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他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20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转而将兴趣和精力投向办教育、办医院，从而踏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一、生平简历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873年10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他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1879年秋季，他进入小学学习，三年后转入一所实科中学，这是因为他以后要接管父亲的作坊。但是，1882年其父的过早去世改变了一切，他的家庭陷入困境。母亲决定让他日后从事新教的牧师职业，这要求他转入人文中学学习，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当时神学校的学费和普通大学一样昂贵，但由于它是由教会基金会资助的，因此是贫穷的青年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惟一途径。
1891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图宾根新教神学校的入学补考”，这个考试相当于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同年11月，他在那里注册入学。
1895年8月，卫礼贤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11月份被授予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主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1896年初，他在符腾堡战时后备军中做了短暂的替代性服役，另外还担任了代理牧师的职位。
1899年，卫礼贤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卫礼贤并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他是一个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的人，所以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这既是传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实现自己传教使命的一般手段。卫礼贤从一开始就对为中国孩子办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来中国刚刚一年后，他就与新婚妻子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规模不大，只有几名学生。后来，办学计划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于次年春天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1903年，学校迁入新址，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他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理解及早期翻译，多得益于他的帮助。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二、汉学研究
1.早期阶段：1902—1910年
如果把卫礼贤1902年在上海出版的德文杂志《远东》上发表其翻译的《三字经》作为他汉学生涯起点的话，那么到1910年出版他翻译的《论语》的第一个完整译本为止，可以视为其汉学生涯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期，卫礼贤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传教与办学。
（１）编写教材。其中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青岛，1902)、《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青岛，1903)、《德汉语言教科书——词汇、语法和汉语课文改写》 (青岛，1904)、《德汉语言教程——P·克兰茨教程》(青岛，1904)、《按笔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青岛，1909)等。这些教材是卫礼贤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的。
（２）尝试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其中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包括其他文学作品。除了《三字经》以外，卫礼贤还先后在同善会的《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上海《东亚劳埃德报》等德文报刊上发表了他节译的《诗经》(1904)、《大学》和《论语》(1905)、《三国演义》(1906)、《聊斋》和《吕氏春秋》(1910)等。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在这一时期学术翻译的最高成就。
（３）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如《中国的乞丐》和《山东省的教育》(1903)、《关于中国的形势》(1904)、《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和《中国的社交礼仪》(1906)、《山东的丧葬风俗》(1907)、《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1909)，《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1910)等。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
（４）与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学说结下不解之缘，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活动特别是汉学活动。包括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他的字(希圣)，以及他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早在1903年，卫礼贤就在青岛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该报告还出版了单行本(青岛1913)，在德语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于1909年在《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杂志上发表过《孔子的意义》一文。
作为卫礼贤汉学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在这一时期的汉学活动自然表现出某些不成熟的特征。比如，除了对于孔子和儒家典籍的研究和译介之外，其他活动很难说具有多少学术性。即使对于孔子和儒家典籍，他也主要处于学习了解阶段，对它们的认识理解尚显肤浅。
2.中期阶段：1911—1921年
1911年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卫礼贤的活动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
（１）翻译出版了《论语》修订版和《老子》(耶纳，1911)、《列子》和《庄子》(耶纳1912)、《孟子》(耶纳，1914)、《大学》(青岛，1920)，以及《中国的民间童话》(耶纳，1914)等。这些作品，使卫礼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虽然它们大多并不是第一次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人们却公认卫礼贤翻译的是最好的，这奠定了卫礼贤作为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地位。
（２）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青岛，1911)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耶纳，1911)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此外，他还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研究介绍中国问题的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没落的观点——摘自中国哲人列子的著作》和《中国动乱的原因》(1911)、《中国的儒教》、《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心理学——P·罗尔巴赫博士作导论》(1912)、《宗教在新中国的地位》和《关于中国道教的史料》(1914)等。
（３）发起建立“尊孔文社”，以此为依托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许多满洲王公和前清大臣都在青岛找到了避难所，卫礼贤见其中有许多是出身翰苑的饱学之士，就在礼贤书院内建了一所“尊孔文社”。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
3.后期阶段：1922—1930年
