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情怀与传统价值观念

三人行

本文来源：中国教育文摘网，作者：何宗海，原题：《中国士人情怀与传统价值观念》
士人是存续于东方民族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深刻影响东方人类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数千年的一个社会阶层。中国古代的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具有传统文化情结和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一方面，他们是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国家和地方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方面，他们是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盛行于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要筛选、要提炼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精英。
一、士人情怀及其历史渊源
所谓中国士人情怀，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繁衍发展过程中，由士人或士人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特定的道德文化认知情感和在追求实现理想中所产生的集体记忆。中国士人情怀是一种被历代主流意识形态普遍认同的价值意识。它是镌刻在民族文化历史长廊上的一道价值烙印，是士人阶层高尚的、积极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士人情怀萌生并形成于士人文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士人情怀是士人阶层对其道德文化的弘扬，对其人生价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质的表现形式。它是理想主义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士子们，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的对家国命运的忧思。有关士阶层的产生、发展以及士文化繁衍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历代圣贤零零总总的论述和近现代专家学者丰硕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已见诸于书报网刊，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鉴别依据和研究史料。“士”的特征，各朝各代的表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具有理想抱负、有学识、有才智、有谋略的男人或这样的男人群体（个别时代也曾有个别女士子出现，但对本文所论述的士人情怀影响不大，故一概而论之）。“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能治上官，谓之士”； “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在先秦时代，士人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政*治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导致士人群体命运发生质的变化。“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已沦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士人阶层的沦落，加速了当时“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士人意识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知。各诸侯国争相以官养士、以学养士，士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回升。著名的以官养士的范例有被秦国重用的李斯、韩非等，他们的治国理论和社会实践对中国由诸国纷争、征战不断走向封建大一统起到了领航作用，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著名的以学养士场所便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在 150年间培育了大批有识之士，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民*主的交流平台，也由此开创了一代教育文明新风，荀子和孟子就养成于这里。一些有权势者以养士笼络人才，显赫身世。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各自养士皆达数千人。一方面，养士之风的悄然兴起，把视尊严如性命的士人阶层推向了寄生受辱的尴尬境地，《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士人冯谖和他的“长铗歌”的故事：“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就真实地反映了士人阶层此时的处境。另方面，宗法等级制度崩坏又直接地促进了士人阶层的觉醒。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士人通过奔走游说，或直接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对恢复当时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用作用。“策士在战国时代也十分活跃，他们凭着自己对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的独到见解，游说于各国君大臣之间，趋利避害。在各种险恶诡秘的政*治环境中，策士们发挥了游说技巧，从而促进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创造出极富文采的《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士人成了文化创造、传承的主角，这对后世文化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春秋末期，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导下，礼乐制度逐步恢复，士人阶层也随着礼乐的恢复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所以有观点认为，“孔子是道德文化类型的士的代表”。士人游说之风的兴起，更提高了他们的社会知名度，为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争得了一席之地；入仕方式由传统的官方选拔为主，变为官士之间平等的双向选择，有道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次，来源于儒家学说形成后，历代士子们在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中所秉持的以仁义为最高境界的民族气节。自孔子出世之后两千五百多年来，孔孟之道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怀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和道德价值认知根源。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历代士人情怀的思想基础。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理论，就是以士人为对象的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设计。孔子所要求的这种正人君子，不仅是个人人格的典范，同时也为社会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共同的道德规范模型。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9]。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的传世弟*子荀子记载的有关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说得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士人君子形象：“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中国士人情怀就是儒家学说里的君子情怀。
