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被判处死缓的原郴州市委书*记、大贪官李大伦,就偏好写廉政诗文。翻翻他的诗文集《岁月如诗》,都是“道德文章”。比如《感怀》:“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单看这诗,这位官员真要令人肃然起敬的。
后来法庭调查确认,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等方面涉嫌伙同其家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合计1404万多元人民币,另有1797万多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并有一批收受的贵重物品尚未估价。
儒家经典《左传》里引用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不朽”,就是具有了被后人长期纪念的声望。这个“三不朽”的提法后来就被认为是士大夫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可是孔夫子又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具有高阶位道德修养的君子应该是低调的,应该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来体现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应该自吹自擂的。那么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古代社会,如何来让社会大众广为知晓并且达到“不朽”呢?“立功”比较容易表现出来,可是士大夫并不一定在可以“立功”的位置上。因此“三不朽”里,实际上只有“立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写上几本宣扬儒家道德观的书籍,就可以长久流传,王鸣盛就是说穿了这个秘密。
那么在大众传媒已经极其发达的当今社会,为什么还会出现用“道德文章”掩盖糟糕“口碑”的现象?是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文章”总是舆*论的主导力量,而“口碑”总是没有办法被记录和传播?我们如何能够不被历史上或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调门极高的“道德文章”迷惑?这是直到21世纪的当代仍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 |