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存在,目前已不成问题；那么,对三代历史包括年纪的原始记录是否存在呢?如果不存在,那我们也就失去了探讨三代积年问题的依据。笔者认为，应该是存在的。理由如下：丁公陶文、殷墟甲骨文和金文等的发现，证明三代时期文字已经形成，有了文字就有即时记录历史包括年纪的可能，此其一；司马迁曾道：“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虽然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⑴，他没有把它们收入《史记》，但它们在汉初的存在也说明先秦有存在这种原始纪年资料的可能，此其二；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汲冢《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之二十年”⑵。其述三代史事年纪甚详，而可以证明这些资料出于伪造的证据基本没有，足证三代之时确有原始纪年资料存在，此其三；大量金文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周代就有王年纪年法来记录历史了，有了各王年数就不难计算出王朝积年，此其四；先秦一些可靠文献所保留的纪年资料，如《左传·宣公三年》曰：“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公孙丑下》曰：“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虽然说的是概数，但都当有原始依据无疑，此其五。
可惜的是，经过长时期的岁月消磨和战火摧残，这批原始资料的讹误和损毁是很严重的。汉代以后产生的文献中收录的三代纪年包括积年资料，分歧甚大，它们究竟有多少原始依据非常值得怀疑，更何况其中还明显有后人的窜改。所以不加考辨就径直引用它们，是十分危险的。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试对三代积年资料做一考辨，以求教于方家。这些资料虽然散乱，但都不会是无源之水，都应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根据观点的源流，笔者将这些资料主要划分为四大派别，现分述如下：
一、《世经》派
《世经》收于《汉书·律历志下》，其中录有明确的三代积年，即：夏432年，殷629年，周867年。凡持此观点者，都可以称为《世经》派。由于其数据精确且成书较早，所以历来备受断代学者的重视。但这些数据是否可靠呢？
考察《世经》可以发现，它并非史学作品，而是历法作品。原来，古人都是根据天象的实际变动来制订历法并验证其精确度的高低和误差的大小的，这即是“历之本验在于天”的道理。这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观测未来的天象，一个是核对过去的天象。过去的天象已不可见，就要借助有关的史料。历法由此而和史学*联了姻。《世经》就是这样一部“以史证历”的作品。
《世经》的逻辑，是首先有了已经确定的历代君王年表，然后用它的三统历来推算历史上某年的天象，再用史书中所载该年的历象来印证，合则说明三统历正确，不合则说明三统历错误。显然这里的历代君王年表和史书中的历象资料都是逻辑起点，要使三统历正确，则必须首先保证这两者无误；反之，如果三统历错误而推算过程无误的话，则这两者至少有一个一定错误。
我们知道，与今天科学的历法相比，三统历是很不精确的，如其所用岁实为365又1/4日，朔策为29又43/81日，岁星跳辰周期为144年，都比今天所测数值（分别为365.2422日、29.530589日、86.08年）为大。对照《世经》所录以三统历推出的历代朔旦冬至日资料，鲁定公七年、鲁元公四年、鲁康公四年、鲁缗公二十二年、汉楚元三年尚较合天（因为三统历初步形成在此时期），而此后的元朔六年、初元元年则明显后天，此前的鲁成公十二年等则日益先天，至周公摄政五年竟朔旦先天3日、冬至先天5日。正所谓“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后天。”⑶
依此，我们分析一下《世经》中三代积年的可靠性。
《世经》认为周元年（武王伐纣之岁）为前1122年，又用三统历推算该年“岁在鹑火张十三度”、“周正月辛卯朔”、“二月朔日庚申”，这个结果和《国语·周语下》、《古文尚书· 武成》所载有关历象正相吻合。既然三统历很不精确，而《国语》、《古文尚书》的可信度很高，那就只有前1122年是错误的了。并且，用今历推算，前1122年当岁在大梁、正月癸亥朔，与史载不符。另外，《孟子·公孙丑下》曰：“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去于齐时说的这话，约在前312年，上距前1122年已逾八百岁，不合。所以，将周元年定为前1122年，以周积年为867年一定错误。
那么这个作为前提的前1122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它会与错误的三统历正好相符呢？这当然不是巧合！这个时间显然是刘歆在《世经》之前先用三统历推算史载历象资料得出的，然后又在《世经》中用做了逻辑前提，来论证原来的逻辑前提三统历。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循环论证而已。
