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人“耻”观与大学生荣辱观教育

三人行

本文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9期作者：陈延斌管向群原题为：中国传统士人“耻”观与大学生荣辱观
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丰厚的道德文化积淀令世界称羡，而知荣明耻、好荣恶耻的士人“耻”观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挖掘、继承和弘扬我国道德文化的这笔遗产，对于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中国传统士人“耻”观形成的基础
以“知耻”或“有耻”为核心的“耻”观，在中国传统士人思想道德观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下述两个原因。
首先，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活决定了他们较之其他阶层更崇尚“耻”感。在我国，士商农工四种划分起初只是职业的区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譬如较早提出“四业”的《春秋·毂梁传》、《管子》等都是如此，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将四民一并视作国之柱石，强调四种行业的同等重要性。自从西汉文、景时期的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抑商”的建议被皇帝采纳以后，士农工商的排列才逐渐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尽管其间也有像纪晓岚、郑板桥等少数人将“士”列为“四民之末”，但整体看来历史上各个朝代，“士”基本上处于四民之首的位置。这种地位也与士人从事的职业有关，《汉书·食货志》对“士”的解释是“学士居位日士”，即以自己的知识来取得一种谋生的职位。他们是“劳心者”，入仕可以从政，建功立业；不仕可以为人师表、教化童蒙，或者“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救命活人，还可以著书立说，传承文化。士人的职业也决定了这一知识阶层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就曾谈到因士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致使其“耻”观状况尤为重要，他认为士人的“无耻”与其他阶层的“无耻”绝不可同日而语，“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日辱国”(《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这就是说，农工和肩挑背扛的人即使没有廉耻，也只是个人受辱罢了；富人即使没有廉耻，也只是自家受辱罢了；而士人没有廉耻，则会使得国家蒙受耻辱。为何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的《两汉风俗》、《宋世风俗》等篇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例如谈到两汉风气，顾炎武说自汉孝武帝表彰六经以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而王莽篡位时不少士人变节，为其歌*功*颂*德，致使风俗日衰、天下丧乱；而东汉光武帝有鉴于此，尊崇节义，所任用的都是“经明行修”、品行端正的士人，因而天下“风俗为之一变”。可见士人阶层荣辱观念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影响之大。
其次，传统士人的使命意识和对“道”的追求使他们更加珍重“耻”的节操。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士人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士人通过刻苦读书，成为有知识、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交换的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天下的统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治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就是士人行义达道、忧国忧民之使命意识的写照。士人崇“道”的信念和对气节的坚守，不因穷达际遇的改变而改变。孟子曾精辟地表达了士人的这种追求。他说：“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泽加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即是说，士人在穷困时不失大义，发达时也不背离大道。既然能穷困时不失大义，那么士人就能保持自己的身份、名誉；既然能发达时不背离大道，那么就不会失望于百姓。古时的士人得志时，就将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也会注意自身修养以留名声于当世。所以这种人贫贱时就洁身自好以修养品德，显达时则使天下都能这样。随着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地位以后，儒家的士人观就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知识分子阶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士人的崇高理想追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绝离不开“耻”感这道深植心中的道德堤防。因为士人的“耻”观与该阶层的节操密切相关：讲求气节，是知耻的外在表现；知耻之心，是讲求气节的内在原因。龚自珍就辩证地阐述了气节与知耻的这种关系，他说：“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龚定庵全集类编·古史钩沉论一》)在儒家思想浸润下，士人阶层整体上一直珍惜着“知耻”、“有耻”这种维护自身尊严、社会声誉的道德情感，不懈追求自律向善的道德人格，这也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二、中国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