第三，来源于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们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国蒙难时，对人间世态炎凉的体味，并由此而感悟自省得到的理性反思。无论是战国时代的士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宋代布衣草民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清代学士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延续至今。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爱国奉献、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始终是中国士人情怀挥之不去的理想情结。说到这个话题，令人不得不想起太史公司马迁坎坷一生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坚守。是司马迁在完整准确地继承和发扬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其核心内容的中国士人文化的同时，将中国士人情怀归结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国士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宫刑受辱的生活经历不但没能丝毫磨损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坚定了他忍辱负重的决心和勇气，磨炼了他自卑而不自贱、自强而不自大的坚韧品格。面对历史，他是那样的真诚；面对现实，他是那样的超然；面对未来，他是那样的清醒。他幽而发愤不为尘世纷扰，刚直不阿说尽人间真话——《报任安书》便是一份成就于2100年前的中国士人宣言。司马迁是中国士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最具士人情怀的光辉典范。中国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怀，自司马迁之后，便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条子午线，一个方向盘。今天，缅怀这位文化巨人功勋卓著的一生和他高风亮节的士人情怀，我们感悟到了这种人文精神和情怀对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弥足珍贵！
但也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士人由于仕途受挫或个人命运多舛，产生的遁世情绪和狭隘的道义意识，并由此所形成的特定时期的士人文化，引发了士人情怀的内涵紊乱和理念分歧，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等，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政*治上采取与统治集团不合作的态度等，对中国士人情怀产生过某种消极影响。
二、士人情怀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士人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高尚的人文情结，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升华的同时，也在激励和塑造着新的士人群体自身诞生成长，使这种特色独具的价值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观念不断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国士人文化的丰富内涵，士人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适时地、恰如其分地、淋漓尽致地弘扬了这种文化传统，渲染了这种文化气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认知体系。其内涵以及表现方式总是不能脱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忧国忧民、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为民请命的品格等这些传统的道德追求。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称之为士人五品。这便是中国士人情怀具体的道德人格内涵和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太史公所言“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与君子理论强调的个人道德修养，如出一辙。孔子所认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是“认知了根本道义和具备了完整仁德之人”。在孔子的设计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为君子的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其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加强自我修养和智慧聚于一身”。孔子把道德的善归结为一个字——仁，把“仁”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君子理论认为：“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用今天的话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司马迁所强调的“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也正是这种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君子理论认为，“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强调的“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在儒家看来，时政黑暗、社会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政者的人格卑污。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论，以救时弊。士人道德所强调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论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强自身修养。“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言必信，行必果”。并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国家。只要这样的士君子与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会望风而靡随之而动，天下由此而治。“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三人行

由来已久的“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士人情怀高远的志向和优良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士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四书”之一的《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在他阔绰的行宫里接见孟子。宣王说：“贤人也有这样的快乐吗？”孟子回答：“有啊。如果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快乐，就会抱怨他们的君主。因为不快活就对自己的君主说三道四，当然，说三道四是不对的，但作为君主，而不能与他的子民同乐，肯定也是不对的。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君主，人民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的君主，人民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能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这样的君主不能称霸天下的，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是发生在距今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故事。1300年后的北宋时期，士大夫范仲淹在他的千古名作《岳阳楼记》里继承了这种“与天下同乐，与天下同忧”的士人情怀，借今怀古，以物咏志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士人情怀既是一种修身的气节，也是一种齐家的坐标，又是一种治国的境界，更是一种平天下向往。
三、传统价值观中的中国士人情怀
传统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惯性的评价标准和看法。价值观是人对自己行为取向的心理判断，它以道德认知为基本准则，对人的言行进行着适时的调节。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中国士人情怀以及士人文化所体现、所秉承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本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士人情怀“智、仁、义、耻、德”的品格要求与民族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将“士人五品”与“价值核心”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就会理解，“士人五品”实际上就是“价值核心”的翻版。传统价值观所提倡的爱国明志、持节重义、诚信厚仁、改过知耻、自强尚勇、好学审势、贵和敦亲、奉公正直、克勤克俭、求新务实等等。这些定格了价值标志，其实就是中国士人阶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以自强不息甚至杀身成仁的见证，就是士人情怀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顽强拼搏、舍身为民请命的回声。