《世经》认为商元年（成汤伐桀之岁）为前1751年，又用三统历推算该年“岁在大火房五度”，然后用《国语·晋语四》证之，曰：“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由此成汤十三年崩即在前1739年，《世经》又用三统历推算该年商正十二月乙丑为朔旦冬至，并引《书序》、《伊训》证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这些推证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用今历推算，前1751年当岁在降娄，不在大火；前1739年冬至在丙子，该月庚午朔，并非乙丑朔旦冬至。其次，对《国语》理解有误，大火纪商非因成汤伐桀，乃因陶唐火正阏伯主祀大火之故⑷。再次，对《书序》理解有误，成汤与太甲之间还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⑸，不能直接相连，否则商朝何来三十一王？并且按照惯例，成汤没年不能称元年，只能在次年。《书序》不过约言而已。最后，对《伊训》也理解有误，其虽言乙丑为朔旦，却并无冬至之意。所以将商元年定为前1751年、太甲元年定为前1739年一定错误。
那前1751年、前1739年又是怎么来的呢？同周年一样，这不过又是刘歆玩弄的“循环论证”把戏而已。最大的可能是，刘歆首先搜罗了史载的有关历象资料，将其曲解后，再从前1122年上推600年（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用三统历推算附近哪年是乙丑朔旦冬至，乃得前1739年；然后或者再上推成汤13年得前1751年（如此则商积年629年毫不可靠），或者直接从前1122年上推629年得前1751年（如此则商积年629年有可能可靠），按三统历该年还正巧岁在大火；最后在《世经》中反过来再论证三统历，果然证据充分，“推法密要”（班固语）。只可惜不对！
至于夏年，《世经》未做任何推证，惟言“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难辨真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刘歆用三统历推算历象资料推出的，否则《世经》一定会列出来。这样反使夏积年432年无法证伪，有了可靠的可能，因为它不可能是凭空杜撰的，必有根据。就像《世经》说舜帝“即位五十载”、尧帝“即位七十载”一样，虽然也未言出处，但我们一眼可以看出，它们来自《尚书·尧典》，只不过夏积年的出处我们今天已看不到了而已。《汉书·艺文志》录有《太古以来年纪》一书，夏积年是否来自该书亦未可知。
综上所述，夏积年432年有可能是正确的；商积年629年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周积年867年一定错误。
由于《世经》深受大家信任，其论点遂广为流传，渐成定论。属于《世经》派的有：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曰：“周……王至三十七，岁至八百六十七。”
《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曰：“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自汤得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年。”“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宋书·律历志下》录何承天《元嘉历法》曰：“上元庚辰甲子纪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元嘉二十年即公元443年，则太甲元年当前1738年。虽与《世经》稍异，因袭之痕也很明显。
司马光《稽古录》卷五曰：“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三十二。”卷七曰：“周遂灭殷。自成汤受命，至是凡六百二十九年。”卷十一曰：“周自武王以来，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而亡。”
郑樵《通志》卷三《三王纪上》曰：“夏之世起禹元年戊戌，终桀五十一年己酉，十七君，十五世，通后羿、寒浞，四百三十二年。”“商之世起汤元年庚戌，终纣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卷四《三王纪下》曰：“周之世起武王元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而亡。”该书不仅详述了三代积年，还将三代各王在位年数备列无遗。但这些年数并不都可靠，因为首先，在汉代，三代各王年数就已或逸或讹了，《世经》曰：“自周昭王以下失其年纪。”《史记·三代世表》曰：“古文咸不同，乖异。”为什么到宋代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反而得到了解决呢？其次，周代积年867年已知绝对错误，而《通志》中周代各王年数之和“正巧”就是867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应是根据867年总数拼凑、窜改史传各王年数的结果。夏商二代各王年数也应如是得来。所以，《通志》所载三代各王资料并不全错，也绝不会全对。
又今本刘恕《通鉴外纪》也采《世经》三代积年观点，并备列各王年数。而且除个别明显笔误之外，与《通志》丝毫不差，甚至连引证也完全相同，二者必有密切关系，即一定是一个抄袭的另一个。笔者认为，应是《通鉴外纪》抄的《通志》。因为首先，《通志》注引《殷历》作“《商历》”，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而《通鉴外纪》所引却径作《殷历》，并不避讳。《通鉴外纪》作于北宋元丰年间，《通志》作于南宋绍兴年间，均当避讳。其次，《通志》各王年数均为正文，而《通鉴外纪》各王年数则或用正文（对史有明文的几个），或用夹注，体例杂乱。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通鉴外纪》始作时，既无三代积年，也无系统的各王年数（只有史有明文的几个）；到《通志》成书以后，才有好事者袭而补之，又不敢扰乱正文，就以注释形式夹于文中，其时当在宋后，所以不避讳。若果如此，《通鉴外纪》的参考价值就极有限了。
