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之源流

儒之源流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曾给中国传统文化以巨大影响，但是在春秋后期“儒”的出现却仿佛是一个十分突然的现象。在春秋以前的文献里找不到关于儒的记载，儒哪里来的呢？

        从文献上考察，“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孔子曾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从这里可知，“儒”的称呼在春秋末期已经常用，且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可是，《论语》提到“儒”的仅此一则资料，它并没有讲清什么是“儒”。

        先秦诸子论及“儒”的内容不少，如《墨子·非儒》、《庄子·外物》、《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儒效》、《韩非子·显学》等等。但是，诸子对“儒”的起源问题也从未涉及过，可能他们认为这仅是一个常识问题，无需花费笔墨讨论。

        一直到西汉末的刘歆著《七略》，才首次论及“儒”之起源，他把“儒家”归属于出自周代的司徒之官，其言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这里虽把“儒”归于“王官”，但主要还是就“儒家”这一学派而言的。然而《周礼•地官司徒》里不见称儒之官。只在《周礼•天官•大宰》条目下有：“儒以道得民”。郑玄注道：“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

        在《周礼•地官司徒》有王室的“保氏”之职是：“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有：“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可见技艺驳杂。及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人部》中，才对“儒”字的本义提供了一种解释：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在尔后的一千数百年中，除了晚清的孙诒让在其《周礼正义》的“大宰”条疏文中，对“儒”之起源略有考订外，鲜有学者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
            
        20世纪初（1909年），章太炎撰写了《原儒》一文章氏《原儒》初发表于1909年11月20日出版的《国粹学报》，后收入其《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试图还“儒”的真实面目。章氏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观点，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即“儒”的概念可有广狭不同的三种含义：广义的“儒”泛指一切方术之士；后来缩小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师儒”；最后缩小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私名”之“儒”。章太炎所谓“儒者术士也”的观点，显然是依据《说文解字》的释义，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不把“需”字仅仅看成是“声”，他指出：
      
        太古始有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其后施易，故号遍施于九流，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这里，“太古”没有确切的断代，泛指遥远的古代。后来，《原儒》一文收入《国故论衡》中，章氏把“太古始有儒”之句删掉了。至于他对“需”字本义的解释未必正确，但指出“儒”字系由“需”字演化而来，却属天才的猜测。更为重要的是，章太炎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论述“儒”的分类及其演化，意义颇新，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
   
        章太炎认为“儒”的名称有广、狭、专三种，或称“达、类、私”。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  
        这是最广义，也最原始的职业文化人。古代这样的职业不外乎文、史、星、历、卜、祝、巫等宗教角色。章太炎又加说道：  

       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  

       “云上于天”，是《周易》“需”卦的卦象。儒源于求雨的巫觋。在后来发现的马王堆帛书《要》篇里，有孔子自谓“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承认自己与巫祝同出一源。

        关于儒有天文气象知识的还可见于刘向《说苑•辩物》记：“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商羊，急告民趋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降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 可为一证。  

        章太炎认为第二种儒是：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是特指春秋时期通六艺、协助官方从事教育的低级官员。  

       侯外庐先生认为，“周人东迁以后，西周文物丧失血肉，成了形式的具文，和古训的教条，但这种教条“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一批专门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门面，邹鲁缙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正是一种名为儒者的职业。” 这正合章太炎的第二种“儒”。

        章太炎认为第三种儒是：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专指从孔子开始形成的儒家学派，儒学以办私学著名。在办学中必然涉及文化典籍的整理，涉及思想学理、人生信仰诸问题。  

        关于儒家之起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争议。

        如果说章太炎的《原儒》主要是从“儒”的分类以释“儒”，而未遑详论“儒”之源起的话，那么时过二十多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说儒》，就是试图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的。在肯定了章太炎的学术贡献后，胡适提出了“儒是殷民族教士”的大胆假说。他认为，“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这些人都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胡适还提出，“儒”古训为“柔”，“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孔子则是当时认为应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孔子）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胡适的观点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但他论证并不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这一点，却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钱穆则认为胡适太拘泥于《说文》，其实儒家倡导的礼教与殷人无涉。儒者雍容刚毅、杀身成仁的行为典范影响千载。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解释：“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诌诌、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意的称呼，故尔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竟一无所见。”

        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郭沫若辩驳说儒到春秋时才产生。但是他们对儒的定义分别可满足“达名之儒”和“类名之儒”，而对儒出于神职是没有争议的。  

        从章太炎所论可以看出“儒”由神而俗的演变史，章氏所论是由抽象到具体，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西周神职分工细致，儒是介于神职与世俗官员之间的文化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宗教式微，儒便从祝、宗、卜、史的专门神职中分化出来。其中一部分流落民间利用其宗教技能以主持祭祀（相礼）等为生。如墨子在《非儒》篇攻击的：“富人有丧，乃大喜曰：‘此衣食之源也。’”另一部分利用其知识技能整理文化典籍、从事教育、干谒君主、兴办教育，为“缙绅先生”。  

         孔子本人对儒的起源、分化也有自觉。《论语•雍也》记：  
         
                     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的传统是长于相礼的各种技艺，但容易流于支离琐碎，小人儒操作技艺流落民间。君子儒长于文化整理，向王者师方向发展。孔子之所以告诫子夏是因为子夏以长于礼知名，易犯小人儒的错误。  

         儒介于神职和世俗职官之间的传统，使他们不致于在宗教信仰中深陷，比之神职人员有较多理性精神；但比之世俗职官他们又更多历史感和文化体验。这是孔子能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著名的神职人员卜偃、梓慎、裨灶和贤大夫如臧文仲、子产、晏婴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