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 著 钱婉约 译
我之对于中国的知识，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则嫌不够；但并不是说，在此不甚充实的知识之上，没有一些可称之为我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关于租税制度的历史，就我所知道的，国家的历代税制都只是对农村特别的苛酷，农民所收获的谷物有若干成是要完全作为赋税上交的。孟子曾说：（赋税）以十分之一为最理想，多于此或少于此都是不健
全的社会状态，因此，农民之所得至少有十分之一是要作为直接税上交的。
与此相比，城市的居民是怎样交税的呢？首先是盐，其次酒、烟等是要交税的。但在这些间接税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必须交纳的税金。
因此，城市生活非常地奢侈。这对于在城市中住惯的人来说，或许反而没有什么感觉。从这种生活之外来看，才感到那是非常奢侈的生活。
我留学北京，是在满洲事变发生前的三年间。当时寄宿的房子是按清朝末年中级官僚的住宅样式而设计造成的，现在的主人也是民国的中级官吏。那是一所门面有十来间、背后还有二十多间，共二三百坪的大宅邸。在高高的围墙之内，有九栋三十多间房子，木结构，粗
大的木柱上都漆以朱、绿及其他颜色，墙壁以灰砖砌起，在重要部位有精致的砖雕。正房即客厅前是中门。这中门的装饰更加用心，往往是五色的雕刻。而屋顶是流线型的，在漂亮、舒展的流线的底端是一个小小的莲叶，仰朝着天空。中门之内是一个正方形的庭院，庭院不
是呈土色，而是整整齐齐地铺以灰砖。砖的颜色很沉稳，但也不乏明亮。我每天在这样豪奢的建筑物中醒来，从床上透过玻璃窗遥望着中门的屋顶时，都有一种似乎睡在东京芝地方的德川家庙殿中的错觉。入夏，中庭上铺上苇帘，下面是大钵养植的夹竹桃，还有金鱼缸，以
免阳光的强烈照射。
屋内则不是壁砖的灰色，而是白色的粉墙上挂以字画。那不像日本的客厅那样只有一幅，孤零零地悬挂在壁龛之上，而是随处都有相宜的大幅对联或整幅的小字或水墨的山水画或彩色的美人画，装饰着墙壁。而家具则一律是紫檀。
房间与房间之间，以门窗隔开，门窗施以雕刻，且往往贴以深兰色的、蝉羽般轻薄的丝织物。那丝织物的颜色及品质的高贵，反映了在这种生活中生活了几代乃至几十代的人所作的奢侈选择。回日本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美丽的丝绸。
要之，像这样的住宅在日本，一定是相当大的豪宅。即使到欧洲、到美国，大概也是这样吧。但这在北京，是中产阶级的住房，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全部都住在这样的宅院中。而且，这情况还不光在北京，我到苏州、到杭州，甚至到高邮、宝应、淮安等这样的南方小城市，也常常能见到这样的大宅邸。我就在这大宅邸中的一间里，与当地的学者交谈。南方房屋的柱子，不像北京那样涂以朱色、绿色等颜色，倒与日本的房子相同，保持其白木的本色，唯其如此，更加呈现出其淡雅、精致的色泽。我与当地学者所谈，主要是关于宋元古籍版本之事，以及当时学者们的逸事等。窗户镶嵌玻璃的很少，大致是贴以白纸，光线通过白纸，柔和地照射在紫檀木的几案上。案上铺展着的是数百年前的印刷物，其纸之色、墨之色皆美洁如玉，它们沐浴着柔和的光线，简直就像一个个有生命的、温良的小动物在呼吸一样。能够营造出如此“清兴”的场所，在日本，即使是战前，也完全是没有的。南方的庭院，也不用砖瓦铺地，有的院中是一片洁白如玉的木兰花，繁茂得人都无以插足转身；有的院中是樱花一般又比樱花浓艳的海棠花，飘飘零零地散落一地。
这些大宅邸的主人决不是什么大公司的重要人物，大多数只是与现在的我一样，不过是一个学校教师而已。这些人都使用着不少佣人。首先是拥有车夫，不用步行或坐电车上学校，而只要坐上家用的人力车或汽车；家中上中学或上小学的孩子，也是一样。夫人不必自己做
饭，有厨子料理。来客的传达、应接，有男仆奔走，洗涤有女佣操劳，女佣的人数几乎是与儿女的人数相当，即一个孩子配有一个女佣。如果我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学教书，至少可使唤车夫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三、四人，或许还会在家中养一个食客，作为备课、写稿的助手。
中国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令人吃惊的奢侈。这个国家过去的学问、文学、艺术，就是这种城市生活的产物。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烦琐哲学，其文学也常常是带着某种烦琐哲学的美文，原因就在于它们就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滋生成长起来的。优美而臻于完善，创造出人为的极致，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一点上，可谓居世界第一。这不仅体现在门窗上贴着的绢丝的色彩上，也不仅体现在古书的纸色和墨色上。