（二）《纪年》派
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纪年》的出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因为该书成于战国中期，又藏于地下，避开了近600年的世乱，应当保存有大量古史真*相。但非常可惜的是，原书到南宋全部亡逸，由此此前文献中对它的引文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这些引文中，有关三代积年的有：
《史记·夏本纪》集解、索隐引《纪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⑹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⑺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⑻
《隋书·律历志》引《纪年》曰：“帝尧元年丙子。”(《隋书·律历志中·开皇历》中：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
《新唐书·历志》录《大衍历议·日度议》引《纪年》曰：“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以上资料既非《纪年》原文，也非由《纪年》推出。理由如下：（1）干支纪年始于西汉，战国原文不应有“元年丙子”、“十一年庚寅”字样。（2）曾亲睹原文的束皙言《纪年》所记“夏年多殷”⑼；而以上资料若果为原文，则明明殷年多夏，即使正文推算与此不同，束皙也不会轻易说出“夏年多殷”的话来。所以他一定没有见过它们，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原文。当然夏年不可能多殷，束皙如此说必是《纪年》残损误计所致。《纪年》虽然避开了数百年的世乱，却在出土时惨遭损毁，“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⑽“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⑾《纪年》既然残损严重，由它推算三代积年及各年干支自不可能。所以以上资料虽在《纪年》，必为后人所改加，其时最晚不过南朝刘宋（《史记》集解作者裴骃生时）。
不仅如此，以上资料虽同在《纪年》，却互有歧异。仅从行文方式看，前三条都是总括各代积年的话，后两条却只是用王年和干支纪年的话，明显分属两系；并且由以上积年资料推算，得武王灭殷在前1028年癸丑、帝尧元年在前2144年丁丑（按舜50年、尧100年计）或前2150年辛未（尧舜之后再各加三年之丧时间），与“帝尧元年丙子”、“十一年庚寅”均不同。可见，这两系资料不仅形式不同，而且观点也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为研究方便，笔者将前三条称为《纪年》甲系，后两条称为《纪年》乙系。
我们先看《纪年》乙系。显然用甲系来解释已不可能，只能从乙系所在的文献中寻求突破。
“帝尧元年丙子”是被《隋书·律历志》所录隋朝刘孝孙、刘焯的奏议引用的，该奏议旨在驳斥当时新颁的张宾开皇历。其中有云：“《尚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尧之时，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时昴正午。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尧时冬至之日，合昏之时，昴星正午。……至今大隋甲辰之岁，考定历数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我们知道，周汉治历不知岁差，至东晋虞喜才正式提出，其后祖冲之、刘焯等乃吸收它入历。然而开皇历对它却置若罔闻，所以二刘就列举自尧以来冬至之日午时太阳位置的不同来批驳张宾。显然在这里，“帝尧元年丙子”是前提而不是结论，它是哪一年是已经确定的。
“十一年庚寅”是被《新唐书·历志三上》所录唐朝僧一行草成、张说等校次的《大衍历·日度议》引用的。为反驳李淳风麟德历不用岁差的错误，《日度议》用自己的岁差密律（82.72年差十度）推算了自帝尧至大唐开元四年的岁差变动，并引史载历象资料来印证。其中曰：“自帝尧演纪之端，在虚一度。及今开元甲子，却十六度，而乾策复初矣。日在虚一，则鸟、火、昴、虚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尧典》。”又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岁，冬至应在女十一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岁，冬至应在女六度。”“自宗周迄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岁，冬至应在牵牛六度。”“战国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岁，冬至应在斗二十二度。”
始皇十七年已知是前230年，用大衍历的岁差密律倒推，康王十一年当在前1058±30年范围之内，而该范围内的甲申岁只有前1057年，则康王十一年即是该年；依此再推，可得太甲二年壬午岁即前1719年，太康十二年戊子岁即前2133年，帝尧元年在前2299±30年范围之内。
