝好西洋钟表等奇技异器，所以当时欧洲许多作坊专门为之生产琳琅满目、宫廷繁多的钟表制品，进贡御用，至今仍陈列在故宫的珍宝馆中。为了烧制精美的瓷器，政府专门派遣督窑官负责控制官窑瓷器的生产质量，并求新创变，无论从设计、绘画，到制造，均可谓登峰造极，创造了艺术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即使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瓷器工艺仍然无法与当时的成就比肩。据瓷器专家耿宝昌回忆，周总理生前曾六次批评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质量低劣，无法与乾隆时期相比。另外，在玉器、景泰蓝以及玻璃等杂项工艺品的制作方面，乾隆朝同样也达到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今天，“乾隆工”已经成为工艺制作顶峰的一个代名词。
    总的说来，乾隆皇帝作为一个艺术文化财富的集大成者，其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建立了一套精美高雅的宫廷文化标准，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宫廷文化相比毫不逊色，并且成为世界文化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影响深远。今天郭先生如果将之一概斥为庸俗，那是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乾隆时期扬州盐商富得流油，钱多得没处花，但就是没有文化，有人造个马桶也要大得晚上爬梯子才能上去，以为高雅，好比现在某些“煤老板”买车一买悍马十辆一样，遭人耻笑。相比之下，乾隆与他们，究竟是谁俗谁雅？
    高雅和庸俗各自虽有底线，但有时往往见仁见智，没有明确的分界。有时候还彼此转化，所谓大俗大雅，经常最俗的东西可以变得很雅，而很雅的东西却又会变得很俗。

    “学术”两字看似清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模糊含混的概念
    仔细想来，郭先生批评清代宫廷庸俗收藏，与他多年来大谈学术性收藏，高标自己的收藏品味大有干系。所谓学术性收藏，也许本意是想与那些捡破烂、投机性和炫耀性的收藏拉开距离、撇清关系，借以彰显自己的清高门户。但是，在笔者看来，“学术”两字看似清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模糊含混的概念，像一个大箩筐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好比汽车的概念，夏利和奔驰都是汽车，但在性能和质量上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似乎郭先生没有讲清楚。
    还有，收藏品味的高下其本质也不是石崇斗富，以价钱贵贱为唯一指向。以某些收藏“暴发户”们的常识看来，奔驰比夏利好，劳斯莱斯更比奔驰牛气，而当他们看到别人玩游艇、玩飞机时也许就更自卑更没有底气了。现在许多人实际是以这样的攀比心理来玩收藏、看收藏的。但真正的收藏其实不比这些，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真正的收藏其实比的是一个收藏家的境界、眼光和气度。雅俗之间的分寸往往也在这里面微妙拿捏。
    元代画家倪云林，历来被视为清高绝俗的“高士”，他最懂雅俗之别。传说他曾经因为拒绝豪强首领张士诚弟弟的求画而惨遭毒打，人们问他遭打的具体细节，他就是不肯吐露，说这种事情“一说就俗”。他清楚，俗的东西是不能多说的，特别是出诸像他那样的高士之口，一旦你说出来，那么你也变俗了。同样，高雅的东西也是，只能去做，不能标榜或吹嘘，否则也是一件很俗的事情，非常跌份。
    因此深究起来，目下鼓吹的所谓“盛世收藏”也是一个庸俗的伪命题。相比之下，放宽收藏的视野，我倒更加尊敬那些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保存文化香火免遭毁灭而节衣缩食、散尽家财、四处奔走的人士，他们的收藏品格才更显高贵。所以，张伯驹、郑振铎等人的乱世收藏故事才是最让人品味收藏冷暖，领略藏家雅俗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2009年春季以来，从林风眠的假画事件到现在郭先生对清代宫廷收藏庸俗性的质疑背后，让我看到了中国艺术市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或者说是一个反思阶段。

好蛋

《石渠宝笈》价值几何？

   (郭庆祥)一篇《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引起了文化界和收藏界的热烈反响和争议。石建邦、孙逊等专家先后撰文，提出了不同看法。郭庆祥先生意犹未尽，又撰写了《<石渠宝笈>价值几何？》，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补充，并兼答石、孙两先生。
    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官方修史是推行  “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以配合统治策略，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著录文献，其目的就是制定著录，推行和倡导当时皇家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封建当朝者歌*功*颂*德。

《石渠宝笈》是要建立维护皇家需要的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
    此前，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式化的清初“四王”，并使其作品成为皇家的绘画标准。这可能是他确实喜欢“四王”绘画的缘故。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四王”作品的画面所呈现的“平淡面貌”恰与封建统治者希望达到的“天下安定”的政*治目的相符合。所以，此后乾隆编纂的《石渠宝笈》也同样渗透着皇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维护封建皇家需要的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推崇。
    “四王”之一的王时敏在《西庐画跋》中反复强调作画要和古人同鼻孔出气，“于古人同鼻孔出气，下笔自然契合。”而同时代的石涛提出的却是“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思想，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新奇”观点，却得不到皇家的赏识。虽然他两次被康熙召见，但他的绘画艺术却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
    从统治者对待“四王”和石涛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皇帝们真实的鉴赏能力和水平，他们一方面彰显对汉学文化的推崇，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们对汉学文化的某些误读。再拿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相对比，收藏界的共识就是：明瓷体现的是一种“雅”文化，而清瓷特别是乾隆官窑，由于刻意精工细作、纹饰繁缛华丽而显现呆滞僵化的风格，反映了其文化内涵的“俗”。同样例子，还在家具设计和制造上，影响当今世界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的明式家具，其典雅品位远远高于雕饰过繁过滥的清代家具。