撮其要者，中国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重知耻而分荣辱”：国家治乱兴亡之本。历代有识之士都将世人特别是读书人的荣辱观状况作为评价世风优劣的标准，甚至提到国家治乱兴亡的高度。管子将耻与礼、义、廉一起，视作“国之四维”，认为它们是国家盛衰安危的根本，“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孔子认为培养民众知耻的荣辱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并尤为重视“士”的耻感培养和对“道”的体认，将“行己有耻”作为最配得上“士”称呼的条件(《论语·子路》，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顾炎武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提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他认为若知识阶层的士人缺乏羞耻之心，该社会必定世风日下，“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日知录·廉耻》)龚自珍特别强调士人荣辱观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若缺乏正确的荣辱观则会导致辱没家国的后果。他说，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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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治教大端”：士人阶层教化的基本宗旨。既然士人荣辱观如此之重要，道德教化就应该以培养士人趋荣避辱、近荣远耻的耻感为重点。宋代学者范浚将辨荣辱、知羞耻作为为学“入道”的前提，“夫耻，入道之端也。”(《香溪文集·耻说》，《宋元学案》卷四十五)周敦颐认为，人生的不幸是不“闻过”，而最大的不幸则是“无耻”，并将知耻作为能否进行教育的前提条件，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周敦颐集·通书·幸》)龚自珍强调“以教之耻为先”(《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原因是只有有了羞耻之心，才会自觉接受思想道德教化。康有为专门研究了士人耻观培养在营造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中的作用，认为应将知耻情感的培养作为对士人施行教育的根本，提出“耻者，治教之大端”(康有为：《孟子徽》卷六)。这种观点的确很有道理，由于士人阶层的身份地位，他们能“知耻”，为社会作出表率，甚至以自己的知识教化学生、影响世人，对促进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极其重要。
第三，“羞恶之心”：人与动物的分野标志。古人将羞耻意识作为脱离动物界、人之为人的标志。孟子认为是否知耻，有无羞恶之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所以他讲“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不知道羞耻的那种羞耻，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将缺乏羞耻感视为人的最大祸患，“无耻”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他说：“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朱熹也强调耻感的有无，乃士人成圣成贤或堕落为无良之人的根本分野。他指出：“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上》)。正因为如此，古人将有无羞耻意识作为人们尤其是士人人生品德修养的重中之重。顾炎武《廉耻》篇极为强调士人“耻”观，指出廉耻是“立人之大节”，为士人立身处世的重要节操。清代学者石成金也说：“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果“心无羞耻，天良已绝，日习日邪，愈趋愈下，与禽兽相去几希。”(《传家宝·人事通》)将无耻辱感，视同天理良心和人性的缺失。
第四，“不仁则辱”：荣辱的道义标准。许多思想家都将仁义道德、利国为民等当作评判荣辱的准绳。孔子提倡“仁”、“仁爱”，认为荣辱与是否行仁践义相关，强调对他人、对社会要有关爱之心。孟子更明确指出，“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荀子等许多思想家将“义”作为划分荣与辱、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辱莫大于不义”(《吕氏春秋·贵生》)；“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陆贾：《新语·本行》)；“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意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轻重荣辱，惟义与否。”(《陆九渊集》卷十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君子要以舍己利民为荣、以天下荣辱为荣辱。如王符在《潜夫论·遏利》中说“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唐代齐己有“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君子行》)的诗句。这些论述，虽并非只对士人而言，但就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多指有知识有操守者及官吏多来源于士人而言，更多的是对士阶层的要求。
传统士人“耻”观还将明荣知耻看作士人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内容。他们认为，羞耻之心是人们所有行为选择的基本标准，丧失了羞耻心任何恶行皆无不可为。朱熹说：“耻便是羞耻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类》卷十三)清代学者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说：“耻者，百行所从出也”。康有为也强调：“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康有为：《孟子徽》卷六)他还在《长兴学记》中将士人不讲道义的行为概括为“四耻”，即“不志于仁”的“无志”、“据于风气，不能卓立”的“揗俗”、“为富不仁”的“鄙吝”、“见义不为”的“懦弱”。传统士人以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品德，即使享有高*官厚禄、写出传世文章也不是真正的荣誉，“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彭汝让：《木几冗谈》)传统士人“耻”观甚至将最能体现荣辱的道德节操看得比富贵、生死都重要，如“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无题》之二)：“但令名节不坠地，身外区区安用求”(于谦：《静夜思》)；“丈夫之高华，只在于功名气节；鄙夫之炫耀，但求诸服饰起居”(金缨：《格言联璧·敦品》)……