很显然，《日度议》这个体系是不同于《世经》的。如《世经》云武王克商岁在己卯，后推55年（武王7年、周公摄政7年、成王30年、康王11年），得癸酉岁，并非甲申。那它又属于哪一派呢？由甲申上推55年，得武王克商岁在庚寅，原来是《纪年》乙系的观点。《日度议》对此作了解释：“旧说（武王克商）岁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岁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历孟春定朔丙辰，于商为二月，故《周书》曰：‘维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访于周公。’《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由此而推，则得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庚寅岁（由前1122年己卯下推12年或前1057年上推55年），周元年在前1110年辛卯，积年855年；成汤伐桀在前1739年壬戌，商元年在前1738年癸亥，积年628年；夏元年在前2169年壬子，积年431年（《日度议》误为432年）；舜元年在前2222年己未（后加三年之丧）；尧元年在前2325年丙子（后加三年之丧）。
至于僧一行为什么采用《纪年》乙系的体系，他本人已经说明。我们知道，大衍历的岁差为365又743/3040日，朔策为29又1613/3040日，与今值的误差分别仅为0.0022日和0.0000031日,比三统历的误差0.0078日和0.0002151日要精确得多。一定是僧一行在用大衍历分别推算《世经》和《纪年》的体系后，发现前1122年的朏朔日名并不符合文献所载，而前1111年则符合，所以就弃《世经》而用《纪年》了（但他再用《纪年》去证大衍历则是循环论证了）。
那《纪年》乙系又是怎么来的呢？《日度议》也给出了答案：就是由“推其朏魄”得来的。《国语》、《古文尚书》等文献记有大量武王克商前后的历象资料，根据它们，《世经》用三统历推得武王克商在前1122年，而《纪年》则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先进的历法推得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实际说来，三国刘洪乾象历一出，就宣告了前1122年说的破产和前1111年说的诞生。这与《纪年》的出土并无关系，只不过它正巧成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载体罢了。此外它就和《世经》无甚差别了，所主张的商、夏、虞、唐积年628年、431年、50年、100年基本相同，可见《纪年》乙系和《世经》的区别实质就是武王克商之年的不同。
那么《纪年》乙系是否可靠呢？用今历推算，前1111年冬至月庚申朔、次月己丑朔，与文献相合，虽然它并非唯一答案（前1116年、前1106年、前1088年、前1080年均可相合），但仅就文献而言，我们是否定不了它的。至于商、夏积年628年、431年，同《世经》中的一样，既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不过，若以商元年为前1738年的话，则太甲元年当为前1720年（这与《日度议》的推算相同）；但用今历推算，无论前1720年还是前1721年（成汤十三年），均无十二月乙丑朔的可能，与《伊训》冲突。若《伊训》无误，成汤、外丙、仲壬在位年数也无误的话，那商积年628年和武王克商在前1111年两者必有一误。
我们再看《纪年》甲系。《纪年》甲系初看十分古怪，因为它既不像来自以前的什么文献，也不像是直接由《纪年》推出。试图从其本身来破解它的来源、可靠性之谜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借助其它文献。翻检古籍，唯一与之“形近”的是《易纬稽览图》，二者均主商积年496年，最富特征。
《易纬稽览图》有云：“甲寅伏羲氏，至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二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年，庚戌年四百九十一年算上。右总六万四千一百三年，相期加二年。”以上自神农至秦总计5304年，而由57882年下推5304年得63186年，非63612年，差426年；由64103年上推491年可得63612年，而由秦末年前206年下推491年却得公元285年，岁在乙巳而非庚戌。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实际就是脱漏了“汉四百二十六年”一句，若加上则全通，庚戌年即公元710年。
《易纬稽览图》作于西汉末年，分析上面这段话，显然它不是原文，而是后人夹注，时间当在唐中期。该注中，神农至帝喾的年数基本同于《春秋命历序》，而不见于它书，所以基本可以断定来自该书；而自尧至周的年数则不见于《春秋命历序》，显系引自它书。
我们首先推算《易纬》注所言唐虞夏商周的年纪及其干支，可得：周起前1122年己卯，止前256年乙巳；商起前1618年癸亥，止前1123年戊寅；夏起前2049年壬子，止前1619年壬戌；舜起前2099年壬戌，止前2050年辛亥；尧起前2199年壬午，止前2100年辛酉。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易纬》注与《纪年》乙系的密切关系了。二者虽然年纪不同，干支却基本相同（实际只有周元年不同；《易纬》注尧、舜元年之所以不同，不过只因未加三年之丧而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显然是晚出的《易纬》注直接或间接抄袭、窜改了《纪年》乙系。这些窜改包括：恢复了已被淘汰的周元年前1122年说；商元年的干支癸亥不变，但人为地推迟120年（莫名其妙）；尧、舜之后都去掉三年之丧时间。商积年628年上迟120年，下提12年（前1122年与前1111年相差），遂得496年，这就是496年的来历，由此可知它的科学价值能有多少。