《石渠宝笈》著录的并非全部是精品和真品，这已成为学界和收藏界的共识
    《石渠宝笈》仅仅是用文字记载的、没有图片的自晋、六朝、隋唐到清朝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作品的“总账目”。它记录的是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乾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所限，而且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平庸之作，更收录了无数赝品，有的甚至故意以假当真。如以前我曾举例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其伪品首先进入宫廷，乾隆一见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后来真迹来了怎么办呢？他也明白真迹确实是好，但自己的话已说在前面了，不可能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贬低这幅真迹。这是由于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皇帝的家长一言堂造成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为后世的鉴赏带来了许多祸害。又如，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书画高手，形成了专门制作假书画的作坊，他们所造的假书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那时“苏州片”已具有相当高的造假仿制水平，几可乱真。有不少人就用“苏州片”进呈皇帝，这样的东西，《石渠宝笈》也照样著录。所以，《石渠宝笈》重要著录的画作并非全部是精品真品，虽然其中有中国美术史上的璀璨瑰宝，但同时也充斥着大量的庸劣之作、伪作和仿作。
    《石渠宝笈》著录的绝大部分作品被收藏在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博物馆以及一些外国博物馆中。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标称《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其来源可能是当时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被清帝赏赐出宫的或是当年清朝末代皇帝逃亡时被“折腾”掉的部分。
    因为没有图片，就可能被“有心人”编故事、钻空子，使得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当今，无数人按《石渠宝笈》里的记述伪造它著录过的书画。如民*国初年，北京地安门一带就出现了一批专以制售宫廷假画为生的作坊，人们称这种假画叫“后门造”。当年这些假画就哄骗过外国人、军阀和官僚，今天，还是这点东西，或许又“增加”了许多，就有可能在市场上哄骗有此嗜好的收藏者或不明就里的投资人。由于利益驱动，现在有的造假者的书画制造水平已经远高于某些“鉴定家”的鉴赏水平。所以，现在被标称《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就是“一趟浑水”，在“浑水”中能摸到“真活鱼”谈何容易？
    几年前在圈内曾发生一件真实的故事：某君花数十万元人民币购得一幅《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以为捡漏，甚是高兴。不久被人发现疑点，却是一件典型的“后门造”。他不仅找到了制造这件仿品的后代，又发现了大量的《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然后，这件东西再送拍卖行拍卖，竟然还拍得180万元，接手的买家是一位女老板。不知道现在这位新主人对这件东西有没有“新发现”？
    所以，宫廷收藏过也好，《石渠宝笈》著录过也罢，它们仅仅是一个记录，并不能保证被记录的作品一定是精品或真迹，更不能代替文物的鉴定和研究工作。同样，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可避免地编进了一些有问题的伪品仿品。因此，如果收藏者只是以平常心把它作为参考资料还行，要是真把它当做“宝典”盲目崇拜，那就非常危险了。

“皇家宫廷收藏”不过是市场运作的商业概念
    同样被《石渠宝笈》著录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前段时间又被拍卖了一次，如果确实是真迹，是一件顶*级国宝，卖6000多万元我认为一点都不贵。但回过头来一想，真正的国宝哪会在拍卖市场上反复出现？
    今天《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卖得好，明天就有更多的标称《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流向市场，似乎经过皇家收藏的就是真迹精品。但是，事实证明不是每张都是优秀的作品，也不是每张都是确真无疑的真品，特别是市场上流通的部分，更是鱼目混杂。所以，“皇家宫廷收藏”的标签只是近年来艺术市场运作的一个商业概念，它本身并不代表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和真假。
    今天的收藏圈，无非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自身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在市场中懂得独*立思考，相对比较理智；另一种人则缺乏必须的知识储备，对艺术品的选择更多的是依赖外部信息。保真是收藏的基础，精品体现收藏的格调，而当前艺术鉴赏的严重缺位和作伪猖獗，造成了某些人对著录从宠信走向迷信。如果收藏者或投资者过分地、非理性地夸大著录的作用并奉若神明，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我们谈《石渠宝笈》，是倡导在学习研究过程中不畏权贵，善于发现问题并且提出疑问。我认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历来是共存的。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认识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能含糊其辞，人云亦云。历史的糟粕，即使再古老，再华丽，也不会变成沉甸甸的文明记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创造性地发扬民族文化精华，才能重拾“文化自信”，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榜山人

唉，很熱鬧而已，亂花漸欲迷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