哺育这种城市文化的城市居民的中心是一种特殊的阶层，用中国话来说，即“士大夫”、“读书人”阶层，用马克斯·韦伯及其他德国学者的语言，即知识分子阶层。即具有古典修养，现任官吏，或即便不任官吏，也具有官员的修养，对己对人都宽容、信任的人。这些“读书人”、“士大夫”，以及直接受“读书人”、“士大夫”使唤，或即使不直接受使唤，也寄生于“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上的各种职业的人，这些人口占城市人口的一半。要之，都是纯粹的消费阶层。城市人口的另一半，是商人。
这些士族和商人，作为中国城市居民，像一开头说到的，在没有直接税、至少是没有明确形式的直接税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商人有一种像窗口税那样的、历来必须交纳的营业税，但这比起农村的税来，远没有那么苛酷。我对商人方面，不大了解。至于工薪阶层，我所熟
悉的几位大学教授，他们都曾对我说过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难处，唯独对税金这一项，从未听到他们诉苦过。
与这样的城市生活相反，农村的生活极其悲惨。我虽没有直接访问过农家，但在火车及汽车的窗口所见到的农家外貌，是十分贫寒的。他们比日本的农家还要贫寒，住在狭窄、矮小的土屋里，屋顶上也没有瓦盖。但正是他们承担着直接税。此外，饥荒还周期性地来袭击他们。北京古书店的店员们，一律是河北省南部农村南宫县或冀县出身的人，他们其中的一人对我说过故乡生活的悲惨：
饥荒之年，吃柳树叶做成的团子，等柳树叶也吃完了，就吃土。
北方农村这种贫困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也时能看到。战争中马的小说《太平愿》，就是一例。要之，中国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村兢兢业业地生产，城市熙熙攘攘地消费。在漫长的岁月中，就这样，农村支撑着城市，城市催生着优美而尽善尽
美的文明之花。
农村的这种顺从，一部分原因是没有欧洲那样酷烈的农奴制度。地主是不在当地的地主，而住在城里。而手工业者也不是奴隶，至少地主不能自由支配手工业者的生命。失去人身自由的、被束缚的人，已不是人而完全成为了物品，这种形式的奴隶，在太古时代不是没有，
但至少在进入历史时代后的中国，并不曾存在。因为儒教的人道主义不允许这种状况的存在。如果说有奴隶，那还是在城市。那些在大官僚家中服务的男佣，可以说是奴隶。如《红楼梦》中的来旺、来富等。但在农民中，反而没这种身分的人存在。在其他种种意义上，作为中
国社会安全帽的儒家的人道主义、中庸主义、“君子不为己甚”等精神，也调节着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别。
但是，尽管如此，农村的贫穷，以及与这贫穷相伴的不平、不满意识，时时在寻求发泄的渠道。这就形成土匪、匪贼这样的暴力集团。他们就是由贫穷的农民中被逼出来的。而且这些土匪，古往今来，在中国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成为像苍蝇、蚊子那样难以灭绝的小动物。这在东洋各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关于这方面，我有过一个有趣的经历：
在我寄宿北京的家里，即我说过的可以称为北京以前的宅邸的标本的家里，有一个上小学的小姑娘。在我留学结束快回国，整理行李的忙碌中，小姑娘到我屋里来玩，她从这个椅子跳到那个椅子上，问我：
“叔叔，你要回日本了？日本有你的妈妈，叔叔要回到妈妈那里
去，一定很高兴吧？
“嗯，很高兴！”
“日本在很远的地方，真的吗？”
“嗯，比天津还远呢！”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途中一定有土匪，叔叔怕土匪吗？”
“……”
在回国前，我去南方游历，在江苏省的农村逗留过。有一夜，在淮安城，受到一家古书店主人父子两人的招待，年轻的主人问我：
“日本有电灯吗？”
“有啊！”
“有汽车吗？”
“有啊！”
“有土匪吗？”
“……”
老主人笑着指责儿子：
“看你在问什么？没有土匪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呢？”
但土匪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发泄渠道。即使在被称为天下太平的时代，小规模的土匪也一定在哪里存在着。在广阔的中国的任何地方，完全没有土匪的时代，将来不能说没有，过去则没有存在过。土匪以小规模的分散势力存在的时代，是天下太平的时代。城市与农村间的
差距，就是这样既如此存在着，又能保持平衡，相安无事。
但两者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失去平衡时，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其原因是饥荒，起义的领袖往往就是既已存在的土匪的头目。而且，宗教的信仰也往往成为起义人员团结的纽带。一世纪，西汉末年的赤眉之贼和二世纪东汉末年的黄巾之贼，就都是依靠