《纪年》甲系的形成虽比《易纬》注早，但商积年496年之说应同出一辙。关于夏积年，《纪年》甲系认为：“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471年显然是包含“无王”时期的。原来，夏朝自帝相之死至少康复国曾一度中断，为有穷后羿、寒浞所篡，这段就是“无王”时期，一般均认为共40年。431年加40年正为471年，但这个累加明显是不应该的。《左传·襄公四年》曰：“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豷于戈。”《左传·哀公元年》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由上可知，羿死在相前，而40年是羿、浞总年，将这个总年都加在夏相之后显然不妥；再进一步说，若《左传》无误，羿死而浇、豷生，浇、豷长大而杀相、后缗生少康，少康长大而生季杼，季杼长大而灭浇、豷——这个过程至少也得60年。即使将灭浇、豷理解为少康复国以后20年左右的事，羿死至少康复国至少也得40年，加上羿年就要超过40年了，文献所言“羿、浞四十年”⑿并不可靠；况且又有何证据说旧说431年不包括“无王”时期而要另加呢？所以将431年变为471年是很轻率的。如果说431年还有可能正确的话，那么就其来历而言，471年之说毫无价值。不过这个夏积年虽然与众不同，但以众说（431年）为依托还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周积年，《纪年》甲系曰：“自武王以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更加古怪。按其文意，武王至幽王当是武王元年至幽王末年，幽王末年是前771年，则武王元年当是前1027年。但无论是前1027年还是前1028年都不可能是武王克商之年，理由有二：前1028年冬至月戊午朔、次月戊子朔，前1027年冬至月壬午朔、次月壬子朔，不合文献所记克商和武元时的历象；《孟子·尽心下》曰：“由文王以至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之生在前551年，则文王之死最晚也在前1051年以前，下推最多13年，则克商及武元最晚在前1038年以前，前1027年根本不可能正确。遍查文献，持此说者仅此一家，它来自它书的可能几乎不存在。那这里是否有笔误呢？对照《易纬》注，若以前1122年为元年的话，则西周积年为352年，“三百五十二”与“二百五十七”非常形近，后者是否是前者的讹误，不能不说是极有可能的。若果如此，《纪年》甲系周积年之谜即迎刃而解。
由上可知，《纪年》甲系对《纪年》乙系也是既有继承（若无继承，则甲系中的商元年癸亥就无从谈起，积年496年也无法得出），又有窜改（基本同于《易纬》注，考虑到成书年代，可能是《易纬》注直接抄的《纪年》甲系），只可惜全给改错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纪年》在宋代的散逸令学界深感惋惜，遂有好事者于元明时期“创作”了一部，即伪《纪年》（又名今本《纪年》）。该书之谬，已由前人辨明，其中就包括它的年纪体系。该体系既完整又明确，即：帝尧元年丙子，在位100年；三年之丧后，帝舜元年己未，在位50年；三年之丧后，夏元年前1989年壬子，积年431年；商元年前1558年癸亥，积年508年；西周元年前1050年辛卯，积年280年。该体系毫不神秘，只是首先全部保留了《纪年》乙系年纪的干支体系，然后大肆压缩商、周的积年，商628年减去了120年，西周340年减去了60年。为什么要压缩呢？不过是为了迎合自己并不准确的各王在位年数而已，削足适履，实在笨拙！
综上所述，在《纪年》派中，《纪年》甲系和伪《纪年》实属末流，去骨留皮，毫无价值；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纪年》乙系，《日度议》则得其真传。
三、《帝王世纪》注派
《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作，宋后亡逸，由是它书的引文遂成至宝。然而综观这些引文，却能发现《帝王世纪》中的三代年纪体系实分两系：一系是正文，有明确的积年总括，观点全同《世经》，属《世经》派；另一系则仅以干支注的形式存在，如：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号陶唐。皇甫谧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皇甫谧云：‘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
《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曰：‘夏启（以舜崩癸卯推，此当为夏禹之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由上推算,这个体系最大的可能是：周元年乙酉，上推629年得商元年丙辰，再上推432年得夏元年甲辰，再上推22年得帝舜元年壬午，再上推98年得帝尧元年甲辰。皇甫谧曾言周积年867年等，显然与这个体系干支不同。如果不是他后来又提的新观点（可能性较小），就是后人用《帝王世纪》注的形式提的自己的观点（读者不知，误为皇甫谧之作）。在这里，关键问题倒不是谁是作者，而是这个体系的来历和可靠性。