第五，“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陶冶耻感是士人教育的重点。由于身份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不同等原因，几乎每个时代都要求士这个知识阶层具有更强烈的荣辱意识，将讲究廉耻作为衡量君子贤人的重要原则。《论语·子路》记载，当学生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配得上“士”的称呼时，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即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作为士人的杰出代表，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的士人气节，他大胆抨击梁惠王“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欧阳修《廉耻说》强调“廉耻，士君子之大节”，桓宽《盐铁论·备胡》称“贤者不容辱”，王通《中说·礼乐》说“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王豫《蕉窗日记》言“士不可一日忘却耻字”(《蕉窗日记》卷一)，王夫之也说“宠不惊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贞也。”(《尚书引义·卷六》)顾炎武的《答李紫澜书》谈到了君子与俗人对名誉追求的根本区别在于身后的名声还是当世的名声。他说“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难寤(悟)欤？”在《日知录》中，他更强调士人的“耻”观可以直接影响社会风俗淳朴与否。他说：“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所以他认为由知识分子和官吏组成的士大夫阶层的荣辱观决非仅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世风、民风甚至社稷国家，“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廉耻》)。龚自珍则将士人知耻与维护国家尊严相提并论，他强调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
三、中国传统士人“耻”观对当代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启迪
作为知识分子新群体的当代大学生荣辱观状况如何？应该说，从整体和主流方面看是健康向上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消极人生观、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的侵蚀，在他们身上也存在道德意识淡薄、是非不分、荣辱不辨等许多不容乐观的问题。辽宁省对大学生荣辱观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部分大学生的是非荣辱观念有待端正，问卷中有个问题是“有一家黑中介以欺骗顾客而收入颇丰，正愁找不到工作的你会留下吗？”回答选择“留下”的达到了34％。另外对“你的朋友想竞选班长，但他确实不如竞争对手优秀，你的选票投给谁？”选择“朋友”的高达45.4％；对“你最好的朋友让你在考试时关照他，你怎么办？”选择“满口答应”和“告诉他你见机行事”的分别为25.1％和46.9％，竟然高达72％。调查发现，大学生对本群体的道德观、荣辱观本身也是不满意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6.7％的大学生认为道德素质是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提高的素质；在对当代大学生整体思想道德水平进行评价时，有55.9％的学生认为“一般”，13％的学生认为“较差”或“很差”。对于“竞争不能顾及良心和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和“帮助别人会使自己吃亏”的选项，分别有20.6％、18.3％和14％的学生持赞同态度；有35.8％的学生分别认同“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越多，人生价值就越大”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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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列举的只是部分高校的调查，但也足以说明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和迫切。而做好当代大学生荣辱观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荣辱意识，中国传统士人明荣知耻的“耻”观可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
第一，将大学生的荣辱观念培养提到国家兴衰荣辱的高度来认识。传统士人“耻”观将荣辱廉耻视作“士人之美节”、“治教之大端”、“入道之端”，将最能体现荣辱的道德节操看得比富贵、生死更重要，认为士人若不知耻，小者“辱其身家”，大者“延及于辱社稷”，这些论述凸显了知识阶层荣辱观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能否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不仅影响到他们能否“成才”，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而且影响到他们能否“成*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良好社会公民。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更是道德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应该将大学生SHZY荣辱观教育提到关系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的高度，将其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最基本的内容抓紧抓好，取得实效。
第二，以荣辱观培养作为大学生践行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传统士人“耻”观将明荣知耻视作士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和关键。培养知识阶层的道德观、价值观应从知荣明耻的“耻”感入手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耻字是学人喉关”，“圣人教人与小人转为君子，皆从耻上导引，激发过去。”(魏禧：《衷言》)“如知耻，则洁己励行，思学正人，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反是。”(石成金：《传家宝·人事通》)所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顾炎武：《日知录·廉耻》)。“耻”观的树立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只有有了羞耻之心、荣辱意识，才能自觉接受教化，以改过迁善，提高思想修养，陶铸美德。这既符合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性，也符合个人品德养成和巩固的规律性。