有观点认为，废除科举制后，“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在先秦时期，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自汉代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不错，科举制是以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础而设计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体系，是这种制度体系选择了儒家文化，科举制的废除和士人阶层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断裂。制度可以弘扬文化，但制度不可以灭失文化，因为文化是“积淀在血液中的钙化成骨骼的思想”中国士人情怀作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已和谐地融汇在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河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得到体现，起到正本清源和继往开来的作用，被继承，被弘扬。数千年来，中国士人文化传统引领着中华文明前进的方向一路走来，生生不息，至今并不曾断流。
科举制被废除后，士人阶层的瓦解与士人文化的淡化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社会历史问题。科举制的废除只是一种“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而不能视作为中国士人文化的断裂。科举制的废除，从制度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动摇了士人阶层实现其人生理想的信念根基。把科举制归结为一种“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一种“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性设置”，的确是“高抬”了儒家、将科举制模式与儒家文化内核混为一谈的曲解。今天的我们，即不能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也不应当把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混为一谈。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贴上封建主义的标签与科举制一同遭人诟病，是因为在那次辛亥革*命前后，国人在剥离皇帝龙袍上的图腾时，连绣制龙袍的丝绸也一同焚毁了。就像马克思在论述费尔巴哈处理黑格尔关系时说过的一句话：在泼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小孩也一同倒掉了。
干春松先生在《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一文中认为：“科举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因此说，以对于科举的怀疑和废除科举为前导，由于对于儒家价值观的信心的丧失，整个晚清的改*革一个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于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的制度体系的否定”。权衡之下，笔者更倾向于赞同王明伟先生的观点，“晚清士人在中西学战失败后，将改*革科举作为救亡的新出路。从社会学层面看，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失去了社会中心地位的制度保证，导致了自身的边缘化和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在这种生存方式的变化中，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士人情怀的遗失和淡漠，士人价值体系转变中的失范，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官场失律失范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在现代，这种士人情怀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迁，无论是在实现方式上或是进取目标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葛荃先生在《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一文中对这种转变做了精准的分析。他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价值支点”的转变。传统的士人精神侧重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而近现代士人精神则侧重于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二是“人生目标”的转变。传统的士人关注社会、政*治与民众，目的在于检验自身的道德行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一个既定的传统模式来规划自己的一生。这些理想实现的场所是在社会，在政*治，沐浴恩泽的是天下万民，似乎与个人德行无甚关联；近现代士人人生抱负的申张与政*治理想的展现，则是侧重于以内涵极其饱满的道德情怀作为人格根基。三是“人格结构”的转变。在人格结构上的变化是，绝对化的权威人格成分，士人人格内涵的所有道义规定都要求士人绝对服从权威和极度崇拜权威。士人人格形成的基本路径是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群体人格成分的泛化，决定了士人精神中的传统性格和保守倾向。这种转变也直接地影响着士人情怀的变化，在士人情怀的价值取向上得到了及时而明确的反映。但总体上，在价值取向方面，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化内涵方面，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延续性；在思想认识方面，基本摆脱了历史赋予的寄生性和依赖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的同时，具备了人格意义上独*立性。
科举制作为一种士人入仕的选拔制度，从隋唐开始，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而科举制被废除至今只有100年的历史。这100年来，“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即士人阶层）的方式发生了断裂”。就制度形式来考察，确实是个历史事实。这对于清末以来中国士人阶层的前途命运所产生震动和价值移位是必然的。废除科举制，一度对中国士人阶层构成的精神空白和价值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一个誉满史册的、生龙活虎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集智慧谋略和仁义道德于一身的士人群体，似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
也有人认为：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士人阶层中断了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失去了向往已久的人生的归宿”。比如王国维，比如陈寅恪等等。甚至至今，还有人因此而为他们感到惋惜。那么，中国士人真的就此绝望了吗？他们真的就此消失了吗？是否也像科举制那样，被一纸诏令取缔了呢？或是像萨达姆·侯赛因的总统卫队，被强大的欧美盟军在24小时之内瓦解了？
不！科举制废除的历史过程，应该看作是中国士人阶层觉醒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只要人们稍稍对清末那段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当初发起废除科举制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士人阶层；领导民众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核心力量，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士人阶层。他们既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同时又是自己旧命运的掘墓人！近100年来，他们已悄然转身，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他们就此改变了自己数千年来“微臣”和“奴仆”的身份和地位，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了独*立执掌中国前途命运的新兴阶层。在他们的身上，“既传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风气之先，掌握了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播规律，并身体力行地从事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创造”。在没有了皇帝的日子里，中国士人已操起了民族历史的航舵，中国士人情怀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
但也应当看到，中国士人情怀在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性和社会历史性特点的同时，具有明显的排斥经济性的倾向。这是我们今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传统时应十分注意明辨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