这个体系由于只有干支，且现存又不完整，又没有其它文献可以对证，所以确定这些干支的年份就很难，如要确定武王元年乙酉，就有前1116年、前1056年两个年份可以通过初选（根据周积年的可能范围），由此上推就会形成两套年份体系。对比《世经》可以发现，这个体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将武王元年定为乙酉而非己卯；至于尧、舜，不过是将舜“在位五十载” 理解为包含摄政28年，然后再去掉罢了，根据仍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确定乙酉岁是前1116年，还是前1056年就至关重要了。而要确定，就要首先弄清《帝王世纪》注为何要将武王元年定为乙酉而非己卯。
我们知道，三国以来四分历术废除，就等于“己卯”说破产了。而用魏晋历法的岁实和朔策推算，前1116年冬至月的次月己未朔，正与文献有关记载相合（但前1056年冬至月的次月己巳朔，不合文献）。由此，最可能的情况是，作者在用当时的先进历法推算文献之后，否定了武元在前1122年，确立了在前1116年的观点，然后由此上推商、夏、虞、唐，得到了这个全新的体系，又注进了《帝王世纪》。由此，也可知道前1056年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懂历法的人才会用它，但既然不懂历法，又怎会否定前1122年而确立前1056年呢？
用今历推算，武元在前1116年乙酉也与文献所载历象资料相合，就此而言，至少可以说前1116年是有可靠的可能的；至于商、夏元年，由于它是根据传统的积年629年、432年推出的，难辨真伪，只好存而不论。
四、《皇极经世》派
《皇极经世书》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代表作。为了探究天地演化之数（规律），他精研《周易》，提出了“元经运会”这个周期（30年1世，12世1运，30运1会，12会1元），认为经过1元（129600年）天地就一大轮回。为了印证这套学说，他就写了这部《皇极经世书》，“此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尧即位之元年甲辰，终于周显德六年己未，编年纪兴亡治乱之事以符其学。”⒀“然后治乱之迹与世卦相应者，大略见矣。”⒁其中所列唐虞三代年纪非常明确，即：前2357年甲辰帝尧元年，在位72年荐舜；前2285年丙辰帝舜（摄政）元年，在位61年荐禹；前2224年丁巳夏禹（摄政）元年，积年458年；前1766年乙未商汤元年，积年644年；前1122年己卯周武王元年，积年867年。不仅如此，三代各王年数书中也都备列无遗。
关于“元经运会”学说我们不必细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毫无价值，这与不精确的旧历法的问题还不一样，难怪会“康节既没，数学无传”呢！我们只看其编年体系。这个体系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非常独特，很难准确判断出它的来历，尤其是商、周积年更属首见。若说到对历史文献的继承，恐怕更多地体现在尧舜和三代各王年数上，可说是大同小异。由此笔者估计，《皇极经世书》很可能是由各王年数推定积年的，而不是像其它文献那样相反。当然，因为“古文咸不同”，邵雍不会简单地继承的，一定会有所选择，更何况还可能为了迎合自己的学说而窜改部分数值呢！循环论证的故伎他未必不会重演。这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们仍可猜测到书中各王年数中的不同寻常部分的来历，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书中三代积年不同寻常的。
由上可知，这个体系并无多少价值。其周积年867年之说本于《世经》，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被否定，自不必再说了；其商积年644年、夏积年458年之说虽难直接否定，但从它们的来源（各王年数）上却可间接否定。如：在商世系中，邵雍模仿《世经》，错误地去掉了外丙、仲壬二王，这样除非二王年数正好补在了其它商王的年数上，商积年怎么可能正确呢？又如：比较可靠的古本《纪年》有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⒂而邵雍所列夏泄的年数却只有16年，非常可疑，这样夏积年可靠性之小也就不言自明了。
但是由于邵雍的学术地位，后世俗儒虽然未必尽通其说，却很忠实地继承了他的编年体系，乃至使它广为流传起来。如胡宏作《皇王大纪》，在“帝尧元年甲辰”条下就自注曰：“惟雍精极天之数，必不妄也。故用之表时序事，庶几可以传信乎？”盲从权威，实在可笑。凡信从这个体系的，都可归诸《皇极经世》派，略有以下几家：
南宋胡宏《皇王大纪》，作于绍兴辛酉（1141年），基本沿袭《皇极经世》，惟将夏元年由禹摄政元年丁巳（合前2224年）改回传统的舜崩、三年之丧后的禹正式即位之年丙子（合前2205年），夏积年因而相应减为439年，但实质仍一样。
南宋金履祥《通鉴前编》，作于南宋末年，全同《皇王大纪》。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作于元初，其卷二百五十全录《皇极经世》。
另外《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徐天祐注引高氏《越史》曰：“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此处虽然只有一条，但窥其路数，必属《皇极经世》派（以前2079年壬午为少康元年者只此一家）无疑。