这一时期，卫礼贤彻底放弃了传教工作，他的活动几乎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交流，后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在中国只呆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回国了。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进入其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１）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包括与迪德里希斯达成的出版计划中的后几部，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国师长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易经》（耶纳，1924）的翻译工作。《易经》的德文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和介绍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使德文译本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译本返译回中文。卫礼贤认为，只有在体现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外文译本。这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除翻译《易经》外，还有《中德的四季与晨昏》(耶纳，1922)、《黄河精灵——中国的民间童话》(法兰克福，1926)、《吕氏春秋》(耶纳，1928)、《太乙金华宗旨》(慕尼黑，1929)、《礼记》(耶纳，1930)等。此外，他还在各种报刊上译介了其他一些中国古典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如《今古奇观》节译(1925)、《蝴蝶梦》(1926)、《聊斋志异》选译(1927)、《韩非子》(1929)和《中庸》(1930)等。
（２）1925年11月4日在法兰克福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 (也称“中国研究所”)，学社的主要日常工作是编杂志，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如《中国科学与艺术学报》(达姆施塔特，1925年创办)、《中德年鉴》(法兰克福，1926年创办)、《中国》(法兰克福，1927年创办)和《东亚评论》(汉堡，1929年创办)等。学社还主办各种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其报告及展览涉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工艺等领域。从欧洲文化角度看，中国学社致力于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西方人吸取其精华。除此之外，中国学社也是中国留德学生的活动中心。
（３）卫礼贤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就是他陆续完成出版了一系列汉学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达姆施塔特，1922)、《孔子——生平与事业》(斯图加特，1925)、《老子与道教》(斯图加特，1925)、《中国的精神》(柏林，1926)、《中国文学》(维尔德帕克—波茨坦，1926)、《孔子与儒教》(柏林和莱比锡，1928)、《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变迁》(波茨坦和苏黎世，1928)、《中国文化史》(慕尼黑，1928)、《中国哲学》(布雷斯劳，1929)、《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莱比锡，1930)等。
卫礼贤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品多达上百篇，包括《无政府的中国》(1923)、《中国的科学生活》、《现代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1924)、《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东方与西方》和《中国的思想流派》(1925)、《歌德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命定论》、《老子、孔子和墨翟——中国哲学的奠基人》和《中国人的国家思想》(1926)、《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基础》(1927)、《歌德与老子》和《中国文化的危机》(1928)、《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的人口问题——评尤里乌斯·沃尔夫的〈新性别伦理和当前的生育问题〉》和《中国的宗教与世界观》(1929)等等。
此外，他还在德国和欧洲各地举行了数不清的演讲和学术报告，筹备了多次关于中国音乐、戏剧、绘画、书籍等方面的演出或展览，为促进中德之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做了不少工作。
这一阶段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创造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从而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如果说此前卫礼贤的汉学成就还主要体现在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他的成就则更主要地体现在学术性研究方面。特别是他写作的《中国的精神》一书，早在1928年就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学术评价
综观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最终完成了他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
卫礼贤是一位独立特出的传教士，他一开始便是以一个正直的办学者和一个友善的求学者姿态出现的，而对于本职传教事宜却十分淡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踏实的孔教徒，这是他本人和教会始料未及的。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励(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并写到：“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在卫礼贤所作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尤其是他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使他享有盛誉。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容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经》德译本英译本前言中高度称赞卫礼贤的德文译本《易经》说：“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还说：“他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因为他从德高望重的劳乃宣那里学习《易经》的哲学和方法，并在许多年间一直实践这个问卜的独特方法。他掌握《易经》原文的灵活思想，这就使他的《易经》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种深度，那是仅凭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知识不可企及的”。受到这部《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因为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9年他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向佛教，又从佛教转向中国的道家、儒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等中国经典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容格还为卫礼贤另一部有关养生学的译著《太乙金华宗旨》的英译本写了序言，再次盛赞卫礼贤的功绩。
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其1968年所著《德国大学的汉学》一书中提出：“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想的浓厚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在世纪之交作为新教传教士去中国，返回德国后越发感到传教士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他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本问世”。
在新中国成立前，卫礼贤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就为学术界所肯定，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不过，卫礼贤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卫礼贤对孔子由肯定到狂热赞扬，最后甚至发展到几乎是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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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2 22:2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