邪教的信仰来团结百姓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易于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在中国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对城市生活，至少是对“读书人”生活的一种反抗。读书人的生活原理，不用说，是儒学意识。儒学一方面内在包含着宗教性质，一方面则否认奇迹，否认对人类以外事物的信仰，否认超自然的信仰。而农民起
义则是否定儒学。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文《中国人与宗教》一文，收入《东洋的社会伦理的性格》一书（白日书院刊，又见《全集》二卷三六九页）。
这样的农民起义猖獗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的并不稀少，有的甚至成为颠覆当时政府的重要原因。但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也是常事。即使得以颠覆一个政府，也同样被其次建立起来的以“读书人”为中心、以城市为中心的政府所平定。饥荒状态的
缓和，也是平定的原因，但最有力的原因，在于其他。过去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城市文化，农村的人在此文化之外，所以也就在文字生活之外。没有文化的人没有组织能力，因此，掌握一个持续性的组织也是困难的，只能支持掌握“武器的知识”的最初阶段。
因此，农民起义几度兴起，又几度云散雾消，表现为一种徒劳的反复。
但这果真只是徒劳无益的反复吗？不，我认为是像螺旋的循环那样，看上去是在同样的地方反复，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作缓慢的渐渐的上升。以我贫乏的知识，试举例来看：我所注意到的第一阶段是14世纪明太祖的业绩。明太祖朱元璋是贫农的儿子，终于统一天下，成为以后延续300年的明王朝的始祖。从一平民之子成为天子，从公元前3世纪的汉高祖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事了。这其间经历了一千数百年。许多王朝的创始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父祖以来就具有社会地位的。明太祖打破了此例，既已引人注目，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天子发迹之前，原来是与邪教相联结的“匪贼”即“教匪”中的一员。这些史实由于近来史家们的研究变得渐渐清晰起来。但从教匪发迹起来的太祖，随着势力的渐次增强，地位的不断增高，为了巩固其组织，也认识到借助“读书人”的重要。他渐渐减弱了教匪的色彩，重用宋濂、刘基等读书人作幕僚，自觉地将生活和政治的方针改变成历来城市的、读书人的固有样式，这成为朱元璋成功的终极原因。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得到了天子之位，这是农村的势力，至少是非城市的势力得到扩张的第一步。
我所注意到的第二阶段，是19世纪后半叶，清朝末期，在清王朝几乎处于存亡旦夕之际，席卷各地的太平天国军，即长发贼的势力。指挥这一大规模起义势力的是广西的农民之子，信奉基督教的洪秀全。洪秀全的基督教，是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融合的，它是教匪中的一种，是历来教匪中规模最大者。不仅如此，洪秀全所发布的太平天国文书，由口语体写成。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十分值得注目。
为什么呢？因为成为城市读书人文化中心的，是其语言文化，唯有具有能够读写文语的能力，才能获得成为“读书人”的资格。洪秀全的态度就是要对抗这种有规格的文语文章，主张一种别样的文章。推而言之，是要对抗历来的城市读书人的文化，而主张一种别样的文
化。洪秀全的叛乱本身，危及了清朝的命运，虽然是被曾国藩及其所代表的“绅士”势力镇压了，但螺旋式的上升，于此显著可见。
其次的第三阶段，即现在的中国。中国共是农村势力的代表，与此相对，中国国民党是城市势力的代表。但中国共所代表的农村势力，已不是以往的形式，他们获得了掌握组织力的足够的知识，那是与历来只是维持城市奢侈生活的烦琐的知识不同的知识。而组织和团结都十分巩固。中国的农民，如今，第一次改变了向来不合理的信仰，而由合理的信念团结起来。这正是如燎原之火的中共的活力的源泉。
但如疾风扫枯叶般席卷农村的中共，现在正要进入城市。城市生活就是城市生活，有其非常坚固的根底。对此应怎样应付呢？是像明太祖那样，自觉地改变自我，走向城市化的方向，还是不这样？此后的事情，只有等待时间的推移了。
1949年8月
原载《中华读书报》 |
发表于 2008-5-14 23:3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