以上四派，均有头有尾，自成一体。此外文献中还有一些涉及三代积年的零星资料，与上述四派观点都不同，又难考其来历，姑且录以备考。
《世经》曰：“《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终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世经》以前1111年为周公五年，则成汤十三年为前1567年，商元年为前1579年壬寅。
《通志·三王纪上》注曰：“《商历》曰：起丙戌，终癸亥，四百五十八年。”
《通鉴外纪·夏商纪》注曰：“《殷历》曰：起丙戌，终甲申，四百五十八年。”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曰：“（汤）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路史·后纪》曰：“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该书还备列了夏代各王年数，但总计却得479年，不是483年，不知何处有误。
《易纬乾凿度》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毛诗·大雅·文王》孔颖达疏曰：“以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乙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乾凿度》）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岁在癸丑。是前校五岁，与上不相当者，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按孔疏的理解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则此处的历法必是《殷历》。按《殷历》，前1567年是甲子蔀首，后推癸卯蔀、壬午蔀、辛酉蔀、庚子蔀、己卯蔀，乃得戊午蔀，合蔀首为前1111年。二十九年为前1083年，正是岁在戊午。后推十三年乃得克商之年为前1070年，岁在辛未。又按《殷历》，上元为由前367年上推2760000年，则上元至前1083年正是2759285岁。那文王受命在前1083年是怎么来的呢？用《殷历》的岁实（365又1/4）、朔策（29又499/940）推算，前1070年正月己未朔，杀纣的六日是甲子，正符合文献。由此可知，很可能是《乾凿度》先用《殷历》推定前1070年为克商之岁，再上推13年乃得文王受命为前1083年。但用今历推算，前1070年正月只可能是壬辰朔或辛酉朔，并不符合文献，这个体系是错误的。
陶宏景《刀剑录》曰：“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秦望山。”“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岁在辛卯三月春铸一铜剑。”“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岁次甲辰，采牛首山铁铸一剑。”“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岁次戊午铸一剑。”“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简王夷在位十四年，以元年岁次癸酉铸一剑。”“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岁次丙午铸一剑。”以上年纪与众不同，究竟是有讹误还是本就自成一体，殊难考察。
三代积年问题很重要，也很难解决，其中有些环节我们只能猜测，有些环节恐怕就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了。笔者在此只是对有关文献资料作一初步整理，志在铺路；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依靠更多学者更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其中考古学和天文学尤其不可离。将文献学和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三代积年问题，是自西汉刘歆以来的优秀传统，不可抛弃。相信依靠各方面的艰苦努力，我们一定会有重大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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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史记·三代世表》。
⑵⑼⑽《晋书·束皙传》。
⑶《新唐书·历志》录《大衍历·日度议》。
⑷《左传·襄公九年》。
⑸《孟子·万章上》。
⑹《文选·六代论》李贤注、《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通志》注、《路史·后纪》亦引。
⑺《文选·六代论》李贤注、《通志》注亦引。
⑻《通志》注亦引。
⑾《穆天子传》荀勖序。
⑿《史记·夏本纪》正义。
⒀《文献通考》卷二百十经籍考子儒家《皇极经世书》条引晁氏曰。
⒁ 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卷二以会经运引黄氏畿曰。
⒂《后汉书·东夷传》注引。 |
发表于 2012-11-27 01:03:26
发表于 2012-11-27 09:4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