为何将荣辱观培养作为大学生践行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借用英国哲学家卡莱尔的话说，因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就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看，它包含“MKS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SHZY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SHZY荣辱观”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构成了SHZY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层面，从思想、信念、精神上明确了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思想内涵，而SHZY荣辱观则从行为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行为规范和准则。不仅如此，荣辱范畴还是思想道德发挥导向、规范与调节人们言行作用的纽带和中介。这是因为对个体来说，社会的思想导向、精神引领以及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准则，只是外在的要求，只有当它们变为自我价值认同、转化为内在要求时，才能发挥其明辨是非、抑恶扬善的调节作用。
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SHZY荣辱观虽是基本行为层面的规范，但却是对我国现阶段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要求的集中概括，尤其是体现了SHZY道德的基本要求。其中，前“四荣四耻”体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五爱”的基本道德要求；而后“四荣四耻”则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要求。这种表述，简明扼要，将我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涵盖其中，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的对比句式，旗帜鲜明地划清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这就抓住了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根本，从而为践行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其他要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基本指导。将荣辱观作为SHZY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彰显了“知荣明耻”作为我国SHZY意识形态当前需要倡导的公民基本思想道德要求的现实价值。
第三，以报国恤民、崇仁尚义、勤劳诚信作为大学生荣观教育的核心内容要求。传统“耻”观将报国恤民、崇尚仁义当作士人荣辱观的核心和德行评价标准，激励士人以节操为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许多士人入仕后成为忧国忧民、清正廉洁的清官贤相，甚至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慷慨赴难、视死如归，成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忠臣烈士。古今一理，今天大学生荣辱观教育亦然，此由士人这一知识阶层的社会责任使然。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SHZY荣辱观，前“二荣二耻”，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正是荣辱观的两个最大也是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涉及个人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这是SHZY公民的基本荣辱要求，也同时承接了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报效祖国、体恤百姓的情怀和士人“耻”观的基本内容。除此之外，“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三荣三耻”在大学生荣辱观培养中也极为重要。因为这些要求不仅对大学生更具重要意义，而且也与行仁践义、修身立世这些传统士人耻感美德传统相一致。
第四，营造优良“士风”以促进社会淳厚风尚的形成。明代王达说“廉耻为士风之本，廉耻兴则士风盛，士风盛则风俗和可知矣”(王达：《笔畴》卷下)。上述传统士人“耻”观强调士阶层的荣辱观绝非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世风、民风，因为在传统社会，读书人、知识阶层被认为是社会中有文化和教养的群体，他们是否有正确的荣辱观念，直接影响到社会风俗淳朴与否。这也对我们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大学生是即将进入社会的群体，是国家的骄子，担负着复兴民族大业的重任，同时他们也接受着社会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教育，不仅在科学文化水平上居于社会群体上层，而且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也应该居于民众的前列甚至成为表率！他们能否做到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不仅关乎大学生这一重要社会群体的“士风”优劣，而且是衡量、评价整个社会道德风尚淳厚与否的重要参照坐标。要增强大学生荣辱观意识，除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全面融入SHZY荣辱观教育之外，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开展各项文明创建活动等，引导和激励大学生积极践行SHZY荣辱观，在实践中提高知廉耻、辨荣辱的认知水平，增强趋荣避辱的行为选择能力，养成道德行为习惯，从而不断积淀“耻”德素质，逐渐营造优良“士风”，进而影响社会，促进全社会知荣明耻、好荣恶耻之良好风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